新比較經濟學

❶ 國內有哪些比較厲害的新，舊制度經濟學家

1，一般的西方經濟學復認為，人是理性的制人，人的行為是理性的，但事實上資本帶有盲目性的特點；換句話說，人或許是理性的，但人的行為並不一定是理性的，如作為資本家總渴望工人工資低一點而不是高一點；資本家在乎的利潤的多少，而不在乎自己企業的行為污染了社區環境；等等。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假設進行糾正，補充了傳統的經濟學缺陷，提出了解決法。2，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社會出現了新的特徵，如人與生態環境的矛盾，人的關系產生了新的社會特點，這些是一般經濟學所忽視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人、組織、社會之間的行為關系和規則，也就是新制度經濟學所研究的制度問題。

❷ 比較分析凱恩斯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1.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或凱恩斯主義就是根據凱恩斯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1936）的思想基礎上的經濟理論，包括新古典綜合派、新劍橋學派、新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新興的新古典綜合。他們主張國家干預；新自由主義是指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革命以後特別是60、70年代後出現的一股企圖復興傳統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包括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新奧地利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倫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其基本理論觀點主要是主張自由經營反對國家干預。
2. 產生背景上，凱恩斯經濟學是30年代大蕭條的直接產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興起的歷史背景是從20世紀60年代末期起，西方經濟由戰後初期的繁榮階段步入停滯膨脹階段，凱恩斯主義主義無法解釋。
3. 經濟觀點上，凱恩斯經濟學包括總量分析法、充分就業理論、有效需求理論、消費傾向和乘數理論、流動偏好和貨幣數量論、經濟周期理論、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等；新自由主義則並非是一個統一的團體，經濟觀點上有所不同。
4. 政策主張上，凱恩斯經濟學提出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極力主張私有制，反對公有制；而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經營，反對國家干預；提出「自然失業」理論，反對工會組織；堅持健全財政原則，反對通貨膨脹；宣揚自由貿易，鼓吹經濟全球化。
5. 貢獻上，凱恩斯經濟學的政策主張為當時的資本主義經濟擺脫危機和困境，提供了一條現實可行的途徑，並最終挽救了資本主義；而新自由主義在英美的實施均不同程度地帶來了負面效應。

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都是近代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兩種思潮以表面上對立的形式，成為不同歷史時期西方社會的統治經濟思想。這兩個思潮的對立是表面的，其階級性的同一是本質的。它們者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反對工人階級，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所不同的是在經濟政策方面，國家干預主義學派主張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管理，新自由主義學派主張自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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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請介紹幾個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

