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經濟學應用

Ⅰ 演化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假設和具體方法

基於演化理論的邏輯並綜合有關文獻，我們將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歸納為以下六個方面。 歷史重要並不是著重於歷史分析，從歷史資料中歸納出某些規律，而是指著重於經濟發展的過程，重視經濟過程中的路徑依賴性和經濟過程的不可逆性。溫特和納爾遜指出：「經濟發展過程是一個馬爾科夫過程，某一時期一個行業的狀況決定它在下一個時期的狀況的概率分布。」奧地利經濟學對經濟學的貢獻也主要集中在市場過程的演化理論方面。
我們將演化經濟學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具有特色的方法歸納為：第一，個體發生和系統發生相結合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個體群思維的具體化。把變化設想為個體發生還是系統發生，取決於我們想對研究對象作出描述的層級水平。演化經濟學通過在不同水平上進入系統層級來處理復雜性，被解釋變數和解釋變數的內容取決於研究進程所採用的視角。演化經濟學用群體統計特徵的變化來測量演化，關心給定群體中某種行為變化的頻率。第二，歷史和地理的相對性分析方法。演化經濟理論重視歷史和地理差異分析，重視不同國家和地區在不同發展階段中的特殊性。通過對分析對象的歷史發展脈絡的研究，同一經濟現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表現出不同的內部規律性。在不同的地理條件下，會產生不同的文化系統，意會性知識在同一地理領域中易於傳播和擴散，所以，不同地域的經濟發展的內部規律和模式會出現差異。第三，比較方法。演化理論認為，通過經驗觀察，所認識到的經濟系統內部機制往往具有不完全規律性。基於這種粗略形式或半規律性，可以猜想，某種相對持久和潛在的可識別的機制正在發揮作用。通過比較，可以確認何種因素如何導致半規律性產生，以此為基礎，再運用類比和隱喻等回溯法，就可確認事物的深層因果機制。第四，動態分析方法。演化經濟學解釋變數如何歷時變化，通過說明它是如何達到當前狀態的，來解釋它現在為什麼是這樣的。

Ⅱ 演化證券學的內容簡介

演化證券學（EAS）是證券學、生物學、進化論等有機結合的前沿交叉學科，綜合運用生命科學原理和生物進化思想，剖析股票市場所發生的資金博弈行為背後的本質與奧秘，為證券市場演化分析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以生物學範式（Biological Paradigm）詳盡闡釋股市運作的內生動力機制，提出了一個解釋股市波動邏輯的全新思路和方法，是證券投資研究的一個具有生命力和豐富內涵的理論體系；與現代金融學「理性人」、「有效市場」等各種理想化的前提假設不同，演化證券學重視對「生物本能」和「競爭與適應」的研究，強調人性和市場環境在股市演化中的重要地位，是探索股市生存法則最有潛力的新興研究領域。
其開山之作《股市真面目》及一系列實證研究成果，顛覆了人們對於股市運行機理的傳統認知，可稱為達爾文式的範式革命，對於揭示股票價格形成機制及其演變規律，推動現代金融理論的多學科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由於其理論和方法植根於中國本土市場的長期研究與實踐，而且以市場生態為重要研究導向，因此，對於真正深刻理解中國特色股票市場的運行規律，構建適合中國市場環境的博弈策略框架，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作為股市運作邏輯的生物學解讀、世界首創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體系，演化證券學徹底摒棄證券市場行為分析中普遍流行的數學和物理學範式，力圖應用實證分析（Empirical Analysis）和規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方法，拓展人們對股票市場波動本質的真正理解；長期而言，股票價格由企業的內在價值決定，但中短期而言，股價波動在本質上是生物本能和進化法則共同作用的產物！股市波動既不是傳統經濟學認為的線性的、鍾擺式的「機械運動」，也不是隨機漫步理論認為的「布朗運動」，而是一種特殊的、非線性、復雜多變的「生命運動」。
由於傳統證券投資理論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範式，因而也不可避免地繼承了新古典分析範式的缺陷。演化證券學與傳統投資理論的重要區別，除了「人性假設」和「範式框架」之外，至少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演化證券學重點研究股市運作的內在機理及相關邏輯關系（塵埃如何落定），而傳統理論側重於解釋波動發生的現象及結果（塵埃落定後的世界）；
