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對社會的貢獻

1. 經濟學家貢獻了什麼

定價：20.00 目錄知識的「能」與「不能」（譯者序）作者小傳致謝導言：？/丹尼爾·B.克萊因經濟學家工作的作用和價值 / 弗蘭克·D.格雷厄姆經濟學家與公共政策 / 羅納德·H.科斯經濟學家權威的衰落 / 威廉·H.赫特政策主張中的「現實主義」 / 克拉倫斯·菲爾布魯克如何兼顧學術成就與社會貢獻 / 戈登·塔洛克公共福利與經濟學敘事 / 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經濟學家知道些什麼？ / 托馬斯·C.謝林經濟學家以及錯誤的糾正 / 伊斯雷爾·M.柯茨納論作為一名經濟學家 /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研究經濟學職業和經濟學家的推薦書目人名索引譯後小記 導言：？ 丹尼爾·B.克萊因收集在本書中的論文展示了經濟學家們所做的選擇。寫作什麼樣的主題，遵從什麼樣的理論前設，吸引什麼樣的當權者，運用什麼樣的研究方法，採用什麼樣的論調，預設什麼樣的聽眾，回應什麼樣的挑戰以及想要服務什麼樣的社會目標，每一次在做如上選擇的時候一個經濟學家就扮演了一個經濟學家的角色。今天的經濟學家們所做的個人選擇能有效地促進人類社會的改善嗎？當前的大多數作者都懷疑經濟學家的諸多選擇並不是為了社會的改善。經濟學家能夠很快發現市場、政府以及其他制度的缺陷，但是他們卻極少將這一發現缺陷的本事對准他們自己所在的職業界（即使有，也不是公開的）。在這一問題上，他們的公開態度頗像對待自家孩子的態度：沒有任何批評性質疑的全盤接受。有些經濟學家也會對平常的職業常規和標准懷有一種懷疑，但這種懷疑卻僅限於私下裡的思考和朋友間謹慎的交談。只有少數的幾個經濟學家，比如阿加·克萊默（Arjo Klamer），大衛·科蘭德（David Colander），托馬斯·邁耶（Thomas Mayer），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和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才公開地表達了他們的懷疑。 對這本小冊子而言，其推動力來源於這樣一個看法，即學術機構無法為現實行動提供有效建議，而且他們還懷疑研究工作是否能夠增進政治經濟領域中的明智行動。如果是這樣，經濟學家們或許就會發現從事學術工作的壓力使得他們偏離了為社會經濟生活做出貢獻的方面。他們的身心被「撕裂」（torn）了，究竟要在學術領域作出成就還是應當為現實經濟體制更好的運作作出貢獻？這本匯集了諸多文章的小冊子希望發現一條進入學術經濟學家內心世界的通道，它建議經濟學家真正面對這一學術成就和現實貢獻之間的張力。這一張力的存在特別體現在弗蘭克·格雷厄姆（Frank Graham）、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威廉姆·赫特（William Hutt）以及克拉倫斯·菲爾布魯克（Clarence Philbrook）的文章中。那些文章寫作的年代，和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埃德溫·坎南（Edwin Cannan）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文章中的暗示一樣，顯示了那一時代的經濟學家反對那種僅僅看重在學術領域有所成就而對社會無所助益的研究風格，這一取向也暗中體現在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那篇更富於樂觀氣息的論文中（寫作於20世紀70年代早期）。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eCloskey）、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伊斯雷爾·柯茨納（Israel Kirzn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文章也指涉到了經濟學家在增進人類社會的福利方面起到的作用。本書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重要的觀點，有時這些觀點之間還會有沖突，但是在基本問題上他們的觀點卻是一致的。因此，將這些論文匯集在一起就既能提供一種經濟學作為一門職業存在的理由，也能提供一種經濟學家應該有的社會責任的眼光。下面，我將從不同的文章以及他們各自的理論貢獻中提煉出幾個關鍵性的思想供大家參考。 政治經濟學中的決策者(Practitioner)是普通人 赫特和哈耶克指出了政治經濟學和其他一些學科，比如物理學，化學，工程學和醫學，之間的一個重大差異。對後面的這些學科而言，人們委託專家做出重大決定，因此這些領域內的決策者很有信心運用基本知識改善人類的狀況。然而，政治經濟學中的決策者卻不是經濟學專家而是每一個政府官員和普通選民——平凡的普通人（the Everyman）——他們是高度忽視和缺乏基本經濟學思想的典型。「結果是……」哈耶克說道：「……你永遠不能一次性地為所有人確立一條經濟學規律，而總是不得不付出努力使每一代人重新相信它。」作為一個群體的經濟學家們在向公眾持續地反復灌輸那些經濟學基本思想上沒能獲得成功（對於職業經濟學家而言，那些思想可能只是一些「不證自明」（inframarginal）的東西）。其結果是，在這個領域，「差不多比任何其他物種都明顯的是，人類不斷愚蠢地重復自己早已犯過的錯誤」。政治經濟學中的決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實使得職業經濟學家陷入了兩難境地：他應當努力教給人們各種經濟學常識，比如，以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和亨利·黑茲利特（Henry Hazlitt）提倡的方式，以此來開導那些政治經濟領域里的普通決策者嗎？如果這樣做，該工作能獲得職業尊敬並享有職業安全嗎？如果學術界看重那種僅僅寫給學界其他人看的範式化或形式化（paradigmatic）的研究，那麼，那些想證明自己沒有白領薪水的經濟學家應該如何做呢？他能發現一個值得信賴的信念讓他既能在學術領域取得成功又能為社會福利的增進做出貢獻嗎？ 被拋棄的基本觀點 很多作者在這本書中指出由於政治經濟領域內的決策者是普通人，基本的經濟學觀點和簡單的政策結論在公共事務中被拋棄了。科斯說道：「如果我們不得不提供的建議被採用的話，雖然它只包括幾條簡單的經濟學規律，但其價值是明顯的——令人泄氣的是這些簡單的規律卻被普遍地忽視了。」格雷厄姆也說過類似的話，即經濟政策的失敗在於非常缺少那些「明顯值得追求的、並能很容易認識到的目標。」哈耶克指出：「曾經獲得和廣泛傳播的知識不是被證實或證偽而是被簡單地丟棄和遺忘了。」