一)經濟學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後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 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150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1929年5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30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20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M·Walras）、古諾（A·Cournot），德國的屠能（J·Thunen）和英國的傑文思（W·Jevons）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1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56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50歲的凱恩斯和一批25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J·Robinson）、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R ·Harrod）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26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1903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3篇論文。拉姆齊的這3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1926）、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1927）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1928）。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W·Baumol）教授等一批學者在70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70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J·Mirrlees）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3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1922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N·Kaldor）和卡萊斯基（M·Kalecki）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30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1956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80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1948年第1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1970），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50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25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1947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1966－1986年連續出版的5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388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薩繆爾森成長的30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5年學習以及後來在MIT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1976年和1982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J·Viner）為首的反對英國30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1900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O·Lange）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1979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30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50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H·G·劉易斯（H·G·Lewis）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1959）和加里·貝克爾（G·Becker）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1957）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199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R·Lucas）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1939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R·Coase）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二)管理學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爾（Gary Hamel）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是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
對於企業來說，「核心競爭力」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於：因為核心競爭力具有稀缺難以模仿這些的資源特徵，對核心競爭力的重視和研究，實際上是將企業競爭優勢的生成問題轉化為維系競爭優勢的問題，進而賦予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也就是為什麼認清、維護和加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是「性命攸關」的。
過去，多元化經營的大公司可以簡單地指示下屬的各業務單元進入某個特定的終端產品市場，並要求這些業務單元能成為世界領先者。但是，隨著市場邊界迅速變化，目標市場往往變得飄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這一簡單做法，則難以創造新市場，也難以快速進入新興市場或在成熟市場戲劇性地改變客戶選擇的模式。
競爭優勢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層整合整個公司的技術及生產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這些能力使得各項經營業務能夠迅速捕獲不斷變化的機會。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顆大樹，樹乾和主要枝杈是核心產品，較小的枝杈是些業務單元，樹葉、花朵和果實是終端產品，而提供滋潤、營養和穩定的根系則是核心競爭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縮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競爭力。
我們可以把核心競爭力視為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關於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不僅涉及技術體系的協調一致，還與工作的組織、價值觀的傳遞有關。核心競爭力還是溝通、參與，以及對跨組織邊界工作的深刻認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競爭力並不意味著比競爭對手更多的研發投資，也不意味著垂直整合。
核心競爭力的獨特之處在於，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強。核心競爭力不僅是把已有的業務抱成一團的粘結劑，而且還是新業務開發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產品背後是幾個共享的核心競爭力。各種各樣的業務從表面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處的核心競爭力看，不同的業務恰恰是脈絡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學、成像技術和微處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競爭力使它得以在復印機、激光列印機、相機和掃描儀這些看起來不同的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羅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內西（William J. Abernathy）：關注企業長遠發展
過去20年間，因美國的經濟層越來越依賴一些幾近教條的管理原則。這些管理教條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華而不實的方法，輕視基於經驗的洞察力，因而無法把握戰略決策的微妙性和復雜性。結果，追求短期經濟回報的最大化成為許多公司壓倒一切的准則。
當今世界，大多數行業的成功都要求企業重視長遠發展，從而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然而，美國管理者卻沉迷於那些看似實用的「管理教條」：鼓勵管理者重分析，輕洞察；鼓勵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減，放棄長遠的企業發展。事實上，恰恰是這些被管理者視為福音的管理教條在美國經濟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這些風靡全美的管理教條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財務控制管理。隨著企業的組織結構日益分散化，企業傾向於把利潤中心作為衡量管理者成敗的基本標准。這必然導致企業更依賴於投資回報率這樣的短期財務指標，並以此來評估管理者的業績。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人敢於嘗試創新，因為沒有人可以承受失敗帶來的後果。
企業組合管理。企業組合管理是「投資組合管理」概念在企業中的運用，即多元化經營。但是，假如運用這一理論的管理團隊缺乏實際經驗，只關注財務和控制，那就會把管理者推向一個極端：在安排資源時畏首畏尾，不敢承擔責任，不願冒風險。
市場驅動管理。1960年以來，美國公司把一個它們原本忽視的原則用得過於到家了：經營以客戶為導向。問題在於，運用市場驅動企業發展的戰略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客戶往往只看得到現有的產品，企業僅僅關注當前的客戶滿意度有可能會錯過未來的卓越產品。
事實上，企業得以生存和經久不衰的命門歷來如此：投資、創新、領先、創造從未有過的價值。只有如此，而不僅僅是充當控制者、市場分析家、企業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場先驅。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條：經濟下滑之罪魁》
亞伯拉罕·扎萊茲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領導者
管理者和領導者是非常不同的兩類人。在動機、成長歷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動方面，兩者都截然不同。
什麼是培養領導者的最佳方法？各個社會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養管理者就是培養領導者。但是這種機制雖然能夠保證控製得法、各方權力平衡和管理者勝任其職，卻不能保證組織富有想像力、創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離正軌。而且，管理者傾向於集體領導

