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信函制度

① 經濟法，收到信函，行政復議時間怎麼算

根據行政復議法的規定，申請行政復議的期限應當自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了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起計算。
一、相關規定：
行政復議法第九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了其合法權益的，可以自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60日內提出行政復議申請；但是法律規定的申請期限超過60日得除外。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當理由耽誤法定申請期限的，申請自障礙消除之日起繼續計算。
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第十五條又做出相應的補充，該條規定
行政復議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的行政復議申請期限的計算，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當場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自具體行政行為作出之日起計算；
（二）載明具體行政行為的法律文書直接送達的，自受送達人簽收之日起計算；
（三）載明具體行政行為的法律文書郵寄送達的，自受送達人在郵件簽收單上簽收之日起計算；沒有郵件簽收單的，自受送達人在送達回執上簽名之日起計算；
（四）具體行政行為依法通過公告形式告知受送達人的，自公告規定的期限屆滿之日起計算；
（五）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事後補充告知的，自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收到行政機關補充告知的通知之日起計算；
（六）被申請人能夠證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知道具體行政行為的，自證據材料證明其知道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計算。
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依法應當向有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送達法律文書而未送達的，視為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
二、期間計算原則：
《行政復議法》第九條第二款規定，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當理由耽誤法定申請期限的，申請期限自障礙消除之日起繼續計算。對於上述規定，有人將其理解為行政復議申請期限的中止，有人則認為這屬於行政復議申請期限的延長。這兩種看法是從不同角度得出的不同結論：申請期限中止側重於期限的法定性，即60日的法定期限不能突破，最終導致的「延期」申請的合法性，需要從期限中止角度加以理解。而期限延長的說法，更強調實際結果，最終的結果也是延長了申請的期限。
從原則上講，超過復議申請時效即喪失復議申請權，但在《行政復議法》規定的特殊情況下，可以考慮不喪失申請權。理由是：
第一，《行政復議法》設定申請時效的目的在於促使行政相對人盡快行使復議申請權，而非剝奪行政相對人的復議申請權。
第二，具體行政行為作出時的情況比較復雜，行政相對人超過復議申請時效的原因也多種多樣，如果對此不加分析、不問原因，一概以喪失復議申請權對待，一方面，可能有失公平;另一方面，可能會放縱違法行政行為。例如，在某些情況下，行政相對人超過復議申請時效並非沒有行使復議申請權，而是由於不知道如何申請復議，錯誤地向有關國家機關如信訪機構、人民檢察院等提出申訴，有關國家機關未告知正確的途徑，只是簡單地予以駁回，致使相對人超過復議申請時效。
此外，在具體計算期限時需要注意，繼續計算不是重新計算。如果要重新計算，則涉及申請期限的中斷。而從《行政復議法》的相關條文來看，行政復議申請期限只包括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當理由而中止，而未涉及中斷。
行政復議期間，不影響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