科斯甚至還引證了弗蘭克·奈特，埃德溫·坎南和亞當·斯密的相似的評論，這些文章指出在經濟學內部，其實有一個處理該決策者困境，一代又一代地努力保持並使得經濟學基本觀點在公共領域內充滿活力的傳統。如果這些作者認為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和簡單結論被拋棄了，那麼他們心中肯定擁有一些特定的觀點和結論。大多數作者都相信政府政策應當以私有產權和契約自由為鵠的；我們還能確定幾乎所有的作者，除了謝林，也許還有格雷厄姆，都同意今天的美國政府應當立即減少或逐步減少至少一半的花銷和至少75%的政府管制。但是這本集子里的最基本的思想卻不依靠那種自由論者的政策觀點，而僅僅依靠一種信念，即如果經濟學家們更多關注和研究公共政策，更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經濟學的基本觀念就會更好地傳達給普通公眾，而不管他們相信這些觀念是什麼。盡管作者們基本上都同意政策改革，但是說他們在何為經濟學「簡單真理」（』simple truths』）上完全一致卻是值得懷疑的。可能所有作者都會援引在經濟學入門課程中講授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則：共同目標，勞動分工，機會成本，邊際效用，激勵，競爭，比較優勢，交易成本等等；也能確定所有作者都會偏愛這個故事——在產權制度下，通過滿足人們的需求，人的慾望能為人們創造獲得它們的機會；當然也能確定他們都喜歡市場行為的有效分散化協調。但奧地利傳統的學者，包括哈耶克，赫特和柯茨納，可能認為這個清單上還應該包括機會發現，企業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和分立的知識；塔洛克和其他的一些人或許認為在政治經濟學的諸多要素中還應該包括政府激勵分析；邁克洛斯基可能還會強調經濟行動中論說方式的重要；謝林會強調經濟體系中會計恆等式（accounting identities）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大家都同意政策應當如何改革，但在哪些基本觀點應當被強調並作為證據支持那些政策的改革方案方面，他們的觀點卻有所不同。 經濟學家能夠影響公共事務 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經說過，盡管其早期對經濟學家作為政策建議者能夠影響社會表現出明顯的樂觀態度的這樣一句話被柯茨納引用：「經濟學家們對他們生活其間的社會僅僅施加了一種微弱的幾乎不能察覺到的的影響。」斯蒂格勒告訴經濟學家不要企圖勸誡普通人，他甚至宣稱經濟學家不要對教育普通人抱有任何興趣，因為普通人知道自己的興趣所在並能使信息的尋找盡量有效。斯蒂格勒告訴經濟學家他們的努力或許最好應該集中在學術追求上。相比較而言，本書的作者們（部分除了赫特和哈耶克）卻力勸經濟學家們更多地參與公共討論（public discourse）。他們確定經濟學家們對公共事務施加了影響。塔洛克指出在取消汽車業、航空業和銀行業的政府管制和降低關稅方面，經濟學家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邁克洛斯基說道：「是觀念，而不是美元，擊敗了管制機構。」；菲爾布魯克表達了「觀念力量」（idea force）的觀點，「然而一種觀念會進入一個人的頭腦。它有可能死亡也有可能匯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更進一步地，一種觀念的表達在更多人的心裡播下了種子，然後，潛在地，這股力量會以一種天文數字般的速度增長。」或許作者們的信心部分來源於對知識本身所具有的性質的一種直覺。如果知識僅僅是一些信息（如同斯蒂格勒經常想要指出的那樣），經濟學無助於現實生活的改善（一種「宿命論」）就是一個不錯的判斷。人們會有足夠的激勵去尋找一些他所沒有的信息，比如一個電話號碼，而經濟學家們強塞給他的很多信息卻不太可能會影響他的行動。但是，知識並不僅僅只是信息，它還是一種解釋和判斷。普通人有時會習慣於從國會議員那裡獲得一些相關的信息，但是他們對與社會相關的經濟解釋和經濟觀點卻有一種即使有限卻很穩定的需求。這種需求往往是由工會領導人，商業發言人，環境活動家，所謂的消費者權利提倡者，律師，利益集團，權威媒體，政治家，政府官僚以及經濟學家提供的。通過提供強有力的解釋和嚴謹周密的判斷，經濟學家能夠在公共討論中起到一種極其重要的作用。塔洛克指出公眾如果知道卡特爾協議的經濟學解釋，他們一定會自始至終地反對民用航空委員會（the Civil Aeronauties Board，簡稱 CAB）；邁克洛斯基認為那些運動式隱喻（sports metaphors），比如美國對日本（U.S.-versus-Japan），損害了經濟學理解，而共同目標、比較優勢等替代性解釋卻能增進這種理解；科斯引用了一個思想試驗的例子——想像一個食品和葯品管理局的官員在決定是否批准一種新葯時所面對的激勵——一個具有強大說服力的解釋。這些案例中所提供的知識主要不是信息——某種事實和數據——而是一種解釋：故事，歷史，思想試驗以及隱喻。鑒於斯蒂格勒（由於懷有那種知識僅僅是信息的看法）極力想消除社會事務中錯誤難免的觀念，柯茨納堅持認為在經濟過程中錯誤無所不在，並且一如既往地將這一觀念應用到了公共事務的討論之中。在他看來，當人們發現了一種新的解釋的時候，錯誤可能就能被糾正，因為知識不僅僅是信息，它還是一種洞察力，而洞察力即是對一種新的、更好的解釋的發現。柯茨納批評斯蒂格勒沒有把這種錯誤觀吸納到他的經濟學和公共哲學之中。本書中的另外一些作者也站在柯茨納這邊，認為經濟學家能幫助人們發現他們的錯誤。菲爾布魯克指出作為政策建議者的經濟學家能夠幫助「人們發現自己的錯誤態度」；謝林認為有了經濟學家們提供的政策改革方案，所有的「免費午餐」（free lunch）就只有乖乖等著被人發現的命了。那種認為知識僅僅是信息的觀點還遮蔽了知識的第三個面向：判斷。當存在多種解釋而人們不得不在幾種備選解釋中作出決定時，就需要進行判斷。判斷是知識的這樣一個面向，在其中人們不僅要認識到觀念，更要相信觀念和運用觀念。判斷在行動中展現並經常在這樣的只言片語中被清楚地表達：「我認為我們應當做什麼……」。如同邁克爾·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所解釋的，判斷中有一種信奉的要素，相信或感覺一個人的信念會部分決定他如何思考、從事什麼樣的行動以及成為什麼樣的人。它是知識的道德維度，影響著一個人未來的主張和行動。因此，經濟學家能以兩種方式影響普通人，其一是提供事實和解釋，幫助人們發現何處是他的利益所在；其二便是提供道德指導，告訴人們他們的利益應當是什麼。從亞當·斯密到邁克洛斯基，雄辯滔滔的經濟學家們都認識到了說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言說者自身的精神氣質。