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冬林政治經濟學第三版

『陸』 謝地和宋冬林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第四版重點內容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柒』 如何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看待中國市場經濟建設~~舉出2到3個實例加以分析~~

自1995年樊綱與崔之元、吳易風的「範式之爭」以來,「中國經濟學」及其建立或重建的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學界近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圍繞中國經濟學的界定、歷史、現在、未來以及怎樣看待中國經濟學,學者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誤區和發展方向作一簡要的分析。

一、中國經濟學的界定

也許是出於對以前過度概念之爭的逆反,現在很多論文沒有明確界定「中國經濟學」的定義,但也有少數文章有所界定。何煉成、丁文峰認為:「所謂中國經濟學,具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中國經濟學是指作為一門科學的中國經濟學,即中國經濟學科;廣義的中國經濟學則是指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它應是中國經濟學科、中國經濟學人、中國經濟學派、中國經濟學工具與方法等范疇的有機統一和總稱。(1)」劉詩白認為,正在形成中的中國經濟學是「以馬克思主義和小平同志的理論為指導,以中國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為源泉,科學地反映和深入揭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經濟學的積極要素和繼承中國歷史上的經濟學優秀遺產,這樣具有中國的理論特色、風格和氣概的新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新發展。」(2)

也有學者不認為將有「中國經濟學」,在行文中常出現「經濟學的中國化」、「經濟學的本土化」、「經濟學的中國學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認為是否有一個與西方經濟學的不同的中國經濟學的問題,類似於我們要與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廈,還是另起爐灶的問題。現在看來,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經濟學家應該是同建一座大廈(3)。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將出現新的經典、新的定義、新的理論,但這只是對經濟學這座共同大廈的貢獻,是「經濟學的中國學派」。

有的學者引用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觀點,從範式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學」。李義平認為,要建立「中國經濟學」,作為一次經濟學的革命,必須對中國經濟生活領域「能夠提出嶄新的理論,這種理論由一套范疇、概念、定律、方法組成」,對中國經濟問題做出「為學界公認的、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的嶄新的說明」(4)。宋冬林進一步認為「範式是人們對實踐活動的理論認識」。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包括這樣幾個內容:范疇的創新、分析方法的創新和理論體系的創新。」因此,他認為古老悠久的傳統文化與現行制度使中國人對本國的經濟活動有自己的認識和理解,「外來文化必須同本國實際相結合」,形成自己的范疇、思想和理論,才有「中國經濟學」。(5)

還有的學者從歷史考證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學」,指出中國經濟學或中國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並不是新近才出現的時髦名詞,它可以追溯到數十年以前。王亞南於1946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原論》一書,就曾試圖「創建一種專為中國人攻讀的政治經濟學」,它區別於泊來政治經濟學之處,在於「特別有利於中國人閱讀,特別能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特別能指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途徑的經濟理論教程」;或者說,它的內容「比較更切實用」,意在「創立一種特別具有改造中國社會經濟,解除中國思想束縛的性質與內容的政治經濟學」(6)。談敏指出,王亞南的上述解釋,大致給中國經濟學這個概念從理論上劃定了一個范圍,其側重點是要求在理論體系、論斷結論、案例材料、性質內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種全然不同於現行泊來的政治經濟學、而特別適用於中國自身情況的政治經濟學「教程」或「讀本」(7)。王亞南自己撰寫這部《中國經濟原論》,就是在實踐著這一努力。此書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以研究「中國原有的經濟形態」為其宗旨,分別從導論,即論述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形成發展及其研究上的兩種基本對立見解開始,隨之相繼考察了中國社會的商品與商品價值形態、貨幣形態、資本形態、利息與利潤形態、工資形態、地租形態、經濟恐慌形態,最後在結論中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生產關系下的諸經濟傾向進行了總考察;此外,書中還以附論的形式,補充考察了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中國商業資本論、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等論題。顯然,這是一部道地的中國式政治經濟學讀本,所以有人揣測說,「大概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設想『中國經濟學』的初步嘗試」(8)。由此可見,早在50多年前,我國學者中就已明確提出了創立中國經濟學的命題,而且關於這個命題的解釋,在不少方面,與今天討論中國經濟學中的許多觀點,也是相通的。

