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政治經濟學、規范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相互之間的關系與區別
1、是否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依據。這里的「價值判斷」，通俗地講就是對經濟事物是「版好」還是「權壞」的認定。如果經濟理論是建立在一定的價值判斷的基礎上，則為規范經濟學；反之，如果不涉及好壞，僅僅是就事論事，那麼就是實證經濟學。「實證」，就是實例證明。 2、解決問題不同。如果解決的是「是什麼」問題，則是實證經濟學，反之，如果解決的是「應該是什麼」，則為規范經濟學。 3、是否具有客觀性。規范經濟學中的意見分歧主要集中於對不同行為的成本收益的價值判斷的差異上。正因為如此，其分析結果帶有較濃的主觀色彩；而實證經濟學是就事論事，所以分析結果是客觀的。 4、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二者並不是絕對排斥的。在現實經濟分析中，兩種方法是經常混合使用的。比如，對通貨膨脹這一經濟熱點，就常常兩種分析都會使用。分析通貨膨脹的後果，一般屬於規范分析；討論採用何種措施反通貨膨脹，亦是規范經濟學的范圍；一旦方法選定，具體的政策設計則屬於實證經濟學。希望回答你能滿意~~~
⑵ 論文寫作運用何種理論與方法
1、畢業論文教學基本要求
專升本的畢業生最後一門課程是撰寫、完成畢業論文，該門課程全稱為「畢業論文(設計)。完成這門課程需要學生做好：第一，完成並通過《畢業論文(設計)撰寫方法輔導》《畢業環節社會實踐》課程;第二，申請畢業論文(設計)環節;第三，明確完成畢業論文(設計)所有階段的任務。
2、論文撰寫基本要求
第一，學生的論文選題必須與自己所學專業相符。即與工商管理專業所涉及的研究范圍相符，不得出現以研究純管理理論、經濟學理論、經濟法問題作為自己的畢業論文題目。
第二，畢業論文的內容必須以理論聯系實際為基本原則。不能像編教科書那樣，沒有具體的實際問題與事例，能為解決實際問題提供自己的見解。
第三，嚴禁抄襲他人成果。在論文中學生可以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他人的觀點，但是必須註明引用內容的出處。不得大段摘抄。
3、對學生、指導教師的工作要求
第一，指導老師應該及時下達畢業論文(設計)任務書，明確規定學生需要在各階段完成的工作任務，並以此作為檢查學生各階段工作完成情況的依據。
第二，學生必須與指導老師保持經常的溝通聯系。聽取指導老師的意見，確保畢業論文的順利完成。
第三，學生必須按時保質保量地完成各階段的工作任務，在提交各階段工作成果前應該先提交給指導老師審核。
第四，指導老師必須認真負責地審查學生在各階段提交的成果，發現問題應及時指出。
二、如何選題、開題
1、如何考慮選題
第一，切合工商管理專業的研究特徵。例如，企業生產業務流程再造，企業市場營銷策略的選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等等;
第二，聯系自己的工作實踐。即針對在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利用自己所學到的理論與方法，開展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解決意見。
學生對於正確選題必須予以重視，因為這會影響自己的畢業論文(設計)的成績。
2、查閱文獻資料的方法、途徑
撰寫畢業論文和撰寫開題報告的文獻綜述，都要求學生查閱足夠數量的文獻資料。查閱文獻資料的方法、途徑有：
第一，圖書館，在各類圖書館中都會藏有大量的相關理論書籍、雜志等，學生可以先從圖書館的`書籍、雜志忙碌的檢索中查詢到自己所需要的相關文獻資料。
第二，網上查閱。鍵入關鍵字可以從各類網路搜索引擎中查到自己所要的相關文獻名，再設法找到這篇論文的全文或壓縮文。
第三，請指導老師提供相關文獻的查閱途徑。
3、開題報告的撰寫要求和方法
第一，開題報告應該具有的基本要素有：1 研究背景與研究的意義 2、文獻綜述 3 研究路徑與論文框架 4 進度安排(與學校在畢業論文(設計)的時間安排)相符 5 參考文獻
第二，文獻綜述是開題報告中最重要的部分，這一部分是體現學生為完成自己的研究而實際開展的相關文獻的閱讀工作的質量水平。文獻綜述是學生將查閱過的相關文獻中學者闡述的相關理論、概念。文獻綜述必須達到「至少3千字」的要求。
第三，開題報告的最後是「參考文獻」，在這部分內容中學生必須列出自己查閱過而且在文獻綜述中引用過的參考文獻15篇以上。