當一個經濟學家反對許可限制時，勸說的理由不僅在於這個觀點是有說服力的而且事實上是被人們支持的，更在於它是真誠的，是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經濟學家需要留意察看一個經濟體系周圍以及隱藏在該體系背後的事物，需要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作出相關的描述。」一個經濟學家會強烈要求取消對商業活動的管制，他會勸說公眾他得出這個結論，不是因為他站在企業的立場說話而是為著整個社會的考慮著想。因為這個原因，和經濟學家的一次認真的交談能改變一個人的價值觀。邁克洛斯基指出管制委員會的「道德權威」被經濟學家們摧毀（infiltruated）了；菲爾布魯克也說過經濟學家可以通過確立「一種價值的有效性」（the validity of a value）來施加他們的影響。經濟學家能夠提供有價值的信息、解釋和判斷。一種對知識性質的全面判斷和了解能夠使得經濟學家們拒絕那種不管做什麼都沒有效率的「宿命論」思想。他們或許會採納一種艾倫·懷爾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表達過的態度：「這種對知識的全面理解會獲得一種能夠消除損害（由那些只是心地善良卻沒有經濟學常識的好人造成的）的智慧。」僅僅是好人會帶來決策的失誤，而經濟學家卻能糾正這些錯誤。而且即使經濟學家的影響不大，這些影響也是有價值的。如同科斯敘述過的，「一個經濟學家通過他的努力能夠將一個一年浪費一億美元的方案推遲一個星期（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小小的成功），他的這一行為就已經掙得了他畢生的全部薪水。」科斯鼓勵經濟學家們參與公共討論，不是因為他相信他們的影響會有多大，而是因為「即使一個小小的成功也不應該被輕視」。 非主流、悲傷以及對絕望的斗爭 盡管作者們表達了經濟學家們將會影響公共事務的希望，有好幾位作者卻告訴我們為什麼這個希望是困難的和難以達成的。經濟學家們的大作很少以一種直接的方式對社會產生效果，經濟學家們的建議似乎也被人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且當人們拒絕一個良好的建議時，其拒絕也是粗魯無理的。甚至在那些極少的、經濟學家的建議能在社會中生根發芽的情況下，智者的影響也是長久地被忽視而且他也不會獲得任何聲譽。在大多數時候，經濟學家們參與公共討論就好象在教導一個壞脾氣的、被寵壞了的孩子。經濟學家必須為獲得注意進行爭辯和論證，而一旦獲得了注意，他就會認真地和煞費苦心地將自己那套包含了一些基本觀點的方案不斷進行「預演」（reheared），盡量用一些想像的故事和案例來論證它的合理性；而當他認為公眾和政策制定者已經將他的觀點牢記在心的時候，他們卻突然拋棄了他的建議而且不給任何恰當的理由。他唯一的指望和依靠就是繼續希望和懇求，這整個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而且或許還使一個人看起來有點荒唐可笑。這種挫敗，甚至絕望的感覺尤其體現在寫作於20世紀30和40年代的赫特、格雷厄姆以及哈耶克的早期文章中，而那個年代，正是中央集權制（statism）不僅作為一種公共政策力量還是一種智識力量都快速增進和發展的時候。哈耶克指出經濟理性可能導致一種普遍的人類直覺與過分簡單化的幸福社會之構想的沖突。實際上，從收錄在本書中的哈耶克那篇1944年的演講辭中，我們就能夠看到那種傳統社會價值與現代社會理想規則之間相互緊張的觀念，而在隨後的四十年間，哈耶克又不斷發展和完善了這些觀念中的要點。哈耶克警告那些年輕的經濟學學生，「對一種觀點堅定不移的追求肯定會使你陷入一種差不多是孤立無助的和非主流（unpopularity）的狀態，」而經濟學家「不必為他的努力去尋求公眾的支持或同情。」赫特的忠告同樣令人心灰意冷。他說自由主義導向的經濟學家必須「意識到一種極度無助的感覺經常會周期性的再現」：「在所有的方面，他都認為他看到了存在一種對什麼影響人類福利狀況的情形既無知又困惑的思想；他也知道以他的力量無論做什麼和說什麼都無法對那些累積起來的錯誤思想以及由此導致的荒謬政策的改變產生最微弱的影響。他認識到在那些被錯誤思想影響的政策和行動的領域，眼下的他註定了只能閉口不言。他不試圖去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很少發出反對的聲音，因為經驗和歷史告訴他這種反對沒有任何益處而只會損害他自己的聲譽。他認識到對他所在時代主流的錯誤觀念的持續反對只會使他聲名狼藉（notoriety），被人視為一個古怪的人。」對那些參與公共討論的經濟學家而言，這種挫敗和絕望的感覺最為強烈，讀一下赫特文章中的這樣一句話：「作為一種對現實時局的批評，經濟學家最能認識到自己最沒有什麼用。」盡管在最近幾十年，中央集權的思想不象在赫特寫作的時代那樣繼續擴展，盡管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公眾的交流沒有什麼明顯的困難就贏得了喝彩，赫特和哈耶克闡述過的基本問題對今天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而言仍然是非常恰當的。 偉大的逃離：從公共討論到學術職業 赫特繼續闡述為了應對這種挫敗感，經濟學家怎樣開展他們的工作：「因此，在實踐中，他也把他的努力主要限定在寫作一些僅僅給其他經濟學家們閱讀的著作和文章上；如果他是個教師，他還會嘗試將一種對經濟學的理解傳授（disseminate）給那些會聚在他的影響下的下一代的學生們。」赫特搭起了一座從公共討論中經濟學家經歷的基本困難到經濟學內部作為一個職業學術人的困難之間的橋梁。這一橋梁在本書的其他各篇文章中不太清晰，不過對作為一個學術職業的經濟學的失敗，很多文章倒是表達了一種深深的憂慮。因此，這些文章指出了一個經濟學家在面對兩個不同領域——公共討論領域和學術追求領域——時的問題和困難，赫特建議用一種社會學理論來連接這兩個領域，而在另外的幾篇文章中，相關理論卻是不太清晰的。作為一種對參與公共事務的挫敗的「逃避」（escape），赫特明確地承認了這種「向內的轉變」（the turn inward），即轉向學術，轉向一種嚴格的經濟學家與經濟學家之間的對話（坎南，赫特的老師，其實在更早的年代就以一種更尖銳的論調表達過這一主題）。和這種「逃避」相關的赫特承認的那種學術追求就是「純理論」（pure theory）或者「模型建構」（model building）：「經濟學家可以投入到『純理論』——一個他可以逃避挫敗感的地方——的研究中。」格雷厄姆也把經濟學家們的這種「邏輯體操」視為從一種幻想破滅的（disillusioning）沉思冥想中走出來的一種智識撤退。這種逃避的理由是「一個經濟學家和其他領域內的『純科學家』沒有什麼兩樣。」這一「科學」的假定必然帶來一套和「價值自由」、「客觀性」、「實證分析」和「科學方法」等被確定的理想准則相連的職業規范和標准，但是，正如韋恩·布思（Wayne Booth）所指出的，這種種准則的匯聚不能使人們單獨地以某種准則為依據，而反倒使得它們相互依賴共同起作用。