二、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誤區

(一)教條主義

這一傾向突出表現為傳統政治經濟學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某些論述的生搬硬套和神聖化。過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說過的話。遇到理論和實際問題時,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研究,而是從他們的只言片語中找答案。表現在理論研究中,誤把一般的經濟關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聯系在一起,誤把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當作資本主義的特殊范疇,誤把經典作家的個別結論當作普遍真理,誤把經典作家的規范判斷當作實證分析的基礎,誤把實現目的的手段當作目的本身。這是教條主義傾向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的突出表現。改革開放以後,有一部分學者對西方經濟學採取了同樣的教條主義態度。

(二)急功近利

理論研究需要艱苦細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恆的努力,經濟學也不例外。然而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學研究卻似乎充滿了躁動和急功近利,其表現有多種:研究題目的選擇側重於當前的需要,較多的是對策性的研究,對策性研究算不算經濟學研究。可以討論,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說,經濟學研究的成果要經過社會較長時期的檢驗,才能評價它的價值,可是我們的做法卻相反,下年評上年,下月評上月,這種評獎方式屢見不鮮。再比如說,當前中國經濟學還存在著經濟研究「政治化」、「長官意志化」的傾向。本來經濟與政治是不可分的,經濟研究也要表達長官的意志,但如果僅拘泥於這一方面,完全受這樣的約束就不妥當了。

(三)本末倒置

眾所周知,經濟活動是以人為主體的行為,經濟實踐也是人們的社會實踐。這是一般的經濟常識。經濟學就是研究「人」這個主體的科學,它要深入分析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動機,利益滿足的程度,參與經濟活動的態度、情緒,以及新的願望和要求,從而促進經濟活動一切依靠人、一切服從人、一切為了人。離開對「人」這個主體的分析,將人游離於經濟學之外,不僅使整個經濟活動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經濟學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可是,在現行經濟學教科書和經濟學論著中,卻充斥著見物不見人的現象。似乎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實踐,與「人」這個主體本身關系不大,或者把「人」這個主體當作已經解決的問題。比如,人們研究發展生產力,談得較多的都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誠然,這些也很重要,但卻忽視了「人」是生產力的主體要素,「人」既是生產力的物質承擔者,又是生產力發展的受益者。現在我們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就是強調物質財富的增長必須與「人」自身的發展相一致,要服從於「人」的目的。我們平時研究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都不能迴避生產總是以人為主體的生產,分配也是以人為主體的分配,交換、消費亦如是。經濟學不僅要研究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生產,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誰」來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經濟活動是否順利,當然有技術性問題,但是更多的、帶根本性的,還是「人」本身的問題。經濟學研究,首先應該研究人們在經濟過程中的情緒和願望,分析人們的勞動能力是否得到充分發揮,是否具有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要通過經濟活動出現的問題,仔細尋找隱藏在「人」背後的原因和答案。我們堅信,經濟學突出了人的主體性,不再從現象到現象,而是從發現人的問題入手,解決人的問題,實現人的願望和要求,中國經濟學就一定能抓往這門科學的根本,從而推動這門科學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步做出積極的貢獻。

與忽略對「人」的問題的研究相聯系,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出現了對生產關系理論的輕視。其實,生產關系即人們的經濟利益關系,是基本的經濟關系。在現實經濟生活,這種利益關系幾乎無處不在,並且客觀上總是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促進或阻礙的作用。可是十分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常識性問題,在相當長的時期里許多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濟學界就對把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表現出比較普遍的懷疑,有提出把生產方式作為研究對象的,也有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共同作為研究對象的,還有人提出乾脆將生產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經濟學(也有叫理論經濟學)研究中,給人一種印象,即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弊端與研究生產關系有關,似乎繼續研究生產關系理論是「左」的思想表現,是理論上的僵化。因此,許多搞了多年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將興趣移至生產力經濟學、部門經濟學等方面;年輕學者幾乎都迷戀起西方經濟學。現在廣泛流行的,除了各種各樣的西方經濟學譯著,以及根據西方經濟學編寫的教材和闡述的文章外,現行的政治經濟學也基本上是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等的大雜燴。有關生產關系的理論,即使在那些仍將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教科書中,分析論述也相當膚淺,有關生產關系的論著則如鳳毛麟角。不過,生產關系作為人們之間客觀存在的經濟利益關系,既不會因人們在理論上的輕視而消失,更不會因人們誤解和偏見而喪失其功能作用。其實,傳統政治經濟學,並不是因為研究生產關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響,滿足於教條化的理論推演,對現實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利益關系矛盾採取了迴避的態度,不願作深入的分析探討。當經濟發展遇到困難和挫折時,又誇大利益矛盾,用階級斗爭的辦法解決利益矛盾,結果搞得人人自危。這些不僅不能作為輕視和放棄生產關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說明對生產關系研究不夠,過於狹隘和膚淺。

