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經濟學家亨利。舒爾茨的經濟學理論
Led by his belief that economics needs rigorous quantitative study to become a science, Henry Schultz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economics. His research was centered around a large program dedicated to the theory and estimation of private demand for goods functions, a project which started in the early 1920s, ring his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was completed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highly influential book Schultz(1938).
『貳』 最早起源於經濟學研究，哪一年由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創立
人力資本理論最早起源於經濟學研究，1960年由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創立。
舒爾茨最初研究的是農業經濟學。他在長期的農業經濟研究中發現，促使美國農業產量迅速增長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勞力或資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技能與知識的提高。同時，他發現工人工資大幅度增長中有一部分尚未得到解釋。他將這一部分歸功於人力投資的結果。於是，舒爾茨在1960年提出人力資本學說，並被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稱為「人力資本概念之父」。同年，舒爾茨在美國經濟學第73屆年會所作的「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講，被稱作人力資本理論創立的「憲章」，證明了教育對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
而在同一時期，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也在研究資本積累課題。其發現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一個資本不斷積累的過程，這其中既包括物質資本也報括人力資本。貝克爾在1964年出版《人力資本》專著，該著說在舒爾茨提出的人力資本概念基礎上，第一次完整地闡述了人力資本理論，其分析了人們如何根據投資回報率作出人力資本投資的決定，認為人力資本的累積能帶來技術進步和創新，從而進一步提高生產率。《人力資本》被認為是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的經典，是席捲60年代經濟學界的「經濟思想上的人力投資革命」的起點。
因此，可以說人力資本理論最早起源於經濟學研究。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創立了人力資本理論，開辟了關於人類生產能力的嶄新思路。
『叄』 教育經濟學試題舒爾茨和丹尼森觀點的異同
中國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關系的實證研究——東部、中部與西部賈彥東張紅星（西南財經大學統計學院610074）內容提要：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但這種關系的每個傳遞環節並不總是必然協調的.本文通過面板數據模型（paneldata）對全國31個省份的教育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後發現,中國教育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在東、中、西部三個地區的情況各有不同,差別較大.隨著經濟的增長,不同區域的教育投入均有所增加,而教育投入的增加到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發展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的過程均不協調.關鍵詞：協調發展、經濟增長、教育發展、面板數據模型（PanelData）一、引言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促進了人力資本形成以及技術創新的速度,進而推動了整個經濟的增長.而經濟的持續增長又為教育的投入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並激發了教育投資的進一步增加.對於這種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的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關系,諸多理論與實證研究均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結論.如果這種由教育投入到經濟增長再到進一步投入的關系存在,則我們認為這種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協調的.然而,通過對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經濟、教育發展過程的回顧以及近年來國內出現的教育體制改革後的教育結構不合理、擴招帶來的教育水平的下降以及畢業生就業的困難等一系列問題的分析後我們可以發現,教育與經濟的這種協調發展關系並不總是必然存在的.蔡增正（1999）通過對194個國家三個時間段的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情況進行分析後發現,教育部門與經濟中其他部門相比生產力低；教育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並不相同,表現為先弱、後強、最後稍有降低的趨勢.陸根堯、朱省娥（2004）等則通過對中國近十幾年的數據進行分析後得到了中國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偏低等結論.由此我們認為,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隨著國家的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發展模式與環境的不同而存在差異的,而且並不總是協調的.特別是對於處於轉軌時期的中國而言,由於制度的強制性與誘致性變遷的並存（林毅夫1989）、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教育產品供給的特殊性,更導致了這種相互關系的表現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判斷目前中國的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狀況、如何分析中國地區之間的教育經濟協調發展關系與問題、如何處理發展過程中的教育供給和教育發展問題以及尋找不協調發展的可能成因就顯的極為重要.