科學和已被接受的科學方法相一致，科學也是科學家說它是什麼的東西，而科學家就是那些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在被贊許的職業制度和職業實踐中，科學語言就等於一種信念；這種信念也許是有價值的，問題是經濟學家們經常沒有認識到這種科學式的語言是一套相互連結在一起的信念體系，也沒有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中批評性地檢驗它。如同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所說，「關於個人的諸多假定被檢驗，然後對這些假定的信奉被一個預先假定的團體所分享；另一方面，這種集體忠誠卻沒有被檢驗，而且這些信奉變動的過程也大大不同於包含了上述假設的演化過程。」因此，那些轉向學術領域的經濟學家並沒有認為這種轉向是一種「逃避」，在一定程度上，他們以科學（換言之，一種學術上的）有它自身的進度和力量來為這種轉向辯護。而且他們相信，從長期來看，發展了的科學將比和公眾直接接觸和交鋒能為這個社會帶來更多的好處，這恰好是是斯蒂格勒為「向內的轉變」所作的正當化解釋。然而，在經濟學學術界，這一正當化卻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檢驗的的信念上（我把這一信念稱之為「偉大的信念」）。正如赫特，格雷厄姆，哈耶克，菲爾布魯克，科斯，塔洛克，柯茨納以及麥克洛斯基以他們不同的方式提到過的，政治經濟領域內的決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實意味著這個領域必然和自然科學領域有著根本的區別。經濟學職業界往往從關於這個世界是什麼的一些心照不宣的假設開始推論，但是那些假設卻基本上是錯誤的。格雷厄姆寫到：「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總是處在懷疑之中；雖然那些『科學』的支持者強行將他們的理論套進僵硬的科學形式中，這種為經濟學「科學性」辯護的結果卻使得這種理論對現實生活的分析和應用極不成功。」「很多第一流的分析技術和大多數學術產品都沒有獲到預期的效果，其原因在於要想獲得學術承認就必須依靠那種很少考慮最終目標的精緻的傳統分析技術或者勤勉的對資料的收集。對手段的重視超過了對目標的考慮。那些被迫需要展示研究技術精通程度的經濟學新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很快學會喜愛和運用這些技術了。」 不同的範式主義 這一「偉大的信念」依賴一套很強的已經成為「真科學」之標志的學術規范和學術實踐。換句話說，該信念是一種在學術話語中佔主導地位的形式化風格，或者一種範式。但是「範式」概念只能表明學術話語中的一種形式化風格，我們還需要一個足以表達對該範式強烈地堅定擁護的術語。為了在我的分析工作中更少一些令人討厭的歧義，我選擇「範式主義」（paradigmaticism）這個詞（一個可能的備選術語是「形式主義（formalism）」，但是該術語不足以表達對那種不需要數學化的範式的擁護）。在經濟學職業界，範式主義是本書中的很多作者發現是錯誤的那種主張，因為，在經濟學內部，他們看到了範式主義和以公共事務為導向的經濟學之間的沖突。不管表達的是否清楚，本書中的作者（部分除了哈耶克）都反對經濟學界的範式主義，因為他們認為該傾向使得經濟學家們無法有效幫助政治經濟領域的真正決策者。範式主義最主要的類型就是那種被本書中的格雷厄姆、赫特和菲爾布魯克明確反對的對正式模型建構的過分強調，在他們另外的一些作品中，哈耶克，科斯，柯茨納，特別是麥克洛斯基，也同樣表達了這種反對。本書中的科斯和菲爾布魯克反對的另一種範式主義就是那種因偏愛定量分析方法（今天的回歸分析）而導致的對經驗研究的過分偏愛。最後一種範式主義的類型可能是格雷厄姆在文中暗指的那種過分熱衷於收集各種事實的制度學派（Institutionalism）。 範式主義與相關主題的沖突 普通人不會思考或者談論「範式」這個詞。因此，要想使範式話語的傳授有任何價值的話，就必須以一種普通人能夠理解的方式傳播。盡管格雷厄姆，赫特，科斯，柯茨納和哈耶克表達過對範式成果（the fruits of paradim）的欣賞，大多數的作者還是認為範式精神（the paradigmatic spirit）太強以及很多主流研究的發現還不值得介紹給公眾。這種反對是不太明確的；同時也存在一種經濟學家在範式化研究方面是否走得太遠的爭論。那種「偉大的信念」堅持認為範式主義能最好地為社會服務，在學術職業界取得成就就是對社會的貢獻。但是本書的作者們指出了範式主義和經濟智慧（economic enlightenment）之間的沖突。對於定量分析範式，科斯寫到：「但是這一領域的發展成本極為高昂，它占據了本該全力投入到發展傳統理論的資源，也占據了對經濟系統中非計量性部分的經驗研究的資源。經濟系統中難以測量的那部分習慣性地被忽視了，這導致注意力從經濟系統本身轉移到了測量的技術問題。」格雷厄姆更是直接地對正式的模型建構範式發表了更辛辣的評論（想想這些評論寫作於1942年！）：「最後，理論變得如此」科學「和抽象，以至於激起了數學家們的興趣使得他們樂於在一個復雜的永遠正在呈現的均衡中發展一種千變萬化的概念和一種原子單位的沒有摩擦力的游戲。均衡的概念使人聯想到方程式；方程式是各種數學模型的「多產的父母」（prolific parents）；這一模型建構的游戲會一直繼續，直到越來越讓人難以明白的經濟學雜志中的某一頁變成了一堆只有那些知道密碼的人才能理解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那些越發深奧的模型建構者把所有不方便「運送」（freight）的事實都給拋棄了，直到「科學」達到一種境界，進入到了一個只為思考的目的而存在但越來越忽視理論的現實意義和重要性的純粹抽象的領域。」以一種相似的風格，赫特抨擊道：「我們的觀點是，盡管過去四十年目擊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邏輯結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發展對豐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有價值的貢獻，但是，對於有些最多產的方法論發明家而言，他們的研究方式已經使得他們趨向於嚴重忽視一直存在著的作為科學之基礎（the backbone of the science）的實用性。」赫特的批評性評論確鑿無疑地針對由魯賓斯坦（Joan Robinson）開創的那種研究方式，他還發現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未言明的、並且未被辯護過的對「偉大的信念」的確信，即相信只有那些在形式化模型建構中獲得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科學（true science）。這種確信正當化了對其他不那麼形式化

