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結合實際簡述信用在現實經濟中的作用
信用能夠拉動消費、經濟。
首先，從行為經濟學角度和從個人心理專出發，欠別人的錢感覺比從自屬己手裡拿現金要容易一些，信用則會讓人更容易消費一些。
其次，信用會起到一個杠桿作用。就像貨幣成數一樣。我買東西了，但是不是現金，只是一個數字從我的賬戶轉移到另外一個賬戶，錢還是在銀行里，銀行還是可以用這些錢投資什麼的。
再次，信用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古時候起就有了借貸，這也是信用，只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信用貨幣和電子貨幣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強烈，方便了人們的生活。
B. 在現實生活中用理性選擇的理論來分析人們的經濟行為有什麼優勢
從行為人的直接心理經驗證實的角度來看，任何人的當前行為都呈現出三個顯著性特徵：一是占優性，即當前行為是特定環境中行為人的可能行為集中的占優選擇，換言之，行為人總是偏好當前行為，這意味著第一人稱視角下的任何行為都滿足偏好的內在一致性；同時，第一人稱所指的范圍只有行為者個人，因而，其偏好的外在一致性也滿足。二是最優性，即當前行為被行為人賦予了在第一人稱視角下總是最高的價值，這意味著第一人稱視角下偏好的最大化條件也得到滿足，當然，這里所指的偏好實現所帶來的滿足包含了對物質和非物質的滿足，這種滿足可以稱為廣義效用或者赫伯特·西蒙所稱的抱負水平（汪丁丁、葉航②，2003）。三是無約束性，即行為人總是認為自己是在主觀能力（主要指認知能力和行為能力）無限和充分利用信息的基礎上經過最優化而進行選擇的（事實上在第三人稱看來行為人的主觀能力和客觀能力都可能是有限的）。因此，根據理性行為的定義，當前行為的三個特徵表明了任何行為都是第一人稱意義上的完全理性行為，這樣的理解對多視角性和無歧視性地解釋復雜的人類行為選擇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特別是對於解釋單個行為人的非常規選擇狀態具有工具變數的相對優勢。比方說，雖然行為人的行為有可能在主流經濟學框架內是非理性的，然而，置換到自身視角來看這種行為依然是理性的。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適當的中介指標從行為人的偏好序集中顯示同這種行為相關的內部信息；另一方面，我們也可結合行為人的行為狀態參數和相應的心理規律來推斷行為人偏好的排序關系而進一步了解行為人的歷史或預期行為。實際上，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加里·貝克爾(Gary S.Becker)認為，從自我意志的自由選擇的角度來看，吸毒、抽煙、酗酒甚至自殺等都是理性行為（汪丁丁、葉航，2003），所以，理性行為標準的劃分在貝克爾的經濟體系中已成雛形。
（三）理性行為的選擇及其決策依據
各經濟學流派關於行為人是否表現出了理性行為的爭論也傾注了不計酬勞的熱情。我們首先從長期和動態的角度來看，主流經濟學認為行為人事實上的行為選擇是理性的，市場是建立在理性行為人活動的基礎之上，即使存在某些非理性行為者，也會由於達爾文式的市場選擇機制而最終被逐出市場；或者，這些非理性行為者通過學習能夠演化成理性行為者（劉紅忠，2003），因此，從長期來看所有行為人都是動態的理性行為者，而市場也會內生地收斂於有效率狀態；主流經濟學研究的側重點是完全理性行為。其次，行為經濟學斷言現實中的行為人有可能長期和系統地偏離理性行為，從而，市場可能周期性或長期性地背離有效率狀態，行為金融學為這一命題提供了有力的實證支持，行為經濟學研究的側重點是非理性行為。順次，西蒙和新制度學派也堅持行為經濟學的這種理性行為觀，新制度學派與行為經濟學關於理性行為的主要區別在於，新制度學派側重於影響行為人行為的制度性因素分析（即關注人際間關系），而行為經濟學則側重於影響行為人的個性因素分析（即關注個性特徵）；行為經濟學與西蒙的理性行為觀也有一定程度的出入，前者側重於認為行為人的不完全理性是約束條件下最大化的起點，即名義上應該是最優性選擇而事實上是次優性選擇是源自行為人的不完全理性行為，而且前者傾向於理性行為程度較低的行為區間研究；而後者側重於認為行為人的有限理性是約束條件下最大化的終點，即名義上不能實現最優性選擇是源自只能達到次優性選擇這一事實，而且後者傾向於理性行為程度較高的行為區間的研究。因此，從第一人稱的視角來分析，任何條件下任何行為者的任何行為都是完全理性行為。
