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與經濟學

① 湖南師范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我們師大走出了很多名人，在各個領域都有許多傑出的人物都是師大走出來的。也有很多名人選擇留在師大發展的，其實師大的很多老師在學術界都是很有地位的。師大走出的名人太多啦，我就在這里列舉出一些我知道的吧。

1.李適時：原國務院副秘書長，他在13年的時候還在十七大上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他還是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他在17年的時候還回訪過師大，不過我這種小人物沒有偶遇到啦~

還有很多我沒提到的，有：

1.政治界的有：周玉清、王謙宇、葉成壩、熊清泉、王向天、李微微、張文雄、易煉紅、黃蘭香、謝康生、盛榮華、蔡長森、文選德、孫載夫、戚和平、劉夫生、武吉海、黎春秋、盛榮華、毛騰飛、段偉長、彭崇谷、蔣作斌、趙小明、葛漢東、蔡典維、李曉葵、魏文彬、余長明

2.學術界的有：夏家輝、陳星旦、孫家鍾、印遇龍、陳大可、龔新高、邵明安、譚蔚泓、張慧廉、何清漣

3.文藝界的有：陳思思、劉一禎、張楚廷、劉同、柳岩、劉老石、

② 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題目選擇

當代中國經濟轉型下促進體育消費的對策
[摘要] 在經濟取得快速發展的前提下，我國居民生活水平和結構也相應的發生了較大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體育開始成為一種商品進入市場，並按照經濟規律運行。人們用貨幣購買自己所需要的體育，體育成為一種消費應運而生，萌發出勃勃生機，並日益發展成為人民日常消費的組成部分。我國體育產業發展潛力巨大，將會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極。伴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體育產業己日趨重要，而體育消費將是體育產業發展的核心。體育消費在居民生活消費中所佔的地位也將大大提高，逐漸增加的體育消費已說明了這一點。本文就當代中國經濟轉型下促進體育消費的對策做了相關探索。
[關鍵詞] 經濟轉型 體育消費