2. 薩繆爾森對經濟學有什麼貢獻

薩繆爾森對西方經濟學主要貢獻，集中體現在他提出的新古典綜合理論體系，即他的著作《經濟學》一書中。薩繆爾森將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二者加以結合，形成了「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按照該體系，既然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可以把資本主義穩定於充分就業的水平，那麼新古典經濟學關於資源最有效的利用和消費者最大滿足的結論仍然是正確的。

3. 維塞爾在經濟學上的貢獻是什麼

維塞爾的貢獻是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下價值的評定問題。他使用了「自然價值」這專一名詞來指屬他所描述的基於邊際效用的評價制度，因為他相信這是一種「自然」制度，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他說：「即使在經濟事務按共產主義原則制定的社會或國家中，貨物不會沒有價值。在那裡正如在別處一樣，仍然有慾望；可資利用的手段仍然不能充分滿足他們的慾望；人們的心靈仍然抓住他的所有物不放。一切並非供人自由取用的貨物，不但被人們認為是有用的，而且是有價值的；他們的價值的排列，將按可資利用的存貨與需求之間的關系；而那種關系最後終於在邊際效用中表示出來。」

4. 加爾布雷思對經濟學的貢獻是什麼

加爾復布雷思既是個知識廣博的制學者又是個行政幹才，他為新制度主義的建立開辟了道路。他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在於他從制度的角度對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價值判斷標准進行了探討，並從理論上探討了前人未曾注意或很少涉及的「工業化以後社會」的問題，提出改革建議，也因此而成為著名的新制度經濟學家。他運用演進的、整體的方法，即制度——結構分析方法來研究制度的產生、發展及作用，強調制度與結構因素在社會經濟演進中的重要作用，把經濟制度、經濟行為視為整個社會文化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要求重新確定經濟政策目標，即不再把國民生產總值和產品的增加作為判斷社會進步與否、發達與否、人們幸福與否的標准，不再以經濟增長本身作為經濟政策的目標。

5.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

凱恩斯一生對經濟學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一度被譽為「救星」、「戰後繁榮之父」等美稱。凱恩斯出生於薩伊法則被奉為神靈的時代，認同藉助於市場供求力量自動地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態就能維持經濟的觀點，因此他一直致力於研究貨幣理論。

他的發表於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引起了經濟學的革命。這部作品對人們對經濟學和政權在社會生活中作用的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凱恩斯發展了關於生產和就業水平的一般理論。

其具有革命性的理論主要是：關於存在非自願失業條件下的均衡：在有效需求處於一定水平上的時候，失業是可能的。與古典經濟學派相反，他認為單純的價格機制無法解決失業問題。

引入不穩定和預期性，建立了流動性偏好傾向基礎上的貨幣理論：投資邊際效應概念的引入推翻了薩伊定律和存款與投資之間的因果關系。

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體系是以解決就業問題為中心，而就業理論的邏輯起點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基本觀點是：社會的就業量取決於有效需求，所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總供給價格和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

當總需求價格大於總供給價格時，社會對商品的需求超過商品的供給，資本家就會增僱工人，擴大生產；反之，總需求價格小於總供給價格時，就會出現供過於求的狀況，資本家或者被迫降價出售商品，或讓一部分商品滯銷，因無法實現其最低利潤而裁減雇員，收縮生產。

因此，就業量取決於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點，由於在短期內，生產成本和正常利潤波動不大，因而資本家願意供給的產量不會有很大變動，總供給基本是穩定的。這樣，就業量實際上取決於總需求，這個與總供給相均衡的總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5)經濟學對社會的貢獻擴展閱讀：

一、人物生平

1883年6月5日生於英格蘭的劍橋，14歲以獎學金入伊頓公學（Eton College）主修數學，曾獲托姆林獎金（Tomline Prize）。

畢業後，以數學及古典文學獎學金入學劍橋大學國王學院。1905年畢業，獲劍橋文學碩士學位。之後又滯留劍橋一年，師從馬歇爾和庇古攻讀經濟學，以准備英國文官考試。

1906年以第二名成績通過文官考試，入選印度事務部。任職期間，為其第一部經濟著作《印度通貨與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1913）作了大量研究准備工作。

1908年辭去印度事務部職務，回劍橋任經濟學講師至1915年。

其間1909年以一篇概率論論文入選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院士，另以一篇關於指數的論文獲亞當斯密獎。概率論論文後稍經補充，於1921年以《概率論》（ATreatise on Probability）為書名出版。

二、主導理論

凱恩斯以前的主導經濟理論是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自由放任經濟學說，又稱傳統經濟學。這種學說是建立在「自由市場、自由經營、自由競爭、自動調節、自動均衡」的五大原則基礎上的，其核心是「自動均衡」理論。

認為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經濟都能通過價格機制自動達到均衡；商品的價格波動能使商品供求均衡；資本的價格——利率的變動能使儲蓄與投資趨於均衡；勞動力的價格——工資的漲跌能使勞工市場供求平衡，實現充分就業。

因此，一切人為的干預，特別是政府幹預都是多餘的，什麼也不管的政府是最會管理的政府，應該信守自由競爭、自動調節、自由放任的經濟原則，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只會破壞這種自動調節機制，反而引起經濟的動盪或失衡。

6. 經濟學專業，能為社會做出什麼貢獻

刺激經濟發展，使人們生活水平更高。
讓人們了解一些金融常識。

7. 費蘭克·莫迪利阿尼對經濟學的貢獻有哪些

1918年6月18日，費蘭克·莫迪利阿尼出生在義大利羅馬的一個猶太家庭里，17歲時提前兩年進入羅馬大學。第二年，他參加了由學生團體利特瑞里組織的經濟學上有關價格控制問題的全國大學生論文比賽。這篇論文獲得了一等獎。

除了獲獎之外，莫迪利阿尼還得到了更有價值的東西，即確定了研究經濟學的方向。評定莫迪利阿尼獲獎的評議員們忠告他，如果他潛心於這個領域，他將會成為一個優秀的經濟學家。1936年6月，獲得了羅馬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不久，鑒於歐洲行將陷入一場浴血戰爭，莫迪利阿尼與妻子便向美國申請移民簽證，並於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幾天抵達美國紐約。

戰爭使他們感到在美國的居留將是長久的。於是，他立即開始考慮如何最好地謀求在經濟學方面的事業。他的運氣不錯，得到了紐約新社會研究學院的獎學金。這樣，從1939年秋起連續三年，他每天白天販賣歐洲書籍，晚上6點到10點學習。他努力工作，一方面要維持家居生活所需，因為他們馬上就要有第一個孩子；另一方面，專注於他所熱愛的經濟學。

