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分析我國的對外開放
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古典學關於經濟學對象政治經濟學是在古典經濟學形成的。古典經濟學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是政治經濟學之後的基礎，因此，探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需要從古典經濟學開始。研究對象是對某一學科研究、范圍的高度概括。它確定學科研究的內容、范圍、方向等。確定研究對象的意義在於，它是學科研究的起點。只有確立了的研究對象，才能建立科學的學科體系。任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對象。學科間的區別主要在於研究對象的區別。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經濟學完成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最初的確立也是由古典經濟學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圖等人關於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確立，是通過薩伊等人闡述的。薩伊是斯密在法國的闡釋者。由於斯密的《國富論》是經濟學專著，不適合於教學，薩伊將其改編成教科書，1803年出版。書名為《政治經濟學概論——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全書由生產、分配、消費三篇構成。此所謂「三分法」。此後，李嘉圖的追隨者詹姆斯·穆勒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分為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方面，此所謂「四分法」。人類的經濟行為涉及到兩個方面的關系，一是人與的關系，二是人與人的關系。前者表現為經濟行為的生產力方面或者資源配置問題或者經濟運行機制問題；後者表現為經濟行為的生產關系方面或者經濟制度問題。在古典經濟學那裡，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體現兩個方面內容的統一即資源配置研究與制度的結合和統一。或者說，古典經濟學研究研究資源配置，是在結合經濟制度及其演變的背景下進行研究的。或者說，古典經濟學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一定製度背景下的資源配置或經濟運行。（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於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的確定受研究任務的制約。從古典經濟學以來，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基本上確定為一定製度背景下的資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體任務下，具體對象會有所差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確定，是由其產生的背景和面臨的任務決定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產生於19世紀中葉。十九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歐洲已經確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來，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危機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公開化。斗爭一開始是自發的，沒有明確的目標和方向。為了從理論上武裝無產階級，為無產階級斗爭指明方向，需要從經濟上分析資本主義制度，揭露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發展、滅亡的。適應這種需要，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立以1867年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發出版為標志。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認為：「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是「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人類的經濟行為的兩個方面即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和人與人的關系方面被叫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這二者的結合叫做生產方式。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上述論述中，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的生產方式，但強調生產關系，這是由其所面臨的任務決定的。（三）經濟學關於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古典經濟學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產關系方面的內容隨著經濟學的發展逐漸消褪。在邊際學派那裡，古典經濟學中所包含的有關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方面的內容被認為是規范的或不可實證的，從而不應該屬於經濟學研究領域。瓦爾拉斯研究邊際效用價值論和一般均衡理論的巨著取名《純粹經濟學要義》，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對象與古典經濟學的不同，古典經濟學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馬歇爾出版《經濟學原理》，自孟克列欽以來的政治經濟學傳統發生了逆轉，經濟學研究中的「政治」命運終結了。一是自此以後，研究理論經濟學的著作不再冠名為「政治經濟學」而是冠名為「經濟學」；二是這種似乎僅僅是形式上的變化內涵著經濟學研究內容、對象和的變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數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變化就是將制度分析的內容割裂出去。雖然馬歇爾關於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定義似乎是要恢復色諾芬傳統：「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一般生活事務的學問；它研究個人和社會活動中與獲取和使用物質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關的那一部分。」（[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P23，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但是，色諾芬傳統是無法恢復了，經濟學研究正以堅實的步伐偏離古典經濟學的軌道。這種偏離或背叛的最明確的證據是1932年來昂內爾·羅賓斯《的性質和意義》中對經濟學對象的規定。他說：「經濟學是把人類行為當作目的與具有各種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間關系來研究的科學。」（來昂內爾·羅賓斯《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P20，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從此，在西方經濟學領域，關於經濟學研究對象取得了一致的認識。經濟學就是研究稀缺資源在其多種用途見選擇的科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相應被定義為研究稀缺資源的配置或者經濟運行機制問題。資源配置總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狀況必然對資源配置的效率產生。產權制度的完善與否就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經濟學將古典經濟學傳統中的制度排除在外，忽視制度的變遷及其對資源配置的影響，暴露了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響了理論對現實經濟運行的解釋能力。科斯將這樣的經濟學稱之為「黑板經濟學」。（四）關於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確定：在我國傳統政治經濟學那裡，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被確定為「生產關系」或者「生產關系及其」。這種觀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蘇聯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和五十年代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影響而形成並定型的。將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確定為生產關系或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導致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虛無化、教條化和簡單化，經濟學研究和教學遠遠脫離現實。一個經濟落後，急需發展生產力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國家，其經濟學研究卻將生產力和資源配置排除在外，這本身就是一個笑話。關於今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確定，要遵循兩個基本原則：一是要遵循傳統，二是要反映現實要求。今天政治經濟學的直接來源有二：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二是現代西方經濟學。而這二者又都來源於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是研究經濟制度和資源配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研究生產方式但強調生產關系即生產的社會方面；現代西方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強調制度方面是由其面臨的任務決定的，現代經濟學抽象掉制度分析是由於其研究市場制度下的資源配置，而市場制度被假定為是穩定的。這兩者雖有其合理性也有重大缺陷。因此，遵循傳統應該是遵循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反映現實經濟活動的要求。我們今天經濟學研究的任務是服務於經濟建設的需要，服務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需要，因此，經濟學研究中強調對資源配置的研究是必然的，而且，我國正在處於制度轉型和變遷的過程中，制度及其變化對資源配置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研究資源配置不能忽視對制度問題的研究。根據這兩個原則，今天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制度分析和資源配置研究的結合，但強調資源配置方面。尊重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和傳統，適應經濟學在當今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功能要求，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確定應當避免單純研究生產關系和單純研究資源配置兩種極端，而應當是研究一定製度背景下的經濟運行，它應當包括生產關系或制度和生產力或資源配置兩個方面，而且應當將這兩個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
Ⅱ 求：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析當今經濟現狀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我國理論經濟學建設的主要內容和發展方向，形成科學性與邏輯性高度統一的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的主要任務之一。當前國內經濟學理論界對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探索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這不僅反映了目前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太好局面，也反映出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探索的方向。
一、當前國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三種模式
按照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不同來源，當前國內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探索可以劃分為三種模式。
第一種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經典模式」。這種理論體系是以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六冊計劃」和《資本論》為基礎建立的。
多年來，國內多位學者對馬克思早期經濟研究的著作和書信等材料進行了梳理和研究，並形成了初步的理論成果，他們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計劃是一個內容龐大的宏偉體系，包括在1857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的「五篇計劃」和1858年提出的「六冊計劃」。而已經出版發行的《資本論》四冊僅僅是這一理論體系的一小部分，「六冊計劃」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由「緒論」(商品和貨幣)、「資本」、「土地所有制」、「僱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六冊構成。