二、背景與文獻探討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大多隻關注於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是與人們的認識過程相聯系的.根據教育經濟學學者對教育經濟學發展的歷史考察,2000多年前,無論是中國的孔子,還是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思想巨人都有相關的論述(蔡增正2003).泰雷克(Tilak1989)認為柏拉圖不僅最早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最早涉及教育與一國經濟增長關系問題.蔡增正(2003)等認為中國的孔子也有相似的觀點,並對此作了簡單而有效的綜述和總結.不僅如此,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威廉•配第、亞當•斯密、馬爾薩斯、卡爾•馬克思、馬歇爾、費雪等人都曾提出過教育能夠促進一國經濟增長的經濟思想（姚益龍2004）.從現代經濟增長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真正把教育當成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的現代學者是索羅(Solow19571960),他使用生產方程考察投入產出關系時,對除去資本和勞動力這些傳統生產要素作用之外無法解釋的「殘余」貢獻,提出了技術進步因素的觀點,實際上是間接指出了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毫無疑問,有關教育對經濟增長發生作用、提供貢獻的最全面、最詳盡、最經典的理論應當是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在1960年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發表了題為「論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系統、深刻地論述了人力資本理論,開創了人力資本研究的新領域.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有五個主要觀點:第一,人力資本存在於人的身上,表現為知識、技能、體力(健康狀況)價值的總和.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可以通過勞動者的數量、質量以及勞動時間來度量.第二,人力資本是投資形成的.投資渠道有五種,包括營養及醫療保健費用、學校教育費用、在職人員培訓費用、擇業過程中所發生的人事成本和遷徙費用.第三,人力資本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舒爾茨說,人力投資的增長無疑已經明顯地提高了投入經濟起飛過程中的工作質量,這些質量上的改進也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源泉.有能力的人民是現代經濟豐裕的關鍵.第四,人力資本投資是效益最佳的投資.人力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收益.舒爾茨對1929-1957年美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各級教育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17%；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勞動收入增長的比重為70%；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國民收入增長的比重為33%.也就是說,人力資本投資是回報率最高的投資.第五,人力資本投資的消費部分的實質是耐用性的,甚至比物質的耐用性消費品更加經久耐用.舒爾茨之後,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呈現出多樣性.一方面,以加里•貝克和丹尼森為代表的學者沿著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進行思考.另一方面,一些學者將信息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理論的一些見解用於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得到一些看似批駁人力資本理論,實際上與人力資本理論殊途同歸的結論.國內相關的研究也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是運用計量模型,從數量上對教育投入或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剖析.主要有：蔡增正（1999）利用194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考察了教育在1965—1990年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並且分別對低收入、中等收入和工業化國家的三個樣本分別進行了估計.得到了教育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巨大而具實質性,外溢作用不僅是正的,而且頗為可觀；同時也發現,教育部門與經濟中其他部門相比生產力低；教育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表現為先弱、後強、最後稍有降低的趨勢的結論.林勇（2003）利用灰色系統的分析方法對中國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了,教育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教育的發展應注重內部的結構協調等結論；孫彩虹（2003）則應用聚類分析、主成分分析以及灰色系統方法的灰色關聯度來對不同教育水平的教育與經濟的相互關系進行分析,得到了中國省級區域教育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聯度整體水平不高,且呈現由落後類向高類逐漸提高的梯度差異的結論.另一方面的討論則主要集中在對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的測算與分析上.較具代表性的有：陸根堯、朱省娥（2004）運用教育與非教育兩部門模型,對教育部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部與外部作用以及教育部門對非教育部門的外溢作用進行了測定.李玲（2004）利用靜態指標體系計算了我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貢獻度；並通過建立動態回歸模型進一步證明了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然後從教育投資總量、教育投資結構和教育投資效益三方面詳細剖析了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低貢獻水平的成因.