(四)形式主義

這在數學方法的運用上表現得最為突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引進,經濟學領域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許多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研究中比較偏重於採用數學方法,而且是相當艱深的高等數學方法和模型。不僅西方經濟學書籍和雜志是滿篇滿紙的公式,就是在國內一些早就出名的經濟刊物,也改弦易轍,刊載起大量的布滿數學公式和符號的經濟學文章。一批經濟學者沾沾自喜於數學方法的運用。這種現象一方面反映了經濟學研究領域出現的新氣象,為經濟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個新問題,就是傳統經濟學的創新,中國經濟學的創立,是否主要依靠數學方法的推廣和運用?

我們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質和量的規定性,是質和量的統一體。在經濟學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問題,並且經濟學從定性向定量的發展,也是經濟學逐步走向成熟的標志。不過,我們感到,定性分析為體,定量分析為用,定量分析要服從和服務於定性分析,經濟學的定量分析必須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經濟學數學方法的運用必須以准確的定性分析為前提,如果定性不準,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甚至南轅北轍。現在有些運用數學方法撰寫的經濟學文章,往往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數學技巧而拋棄經濟學原則,好像根本不準備讓別人讀懂,或者主要是為西方經濟學者寫的。有些文章濫用數學方法,結果最後說明的理論簡單而膚淺,許多本來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明的問題,卻運用了一大串的數學公式推導,給人一種故弄玄虛、華而不實之感。

因此,對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麼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後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的方法和途徑,並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而這主要不是依賴於數學方法的運用。當然,如果真有誰能用數學方法說清楚和解決好中國的基本經濟問題,那也是最好不過的事情。

(五)時空絕對

1.中國經濟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泛時空觀。經濟體制改革在當代中國的進展,使中國的經濟運行大體上納入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於舊的理論、舊的思維方式的慣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導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經濟學體系的構建,顯然處於較為明顯的滯後狀態。這方面最有力的例證是,在中國流行的各種頗具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體上都是由極不協調的三大板塊組成:(1)馬克思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2)列寧的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理論;(3)對現實的經濟運行作淺層次描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相對穩定的第一、第二板塊與急驟變化的第三板塊,共處於同一教科書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中國經濟學演進尷尬處境的生動寫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經濟學家尷尬處境的生動寫照。

在我們看來,任何經濟學理論都是時空相對的,西方經濟學如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不例外。從斯密到約翰.穆勒、馬歇爾、薩繆爾遜,西方經濟學每一重要的發展階段,都使經濟學體系產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變化。而中國流行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板塊,則大體上是數十年一貫制;較之一個多世紀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人們幾乎找不到實質內容上的不同之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確實是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但它肯定不是從內容到形式都可以永遠定格不變的。

然而,由於某種思維定勢,人們基本上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否可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分析框架這一問題也不作考慮,似乎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分析框架,來探討中國市場經濟運行可能存在的問題及各層面對策。看不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空界限,這不僅造成了中國經濟學的尷尬,中國經濟學家的尷尬,也造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尷尬。如此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堅持,只會使我們距離馬克思思想體系的本質內容更為遙遠。可以說,泛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空界限,是中國經濟學發展所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

2.中國經濟學對待西方經濟學的狹隘時空觀。當人們討論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借鑒意義時,尤其是在較為莊重的場合,大多採取的是這樣的評價:西方經濟學在總體上是庸俗的(非科學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觀點或見解可供參考或借鑒。