② 哪些經濟法制度會對企業行為做出積極的引導與規范

哪些經濟法？這不會對企業行為作出積極的引導，給我發中國人民經濟防疫法律學，還有一些關於經濟方面的一些法規，都是能夠做到這種積極引導的和規范。

③ 求助，經濟法代理制度案例分析

1、問：其弟弟代為登記是否有效？
無效，按照婚姻法規定，結婚登記應當親自辦理，不得由他人代理。
2、問：
1） 王武離職後，以原公司名義訂貨的行為在民法上如何定性？屬於無權代理
2）法院是否會支持上海廠家的主張？ 並說明理由。法院會支持上海廠家的主張，上海廠家可以以「表見代理」為由（即有理由相信王武有代理權，理由就是「原單位尚未收回的蓋有北京某電子產品銷售有限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紙」），此時北京公司一點主動權都沒有了，只能履行合同，但北京公司可以找王武賠償損失。順便說一下上海廠家還有什麼玩兒法：上海廠家也可以要求王武履行合同；或者如果不想玩兒的話，主張無權代理，由北京公司或者上海廠家其中之一撤銷合同即可。不考慮表見代理的話，北京公司還有一種說話權，就是追認代理有效。上面說的這些情況都是建立在上海廠家是善意相對人的情況下，即不知道王武已離職的情況下的。
3、 問：本案中關雲父親是否有代關雲起訴侵權人王林的權利？ 有。關雲，年齡15歲，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其法律行為除純獲益以及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行為直接認定有效以外，其他行為應由監護人代理實施。如果獨立實施的，需經監護人追認。
4、問：1）張代餐館采購物品是否屬於有權代理？不屬於有權代理，這屬於濫用代理權中的「自己代理」，除非被代理人追認的情況下才被認為是有權代理。
2）張的行為按民事代理制度該如何定性？見第1）問回答
5. 問：該電腦還能否要回？可以要回，剛滿10周歲，按老的民法，不滿10周歲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10周歲以上（含10周歲）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按修訂後的民法，10周歲改為8周歲，所以無論按新的還是老的民法，張某其子均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該行為屬於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為，在行為實施後的1個月內是可以撤銷的，經撤銷後，該行為自始無效。
6.王某身為北京某知名國有建築公司工程原材料及設備處經理，2009年10月其將一批工程用彎頭管件的50萬元訂單交給了河北滄州某管件企業（王為該企業法定代表人）.
問:1）該訂單是否有效？ 該訂單有效
2）王某的行為屬於民事代理制度規定的哪一類型代理？ 為什麼？屬於濫用代理權中的「自己代理」。說明：法定代表人從事的行為不屬於「代理行為」，故王某的行為也不屬於「雙方代理」。
案例三：
王與趙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 2008年5月，王找到趙，說自己即將赴加拿大探望3年未見的兒子。估計可能要待上較長一段時間，家中一幅元代祖傳名畫留在家裡不放心，帶又不便，故托趙某代為保管，趙某雖知責任重大，但還是答應。一年以後， 趙某家中突生變故，急需用錢，情急之下，未徵得王同意，便將古畫賣與古董收藏店鋪。
問：1、該買賣行為是否有效？買賣行為有效
2 、趙的行為是否構成民法上的無權代理？ 構成民法上的無權代理
3、倘若王某事後得知不同意，它能否要回自己的古畫？不能要回自己的古畫。原因：古董店依照善意取得制度（需符合三個條件：1.不知情；2.合理對價；3.動產已交付[物權轉移：動產為交付時轉移，不動產為登記時轉移]）合法取得該動產的所有權，除非古董店同意王某要回，此時王某沒有主動權，但可以找趙某賠償其損失。

④ 經濟法制定的特點是什麼

1。 綜杳性

綜合性是指經濟法是由多方面的經濟法律規范組成的法律部
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從經濟法的規范構成和內容 上看，它是根據國家經濟管理職能的需要，由許多單行經濟法 律、法規組成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它既調整宏觀經濟領域的
管理和調控關系，也調整微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協作關系，涉及 工業、農業、商貿、財政、金融、會計、審計、海關、物價等范 疇。
二是從經濟法的調整手段上看，它運用了多種不同的調整方
法，主要有指導性調整方法、鼓勵性調整方法和抑制性調整方 法。經濟法的指導性調整方法是通過一定的法律規定為行為主體 積極地指明方向和行為所能達到的范圍，而它的鼓勵性調整方法
和抑制性調整方法則分別表現為它對行為主體的行為的促進（包 括獎勵、激勵）和控制（包括限制、禁止）。
經濟法正是採用這 種綜合性的調整方法來實現其調整目的的。三是經濟法律規范的
作用結果表現為綜合調整效應。經濟法律規范在對經濟管理關系 的調整中採用了多種調整方法，既可有效地發揮它們各自的功 能，又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產生綜合的整體調整效
應，包括建立和維護自由、公平的競爭秩序、宏觀經濟秩序，以 及從整體上建立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
2。 政策性

經濟法是經濟政策的體現，具有經濟政策性。其主要原因在
於具體經濟政策的實現過程往往會對一定的經濟法主體的權利加 以限制。為防止這種限制的任意性，經濟法律規范必須對此加以 確認、固定和防範。
不過，經濟政策是多種多樣的，經濟法只能
表現那些較為穩定的經濟政策，而不是權宜之計的政策。