湯在新教授認為應從「六冊計劃」出發來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他首先考察了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界定，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從開始經濟學研究一直到完成《政治經濟學批判》，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界定是一致的，即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特定生產關系下的物質生產或者財富增長。其次，他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的科學的敘述方法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關鍵。
楊國昌教授則以「六冊結構」和《資本論》為邏輯起點，從導論；構建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依據；商品經濟形式的產生、發展過程和一般原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當代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六大塊構建了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第二種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傳統模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主體仍是以《資本論》和「蘇聯範式」為藍本構建的(周冰，2004)，並以此形成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構建的傳統模式。傳統模式按其構建理論體系的方式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將政治經濟學分為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分別形成理論體系，另一種形式則是試圖將社會主義部分與資本主義部分有機統一起來。第一種形式的發展和創新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以《資本論》和「蘇聯範式」為基礎，一般秉承《資本論》的體系框架，再加入壟斷資本主義部分和經濟全球化等內容，就構成了對資本主義經濟分析的理論體系，從研究對象到研究方法、敘述方法基本一致。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反思和超越「蘇聯範式」的過程中，出現了一股「回到馬克思傳統」的潮流，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在遵循《資本論》的體系方法的基礎上出現了許多突破「蘇聯模式」的理論體系，如許滌新的《社會主義生產、流通與分配——讀(資本論)筆記》、谷書常教授1979年主編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簡稱北方本)、蔣學模教授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材》等。這些教材都以其權威性在國內經濟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多次再版。90年代末，谷書堂教授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中國轉型期經濟問題研究》(1989、2000)，蔣學模教授的《高級政治經濟學》(2001)等都結合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特別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不斷創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論體系。
蔣學模教授主編的《高級政治經濟學》包括社會主義總論(2001年4月)和社會主義本體論(2001年10月)堪稱嚴格遵循傳統模式的典範。他以社會主義勞動為起點范疇，研究了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歷史演變(總論部分)、社會主義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生產總過程等，並形成了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貫穿全書的邏輯主線和主要范疇，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勞動者利益、政府等范疇進行了深刻而詳細的本體論分析，並最終形成了到目前為止少有的以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為隱含假設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蔣學模教授的理論體系以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為前提，在本質層次上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對涉及到的范疇的研究析析較為深入。但該理論體系對經濟運行的研究涉及不多，現實感不足。
谷書堂等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中國轉型期經濟問題研究》和「北方本」，在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繫上重視反映我國經濟建設實踐和理論成果，以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經濟制度作為分析前提，探討了我國現階段微觀經濟運行、宏觀經濟運行及經濟增長和發展。這理論體系的特色在於突出我國經濟轉型的特徵，是對我國理論經濟學有益探索和創新，其現實性不言而喻，但作為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如何解決研究對象的二元性和其研究主線的二元性(即「三過程」與「四環節」)(周冰，2004)將是這一理論體系面臨的最大考驗。
傳統模式的第二種形式就是近年來發展起來的將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有機統一起來的創新模式，這方面的主要代表包括程恩富教授主編的《現代政治經濟學》和逄錦聚教授等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等。
程恩富教授在其主編的《現代政治經濟學》中，突破傳統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過程論」，首創「五過程體系」，除了導論、尾論之外，包括直接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生產的總過程、國家經濟過程及國際經濟過程。構築這一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歷史淵源是「六冊結構」和《資本論》的邏輯框架，遵循從「一般范疇」到「特殊范疇」，從「基本原理」到「基本原理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應用」的原則，組織起了反映當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理論體系。
逄錦聚等主編的《政治經濟學》力圖突破傳統政治經濟學在體繫上分為兩部分、內在邏輯上不相一致的缺陷，在理論體繫上形成了三篇結構。第一篇：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重點闡述了政治經濟學中具有一般意義和普遍適用性的范疇及其運動；第二篇：資本主義經濟；第三篇：社會主義經濟則主要結合不同社會制度的生產關系闡述了政治經濟學中一般范疇的特殊或具體形式，並將經濟運行納人到了體系之中。
這一理論體系體現了將兩部分有機統一的嘗試，同時從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高度來界定一般范疇和特殊范疇，結合當代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現實和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對政治經濟學的相關范疇的含義及其運動進行了探索，可以說較好地體現了科學性與實踐性的統一。
第三種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現代模式探索。進入90年代，隨著我國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設面臨新的挑戰，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出現了對現實經濟問題解釋力差、研究方法單一等一系列問題，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結合新的實踐進行理論創新，需要現代化則是共識。當前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現代模式探索方面形成了三種觀點：一是保留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沿用政治經濟學的原有研究力法和構架，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和發展，可稱之為「修補」方式；二是借鑒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並結合我國基本國情和基本制度特色重新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可稱之為「嫁接」方式；三是徹底放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範式，以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具有普適性為前提，用現代經濟學範式來構建中國的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可稱之為「重建」方式。第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科學的、與時俱進的理論，仍然是我國理論經濟學的主流，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基礎。因此，必須在繼承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立場和方法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不斷地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形成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代模式。
第二種觀點則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制度分析特色的同時，更多地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原理和方法。這種觀點認為現代西方經濟學是反映現代社會化大生產規律和經過現代市場經濟實踐檢驗的經濟理論，我國正在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也是現代市場經濟，因此現代西方經濟學原理和邊際分析的方法應當也能夠成為我國正在構建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元素。在構建現代形式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繫上，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制度分析為前提，從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等方面來分析，從而形成以市場經濟運行為主的理論體系。
第三種觀點則認為經濟學具有超越一切社會制度的屬性，上個世紀60年代形成的現代經濟學代表了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主流。具有非常的普遍性和高度的規范性和邏輯的一致性。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我國理論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應該大力引進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並用於對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種種經濟問題進行解釋和指導，建立中國理論經濟學。錢穎一教授認為包括視角、參照系或基準點和分析工具在內的三個部分構成了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這是理解現代經濟學的關系鍵所在，也是當代在世界范疇內唯一被經濟學家們廣泛接受的經濟學範式。田國強教授認為這種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規范性和邏輯的一致性，不僅包容了西方經濟學，也涵蓋了「東方」經濟學甚至中特色的經濟學，因為不同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可以發展出不同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但絕不是不同的「經濟學」，創建不同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所用的都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他進一步指出，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五個部分或步驟組成：(1)界定經濟環境；(2)設定行為方式；(3)給出制度安排；(4)選擇均衡的結果；(5)進行評估比較。他們二人均認為發源於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和方法同樣適用於對中國轉型經濟的分析和現實經濟問題的解決，因而也代表了中國理論經濟學的未來的主流發展方向。