而劉生元、張世晨（2000）以及葉茂林等（2003）等一類的研究則主要側重於從教育部門的產出的角度,引入生產函數的方法對教育促進經濟增長的程度進行測量與分析.從以上的綜述中我們得出,現有的相關研究一般是從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一方面出發,從理論上或方法上對教育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進行測量與分析.而且表現出了總體層面分析較多,對結構以及區域差異分析較少；單方面的相關測算為主,而教育經濟協調關系的分析不足等特點.基於此,本文我們試圖從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出發,以全國31個省為對象通過對中國的中部、東部和西部三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投入水平與教育發展狀態的協調相關關系進行一系列的實證檢驗,以對中國的區域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狀況進行描述和判斷,並對其結構和形成特點進行一定的定量分析.三、研究思路與實證模型1、研究思路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這種協調的相關關系通常表現為三個環節上協調相關.首先是從經濟的發展到教育投入的增加,這是一個政府行為的過程,反映了國家在教育經濟之間的直接作用.其次是由不斷增加的教育投入導致的教育水平的提高,這一過程反映了投入教育資源的利用率以及教育體系自身的協調發展水平與發展能力.最後一個環節是由教育水平的量上的提高促進了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一過程則不僅是教育體系培養人才能力與效率的體現,亦是一國教育體系人力資本轉化能力的反映.這種協調的相互關系的具體表現如下圖1.在中國,教育作為一種「准公共產品」,其主要是由政府進行供給的.政府不僅通過財政支持以撥款的形式建立各種學校、提供各種學習機會促進教育產業的發展,而且通過稅收等協調機制促進個人對教育支付規模的擴大.這一過程中不僅涉及教育投入總量上的變化,同時也含有政府教育投入方式上的轉變與調整.對於教育部門而言,教育內部結構的不合理、不同層次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協調等影響教育部門資源利用效率的情況還普遍存在.因此,結合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對中國目前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不同環節的協調性進行實證檢驗就顯的十分必要.基於以上對協調關系的認識和分析,我們將對中國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狀況的分析和判斷的過程劃分為以下三個有待驗證的基本命題：1、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教育投入的增加；1、教育投入的增加使得教育水平得到了改善；3、教育水平的改善又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本文將主要圍繞著以上三個命題進行實證檢驗.2、實證模型的選擇對於以上命題的檢驗,我們可以歸結為如下的待估計的關系方程：(1)(2)(3)我們採用一個動態模型來描述這種相關關系.當期的教育投入規模受到當期的經濟增長水平與上期的教育投入規模的影響；當期的教育發展水平受到黨旗缺的教育投入與以前的教育水平的影響；經濟的發展水平受到當期的教育水平的影響與以前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為第個省份的教育投入規模,為教育發展水平,第個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若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較為顯著,則每個方程的β系數值應該顯著異於0.四、數據及變數的度量本文以省（或直轄市）為單位把全國劃分為31個省（市）地區.並且按照國家中、東、西部劃分標准將省份劃分為中部、東部和西部三類（見下表1）：表1：區域劃分區域省份東部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重慶、四川、貴州、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陝西、內蒙古、廣西、雲南時間上,選取了1996－2003年度的相關數據.需要說明的是,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將重慶與四川的相關指標進行了加總處理.這是因為統一口徑核算的教育投入相關指標的時間長度為1996－2003年度,重慶的獨立數據1997年後才開始公布,為了盡量增加樣本容量,我們對1996年的四川、重慶進行了相關的合並.1、對教育發展水平的衡量遵循綜合性、可比性、操作性等原則以及中國的具體情況,我們按照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及教育的效果等方面選擇了如下19項指標組成教育水平衡量體系,並運用主成分加權綜合的方法分別得到中國各地區不同時期的教育總體發展水平、基礎教育水平、職業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等指標.具體而言我們選擇了各地小學學生數、各地普通中學學生數、各地中專學生數、各地職業中學學生數、各地大學學生數、各地小學教師數、各地普通中學教師數、各地中專教師數、各地區職業中學教師數占該地總人口比重、各地大學教師數、各地區小學學校數、各地區普通中學學校數、各地區職業中學學校數、各地區大學學校數、各地非文盲及半文盲人口數、各地區擁有小學文化程度人數、各地區擁有初中文化程度人數占、各地區擁有高中文化程度人數、擁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數.在這里,我們選擇的指標均為某一時期的總量指標,在進行主成分處理之前,我們分別計算以上指標的變化率以反映該時間內教育發展變化的狀態.2、對教育投入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對於教育的投入,本文選擇了各地區人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額（包括預算內教育經費投入）進行的衡量.對於經濟發展水平而言,由於我們考慮的是某一段時期內與教育相關的經濟發展指標,因此我們選擇了地區GDP、固定資產總額、勞動生產率、第三產業總產值同樣利用主成分加權的方式進行綜合.3、指標的主成分分析由於本文利用的是面板數據（PanelData）,因此,在指標的主成分處理過程中我們分別對不同地區近3年的教育發展水平進行主成分分析,選取累計貢獻率達到85%以上的主成分,並按其方差貢獻率進行加權.取三年平均權重為最終權重,得到每個區域的不同年份的教育發展水平指標.對人均教育投入指標進行標准化處理,同時將GDP指標等經濟發展指標主成分加權平均,分別得到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教育投入和經濟發展水平.教育發展水平指標、經濟發展與教育投入等各項相關指標數據均來源於《中國統計年鑒》1997-2004年相關各期整理所得.五、實證分析接下來,利用不同地區的數據分別對方程（1）、（2）和（3）進行估計並對參數的顯著性進行檢驗.由於我們選擇了動態的滯後變數,所以在模型上並未考慮到時間維度上的異質性.在估計方法上,我們在兩種假設下採用了兩種估計方法.