❺ 報考新疆財經大學研究生和新大研究生哪個比較好（經濟學專業）

我是新疆大學畢業的抄 那裡的情況我清楚些。

我的建議是新疆財經大學 以為新疆大學的專業設置雖然很多都是泛泛的，不是很專業，要說從老師方面考慮，自然也是財經大學的相關專業師資力量好些啊，一些建議，參考下啊。

❻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內部學派比較

制度經濟學派的發展已約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不同制度學派之間或多或少都存在著理論觀點上的原則性沖突。這一點不但在新制度主義學派同舊制度主義學派之間存在著，尤其在各自內部也存在著，尤其在新制度經濟學派內部尤為明顯。
1、經濟學方法論。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承襲了凡伯倫、康芒斯的傳統，普遍反對形式主義，不用數字模型和先進的計量學。他們對研究對象分析結論往往是與總結性的概念和對周圍制度背景的理解有關。而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不反對形式主義。
從研究對象上來看，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主張研究對象應放在一個整體的環境下，反對用個體來部分地解釋社會整體的本質和動力，認為個體主義研究方法范圍狹小，實際上應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及法學等。而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受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其研究對象的出發點是從個體出發，認為所有經濟現象在本質上應根據個體的性質、稟賦、目標和信仰來解釋。
2、經濟學基本假設。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設修正為「有限理性」。而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提出用「社會一文化人」來代替「經濟人」，同時也不贊同用「有限理性」對「完全理性」的修正。他們認為，這二者都沒有認識到人的心智結構是多層次的。他們也不排除理性，但認為理性是適應性意義上的，是逐漸調整過程。
綜上所述，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放棄了形式化方法一用數字或邏輯代替自然語言的表述，拘泥於描述調查、政策分析和規范性的研究方式，使其理論發展受到制約。由於制度的研究中又包含了許多不可度量的因素，所以單純用形式主義分析方法來處理紛繁復雜的經濟體系時也會受到許多的限制。除此之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是單純的個體，而是社會性的個體，而其中文化、制度對個體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都是不完整的。

❼ 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主義有何區別

其實他們無法放在一起比較。新制度主義是橫跨多個人文學科的思潮和分析路徑，而經濟學是應用這一路徑的其中一個學科。NIE之所以是N，主要是與古典制度主義有定義上的巨大分歧。經濟學的傳統制度理論分為德國經濟學歷史學派和美國老制度經濟學派。德國經濟學歷史學派主張經濟過程是在由文化與歷史因素塑造的社會框架中展開的，因此只有進行歷史的比較研究才可以洞悉某一經濟系統的獨特性，有了對比才有不同。此外，Gustav Schmoller還認為理性人假設是不合理的假設，而應該改進為更為現實的人類行為模型，可以看到，這一論斷實際上是在試圖動搖新古典主義的根基。美國老制度經濟學派的Thorstein Veblen則把制度界定為「常人共有的、固定的習慣性思維方式」這已經跟新制度主義有些神似了，但是老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低估理論分析的價值，因此一直沒有成為經濟學的主流。

有些人把科斯在1937年的研究作為新制度主義的起源。他在「公司的本質」中對新古典主義進行了批判，認為其太重視邏輯演繹而忽略了經驗世界，以至於偏離了價值體系本身。其中對市場交易成本的論述簡明易懂，是新制度主義初學者的入門概念。實際上Coase在提出交易成本理念之後，並沒有引起重視。直到Oliver Williamson提出交易成本的前提條件——有限理性與機會主義——之後，交易成本理論才得以復興。

新制度主義在後來進一步改變了對制度的最初理解。原本學界只是將其看成是一系列的規則、組織和規范等。但是後來諾斯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將其定義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更確切地說，構成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這種制度定義強調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協議或是約束。比如婚姻是一種制度的約束、貨幣、公司、合作社、遺產法和學校等都是制度。作為一種規則，制度通常被用於支配特定的行為模式與相互關系。而社會學中的制度主義更是打破了制度與文化概念之間的界限，把它擴展為廣泛的意義上界定製度，融入了人的行動提供「意義框架」的象徵系統、認知模式和道德模塊。至此，就連文化本身也被界定為一種制度。價值、意識形態和習慣等就是成了制度。也就是說，尊老愛幼，父慈子孝，男上女下也都是制度的規范。

❽ 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有什麼相同點和不同點

新制度經濟學由科斯創立，側重於交易成本的經濟學研究領域，交易成本是指在建內立商容品交易過程中，沒有被易主考慮到而損耗掉的成本。新古典派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在對以往古典派經濟學進行細化，而於1970年代形成的學派。其理論框架由理性預期假說和自然失業率假說組成。該學派主張市場經濟能自動解決失業、不景氣等問題，而政府主導的穩定政策沒有任何效果。在失業和通貨膨脹的兩難問題不僅在長期，短期也不存在這一點上，與貨幣主義不同。
相同點：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不同點：新制度經濟學注重從經濟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主張通過對事實的詳細考察，以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新古典經濟學過於強調研究的形式化、數學化和抽象化。
聯系：新制度經濟學具有超凡解釋力的原因是放寬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系列假設。具有更強的解釋力。新制度經濟學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的缺陷，但其理論研究的立足點、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新古典經濟學。諾思說，新制度經濟學保持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稀缺和競爭等理論，修正了理性的假設，引入的時間維。

