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怎樣用馬克思主義文論美學思想鑒賞文章
近年來,20世紀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因為「文化研究」的發展而受到廣泛的注意,關於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關於雷蒙·威廉斯的思想和理論的研究,關於特里·伊格爾頓的文論及其貢獻的研究,關於斯圖爾特·霍爾和佩里·安德森有關文論和美學思想的研究正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各種專業雜志和書籍中.與20世紀產生過巨大影響的布拉格學派、法蘭克福學派、阿爾都塞學派的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美學思想相比較,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有自己產生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有自己的理論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解答.在我們研究和總結20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成果時,不能不認真思考和研究20世紀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提出的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方式,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不可繞過的.
在20世紀文學理論和美學的發展過程中,各種形態的形式主義和現象學理論占據著主導的和支配性的地位,以研究文學與社會生活互動關系見長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也往往通過對形式問題、對審美體驗問題發表意見而獲得自己的學術地位.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就以對形式問題和現代審美體驗的獨特研究著稱於世.自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在西方學術界,法國的阿爾都塞學派和英國的伯明翰學派從不同的角度開始對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問題,以及對現代審美體驗問題作重新研究和思考,這種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審美問題和藝術問題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在批判和剖析審美意識形態遮蔽作用的同時,積極思考在現代社會生活條件下,人們通過藝術和審美認識社會關系,獲得啟蒙意識的條件,以及對社會現實做出批判的能力和機制.由於審美問題、形式問題已經從資產階級上升時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敵對」的力量轉變成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現象,與現實的關系變得復雜起來,因此,在理論上,對審美意識形態問題的深入研究就十分尖銳地提出來了.1967年,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阿爾都塞發表了著名的《論藝術的一封信》,與此相呼應,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雷蒙·威廉斯出版專著《漫長的革命》（1961年）,不約而同地將理論的目光聚焦於審美意識形態問題.從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論的特殊性這個意義上說,對審美意識形態的不同研究,以及不同的理論模式,成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最重要的貢獻,也是對形式主義美學、浪漫主義美學的積極超越.[①]
一、 20世紀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問題」
20世紀西方美學和文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語言學轉向」,文論和美學的研究中心轉向文學形式和文學語言.文學理論研究中的啟蒙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喪失了,形式主義成為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的主流.與這種潮流相對立,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和文論家,以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盧卡契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等著作的思想和理論為基礎,在啟蒙主義理想破滅,悲觀情緒濃重的文化氛圍中,重新研究和思考了文學的意義和作用問題,整體上說,可以把20世紀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論的主流看作啟蒙主義精神上的繼承者.
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在根本上的思想來源還是馬克思.馬克思的文論和美學思想可以簡單概括為以下四點：（1）審美活動和藝術作為以想像和幻想為重要內容的意識形態形式,歸根結底是受經濟基礎和社會歷史條件規定的,但是又有極大的相對獨立性；（2）真正的藝術和審美意識形態是與現實生活、與現實生活關系相聯系的,當現實生活、現實生活關系發生變化的時候,藝術和審美文化可以繼續存在,但其社會意義和功能隨之發生實質性的顛倒,成為一種遮蔽現實生活關系的意識形態；（3）古典藝術和審美形式的「永恆魅力」問題.這個問題一方面在於古典藝術和審美形式表達了人的最根本的內在要求,是一種符合「美的規律」的表達,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種審美意識形態曾經與人類生活的某一階段社會現實高度一致,是人類真正掌握世界的對象化形式；（4）藝術和審美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中,或者說在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隨著「世界文學」的形成和發展,各種民族文學必然發展,並形成新的、當代的意義.馬克思的這些思想散見在他不同時期的不同著作中,呈現出不系統、以及大量借用經濟學等其他學科的概念或隱喻來表達的弱點.但由於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深刻性,以及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論的特殊提問方式,使之成為20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的文論和美學思潮的理論源泉.
與馬克思生活的時代不同,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論面對的一個重要變化是,藝術和現實生活特別是充分商品化的現實生活已經從啟蒙主義時代的相敵對關系轉變成一種實質上是相協調、相一致的關系,藝術和審美作為意識形態現象,變得十分復雜而且充滿著辯證的豐富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陌生化」或者說「審美變形」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論的中心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陌生化」和「審美變形」與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的「陌生化」概念在內涵上有重要的區別.後者是將日常生活語言、日常生活現象和生活經驗陌生化,通過差異和距離產生「美」；前者則是將已經形式化的藝術和美或者說已經日常生活化的藝術和美「再陌生化」,通過差異和解構產生出對美化了的文化和社會現象的批判.真正藝術所具有的啟蒙作用,以及對這種啟蒙力量產生根源的思考和研究成為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的基本問題.