3。 公法和私法屬性兼具

經濟法橫跨公法、私法兩個領域，並產生了使這兩者相互牽
連以致相互交錯的現象。
經濟法在實施過程中體現出較好的利益 協調功能，實現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平衡，突出社會利益優先 的原則，但又不以犧牲個體利益為代價，在法治理念的約束下反
映著鮮明的控制國家行政權力的特點；其不排斥個體利益，但又 抑制脫離社會發展而片面強調個體利益的發展模式。
因此，應該 說經濟法是以公為主、兼顧於私的法。

4。 程序保障的非獨立性

在我國，與民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門法相比，經濟法沒有
一個獨立的程序法典與之相對應，主要原因仍然在於其所調整的 社會關系的獨特性。
拋開外力因素的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以私利為驅動力，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形成了以追求私人
利益為紐帶的社會關系；而經濟法站在社會利益需要的高度介人 社會經濟生活，其手段按照強度的不同劃分為三：其一是相對 「最弱」的介人方式，即間接引導私人利益，主要依靠國家作為 財產所有者的身份，通過與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交往來影響私人 利益配置的格局，從而實現利益的發展；其二是國家通過行政權
力介人私人經濟生活，基於現代行政法學中的控權思想，應該說 行政權力介人的力度變得更加緩和，但由於行政權力隸屬性的存 在，因而這種介人具有明顯的直接引導的傾向；其三是基於對社
會公共利益形態的設計，站在一種權威的角度，去評判私人利益 在與社會公共利益發生碰撞時的妥當性，並通過強制手段來體現

和維護社會利益的至上性，如制裁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行為，就
是一種介人「最強」的方法。
以上三種介人方式恰恰是民法的方 式、行政法的方式和刑法的方式，因此經濟法律責任具有明顯的
綜合性，是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統一。在落實實體 權利與義務的過程中，獨特的程序性問題也隨之變得不再重要。
但是，在現代法治思想的統率下，第一種介人手段相對處於主導
地位，因此，經濟法的程序性問題更接近於民事法律，也便成為 一種合理的選擇。

⑤ 經濟法責任制度的主要內容

經濟法責任
是以法律責任的部門法性質對法律責任進行分類的結果，是經濟法主體因其違反經濟法義務或者不當行使經濟法權利的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上的不利後果。

⑥ 簡述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一）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原則

我們強調營造平衡和諧的環境，而不是簡單地說平衡協調原則，是有深層次原因的。對經濟關系進行平衡協調是經濟法特有的功能，但如果單純將平衡協調上升到經濟法基本原則的高度就顯得不夠充分，並沒有完全揭示出經濟法的本質內容。

從字面上講，和諧與協調兩詞的含義互通，這就是在許多法學著述中「和諧」與「協調」不分的原因。但是，在意境上說「和諧」和「協調」是有很大區別的：和諧是一種相互依存與共同發展的客觀狀態，是國家和市場都要順應客觀規律、應用客觀規律的表現；

而協調更強調的是主體間相互一致的積極行為，是帶有主觀意志色彩的一種行為模式。就經濟環境狀態的描述而言，「和諧」一詞較「協調」更貼切，例如我們常說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首先，「平衡和諧」充分體現了經濟法治條件下經濟環境應有的狀態，強調的是不同主體的配合而不是對抗，又在哲學范疇「度」的問題上強調適當，而不能「過火」或「不及」。

有學者認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張將其納入經濟法的理念，但我們認為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調」之意，例如人們常說「生態平衡」。

其次，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不是一種中庸理念的體現而是建立在對客觀經濟規律認識基礎上的一種應然的狀態。在這樣一種經濟環境下，能夠實現自由與秩序、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和諧，現實利益與未來利益的平衡和諧，國家、社會與個體之間的平衡和諧。