❾ 新古典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的區別是什麼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特色
[摘 要] 西方經濟學經歷200多年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三次大的革命，已經成為一門蔚為壯觀的學科。但它始終未能擺脫其固有的理論思想和理論體繫上的致命缺陷。正是這個缺陷構成了新興古典經濟學得以產生和興起的理論條件與邏輯起點。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基本范疇、理論框架、分析範式等方面的開拓性研究取得嶄新突破，並以此為基礎，對企業成因和經濟增長長期動態模型等提出新的學說。新興古典經濟學增強了對現實經濟事實的解釋力，受到日益廣泛的認可，成為西方經濟學理論特色的最新反映。

[關鍵詞] 新興古典經濟學 經濟學 理論特色 創新

一部西方經濟學說史向我們展示的是，源自古希臘以來的經濟思想、經濟學說和經濟理論，不斷涌流與分化，不斷否定與前進，不斷創新與發展，形成了一條奔騰不息的智慧長河與信息洪流，林林總總的流派和交錯延綿的學說，彰顯著學術的勃勃生機與活力。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也許是西方經濟學這條智慧長河中最新的泉流、很有希望的一股信息流。作為前沿新學派，新興古典經濟學產生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從一開始它就受到廣泛的關注和積極的評價，產生熱烈反響。當然，從學科性質、理論體系與思想淵源上講，新興古典經濟學仍屬西方經濟學的范疇，但由於以下兩方面的原因，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對新興古典經濟學加以嚴肅的研究和積極的宣介。第一，它的首創者之一是以楊小凱(Yang)、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華人或華裔學者，因此，新興古典經濟學被認為是一個有中國背景的新興經濟學前沿學科；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注重對現實經濟事實的研究和解釋，包括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轉型與發展的研究分析，因此，新興古典經濟學有別於某些在抽象和模型化走過了頭，一股腦鑽進陰冷書齋而遠離火熱現實的純理論性或數理化的邏輯推演。也許不用多久，新興古典經濟學就會走進國內大學經濟學的講堂；事實上在1999年，楊小凱就把新興古典經濟學帶到了北京大學的講壇，並正式受邀培養碩士和博士研究生。

一、新古典經濟學的困境直接構成新興古典經濟學產生與發展的邏輯起點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系統性發展源自亞當·斯密，中經大衛·李嘉圖、西斯蒙第、穆勒、薩伊等，逐漸形成了一個經典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這就是古典經濟學(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紀以後，現代西方經濟學歷經了「張伯倫革命」、「凱恩斯革命」和「預期革命」等所謂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這個框架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區別於先前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過去100年間的研究成果和發展特徵，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證偽主義的普遍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分析工具的數理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交叉的邊緣化。

「張伯倫革命」擯棄了古典經濟學把競爭作為普遍現象，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更多的是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或「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式。他們運用邊際分析法，分析了「壟斷競爭」的成因、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從而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凱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從而在理論體繫上劃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而凱恩斯則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凱恩斯完成理論創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經濟學關於充分就業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論基礎「薩伊定律」，認為在通常情況下，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導致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均衡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於「消費傾向、靈活偏好和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據此凱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議強調，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增加投資，刺激經濟，彌補私人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實現充分就業，消除產生失業與危機的基礎。「預期革命」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貨幣供給的變化可以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並由此引起經濟波動；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的這種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變化將導致總需求的變化，而總需求的變化又將導致經濟波動。所以他們認為，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幹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無效的，因而不僅存在「市場失靈」，也存在「政府失靈」。

此外，西方主流經濟學在20世紀末，以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經濟學》教科書為代表和標志，又開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論創新在於：一是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直接奠定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從而實現對薩繆爾森《經濟學》的超越；二是加強對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新課題的研究並取得新成果和新發展；三是進一步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認為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就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上述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革命」或「整合」的實質，是後者對前者的批判、修正、補充和發展。盡管如此，歷經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經濟學，仍然無法擺脫其固有的理論思想和理論體繫上的致命缺陷。這些缺陷主要表現在：

（一）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的漠視或做外生假設。新古典經濟學只是假定分工與專業化的問題已經解決，並把給定的消費者與廠商作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對立交換關系作為最基礎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礎上僅作產品之間的邊際選擇分析。