第一種是固定效應,在無異方差的條件下我們選擇了LSDV來對參數進行估計；另一種是隨機效應,應用GLS進行估計,最後通過Hausman檢驗來檢驗這兩種假設,以確定模型的具體形式.由於是三個地區的三個方程的兩種效應的估計,涉及的方程估計與檢驗結果較多,所以我們僅以西部地區為例,其它地區的情況我們將直接給出相關結果.1、西部地區：經過Hausman檢驗方程（1）為固定效應模型,其具體結果如下：T值（1.668）（0.121）=0.7051經過Hausman檢驗方程（2）為隨機效應模型,其具體結果如下：T值（8.44）（5.12）=0.81命題3方程為固定效應模型：T值（1.51）（1.2）（18.68）=0.93由以上結果我們可以得出,西部地區經濟與教育的協調發展程度並不理想.經濟增長與教育投入的增加之間的相關性並不顯著,方程中參數的估計量並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也並不明顯,其中無論是包括小學與中學在內的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均不顯著.但其教育投入與教育的發展之間的相關性明顯,而且教育總體水平的發展存在著時間上的累積效果,這一點與教育產業的發展是相符的.因此,西部地區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存在著教育投入的不足以及教育產業的培養效率與人才轉化的有效性較低等弊端.2、中部地區:中部地區的具體情況如下表：從中部地區FE模型的估計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由經濟增長到教育投入的增加與從教育投資的增大到教育教育水平的提高均顯示了明顯的正向相關關系.而且其中的滯後效應亦較為明顯.而從方程（3）的估計來看,教育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並不清晰.其中基礎教育以及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並不顯著,高等教育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雖然明顯,但絕對值較小.因此,中部地區的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亦並不協調,存在著教育效率偏低的可能.地區相關關系方程結論中部=0.96T值（3.19）(9.35)(固定效應)相關=0.86T值（5.09）(10.85)(固定效應)相關=0.93T值(1.65）(-1.95)(4.08)(7.34)(固定效應)較弱3、東部地區:東部地區的具體情況如下表：地區相關關系方程結論東部=0.98T值（4.17）(13.4)(固定效應)相關=0.90T值（1.31）(22.1)(固定效應)弱=0.97T值(3.15）(0.55)(4.74)(14.75)(固定效應)相關東部地區的估計結果顯示,東部各個省份的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顯著.然而教育發展水平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教育投入之間的相關關系並不明顯.這一點與我國的現實並不矛盾.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加速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步伐,學主體的放開與教育收費制度的改革,使得東部發達地區的教育經費的來源日益多樣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與經濟的進一步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較為顯著,但其中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正面作用明顯,而職業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較弱.六、若干結論本文關心的問題是中國教育與經濟協調關系的區域特點,通過以上的實證分析,我們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教育發展之間的相互促進關系並不協調,具體而言：第一、從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教育與經濟發展在東、中、西部的情況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從地區層面來看,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與教育投入以及教育水平提高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不強,說明政府的相關教育投入以及不同的教育投入策略的不合理以及教育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化能力較弱；中部地區則不僅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密切,而且其教育投入向教育資源的轉化能力強於西部,但教育資源的經濟轉化能力依然不強；與此相對,東部地區盡管教育投入到教育水平提高之間的轉化能力較弱,但較之中西部地區而言,其總體的相互協調關系已經得到明顯提高.第二、從總體的橫向來看,無論那個地區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都相對較強,說明政府對於教育產品的供給行為是有利和適當的；教育投入對教育水平變動的影響則是中部強,東西部均較弱；但是對於教育向經濟轉化能力而言,從西部到東部體現出了逐漸增強的趨勢.這告訴我們,教育與經濟作用的不同環節,不同地區的發展進度不同.教育發展水平的差異並不完全來自於投入的差異,教育投入的實現以及教育向經濟生產能力的轉化方面的差距也是明顯的.不同層次教育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並不相同,但中等職業教育在全國范圍內均處於較弱的地位.第三、從時間的方向上看,上述不同地區的相關關系的特點隨著時間的延續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有增大的跡象.這說明我們對教育經濟協調發展問題的看法還不夠全面,時至今日仍然存在著只重投入不重管理,只重數量不重質量的情況存在,及時的判斷在中國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協調情況對於經濟發展與教育產業的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基於以上實證結論,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其一、教育與經濟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協調發展的.任何一個環節的不合理均會導致整個發展的不協調.因此,政府應該從作用機制入手,理清相互作用的機理,才能制定出更有效的相關政策.其二、從實證分析中我們得出,如何有效的將現有的教育投入合理的利用,增強投入向提高教育水平的轉換是解決目前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其三、提高教育的有效性,特別是西部地區教育資源向生產能力的轉換是我們在西部發展中面臨的重要問題.
