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論述 收入分配拉大
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尤其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這些問題,已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形成原因、帶來的影響及解決問題的對策等在理論和對策上作了許多有見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試對此類問題作一較全面的梳理。
一、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分析
(一)從總體上看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
學術理論界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總體描述通常採用兩種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數法。五等分法是將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與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數來說明總體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稱收入不良指數。這種測量收入分配公平與否的方式,目前在歐美國家中比較流行,我國也常採用。
最高檔收入佔全部國民財富比重越大,說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據曾國安的統計來觀察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紀90年代後半期,最高收入組、次高收入組、中間收入組、較低收入組和最低收入組居民的收入分別占居民總收入的47%、22%、15%、10%和6%。(註:曾國安:《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變趨勢、現狀評價與調節政策選擇》,《經濟評論》2002年第5期。)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全國4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調查顯示,20%的高收入者擁有42.5%的國民財富。(註:易鋒傑:《「基尼系數」質疑》,《財經理論與實踐》2002年第4期。)另據其他部門統計的五等分結果,我國農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與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9倍擴大到1994年的6.6倍,城鎮居民則由1983年的2.3倍擴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戶的平均收入與農村中20%的低收入戶平均收入相比較,1992年的貧富差距達11倍,1994年達到了13倍。由此可見,我國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註:張雅光:《轉軌進程中我國居民貧富差距的演變》,《中國國情國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數法來描述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數研究者經常採用的方法。基尼系數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綜合性指標。基尼系數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數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數據來源或計算方法的差異,學者之間的計算結果也存在著差異。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90年以來,我國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和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均在波動中呈現擴大的趨勢。1990、1995、1999年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分別是0.23、0.28、0.295;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分別是0.309、0.341、0.336和0.336.就全國總體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國居民基尼系數分別是0.343、0.389和0.397,接近0.4,2000年達到0.417.(註:國家統計局:《從基尼系數看貧富差距》,《中國國情國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調查,包括各種集體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內,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45.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我國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33擴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擴大至0.458,有的地區已經達到0.467.(註:李培林、朱慶芳等:《中國小康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世界銀行2003年《中國經濟報告:推動公平的經濟增長》指出,如果中國任由當前城鄉差距和省際人均收入增長速度的差距繼續不斷擴大,到2020年基尼系數將會上升到0.474.還有學者認為,0.45的基尼系數,仍可能低估了實際的收入差距水平。因為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則通常會被低估。農民家庭有相當一部分收入必須用於來年的生產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費的收入實際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體的住房等非貨幣福利收入所佔比重仍然較大,且沒有被統計到個人收入之內。(註:董建文:《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與對策》,《華東經濟管理》2001年第6期。)
綜合以上觀點,對全國基尼系數的判斷,概括起來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不同的估計:低估計為0.4左右;中估計為0.45左右;高估計為0.5左右。雖然存在著差異,但結果差別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現不同的估計,在於計算范圍的不同:第一種估計主要考慮貨幣收入,較少考慮實物收入,特別是補貼收入;第二種估計較多考慮了實物收入;第三種估計不僅考慮了貨幣收入和實物收入,也考慮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實,無論是用基尼系數還是用五等分法來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居民整體的貧富差距尚屬比較合理,但近幾年我國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如果任由當前這種趨勢發展下去,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來幾年裡將會急劇擴大。
(二)從分類上看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我國基尼系數拉大的問題,主要是由城鄉差距拉大引起的。我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值得警惕。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由縮小到擴大」的變化過程,近年來擴大速率加快。城鄉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為2.51∶1;1997年為2.47∶1;1998年為2.51∶1;1999年2.65∶1;2000年為2.79∶1.2001年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之比為2.90∶1,2002年更是上升到3.11∶1.(註:張雅光:《轉軌進程中我國居民貧富差距的演變》,《中國國情國力》2004年第1期。)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近幾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超過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一倍多,200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3.4%,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8%,2002年的城鄉收入比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值。目前農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鎮居民收入的1/3.(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任務》(下),《經濟研究參考》2004年第30期第28頁。)
其實,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的這一結論,即農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鎮居民收入的1/3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估計。實際上,這樂觀的統計結果和人們在實際中的感受並不一樣,很難讓人信服。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分別於1988年、1995年、2002年展開三次全國范圍的住戶調查,在最近完成的調查報告中得出如下結論: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一個先上升後擴大的過程。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個人收入概念計算,從1994年開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從1997年起又逐步擴大,2001年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幾乎是農村居民的三倍。但這個結論,不能真實地反映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的差別。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沒有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醫療、教育、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費救濟等等)考慮進去,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區居民收入差距
我國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特別反映在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差距的擴大上。2000年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5.39倍,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6.07倍。(註:張雅光:《轉軌進程中我國居民貧富差距的演變》,《中國國情國力》2004年第1期。)從分省的情況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東部地區,分別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廣東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從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看,中部地區達9.9%,超過了東部地區的9.4,而西部地區只增長了6.1%,其增幅遠遠落後於全國9.0%的平均速度。(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任務》(下),《經濟研究參考》2004年第30期第28頁。)從地區收入差距貢獻率來看,目前,我國地區之間收入差距貢獻率已從7.5%提升為8.7%,表明了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高達58.3%,東部地區為37%。越是相對落後的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顯。(註:2004年02月25日,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news.com.cn.)