與法蘭克福學派的美學理論,薩特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以及阿爾都塞學派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不同,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主要是從工人階級、少數民族等被壓迫的社會群體的角度,以及這些群體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來研究和說明大眾傳媒與審美規律相互結合、共振的文化條件下審美啟蒙的機制和可能性問題.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發現,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並不是簡單的異化現象或者說只有消極的否定性意義.從五十年代的雷蒙·威廉斯、霍加特,到近年來十分活躍的特里·伊格爾頓、斯圖爾特·霍爾、佩里·安德森、托尼·本尼特等人,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通過研究指出,商品經濟、傳媒技術、現代文化機制本身是一個豐富而充滿多種可能性的現實,理論的任務不是高傲地對這個現實下判斷,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對其中的豐富意義和多種可能性做出切實的、有說服力的研究和闡釋.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問題,藝術和審美的「陌生化」和「變形」作用,其實質不是割斷藝術與現實的聯系,重要的是通過藝術活動和審美來實現審美啟蒙.區分兩種藝術、兩種美的根據,不是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批判能力」,而是以現實生活經驗為基礎的審美交流能力.[②]
審美意識形態問題和文化研究問題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十分重視的研究領域,也是20世紀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取得較大成績的領域.由於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與工人階級生活、與工人運動關系較為密切,由於英國文化重視經驗、重視感性存在的學術傳統和文化傳統,也由於馬克思曾經長期僑居英國,對英國的學術研究具有較為深廣的影響,還由於在20世紀中葉以來,英國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落後於美、法、德等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當代社會生活中英國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文化矛盾十分復雜,出現了一些資本主義勢力相對薄弱的環節,也產生了許多不同於德、法的新的現象,加上其他原因,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重要方面始終處於十分活躍的狀態,產生了許多有創見的觀點和理論模式.在我看來,在這些觀點和理論模式中有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這就是關於審美意識形態問題的思考和研究.
英國作為雪萊、拜倫、柯勒律治、華茲華斯,以及莎士比亞、狄根斯、哈代、喬伊斯等文化巨匠的故鄉,對文學的研究和闡釋一直被置於很高的地位,這也是艾略特、利維斯等學者強調文學性和精英文化的傳統方面的原因.對於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論而言,在20世紀,一個新的、重要的現象出現了,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生前沒有碰到也沒有預料到的,這種新的現象就是大眾文化的出現,並且迅速發展成為一種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現象.在20世紀,所有有建樹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論,都以不同的形式思考和回答了大眾文化所提出的新的問題.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們以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為基礎,深入研究了20世紀新的文學關系和審美關系,對以大眾傳媒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大眾文化以及不同形式的亞文化研究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發現在大眾文化中所實現的交流對於認識現代生活、把握現代社會的現實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古典藝術、浪漫主義藝術所無法取代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學者們,從對當代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和審美活動的深入研究中,努力尋找一條建設新的文化和新的社會生活的方式和道路.文化的領導權問題事實上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中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事實證明,這個方面的革命是十分漫長的過程,其重要性決不亞於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革命,但其艱難的程度卻遠遠大於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革命.