馬爾沙克還曾邀請莫迪利阿尼參加1940年末1941年初在紐約舉辦的一個非正式討論班，參加的成員有A·瓦爾德，T·庫普曼斯和O·蘭格等，這個經歷為他日後的發展提供了經驗。

1941年，馬爾沙克離開新學院前往芝加哥大學，莫迪利阿尼的正試訓練便告終止。1942年，在莫迪利阿尼還是一個研究生時，馬爾沙克幫助他在新澤西婦女學院謀得第一個教學職位。這項工作使莫迪利阿尼擁有了集中精力於他的研究所需要的經濟保證。

1944年，新社會研究學院授予莫迪利阿尼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同一年，莫迪利阿尼的第一篇論文《利息和貨幣的流動性偏好理論》在有影響的《經濟計量學》雜志上發表，該文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論文的精髓。這篇論文在把當時被一般人認為是同過去完全決裂的凱恩斯的「革命」和古典經濟學的主流統一起來。1944年，這篇論文為學術界廣泛接受，並很快成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經典文獻。

1942年，莫迪利阿尼擔任哥倫比亞大學當時的一個住讀學院——巴爾德學院的經濟學和統計學講師。這使莫迪利阿尼有機會體驗一個美國學院校園的獨特生活品質，特別是同那些第一流學生建立親密關系。1944年，莫迪利阿尼以高級講師的身份回到新學院，並在紐約世界事務研究所擔任副研究員，和漢斯·納爾一起負責一個研究項目。這項研究的結果最後發表在《國民收入與國際貿易》上。在這一期間，莫迪利阿尼還寫出他對儲蓄研究的第一篇文獻，後來以杜森貝——莫迪利阿尼假說而聞名。

1946年，莫迪利阿尼申請美國國籍得到批准，而成為美國公民，1948年秋，莫迪利阿尼榮獲聲譽很高的芝加哥大學政治經濟學獎學金，並受聘為當時居於領導地位的經濟研究委員會的研究顧問，於是離開紐約。到芝加哥不久，他又接受了伊利諾斯大學的一個令人嚮往的職位：「期望與商業波動」研究計劃主任。不過，在1949—1950年的整個學年裡，他一直留在芝加哥，得以參加考爾斯委員會的工作而獲益匪淺。一年以後，他提升為伊利諾斯大學的教授，在那兒，他一直工作到1952年調到卡內基技術學院為止。但是，莫迪利阿尼繼續與考爾斯委員會聯系直到1954年。到那時，他通過幾篇開拓性的論文和一本叫《國民收入和國際貿易》(1953)的書，確立了他作為經濟學家的地位。這本書試圖描述一個開放經濟中凱恩斯主義的經濟計量理論，並且回答了60個行為問題。作者也利用時間序列數據艱難地計算了這個模型的參數。這是早期的經濟計量學著作之一。

1955年開始，莫迪利阿尼成為卡內基技術學院經濟學和工業管理系的一員，他像該學院的許多同事一樣，越來越把興趣集中到研究有關企業經濟學這個領域。他在卡內基任職，直至1960年為止。這個時期是富有成果的。1957—1958年期間，莫迪利阿尼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客座教授，同時，他撰寫了有關企業財政理論的傑作。這時，他與默頓·米勒合作發表了《資本值、企業財政和投資理論》，載於《美國經濟評論》(1958年)。文中提出的理論是如此新穎理論的支柱之一。

1960年，莫迪利阿尼成為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的訪問教授，以後，除了抽出一年的時間去西北大學外，一直到現在他都呆在那裡。在這個絕無僅有的學院和它的舉世無雙的同僚的支持下，莫迪利阿尼繼續發展他早先對宏觀經濟學的興趣，包括對貨幣主義者立場的批評，金融機制的歸納以及生命周期假說的經驗檢驗。他還把他的興趣引向新的園地，如國際財政和國際支付系統、通貨膨脹的後果和治理、有廣泛指標的開放經濟的穩定政策，以及引向財政的各個領域，諸如信貸配給、利息率的期限結構和投機性資產的評估。

20世紀60年代末，莫迪利阿尼主持設計一個大型的美國經濟模式，即由聯邦儲備銀行資助的並且至今仍由它來使用的MPS模式(M指馬薩諸塞理工學院，P指賓夕法尼亞大學，S指社會科學研究會）。他既有義大利人的熱情，又有美國人的隨和，是一個討人喜歡的講演者和優秀講師。雖然他的著作主要是關於美國經濟的，但是他一直關心著他的祖國，曾用義大利文寫過許多關於義大利經濟的論文。

莫迪利阿尼「因為在家庭儲蓄和公司資金籌集活動方面的創造性研究」，獲得198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莫迪利阿尼在經濟學上最主要的貢獻是，在50年代與美國經濟學家R·布倫伯格(RichardBrumberg)和A·安東(AlbertAndo）共同提出了消費函數理論中的生命周期假說。這一假說以消費者行為理論為基礎，提出人的消費是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這也就是說，人是具有理性的，為了在一生中有比較穩定的生活水平，並使一生的總效用達到最大，就不能根據現期收入的絕對水平來決定自己的消費支出，而是要根據一生所能得到的收入與財產來決定各個時期的消費支出。因此，人們會把他們當前和未來預期所能得到的全部收入和財產按一定比例分配到一生的各個時期。在每個人生命的不同時期，消費支出與收入水平有不同的關系。在工作時期，收入大於消費；在退休之後，收入小於消費。從整個社會來看，收入與消費的關系是穩定的。這一假說是對凱恩斯絕對收入假說的重要發展。它已被統計資料所證明，並被廣泛接受。莫迪利阿尼的另一個貢獻是，與美國經濟學家M·米勒(MertonM稨iller)共同提出了公司資本成本定理，即「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這一定理提出了在不確定條件下分析資本結構和資本成本之間關系的新見解，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投資決策理論。這一定理的基本內容是，在存在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條件下，資本成本是資本預期收益的資本市場價值之比。公司資本分為股權資本和借入資本。由此得出，企業只有在投資的收益大於或等於資本的成本時才會投資。決定投資的不是利率水平，而是資本成本。是增加股權資本，還是增加借入資本並不影響資本成本，也就不影響投資決策，這一理論對國家從宏觀上調節投資與企業投資決策都具有指導意義，已成為現代公司財務理論的基礎。