其實,理性地分析,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產生之後,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尤其是邊際革命後的發展,西方經濟學對以考察市場經濟運行或發展為主旋律的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具有較為系統性的啟發作用。這並不僅僅是因為西方經濟學較之人類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多「修煉」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更不是立足於西方經濟學可能比馬克思經濟學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於現代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處在同一時代,現代西方經濟學所研究的現代市場經濟與中國經濟學所研究的市場經濟具有許多相似之處。一句話,中國經濟學之所以應當而且可以系統地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主要在於二者之間有一定的時空相似性。

3.中國經濟學對待中國現實經濟的絕對時空觀。中國經濟學當然要以中國現實經濟作為研究對象。然而,在現實的研究活動中,卻時常可以看到將中國現實經濟運行絕對化理解的現象。其一,過分誇大中國市場經濟運行與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運行的相似性,以為中國市場經濟運行不過是或最終不過是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運行的翻版,表現在理論上,絕對照搬和套用現代西方經濟學來解釋中國現實經濟。推崇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和私有化,否認研究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學術」意義,即是明證。其二,過分渲染中國現實經濟運行的特殊性,否認中國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定性,將中國經濟學演變為詮釋現行制度和現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論工具,從而使得中國經濟學帶有明顯的隨意性、動盪性和不確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論研究所應具有的規范性、穩定性和相對確定性。其三,忽略中國現實經濟的發展特性,拘泥於中國市場經濟的現實水平,不理解中國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演變的迅捷性和復雜性,不注意中國市場經濟也在面臨知識經濟的挑戰,因而在理論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預見性,失去了理論對現實的指導意義。

三、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一)立足於中國現時的基本國情

何煉成、丁文鋒曾指出,中國經濟學的真正的「根」,實際上是指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客觀依據。因此,「這個『根』不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不是西方經濟學,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只能是中國經濟活動。其理由有三,一是與認識論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國經濟學的建立和發展畢竟不是經濟思想史,而是關於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學問。二是有利於防止崇古主義對中國經濟學建立和發展的誤導。三是還中國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相互關系的本來面目,以保證中國經濟學建立和發展能夠健康進行。」(9)

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歷史表明,經濟學的發展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發展有極強的同步性。近代以後,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並且不斷地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種結合一方面在於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或科學體系,更重要的則在於馬克思主義適應了中國的文化傳統與經濟傳統,或者說是適應了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國,情,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歷史、理論和實際的統一。在當前國際競爭日趨白熱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准確、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國經濟學。

新中國成立後,經濟學的發展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一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總的思路是對「經典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實踐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對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注釋上;另一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實現了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經濟學開始探討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學說不斷地引入,使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然而,中國經濟學在與西方經濟學融合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某種盲目引進、機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傾向。這表現在濫用西方經濟學的概念、范疇來剪裁中國經濟發展實際。一些理論完全無視中國的實際,「言必稱希臘」,導致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混亂。理論的混亂必然導致實踐的盲目,政策變動頻繁,改革成本加大。從中國經濟學自身的發展來看,呈現出對過去的過多的定性分析的「矯枉過正」的現象,要麼過於追求經濟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視其實踐指導性,要麼以晦澀的理論來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國經濟學的「貴族化」傾向明顯加大,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實踐的背離越來越大。對此如無清醒的認識,必將把中國經濟學引入歧途。因此,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必須立足於中國現時的基本國情,在中國經濟傳統與現代經濟相結合的基礎上推進中國經濟學的發展。

(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時代需求所組成的三維空間中把握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1.注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導向作用。這主要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揭示了經濟運行(包括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正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關於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耦合關系的原理對以改革問題為主旋律的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可以發揮重要的導向作用一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社會生產均衡發展的原理等也必將對以市場經濟運行為考察對象、以經濟發展問題為主旋律的中國經濟學產生重要的導向作用。

2.以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中國經濟學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現代西方經濟學之所以能成為構建中國經濟學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基本邏輯起點較為貼近我們這個時代經濟生活的實際;作為尋求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經濟資源配置機理以及優化各層面對策的經濟學,與我們要構建的經濟學大體上屬同一類別,在研究對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體的同構性。