(2)、認為市場行為主體具有顯著的異質多樣性(心智模式和行為表現各異）、復雜性（理性和非理性交織演化、樂觀和悲觀頻繁轉換）、應激性（正常和過度應激、顯性和隱性過度應激）和自適應性（非線性反饋機制和路徑依賴）；
(3)、強調投資者的優先目標是「生存」，而不是「最大化」，其可持續生存能力，主要取決於「適應性」，而不是「完美性」。在動態演化的視角下，現實市場環境中投資者的實際行為，通常表現為「競爭和適應」，而不可能達到「最優」，片面追求盈利最大化，恰恰是投資者最致命的認知缺陷！
其實，經濟演化思想很早就存在於經濟理論中，即使在以靜態分析為主的新古典經濟學盛行的年代，演化思想也在經濟學中佔有一席之地。美國經濟學巨匠、制度經濟學鼻祖凡勃倫，就向人們提出了「經濟學為什麼不是一門進化的科學」的質問。新古典經濟學派創始人馬歇爾也承認，演化的概念比靜態的概念更復雜，因此大量的經濟基礎理論研究，仍然以機械類比、均衡、穩定、決定性為主。並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中宣稱：經濟學家的目標應當在於經濟生物學，而不是經濟力學。
奧地利學派對基於數學的均衡分析，持幾乎完全否定的態度，認為數學是功能的、側重形式的，不能帶來對基本經濟聯系的任何真正理解，數學化經濟關系的努力是無用的。事實上，現代經濟學的均衡分析試圖把經濟學變成純粹邏輯學的一個分支，成為由一系列自明的命題構成的知識部門，就像數學和幾何學一樣，它們只受內在自恰性（Internal Consistency）這個標準的檢驗，而不受實際行為和外部信息的影響。
由於受相應研究和表達工具的限制，演化路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難於形成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無法滿足當時普遍萌發的經濟學研究客觀化和科學化的追求。在經歷了持久的爭論之後，經濟學就逐漸把自己類比成物理學或數理科學，以靜態分析為主的新古典經濟學逐步取得了統治地位，以致於均衡分析被公認為主流經濟分析的工具。盡管演化思想曾經在理論分析中占據重要地位，但其內含的演化路徑卻因學術表達上的困難等原因，而逐漸被人們所遺忘。
跨學科方法是解決經濟和金融市場復雜性問題的最佳途徑。二十世紀末期，「演化經濟學」終於獲得了里程碑式的發展，從事演化分析甚至被視為當今經濟學家的一種範式時尚與趨勢。1991年，《演化經濟學》雜志正式誕生 。近年來，演化理論與金融學的交叉融合，日益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密切關注，盡管其力量還不足以和傳統金融理論抗衡，但已經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發展前景。2002年在蘇黎世瑞士證券交易所召開了「演化金融」的專題會議；2005年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推出了關於演化金融學研究進展的專刊；2011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H·弗蘭克（Robert H. Frank）在其最新出版的《達爾文經濟學》一書中，提出這樣一個論斷：總有一天，人們會認為經濟學的真正鼻祖是達爾文，而非亞當·斯密。
相對於龐大而繁雜的經濟金融系統，股票市場毫無疑問是探索證券演化分析範式「科學性」的絕佳實驗室，而且是測試其理論與方法「適用性、有效性、可靠性」的天然試驗場，可以使我們更加容易、更加客觀對各種流行理論的真偽優劣作出正確判斷和驗證。
創新總是從不同專業領域的邊緣開始的，作為證券學、生物學、進化論等有機結合的邊緣交叉學科，演化證券學的理論體系具有無可置疑的科學性、創新性、系統性和邏輯性，也擁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巨大的應用價值，但毫無疑問，它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還需要許多人的開拓性工作和許多年的不懈努力，才能夠被人們普遍理解和接受（除了頑固的線性思維定勢外，西方社會一直對進化論持懷疑態度和抵觸情緒）。
這符合新生事物的發展規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隨著認知神經科學、演化博弈論等相關學科的迅速發展，以及金融理論多學科融合的不斷深入，演化證券學的最終崛起只是時間問題；我們沿著這個方向的研究探索越深入，離股市運行的客觀規律就越接近，也就越能夠在股市的生存博弈中佔得先機。