那麼，理性行為的內在依據是什麼呢？西方經濟學認為理性行為是最優化的結果。在確定性環境中，主流經濟學通過效用或利潤最大化方程式來描述行為者的理性行為，行為經濟學、新制度學派對此也沒有異議；在不確定性環境中，主流經濟學相繼建立了期望值效用和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決策方程式來解釋行為人的理性行為選擇，而新制度主義卻從堅持適當的制度安排的角度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實現理性行為，同時，行為經濟學通過最大化前景理論中所提出的價值函數來解釋理性行為或非理性行為選擇。非線性概率加權的廣義期望效用理論（唐愛國， 2005）和引入了大量事件結果的有可能實現隨機占優性的累積性前景理論（薛求知，2003）的新近發展為行為選擇的解釋提供了更優的框架。
三、理性行為多重性的進一步分析
除了從經濟學角度，我們還可以從歷史辯證和形式邏輯角度來探討理性行為的內涵。
首先，從歷史辯證和統計角度來看，理性一詞的意義來源於西方社會中個人行為比較顯著水平的眾數性質。18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物競天擇的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價值觀促成了經濟活動中行為人普遍的比較趨同的「自利性＋最大化」傾向，為了從理論上描述這種普遍傾向，理性行為一詞便被歷史地賦予了特定的自私自利含義；顯見，如果西方社會中每個人都具有「利他性+最大化」傾向，那麼，理性行為就會被賦予利他性含義，因此，西方經濟學所界定的理性行為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依賴性。同時，作為語言分析學范疇的理性行為一詞也具有符號變數和命題函項的功能，即如果西方學者將上述的普遍傾向指稱為其他名稱如「莫里」或「高金」等，那麼，也並不妨礙西方經濟學的邏輯、體系和功能上的完整性，只不過簡單地將所有數據中「理性行為」替代為「莫里」或「高金」即可。這意味著理性行為中真正值得上升到理論高度的現象就是個人行為的普遍傾向或顯著水平上的眾數性質，因此，理性行為的含義與個人行為普遍傾向的性質高度相關。比方說，如果將考察的范圍鎖定在某些宗教領域（如佛教）內，那麼，這個領域內個人行為的普遍傾向或顯著水平的眾數性質就是「利他性＋最大化」，因此，理性行為就賦予了「利他性＋最大化」的含義。同樣，如果將考察的范圍鎖定在我國真正共產黨員集體中，那麼，這個領域內個人行為的普遍傾向也是「利他性＋最大化」，此時，理性行為也賦予了「利他性+最大化」含義。事實上，這種視角具有成功的經驗基礎，例如，當時武器裝備和軍隊數量遠遠處於劣勢的共產黨軍隊最終打敗了國民黨軍隊，無數共產黨員和解放軍官兵視死如歸的利他行為，以及中國「兩彈一星」不朽工程中許多寧願放棄遠遠高於國內的豐厚的國外待遇而毅然回國的科學家的利他行為，顯然，我們說這些規模性的共產黨員、解放軍和科學家的利他行為都是非理性行為至少在邏輯的語言意義上是違背事實的。因此，理性行為的內涵不是外生的，它具有一定的必須謹慎提防的背景和范圍依賴性，所以，在運用理性行為一詞時，加上適當的限定詞就不會出現「肯定後件」的邏輯謬誤，如「西方社會中的理性行為」的提法比「普適的理性行為」的提法更具有邏輯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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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淺析理論經濟學與現實社會的關系
傳統的經濟學都是把一切經濟活動建立在一個理想的環境下，在這個理想的環境下，所有的人都是完全理性的，可是現實社會里，人人都是非理性的，所以如果想運用好經濟學，建議學習《行為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