二、對當前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幾點認識
一個學科理論體系的真正形成取決於其科學性和實踐性。從科學性來說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研究對象的統一性。即提出明確的研究對象，有統一的邏輯主線貫穿整個學科過程。二是其邏輯體系的嚴密性，一個學科的理論體系是由概念(即范疇)、推理、結論構成的邏輯嚴密的體系結構，要有以起始范疇和核心范疇為基礎，有眾多層次不同的范疇構成的邏輯體系。三是科學的研究方法。科學的研究方法能夠將現實經濟問題歸入一個規范、科學地分析框架中，並能形成有效結論，用以指導社會經濟實踐。從實踐性的角度來看，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要有對現實的解釋力。
在當前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過程中仍需要在以下幾點形成共識。
第一，明確的研究對象是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前提條件。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呈現出不同的模式，首先是由於對研究對象的不同界定形成的。特別是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和解釋對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界定。其次，部分國內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既研究生產關系又研究稀缺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其科學性值得商榷。
從本質上來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科學性是不容置疑的，這一研究對象的形成是政治經濟學歷史演變的必然結論，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了的，即只有正確處理社會生產關系才是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決定力量。以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生產關系的運動來形成多層次的、多角度的生產關系體系，也就形成了邏輯嚴密、結構完整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第二，界定貫穿整個學科體系的主線是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
作為科學的學科體系，貫穿政治經濟學的邏輯主線也是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都比較重視邏輯主線的構建，傳統模式中仿照《資本論》形成的邏輯主線包括社會必要產品的運動(雍文遠，1985)、生產的三個過程(谷書堂，1999)、生產的五個過程(程恩富，2002)、經濟利益的運動(谷書堂，1999；蔣學模，2001)等。從總體上看，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前提下，可以採用不同的邏輯主線，各種范疇、概念在一條紅線的牽引下多層次充分展開的邏輯過程。這是形成科學的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
第三，借鑒科學的研究方法是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關鍵。
當前，國內許多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抽象法對於揭示經濟運動規律的本質是有效的，但在應用層次上，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需要創新，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建立經濟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使政治經濟學更具有時效性、應用性和針對性。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上除了採用唯物辯證法從歷史緯度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經濟規律，從而構建縱向內容的理論體系，也要分析特定歷史時期經濟社會中的現實問題，即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建立經濟模型的方法，從橫向角度來構建理論體系，從而最終形成縱橫交織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第四，拓展研究范圍是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創新的內在動力。
拓展研究范圍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保持創新活力的源泉，應該主要從兩個方面突破：一是立足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以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和理論成果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的源泉。我國的基本國情，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基本前提；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研究的主要命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我們黨的理論創新成果包括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理論源泉。二是要不斷開拓創新，增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全球化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趨勢方面的解釋優勢。
Ⅲ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有什麼區別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區別在於：
①研究對象不同。
《資本論》中指出政治經濟學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的生產和交換規律的科學。 而對於西方經濟學，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的《經濟學》（16版）中指出「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並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人」，它研究的是微觀和宏觀經濟行為的結合。
②研究方法不同 。
總的來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主要是用哲學的方法，而西方經濟學主要用的是數學等實證方法。具體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主要用的是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將研究的主體和客體統一，將思維概念運動和其他的形式與客觀的經濟矛盾運動相統一，進行科學的抽象和總結。 而西方經濟學主要用的是實證法，只研究經濟活動中的客觀規律，而迴避「應該是什麼」的問題，採用大量的數學與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研究，使得經濟研究更有說服力和證明力。
Ⅳ 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分析中國經濟
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主要表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的變化與創新之上.那麼,應該如何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新形態呢?圍繞這一問題,我國學者展開了多方面的理論探討,以一些科研機構和重點大學為依託,已經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馬克思思想與西方人文傳統的對話,著眼於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從中梳理馬克思思想的邏輯線索的理論特徵；其二,主張根據「第一手文獻」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重新進行翻譯和解讀,強調閱讀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認為只有從文本入手,才能真正釐清馬克思的思想內涵和內容實質；其三,強調現實問題研究的重要性,認為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實質的基礎上,對當代實踐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進行理論分析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重要途徑.
此外,還有一種觀點日益成為共識：中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必須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必須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和文化傳統,即要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原理,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原理必須堅持以研究實際問題為中心的原則,以實事求是為根本的研究方法.這不是一項文本梳理等案頭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書本上的詞句抽象地演繹出體系,而是要深入到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爭取解放以及建設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分析和研究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哲學觀念.
很明顯,上述探索雖然在關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異,但並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寧說是相互補充的.事實上,探索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是一項意義深遠的綜合性理論工程,可以從多方位、多角度進行,而不必拘泥於一種方式、一種思路.只有協同各種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國內外一切優秀文化的精華,反映時代的精神和實踐的要求,才能發展出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
二、目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研究的新進展
近年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研究的熱點很多,如下幾個理論問題值得特別關註：
1．現代性問題.現代性毫無疑問是目前時代最重要的焦點性話題之一.在當代哲學界,西方許多著名思想家們關於啟蒙理性、工具理性、技術理性、意識形態、大眾文化、現代國家等問題的思考,實際上也都可以概括為現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們迄今為止對馬克思學說與現代性問題的關系闡發得並不充分,有必要認真探尋馬克思學說與現代性問題的內在關聯,特別是考察馬克思對於現代性問題的價值判斷.
在具體的研究中,有學者認為,馬克思對現代性進行了多維透視,用資本邏輯、歷史觀點、矛盾學說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現代性,構成了馬克思分析現代性問題的基本視角,馬克思關於現代性的基本立場對於當代中國社會現代性建構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也有學者把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視為一種現代性批判,認為馬克思對現代性的診斷是從經濟哲學這一特殊路徑出發的,他力圖從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真實的社會關系,他的資本理論和異化理論蘊含著現代性批判的巨大潛能和詮釋空間.亦有學者認為,以資本全球化為標志的現代社會是馬克思的歷史地平線,而馬克思的新世界觀則是現代性社會的哲學地平線.馬克思思想的出場既是對資本全球化歷史語境的現實批判,又是對現代性視域的一次大變革.還有學者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汲取靈感,認為「現代性」是當前時代占據霸權地位的意識形態和主導話語,是現代人生存命運和現代社會基本構架最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馬克思生逢現代性的全盛時期,對現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畢生的思想主題,馬克思所確立的關於「現代性」的「發生學」、「病理學」和「未來學」是對「現代性命運」的系統而全方位的考察.還有學者具體探討了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所包含的現代性反思的三個維度,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深刻批判正是對現代性問題辯證的歷史的揚棄,他對啟蒙現代性意識形態的批判以及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超越了現代與後現代兩極對立思維,成為我們今天考察現代性命運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論.