一、當代中國社會經濟的轉型的特徵
我國體育產業成長於社會經濟轉型期，當代中國經濟仍處於轉型階段。社會經濟的轉型不是社會制度轉型，而是社會結構轉型，即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當代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具有如下特點：
1.政府和市場的雙重啟動，在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過程中，政府和市場表現為兩種不同的推動力量
這兩種力量的有機結合，是世界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成功範例。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經濟的市場化進程始終表現為一種政府倡導，試點推廣的過程。在市場經濟逐步發育成長過程中，由於存在「市場失靈」，所以政府的有效干預是必須的，又由於還存在「政府失靈」，因而市場經濟成長壯大的前提是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綜觀我國的改革歷程，我們的經濟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卻舉步不前，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市場經濟的發展。
2.轉型進程中的非平衡狀態
從本質意義上說，當代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是一個整體推進的現代化變革過程，經濟和社會轉型明顯地表現為不平衡特點，甚至成為結構性轉型的重要制約因素，這種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首先表現在地域上，即存在東部、中部、西部之間的「梯形發展格局」；另外表現為城鄉之間的不平衡，農村的經濟發展與社會事業的進步遠遠落後於城市；再次表現為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平衡。我們國家社會改革滯後，社會事業欠發達，在某種程度上社會事業已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
二、經濟轉型期體育產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1.社會經濟轉型期體育產業的發展可帶動相關產業的增長
體育產業與其他許多產業有著比較密切的產業關聯度，在與其他產業的行業邊緣交叉上可形成許多新興產業，大力發展體育產業，能夠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拉動整個經濟增長。
前蘇聯著名經濟學家瓦西里·里昂節夫曾經提出一個著名的部門關聯數學模型（里昂節夫矩陣），藉此模型，通過分析部門間產品的直接及多次間接相互消耗關系，可以定量計算出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產業關聯度，美國經濟學者曾藉此模型推算出體育產業與6個聯系較為緊密的行業之間的產業關聯度。
表 體育產業與其他行業之間的產業關聯度
與體育產業有產業關聯度的不僅限於這6個行業，在美國經濟結構現有的42個部門中，體育產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度被列為第8位，說明與體育有關聯的部門較多。體育產業的產業關聯性一方面表現為與其他產業的直接與間接的消耗關繫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該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行業邊緣交叉上，可以形成許多新行業，積極發展體育消費可以推動這些新行業的發展。
2.體育產業正成為推動我國社會經濟轉型期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力量
目前，我國已基本達到小康社會。如果按GDP年均增長7%測算，我國人均GDP到2018年將達到2516美元，完成工業化任務；到2030年人口將到達峰值15.5億人，人均GDP將達到5400美元左右，進入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040年左右進入富裕國家行列，根據體育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新世紀我國經濟的基本走勢，21世紀應是我國體育產業發展、壯大並走向繁榮的世紀，體育產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對推動我國經濟在新世紀的持續增長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三、經濟轉型期我國體育消費存在的問題
1.體育消費水平偏低
盡管我國體育消費最近幾年發展速度較快，也取得了較大成績。但從整體上來看我國體育消費水平偏低，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我國城市居民體育消費占居民總消費的比例還非常低，據調查結果表明：在被調查的7個城市中，即使是體育消費水平最高的上海，2004年的人均體育消費為305.68元，人均總消費為8，167.65元，體育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為3.74%；而體育消費水平最低的鄭州，2004年人均體育消費為146.25元，人均總消費為5，213.36元，體育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只有2.81%；其他5個城市(吉林、福州、成都、蘭州和廣州)的這一比例也都不超過3%；而且我國城市居民的體育消費水平基本上保持在對體育實物的消費上。而經濟發達國家人們日常生活中用於體育消費方面的開支通常占整個社會消遣和娛樂消費的30%～40%。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有效體育需求不足，決定了以體育消費需求為基礎的體育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是有限的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
2.城市化水平低影響體育消費的擴大
城市化水平過低有三個方面的不利影響：一是抑制了體育產業的發展，就體育消費品，尤其是體育服務消費品供給不足；二是廣大農民的收入不高，體育消費難以啟動；三是城鄉差距過大，農民的生活方式、消費習慣天然地對體育消費需求不足。城市是體育消費活動、體育產品的聚集地，將直接影響體育消費水平。城市較之鄉村發展體育產業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更好一些，如果對城市功能填平補齊，建設完善，使之接近發達國家城市的水平，那麼，城市對於體育消費、體育產業現期的直接作用將是巨大而現實的，會在較短時間內奏效。而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過低，對於體育消費的啟動與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制約著體育消費的擴大，這是影響我國體育消費浪潮規模和質量的又一重要因素。