Ⅲ 演化經濟學具體是什麼演化經濟學是什麼

演化經濟學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富有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的新領域專，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均衡屬分析相比，演化經濟學注重對「變化」的研究，強調時間與歷史在經濟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強調制度變遷。
演化經濟學就是要了解經濟組織的內部結構，以便更好地了解技術進步以及行業和產品的變遷，理解創新發生的過程，更好地了解經濟的演化過程。

Ⅳ 演化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

馬克思是現代演化經濟學的思想前驅，此後廣義的演化經濟學（具有演化思想的經濟學）源於凡勃倫，狹義的現代演化經濟學源於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對創新過程的研究使演化經濟學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理論分支，西蒙的理論貢獻主要在於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演化經濟學藉此概念批判新古典經濟學，並將之視為自身理論框架的重要基點之一。 演化經濟學就是要了解經濟組織的內部結構，以便更好地了解技術進步以及行業和產品的變遷，理解創新發生的過程，更好地了解經濟的演化過程。
交易費用理論
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費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論文《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新制度經濟學
提出的，科斯認為，交易費用應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產權的費用，發現交易對象和交易價格的費用，討價還價、訂立合同的費用，督促契約條款嚴格履行的費用等等。 交易費用的提出，對於新制度經濟學具有重要意義。由於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配置的，交易費用理論表明交易活動是稀缺的，市場的不確定性導致交易也是冒風險的，因而交易也有代價，從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問題。資源配置問題就是經濟效率問題。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須提高經濟效率，否則舊的制度將會被新的制度所取代。這樣，制度分析才被認為真正納入了經濟學分析之中。
產權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權利，是一種社會關系，是規定人們相互行為關系的一種規則，並且是社會的基礎性規則。產權經濟學大師阿爾欽認為：「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強制實施的選擇一種經濟物品的使用的權利。」這揭示了產權的本質是社會關系。在魯賓遜一個人的世界裡，產權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相互交往的人類社會中，人們才必須相互尊重產權。 產權是一個權利束，是一個復數概念，包括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等。當一種交易在市場中發生時，就發生了兩束權利的交換。交易中的產權束所包含的內容影響物品的交換價值，這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基本觀點之一。 產權實質上是一套激勵與約束機制。影響和激勵行為，是產權的一個基本功能。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產權安排直接影響資源配置效率，一個社會的經濟績效如何，最終取決於產權安排對個人行為所提供的激勵。
企業理論
科斯運用其首創的交易費用分析工具，對企業的性質以及企業與市場並存於現實經濟世界這一事實做出了先驅性的解釋，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單一生產制度體系————市場機制，拓展為彼此之間存在替代關系的、包括企業與市場的二重生產制度體系。 科斯認為，市場機制是一種配置資源的手段，企業也是一種配置資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科斯看來，市場機制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並允許某個權威（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交易費用的節省是企業產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場機制的惟一動力。 而企業與市場的邊界在哪裡呢？科斯認為，由於企業管理也是有費用的，企業規模不可能無限擴大，其限度在於：利用企業方式組織交易的成本等於通過市場交易的成本。
制度變遷理論
制度變遷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其代表人物是諾斯，他強調，技術的革新固然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人們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並通過一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法律制度等）構建把技術創新的成果鞏固下來，那麼人類社會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設想的。總之，諾斯認為，在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面，制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制度變遷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對節約交易費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變遷可以理解為一種收益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收益較低的制度的替代過程。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構成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塊基石。制度變遷理論涉及制度變遷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問題、制度變遷的動力、制度變遷的過程、制度變遷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徑依賴等。 科斯的原創性貢獻，使經濟學從零交易費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費用的現實世界，從而獲得了對現實世界較強的解釋力。經過威廉姆遜等人的發揮和傳播，交易費用理論已經成為新制度經濟學中極富擴張力的理論框架。引入交易費用進行各種經濟學的分析是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目前，正交易費用及其相關假定已經構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環境的新制度環境，正在影響許多經濟學家的思維和信念。 一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是由科斯的《企業的性質》這篇文章所開創的。
編輯本段新制度經濟學關於人的行為假定
1.人類行為動機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們追求財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們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人們往往在財富與非財富之間進行權衡，尋找均衡點，實現非財富價值不能總以犧牲個人財富為代價。） 非財富最大化行為：利他主義、意識形態、自願負擔等，非財富最大化往往具有集體主義行為偏好。 個人非財富最大化行為的四種動力： 愛、團結和其他利他主義思想，在家庭、小部族和朋友之類的小群體起作用； 受到脅迫和威脅； 預期為別人做事可以產生對自己有利的副效應； 心理上得到滿足或至少良心不受責備。 2.人與環境的關系，即有限理性。(人不能對稀缺的世界作出正確的反映)。 原因： 一方面，環境復雜，參與者眾多，信息不完全，不確定性因素多，行業太多，分工太細。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夠，信息太多和太少一樣不理想。如到書店買書，考試劃范圍等，信息太多反而累人，關鍵是要有用的信息。 「信息悖論」：信息搜尋不可能達到最佳狀態，因為在搜尋之前不可能知道信息價值。 信息不僅是不完全的，還是不對稱的。又分兩種情況： 一是事前不對稱 ，如買房、看電影等。二是事後不對稱 ，如保險公司與投保人的關系，醫生和病人的關系，許多買賣關系等 。又如：二手車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網上銷售、國有企業虧損等。 另一方面人對環境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無所不知。 3.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即人具有隨機應變、投機取巧、為自己謀求更大利益的行為傾向。 人的機會主義的二重性 ： 與冒險、尋找機遇、創新聯系，對立面是保持現狀； 把成本、費用轉嫁給他人，損人利己。

Ⅳ 經濟學的兩個基本假設及其內涵

1、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沒錯這里它包含了兩個意思，人是自立的，人又是理性的。每個人都知道做什麼事情和如何做事情有利於自己你追求和滿足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2、資源稀缺假設。學習經濟學就必須要認可資源的稀缺性，不考慮成本的選擇，這是沒有意義的，從另個角度來看，資源的稀缺性是人類發展自我製造出來的，由於人類需求慾望的追求，資源的稀缺性不僅僅是假設，更是符合現實的事實。

經濟學內涵就是研究所有的人類行為。經濟學不僅研究個人選擇，還研究人與人之間的博弈，研究人的集體行為，以及研究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歷史變遷等。

可見，從個人的一生，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影響，人與人之間的博弈與合作，人類經濟的增長和制度的變遷等等，都在經濟學關注范圍內。

(5)演化經濟學應用擴展閱讀：

從經濟學所用的工具和所涉及的學科上來看，為了研究人類行為，經濟學幾乎無所不用。經濟學要研究人的選擇，就要研究人做選擇的動機，研究動機就要追溯人的心理和需求，研究人的心理和需求就要追溯到人性，研究人性就要追溯到人的生物構成，包括大腦的神經系統等，

未來，經濟學的研究肯定是各種學科的交叉應用，比如，中國的經濟學狂人汪丁丁就是一個多學科的專家，他即是史學家，又是生理學家，生物學家，神經學家，數學家，以及哲學家。經濟學涉及的知識之廣深，使用的工具之繁多，確實是大多數學科所不能比擬的。

Ⅵ 據花旗銀行演化經濟學分析誰在走上坡路

中國

「要解決經濟換擋期的問題，只有發掘新增長動力，那就是人人創新版、處處創權新。」姚景源說，只有創新，才能煥發出推動經濟增長的新能量，替換過去依靠三大投入的狀況，變換發展動力。
中國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以來，成效已顯。據國家發改委數據：8個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域169項任務全面啟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支撐平台加快發展，眾創空間已超過4200家。