（二）經濟增長模型存在嚴重缺陷。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及其模型，始終不能解釋經濟的長期增長與發展，不能從理論上闡明窮國越窮、富國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從而無法建立起經濟增長的微觀模型。

（三）對經濟規模的錯誤定義。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規模無止境的定義，無法解釋許多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廠商平均規模並不存在越來越大的趨勢。經驗數據表明，有的越來越大而有的越來越小，總體呈倒U型變化趨勢。

（四）對企業成因的迴避。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中，企業和企業制度都被預先假定為外生給定，他們不能解釋或迴避了對企業和企業制度的解釋，更無法解釋諸如生產外包、特許連鎖經營、電子商務等現代商業社會中種種新現象。

總之，新古典經濟學在理論框架、分析範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經濟學的發展，同時又成為催生新的理論的恰當條件。正是在這樣的理論基礎前提和思想淵源背景下，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澳大利亞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用非線性規劃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古典經濟學中關於分工和專業化的精彩經濟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現代分析工具復活古典經濟學的思潮。比如，他們以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決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進為基礎，重新闡述斯密的分工理論及其對國際貿易原因的論述。他們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學的尋找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建立起宏觀經濟增長的微觀模型；他們將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在多種經濟用途之間進行合理配置的學問」的定義，改變為「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中的各種兩難沖突的學問」，其主要任務是對技術與經濟組織的互動關系及其演進過程的研究。楊小凱等人提出的新學說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可，並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經濟學流派，這個流派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區別於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實現理論創新和研究方法的超越

（一）糾正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向上偏離，重新定義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建立起「消費—生產者」的基本概念，奠定分析框架的新基礎。

他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向上偏離了古典經濟學，使經濟學的研究從專業化和分工問題轉向了給定組織下的資源分配問題，使專業化經濟被規模經濟所取代，使資源配置的Pareto最優總是與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可能性邊界相聯系。他們認為，這種偏離是導致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須糾正這種偏離，把經濟學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正軌上來。因此，新興古典經濟學重新定義了研究對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強調了「分工」和「專業化」的概念，改變了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消費者與生產者對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費－生產者」的概念，將分析框架建立在以個人自利決策交互作用的基礎之上，同時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費用，又內生出企業制度、經濟增長、遞增報酬、廠商規模等現象。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增長模型將企業制度在分工中內生，在企業理論中直接注入了經濟增長的含義，從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缺陷。

（二）在研究方法上實現了揚棄和超越。新古典經濟學慣用的分析方法是邊際分析方法，而新興古典經濟學不僅運用邊際分析方法，而且運用超邊際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實現了研究方法上的創新。

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模型中，通常假定社會由2個人組成，每個人必需消費食物和衣服2種產品，同時每個人在每種產品上有3個變數可選擇：一是自給自足量，二是購買量，三是銷售量。這樣，2種產品就有6個變數。每個變數的取值既可為正也可為零，由此，全社會成員（2個人）對所有產品（2種產品）的最優決策，共計有23*2=64個可能的角點解和內點解。所謂角點解是指當一個決策變數的最優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為0）時的點解，而內點解則是指當決策變數最優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為0）之間時的點解。在上例64個解中，有1個內點解和63個角點解。如果產品數量增加，其可能的角點解將變成一個天文數字。然而，楊小凱運用庫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優化的角點解和內點解，使可能的最優解范圍大大縮小，而後文玫（Wen,1996）將這一方法推廣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數和非常一般的生產條件，形成的方法被稱為「文氏定理」（Wen Theory）。根據文氏定理，可能成為最優決策解的數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點解和內點解之和少得多。在上例中，實際上只有基於3種選擇組合的3個角點解為最優解：第一種組合是食物和衣物都自給自足，沒有專業分工，也沒有交易和交易成本；第二種組合是專業生產食物，用出賣食物的錢購買衣物；第三種組合是專業生產衣物，用出賣衣物的錢購買食物。除此以外，其他的組合都不是最優解。