從這個角度分析和理解問題,我們可以較為清楚地區別審美意識形態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異同之處.我們認為,審美意識形態理論和文化研究都是20世紀文論和美學研究對當代藝術和審美經驗做出積極反映的理論方法和理論模式,兩種理論有著大致相同的研究對象,這就是隨著後工業化社會的來臨,對以大眾傳媒為基礎和媒體的當代文學藝術現象的研究,以及對當代藝術形式、審美活動與當代人的生活經驗、生活方式關系的研究.主要區別在於,審美意識形態理論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方法為基礎,不僅研究當代大眾文化的產生及其規律,而且分析其中的審美關系和社會關系,有著十分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以及理論上的批判精神；相比之下,「文化研究」是包容性比較廣的概念,作為一種學術思潮,「文化研究」強調打破原有的學科壁壘,根據研究對象的特點開展各種模式的跨學科研究,因此,「文化研究」通過中性的「文化」概念,模糊了學術研究的理論立場問題,在「文化研究」的旗幟下,可以有不同的理論方法和理論流派.[③]
大眾文化的出現和發展是以現代傳媒技術的發展為基礎的.隨著無線電技術、電影、電視技術的發展,以及近十年網路技術的發展,人們的情感交流和表達模式發生了根本變化,在理論上說明和分析這種變化,成為對馬克思主義美學創造力以及適應時代變化能力的考驗.法蘭克福學派是最早對現代大眾文化做出系統研究的理論學派,他們的貢獻是透徹地分析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用大眾文化製造審美幻覺,進行文化控制的復雜機制.阿多諾、馬爾庫塞、本雅明、霍克海默、弗洛姆等哲學家、美學家和思想家,對電影、電視劇、廣播劇、流行音樂的深入研究,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現代社會的國家機器有效地控制和掌握著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情感表達模式的控制和影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成功地實現了對現代社會大眾的深層控制——情感控制或者說無意識層面的控制,文學藝術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敵對力量轉化為意識形態控制的主體.法蘭克福學派用「文化工業」等概念,說明了大眾文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謀關系.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指出,德國法西斯的興起,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效地控制和利用了廣播、報紙等大眾媒介的結果.法蘭克福學派運用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的異化理論,對現代社會中人的全面異化,包括情感和審美活動的異化狀況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對「文化工業」等大眾文化形式的虛幻性、蒙蔽性作了尖銳的批判.這種批判即便現在看來也仍然有合理的和積極的一面,但是由於對新的審美關系和藝術形式的積極作用缺乏研究,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把審美啟蒙的可能和希望寄託在先鋒派的文學藝術身上.當先鋒派藝術證明自己負載不了批判理論的革命的要求時,法蘭克福學派很自然的陷入濃重的悲觀主義情緒之中.一直到了哈貝馬斯、墨菲等這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手中,這種偏頗才得到了調整和改進.
阿爾都塞學派是1968年「五月風暴」失敗後產生重要影響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美學學派.在哲學上,阿爾都塞批評了法蘭克福學派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簡單化錯誤,對意識形態的復雜性、實踐性,以及意識形態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給予了更深入全面的論述.在美學上,阿爾都塞明確地提出了藝術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問題,思考了有沒有不是意識形態的藝術,以及真正的藝術的實質和基礎等理論問題.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直接影響了馬歇雷、克麗斯蒂娃、福柯、詹姆遜、伊格爾頓等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和文論家,在基本理論的研究方面,對審美意識形態的批判性作用做出了進一步的分析和較大的發展.一方面將批判的對象從流行音樂、好萊塢電影、肥皂劇等簡單的大眾文化形式,擴展到所有的審美文化領域；另一方面,超越了文藝社會學的分析方法,注重從學理上分析和剖析審美意識形態的機制和作用,以及超越審美意識形態的可能性等等.阿爾都塞學派的意識形態理論,吸取了多種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其中的「多元決定論」、「文學藝術是意識形態的一種形式」等觀點,都受到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啟發和影響.[④]我們認為,審美意識形態理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美學的具體理論框架,是從歷史唯物主義一般原理到具體的美學理論的中間環節.阿爾都塞學派的理論貢獻,就在於對審美意識形態理論的諸多問題作了較為系統的分析和論證,為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與阿爾都塞學派的興起大體同時,在英國,由雷蒙·威廉斯、湯普森、霍加特等人開始,自20世紀60年代後期以來,在英國發展起了另外一種模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和文學理論,其理論上的重要特點是高度重視對現代大眾文化的研究,深入研究了大眾文化的若乾重要問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學理論的發展.威廉斯以及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論工作是從批判艾略特、利維斯等人的精英主義文學觀點開始的.威廉斯認真研究了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發展的關系,指出少數人代表的精英主義文學觀不可能解釋文學的新的發展,特別是不能解釋和說明大眾文學的活力和社會意義.學院派的文學觀點把活的文學與社會割裂開來,窒息和扼殺了文學的生命力.威廉斯在《文學與社會》、《漫長的革命》、《城市與鄉村》等一系列著作中,論述了新興的大眾文化的社會基礎、審美意義以及強大的生命力.