3.缺乏體育消費環境
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我國(包括全國范圍內，除我國台灣、中國香港特區、中國澳門行政區，各系統、各行業、各種所有制形式)共有符合第五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要求的各類體育場地85，0080個，以2003年底全國總人口129227萬人(不含港澳台地區)計算，平均每10萬人擁有體育場地65.8個。與西方國家差距很大，如義大利，每10萬人有212個，芬蘭是457個，德國是240個，瑞士是220個，日本是260個，韓國是100個。我國非但數量少，而且開放率低，全部向居民開放的只有41.2%。場館種類單調，籃球、排球、門球場地就占總量的87%，制約了其他項目的開展。體育場地設施是體育消費的場所，是體育消費發展得以順利進行的基本物質保障。我國目前體育場地數量少、開放率低和場館種類單一，從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居民置身於體育消費浪潮中的參與性。
四、促進我國居民體育消費發展的對策
1.培育體育消費的主體——體育消費者
體育消費的主體是具有體育消費能力和消費需要的個人或家庭，培育體育消費者，就是要培育其體育消費能力和消費需要。消費者的消費能力主要取決於收入水平，這一點早已被理論和實踐所證明。因此，增加居民收入是提高體育消費能力、促進體育消費發展的關鍵所在。這就要求大力發展生產力，特別是大力發展和培育服務業，提高就業水平，增加居民總收入。隨著國經濟的發展，我國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有力地推動了包括體育消費在內的消費需求的增長。但是，我國居民收入在總量不足的情況下，還存在分配嚴重不均和社會保障不足的缺陷，二者均對居民消費產生了嚴重不利影響。貧富差距過大會造成體育消費規模不足和結構滯後；而社會保障的缺失將使得居民消費信心不足，不敢消費，不利於體育消費的發展。因此，在增加居民收入水平總量的同時，還必須調整收入結構，把縮小城鄉二元收入差距、增加廣大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放在重要位置，這樣才能培育出具備體育消費能力的消費者。
2.發展體育消費的客體——體育消費資料
發展體育消費的客體就是要做大作強體育消費資料市場，促進體育產業的發展，提高滿足體育消費主體需求的能力。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為體育產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體育消費作為體育產業的出發點和歸宿，要求體育產業必須圍繞體育消費的要求，以體育消費的需求為軸心，既要追求經濟效益，更要堅持社會效益。因此要滿足我國人民不斷增長的體育消費需求，就必須重視對我國體育產業及和體育有關的產業的開發和利用。要發展體育產業，關鍵的措施就是制定和調整體育產業政策。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從實際出發，發展各具特色的項目，讓不同地區、不同收入階層的群眾共享體育產業發展的成果。例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應圍繞大型體育賽事，帶動相關服務業的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邊遠地區則可以利用當地的優勢開展有特色的賽事和健身活動，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如「環青海湖國際公路自行車賽」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國際性公路自行車賽事，已連續三年成功舉辦，成為青海省對外開放的「金名片」。
3.增加體育消費的時間和空間保障
體育消費行為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狀態下進行，餘暇時間和場館設施是體育消費過程的時間和空間保障，是體育消費過程的必要條件。在居民具備體育消費能力和消費需要的前提下，這種時空保障變得不可或缺。各類體育場館，應加速向經營型轉變，使有限的體育設施資源得到合理利用，可實行企業化管理，逐步做到有償使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打破傳統封閉的自我服務體制，確實提高體育設施的使用效率。國家在加強場館建設的同時，應通過提供優惠政策等形式鼓勵企業、集體、個人等社會力量興建各種類型的娛樂場所，切實走國家、集體、個人多元投資模式，用經濟手段，市場法規管好用好體育設施，建立自我投資，自我受益的良性循環的運行機制。
4.體育消費統籌規劃
我國居民體育消費的重要特點是發展不平衡，存在體育消費的二元結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體育消費水平相差迥異，這與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消費結構是緊密相關的。從城鄉來看，我國居民體育消費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居民的體育消費規模、消費結構、消費觀念等都遠遠超過農村居民；從地區來看，我國居民體育消費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發達省市，其中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塘地區又是主要的體育消費市場，而廣大中西部地區居民的體育消費水平十分有限。我國東部沿海和城市地區是市場經濟比較成熟的地方，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觀念都比較發達，因此，可以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放寬政策，打破壟斷，引進外資、啟動民間資本發展體育市場，促進該地區居民體育消費的進一步發展。廣大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市場經濟的力量還很弱，有必要加強政府引導和扶持，政府有必要加大對該地區的投資力度，增加居民收入，改善體育消費環境，培育體育消費觀念以促進該地區居民體育消費的快速發展。這樣，確保了效率和公平，必將對我國居民體育消費規模和結構產生積極的影響。
有問題可以在來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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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中國「三農」問題透視 農業的脆弱