根據1936年凱恩斯提出的「心理學定律」，當人們收入增加時，他們的儲蓄將增加。因此，凱恩斯認為，在一經濟增長時期中，總量儲蓄所佔的國民收入的份額穩定上升。

這個負有盛名的定律在不同收入人群的儲蓄的經驗觀測數據中找到了根據並為他同時代的人所普遍接受。但是，1942年，西蒙·庫茲涅茨指出，凱恩斯理論和統計數據相矛盾：在美國盡管個人收入有很大的增長，但國民收入中的儲蓄份額並無長期的繁榮現象。這個矛盾被認為是一個悖論，不久就成了許多經濟學家研究的對象。其中的一項研究成果，發表在1954年，就是莫迪利阿尼和他的學生理查德·布倫伯格提出的一種嶄新的家庭儲蓄理論：生命周期假說。

該理論發展了凱恩斯絕對收入的消費理論，為估計不同類型的退休年金制度的作用提供了准則。瑞典皇家科學院指出：這一理論「在分析各種不同類型的退休年金制度的作用時，已成為一種有效的工具」，並稱贊它是對「經濟學的一大貢獻」。

生命周期假說來自一個簡單的道理。人們一般將可用於消費的財富在一生中平均使用，他們在有賺錢能力的年代裡積累足夠多的錢，以在退休後能繼續保持同樣的消費水平。而此假說通過嚴格的數學形式推出許多與凱恩斯迥然不同的結論。如，一個人的儲蓄不僅決定於他的收入，還決定於他的財富，他所期望的未來收入和他的年齡。此假說也對凱恩斯—庫斯涅茨悖論提出了一種可能的合理解釋。

生命周期假說原本是對個人而言的一種儲蓄行為理論，但後來，莫迪利阿尼將其擴展到關於總量家庭儲蓄中。這個理論概括起來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儲蓄並不是如先前理論所說的那樣由家庭收入水平來決定，而是由收入水平的增加速度來決定。二、儲蓄兼受人口增長率和人口的年齡結構的影響。三、儲蓄既然受總量財富的影響，因此也受作為資本化要素的利息率的影響。四、一個自主支出增加的乘數效應接近於邊際賦稅率的倒數值。

莫迪利阿尼的另一貢獻是闡明了在不確定條件下公司及資本成本的定理，即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它的中心內容是：假定金融市場在完善地運行並處在均衡狀態之中，那麼一個公司的市場價值——定義為它的股本和它的負債的市場價值總和——同它的債務大小和結構無關，在這種情況下，資本的平均費用也同債務無關。另外，在投資政策給定的情況下，一個公司的價值同它的紅利政策無關。

8. 弗朗斯瓦·魁奈對經濟學有哪些貢獻

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年)是法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主要代表，重農學派的創始人。出身於地主家庭，早年在巴黎學醫，後成為名醫，曾寫過醫學和生理學論文。1749年出任國王路易十五的宮廷御醫，1752年被封為貴族。約在1753年，魁奈將近60歲時開始研究經濟問題。由於當時政府推行犧牲農業發展工商業的政策，使法國農業衰敗、經濟停滯、財政陷於困境。致使經濟問題，特別是糧食和賦稅問題成為社會上普遍關心的問題。

魁奈的主要經濟學著作有：《租地農場主論》(1756)、《經濟表》(1758)、《農業經濟管理的一般原則》(1758)、《經濟表分析》(1766)等。

魁奈以「自然秩序」的思想研究經濟學，即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普遍存在著「自然秩序」，當人們認識了「自然秩序」並使制定的政策法令與其相符合時，經濟才能正常發展。相反，如違背「自然秩序」，經濟就會遇到破壞。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就是在於探尋經濟運動的「自然秩序」。「純產品」理論是魁奈理論體系中最為重要的理論。按照魁奈的解釋，「純產品」是指農業中生產出來的總產品扣除用來補償消耗掉的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之後的剩餘產品。從價值的觀點看，「純產品」就是指農產品的價值減去為生產這些農產品所耗費的價值的余額，實際上就是剩餘價值。他認為，財富不是貨幣，而是物質資料，即使用價值；財富的來源不在流通領域，而在物質資料的生產領域。他認為，在充分的自由競爭條件下，交換是按等價進行的，因此，流通領域不可能成為財富的源泉。只有能夠使物質財富在數量上增加的部門才是生產部門，而這樣的部門只能是農業部門。因為農業生產的結果，不僅會使生產中消耗掉的物質資料得到重新補償，而且會帶來一個增加額。由於他沒有提出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而只是從使用價值來考察「純產品」，因此，不理解資本主義工業也生產「純產品」。但他完全從生產領域來研究「純產品」即剩餘價值的源泉問題，是他的科學功績。

魁奈以「純產品」理論為依據，對社會成員進行了階級劃分。把國民劃分為三個階級，即生產階級(即從事農業的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不生產階級(即從事工商業的階級)。生產階級是耕種土地，並為土地所有者提供每年的收入。土地所有者階級依靠收入，即「純產品」來生活。不生產階級，是由從事農業以外的其他工作和別種勞動的人組成，他們的支出，是從生產階級和從生產階級取得收入來源的土地所有者階級取得的。魁奈試圖從社會成員對「純產品」的關系的角度來對全體社會成員實行階級劃分是有積極意義的。

魁奈對「資本」概念也進行了探討。他認為，由於只有農業才是真正的生產，農業才是「純產品」的惟一源泉，因而只有投入在農業上的資本才是生產的資本，工商業資本不是生產的資本。魁奈把農業資本區分為「年預付」和「原預付」兩部分。「年預付」就是每年要預付出去的那部分資本，如種子、肥料和工資等。「原預付」就是幾年預付一次的那部分資本，如牲畜、農具、倉庫、房屋等。在再生產過程中，「年預付」全部進入生產費用之內。「原預付」只部分進入生產費用之內，需要在若干年之內，才能完全得到補償。魁奈對農業資本的這種分類，實際上就是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分類。他所說的「原預付」即相當於固定資本，「年預付」即相當於流動資本。

魁奈闡述的「純產品」、社會階級結構和資本的理論為他進一步分析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准備了前提條件。他的這種分析，體現在他的著名的《經濟表》中。魁奈的《經濟表》有原表、略表。《經濟表》的原表發表於1758年，但由於圖解復雜，很難理解，所以流傳不廣。1760年魁奈為說明「原表」，寫了題為《經濟表分析》的論文，並把圖解加以簡化。經濟表所分析的，實際上是當時法國社會總產品的流通和再生產問題。把資本運動表現為再生產過程，為科學地分析社會資本再生產開辟了道路。但由於該表沒有正確的價值理論作基礎，片面地把農業視為惟一的生產部門，沒有把工業品列入社會總產品中，也沒有把社會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門，因此，不可能在理論上最終解決社會資本再生產問題。

9. 經濟學對人們生活的貢獻有哪些

1，什麼是經濟學：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各種經濟活專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系屬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的學科。經濟學核心思想是物質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資源，可分為兩大主要分支，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
2，經濟學對於我們生活的影響：