雷蒙·威廉斯的大眾文化理論是建立在其文化唯物主義的基礎上的.威廉斯將文化劃分為三種類型：主流文化、剩餘文化、新興文化,其中只有新興文化與現實生活中最內在、最真實、最豐富的生活經驗保持著直接的聯系,是真正有生命力並且與未來相聯系的文化.大眾文化就是現代社會的這樣一種文化.作為一位富於原創力和理論激情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威廉斯對以工人階級的生活、情感為主要對象的大眾文化所具有的潛在革命意義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大眾文化作為現代都市社會的文化現象,不僅與技術、傳媒等物質生產領域的革命性發展相聯系,而且與現代都市社會的主體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情感和願望相聯系.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模式中,工人階級之間的人際關系和情感表達模式,無疑具有值得重視的新的東西.雷蒙·威廉斯的學生,著名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和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在他最近的論文《再論基礎與上層建築》中提出,文化（意識形態）的作用不僅僅是保護和促進經濟基礎的發展,在後現代和知識經濟的時代,文化（意識形態）的作用應該重視人類滿足了物質方面的要求之後的需要,這種需要是與人的剩餘需要以及人性的內容相聯系的.滿足這種需要的文化（意識形態）就顯得更為復雜,內涵上也更為豐富.[⑤]
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美學理論是繼法國阿爾都塞學派之後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化理論的重要發展,其理論研究的成果應該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美學理論,雖然十分重視技術和媒介在當代文化和文學發展變化中的重要作用,但只把它作為基礎和條件,其理論思考和研究的重心在於對文化（意識形態）與當代日常生活經驗關系的研究,特別注意新興文化與工人階級生活關系的研究,重視少數民族和被壓迫群體情感和願望的審美表達,重視對文化中超越直接的經濟利益的若干因素的研究,將審美意識形態的復雜機制問題作為解決當代政治和社會問題的一種方案和途徑,初步實現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從批判模式向建設性模式的轉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在文化對社會的發展日益顯得重要的時代,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能給我們許多重要的啟示.
二、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的社會基礎和文化背景
英國《新左派評論》雜志主編佩里·安德森在1976年出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中曾經分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點：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走向低潮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在社會基礎上與工人運動相脫離,研究問題從政治和經濟問題轉向文化和藝術等意識形態領域,理論風格表現為濃郁的悲觀主義等等.
在80年代後期出版的《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書中,佩里·安德森分析了歐洲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軌跡,指出在1968年之後,歐洲馬克思主義的生長點和理論版圖的中心已經從德法轉移到英國,理論研究的重心也從較為簡單的藝術和審美問題轉向對政治、經濟、社會學、文化研究的廣泛興趣.安德森寫道：
在過去10年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地理位置已經從根本上轉移了,今天,學術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說英語的地區,而不是象戰爭期間和戰後的情形那樣,分別落在說德語或拉丁語民族的歐洲.這種地域性轉移表明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歷史性變化,在馬克思主義文化傳統上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世界,突然間很多方面都已變成最先進的了……[⑥]（P24）
這個現象曾經在很長時間里讓佩里·安德森和許多左翼學者困惑不解,安德森自己的解釋是,一方面,英國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具有較為密切的聯系.隨著英國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的提高,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研究重心重新轉向政治、經濟、社會學和文化研究領域.另一方面,英國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編年史的研究方面有深遠的傳統,對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和基本問題的研究始終處在領先的位置.[⑦]P24～26）而另外一個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則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文化.英國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它在文化方面的豐厚以及極為深刻的矛盾性,為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發展提供了某種前提.[⑧]我們認為,把佩里·安德森的解釋和特里·伊格爾頓的觀點結合起來較為全面與合理,也就是說,其中的原因既有社會基礎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
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發展十分重要的方面.由於20世紀社會生活和文化的特殊性,文學理論和美學事實上成為學術思潮十分重要的風向標.在文學理論和美學方面,20世紀英國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重要事件大體包括：20世紀30年代的「考德威爾爭論」,1960年《新左派評論》創刊及其逐漸擴大的影響,1963年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及2002年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關閉,80年代引起廣泛討論的「葛蘭西轉向」,2001年伊格爾頓離開牛津大學等等,這些事件說明,英國馬克思主義沒有脫離現代政治生活和社會矛盾的前沿,逐漸探討和接近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立場這個「阿基米德點」,從文學批評和審美經驗的角度對當代社會生活的重大現象作出理論反應,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和啟蒙思想.