2．實踐論問題.實踐問題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問題,近來實踐論問題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關於理論與實踐關系的研究.人們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准」,那麼反過來,理論能否對實踐進行檢驗呢?對此有學者認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但在我國理論界和實際工作中,人們往往片面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從而忽視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論對實踐的能動作用,因此,准確理解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復雜關系是我們的一項重要課題.其次是關於個體實踐與集體實踐的概念區分.有學者認為,盡管實踐是一個備受人們關注的概念,但長期以來,對於實踐活動形式,我國學術界卻沒有進行推進性研究.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個體是最為基本的行為單位,因而,承認以個體為主體的實踐形式（即個體實踐）,與承認以集體為主體的實踐形式（即集體實踐）一樣,都具有邏輯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對實踐概念內涵的深度挖掘.有學者仔細考察了馬克思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資本論》中的實踐觀,提出結合西方自亞里士多德直至當代的哈貝馬斯、阿倫特以來的實踐概念的發展史,把對實踐的理解推進到更廣闊的思想內涵中去.還有學者從美學的角度對馬克思的實踐觀進行了探討.認為馬克思以實踐觀為立論基礎,將審美對象和主體的審美能力都看成是勞動實踐的歷史產物,強調人的感覺的解放,主張揚棄異化,追求全人類生活的高度自由,這種實踐觀具有很高的現實意義,對此我們應該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視.
3．價值論問題.價值論問題既與實踐觀有著密切聯系,同時又具有理論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會高速發展、觀念日益更新的當代中國,價值論研究更是成為人們理解與解釋現實問題和人生意義的一種理論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為基礎,實現價值觀念的轉型和變革,始終是一個焦點問題.
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基本理論分支,價值論理論研究則聚焦於適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討,以及基本理論問題的推進.這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關於價值論思維方式的研究.有學者主張,價值思維是以人的生活實踐為基礎和依據的實踐思維,它要求置身於主體社會性、歷史性的現實生活實踐關系中進行思考,從而將生活實踐的結構、方式、形態和規則,提煉升華為具體的可操作的思維方式.與實體思維相對立,價值思維要求以人的生活實踐為基礎,在人與世界、主體與客體的全面關系、矛盾運動及其動態發展過程中,分析客體的存在、性質之於主體的意義,並系統、綜合、創造性地把握它們,在生活實踐中實現它們、變革它們.同時,價值思維又是一種屬人的、以主體尺度為根據的、多向度的個性化的主體性思維,它與傳統直觀形式的思維相對立,是一種辯證的動態的生成性、過程性、歷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維.
三、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幾大理論成果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深入,充分研究中國發展道路中積累的「中國經驗」,從中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思想和命題,從而實現馬克思理論的中國化、當代化,是建構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的必由之路.具體地說,近來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學發展觀」的理論說明.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經濟與社會迅猛發展的同時,一系列問題也突出出來：資源問題、環境問題越來越牽動人心,社會公正、社會穩定等社會問題也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學者們的熱烈討論.
有學者對歷史上的發展觀進行了系統的考察,明確區分了以國民經濟的增長為目標的單純「增長」與「發展」之間的界限.認為經濟增長僅對經濟而言,而發展的含義較廣,不僅包括經濟增長外,還包括社會狀況的改善和體制的進步；而「綜合發展觀」則注重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組織的關系,強調發展是包括經濟增長、政治民主、社會轉型、文化變遷、自然協調、生態平衡等方面的綜合.有學者則從唯物史觀的角度認為,唯物史觀關於社會歷史主體的理論是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理論依據；唯物史觀關於社會有機體和社會結構的理論是科學發展觀「全面協調發展」的理論依據；唯物史觀關於人、社會對於自然界的依賴性和社會歷史連續性的觀點是科學發展觀「可持續發展」的理論依據,總之,唯物史觀是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礎,而科學發展觀是唯物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應用和發展.還有學者把科學發展觀看作是對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評價尺度體系（生產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發展尺度）的豐富和發展,認為它構成社會發展評價尺度體系的理論基礎,對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2．「和諧社會」目標的價值探討.如果說「科學發展觀」為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話,那麼,「和諧社會」目標的提出則更加具體地為建立一個更加幸福、公正、和諧、節約和充滿活力的全面小康社會提供了價值取向.
有學者認為,和諧社會是人類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中,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文化類型對於和諧社會的理解各不相同.在當前,如何克服個人主義帶來的現代性局限和弊端成為建構和諧政治社會觀的阻礙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義的方式作為實現個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統一的現實途徑,無疑為解決這一難題並從而實現和諧社會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決之道.有學者對社會的不和諧狀態進行了理論分析,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沖突理論是建立在社會實踐與生產理論、社會交換與社會結構理論基礎之上的.社會沖突表面上是人們在社會交換中一種對抗性行為和關系,但其根源在於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不平等.還有學者則把建構「和諧社會」的理論目標與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聯系起來,認為任何國家的國家機器都承擔著社會公共職能,而社會公共職能的基礎是一個民族的「共同利益」.國家雖然是階級矛盾的產物,但同時也是一個民族在生產勞動中、在生存和發展中構成的以經濟、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現出來的相互依存關系的產生,意識形態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國家和暴力機器的維護,也可以依靠大眾意識的認同和承認,而「和諧社會」這一理念無疑代表了當代中國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為本」社會發展觀的哲學解釋.「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原則和基本要求.馬克思強調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則是在當代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補充和創新.
有學者認為,哲學的歸宿在於人,現實的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發點,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人是馬克思哲學思想的目標和歸宿.「以人為本」決策的提出不僅是當今中國社會的一種發展戰略,而且富於哲學家的意蘊和根據.有學者把馬克思唯物史觀與西方人本主義哲學進行了比較,認為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應堅持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為指導,而最根本的是把具體的、現實的人作為「本」.還有學者指出,人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人既是社會發展的積極創造者,又是社會發展的最終受益者,既是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動力,也是社會發展的結果和目的.以人為本的思維方式要求我們在認識和解決一切（經濟的或社會的）問題時,都要同與人（人的本質、需要、使命、尊嚴、權利）的利害關系聯系起來,把是否對人有利作為一切活動的根本出發點、最高評價尺度和最終歸宿.
我們認為,對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及其未來導向給予歷史唯物主義的規律性的說明與導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將更加充分地體現這一風格.對於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問題的關鍵在於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解釋與超越的雙重品格,既能夠從哲學的角度對復雜的社會現象予以客觀、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說明與解釋,在錯綜復雜的關系中找到問題的關鍵,也能夠以一種反思性的態度對現實提出質疑,從而在對現實的審視與批判中提出未來發展的合理構想和價值取向.
Ⅳ 談談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在政治經濟學中的運用
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主要表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的變化與創新之上.那麼,應該如何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新形態呢?圍繞這一問題,我國學者展開了多方面的理論探討,以一些科研機構和重點大學為依託,已經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馬克思思想與西方人文傳統的對話,著眼於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從中梳理馬克思思想的邏輯線索的理論特徵；其二,主張根據「第一手文獻」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重新進行翻譯和解讀,強調閱讀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認為只有從文本入手,才能真正釐清馬克思的思想內涵和內容實質；其三,強調現實問題研究的重要性,認為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實質的基礎上,對當代實踐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進行理論分析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重要途徑.
此外,還有一種觀點日益成為共識：中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必須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必須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和文化傳統,即要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原理,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原理必須堅持以研究實際問題為中心的原則,以實事求是為根本的研究方法.這不是一項文本梳理等案頭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書本上的詞句抽象地演繹出體系,而是要深入到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爭取解放以及建設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分析和研究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哲學觀念.