最後，經濟法律的完善本身並不代表這種良好經濟環境已經大功告成，由於社會經濟體系是動態向前發展的，這就要求經濟法制不斷地「與時俱進」，具有前瞻性、規劃性地從立法、司法和執法等方面來建立和維持這種環境。

當前，在國際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日益突出，大都將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根本目標。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這個問題在上層建築層次已經被納入到環境保護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

而我國某些地方一級的政府和部門、行業的管理者顯然對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重要性缺乏應有的認識：地方保護主義嚴重、某些部門和行業長期壟斷，損害了普通百姓的經濟權益，也阻礙了該行業實現自身更大的發展，更有損於中國在世界的經濟民主形象。

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是我國加入WTO後與國際接軌的基本要求，是我國要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

（二）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

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兩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正常發揮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場經濟自發規律之理。

價值規律由對經濟個體的決策和行為之微觀作用實現對整個社會經濟資源的宏觀調節和配置，順利完成經濟資源的初次分配，市場規製法在其中發揮著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國家超越整個社會的優勢地位進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國家社會自覺調整之理。

國家根據市場經濟自發分配資源後產生的不公平傾向，立足於社會整體利益進行再次資源分配和調整，宏觀調控法在其中居於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資源」不僅包括國家與市場如何協調資源優化配置問題，還有進一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

中世紀的阿奎納認為：「正義由兩部分組成：第一種是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們的地位而將不同的東西分配給不同的人』……在分配正義中，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愈突出愈顯要，那麼他從共同財產中亦將得到愈多的東西。」

這種按人們地位來分配經濟資源的思想是封建社會的分配原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該原則為按資本分配原則所取代。

從「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資分配較按地位分配無疑是人類社會分配原則的一大進步。但按資分配所帶來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一方面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出現，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對資本主義世界所要樹立的平等觀念的一種諷刺。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不僅在道義上對兩極分化、貧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從科學的角度論述了兩極分化的社會根源與危害，並在理論上提出了防止兩極分化的意義和途徑。

實踐證明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上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動盪都直接源於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因為單靠市場這一隻無形之手是無法實現將稀缺經濟資源進行合理分配的。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相對於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資源永遠是稀缺的。經濟資源既包括生產資料也包括生活資料。

生產資料資所有制最終決定了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必然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多種分配製度並存。

這樣一種復合的分配製度一方面保證了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於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這種分配製度也正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公平的體現。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決定指出「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將成為未來幾年關於如何貫徹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指導思想。

綜上所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

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產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經濟的發展，是效益優先的全面體現。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活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社會的穩定，是社會公平的最終體現。

（三）保障社會總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

「可持續發展」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在中國上升到一種治國方略的高度。

可持續發展的提出是人類認識論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突破，這一思想強調的不僅僅是人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更是人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和諧，也唯有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才能實現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會本位理念的進一步深化：不僅僅以人類社會橫向的當代利益和諧為出發點，更以人類社會縱向的代際利益和諧為出發點。這種發展不強調盲目的快速，而強調連續與穩定下的高速發展。因此可持續發展就是在穩定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穩定的辯證的邏輯統一。

(6)經濟法信函制度擴展閱讀：

經濟法具有自己獨立的調整對象。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指經濟法所干預、管理和調控的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a.國家規范經濟組織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規范組織的法律，是為了防止壟斷組織的出現，從組織上保證市場經濟順利發展。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個人投資法等。

b.國家干預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干預是經濟法的重要調整方式，這方面的法律有證券法、票據法、破產法、金融法、保險法、房地產法、環境法、自然資源法等。

c.國家管理、規范經濟秩序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日本學者丹宗昭信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現代經濟法的核心是壟斷禁止法。這方面的法律有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和產品質量法。

d.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此種經濟關系的特點是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實行宏觀調控，使經濟各部門運行協調，使整個國家經濟運行平穩。這方面的法律有財政法、稅法、計劃法、產業政策法、價格法、會計法和審計法等。

⑦ 簡答題:經濟法體系主要包括哪幾個部分

1、調整經濟關系主體的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滿足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國家必須對經濟關系主體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加以限定，明確其應具備的資格、許可權、責任等。