第四，開題報告的頁眉、頁碼、字體類型與大小、行距都必須規范。學生可以到相關網頁中查閱開題報告的樣式模板。
4、研究路徑/論文框架的撰寫要求和方法
這部分內容屬於開題報告的重要內容。研究路徑可以是學生的撰寫思路的解釋。論文框架可以是學生要寫的論文的章、節的標題或大致設想。
三、論文的寫作方法
1、如何組織論文內容
研究對象的現狀描述。研究問題的提出並加以定義。學生對問題引發原因的判斷。學生提出對解決上述問題的觀點或設想。實際案例的運用(驗證自己的觀點與設想的可行性)。參考文獻15篇以上(不能完全重復自己開題報告的參考文獻)
2、論文的撰寫規范
第一，嚴禁大段抄襲他人成果，一旦發現將會判定為畢業論文不合格。
第二，要有中文摘要、英文摘要、目錄等要素。
第三，要有實際案例或具體事例，並利用相關理論進行分析。
第四，字數至少有一萬兩千。
第五，規范的頁眉、頁碼、字體類型與大小、行距。可以從學校網站中查閱畢業論文樣式。
⑶ 如何利用統計學「欺騙」民主
1，「葬禮證偽主義」
如果有些國家沒有因為富裕而民主化，那麼，中國還會隨著經濟發展走上民主的道路嗎？按道理說，卡達、沙特等國的反例早就證偽了「收入決定民主」的理論，可實際上，事實並不能證偽理論，因為依然有非常多的人相信這個理論。知道波普的「樸素證偽主義」的人可能大惑不解，怎麼事實就居然沒能證偽違反事實的理論呢？怎麼人們居然可以不顧事實的存在呢？是啊，有什麼么辦法呢？現實就這么冷酷啊。波普的高徒拉卡托斯由此得出結論說：「同樸素的證偽主義相反，任何實驗、實驗報告、觀察陳述或業經充分證認的低層證偽假說，都不能單獨導致證偽。在一個更好的理論出現之前是不會有證偽的。」[1]
拉卡托斯說的是：由於事實中滲透著理論，所以經驗不僅不能證偽理論，有時反而是理論證偽了經驗（如哥白尼的理論就證偽了「太陽東升西落」的經驗）；因此，只有事實加上替代的新理論，舊的理論才能被證偽。那麼，存在替代「收入決定民主」的理論嗎？當然存在，「政治文化決定民主」就是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來了，卡達的反例，加上「政治文化決定民主」的替代理論，為什麼「收入決定民主」還是沒有被證偽呢？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人相信它呢？
這就是本文要論證的觀點：波普的「樸素證偽主義」是錯的，拉卡托斯的「精緻證偽主義」也是錯的，只有「葬禮證偽主義」才是對的。已故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說過一句話：「科學是在一個又一個的葬禮之後才取得進步的」。就是說，不管事實多麼確鑿，不管替代理論多麼有說服力，只要相信舊理論的人還活著，舊理論就無法被證偽。不是「葬禮證偽主義」冷酷無情，是現實就這么冷酷無情，「葬禮證偽主義」只不過是把「該死的」現實描述出來而已。
「葬禮證偽主義」表明：人是一種「只相信他所願相信」的動物。有人願意相信復雜的抽象邏輯，就有人願意相信簡單的形象圖形（當然，也就有人相信權威甚至權力，因為只有權力才能在葬禮之前就更加冷酷無情地抬出「真理」）。「政治文化決定民主」也許正確，可它太復雜，不象「收入決定民主」那樣有一個簡單可觀測的指標。再說，象利比亞之類的國家，雖然沒有在人均收入5千美元的時侯民主化，可它現在不是也開始了嗎？在預測能力大致相同的情況下，簡單的理論的確更吸引人。但如果理論的復雜只是因為現實太復雜，復雜理論就能在邏輯上取勝（如亨廷頓的「多因素論」）。只是，簡單理論的吸引力也許還有別的原因，「收入決定民主」的吸引力就存在另一個重要原因：科學的外衣。
2，「經驗實證」的墮落：「工程思維」取代「制度思維」
在過去一個世紀的西方學術界，數學和統計學成功地「入侵」社會科學，政治學和經濟學迅速地成為數學和統計學的「奴隸」。許多西方政治經濟學家已經不會思考，因為數學和統計學已經「能夠」替他們「科學」地進行思考。當數量工具從「僕人」變成「主人」的時候，「洋八股」應運而生，數量工具與自由主義合成的「計量自由主義」成為學術的主流，整個西方社會科學便在這種「西式科舉制」中走上了封閉和墮落。
「計量自由主義」看到了人類語言的模糊，因此它企圖用「精確的」數量工具來彌補語言的缺陷。然而，語言在運用時並不試圖掩蓋自己的模糊，而數量工具在運用時則披上了「精確的偽裝」，製造了「科學的假象」。如果說自然在成為科學的對象時，數量工具能夠實現某種精確，那麼，人類社會在成為科學的對象時，人心和制度就使數量工具的「精確」回歸到了「語言模糊」的水平。