Ⅶ 演化經濟學的釋義

演化經濟學研究競爭中變化發展的市場過程，對應於靜態均衡的新古典經濟學。它以歷史的不可逆視角觀察經濟現象。它研究開放的系統，關注變革、學習、創造。競爭過程是非均衡的，具有路徑的依賴性的，被視為一種甄別的機制。與演化經濟學密切相關的新興交叉學科還有：演化證券學、演化金融學等。
演化經濟學(Evolutionary Economics):21世紀經濟學的主旋律
馬克思是現代演化經濟學的思想前驅，此後廣義的演化經濟學（具有演化思想的經濟學）源於凡勃倫，狹義的現代演化經濟學源於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對創新過程的研究使演化經濟學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理論分支，西蒙的理論貢獻主要在於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演化經濟學藉此概念批判新古典經濟學，並將之視為自身理論框架的重要基點之一。
演化經濟學就是要了解經濟組織的內部結構，以便更好地了解技術進步以及行業和產品的變遷，理解創新發生的過程，更好地了解經濟的演化過程。
發展歷程
在經濟學發展的這種多元化時代，我們是否可以觀察到經濟學範式的一種根本性轉變呢？無疑，這要從我們的時代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中去尋求它的起源。例如，經濟系統的復雜性和可持續發展使我們不得不採用系統的或有機的方法，而無法恪守方法論個人主義；知識經濟的核心問題是資源創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資源配置；新奇的不斷突現要求我們更注重定性的研究並與數量分析相結合，而不是脫離現實的數學形式主義；持續的經濟轉變需要我們把「生生不已」作為「看問題的出發點」，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北京共識」的精髓是多樣性和創新，而非「華盛頓共識」的最優和機械思維。
在目前的經濟學中，演化經濟學就是前者的代表，而後者就是所謂的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在經濟人穩定偏好的條件下，給定技術和制度約束，只是局限於對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如何配置進行研究，這種經濟學目標已經不適應知識經濟和信息革命的時代要求。在這個時代，重要的因素是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等，換言之，新奇事物的創造才是關鍵。因此，為了迎接這種時代的挑戰，21世紀的經濟學正面臨著一種革命性的變化，而演化經濟學則是這種變化的主導力量。演化經濟學就是對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範式，經濟學範式的轉變將使新古典主流成為傳統經濟學，而不再是「現代經濟學」的前沿。
德國演化經濟學家魏特指出，在19世紀下半葉，在兩個不同的學科幾乎同時發生了庫恩式的「科學革命」，一個是自然科學當中著名的「達爾文革命」，另一個則是經濟學中的 「邊際革命」，這種巧合確實是對歷史的諷刺，因為不可能再有比這兩種革命所追求的目標更對立的了，邊際革命所確立的是一種倒退的、牛頓主義的和反歷史的經濟學主流。在過了一個多世紀之後，現在是否到了逆轉這種趨勢的歷史時期？魏特的回答是，目前的經濟學確實需要達爾文式的範式革命。
實際上，早在1898年，凡伯倫就向經濟學家們提出了，「經濟學為什麼不是一門進化的科學？」馬歇爾也宣稱，「經濟學家的麥加應當在於經濟生物學，而非經濟力學」。然而，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卻歷經坎坷，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它已被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遺忘。只是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演化經濟學才開始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所注意。因此，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八木紀一郎認為，如果以演化思想為基礎的經濟學重建算是科學革命的話，那末，這種科學革命就是被推遲了一個多世紀之後才又重新開始的。
學科應用
目前，與演化經濟學理論密切相關的學科領域，就是演化證券學。它是運用生物進化原理系統闡釋股市運行機理的新興交叉學科，是證券投資研究的一個具有生命力和豐富內涵的新領域。與現代金融學的「理性人」、「有效市場」相關假設不同，演化證券學重視對「生物本能」和「競爭與適應」的研究，強調人性和市場環境在股市演化中的重要地位，是揭示股市生存法則最有潛力的前沿科學。其開山之作《股市真面目》顛覆了股市運行機理的傳統理論，可稱為達爾文式的範式革命。
作為介於生物學和證券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演化證券學的理論精髓，在於它摒棄了機械論的思維方式和理想化假設，揭示股市運作背後的生物進化邏輯，指出股市波動在本質上是一種復雜多變的「生命運動」，而不是傳統經濟學認為的鍾擺式的「機械運動」，其典型特徵包括：代謝性、趨利性、適應性、可塑性、應激性、變異性和節律性等。這就是為什麼股市波動軌跡難以被定量描述和准確預測的最根本原因。
只要認同演化證券學的基本原理，把股市看做是一個獨具魅力的鮮活復雜的生命有機體，而不是一台甘於被人隨意擺弄的呆板機器，運用演化分析方法來觀察和研究市場，那麼，我們就能夠突破傳統理論的局限性，擺脫錯誤思維方式的束博，清除認識論上的盲點，規避方法論上的誤區，建立起真正符合股市內在運行規律的正確方法。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不被市場的表象所欺騙，早日獲得持續性盈利能力。
學科特徵
1.用動態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經濟發展過程，看待經濟變遷和技術變遷；
2.強調慣例、新奇創新和對創新的模仿在經濟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創新是核心；
3.以達爾文主義為理論基礎，以達爾文進化論的三種機制（遺傳、變異和選擇）為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
4.強調時間、歷史等在經濟演化中的地位，認為經濟演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
5.強調經濟變遷的路徑依賴，制度的演化遵循路徑依賴的規律，今天的制度是昨天的制度甚至一個世紀前的制度的沿革；