以文氏定理為基礎，超邊際分析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為最優的角點解；第二步，對剩下的每一個組合（角點解）用「邊際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個局部最優值；第三步，比較各組合之間的局部最大目標函數值，整體最優解就是一般均衡最優解。由此可見，超邊際分析方法既脫胎於邊際分析，包含了邊際分析，更超越於它。由於新興古典經濟學假定人們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所以根據超邊際分析，他們不但在消費各種產品之間作邊際選擇，更要在專業生產何種產品上作超邊際選擇。實際上，他們的選擇還要涉及出售多少產品、是否雇傭工人等等，這些就是多項超邊際選擇了。

（三）重新定義重要基本范疇，為建立新的理論框架和分析範式鑄成了所必需的理論基石。這些基本范疇包括：分工，專業化，兩難沖突，交易費用，交易效率（與交易費用成反比），內生和外生等。新興古典經濟學運用這些基本概念對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提出新的解釋，並由此發展出新的理論學派。

例如關於交易費用的研究。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應將交易費用區分為外生的交易費用和內生的交易費用，並由此建立其新的產權理論。他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只是研究了外生的交易費用，而未涉及內生的交易費用。外生交易費用是交易過程中直接或間接發生的、非由於決策者利益沖突導致的交易費用，包括運輸過程中的資源消耗、用於生產、通訊、運輸及交易過程中的交易設施等。新興古典經濟學著重研究和定義了內生交易費用的新概念，提出內生交易費用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廣義內生交易費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參與者都已做出決策之後才能確定的交易費用；狹義內生交易費用則是指市場均衡與Pareto最優之間的差別，即人們在交易中爭奪分工好處的機會主義行為引起的交易費用，包括外部性、壟斷權以及扭曲等，它與個體的決策、制度及合約的安排有關。他們認為，研究內生交易費用的意義在於：可根據兩難沖突將壟斷和外部性程度內生化，有助於研究道德風險和信息不對稱引起的交易費用，可用博弈模型直接研究策略行為之間的交互作用等。

再例如關於貿易（包括國際貿易）的解釋。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專業化生產與多樣化消費造成貿易的兩難沖突。因為，專業化生產意味著高效率，多樣化消費則意味著高效用，而消費的效用越高實現消費的交易費用也越高。因此，由專業化生產帶來的比較優勢效益就與交易費用形成了沖突。如果交易費用很大，超過了專業化生產帶來的效益，則均衡結果就只能取消分工，選擇自給自足方式；這時效用最大，生產水平處於可能性邊界之內，水平較低。反之，如果專業化生產帶來的效益超過了交易費用，則必然出現分工，而且隨著交易費用的逐漸降低，分工呈現跳躍式發展趨勢，從局部的分工到全面的分工；這時生產水平得以提高，處於可能性邊界上。這一均衡結構是由交易雙方的相對人數、相對偏好和相對生產率所決定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帶來了勞動分工的演進，進而伴隨著諸如經濟發展、貿易增長、市場結構變化等拓撲性質的變化。

（四）構建起新的理論體系。

新興古典經濟學沿著如下主線實現理論創新，發展並建立起新的理論框架體系：產權界定、合約執行——（內生、外生）交易費用——專業化和分工——市場化、競爭程度與協調失靈的風險。他們認為，為了減少交易中的不確定性，避免高分工的協調失靈風險，可以採用三種辦法：一是構築保險市場；二是明確界定產權。他們認為，合理的產權制度選擇，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自發的內生過程，國家政府對於公共資產的產權設置，基本上決定於最終的內生和外生交易效率的替代選擇。當然，明確產權可能產生較高的外生交易費用，同時還帶來競爭程度與分工水平及協調可靠性之間難以兼顧的兩難沖突；三是加強同行競爭，包括縱向和橫向的競爭。他們認為，競爭會大大推動分工和市場的發育，增強消費者對生產者的控制能力，催生和促進私有產權制度。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構架和分析範式，可以將很多經濟發展和貿易現象解釋為分工演進的不同側面，可以解釋企業的出現和企業內部組織的均衡意義，可以解釋交易費用和制度對分工和生產力演進的意義，可以解釋貨幣出現、景氣循環等宏觀現象，因此，它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局限和缺陷。