我國現在已經制定的用以調整經濟關系主體的法有：《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企業破產法》等等。

2、調整經濟關系主體行為的法

經濟關系主體是通過作出—定的行為而其成為經濟關系主體。這部分內容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於通過調整國家在干預市場秩序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對市場秩序進行規范並最終保證良性的市場經濟運行秩序。

目前，我國已經制定的相關法律主要有《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反壟斷法》等。

3、調整經濟宏觀環境的法

調整經濟宏觀環境即國家為使社會總供求與總需求達到平衡，運用宏觀經濟的間接手段，以經濟規律作為運作機制引導經濟主體的活動，也即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我國宏觀調控法包括以下主要法律制度：《預演算法》、《產業結構與布局規劃法》、《固定資產投資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價格法》、《國有資產管理法》等。

4、調整社會分配的法

由於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城鄉居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但是，貧富差距兩極化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視的現實性問題。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發展的腳步越來越快，社會分配問題導致了收入差距在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不同群體之間不斷擴大，不能公平的分享改革的成果，已經成為了影響社會和諧穩定重要因素，也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設置了阻礙。

因此，社會分配還應隨著法制的健全而不斷的被完善，以最大程度滿足建設和諧社會主義的需求。

5、監管經濟運行安全的法

對經濟運行安全進行監管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也可以說是經濟法領域內的最後—道防線。監管經濟運行安全的活動具有特定的權力強制性，它以法律為依託，被監管者 須接受監管主體依法實施的監管行為，不得拒絕、逃避或抗拒，對監管主體依法所作出的處理決定必須遵從和執行。

目前我國已經制定的監管經濟運行安全的法律主要有：《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勞動法》、《會計法》、《審計法》、《技術監督法》、《環境保護監督法》、《審計法》等等。