很明顯,上述探索雖然在關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異,但並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寧說是相互補充的.事實上,探索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是一項意義深遠的綜合性理論工程,可以從多方位、多角度進行,而不必拘泥於一種方式、一種思路.只有協同各種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國內外一切優秀文化的精華,反映時代的精神和實踐的要求,才能發展出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
Ⅵ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怎樣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解決現實問題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實質是科學地揭示客觀經濟規律。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借鑒引導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石其中商品的二因素剩餘價值論都與中國經濟發展有相符之處。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也說明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在我國的應用頗有成效。因此中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不知道你是要長篇大論的，還是要簡潔的。。。。
以下是長篇大論的：
1. 我國經濟發展為何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原理為參考
研究中國近代史我們會疑惑為什麼為什麼中國沒有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性而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來拯救中國。歷史的選擇應是一種自發性選擇它不是幾個偉人、幾起事件所能左右的從根本上說他都是遵循著經濟原則尋求最優結果。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中國作為一個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其經濟發展避免不了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產生關聯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的制定也避免不了從這種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中吸取精華。了解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資產階級的確有發展甚至成功的機會但由於主客觀原因他們最終沒能把握住。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卻能在相同的歷史舞台上脫穎而出這就能說明中共所主張的馬克思主義最大程度上適應和迎合了當時中國的需要。而在政治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近代社會相適應則在經濟上對中國近代的經濟發展同樣產生的重要的影響。
2 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首先闡述一下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它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運用了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批判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解釋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生產、交換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產品的分配規律以解釋和闡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經濟規律為研究任務。物質資料生產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因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是在人類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形成和存在的。
3. 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與中國經濟發展論題的論述
下面我將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幾個理論在中國經濟建設中的應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內容的應用來論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關系。 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石是被實踐檢驗和歷史證明了的科學理論
至今依然閃耀著燦爛的光輝指導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勞動和勞動價值論應成為指導我國現階段改革的理論基礎。我國現行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現在不少人對私有制經濟發展心存疑慮認為私有制經濟發展會動搖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並由此認為私有制經濟就是剝削經濟也存在私營主對工人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的無償佔有。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現階段對待私有經濟和混合經濟中的私有成分首先要承認私有經濟的合理性、合法性。發展私有經濟有利於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充分利用過剩勞動和閑置資本有利於促進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和公有制經濟既是合作夥伴又是競爭對手使公有制經濟集中力量發展重要行業有利於加快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經濟以競爭為主要特徵就必須形成多元化的產權主體。因此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既要堅持馬克思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精髓和真諦又要與時俱進結合實際進行發展和創新。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變化規律的研究是從分析商品開始的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滿足人民的某種需要的屬性就是商品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是商品必須具備的一個首要因素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不能成為商品。不拿來進行交換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說有使用價值的勞動產品只有用來交換的時候才是商品。在中國社會出現的貨幣的本質和職能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的貨幣的本質和職能完全一致貨幣是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品的商品體現著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這就是貨幣的本質它的五個職能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貯藏手段、世界貨幣在我國社會中也得到了具體體現。 商品價值量的大小是由勞動時間的多少來決定的也就是說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的價值而不是個別勞動時間決定的這就對商品生產者產生了極其重要的意義。他關繫到商品生產者在競爭中的成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當一個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多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他在生產上所耗費的勞動有一部分得不到補償就會虧損因而在市場競爭中就會處於不利的地位。商品呢生產者生產的個別勞動時間小於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它生產改商品所耗費的勞動不僅可以得到全部補償而且還可以獲得更多的收入這表明該省品生產者的少量個別勞動得到了較多的社會承認從而在市場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這就決定了不同商品生產者由於生產商品的勞動率不同他們之間必然存在收入差距收入多的資本家把一部分資本作為追加資本投入到下一輪生產中擴大生產資本規模改善技術就產生了良性循環致使收入不斷增加而相反的資本家則進入惡性循環導致收入差距不斷加大甚至產生一些的兼並與破產。所以不僅在全球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水平懸殊在中國內部貧富差距也不斷加大居民整體消費水平有限這也是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眾多因素之一。
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所研究的剩餘價值規律中國的資本家也是通過榨取勞動者的剩餘價值致富的資本主義的資本分為兩部分一為不變資本一為可變資本。不變資本是用來購買生產資料的那部分資本可變資本用來購買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和動機是追求盡可能多的剩餘價值為達到這一目的通過各種手段不斷擴大和加強對僱傭勞動和剝削。資本主義的生產的實質就是生產的剩餘價值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實質亦如此。在中國的私有中資本家也是通過購買勞動力對勞動力進行剝削和壓迫來獲得剩餘價值不斷進行資本積累進而進行擴大再生產不再一次對已購買的勞動力進行剝削。而在工資形式上中國與資本主義沒有本質的區別其基本方式都分為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而馬克思在對工資形式的分析上說明因為有的工資隨著勞動時間變化而變化有的工資隨著產品數量的多少為變化而且在同種勞動的不同工人之間由於勞動技術高低和熟練程度的不同工資水平就有高低之別。這些方面掩蓋了剝削的性質因此工資就像勞動的價值或價格。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剩餘價值理論在中國同樣有適用性並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沒有剝削現象究其本質無論是外國資本家還是中國資本家組織生產活動都是對工人的剝削而這種剝削在未實現共產主義之前會一直在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並存。 以上寫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原理在中國經濟中的體現從而揭示中國經濟發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所以下面我再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應用以及產生的改革成就來論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的積極影響。
三、證明結論