考德威爾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一個具有象徵意味的形象.他在20世紀30年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相對落後的英國,經過自己孤獨的努力,成為經典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最後一位「最博學的人」,他的代表作《幻想與真實》達到了他那個時代馬克思文學批評的最高水平.弗朗西斯·馬爾赫恩這樣評價考德威爾：
考德威爾也許是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最後一位知名的博學學者了.他用最新掌握的理論工具,重新處理從自然科學、哲學、人類學、心理分析與文學等領域獲取的廣博知識,試圖對現實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綜合.物理學與詩歌——基礎科學與最高貴的語言藝術——是他最精心鑽研的課題……考德威爾不僅是一個激進的文人,還是一個忠誠的,普通的共產黨人,他參加了西班牙的國際旅.在西班牙,不過幾個星期,就在戰斗中犧牲了,當時他還不滿30歲.[⑨]
在20世紀30年代,考德威爾的文學理論和批評實踐雖然還處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和支配之下,但以其新穎的創新和理論的激情預示著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美學模式的轉型.
考德威爾英年早逝,但他以一個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的勇敢,實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會思想.這種知行統一的理論模式,對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但考德威爾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新的理解,包括對幻想和想像在個人經驗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強調,也引起了左翼陣營和共產黨員內部的一些理論家的不滿,從而引發了在30～40年代十分著名的「考德威爾爭論」.這場論爭在時間上與德國的「表現主義論爭」幾乎同時,表明經典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發展了的現實和文學藝術實踐條件下的某種不適應狀態.
在20世紀40年代,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逐漸走向勝利,英國資本主義社會和文化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推行和福利主義的興起,使英國老牌資本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在文學藝術方面,大眾文化的興起和發展,廣播、電視、電影、流行音樂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大眾文化與社會不同階層的復雜關系特別是大眾文化與工人階級以及與青年的關系,逐漸引起了一批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理論家的高度重視.1963年,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首任中心主任為理查·霍加特.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與在劍橋大學任教的雷蒙·威廉斯相互呼應,提出了從廣義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學與藝術,把文學藝術與當代社會生活,與當代人的審美經驗和社會經驗聯系起來研究和闡釋的工作思路,努力為都市社會工人階級以及其他受壓迫者階層的審美經驗和情感意義辯護並做出理論上的說明.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把文學藝術的研究范圍擴大到對流行音樂、電影、電視劇、廣告等大眾文化領域的研究,深入分析了這些新的文化形式的審美意義.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開創了後來稱為「文化研究」的學術方向.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1958）、《漫長的革命》（1961）、理查·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E·D·湯普森的《威廉·莫里斯：從浪漫到革命》（1955）、《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等著作的出版,標志著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美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的轉變.從此,變化著的審美經驗,亞文化群體中的反抗和文化沖突,大眾傳媒與審美形式的新變化等問題,成為英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學批評的重要主題.在伯明翰大學CCCS被關閉之後,曾經長期在該中心工作的Gargi Bhattacharyya 在接受中國學者訪問時這樣描述了CCCS發展的社會條件以及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1968年之後的幾年對英國來說仍舊是艱難的時代.經濟發展異常迅猛,盡管並非每個人都能馬上直接從中受益,但人們開始感到生活正在變好,正在變得越來越富裕,人們突然得到了他們的父輩做夢也沒有想過得到的東西.Popular Culture也開始流行,英國在人們心目中突然變成一個很有希望的國度.然而,緊接著,1973年的石油危機,又將英國和許多西方國家拋入艱難境地,出現許多工業爭端,大批勞工組織相當不滿並開始罷工,英國似乎一夜之間就能被摧毀.很多大城市出現腐臭的垃圾,人們意識到,如果工人階級對生活狀態不滿,生活質量就會改變.而且,當時的貨幣也很不穩定,很脆弱.此前的樂觀和幸福的生活曇花一現之後,似乎從未有過地離他們遠去.這時的知識分子開始了進一步的思考：如何生存?日常文化空間是什麼?反抗的空間在哪裡?當人們特別是女性對他們的權利擁有危機感時,如何重新組織群眾運動或任何形式的運動?經濟危機時期,人們更容易走向右翼意識形態,因而,種族主義驟增,各種類型的種族沖突不斷.人們不僅用馬克思主義傳統來分析,同時也受到其他哲學人文論爭的廣泛影響,比如,後結構主義.當然,關於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歐洲人接觸更多的可能還是前蘇聯意義上的,而非中國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
② 求《保衛資本論》作者薦讀的文獻、作品、文章
保衛《資本論》參考文獻（列國志資料庫 供交流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出版。
該著創立了所謂的「七類文獻法」，用於進行指導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和構建。
Ⅰ.馬克思主義經典
《資本論》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04。
《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資本論》第1卷（德文一版），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32卷，人民出版社，19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34、47卷，人民出版社，200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
《剩餘價值學說史》，郭大力譯，上海三聯書店，2009。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
《剩餘價值理論》，人民出版社，1975。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97。
《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人民出版社，1978。
《列寧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4。
《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2012。
《列寧專題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人民出版社，1950。
《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74。
《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
《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1999。
Ⅱ.國學
《周易》（楊天才等譯注），中華書局，2011。
《國語譯注》（汪濟民等），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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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譯注》（楊伯峻），中華書局，1980。
《大學中庸譯注》（王文錦），中華書局，2013。
《孟子譯注》（楊伯峻），中華書局，2012。
《楊伯峻〈孟子譯注〉商榷》（白平），中華書局，2013。