⑧ 經濟法合同法律制度

這個案例主要涉及國際貿易公約

1.130美元，乙對甲的發盤已表示接受
2.不是承諾，是要約
3.成立。成立時間為接受發盤當日，地點為中國。

⑨ 經濟法制度體系

【內容提要】本文依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與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實踐，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指出中國經濟法是中國特色之經濟法律的典型，重點研究了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進程及其「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路徑依賴」的低效率特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經濟法創新的思路和途徑。
【關鍵詞】經濟法/制度變遷/制度創新
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在經濟落後國家的制度變遷中，國家承擔著制度設計、規劃與組織的重要職能。（註：參見（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變遷》一書中有關國家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論述。）現階段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法制建設，是經濟落後國家制度變遷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國家和政府協調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的中國經濟法，在現代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正式制度變遷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因為制度變遷重要的是實現制度事實的轉變，無論是法律制度還是經濟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實為根本的。制度事實是現實的社會存在，制度事實決定了制度規則，這和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一致的。是社會創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創造了社會，通過大規模的引進外國法律並不能實現法治和經濟的現代化。由此決定了提出我國市場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變遷思路，必然包括我國現實和傳統相結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變遷的首要目標應當是促使社會實際經濟生活的轉變。
「強制性制度變遷」：中國經濟法建立的特點
依據制度變遷的理論，制度變遷包括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也稱需求主導型制度變遷）和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也稱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兩個基本類型。（註：參見林毅夫著《關於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一文的觀點。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其中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主體以市民為主，且以自發性為基本特徵；強制性制度變遷的主體以國家且以強制性為基本特徵。據此推論，我們認為，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制度變遷中，民商法的主體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為主及其「約定大於法定」的規范特徵，使民商法制建設類似於誘致性制度變遷。經濟法的主體以政府為主及「法定大於約定」的規范特徵，使經濟法制建設類似於強制性制度變遷，從而中國經濟法的制度發展模式要借鑒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模式及其理論，注意發揮該模式在加速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步伐的規模經濟優勢，克服該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義等消極因素對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度建設阻礙的問題。
我們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和政治基礎條件的制約，以及在長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制度慣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這一制度變遷，應該以體現強制性制度變遷模式特點的經濟法制度建設為近期模式，而以體現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式特點的民商法為目標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較之中國民商法，前者對於當前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國民商法制度理論資源，主要來源於建立在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市民社會的政治基礎上的羅馬法和德國法理論體系；而中國經濟法制度理論資源，主要來源於建立在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法理論體系。因此，從中國國情出發，中國推進市場經濟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資源，就是中國的本土政治資源。所謂本土政治資源，大意是指一國領土范圍的可資利用的政治組織、政權效能及其社會基礎和影響。比如，中國擁有一個龐大且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組織，6100多萬共產黨員集中了中國優秀人才的相當一部分，下至鄉鎮街道上至中央部門的黨政組織仍然比較有效地治理著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級黨政部門具有仍然很強的社會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推動能力。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認的事實。對於中國本土政治資源的優秀，我們自己往往習以為常，甚至對這種優秀的實際存在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也存疑慮。其實，放眼整個世界現代化進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具有現代化意識的、強大而穩定的政府的存在，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的順利進行，對於減少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代價與成本，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可能也是最關鍵的因素。正如亨廷頓先生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指出的那樣，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是一個充滿動盪和激烈矛盾沖突的過程，有現代化意識的強大政治組織，是推進現代化進程又保持其過程穩定的關鍵性力量。為了維護政府在制度變遷中的權威地位和政府對經濟生活的主動參與和調控，強制性制度變遷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對經濟生活的權威。因為只有保持穩定的制度環境，才能實現經濟制度的良性轉變，而任何一個社會要保持繁榮和經濟發展，都應當保持穩定的社會制度。其中，以調整政府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關系為己任的中國經濟法，在維護中國政府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一制度變遷中的權威地位的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舉足輕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變遷的積極作用意義上，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法是中國本土政治資源的典型法律例證，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度的核心內容，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和理論的建立與完善，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是否完備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這是因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運用經濟和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強有力干預，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特色」的核心內容，由此產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核心作用，從而以政府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當前中國市場制度變遷的主導模式。與此相適應，中國也走上了政府推進法治的發展軌道，因為中國法治本土資源的貧乏，決定我們只能更多地藉助學習手段、藉助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手段，而無法更多地藉助於傳統。這也是一種近期內無法改變的現實。其中，以政府依法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為核心內容的中國經濟法，是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按照中國立法機關的最新觀點，「我國的法律體系劃分為7個法律部門比較合適，這7個部分是：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每類法律部門中又包括若乾子部門，有些子部門下面還可進一步劃分。