6.強調經濟變遷過程中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
前沿問題
1.如何理解經濟變遷和技術變遷問題
如何理解經濟變遷和技術變遷問題，如何理解經濟的演化過程。生物基因是朝著有利於其生存的方向演化，也就是有目的性。但是在企業中，雖然經理人員的決策有其目的性，但是職工的創新往往是無目的的。比如說在一個飛機製造企業中，裡面有大量的工人與研究人員，他們大部分通曉物理的一般規律，但是只參與製造飛機的極少的一部分工作，所以他們並不知道每一個創新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新的飛機可能不是那個專門負責飛機設計的工程師設計出來的，而是由別的工程師設計出來的。作為創新的直接參與者，工程師不大能夠預測到這個產業將來的發展方向在哪兒，將來會產生哪些新的產業。這也是對演化經濟學的最大的挑戰。
2.制度方面的挑戰
在演化經濟學中研究創新以及技術變遷時，不能夠忽略到制度對技術變遷以及創新的影響。如果你考察半導體產業以及別的一些產業，你會發現制度對這些產業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正是大量的公共投資才導致了半導體業的快速發展。所以，演化經濟學應該考慮到政府採取的政策以及制度變遷對經濟演化和技術變遷造成的影響。
經濟政策觀1 歷史重要與最小限度打亂原理
演化經濟學凸顯了時間對經濟社會系統的建設性作用。時間的存在意味著經濟變遷是一種演進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包含著未來的不確定性與非決定性，而且還包括著過去沉積的歷史對未來發展所起到的制約作用，歷史是重要的。在任一歷史時點上，個體及其所處的環境都是上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它們是其遺傳特性和過去經歷之產物，是在既定的傳統、習俗和物質條件下累積形成的；它們在過程中為下一步提供了出發點……昨天遺留下來的生活習慣以及機械似地殘留下來的環境都對今天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強制。」
經濟類型是歷史重要最突出的表現。所謂經濟類型就是一個國家在經濟演進的歷史長河中所保留下來的由主導的經濟態度、原則和規范所產生的特定的經濟精神，經濟秩序中各種各樣的規則和其他經濟關系以及由技術累積性發展所產生的特定模式。經濟類型的特定性說明了不同的國家由於相互依賴的不同因素在時間進程中的因果累積而產生的異質性。因此，演化經濟學家們主張任何經濟問題的分析包括經濟政策都應該是情境和脈絡特定的。恰如薩巴蒂爾所指，「政策產出是精英在國家制度的限度內活動並做出的決定，但是這些決定受到公眾和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而且最終受到歷史－地理環境的影響」。
在經濟類型中，人們約定俗成的價值觀、思維範式、行為模式、傳統類型、風俗習慣等通過政治的作用、古老的傳統和絕對的信念維系著權威，是一個國家或民族連續性的保障，除非發生「間斷均衡」式的革命，否則它根本上就不可能被重構。因此，演化經濟學家們主張經濟政策的制定必須考慮本國歷史遺留的社會規范、文化遺產和傳統，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一項經濟政策的實施不會引起社會的斷裂或失范等問題。
2 創造力原理
人類創造性原理是由著名的演化經濟學家何夢筆提出來的，他認為演化經濟學的核心主題是人類創造力、發明和創新，在與真實的世界打交道的時候，人類創造力、發明和創新是人類學習的基本組成部分，何夢筆將其定義為人類創造力原理。人類創造力原理的基本理念是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個體既不是「慾望的血球」也不是機器中的螺絲，他是能動的，恰如馬克思所言，「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
遵循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理念，演化經濟學認為人的心智不是一面被動的鏡子。「心靈的概念是一種主動的、持續不斷的對印象進行組織和再組織的機構」。當情境感知－行為－滿意結果這種慣例性的反應程序不能解決人們所面對的問題時，它就召喚著想像、反思和創造性的思維。人的行為是由過去的習慣、當前的情境和對未來的期待所共同決定的，而想像力和創造力則是人的重要特性。決策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想像。
能動作用最突出的特徵是新奇事物的出現及其擴散。魏特的看法是非常有見地的，「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福斯指出，由多西、納爾遜、溫特和魏特等所發展起來的演化經濟學所關注的就是新奇的突現、可能的擴散及其由此所導致的已存結構的轉變。在社會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是個體獨創性的結果，它源自於個體對社會經濟結構及其轉變意會性和特異性的知識和技能。
3 不確定性與意外原理
不確定性是現代經濟所表現出的最顯著的特性。極度的不確定性也會使政府在試圖為他們自己的國家找到一條最優解決途徑方面顯得軟弱無力。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政策所面臨的環境或政策結果所具有的不確定性是無法排除的。如拉赫曼認為，「時間和無知不僅使經濟過程成為必然，而且他們也是這些過程的恰當的性質」。
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來自於環境和政策後果等諸多方面的因素，產生的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
1.復合效應。「所謂的『復合效應』,指的是一系列行為組合起來的後果……情況似乎是這樣：人人為之，可又無人為之。」經濟政策生成了新的互動方式，而其結果取決於大量的非串謀的個體的經濟行為的共同結果，如同馬克思的「平行四邊形」法則一般，無法預測。
2.能力-困難缺口。能力-困難缺口意味著個體決策能力與解決問題的困難之間的差距，不同行為的結果不可知；不知新事物像什麼，有什麼經濟特徵；最好的行事方式是什麼，達到目標的有效手段是什麼。能力-困難缺口的存在意味著選擇的驚喜與懊悔，它的存在本身就會引起不確定性。
3.經濟政策中的各種行為主體的主觀創造力經濟政策中的各種行為主體的主觀創造力和選擇能力對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後果的影響。如哥哈德·崴格訥認為演化的經濟政策強調政策可能帶來的非預設的、負面的效應和市場參與者的創新行為。而我國學者楊瑞龍將人們針對政府經濟政策的創新性行為總結為層層截留、曲解規則、補充文件、改頭換面四種方式。