在我國改革開放中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為指導取得了卓越成效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演進與思想解放和經濟理論發展是緊密相連的。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是我國改革的最早倡導者。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轉型,是在科學揚棄和超越蘇聯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轉向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包括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理論。中國在探索改革開放之路中我國始終終毫不動搖地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引,遵循著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在內容上,必須毫不動搖地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知識體系中的基本范疇、科學原理為主體,面對新的歷史條件拓展和創新;在處理中外多元經濟思想的關繫上,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在我國領導人結合中國國情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進行借鑒與改良後的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我國建立起全面物質生產體系經濟建設取得顯著成就。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1978年中國人均GDP為381元按照1980年一美元兌換人民幣1.53元的匯率來計算約合149美元。2007年中國人均GDP升上到2640美元比改革開放前增長了17倍。人民生活水平也顯著改善教育發展取得長足進步…… 改革開放的成就有很多很多在這些成就背後是中國人智慧的結晶而在這智慧的結晶的背後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 四、結論及解決對策 綜上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在我國經濟發展領域有了很多的應用其中的一些理論與我國國情相適應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中國在改革開放後雖然經濟發展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處於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在未來的探索與實踐道路中我國應該繼續借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內容不斷根據自己的國情與社會發展水平對其進行改造使其能更好地引導中國經濟的發展。
Ⅶ 如何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看待中國市場經濟建設~~舉出2到3個實例加以分析~~
自1995年樊綱與崔之元、吳易風的「範式之爭」以來,「中國經濟學」及其建立或重建的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學界近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圍繞中國經濟學的界定、歷史、現在、未來以及怎樣看待中國經濟學,學者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誤區和發展方向作一簡要的分析。
一、中國經濟學的界定
也許是出於對以前過度概念之爭的逆反,現在很多論文沒有明確界定「中國經濟學」的定義,但也有少數文章有所界定。何煉成、丁文峰認為:「所謂中國經濟學,具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中國經濟學是指作為一門科學的中國經濟學,即中國經濟學科;廣義的中國經濟學則是指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它應是中國經濟學科、中國經濟學人、中國經濟學派、中國經濟學工具與方法等范疇的有機統一和總稱。(1)」劉詩白認為,正在形成中的中國經濟學是「以馬克思主義和小平同志的理論為指導,以中國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為源泉,科學地反映和深入揭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經濟學的積極要素和繼承中國歷史上的經濟學優秀遺產,這樣具有中國的理論特色、風格和氣概的新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新發展。」(2)
也有學者不認為將有「中國經濟學」,在行文中常出現「經濟學的中國化」、「經濟學的本土化」、「經濟學的中國學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認為是否有一個與西方經濟學的不同的中國經濟學的問題,類似於我們要與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廈,還是另起爐灶的問題。現在看來,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經濟學家應該是同建一座大廈(3)。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將出現新的經典、新的定義、新的理論,但這只是對經濟學這座共同大廈的貢獻,是「經濟學的中國學派」。
有的學者引用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觀點,從範式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學」。李義平認為,要建立「中國經濟學」,作為一次經濟學的革命,必須對中國經濟生活領域「能夠提出嶄新的理論,這種理論由一套范疇、概念、定律、方法組成」,對中國經濟問題做出「為學界公認的、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的嶄新的說明」(4)。宋冬林進一步認為「範式是人們對實踐活動的理論認識」。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包括這樣幾個內容:范疇的創新、分析方法的創新和理論體系的創新。」因此,他認為古老悠久的傳統文化與現行制度使中國人對本國的經濟活動有自己的認識和理解,「外來文化必須同本國實際相結合」,形成自己的范疇、思想和理論,才有「中國經濟學」。(5)
還有的學者從歷史考證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學」,指出中國經濟學或中國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並不是新近才出現的時髦名詞,它可以追溯到數十年以前。王亞南於1946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原論》一書,就曾試圖「創建一種專為中國人攻讀的政治經濟學」,它區別於泊來政治經濟學之處,在於「特別有利於中國人閱讀,特別能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特別能指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途徑的經濟理論教程」;或者說,它的內容「比較更切實用」,意在「創立一種特別具有改造中國社會經濟,解除中國思想束縛的性質與內容的政治經濟學」(6)。談敏指出,王亞南的上述解釋,大致給中國經濟學這個概念從理論上劃定了一個范圍,其側重點是要求在理論體系、論斷結論、案例材料、性質內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種全然不同於現行泊來的政治經濟學、而特別適用於中國自身情況的政治經濟學「教程」或「讀本」(7)。王亞南自己撰寫這部《中國經濟原論》,就是在實踐著這一努力。此書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以研究「中國原有的經濟形態」為其宗旨,分別從導論,即論述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形成發展及其研究上的兩種基本對立見解開始,隨之相繼考察了中國社會的商品與商品價值形態、貨幣形態、資本形態、利息與利潤形態、工資形態、地租形態、經濟恐慌形態,最後在結論中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生產關系下的諸經濟傾向進行了總考察;此外,書中還以附論的形式,補充考察了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中國商業資本論、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等論題。顯然,這是一部道地的中國式政治經濟學讀本,所以有人揣測說,「大概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設想『中國經濟學』的初步嘗試」(8)。由此可見,早在50多年前,我國學者中就已明確提出了創立中國經濟學的命題,而且關於這個命題的解釋,在不少方面,與今天討論中國經濟學中的許多觀點,也是相通的。
二、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誤區
(一)教條主義
這一傾向突出表現為傳統政治經濟學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某些論述的生搬硬套和神聖化。過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說過的話。遇到理論和實際問題時,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研究,而是從他們的只言片語中找答案。表現在理論研究中,誤把一般的經濟關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聯系在一起,誤把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當作資本主義的特殊范疇,誤把經典作家的個別結論當作普遍真理,誤把經典作家的規范判斷當作實證分析的基礎,誤把實現目的的手段當作目的本身。這是教條主義傾向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的突出表現。改革開放以後,有一部分學者對西方經濟學採取了同樣的教條主義態度。
(二)急功近利
理論研究需要艱苦細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恆的努力,經濟學也不例外。然而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學研究卻似乎充滿了躁動和急功近利,其表現有多種:研究題目的選擇側重於當前的需要,較多的是對策性的研究,對策性研究算不算經濟學研究。可以討論,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說,經濟學研究的成果要經過社會較長時期的檢驗,才能評價它的價值,可是我們的做法卻相反,下年評上年,下月評上月,這種評獎方式屢見不鮮。再比如說,當前中國經濟學還存在著經濟研究「政治化」、「長官意志化」的傾向。本來經濟與政治是不可分的,經濟研究也要表達長官的意志,但如果僅拘泥於這一方面,完全受這樣的約束就不妥當了。
(三)本末倒置
眾所周知,經濟活動是以人為主體的行為,經濟實踐也是人們的社會實踐。這是一般的經濟常識。經濟學就是研究「人」這個主體的科學,它要深入分析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動機,利益滿足的程度,參與經濟活動的態度、情緒,以及新的願望和要求,從而促進經濟活動一切依靠人、一切服從人、一切為了人。離開對「人」這個主體的分析,將人游離於經濟學之外,不僅使整個經濟活動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經濟學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可是,在現行經濟學教科書和經濟學論著中,卻充斥著見物不見人的現象。似乎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實踐,與「人」這個主體本身關系不大,或者把「人」這個主體當作已經解決的問題。比如,人們研究發展生產力,談得較多的都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誠然,這些也很重要,但卻忽視了「人」是生產力的主體要素,「人」既是生產力的物質承擔者,又是生產力發展的受益者。現在我們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就是強調物質財富的增長必須與「人」自身的發展相一致,要服從於「人」的目的。我們平時研究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都不能迴避生產總是以人為主體的生產,分配也是以人為主體的分配,交換、消費亦如是。經濟學不僅要研究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生產,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誰」來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經濟活動是否順利,當然有技術性問題,但是更多的、帶根本性的,還是「人」本身的問題。經濟學研究,首先應該研究人們在經濟過程中的情緒和願望,分析人們的勞動能力是否得到充分發揮,是否具有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要通過經濟活動出現的問題,仔細尋找隱藏在「人」背後的原因和答案。我們堅信,經濟學突出了人的主體性,不再從現象到現象,而是從發現人的問題入手,解決人的問題,實現人的願望和要求,中國經濟學就一定能抓往這門科學的根本,從而推動這門科學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步做出積極的貢獻。