這種劃分，能夠比較清楚地反映各類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對象和方法，既易於把各個法律部門區分開，又使各個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合乎邏輯，並且符合我國現有法律和將要制定的法律的狀況」。（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其中，「經濟法是調整因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活動實行干預、管理或調控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經濟法大體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創造平等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計劃、財政、稅務、金融、審計、統計、物價、技術監督、工商管理、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等方面的法律」。（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可見，經濟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與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門並列的獨立法律部門，已成定論。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幹預，是以政府協調經濟關系為基本宗旨的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一方面，這一基礎強大於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為其基本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私法即民商法，從而中國經濟法強大於中國民商法的現實力量，決定了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和市民社會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須以中國經濟法為其發展的基本「制度環境」。那種限制和排斥經濟法的民商法發展策略，將走上中國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環境的艱難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假定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和多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麼與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與更多親合力的經濟法，必然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的核心內容。從而那種用傳統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經濟法的自由主義法學主張，將導致中國市場經濟失去社會主義的法律基礎，因而絕不會得到中國立法部門的採信。
最後，雖然中國經濟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律制度，但對其中國特色之意要一分為二。一方面，中國經濟法制度創新是一種從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並決定經濟發展道路這一實際出發的現實法律選擇，所以中國經濟法要立足中國實際並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黨執政背景條件下的外國經濟法模式（如中國企業法中的反攤派制度，中國反壟斷法中的反行政壟斷制度的設計，不能局限於外國立法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及其理論，較之中國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論，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戰和創新壓力，並在此壓力基礎上形成更偉大的且對世界法學有特殊貢獻的市場法律制度創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法中濃厚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特色，較之具有濃厚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特色的西方國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國民商法，雖然前者具有實事求是方面的巨大優勢，但是中國經濟法中具有的中國特色中的一些帶有有悖市場經濟規律的舊體制、舊文化、舊傳統，如果不倍加註意克服，則中國經濟法就可能成為落入實用主義俗套，進而成為承認並保護舊體制和傳統的落後之法。為此中國經濟法的制度及理論創新，較之中國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論建設，前者的革命意義遠遠超過後者。
「路徑依賴」：中國經濟法發展的障礙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上述中國經濟法的中國特色及其意義（尤其是消極意義），還根源於中國經濟法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之初（1979年為時間標志）開始的制度創新中的「路徑依賴」。依諾斯教授的觀點，路徑依賴的核心內容是，當人們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那麼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並迅速優化之；反之，則可能順著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走下去，並造成制度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狀態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鎖定在無效率狀態，除非藉助強有力的外力推進，否則人們要想選擇新的制度就會變得十分困難。（註：參見諾斯著《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和原因》一文，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據此，應該正視，經濟法（這里特指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徑依賴導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鎖定狀態」：
其一，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制約，中國經濟法不可避免對民法產生了「路徑依賴」，如經濟法理論將屬於民法調整對象范疇的橫向經濟關系，也納入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圍，並用民法范疇構造經濟法范疇，許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為經濟法制度，由此產生了「縱橫統一說」大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民事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因過分強調市場主體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屢屢出現的「一放就亂」，就是市場管理法的無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經濟體制改革制度變遷模式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對行政法產生「路徑依賴」，如經濟法將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為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手段，由此產生了「經濟行政法說」或曰「學科經濟法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如企業經濟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過分強調政府規制而屢屢出現的「一統就死」也是市場管理法無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黨政難分和政企難分的經濟管理體制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產生對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如把經濟法成為黨和政府經濟政策的同義語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產生了在「經濟管理法說」或「政府幹預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的政策混同於法律的失敗現象，而政府依法調控經濟活動中屢屢出現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現象，即為宏觀調控法無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國經濟法的「路徑依賴」之所以謂之有悖經濟和法律規律的失敗現象，主要是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疇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調整對象的混淆所產生的體系混亂，以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調整方法混淆所產生的方法混亂的角度觀察，從而使經濟法因在法律體系和規范構建上過分依賴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而失去其獨立法律部門的特色。任其發展，不僅政府在協調市場經濟關系過程中難以走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和「令行不禁止」的惡性循環，而且經濟法將鎖定在非部門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學科經濟法狀態之中，而這一低效率的狀態至今是困擾中國經濟法發展的最大障礙。
就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法的變遷而言，如前所述，從一開始就是由政府推動，從經濟政策到經濟法律手段，逐步實現經濟行為的規則化和制度化，這一過程，典型地說明了經濟政策、經濟法和經濟制度之間的密切不可分的聯系，以致於經濟理論和實踐中將經濟法誤解為「經濟政策法」。雖然這一誤解有悖法學和法律規律，但它卻是經濟法之「中國特色」的一個真實寫照，進而使富有法治傳統的國外法學家也感慨「要從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的政策中認識中國經濟法的法律實質」，並產生了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就經濟體制改革中重大事項共同作出的規定，也曾被視為法律淵源的中國法理論和實踐獨有現象。