由於不確定性的存在，演化經濟學主張經濟政策應該遵循意外原理，所謂的意外原理便是由於經濟政策可能會帶來與預先的政策目標不一致的意外後果，經濟政策制定時需要目標具有模糊性，從而具有容許行為人創造性行為的空間，可以充分利用不同的行為主體對問題、戰略、規則在理解上的不同，進而利用和尊重多樣化地方經驗，從中獲取進一步的經濟政策的啟示或修正。恰如羅森博格所言：「我們所說的不確定性，是指無法預計求索的結果或預先決定一條通往特定目標最快捷的途徑。這種不確定性有一個很重要的暗示：行動不能被計劃。」
4 復雜與質量型的經濟政策主張
演化經濟學認為世界是復雜的，世界是在特定時空中通過多重因素相互交叉、網路式的反饋環路和非線性不可逆過程而形成的，所以從歷史重要到強調人的能動作用的創造力原理和意外原理都說明了經濟政策既受到來自歷史沉積的價值觀、思維範式、行為模式、傳統類型、風俗習慣的結構性約束作用，又受到來自人類有意識的動機、無意識的意會性知識以及可能的意外結果的綜合作用。在這樣的前提下，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就不能只是預測，而是「通過對管束和便利人類行動的結構性條件進行有見識的轉變而達到人類的解放，即在特定時空下，通過結構轉變，為社會各階層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發揮創造潛力的機會」，所以演化經濟學提倡如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等質量型的經濟政策。
演化經濟學質量型的經濟政策不同於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數量型經濟政策，如價格管理、投資或儲蓄政策、減稅或增稅、利息率的調整、貨幣量的供給等。但是，「正如癌症不能通過輸血來治療一樣，許多經濟危機也不能通過數量型政策治癒，它必須通過復雜的質量型政策如制度改革或系統轉變來解決。」數量上的問題大多都與結構性因素有著諸多因果關系方面的聯系，現實中的經濟現象，尤其是中國這樣面臨著大規模製度變遷問題的國家，更多的是制度和技術的創新、結構的變革與轉換的問題，進而發揮各種行為主體的創造力。
演化經濟學的企業理論、網路經濟和國家創新體系等方面的研究則是「質」的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演化經濟學認為企業是唯一的一種獲取和結合各種知識並用於實踐中的組織，因此，與演化的技術創新政策相關的微觀政策也主要集中在處於一個演化的技術軌道中企業的能力塑造問題，這包括對創造性破壞過程的適應與抵抗能力、學習能力、自身的創新能力等。但隨著經濟系統復雜性的增加、勞動分工的深化以及知識所具有的意會性與不可符號化的性質，不同知識之間互補性的增強也就成為必然了。因此，演化的技術創新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協調和促進不同制度、組織如政府、市場、企業、產業群和學術單位之間的學習、互動和適應，從而生成並擴散創新，而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可以說就是演化的創新政策的宏觀政策。
5系統政策觀
演化經濟學對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便是將創新看作是一種交互作用的社會過程，其分析方法是系統論的，所以國家作用的理論根據就是解決系統失效的問題。系統失效主要表現在系統的行為者之間缺乏相互作用、公共部門的基礎研究和工業應用性研究不匹配、技術轉移機構失常以及企業的信息不足與吸收能力低下等。政府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作用就在於在技術－經濟範式更迭的情況下可以提供技術經濟機會，提供有效的關聯。系統失效的存在恰恰表明政府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
6 試驗與政策學習原理
演化經濟政策主張經濟政策的試驗性，政府必須要提供製度空間允許並鼓勵試驗，賦予行為主體以試驗的自由。在我們看來，所謂經濟政策的試驗性質實質上是指不依賴專家的理性設計或領導的個人權威，而是強調多樣性的創造活動，並將經濟政策看作是一種過程。霍弗和波爾特指出，創新的演化政策需要處理的是多樣性、競爭和合作這三種要素之間的「緊張關系」。多樣性提供創新並容許不確定性的存在，競爭是創新的動力，合作可以建立基本的聯系和互動。為此，政策尤其應該支持和鼓勵實驗性的行為，比如集中精力把創新和知識作為能力的基礎，寬恕可能發生的「錯誤」並從中學習。
演化經濟學家斯蒂恩就為知識經濟時代發達國家創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種「政策學習」的框架。斯蒂恩認為，政府在經濟領域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促進創新。而要實現這種作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要進行持續的交互學習，其目的就在於幫助政府做出有關創新和技術政策的「制度調適」。這種「制度調適」實質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學習」的結果，這主要體現為以下三種類型政策學習。
1.信息處理。通過獲得解決特定問題所需要的信息來實現「制度調適」，它本身並不造成既有認知模式和學習方式的改變。
2.制度借鑒。通過「地方化」引進其他國家和地區成功的制度和政策。制度借鑒一般會導致政策制定者已有視角和認知模式的變化。
3.交互性的知識創造。這是導致新的、前所未有的政策手段得以出現所需要的，它往往會導致新的政策學習方式和新的認知模式的出現。
政策學習概念的提出說明了政府行為的內生性，政府所制定的制度性政策、技術創新政策，其頒布的法律、規范等都是社會系統互動的一部分，政府不斷地與經濟行為者交互學習，並對經濟政策的實施情況做出反應。
演化經濟學的這六項經濟政策基本原理並不是彼此相互獨立的，而是可以交互解釋並總體上被把握的。一項良好的經濟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統觀和過程觀，前者注重的是經濟政策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嵌入性，而後者則強調的是時間的建設性作用，包括歷史的沉澱、現在的選擇、未來的不確定、新奇以及保持變遷的連續性等。在此基礎之上，經濟政策的演化觀必然要堅持最小限度打亂原理、試驗性政策學習和質量型經濟政策等基本主張。無論是對轉型經濟和我國改革歷程的理論解釋，還是就我國和發展中國家未來經濟政策的制定而言，與新自由主義截然不同的經濟政策演化觀都具有巨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Ⅷ 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文選怎麼樣