然而，許多人不能認識到這一點。實際上，科學一但起飛，人類的「經驗實證」就被簡單化為「數據的實證」，「邏輯的實證」和「直覺的實證」就被踢出了「科學實證」的大門。但是，科學主義的泛濫是一種思維方式的泛濫，在社會科學里，思維方式的泛濫突出地表現為「工程思維」對「制度思維」的取代，「數據的實證」對「邏輯的實證」和「直覺的實證」的排擠只是「工程思維」的結果。
如果我們一本正經地問：「民主是統計問題還是制度問題？」可能接近百分之百的人會回答說：「民主問題當然是制度問題」。可是，問答過後，有些人就會
本能而毫無自我意識地回到了「統計問題」的思路，繼續研究諸如「人均收入決定民主」的「統計問題」。這就是「工程思維」對「制度思維」的取代，它不是一個具體研究項目的問題，它是一個把人類社會當成物理工程、把人當成非人的思維方式問題。
人均收入與民主發展之間的數量對應關系，是上個世紀西方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大的「統計發現」，也是西方政治經濟學家的「思想水平」急速墮落的一個典型反映。不幸的是，從思維方式到統計發現，當今的中國正在不加區別地「洋為中用」，並以科學的名義把類似的「洋垃圾」當成寶貝來傳播。
問題在於，人均收入與民主之間的「統計相關」自己是不會思考的，要思考的是人，是研究者自己。喜歡形象、厭惡抽象是人性的缺陷，是人腦節約「運行成本」的必然，但如果研究者被統計圖形的直觀形象所征服，他的抽象思維能力就會退化。事實證明（見下節），問題的要點不是人均收入與民主之間的數量關系，而是人均收入與民主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果關系恰恰不是數據問題而是邏輯問題。發現人均收入與民主之間的數量關系，是搞亂民主分析而不是確立民主因果關系的開始。
為什麼？因為「工程思維」會使研究者死死盯住「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這兩個變數，一切問題，變成了這兩個變數的數據問題，變成了數據應該包括多長時間和多大范圍的問題，變成了如何能找著特定時空范圍的數據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制度問題」就變成了一個「技術問題」，「制度思維」就在「工程思維」中失落，理論家就變成了技術員，而科學的假象卻還在使這種墮落充滿了自豪和滿足。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就這樣在類似的過程中變成了「應用數學」，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就這樣變成了「應用統計學」，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家就這樣在思想的墮落中取得了精神的升華。
本來，大學的政治經濟系應該雇一些數學人員協助研究，現實變成了每個政治經濟學家，都開始浪費時間學習數學技術細節。「工程思維」擠壓「制度思維」的結果，就是政治經濟學家都不知道如何思考了，Professor（教授）變成了標準的Processor（數據處理機）。人格層次的墮落還伴隨著道德層次的墮落，因為在這種「科學」的氛圍中，一旦數據缺乏或「不聽話」，「政治經濟學技術員」就經常不得不「逼迫數據屈打成招」，要麼「加工」數據，要麼下出數據許可范圍的結論，統計學與謊言就這樣成為同義語。「經驗實證」已經墮落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3，民主的制度邏輯與「量化的限度」：對「統計相關」的「十大質疑」
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本來就是人為主觀的數量參考，可一旦披上科學的外衣，它們之間的「函數關系」就有了「精確的假象」。問題是，我們憑什麼認為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之間的「統計相關」就是科學的呢？可以質問的問題包括：
第一，「相關度問題」：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的「統計相關」，其「相關度」或「相關系數」到底有多可靠？
第二，「樣本時間問題」：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的「統計相關」，其「樣本范圍」和「時間跨度」到底有多充分？
第三，「多元回歸問題」：除了人均收入以外，還有沒有別的因素也會影響民主指數？問題一定是「一元回歸」嗎？有沒有「多元回歸」的可能性？