『肆』 51《美國經濟學大綱》和《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的作者是（）。 A、李斯特 B、舒爾茨
A李斯特
『伍』 舒爾茨論述了哪些經濟問題
舒爾茨在美國的依抄阿華州立學襲院和芝加哥大學分別擔任過較長時間的經濟系系主任工作。他利用職務提供的便利，努力把農業經濟學與經濟學整體結合起來。在理論上，他強調農業經濟學家也可以利用價格和價值理論解決或分析本領域內的問題。而以往的許多農業經濟學著作，雖然分別論述過農場的經營管理、推銷產品、土地所有權和信貸等問題，但是，論述這些問題相互間關系的著作和論文則寥寥無幾，藉助於一般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去著述的更是少見。
『陸』 為什麼舒爾茨認為教育史投資而非消費
沒有找到原稿,現在只有份摘譯
舒爾茨1979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演說摘譯
窮人的經濟學
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所以如果我們懂得窮人的經濟學，也就懂得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學原理。世界上大多數窮人以農業為生，因而如果我們懂得了農業，也就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
富人無法理解窮人的行為，經濟學家也不例外，也無法弄懂窮人決策的偏好和稀缺約束條件。我們只知道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他們通過出賣勞力獲得微薄的收入，他們大部分收入都花在食品上，他們主要居住在低收入國家，以農業為生。經濟學家不懂的是窮人和富人一樣渴望改變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孩子的命運。
在許多人看來，農業經濟學近幾十年的研究結果似乎是一個悖論。據我們所知，農業在許多低收入國家仍然存在提高食物產量的空間，能夠養活不斷增多的人口，窮人的收入和福利會得到改善。但提高窮人福利的決定性因素是人口素質，不是空間、能源或耕地。
在此，我首先要澄清經濟學界的兩個錯誤觀點。大多數觀察家都高估了土地的重要性，低估了人自身的重要性。
經濟學界的錯誤
經濟學界內存在一些理解上的錯誤。第一個錯誤是認為標准經濟理論不適用於低收入國家，這些國家需要建立一個獨立的經濟學理論。一些經濟學家轉而從社會學或文化角度解釋低收入國家的落後貧窮。幸運的是，這種趨勢正在扭轉。經濟學家開始意識到標准經濟模型同樣適用於解釋低收入國家面臨的稀缺性問題。
第二個錯誤是對經濟歷史的漠視。古典經濟學被鄙為沒有生命力的理論。古典經濟學建立的時候，西歐國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李嘉圖時代，英國家庭的勞動收入也主要是用來購買食物。在李嘉圖的經典之作出版時，馬歇爾說：「英國工人的周薪還不夠買半蒲式耳小麥」。在印度，許多人仍生活在李嘉圖那個年代的陰影之下，印度一個農民每周賺的錢還不夠買兩蒲式耳小麥。理解過去人們如何從貧困中走出有助於理解當今低收入國家的問題。
土地被高估
自然地球觀認為適合耕種土地面積是固定的，地球無法為持續增長的人口生產足夠的農產品。社會經濟學觀點認為人類有能力和智慧來減少對耕地、傳統農業和日漸衰竭的能源的依賴。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沉悶著稱的經濟學卻能夠說明悲天憫人的自然地球觀不符合經濟歷史。歷史顯示我們可以通過知識進步增加資源供給。我贊同人類學家馬爾加蕾特·米亞德的話：「人類的未來永無止境。」人類的未來不受空間、能源和耕地的約束，人類的發展取決於人類的智力進化。
人口質量被低估
人口質量與貧窮密切相關，提高人口質量能顯著改善經濟前景以及窮人的福利。低收入國家的窮人不是住在無法突破的「貧窮均衡鐵籠」中的囚犯，並不存在一股足以阻止人們放棄掙扎、追求經濟發展的勢不可擋的力量。窮人在面臨更好的機會時也能夠積極響應。
新機會的出現以及激勵機制影響人們的預期。這些激勵體現在農民出售農產品的價格及他們購買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上。在許多低收入國家，這種激勵機制被嚴重扭曲。政府人為的價格扭曲帶來的結果是農業對經濟貢獻的下降。