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農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並沒有根本改變，增長曲線始終處於強幅波動之中。由於中國還不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對農業的調節還很不到位，因此，中國農業的周期性波動不是主要由供求關系等市場力量所決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為的不良偏好所決定的。
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下降，對農業投入的減少，直接源於利益比較法則。當某些政策傾向和外部環境對農民的利益造成損害時，農民就會採用減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滿，由此導致減產。前年全國糧食總產僅4億3千萬噸，糧食安全問題又一次被提了出來。去年糧食生產出現重要轉機，總產達到4億6千9百多萬噸，但能否鞏固住這一趨勢還很難說。中國糧食一旦出現較大缺口，由於人口眾多和交通不便的緣故，靠國際市場調節是沒有保證的。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其基本立足點應放在國內市場上。
資源瓶頸是制約農業發展的一大障礙。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耕地仍然是發展農業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國有限的耕地卻每年以上百萬畝的速度急劇減少。中國的淡水資源嚴重不足，人均佔有量僅及世界平均數的1/4—1/5，可用於灌溉的水源日益減少。
農業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農民由於負擔沉重，收入增長緩慢，以及農地產權制度上的缺陷所引發的短期行為，沒有能力或不願意向農地投資。現有金融體系根本不把農民作為服務對象，農民即使有合理信貸需求也融資無門。政府財政用於農業的公共投資占財政支出的比例越來越低，至使大量農用水利設施年久失修，農村公共用品供給嚴重不足。
人力資源是發展農業的主體要素。農村勞動力過剩是一個總量概念，而從結構上看，有知識、有文化、掌握現代農業技術和市場流程的新型農民卻數量有限，極為稀缺。這種狀況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轉變，而是朝著更加惡化的方向發展。
市場競爭考驗著農業的今天和未來。在計劃體制和普遍短缺狀態下，增加實物產量幾乎成了農業發展的唯一目標。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來自於需求的約束使實物產量偏好風光不再。賣糧難、賣果難、賣豬難、增產不增收構成對農業的新困擾。農民既要面對國內市場的瘋狂競爭，也要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角逐。
調整農業產業結構這一方法並不總是有效。某種優質品種在種植初期可能會賣個好價錢，但一旦大面積推廣，價格立即一落千丈。優質生豬、棉花、反季節蔬菜、瓜果等都沒能逃此厄運。這種由個體理性而導致集體非理性的現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為單位的農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戰。這種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權分散到全國2億多農戶，過於精細而形不成規模，無力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隨著人口增減流動和耕地數量的變化，承包權長期不變與調整承包面積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雖然中央政府一再聲稱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長期不變」，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謂「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正在動搖著承包制的基礎。其未來結果如何，現在還很難做出一個明晰的判斷。這里的關鍵問題是，放棄或失去土地的農戶能否有一個新的謀生出路。如果沒有這種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終走不通，那麼，他們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會始終存在。農村土地制度的演進，已經走到了一個關節點上，能否正確處置，關乎中國農業未來的興衰大計。
農民的貧困
1997-2000年，農民收入增幅急劇下降，1996年為9%，1997年為6.4%，1998年為4.7%，1999年為3.3%，2000年為2.1%。1995年每畝農業純收入為376元，而2000年下降為161元。2001年以後增幅雖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績後，繼續保持難度很大。
從農民收入平均值看，還是在緩慢增長，而不是絕對量減少。正是這個「平均值」容易模糊人們的視線，看不清問題的嚴重性。根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調查，2萬多被調查農戶，2000年最高1%收入農戶擁有全部收入的9.6%。這部分1%的人口擁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計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計算達到26290元/人。每戶家庭純收入達到102700元，分別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這樣算下來，去掉高收入戶的份額，相當數量農戶的收入水平不是緩慢增長，而是絕對下降的，也就是馬克思所描述的那種絕對貧困化。
農民增收問題的嚴重性在於，農民窮困既是農村經濟面臨的突出矛盾，也是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農業長期不增收，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影響，農產品供求形勢就可能發生逆轉；農民收入和農村購買力上不去，不僅工業品的市場需求將受到制約，也會影響農民對農產品的消費支出，加劇農產品的賣難，令擴大內需方針難以真正落實；農民生活得不到持續改善，農村不穩定因素就會增加，從而產生大量「流民」，危及社會安定；農民不能富裕起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現代化的目標就不可能最終實現。