第四，「非線性問題」：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的「統計相關」是不是按比例、成直線的「線性關系」？如果是不按比例、不成直線的「非線性關系」，「非線性回歸」是不是一定能被轉換成「線性回歸」？
第五，「負相關問題」：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有沒有可能不是「正相關」而是「負相關」？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沒有可能導致民主程度下降而不是上升？
第六，「中間變數問題」：是不是存在什麼別的「中間變數」，使得人均收入先影響了「中間變數」，「中間變數」再最終影響民主指數？
第七，「未知變數問題」：是不是存在什麼別的「未知變數」，這些「未知變數」既影響人均收入，也影響了民主指數，結果導致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之間出現了虛假的「統計相關」？
第八，「數據可獲性問題」：「統計相關」是對已有可利用的數據的「統計相關」，如果想要的數據根本就不存在，「統計相關」是否還可能存在？
第九，「因果關系問題」：相關並不一定意味著因果，從相關到因果的飛躍靠的不是數據，靠的是邏輯，靠的是理論。
第十，「制度運行問題」：專制的滅亡和民主的確立，根本就不意味著民主制度就一定能正常運行，民主運行是信仰問題而不是人均收入問題。
在這十大問題中，前幾個更多的是統計技術問題，後幾個更多的是制度邏輯問題，「收入決定民主」能否成立，起決定作用的不是統計技術，而是制度邏輯，是邏輯在指導和決定技術的使用。這里就是區別「政治經濟學技術員」和「政治經濟學家」的關鍵之處：「政治經濟學技術員」讓技術決定邏輯，讓「工程思維」決定「制度思維」，「政治經濟學家」則完全相反。
原因很簡單，「政治經濟學家」比「政治經濟學技術員」更懂得「量化的限度」。人是一種「只相信他所願相信」的動物，也就是說，人是「有限理性」的感情動物，人的主觀感受是常變和無法量化的，現有的量化只能被當成一種「在技術允許情況下的近似表達」，技術上無法實現的主觀量化，在社會科學里是常規。
例如，利比亞的「人均收入」，國際貨幣基金給出的2010年數字是1.2萬美元，如果按「購買力平價」算則是1.5萬美元，利比亞自己的演算法又會有所不同。這里除了有匯率因素外，還有通貨膨脹因素，收入的計算還忽視了黑市、灰市、家庭經濟等方面的因素。如果是「政治文化」或「幸福」這樣的變數，那量化的問題就更大。不同地方不同觀念的幸福感如何量化？100年前人們的幸福感如何量化？不能量化又如何進行相關比較？
如果社會問題的本質本來就是如此，社會問題的「科學」與否就不能以「是否有量化分析」為標准，否則，政治經濟學家和哲學家們就應該歇業了。事實恰恰相反，量化分析必須以邏輯分析為基礎，否則量化分析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木之林。在「收入決定民主」的問題上，十大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出岔，「收入決定民主」的結論都會倒塌。其中的邏輯要點包括兩方面：一是「未知變數問題」，二是「數據可獲性問題」。
許多人以為科學研究就是「讓數據說話」的「經驗實證」研究。錯了。任何變數和任何數據的選擇決定，本身就是一個「邏輯問題」。為什麼是選這個變數而不是那個變數，為什麼是選這個數據而不是那個數據，所有的決定都包含著「理論含義」。如果研究者熟悉相關的理論和文獻，量化分析會更有針對性；如果研究者「腦子空空」，量化分析的結果也會帶上他所未必能理解的「理論含義」。所以，最無意義或最不確定的量化分析往往是由「政治經濟學技術員」作的，因為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干什麼，不知道自己所乾的在「理論的地圖」中是處於哪個位置，以至於即便是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他們還自以為是發現和證明了人類社會上最偉大的真理。而萬一有幸真的發現了真理，他們往往也由於缺乏背景知識而棄之如糞土，等到別人確定了他們的發現，他們自己才知道「原來是這樣」。
社會科學「量化分析」的真正本質是：人們只能從能夠數量化的變數中確定變數的關系，人們必然要忽視難以數量化的變數的作用；人們只能從能夠找到數據的變數中確定變數的關系，人們必然要忽視難以找到數據的變數的作用。所以，在「收入決定民主」的問題上，人們必然把復雜的「民主因果問題」簡化成「手頭有數據的變數關系問題」，人們必然因為確定了「收入與民主的相關」而忽視了對其他變數的邏輯思考，直到「政治經濟學技術員」的錯誤由「政治經濟學家」指了出來。