企業家精神
全世界的農民在權衡成本、收益和風險時，心中都會有一本賬。在閉塞的、孤立的、分散的范圍以內，他們都是精打細算的「經濟人」。我最早在《改造傳統農業》中對這一經濟人行為進行了分析。盡管農民因接受的教育、健康和經驗不同，觀察、理解以及對新信息的反應能力也有所不同，但他們具有關鍵的一種天賦，即企業家精神。
人口質量的提高
這里的質量包含多種形式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中資本的定義與廣義資本理論以及狹義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資本概念並不完全一致。這里資本的定義假設資本具有同質性，經濟增長模型將不同形式的資本混為一談。約翰·希克斯說，資本的同質性假設是資本理論的災難。這個假設已被證明不適用於分析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因為不同資本的收益率存在差異。將不同形式的資本混為一談是隱藏在經濟增長模型中的一個核心內容。
人力資本是勞動生產率以及企業家能力的源泉。這種分配能力在農業生產、非農業生產、家庭生產活動、學生對時間和其他資源的支配中都十分重要。它同樣影響著人們對工作機會和居住地點的追求，以及人們從當前消費、未來消費中獲得的滿意程度。
健康投資增加對醫療和教育的投資能夠提高人口質量。人力資本理論將人的健康狀況也看作一種「存貨」、一種健康資本。這種存貨的質量部分是遺傳的，部分是後天形成的。健康「存貨」隨著時間貶值，在生命後期，貶值速度加快。
教育投資教育是提高人口質量的根本。但是在計算教育的成本時，孩子為父母工作的價值應該計算在內。教育的另一個特徵是教育的效應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顯現。假設社會中大多數人都沒有接受過教育，當受教育的兒童進入成年期，教育的成果才逐漸釋放。
印度的人口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間增長了50%，6至14歲的上學兒童增加了200%。中學和大學學生的增長率更高。教育從本質上說僅僅是一項投資，教育支出減少了具有儲蓄效應的資源，將教育支出當作消費是錯誤的。
高技術人群
在衡量人口質量時，不能忽視醫生、工程師、會計以及科學家、技術人員這些群體。低收入國家的研究能力令人吃驚。在低收入國家中設有專業研究所、政府部門的研究單位、工業研究部門以及大學研究機構。這些機構中的科學家或者技術人員通常受過高等教育、有些人從海外學成歸國。他們研究的領域包括醫葯、公眾健康、營養、工業、農業甚至原子能。低收入國家對農業的研究投入很多，對農業的推進也初見成效。
結束語
世界上大多人仍在繼續出賣勞力賺取微薄的收入。他們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收入都花在食物上，他們的生活十分艱辛，他們想盡一切辦法提高產量。但是，大自然安排了數千種物種，隨時有可能吞噬他們的勞動成果。太陽、地球、季風、降雨都不會特意眷顧他們。高收入國家的人們似乎已經忘卻了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箴言，他說：「知識是生產中最強大的引擎，知識使我們有能力與大自然抗爭，使大自然滿足我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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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說一下,樓上"木mm"發的那一堆英文是關於威廉·阿瑟·劉易斯和西奧多·舒爾茨的生平介紹,不是演說稿.
『柒』 最先提出人力資本概念的是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是與物質資本相對的，關於人力資本的概念與界定並沒有版統一的說法，大多數專家學者權傾向於人力資本理論創始人T.W.舒爾茨和G.S.貝克爾的對人力資本概念的表述。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是「人民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