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空間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有何淵源關系
克魯格曼發表於1991年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一文被視為空間經濟學向主流經濟學回歸的標志,也是新經濟地理學發展的開端。20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家將馬歇爾的外部性理論、哈里斯的市場勢理論、繆爾達爾的因果循環積累效應納入到了一個統一的框架,通過廠商層次上的報酬遞增、運輸費用、要素流動和相互作用分析,為傳統的空間分析和區域科學分析產業空間集散提供了新的啟發。
㈡ 新制度經濟學的關系淵源
共同點來:都強調制度的自重要性,都對新古典經濟學忽略制度的非中性以及過分的形式化表示不滿。
不同點:新制度經濟學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和發展。以實際的人出發來研究人,強調研究人、制度和經濟活動三者間的相互關系 。舊制度經濟學盡管對古典經濟理論不滿意,但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 馬克思分析了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間的關系,認為技術變遷決定製度(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諾思認為是制度變遷而不是技術變遷決定經濟增長。
諾思對馬克思評價很高,「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於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間的矛盾。」(新古典經濟分析櫃架遺漏的東西: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
㈢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淵源
舊制度經濟學派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制度主義廣泛傳播時期,這是通常所說的舊制度學派。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間觀點不太一致,沒有形成統一的理論,大致可以分為三支:
(1)社會心理學派(凡伯倫為代表),強調對社會文化心理和習慣的分析,特別是科學技術進步對這種所謂「制度」的影響;
(2)社會法律學派(康芒斯為代表),強調集體行動在控制個體行動方面起的作用,認為法律制度是決定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
(3)經驗統計學派(米契爾為代表),認為分析制度因素的作用要以經驗統計資料為基礎,經濟理論的研究是次要的,應當先對事實進行統計分析,然後得到結論。僅就理論思想對以後經濟理論的發展來說,凡伯倫是這三人中影響最大的一位。他的思想成為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的主要來源。
舊制度學派各個分支雖然研究的出發點、內容並不相同,但他們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有相同之處。他們在研究對象上都強調制度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汲取了德國歷史學派的觀點,採取歷史主義和制度分析的方法,一方面強調從制度的整體方面研究問題,另一方面強調從制度的演進方面研究問題,提出要建立以研究制度演進為基本內容的經濟理論,從結構上改革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對「制度趨勢」的研究既是制度學派的一個共同點,又是形成制度學派的理論基礎。
新舊過渡時期的制度學派
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是制度學派從舊到新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的經濟學家們繼續沿著凡伯倫所開辟的道路研究制度問題,從而發展了凡伯倫的理論,著重從社會和企業結構角度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問題,強調技術進步對於制度和企業權力結構的重大意義,分析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對資本主義權力機構的影響,以及工業化後的社會發展趨勢等等。這都為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准備,在制度學派的發展過程中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