（五）突破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在新的基礎上探索出「宏」、「微」有機聯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不外乎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人們做決策前的經濟環境。經濟學家通常用一些數學函數來描述這一基礎層次，比如，用效用函數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產函數描述生產條件，用預算約束描述制度環境，用博奕論中的游戲規則描述經濟制度等。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個體的自利行為，用自然及制度環境來解釋人的自利行為。這一層次的分析一般被稱為決策的比較靜態分析，即環境變化時最優決策會如何作出反應。第三個層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個體的自利行為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局，用自然及制度環境解釋不同人自利行為交互作用的後果。這一層次的分析一般被稱為均衡的比較靜態分析，即當環境變化時，對自利行為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局會如何變化的分析。如果在第二、三層次的分析中，加入時間因素，就可實現對動態決策和動態均衡的比較動態分析。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第一、二、三層次的分析都是實證分析。在實證分析中，經濟學家一般運用思想實驗的方法，探究在什麼條件下什麼事會發生這類實證性問題。第四個層次則是與價值判斷有關的所謂福利分析或規范分析。在這個層次上，經濟學家會提出什麼是對全社會最好的經濟狀況這類涉及價值判斷的問題。通過對自利行為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後果進行福利分析，他們會得出這種後果對全社會是否有利的價值判斷。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主要是在第一、二、三層面上進行分析，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內的靜態或動態競爭均衡，並且由於存在規模收益遞減，難以達到Pareto最優，因此其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被大大削弱了。新興古典經濟學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基於多個兩難沖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並且，這種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觀的角點均衡和資源的Pareto最優配置的基礎上的，這種整體Pareto最優既涵蓋了最優資源配置又涵蓋了最優分工結構，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釋宏觀經濟增長。這樣，新興古典經濟學就將微觀基礎與宏觀增長有機聯系起來，從而為回歸經濟學「大一統」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義的探索。

（六）找到了解釋企業產生的原因和條件的依據，對企業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釋。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企業產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為建立基本經濟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論學說，對現實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解釋力遭到很大削弱。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創新在於，用勞動的交易效率來解釋企業的產生。他們認為，勞動的交易效率與中間產品交易效率的比較是關鍵。若勞動的交易效率大於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則分工會通過勞動市場和廠商來組織，從而促使企業產生，以體現分工的要求和效率。若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交易效率小於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交易效率，則中間產品專家會成為企業的老闆；反之則由最終產品專家充當企業老闆。他們認為，作為一種巧妙的間接定價方式，企業家享有的剩餘權促進了分工，催生了企業，因而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此外，新興古典經濟學還提出了對城市化、工業化和層級結構等現象進行解釋的思路。

（七）建立起新的經濟增長動態模型。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對專業化和分工的忽視迴避，是導致新古典經濟學經濟增長模型缺乏微觀基礎、缺乏解釋力的根源；又由於其經濟增長模型是在全面均衡分析的框架內發展的，模型中只有動態競爭均衡而不存在Pareto最優，是新古典經濟學增長模型的重大缺陷。正是這種理論缺憾，促成了新興古典經濟學構建新增長模型的創新空間。新興古典經濟學重點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微觀動態模型，並取得了理論創新的突破。他們認為，作為經濟增長內在原動力的專業化和分工水平，應當是內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說，即使外界技術、環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恆定，在社會生產的條件下，分工水平也會自發的提高，從而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由此，新興古典經濟學構建起分工的內生演進模型，其內生增長理論研究的動態決策包括兩個沖突：一是專業化生產加速學習過程的動態效果與交易費用的沖突，二是當前消費與未來消費之間難以兼顧的沖突。但他們強調，演進的過程是一個良性循環：

——起點是自給自足的生產，由於很低的生產率，負擔不起交易費用；
——隨著生產經驗的積累，生產率的稍微提高，能夠負擔起一定的交易費用，這時可以選擇稍高的專業化水平；
——進一步地通過市場的自由擇業和自由價格機制，使得整個社會的分工水平得以提高；
——隨著生產經驗積累和生產技術改進的進一步加速，生產率也加速提高，使得承擔交易費用的能力增強，從而推動更高水平專業化的實現。這個循環累進過程的持續，最終必然會導致一國經濟的起飛。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這一增長模型有兩個重要突破：一是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摒棄了新古典經濟學將生產與消費絕對分開的做法；二是體現了競爭均衡和Pareto最優的一致性。