造成中國農民增收難的原因主要是：
1．稅負。沉重的稅費負擔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頭稅輕，二稅重，三稅無底洞。」十多年前農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動而又准確的概括。據有關方面調查，稅改前的農業稅全國平均只佔耕地產量的2.5%，很輕；三提五統費總額是農業稅的三倍，較重；而在規定的稅費之外，所謂的社會負擔、以資代勞、達標集資等「三亂」收費的金額比稅費總額還要多，而且沒有什麼約束，隨意性很大，確是無底洞。
2．債務。巨額的債務負擔是懸在農民頭上的又一利劍。鄉村巨大的債務負擔，通過一系列中間環節，最終都轉嫁到了普通農民身上。
3．無組織。農民沒有集體談判能力，也是造成其貧困的重要社會原因。在社會現階段，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各自能夠從社會利益總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額，一方面取決於各自的社會地位和貢獻，另一方面取決於他們的組織程度和影響政策的能力。在這種集團性的利益角逐中，哪個集團的組織程度高，自己的勞動爭取社會給予較高評價的能力強，哪個集團就有可能爭取到更大的利益。由於農民居住的分散性、生產方式的封閉性、社會交往與聯系的局限性、思想觀念上的保守性，他們並沒有形成一個緊密的利益集團，人數眾多的優勢被組織程度的鬆散所抵消，因而表現出的群體力量十分微弱。他們只能充當社會利益分配結果的被動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動進取者姿態和實力影響社會利益的分配向有利於自己的方面傾斜。
中國農村近乎於天文數字的勞動力供給，是造成農民收入增幅緩慢的人口前提。不減少農民，不減少農村人口，農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來。
農民的卑微
從理論和法律地位上講，農民是全體社會成員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構成部分，與工、兵、學、商、干享有同樣的權利，並不低人一等。但是，農民的名義社會地位與實際社會地位相差甚遠。農民在社會結構中的實際地位處於最低層。農民的職業本來是神聖的，沒有農民的勞作和辛勤耕耘，就沒有人類生存所必需的消費資料，也就沒有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然而，鄙視農民，看不起農民職業的社會心理卻根深蒂固。農民耕作了一輩子，給社會創造了大量的財富，竟然被說成是沒有「工作」。而從事其它職業的人，自被一個組織正式錄用那天起，就算參加了「工作」。除了農業以外的任何行業，錄用人員幾乎都要經過篩選，合格者才能上崗。而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其素質似乎不需要有什麼要求，凡是別的行業不要的人都可以干農業。
現行的剛性戶口管理制度，把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農民的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受到了極大限制。在嚴格的戶口等級制中，農戶處在寶塔式等級階梯的最低層。農民要想改變自己的戶口性質，變為非農戶或城鎮戶，如沒有特殊理由和關系，幾乎是不可能的。現在雖然有所松動，管制不再那麼嚴格了，但農民想變成一個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種極不容易的事情。現行的戶口制度對農民是極為不利的，把他們限制在狹小的地塊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與日益發展的現代文明始終隔著一段距離。
國有財產名義上是屬於全民的，農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員，理應從國有財產的收益中得到好處。可事實上，農民對國有財產沒有實際佔有權和支配權，從國有財產的收益中分到的好處也很有限。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列項時被稱為「國家財政支援農業資金」，似乎這部分錢是國家和「工人老大哥」從外部施捨給農民的，農民從來就積累不了資金。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國家在奠定工業化基礎的過程中，以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從農民那裡取走了大量資金，農民為國家做出的真實貢獻長期被掩蓋了。
到頭來，農民反而成了困難戶，成了被「救濟」的對象，這在邏輯上實在太荒唐。農民在財產關繫上的這種不平等地位，是其社會地位整體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國農民是極易遭受外部攻擊和傷害的群體，但是他們極能忍耐。對他們的利益不損害到一定程度，他們的情緒很少明顯表現出來。在以往大搞政治運動的年代裡，許多農民吃不飽飯，過著幾乎赤貧的生活，但還虔誠地「學大寨」、「割尾巴」、「搞窮過渡」。推行農業生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的商品經濟觀念有所增強，自主精神開始復甦。但是，農民的總體力量還是很單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來的傷害。對農民的傷害主要有：政策性傷害，如農業基建投資減少，取消或不兌現已公布的獎勵政策，某些產品國家訂購價格偏低等；交易性傷害，如收購農產品壓價，殘次農機具、假農葯、假化肥賣給農民，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漲，超出了農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傷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機構的少數幹部，依仗權勢橫行鄉里，巧取豪奪，大吃大喝，亂搞攤派，嚴重侵害農民的合法權益。面對這些傷害，農民敢怒不敢言，頂多發發牢騷，消極怠工，不積極完成交售指標，自行調整生產結構。
農民缺少參與政治的具體組織形式。目前在中國大陸，工人有工會，記者有記協，藝術家有文聯，學生有學聯，工商戶有工商聯，總之，各個階層都有一個政治性的常設組織，唯獨農民階級是個例外。特別是農村實行承包制以後，家庭成了農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產經營單位，生產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務都通過家庭來完成。隨之而來的是黨團組織、民兵組織、婦代會、治保會等原有各種村級正式組織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員會又極不健全，致使農村社會走向失調狀態，許多早已消失的消極甚至丑惡現象重現。