論文集，抄有幾篇很經典啊。襲 霍奇遜、賴納特，這兩人要火，或者已經火了，或者，火得還遠遠不夠。 決定好好研讀他們的書。以前人窮怪物飢很是可恥，經濟學思想真是挺博大的，必須拓得夠寬，才能找到契合自己思想的研究體系。 還限制字數。 不想說太多，內容博大，還需要消化很久，很多關鍵性的概念和核心思想，強烈推薦自己看吧。

Ⅸ 演化分析的應用

人類對於股市波動邏輯的認知，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世界級難題。迄今為止，尚沒有任何一種理論和方法能夠令人信服並且經得起時間檢驗——2000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在《非理性繁榮》一書中指出：「我們應當牢記，股市定價並未形成一門完美的科學」；2013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授予羅伯特·席勒等人該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指出：幾乎沒什麼方法能准確預測未來幾天或幾周股市債市的走向，但也許可以通過研究對三年以上的價格進行預測。
作為全面和系統闡述股市中短期波動邏輯的理論創新體系，演化證券學對股市的各種復雜因果關系，具有顛覆性的強大解釋力、推理力和說服力，對於揭示股票價格形成機制及其演變規律，推動現代金融理論的多學科融合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同時，由於演化分析的理論和方法，植根於中國本土市場的長期研究與實踐，而且以市場生態為重要研究導向，因此對於真正深刻理解中國特色股票市場的運行規律，構建適合中國市場環境的博弈策略框架，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與傳統分析方法不同，演化分析方法論並不試圖為股市波動軌跡提供「想當然」式的定量描述和預測，而是著重為投資人建立一種科學認識和理解股市波動機理的全新分析框架，以幫助投資人擺脫對各種復雜因果關系理解的簡單化、表面化、理想化傾向，以及對待市場波動的線性思維定勢，突破傳統方法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從股市的代謝性、趨利性、適應性、可塑性、應激性、變異性和周期性等方面入手分析和處理問題，對市場的中期或重大波動行情做出正確判斷，從而達成在風險市場中長期穩健獲利的目標。
大量事實證明，投資人股票交易的許多重大損失，其主要原因並不在於操作技巧的某些失誤，也不在於智力高低或知識多寡，而是在於認識論和方法論本身存在著嚴重缺陷！這就是大多數投資者無法在股市中取得長期良好業績的最根本原因，確實值得人們深刻反思。
跨學科方法是解決經濟和金融市場復雜性問題的最佳途徑。二十世紀末期，「演化經濟學」終於獲得了里程碑式的發展，從事演化分析甚至被視為當今經濟學家的一種範式時尚與趨勢。1991年，《演化經濟學》雜志正式誕生。近年來，演化理論與金融學的交叉融合，日益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密切關注，盡管其力量還不足以和傳統金融理論抗衡，但已經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發展前景。2002年在蘇黎世瑞士證券交易所召開了「演化金融」的專題會議；2005年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推出了關於演化金融學研究進展的專刊；2011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H·弗蘭克（Robert H. Frank）在其最新出版的《達爾文經濟學》一書中，提出這樣一個論斷：總有一天，人們會認為經濟學的真正鼻祖是達爾文，而非亞當·斯密。
相對於龐大而繁雜的經濟金融系統，股票市場毫無疑問是探索證券演化分析範式「科學性」的絕佳實驗室，而且是測試其理論與方法「適用性、有效性、可靠性」的天然試驗場，可以使我們更加容易、更加客觀對各種流行理論的真偽優劣作出正確判斷和驗證。
世界上任何新生事物都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才能夠被人們逐漸認識和接受。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演化分析的理論基礎是科學的，研究方向是正確的，那麼，隨著認知神經科學、演化博弈論等相關學科的不斷發展與完善，經過投資人的長期探索與實踐，它就終究會得到世人的普遍認可，並成為證券市場極具競爭力的分析方法。
演化分析的理論體系具有高度的兼容性、開放性、可擴展性，有興趣對股市波動機理做進一步探討的投資者，可詳細研讀索羅斯的經典著作《金融煉金術》、羅伯特·席勒的《非理性繁榮》，以及馬克·布坎南的《隱藏的邏輯》，前者的「反身性理論」、「非線性反饋機制」與演化分析體系中的「適應性」、「可塑性」觀點可謂殊途同歸，後者關於人類行為「模式」的論述，則與演化證券學對股市運動內在「屬性」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而江恩理論的時間法則，雖然與演化分析體系中的「節律性」有共通之處，但邏輯基礎有所不同。

Ⅹ 淺談經濟理論的演變

第一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是指18世紀60年代從英國發起的技術革命，是從勞動密集型的手工業開始、以蒸汽機作為動力機被廣泛使用為標志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意味著資本密集，當相關產業通過不斷創新提高生產率後，能夠迅速增加社會財富，繼而持續推動本領域和其它領域的工業化革新和生產。

第一次工業革命使工廠制代替了手工作坊，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從社會關系來說，工業革命使依附於落後生產方式的自耕農階級消失了，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形成和壯大起來。

第一次工業革命大大密切加強了世界各地之間的聯系，改變了世界的面貌，最終確立了資產階級對世界的統治地位，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的英國，很快成為世界霸主。法國、德國、美國、俄國、日本等國也紛紛加入工業革命的行列，中國清朝當時閉關鎖國沒有趕上這個潮流，於1860年被英國打開國門。

第二次工業革命

第二次工業革命是指19世紀60年代後期，歐洲國家和美國、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或改革的完成，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科技和生產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大大加強，壟斷組織應運而生。

第二次工業革命，使得資本主義各國各個方面發展不平衡，帝國主義爭奪市場資源和爭奪世界霸權的斗爭更加激烈，促進了世界殖民體系的形成，使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最終確立，世界逐漸成為一個整體。這也促進了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列強加緊對外侵略擴張，由於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爭斗很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此期間爆發。中國在此期間開展了「西學東漸」的洋務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

第三次工業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的一場信息控制技術革命。其不僅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變革，而且也影響了人類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人類的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也在發生了重大的變革。

第三次科技革命加劇了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的不平衡，使資本主義各國的國際地位發生了新變化；使社會主義國家在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抗衡的斗爭中，貧富差距逐漸拉大，促進了世界范圍內社會生產關系的變化。