綜上所述，新興古典經濟學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與困境，運用現代分析工具，對經濟學的研究發展進行了古典回歸，建立起新的學派，創制出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範式，對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提出新的解釋。這個學派正受到廣泛的關注和越來越多的認可。當然，作為一個新學派，新興古典經濟學尚有一個發展完善的過程，尚存在一些缺陷與不足，一些有待商榷的偏頗和失當。比如，他們忽視預測、計劃、制度和政府的作用，否認規模經濟的存在，熱衷於運用學說作廣泛的解釋，力圖創制出一種可以解釋一切現象和過程的全能學說。對這些缺陷或不足，與其看成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如看成是這個新興學派的發展空間。無論如何，在研究起點、研究方法、分析範式、分析工具、理論創新、經濟解釋和政策建議等方面的重大突破與跨越，對新興古典經濟學來說，是尤為重要和關鍵的。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時代特徵與創新機制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不是偶然的。20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發展加速，信息及網路技術沖擊原有的經濟格局和發展路徑，經濟結構不斷更新，經濟制度創新活躍，新經濟成分和因素不斷涌現。而隨著新經濟時代的到來，新古典經濟學卻日漸失去其鼎盛光芒，對經濟發展現狀及其過程不斷涌現的新情況、不斷呈現出的新特徵日漸解釋乏力，甚至不知所措。這是新興古典經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現代西方經濟學歷經200年延續、分化和發展，成長為一門蔚為壯觀的學科門類，在它的龐大體系中，實證分析與規范研究相得益彰，思辯推演與案例解說交相輝映，邏輯的演繹和歷史的歸納相行不悖，正是自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源源流長的思想源泉、豐厚肥沃的理論土壤和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勤奮探索取得的輝煌研究成果，為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產生的興起奠定了基礎。這個新學派產生的時間不長，人們對它的理論框架、研究範式和分析方法，以及它呈現出的理論特色，它對經濟學發展的貢獻等，也還有個認識過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產生，特別是它所反映出的對現實經濟現象及其特徵的不凡解釋力，對於經濟學的發展是一大幸事，對經濟學研究者是一大鞭策和鼓舞。我們有必要關注這一新流派的產生和發展。

緊隨社會經濟發展的腳步研究時代提出的現實和理論問題，經由各種學說充分而自由的爭辯交鋒，是西方經濟學200多年來保持活力與生機，不斷取得進步發展的動力和特色。在學術研究上，成長起來的是「大家」而不是權威，更少有迷信和盲崇。在理論發展上，後者對先人既有繼承和發展，更有修正和批判，從而營造出經濟學發展的勃勃生機，開創出突破性發展的嶄新空間。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產生和興起，是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史上的新進展，是上述理論創新機制的新體現，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對古典經濟學的傳承。從這批判與傳承中，我們看到了新興古典經濟學閃爍著創新的智慧之光。

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是研究財富增長的學說，他在《國富論》中強調分工和專業化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與途徑，而分工和專業化則是一個經濟組織問題。因此，古典經濟學主要研究的問題就是任何改變經濟組織，使分工得以擴大，專業化得以加深，從而可以生產更多的產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產產品。以對分工和專業化的深刻研究為基點，在分工理論的基礎上斯密提出了一系列經濟學說：分工效率與交易費用的比較差別，決定了工農業生產率的差別；分工水平由市場大小決定；市場可以自發協調分工，因而不需要政府幹預；分工使產量大增，從而使每一個勞動者都有大量的產品可以充分地出售，而自己所需要的產品其他人也可以充分地供給，這種由分工導致的產品逐漸充裕的過程，也就是整個社會逐步富裕的過程。李嘉圖把斯密的分工理論運用到國際貿易，提出了比較成本學說。

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形成的代表作，但它仍然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衣缽。因為《經濟學原理》在關注資源配置問題的同時，仍然關注分工與專業化問題，並提出了新的見解。只是囿於當時數學工具的缺乏，馬歇爾未能將他的新見解加以數學化。這一缺失，無論對馬歇爾還是對其後的經濟學的演化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其後的經濟學家在運用數學工具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邊際分析感到的得心應手，牽引著他們逐漸遺棄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的研究，專注於資源配置問題和理論研究範式的數理化、模型化，從而走向了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的《通論》將經濟學的基本模型從兩部門模型擴大至三部門模型，把政府作為與消費者和企業並行的經濟行為主體，提出了政府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