與忽略對「人」的問題的研究相聯系,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出現了對生產關系理論的輕視。其實,生產關系即人們的經濟利益關系,是基本的經濟關系。在現實經濟生活,這種利益關系幾乎無處不在,並且客觀上總是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促進或阻礙的作用。可是十分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常識性問題,在相當長的時期里許多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濟學界就對把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表現出比較普遍的懷疑,有提出把生產方式作為研究對象的,也有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共同作為研究對象的,還有人提出乾脆將生產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經濟學(也有叫理論經濟學)研究中,給人一種印象,即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弊端與研究生產關系有關,似乎繼續研究生產關系理論是「左」的思想表現,是理論上的僵化。因此,許多搞了多年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將興趣移至生產力經濟學、部門經濟學等方面;年輕學者幾乎都迷戀起西方經濟學。現在廣泛流行的,除了各種各樣的西方經濟學譯著,以及根據西方經濟學編寫的教材和闡述的文章外,現行的政治經濟學也基本上是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等的大雜燴。有關生產關系的理論,即使在那些仍將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教科書中,分析論述也相當膚淺,有關生產關系的論著則如鳳毛麟角。不過,生產關系作為人們之間客觀存在的經濟利益關系,既不會因人們在理論上的輕視而消失,更不會因人們誤解和偏見而喪失其功能作用。其實,傳統政治經濟學,並不是因為研究生產關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響,滿足於教條化的理論推演,對現實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利益關系矛盾採取了迴避的態度,不願作深入的分析探討。當經濟發展遇到困難和挫折時,又誇大利益矛盾,用階級斗爭的辦法解決利益矛盾,結果搞得人人自危。這些不僅不能作為輕視和放棄生產關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說明對生產關系研究不夠,過於狹隘和膚淺。
(四)形式主義
這在數學方法的運用上表現得最為突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引進,經濟學領域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許多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研究中比較偏重於採用數學方法,而且是相當艱深的高等數學方法和模型。不僅西方經濟學書籍和雜志是滿篇滿紙的公式,就是在國內一些早就出名的經濟刊物,也改弦易轍,刊載起大量的布滿數學公式和符號的經濟學文章。一批經濟學者沾沾自喜於數學方法的運用。這種現象一方面反映了經濟學研究領域出現的新氣象,為經濟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個新問題,就是傳統經濟學的創新,中國經濟學的創立,是否主要依靠數學方法的推廣和運用?
我們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質和量的規定性,是質和量的統一體。在經濟學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問題,並且經濟學從定性向定量的發展,也是經濟學逐步走向成熟的標志。不過,我們感到,定性分析為體,定量分析為用,定量分析要服從和服務於定性分析,經濟學的定量分析必須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經濟學數學方法的運用必須以准確的定性分析為前提,如果定性不準,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甚至南轅北轍。現在有些運用數學方法撰寫的經濟學文章,往往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數學技巧而拋棄經濟學原則,好像根本不準備讓別人讀懂,或者主要是為西方經濟學者寫的。有些文章濫用數學方法,結果最後說明的理論簡單而膚淺,許多本來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明的問題,卻運用了一大串的數學公式推導,給人一種故弄玄虛、華而不實之感。
因此,對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麼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後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的方法和途徑,並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而這主要不是依賴於數學方法的運用。當然,如果真有誰能用數學方法說清楚和解決好中國的基本經濟問題,那也是最好不過的事情。
(五)時空絕對
1.中國經濟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泛時空觀。經濟體制改革在當代中國的進展,使中國的經濟運行大體上納入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於舊的理論、舊的思維方式的慣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導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經濟學體系的構建,顯然處於較為明顯的滯後狀態。這方面最有力的例證是,在中國流行的各種頗具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體上都是由極不協調的三大板塊組成:(1)馬克思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2)列寧的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理論;(3)對現實的經濟運行作淺層次描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相對穩定的第一、第二板塊與急驟變化的第三板塊,共處於同一教科書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中國經濟學演進尷尬處境的生動寫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經濟學家尷尬處境的生動寫照。
在我們看來,任何經濟學理論都是時空相對的,西方經濟學如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不例外。從斯密到約翰.穆勒、馬歇爾、薩繆爾遜,西方經濟學每一重要的發展階段,都使經濟學體系產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變化。而中國流行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板塊,則大體上是數十年一貫制;較之一個多世紀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人們幾乎找不到實質內容上的不同之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確實是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但它肯定不是從內容到形式都可以永遠定格不變的。
然而,由於某種思維定勢,人們基本上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否可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分析框架這一問題也不作考慮,似乎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分析框架,來探討中國市場經濟運行可能存在的問題及各層面對策。看不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空界限,這不僅造成了中國經濟學的尷尬,中國經濟學家的尷尬,也造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尷尬。如此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堅持,只會使我們距離馬克思思想體系的本質內容更為遙遠。可以說,泛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空界限,是中國經濟學發展所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
2.中國經濟學對待西方經濟學的狹隘時空觀。當人們討論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借鑒意義時,尤其是在較為莊重的場合,大多採取的是這樣的評價:西方經濟學在總體上是庸俗的(非科學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觀點或見解可供參考或借鑒。
其實,理性地分析,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產生之後,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尤其是邊際革命後的發展,西方經濟學對以考察市場經濟運行或發展為主旋律的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具有較為系統性的啟發作用。這並不僅僅是因為西方經濟學較之人類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多「修煉」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更不是立足於西方經濟學可能比馬克思經濟學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於現代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處在同一時代,現代西方經濟學所研究的現代市場經濟與中國經濟學所研究的市場經濟具有許多相似之處。一句話,中國經濟學之所以應當而且可以系統地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主要在於二者之間有一定的時空相似性。
3.中國經濟學對待中國現實經濟的絕對時空觀。中國經濟學當然要以中國現實經濟作為研究對象。然而,在現實的研究活動中,卻時常可以看到將中國現實經濟運行絕對化理解的現象。其一,過分誇大中國市場經濟運行與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運行的相似性,以為中國市場經濟運行不過是或最終不過是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運行的翻版,表現在理論上,絕對照搬和套用現代西方經濟學來解釋中國現實經濟。推崇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和私有化,否認研究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學術」意義,即是明證。其二,過分渲染中國現實經濟運行的特殊性,否認中國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定性,將中國經濟學演變為詮釋現行制度和現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論工具,從而使得中國經濟學帶有明顯的隨意性、動盪性和不確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論研究所應具有的規范性、穩定性和相對確定性。其三,忽略中國現實經濟的發展特性,拘泥於中國市場經濟的現實水平,不理解中國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演變的迅捷性和復雜性,不注意中國市場經濟也在面臨知識經濟的挑戰,因而在理論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預見性,失去了理論對現實的指導意義。
三、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一)立足於中國現時的基本國情
何煉成、丁文鋒曾指出,中國經濟學的真正的「根」,實際上是指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客觀依據。因此,「這個『根』不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不是西方經濟學,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只能是中國經濟活動。其理由有三,一是與認識論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國經濟學的建立和發展畢竟不是經濟思想史,而是關於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學問。二是有利於防止崇古主義對中國經濟學建立和發展的誤導。三是還中國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相互關系的本來面目,以保證中國經濟學建立和發展能夠健康進行。」(9)