3.順應時代要求,實現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跨越式發展。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經濟學正孕育著一場新的革命,其意義可能會遠遠超出經濟學的邊際革命和凱恩斯革命。其主要誘因是因為經濟能量流動模式的變遷(10)。古典經濟學家生活的時代,主要是以手工勞動為基礎、以再生資源為主體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邊際革命時代的經濟學家,面臨的則是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非再生資源在經濟資源中佔有較大比重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顯著放大了經濟運行中經濟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則是,較之邊際革命時代,非再生資源在經濟能量流動模式中佔有更大的比重,從而使非再生資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極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現出來。如果說邊際革命時代的經濟學家對他們那個時代的、與古典經濟學家面臨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具有基本異質性的、新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的深切反思,導致了經濟學的邊際革命,那麼,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將會產生能回應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深刻變遷的新的經濟學革命。

中國市場經濟的後起性,使中國沒有能產生與古典經濟學相對應的經濟學;也沒有能產生與邊際革命及其之後的西方經濟學相對應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的發展當然沒有必要像西方經濟學那樣,經過漫長的演進過程。中國經濟學家可以也應該在以西方經濟學尤其是邊際革命後的西方經濟學為基本構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時,順應時代需求,走一條非常規的發展路徑,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現代經濟學,以相當一部分資源具枯竭前景假設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邏輯起點,從而使中國的經濟學家在新一輪的經濟學革命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11)

(三)時空相對地把握中國經濟學

首先,中國經濟學必須以現實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演進為基礎,以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和將要面臨的問題為導向,體現中國經濟學的時代特色。其次,中國經濟學必須廣泛吸取古今中外經濟思想和經濟理論的精華,用之於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礎上體現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特色。第三,中國經濟學必須摒棄西方主流經濟學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在既定製度下研究人們行為關系的做法,回應中國現實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合理兼顧制度分析和行為分析,體現中國經濟學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國經濟學必須正視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不規范性,比如說,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問題,城鄉不對稱二元結構問題,商品市場化與要素市場化不同步問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區域經濟保護問題,經濟、科技、社會、政治體制改革不協調問題,等等,既要用規范的方法分析比較規范的問題,也要用規范的方法分析不規范的問題,還要用「有規范」的方法分析不規范的問題,體現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國經濟學必須考慮知識經濟的挑戰問題,這不僅在於中國遲早也將進入知識經濟時代,而且在於知識經濟正在全面沖擊著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因此,在我們接受並從現代經濟學中吸取養分的時候,就不能不有所鑒別,有所取捨,從而對知識經濟可能對中國經濟學的沖擊早做准備。比如說,關於作為現代西方經濟學基本假定和理論基礎的經濟人理性行為假定,且不談眾多學者對其頗有微辭,也不談這一假定與中國傳統觀念是否融合,即便是著眼於中國經濟的長遠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所激發的個人、組織和地方的自利傾向對於生態、環境和社會、政治等方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以及知識經濟的基本特徵,我們也有必要考慮這樣一個價值判斷問題:盡管我們不能迴避人的自利傾向,但是,我們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藉以進一步渲染和擴張這種自利傾向,而不是以同樣無法迴避的人的合作傾向和多目標導向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

注釋:

(1)(9)何煉成、丁文鋒:《中國經濟學從何處來》,《經濟學動態》1997年第7期。

(2)劉詩白:《中國經濟學構建的若干問題》,《經濟學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會有經濟學的中國流派嗎》,《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參見歐陽文和、周成名:《』97「中國經濟學」研究動態》,《財經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從範式危機看經濟學的發展》,《當代經濟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附論——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頁。

(7)談敏:《中國經濟學的過去與未來——從王亞南先生的「中國經濟學」主張所想到的》,《經濟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頁。

(10)(11)孫劍平:《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路徑選擇》,《江海學刊》1998年第1期。

參考文獻:

[1]歐陽文和,周成名.』97「中國經濟學」研究動態[J].財經研究,1998,(3).

[2]何煉成,丁文鋒.中國經濟學從何處來[J].經濟學動態,1997,(7).

[3]劉詩白.中國經濟學構建的若干問題[J].經濟學家,1997,(3).

[4]孫劍平.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路徑選擇[J].江海學刊,1998,(1).

[5]談敏.中國經濟學的過去與未來——從王亞南先生的「中國經濟學」主張所想到的[J].經濟研究,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