如前所述，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政府主導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而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目標是雙元的，即同時實現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模式下，政治目標往往支配著經濟目標，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遷往往導致財政收入的降低、通貨膨脹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政府權威的下降和擴散、原有經濟部分的增長困難等等，最終導致政府收縮權力或出現激進式改革，並由此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國有企業虧損、屢改不善等問題，又如在法律領域中，則出現了通過各種手段逃避法律調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以及貪污腐敗現象。此點，也是導致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的一個主要制度原因。
我們認為，導致上述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狀態的一個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國經濟法創建之初錯誤地選擇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路徑，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鎖定在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低效率狀態之中。從而中國經濟法擺脫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模式的困擾並謀求自己獨立的新發展，變得十分困難。因此認真分析上述經濟法路徑依賴的產生根源，是擺脫中國經濟法發展道路上重大理論和實踐障礙的基本前提。
走出「鎖定」狀態：中國經濟法創新的途徑
初步分析的結論是，中國經濟法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主要根源於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在制度規范和理論資源方面的先佔優勢，以及由此使中國經濟法採取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合而為一的綜合法律調整模式（「縱橫統一說」是其理論基礎），在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為主導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選擇作用下，而陷入被動的「鎖定」狀態。應該強調的是，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確立後，中國經濟法以政府經濟管理法作為經濟法制度模式初始選擇，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經濟法成為強化政府權威和維護部門利益的工具這一「官方優勢」，使中國經濟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報酬遞增和利益集團作用下，雖然它可以在計劃體制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變遷背景下，逐漸從民法中解放出來；但是經濟法至今仍被鎖定在行政法和經濟政策的雙重困擾狀態之中。據此，我們提出中國經濟法從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鎖定狀態之擺脫出來的以下基本制度創新思路和途徑：
首先，國家作為經濟法制度的制定和實施者，其在經濟法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創新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加之經濟法作為一種以國家為主體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決定了通過國家力量促使經濟法擺脫上述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法制低效率狀態，是經濟法創新和發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國家機關尤其是國家權力機關承認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至關重要。
其次，上述經濟法產生之初形成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的一個主觀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經濟體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別是有關市場經濟體制信息不完全）基礎上構造了經濟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強對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經濟法的理論研究，特別是從部門法名義上明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方法、體系的基本制度和規范，並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經濟分析法）和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方法）創立符合經濟學和法學規律的全新經濟法范疇，對於國家拋棄經濟法體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鑒好的制度，並理性地進行經濟法的制度創新，至關重要。
再次，雖然上述加強中國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學習，是經濟法擺脫路徑依賴的一個有效途徑，但是由於中國經濟法因其強烈的政府性特徵，而在體制改革過程中，成為一些政府部門鞏固和擴張自身權力並謀取部門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體制特別是立法體制上，打破利益集團對經濟法制度創新的干擾，推動經濟法從傳統的經濟行政法模式下的「惡性循環」中徹底解放出來，又是擺脫經濟法對行政法和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重要途徑。必須強調，如果我們假定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干預市場的基本途徑是宏觀調控和市場管理，而且干預市場的基本方法以體現經濟規律的法律手段為主，以體現行政規律的法律手段為輔；那麼將國家干預市場的法律等同於經濟行政法的主張，將導致中國經濟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後，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經濟法作為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它較之誘致性制度變遷為基本特徵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創新、設計和實施成本較之後者要高。為此將降低中國經濟法制度變遷成本，作為經濟法制度創新的一個關鍵環節。從經濟法的制度和實施方面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對現有的依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為依據構成的龐大中國經濟法體系進行消腫，以反映和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法律規律的新經濟法制度體系（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的更高收益，來抵銷經濟法採取經濟行政法和經濟政策模式的舊經濟法制度體系被廢除而失去的利益，推進經濟法制度的創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傳統的以公法為基本特徵的經濟法，並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術將中國經濟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雙重性質的、兼顧市民社會利益和政治國家利益並集中體現社會利益的社會法。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如果我們假定經濟法視為一個傳統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興法律部門，那麼公法與私法兼容這一現代法的發展趨勢，決定了中國經濟法在擺脫對傳統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徑依賴」後，在建立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這一偉大的制度變遷進程中，深深紮根於豐富的中國本土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理論和實踐資源「營養土壤」之中的中國經濟法，比主要依賴於西方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理論和實踐資源建立的中國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強大、更有效的制度創新動力。而且，更為現實的意義在於，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占據著重要地位，堅持公有制、保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監督調控、管理、參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必不可少的職能，而中國經濟法正是體現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實現公法與私法、國家調控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中，經濟法的建設應當成為重中之重的「基礎工程建設」，需要我們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論和實踐資源進行「投資」，才能確保我國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偉大的跨世紀法制建設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