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歷史表明,經濟學的發展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發展有極強的同步性。近代以後,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並且不斷地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種結合一方面在於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或科學體系,更重要的則在於馬克思主義適應了中國的文化傳統與經濟傳統,或者說是適應了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國,情,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歷史、理論和實際的統一。在當前國際競爭日趨白熱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准確、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國經濟學。
新中國成立後,經濟學的發展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一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總的思路是對「經典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實踐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對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注釋上;另一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實現了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經濟學開始探討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學說不斷地引入,使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然而,中國經濟學在與西方經濟學融合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某種盲目引進、機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傾向。這表現在濫用西方經濟學的概念、范疇來剪裁中國經濟發展實際。一些理論完全無視中國的實際,「言必稱希臘」,導致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混亂。理論的混亂必然導致實踐的盲目,政策變動頻繁,改革成本加大。從中國經濟學自身的發展來看,呈現出對過去的過多的定性分析的「矯枉過正」的現象,要麼過於追求經濟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視其實踐指導性,要麼以晦澀的理論來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國經濟學的「貴族化」傾向明顯加大,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實踐的背離越來越大。對此如無清醒的認識,必將把中國經濟學引入歧途。因此,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必須立足於中國現時的基本國情,在中國經濟傳統與現代經濟相結合的基礎上推進中國經濟學的發展。
(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時代需求所組成的三維空間中把握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1.注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導向作用。這主要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揭示了經濟運行(包括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正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關於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耦合關系的原理對以改革問題為主旋律的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可以發揮重要的導向作用一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社會生產均衡發展的原理等也必將對以市場經濟運行為考察對象、以經濟發展問題為主旋律的中國經濟學產生重要的導向作用。
2.以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中國經濟學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現代西方經濟學之所以能成為構建中國經濟學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基本邏輯起點較為貼近我們這個時代經濟生活的實際;作為尋求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經濟資源配置機理以及優化各層面對策的經濟學,與我們要構建的經濟學大體上屬同一類別,在研究對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體的同構性。
3.順應時代要求,實現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跨越式發展。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經濟學正孕育著一場新的革命,其意義可能會遠遠超出經濟學的邊際革命和凱恩斯革命。其主要誘因是因為經濟能量流動模式的變遷(10)。古典經濟學家生活的時代,主要是以手工勞動為基礎、以再生資源為主體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邊際革命時代的經濟學家,面臨的則是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非再生資源在經濟資源中佔有較大比重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顯著放大了經濟運行中經濟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則是,較之邊際革命時代,非再生資源在經濟能量流動模式中佔有更大的比重,從而使非再生資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極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現出來。如果說邊際革命時代的經濟學家對他們那個時代的、與古典經濟學家面臨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具有基本異質性的、新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的深切反思,導致了經濟學的邊際革命,那麼,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將會產生能回應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深刻變遷的新的經濟學革命。
中國市場經濟的後起性,使中國沒有能產生與古典經濟學相對應的經濟學;也沒有能產生與邊際革命及其之後的西方經濟學相對應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的發展當然沒有必要像西方經濟學那樣,經過漫長的演進過程。中國經濟學家可以也應該在以西方經濟學尤其是邊際革命後的西方經濟學為基本構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時,順應時代需求,走一條非常規的發展路徑,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現代經濟學,以相當一部分資源具枯竭前景假設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邏輯起點,從而使中國的經濟學家在新一輪的經濟學革命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11)
(三)時空相對地把握中國經濟學
首先,中國經濟學必須以現實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演進為基礎,以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和將要面臨的問題為導向,體現中國經濟學的時代特色。其次,中國經濟學必須廣泛吸取古今中外經濟思想和經濟理論的精華,用之於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礎上體現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特色。第三,中國經濟學必須摒棄西方主流經濟學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在既定製度下研究人們行為關系的做法,回應中國現實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合理兼顧制度分析和行為分析,體現中國經濟學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國經濟學必須正視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不規范性,比如說,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問題,城鄉不對稱二元結構問題,商品市場化與要素市場化不同步問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區域經濟保護問題,經濟、科技、社會、政治體制改革不協調問題,等等,既要用規范的方法分析比較規范的問題,也要用規范的方法分析不規范的問題,還要用「有規范」的方法分析不規范的問題,體現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國經濟學必須考慮知識經濟的挑戰問題,這不僅在於中國遲早也將進入知識經濟時代,而且在於知識經濟正在全面沖擊著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因此,在我們接受並從現代經濟學中吸取養分的時候,就不能不有所鑒別,有所取捨,從而對知識經濟可能對中國經濟學的沖擊早做准備。比如說,關於作為現代西方經濟學基本假定和理論基礎的經濟人理性行為假定,且不談眾多學者對其頗有微辭,也不談這一假定與中國傳統觀念是否融合,即便是著眼於中國經濟的長遠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所激發的個人、組織和地方的自利傾向對於生態、環境和社會、政治等方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以及知識經濟的基本特徵,我們也有必要考慮這樣一個價值判斷問題:盡管我們不能迴避人的自利傾向,但是,我們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藉以進一步渲染和擴張這種自利傾向,而不是以同樣無法迴避的人的合作傾向和多目標導向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
注釋:
(1)(9)何煉成、丁文鋒:《中國經濟學從何處來》,《經濟學動態》1997年第7期。
(2)劉詩白:《中國經濟學構建的若干問題》,《經濟學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會有經濟學的中國流派嗎》,《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參見歐陽文和、周成名:《』97「中國經濟學」研究動態》,《財經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從範式危機看經濟學的發展》,《當代經濟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附論——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頁。
(7)談敏:《中國經濟學的過去與未來——從王亞南先生的「中國經濟學」主張所想到的》,《經濟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頁。
(10)(11)孫劍平:《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路徑選擇》,《江海學刊》1998年第1期。
參考文獻:
[1]歐陽文和,周成名.』97「中國經濟學」研究動態[J].財經研究,1998,(3).
[2]何煉成,丁文鋒.中國經濟學從何處來[J].經濟學動態,1997,(7).
[3]劉詩白.中國經濟學構建的若干問題[J].經濟學家,1997,(3).
[4]孫劍平.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路徑選擇[J].江海學刊,1998,(1).
[5]談敏.中國經濟學的過去與未來——從王亞南先生的「中國經濟學」主張所想到的[J].經濟研究,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