二、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現狀的評價之爭
學界普遍承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事實,但是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程度是否已超過警戒線,是否導致兩極分化有著不同的見解,對用基尼系數作評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標准存在不同的見解。
(一)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臨近警戒線,是否已進入兩極分化狀態?
國際上衡量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標主要是基尼系數。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小於0.2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大於0.6為高度不平均,國際上通常用0.4作為警戒線。由於基尼系數給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數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重視和普遍採用。
有學者認為,目前我國0.45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數,表明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經過大,已超過「比較合理」的范圍,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如不能及時正確地對待這一問題,就可能產生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進而可能出現「失望階層」,使他們走上懶惰、犯罪的下坡路。這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引發一系列的經濟風險、社會風險和政治風險。(註:董建文:《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與對策》,《華東經濟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國家在不同的時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線」是不同的,不存在絕對的分界線。所謂「國際標准」並不是嚴格的標准,只能作為各國判別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參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並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線。同時,經驗事實也沒有提供0.4的基尼系數值作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線的充分證據。而且要確定出一個普遍適用的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絕對不可逾越的數量界限是很困難的,因為處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處在不同的歷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處在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不同階段,處在不同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所造成的影響並不相同。(註:曾國安:《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幾個問題的思考》,《當代財經》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數「的指標,只能是有彈性的參考指標,而不是絕對指標。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差距在總體上,並沒有超出社會成員的心理和經濟承受的承界線,是比較」適度「的。(註:馮招容:《」基尼系數「評判指標之我見》,《理論前沿》2002年第2期。)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均質性很低的社會,客觀上容許有較高的基尼系數,不必機械地、死死地守住0.4這條線。但突破這條線後,究竟放鬆到什麼程度比較合適,需認真研究。(註:趙人偉:《關於收入分配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中國經貿導刊》2003年第22期。)
那麼,當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兩極分化呢?對這一點學者們也有不同的認識。
一些人認為,如今人們常常談到的一些儲蓄、消費等方面的兩極化現象等等,都反映了當前社會貧富分化的嚴峻現實。(註:秦暉:《關於基尼系數與社會分化問題與張曙光先生商榷》,《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學者認為,中國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別雖然持續擴大,但仍然大致適當,沒有發生兩極分化,無論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認識主要緣於兩種觀點考察的范圍和口徑及使用的數據資料不同。認為近期居民收入差別程度大致適當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別程度;認為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的觀點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對居民收入差別的影響。不過,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確實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二)用基尼系數指標作為評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標準是否科學?