縱觀前三次工業革命，可以發現他們對世界發展的共同影響有：

①都極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工業布局的新變化。

②都引起了社會關系的重大變革：第一次導致近代社會兩大對立的階級即工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產生，並開始了城市化進程；第二次，壟斷組織產生，並與國家政權結合，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第三次，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強化，使第三產業比重上升。

③都對世界格局產生巨大影響：第一次，確立了資本主義對世界的統治，殖民擴張造成東方從屬於西方；第二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殖民體系最終形成，世界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第三次，推動了國際經濟結構的調整，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依存，聯系日益緊密。

第四次工業革命

從農耕時代到工業時代再到信息時代，技術力量不斷推動人類創造新的世界。智能科技，正以改變一切的力量，在全球范圍掀起一場影響人類所有層面的深刻變革，人類正站在一個新的時代到來的前沿。智能科技可以說人類歷史上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其來勢洶涌，銳不可當。

這一次工業革命不再局限於某一特定領域。無論是移動網路和感測器，還是納米技術、大腦研究、3D列印技術、材料科學、計算機信息處理……甚至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輔助效用均是此次工業革命涉足的領域，而這樣的組合勢必產生強大的聯動力量。此外，此次工業革命不再是某一個產品或服務的革新，它是整個系統的創新。這場革命將對社會、經濟、金融，包括個人帶來巨大的影響。

四次經濟學革命

伴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對於經濟學的認識也需要變化。這也可以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角度來理解。

在農業文明時代，最重要的資產是土地跟農民。

工業時代最重要的資產是資本、機器（機器是固化的資本）、流水線上被異化了的人。工業時代早期考慮最多的是異化的人，因為人也被當作機器在處理。人只是流水線當中的螺絲釘。

到了知識經濟的時代，最核心的資源，一個是數據，一個是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就是德魯克在上個世紀末講的。企業的管理也會從傳統的多層次走向更加扁平、更加網路、更加生態的方式。讓知識工作者真正能夠創造價值，變成任何一個組織和整個社會最重要、最需要突破的地方。

到了智能科技時代，技術特徵正在影響我們周圍的商業邏輯。

這意味著，

農業文明時代的經濟學是一種貧瘠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Poverty）；農業社會的構成單元是整體的分子；

工業文明時代的經濟學是一種稀缺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Scarcity），工業社會的構成單元是有形的原子；

互聯網時代是豐饒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Abundance，又名富足經濟學），構成互聯網世界的基本介質是無形的比特；

而智能時代則是共享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Sharing），構成智能時代經濟體系是具備智能屬性的節點。

這是我們理解的經濟學變遷，具體到主流經濟學，也經歷了經濟學的四次革命與四次綜合。

第一次革命與第一次綜合

經濟學的第一次革命，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1776）為標志，突破了自古希臘和中世紀以來只注重財富管理分析的前古典經濟學研究範式，確立了以財富生產分析為主要目的的古典經濟學研究範式。

經濟學的第一次綜合，以約翰·穆勒（John Mill）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為標志，對前古典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的研究範式進行了理論綜合，把財富的管理和財富的生產整合為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使之成為經濟學並行不悖、相互補充的兩大研究範式。

第二次革命與第二次綜合

經濟學的第二次革命就是所謂的「邊際革命」，其標志性的人物和代表作分別包括赫爾曼·戈森（Hermann Gossen）的《人類交換規律與人類行為准則的發展》（1854）、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的《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利昂·瓦爾拉斯（LeonWalra）的《純粹經濟學要義》（1874）和威廉·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政治經濟學理論》（1879）。「邊際革命」突破了古典經濟學此前以生產投入（包括勞動投入）作為分析對象的客觀價值理論，提出了以人的心理因素作為分析對象的主觀價值理論，即邊際效用理論。

經濟學的第二次綜合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創立，以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經濟學原理》（1890）為標志，將古典經濟學的客觀價值論和邊際革命的主觀價值論整合為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

第三次革命與第三次綜合

經濟學的第三次革命，以梅納德·凱恩斯（MaynardKeynes）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為標志，被世人稱為「凱恩斯革命」。凱恩斯革命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將經濟分析的基點立足於個人與廠商的微觀分析範式，第一次確立了以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對象的宏觀分析範式。

經濟學的第三次綜合，以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的《經濟學分析基礎》（1947）為標志，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微觀分析範式與凱恩斯主義的宏觀分析範式整合為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

第四次革命與第四次綜合

經濟學第四次革命是指從20世紀80-90年代開始，並一直延續至今的、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經濟人假設」或「理性人假設」的挑戰與批判，以及以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實驗經濟學（ExperimentalEconomics）、演化經濟學（Evolutionary Economics）、計算經濟學（Computational Economics）、神經經濟學（Neuroeconomics）為代表的新興經濟學（Neo-Economics）在此基礎上提出的一系列不同於傳統經濟理論的假設與範式。這次革命發生的時間，基本與人類社會進入以「信息文明」為標志的後工業時代相契合。這一範式革命與轉換，具有後現代主義反理性、反分工的鮮明色彩，反映了當代科學技術跨學科融合與跨學科發展的趨勢，是人類對啟蒙運動以來所謂「科學理性」和「科學分工」進行全面反思在經濟學領域的體現。

目前，主流經濟學正在面臨全面的理論危機。以實驗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演化經濟學、計算經濟學和神經經濟學為代表的新興經濟學在經驗實證的基礎上對「理性人假設」的置疑與批判，預示著經濟學基礎理論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與重大創新。預計未來5-10年之內，一個新的、具有替代性和顛覆性的、超越新古典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或將展現於世人眼前。

這就是經濟學第四次革命與第四次綜合的前景。

第四次工業革命以及經濟學的第四次革命，我們將如何應對？又該有何種作為？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挑戰，也是一個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