人類生活在這個社會，從原始社會到現代社會，經濟學都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實質今日人類已經不能夠離開經濟而單獨存在。我稍微歸納一下，經濟學對於人們生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A：經濟學的發展促進社會大分工，分工的出現，使社會生產力得到飛速提升。
B：經濟尤其是自由經濟使資源得到最佳配置，社會物質財富得到極大提升，人們的慾望得到越來越大的滿足。
C：經濟的發展推動社會的文化發展，尤其是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社會更加的自由，開放。
D：經濟學的不斷完善，尤其是金融市場的完善，金融及金融衍生品、保險、信貸等產品的出現，能夠使個人價值最大化，企業進行分散風險，更具發生潛力。
E：當然，經濟的系統風險也會帶來各種經濟危機，大蕭條等，使社會受到很大傷害。

10. 經濟學家和物理學家 誰對社會的貢獻更大

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歸屬
2008年12月13日第一百零八屆諾貝爾獎
美國學者、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表彰他在分析國際貿易模式和經濟活動地域所作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7年12月14日第一百零七屆諾貝爾獎
明尼蘇達大學的赫維茨、芝加哥大學的馬斯金，以及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中心的羅傑·B.邁爾森因奠定機制設計理論基礎而分享該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6年12月14日第一百零六屆諾貝爾獎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埃德蒙-菲爾普斯因研究宏觀經濟政策的傑出貢獻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通貨膨脹及其對失業影響之間的關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5年12月14日第一百零五屆諾貝爾獎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數學研究院教授羅伯特-奧曼和美國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托馬斯-謝林因在博弈論方面的貢獻而共同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4年12月10日第一百零四屆諾貝爾獎
挪威經濟學家芬恩.基德蘭德和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因他們在動態宏觀經濟學方面做出的傑出貢獻而共同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3年12月10日第一百零三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恩格爾和英國經濟學家克萊夫·格蘭傑，因他們在經濟學時間數列分析方面所作出的貢獻而共同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2年12月10日第一百零二屆諾貝爾獎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丹尼爾-卡恩曼(擁有美國和以色列雙重國籍)因將源於心理學的綜合洞察力應用於經濟學的研究，從而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弗農-史密斯因為實驗經濟學奠定了基礎，他發展了一整套實驗研究方法，並設定了經濟學研究實驗的可靠標准，因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1年12月10日第一百零一屆諾貝爾獎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邁克爾·斯彭斯、喬治·阿克爾洛夫，三位美國教授由於在「對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進行分析」領域所作出的重要貢獻，而分享該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0年12月10日第一百屆諾貝爾獎
詹姆斯· 赫克曼、丹尼爾·麥克法登因發展了能廣泛應用於個體和家庭行為實證分析的理論和方法，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9年12月10日第九十九屆諾貝爾獎
羅伯特·門德爾因對不同匯率體制下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最適宜的貨幣流通區域所做的分析，而獲得諾貝爾經緝范光既叱煥癸唯含瀝濟學獎。

1998年12月10日第九十八屆諾貝爾獎
阿馬蒂亞·森因對福利經濟學中的幾個重大問題做出貢獻，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7年12月10日第九十七屆諾貝爾獎
美國科學家邁倫·斯科爾斯因給出了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公式；羅伯特·默頓因對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所依賴的假設條件做了進一步減弱，並在許多方面對其做了推廣，因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6年12月10日第九十六屆諾貝爾獎頒發。
美國科學家詹姆斯·莫里斯在信息經濟學理論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激勵理論；威廉·維克瑞因在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博弈論等方面做出的重大貢獻，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5年12月10日第九十五屆諾貝爾獎
美國科學家羅伯特·盧卡斯因倡導和發展了理性預期與宏觀經濟學研究的運用理論，深化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對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4年12月10日第九十四屆諾貝爾獎
美國數學家約翰·納什、約翰·海薩尼、萊因哈德·澤爾騰因在非合作博弈均衡分析理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從而對博弈論和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3年12月10日第九十三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因通過使用經濟理論和定量方法來解釋經濟與機構的變化，因而更新了經濟歷史的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2年12月10日第九十二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因把微觀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延伸到人類行為及其相互關系方面的貢獻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1年12月10日第九十一屆諾貝爾獎頒發。
美國經濟學家科斯因揭示交易價值在經濟組織結構的產權和功能中的重要性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0年12月10日第九十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馬克威茨因發展了有價證券理論、美國經濟學家米勒因對公司財政理論的貢獻、美國經濟學家夏普因提出資本資產定價模式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9年12月10日第八十九屆諾貝爾獎
挪威經濟學家霍韋爾莫因提出驗證經濟理論的方法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8年12月10日第八十八屆諾貝爾獎
法國經濟學家阿蘭因市場理論和高效利用資源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7年12月10日第八十七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索洛因經濟增長和福利增加的因素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6年12月10日第八十六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因在公共選擇理論研究中領先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5年12月10日第八十五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莫迪利亞尼因儲蓄和金融市場的開拓性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4年12月10日第八十四屆諾貝爾獎
英國經濟學家斯通因創立了計算國民收入的統一會計制度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3年12月10日第八十三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德布勒因供求理論的數學證明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2年12月10日第八十二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勒因對政府幹預經濟的影響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1年12月10日第八十一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托賓因金融市場及其對企業和家庭消費的影響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0年12月10日第八十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克萊因因商業波動經驗模式的發展分析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9年12月10日第七十九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因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理論、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因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農業經濟理論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8年12月10日第七十八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因研究國際經濟組織中的決斷過程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7年12月10日第七十七屆諾貝爾獎
瑞典經濟學家奧林因國際貿易理論體系、英國經濟學家米德因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移動理論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6年12月10日第七十六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因消費分析·貨幣理論和經濟穩定性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5年12月10日第七十五屆諾貝爾獎
蘇聯經濟學家康托羅維奇、美國經濟學家庫普曼斯因資源最優利用理論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4年12月10日第七十四屆諾貝爾獎
瑞典經濟學家米達爾、英國經濟學家海克因在貨幣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方面的首創性研究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3年12月10日第七十三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列昂捷夫因發展了投入產出分析法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2年12月10日第七十二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希克斯、阿羅因一般經濟平衡理論和福利理論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1年12月10日第七十一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因對國民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開創性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0年12月10日第七十屆諾貝爾獎
美國經濟學家塞繆爾森因對經濟理論的科學分析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69年12月10日第六十九屆諾貝爾獎
挪威經濟學家弗里希、荷蘭經濟學家丁柏根因創立計量經濟學，運用動態模型分析經濟活動而共同獲得首次設立頒發的諾貝爾經濟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