目前大多數學者考察我國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數」指標為依據,也有學者對基尼系數提出異議。那麼,基尼系數是否科學?是否能准確反映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學者堅持認為,我國是二元經濟社會,城鄉之間的收入有較大差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別計算城市或鄉村的基尼系數,而不能合起來計算全國的基尼系數。不然,就會誇大我國的收入差距。(註:趙人偉:《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經濟學動態》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數批判》,《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學者認為,「基尼系數」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標,它沒有也不可能綜合反映我國不同時期的經濟水平、社會制度、社會承受力的基本狀況。僅以「基尼系數」為評判依據,影響評判的全面性與客觀性。(註:馮招容:《「基尼系數」評判指標之我見》,《理論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學者提出,基尼系數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勻」程度,或差異(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應該用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即使能夠使用,現階段我國也並不具備使用的條件。因為,用基尼系數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勻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須有一個重要前提:收入必須是指全部實際收入,必須是真實統計。以我國目前的情況,可以說基本上無法滿足這一條件。(註:海兵:《基尼系數批判》,《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麼指標來衡量我國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學者認為,基尼系數指標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廣泛重視和普遍採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我國也可以用。不過可以根據我國的國情,修正0.4的基尼系數監控貧富差距的警戒線標准。從我國的客觀實際出發,在單獨衡量農村居民內部或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時,可以將各自的基尼系數警戒線定為0.4;而在衡量全國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時,可以將警戒線上限定為0.5,實際工作中按0.45操作。(註:吳得民:《基尼系數理論及其實證分析》,《經濟體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學者不認同上述觀點,提出,雖然用基尼系數來反映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變化狀況是可取的,但在我國基尼系數值非常混亂,對同一研究對象,不同的研究機構、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數大不一樣。並且在國際比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進行直接比較,就不可能得出確切的結論。我們不必拘泥於基尼系數來根據「國情」修改「警戒線」,而應當根據當前的實際和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來提出我們的底線標准。(註:董全瑞:《簡論貧富差距合理與否——怎樣看基尼系數說明的貧富差距》,《長白學刊》2002年第1期。)有學者提出,國際上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採用單個指標。因為單個指標的分析很難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狀況,並且單個指標存在的缺陷也影響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狀況的准確性。可以通過採取不同類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離差分析方法和分層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來盡量對分配狀況有一個全面系統的認識。(註:牛飛亮:《近20年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總體狀況》,《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年第7期。)為了客觀公正地分析評判我國現階段居民收入差距,綜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慮將基尼系數作為一個單項的基本參考指標,同時設置一套綜合指標體系作為評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綜合指標。這套指標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指標、經濟體制改革指標、社會可持續發展指標、社會安全與保障指標和社會穩定指標等幾大類。不過全部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加大力度使統計資料盡可能貼近現實,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才能進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工具如何創新。
三、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層原因
關於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擴大的原因,學界從歷史沿革、經濟結構、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進行了分析和探討。雖然認識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歷史沿革、資源稟賦及發展階段的影響。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特徵非常明顯。新中國成立後,城鄉不同的發展政策以及城鄉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戶籍制度」等的實施,加重了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我國國土面積較大,由於各地區位置、自然資源條件等差別很大,造成我國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明顯地呈現出東、中、西階梯式發展的格局。加上改革開放以來採取由東向西的經濟梯次推進和區域不平衡發展戰略,客觀上拉大了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這是導致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呈現出地區差別的直接原因。(註:馬海濤、姜愛華:《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對策》,《財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從一二三產業的發展規律來看,個人收入差距拉大與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我國經濟正處於由傳統的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過程中,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也會帶來個人之間、行業間和城鄉間的收入差距。(註:馬海濤、姜愛華:《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對策》,《財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經濟體制改革及體制變遷的影響。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不斷發展完善,市場競爭機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競爭的結果導致不同勞動者或生產要素擁有者之間的收入差別。(註:馬海濤、姜愛華:《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對策》,《財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體制變遷過程中,一方面,由於我國採取了漸進改革的方式,在體制轉軌中出現了雙重體制並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使得經濟改革或體制變遷中發生了許多無序的問題,集中到尋租和設租行為、內部人控制、壟斷、腐敗等方面,成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註:趙人偉:《轉型期中國的收入分配製度》,《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經濟體制轉軌期間,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單位的市場化程度有差異,形成相應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註:邢成、韓麗娜:《財政稅收杠桿對我國基尼系數的主要影響》,《現代財經》2001年第9期。)