社會科學「量化分析」的本質，就是「政治經濟學技術員」所熱衷的所謂「科學研究」的本質。當他們以科學的假象批評別人的「非科學」研究時，科學的陶醉使他們無法意識到，其實他們自己早就已經失去了「從事研究的基本資格」。
與社會科學「量化分析」的本質相對照，社會科學「經驗研究」的本質是：「數據的實證」必須以「邏輯的實證」為基礎，如果沒有可靠的「邏輯的實證」，任何「數據的實證」都是空中樓閣。數據不能思考，沉溺於數據反倒害了真正的思考。在「收入決定民主」的問題上，當「工程思維」壓倒「制度思維」的時候，對基本圖形和結論的關注，會壓倒對相關度、時間跨度和范圍廣度的細節關注，發現真理的興奮，最終淹沒了對「未知變數問題」和「數據可獲性問題」的慎重。
4，理論的貧困與理論的發展
「收入決定民主」的荒唐，其實可以從「工程思維」的機械推論中明顯感知。例如，由於收入決定民主，那是不是要等到人均收入提高了再去搞民主呢？如果壓低勞動者待遇有利於經濟增長，那是不是要堅持壓低勞動者待遇，以確保經濟增長和民主的早日到來呢？「制度思維」的思路當然完全不同：要民主的人會去「等人均收入提高了」再說嗎？他們會接受「壓低勞動者待遇」嗎？他們會為了滿足你的「工程思維」而放棄現實利益嗎？
為了進一步說明收入與民主的關系是「理論活」而不是「技術活」，下面我們可以簡單地回顧一下有關的文獻。
約瑟夫·熊彼特是最早提出現代民主制與市場資本主義相伴而來的學者之一，丹尼爾·勒納也提出過城市化帶動現代化和民主化的看法。但人均收入決定民主發展的觀點，最有名的是西摩爾·李普塞特1959年根據歐洲和拉美的數據提出的「現代化假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就越有可能實現和鞏固民主。可這個「現代化假說」在時間跨度和范圍廣度上存在明顯的問題，後來被證明是根本經不起推敲的。
首先是人們觀察到的完全相反的例子，即經濟發展加速時民主程度反而下降，民主程度提高時經濟發展反而減速。這種發現的致命點，在於對「現代化假說」中所暗含的「線性歷史觀」的懷疑：難道通向民主的道路只有經濟發展一條？
第二，經濟發展也許能夠產生有利於民主發展的因素，如通過提高教育程度而改變觀念、形成追求穩定的中產階級、機會多元化和社會多元化等等，但在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也會通過激發期望、提高參與而引發動盪，亨廷頓在 1968年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就提出，恢復政治秩序的要求也可能使收入提高中的民主發展停頓或倒退。
第三，羅斯托在 1970年的「民主的轉型」一文里直截了當地認為，「現代化假說」是誤把相關關系當成了因果關系。他提出了一個民主化的階段分析，認為民主本身並不能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國家統一相反是實現民主的前提；民主可能是政治沖突和政治僵局的結果，是政治精英的有意選擇。所以，經濟發展既不必然導致民主發育，也不必然緩和社會矛盾。
第四，羅伯特？達爾1971年的《多頭政體》一書，明確地提出人均收入和民主發展之間是一種「非線性關系」：當一個社會的人均收入低於某個區間時，實現民主的可能性極低，進入這個特定區間時，民主發展的可能性最大，超過這個區間時，均收入和民主發展變得毫無關系。亨廷頓在1991年的《第三波》里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認為這個特定區間大體是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間（按1980年的美元價格計算），呈現出N形曲線關系。
亨廷頓還認為，有五種變化對第三波民主浪潮的發生起了重要作用，它們是：日益加深的政權合法性問題和政績合法性問題，使中產階級擴大的全球性經濟增長，天主教會的教義與活動的顯著變化，外部的政策變化，以及滾雪球式的示範性作用。他還指出，每一個國家或所有國家的民主發展，都無法用單一的因素來解釋，而且這些因素的組合在不同的浪潮、階段和國家都會有所不同。