長期以來，對農民問題的觀察，有相當數量的觀察主體是從城市利益偏好出發並以其為判斷標準的。多年來，我們沒有能夠跳出這樣一種循環，當農業衰退，農產品供應不足，威脅到城鎮居民的切身利益時，農業才被又一次重視起來。也只有在這時，才體諒到農民的苦衷，又是「休養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勢好轉，就又把農民丟在一邊，置農民利益於不顧，直至農民不堪負擔，生產積極性下降，農產品急劇減產為止。前幾年，有些城市推出了所謂「騰籠換鳥」的就業政策，攆走農民工，騰出位置讓城市下崗職工就業，其歧視性就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
解決「三農」問題的四點政策建議
1、 牢固樹立起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思想
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發展，破除城鄉分割的發展觀，在發展戰略、經濟體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機制上樹立城鄉統籌協調發展觀念，把城市和工業的振興，把農村、農業的繁榮和農民生活的改善，放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循環中和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中加以通盤考慮。要消除城鄉間生產要素難以有效流動的障礙，引導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逐步形成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機制，逐步縮小城鄉差別。
2、 實現我國農村三大戰略轉型
確定中國今後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不能僅僅滿足於表層的物質需求，而要著眼於解決更帶根本性的深層次問題。戰略目標應是實現以下三大戰略轉型：
一是農業產業的戰略轉型。中國農業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從傳統農業產業向現代農業產業轉型。這種戰略轉型的主要內容包括：
技術基礎轉型。既要發揮傳統耕作技術的優勢，又要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武裝農業產業，大大增加農業產業的技術含量，改善農產品品質，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
產業結構轉型。低層次的產業結構是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封閉狹小的市場需求相適應的。面對著市場范圍的擴大和競爭的加劇，面對著需求層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樣化，農業產業的供給結構必須進行戰略性調整，以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這種結構調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動的，而應該成為一種市場導向的有內在動力的生產者自主行為。
產業組織轉型。農業產業的生產、加工、儲運、銷售、服務等環節，應通過專業性產業組織分工協作去完成，發揮分工優勢，以提高產業的組織化程度和市場競爭能力，形成規模效益。
二是農村社會的戰略轉型。一家一戶的細小規模經營，貧弱的經濟和不便的交通，阻礙著農村向現代社會形態的轉變。改變這些不利條件的根本路徑是城鄉互動，良性轉換。通過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戰略，有序地把一部分農村人口轉化成非農產業人口，進而游離土地變為城鎮人口，從而融入現代社會生活之中。通過教育、文化、科技、人員交流、產業聯系、各種媒體的紐帶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現代文明輸入農村，逐步改造農村的社會意識和社會結構，把農村演變到現代社會形態中來。
三是農民身份的戰略轉型。長期以來，中國的農村政策存在著「見物不見人」的情況，反復加以強調和「狠抓」的是「農業」、「糧食」等對象，至於作為其主體的人——農民的狀況如何，則漠不關心，甚至屢加傷害。解放農民，還農民一個平等的社會地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
解決農民「國民待遇」問題，不能僅靠道義訴求，需要有實際措施和步驟。在義務教育、戶籍管理、遷徙自由、市場准入、勞動就業、公共用品使用、民主參與等諸多領域，完全可以逐步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限制，在解放農民的路上邁出實質性步伐。
3、 推行以農民參與為主旨的工業化路線
推行以消化農民為主旨的工業化路線，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重要戰略舉措之一。必須改變策略，把以城市利益為導向的工業化路線改為城鄉聯動、有大量農民參與的工業化路線。在法律和國家產業政策的規制下，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創業辦廠，既可以在鄉村辦，也可以到城市辦，取消各種歧視性的准入限制。在用工政策上，鼓勵農民到工業部門就業，既可以離土不離鄉，也可以離土又離鄉，最終改變農民的職業身份。
在中國，勞動密集型的傳統工業仍有很大發展空間，仍有很多比較優勢。用資本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無節制擠壓和替代勞動密集型的傳統工業是不明智的。這樣做的結果，不僅給城市就業造成困難，也堵死了農村勞動力轉向工業部門的通道。在工業化技術檔次的選擇上，應當有一個合理的梯次結構。
4、 推行以吸納農民為主要內容的城市化戰略
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經歷一些中間環節和過渡階段。他們首先作為外來人口流動於鄉村和城市之間，再進而以邊緣群體的形式較穩定地聚居在城市非主要區域，直到最後完全融入城市主流社會。這一演進過程是實施非農化和城市化戰略的必經之路。不能因為邊緣人口增加城市壓力、破壞環境、犯罪率上升、形成貧民窟等負面影響的存在而人為地阻止這一進程。只能採取積極措施，興利除弊，盡量減輕這種國內移民所帶來的陣痛，幫助邊緣人群盡快融入主流社會。
中國政府和城市當局對外來人口或邊緣群體應當採取更加開放和包容的政策。能夠以民主、法制、人權的原則維護主流社會與邊緣群體之間的平等，至少應保證最低限度的即公民權利意義上的平等；在市場准入，起碼是勞務市場准入方面提供更為平等的機會；要建立和形成邊緣群體與主流社會之間的矛盾緩沖和化解機制；在使用公共物品方面，當主流社會的公共空間無法吸收他們的情況下，應當幫助他們在法治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否則黑社會這類組織便會填補這個空缺。