(三)原有體制的政策慣性及部分宏觀政策的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在相當程度上同原有體制下的「政策慣性」有著密切的聯系。長期存在的城鄉分割是原有體制下的一種政策產物。農產品的低價收購政策、限制農民進城政策、對農民的稅收政策、對農民的稅外負擔政策、對城市居民的福利補貼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以來,這些政策有所松動和改變,但離根本性改變尚有距離。(註:趙人偉:《轉型期中國的收入分配製度》,《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實施的一些宏觀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顯走偏,它不是將增加就業和吸引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作為主要目標,而是將大量資金、土地等資源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建設方面,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給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帶來的機會不平等。依靠國債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對大中城市關注過多,對小城鎮和農村關注不夠。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當。「嫌貧愛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農民貸款無門,極大地限制了農民的發展機會和增收空間。(註:馬曉河:《宏觀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經濟參考報》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響。由於我國所進行的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現在新舊體制並存、體制缺位、體制錯位、體制虛設、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規制力度不夠、政策規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規貫徹落實不力或受到干擾等。正是這些體制和政策的缺陷為尋租活動設置了大量租金。應當說在體制轉軌期間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難避免的,因而在我國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現行政策法規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與財產轉移、灰色收入與灰色財產轉移由此大量出現,特別是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等嚴重腐敗問題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販私、偷稅漏稅、投機欺詐等各種非法手段獲取高額收入的現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擴大。(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任務》(下),《經濟研究參考》2004年第30期,第30頁。)
(五)社會保障乏力、教育機會不均等因素的影響。社會保障的功能在於它通過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方面的運作,縮小居民間收入差距,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然而,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面太窄,只有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部分大型集體所有制職工享受,而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的中方員工卻很少享受。這種在享受社會保險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註:何莉:《庫茲涅茨倒U 假說與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國外財經》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響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項重要因素。現實社會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員的收入水平普遍高於未受過教育或受過很少教育的成員。我國目前教育投資明顯不足,特別是農村地區、西部地區,由於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於教育方面的投資不多,而教育投資的不足又會進一步加劇城鄉之間以及東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註:何莉:《庫茲涅茨倒U 假說與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國外財經》2001年第4期。)
四、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長期變動趨勢
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分析,牽涉到庫茲涅茨的「倒U 型」假說理論的爭論。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在1955年一篇經典論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演變趨勢為「在從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極為快速轉變的經濟增長早期,不平等擴大;一個時期變得穩定;後期不平等縮小」。也就是說,在經濟增長的長期階段,個人收入分配不均的變動,是沿著一種「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 型軌跡進行的。這種「先惡化後改善」的整個過程大約需要50——100年時間。這就是著名的「庫茲涅茨假說」(Kuznets hypothesis)。庫茲涅茨的「倒U 型假說理論」是否適合中國,學者們持不同意見。
從文獻考查看來,大多數的橫向國別研究支持倒U 假設:時序資料分別證明了在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差別擴大,而在發達國家收入差別下降的現實:微觀分解資料也並不否認倒U 假設的成立。不過,我國這樣一個處於轉軌經濟的國家,其收入差別的變動趨勢是否符合庫茲涅茨倒U 假設有待進一步驗證。有學者認為,庫茲涅茨效應具有普遍性。當然,各國庫茲涅茨效應也會因其不同的歷史、文化、體制等原因有不同的表現,如初期增長的時間長短可能不一致,收入分布差距的上限和下限也可能不相同。(註:劉萌芽:《對庫茲捏茨效應及其成因的思考一兼談我國當前分配政策的取向》,《衡陽醫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期。)因此,庫茲涅茨假說在中國存在,中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擴大主要是由經濟不平衡發展引起的。(註:郭熙保:《從發展經濟學觀點看待庫茲涅茨假說—兼論中國收入不平等擴大的原因》,《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也有學者利用省份橫截面數據對庫茨涅茲「倒U 型」假說進行經驗驗證,從經驗分析中得出庫茲涅茨假說在中國不成立的結論,但認為,對於「倒U 型」假說,要持較為謹慎的態度,中國現在的數據不支持並不意味著將來的數據也不支持庫茨涅茲「倒U 型」假說。(註:李實:《對收入分配研究中幾個問題的進一步說明——對陳宗勝教授評論的答復》,《經濟研究》2000年第7期。)也有學者認為,雖然橫截面的經驗研究有其價值,但以橫截面的經驗研究來否定倒U 形變化的結論在方法上是有問題的。判定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是否呈倒U 形變化應該依據的是歷史序列分析。(註:曾國安:《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幾個問題的思考》,《當代財經》2002年第6期。)
總的來說,學者們比較認同我國收入差距的變動軌跡與經濟改革的進程相關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向發達國家的過渡的長期過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惡化」、後改善的變動趨勢是不可避免的。我國目前正處於從起步階段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的前期,隨著改革的深化、市場的完善、法律體系的健全,部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將會得到糾正或縮小。因此,庫茲涅茨「倒U 型假說」對我國的收入分配變動研究仍有借鑒意義。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正處在倒U 型曲線的前半部分,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還會加大。我們應堅持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促進居民收入的變動及早走向倒U 的後半段,縮小居民收入差距。
五、關於縮小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對策建議
(一)發展經濟是縮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徑。
(二)加強法治建設是解決收入差距問題的保障。
(三)必須注意實行正確的政策選擇。
(四)發展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機會均等。
(五)建立、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