第五，羅伯特·巴羅1994年的「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一文，對民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統計分析（涉及1960-1990年的100個國家），得出的結論是：經濟增長會增加實現民主的可能性，但人均收入和民主發展之間不存在「線性關系」，而存在近似「倒U型」的關系，權利的擴大一開始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民主一旦達到一定水平，權利的繼續擴大便會有害於經濟增長。巴羅的結論使「收入和民主互為因果」的說法顯得極其蒼白（見本書第七章）。
第六，亞當？普沃斯基2000年的《民主與發展》一書顛覆性地認為，經濟發展的任何水平都可以出現民主，區別只在於，比較富裕的國家民主存活的概率比較高。但人均收入高並不必然有民主，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加坡（當然還有卡達）。
最後要提到的，是美國政治經濟學的新秀達倫·阿西莫格魯2007年的「重估『現代化假說』」一文[2]。阿西莫格魯使用了1875年到2000年的跨國數據，與別人完全不同的是，他考慮了影響人均收入和民主指數的其他歷史因素，這是一些被人們忽略的「具體到國別的穩定歷史因素」。他發現，一旦這些因素的「確定影響」被控制，人均收入和民主發展之間就變得毫無關系，而且，教育水平也與民主發展無關（這就是我所說的有別於「工程思維」的「制度思維」）。
阿西莫格魯的背景「制度理論」是：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和資源分配狀況決定一個社會的當前權力分配，當前的權力分配又決定了當前的經濟制度，並決定了未來政治制度的演變（包括他著名的「雙模式殖民地理論」）。經濟發展的狀況就是由當前的經濟制度（包括產權和平等機會）所決定的，政治與經濟的緊密關系，不是「現代化假說」描述的那樣，而是他所認為的「關節點假說」的情況：在某些歷史的緊要關頭，在特定製度條件的作用下，一些國家走向了民主和發展，另一些國家卻走向了專制和停滯。我在本書第六章批評了阿西莫格魯「民主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分析，但他否定「經濟發展促進民主」的結論依然是有效的。
5，走向「制度思維」
「收入決定民主」的理論發展史表明，什麼時候「工程思維」取代了「制度思維」，結果就是思想的混亂和理論的倒退；什麼時候恢復了「制度思維」，現實的面目就恢復了邏輯的說服力。
常識能夠看到：在某一個時點上，經濟越發達的地方，民主程度也越高；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民主國家也隨之增加，而且，每一波民主浪潮的起落，也似乎與世界總體經濟水平有關。「工程思維」的研究賦予這些常識以「科學的假象」，只有「制度思維」，才能通過類似「十大質疑」的思考重新給現實以「邏輯的秩序」。
人性的缺陷使人們往往偏向於形象和新奇，「人均收入高的地方民主水平高」同「冰淇淋消費高的地方犯罪率低」一樣生動活潑，可這種統計結論都是錯的，它們只能吸引有「工程思維」的人。「制度思維」提醒我們，民主發展其實是由制度文化決定的，而高冰淇淋消費其實只是高收入的一個反映。統計能夠發現「相關」，但只有理論才能確定「因果」。卡達能不能民主化、中國能不能民主化，都與人均收入毫無關系。
簡潔的理論也許優美，但人們不得不對可能包含在其中的「反智傾向」保持警惕，因為「解釋力」才是優美理論的要素，「簡潔」不能以犧牲「解釋力」為代價（「反奧卡姆剃刀原理」），否則，結果只能是「垃圾進，垃圾出」。
沉迷於「數量分析者」往往指望數量關系能表達一切邏輯，以至於他們往往無法用語言把基本的邏輯表達出來。如果現實就是復雜的，而人們卻總期待用簡單的理論去解釋，這其實是人類退化的一種表現。真理是樸素的，但樸素的真理是在深邃智慧的光芒下閃爍其樸素的一面的。
⑷ 實證分析在經濟學中的地位是怎樣的
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是經濟學的兩大分析體系。規范分析注重回答應當是什麼，是指分析回答是什麼。一般來說，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採用規范分析較多，主觀性和意識形態性較強。而在一些定量研究，如經濟計量學、金融工程等方面的研究，則強調實證分析。但現代經濟學越來越傾向於將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相結合，但以實證分析為主，如制度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等方面的研究即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