④ 鄧宏圖的論文

歷史上的官商：一個經濟學分析，《經濟學季刊》，2003年第2期。
地方政府、制度、技術外溢與企業集群的默示性知識---以轉軌期天津自行車企業集群的演化為例，《管理世界》，2006年第2期。制度變遷中土地產權的性質與合約選擇：一個有關合作經濟的案例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6期。
約束條件下合約選擇和合約延續性條件分析-內蒙古塞飛亞集團有限公司和農戶持續簽約的經濟解釋，《管理世界》，2002年第12期。
制度變遷中的中國農地產權的性質:一個歷史分析視角，《南開經濟研究》，2007年第6期。
轉軌期中國制度變遷的演進論解釋：以中國的民營經濟的發展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中國壽光市農業和農村社會轉型:一個基於個案調查的經濟史與政治經濟學評論，《中國農村觀察》，2012年第6期。
改革策略與公眾信念的一致性——一個「轉型原理」的基本闡釋，《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歷史邏輯起點的政治經濟學含義：1979年前後的中國制度變遷，《開放時代》，2010年第9期。
作為公共品的組織，《開放時代》，2009年第11期。
為什麼選擇了「准一體化」的基地合約,《中國農村觀察》，2004年第3期。
轉型期農業合作社的現實與邏輯：得自山東壽光的經驗觀察，《中國農村經濟》，2014年第7期。
同質性農戶、異質性大戶、基層政府與合作社——經濟解釋與案例觀察，《中國經濟問題》，2014年第4期。
理論和實證之間:傳統社會私人交易治理機制演進的比較經濟史的考察—以格雷夫經濟史理論評析為中心，《天津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
近代日本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歷史制度分析—從女工登錄制度到等級工資制度，《開放時代》，2013年第5期；
馬克思三論與制度變遷——一個有關中國轉軌過程的理論分析框架，《陝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
《制度變遷、轉型與中國經濟》（與安虎森共同編著），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年3月版；
《組織與制度：基於歷史主義經濟學的邏輯解釋》，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理性、偏好、意識形態與社會演化：轉型期中國制度變遷的經濟史解釋》，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會議論文：
「內外沖擊、財政危機與意識形態認同:晚清社會轉型的政治經濟學」，2013年中國制度經濟學年會論文，2013年11月西南政法大學，獲本年度制度經濟學年會優秀論文獎。
「漫長而又艱難的中國工業革命：1949-1979---一個基於比較經濟史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史學年會，河南大學，2014年10月。

⑤ 發展經濟學中提到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經濟社會將進入重要轉型時期。這是誰提出來的或是根據什麼理論

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的時候，其城鎮化、工業化的進程將版出現加速發展，而產業結構權、消費類型也將發生重大轉變。

按國際普遍統計口徑，一國人均GDP超過3000美圓，就是中等發達國家。

所以超過3000GDP不是什麼誰提出的 是統計學上的數據

英格爾斯指標體系的現代化標準是：
人均GDP3000美元；
平均壽命70歲以上；
農業產值佔GDP比例低於12％至15％；
服務業產值佔GDP45％以上；
城市人口占總人口50％以上；
80％以上人識字；
大學入學率10％至15％；
每名醫生服務人數1000人以下；
人口增長率1％以下；
非農人口70％以上。

兄弟，可以的話加點分吧 這種專業問題那麼少人回答分那麼少
傻問題一堆人回答竟然分 那麼多。。。

⑥ 北京體育大學有哪些非體育類專業

作為北京體育大學17級體育傳媒系廣告專業的學生想說北體並非只有練體育專項的同學。

⑦ 海爾轉型涉及到的經濟學觀點

轉型(Transformation)一定是跟變革來 (Change) 聯系在自一起的，相較而言，前者更為徹底。一個企業的轉型往往包括八個方面，從戰略到組織、人、產品、流程、績效與激勵、文化，甚至資源，都跟以前發生了變化。如果是組織變革的話，可能只是某一個方面，比如只是人力資源，或只是戰略。但是轉型一定是比較全面的，一個企業的方方面面都隨之發生變化，而不只是單一方面的變革。
企業轉型，戰略先行。戰略變了，企業的使命、文化都會隨之改變。轉型中的海爾正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海爾戰略轉型，其使命、文化、組織形態、員工，直至資源都發生了變化。以使命和文化為例，今天海爾的使命是「我的生活智慧，你的智慧生活」，這已經與以往完全不同。海爾的「雙創」文化，30多年來能夠不斷引領海爾的進步。

⑧ 大連海事大學有哪些知名教授

大四了，馬上畢業了，捨不得不僅這個校園，還有這個校園的老師，大連海事大學作為交通部直屬大學不得不說還是有很多知名的教授的。既然咱們學校的王牌專業是輪機和航海那我就先說說東山比較有名的老師吧。

航海學院的李鐵山老師，相信東山沒得幾個不知道他的，畢竟作為西山的我都熟知他。他主要從事非線性控制理論和船舶自動化等方面的研究手上的項目之多，年來在國際國內核心學術刊物和控制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90餘篇，其中SCI檢索10餘篇，EI檢索60餘篇次，ISTP檢索論文20餘篇次。主持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863計劃課題、省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他手上的項目都是數一數二的。最最重要的是對學生超級好，把所有學生當自己的孩子來對待！！！！

⑨ 遼寧大學怎麼樣

首先遼寧大學不等於沈陽市，沈陽或遼寧是東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地帶，可內不代表遼寧大學可以坐容擁，同在沈陽市的大學可遠不止一所遼寧大學（高校就有48所），前面還有老大哥985大學的東北大學。

2000年以後，東北經濟轉型難帶來的影響很大，導致城市經濟發展遲緩、城市排名落後，這也是東北大學近些年留不住人才，被北京、上海、東部發達地區挖走的原因。同時，在17年的"雙一流"評估中，東北大學都滑入世界一流大學B類，同城的遼寧大學你覺得能發展的比東北大學更為出色嗎？

遼寧大學近幾年也有意向綜合性大學發展，在理工專業方向的發展不錯。不過人都喜歡給自己臉上貼金，不少遼寧大學的新生往往是正常水平發揮，非得說自己發揮失常，心態還是得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