《楚辭譯注》（董楚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呂氏春秋譯注》（張雙棣等），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新編諸子集成》，中華書局，1961～2014。
《史記》（韓兆琦譯注），中華書局，2007。
《春秋繁露》（張世亮等譯注），中華書局，2012。
《全唐詩》（彭定求等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唐詩一萬首精選》，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2。
《唐宋詞鑒賞辭典》（唐圭璋等），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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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全詞》（劉瑜編），山東友誼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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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選集》（景海峰編），吉林出版社，2005。
梁漱溟：《人心與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熊十力：《論六經·中國歷史講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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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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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天瑜：《「封建」考論》（修訂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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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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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觀濤等：《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增訂本），法律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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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增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增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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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高銛等譯，商務印書館，1981。
拉布里奧拉：《關於歷史唯物主義》，楊啟潾等譯，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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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偉：《實體與形式對偶說的邏輯不足和拓展方向——與裴宏博士商榷》，《當代經濟研究》2013年第11期。
許光偉：《〈資本論〉中具有怎樣的二重性學說——與劉召峰博士的幾點交流》，《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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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欣：《資本理論——有效需求與貨幣理論》，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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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羅賓遜：《經濟學論文集》，顧准譯，商務印書館，1984。
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馬清文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
孟捷等：《金融資本與「階級—壟斷地租」——哈維對資本主義都市化的制度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8期。
米克：《勞動價值學說的研究》（第二版），陳彪如譯，商務印書館，1979。
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
汪丁丁：《新政治經濟學講義：在中國思索正義、效率與公共選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沈越：《論古典經濟學的市民性質——馬克思市民理論再探討》，《經濟研究》2013年第5期。
斯拉法：《用商品生產商品——經濟理論批判緒論》，巫寶三譯，商務印書館，1963。
榮兆梓等：《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通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榮兆梓：《企業制度：平等與效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威廉姆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論企業簽約與市場簽約》，段毅才等譯，商務印書館，2002(Free Press,1985）。
吳宣恭：《論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生產方式范疇》，《當代經濟研究》2013年第3期。
許光偉：《論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協同創造價值——關於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現代化的一般思考》，《當代經濟科學》2003年第2期。
許光偉：《再論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協同——從馬克思的協作理論說起》，《制度經濟學研究》2004年第1期。
許光偉：《中國國有企業歷史特性分析》，《經濟評論》2008年第1期。
許光偉：《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角度再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改革開放30年成功實踐的理論啟示》，《當代經濟研究》2008年第10期。
許光偉：《生產要素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建構性分析——實踐邏輯域中的思考》，《經濟學家》2012年第8期。
許光偉：《發生學與中國經濟學建構：一個引論》，《中國經濟問題》2013年第2期。
楊繼國：《價值運行論綱》，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楊繼國：《論虛擬經濟的特殊「供求規律」》，《廈門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楊小凱：《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張定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余斌：《45個十分鍾讀懂〈資本論〉——余斌的解說》，東方出版社，2011。
張忠任：《數理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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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偉：《馬克思企業理論：現代範式》，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2007。
《馬克思主義思想辭典》，陳叔平等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
《伯恩斯坦文選》，殷敘彝編譯，人民出版社，2008。
《拉法格文選》，人民出版社，1985。
《盧卡奇自傳》（杜章智編），李渚青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
《王亞南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1989。
《衛興華自選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嚴復集》，中華書局，1986。
許光偉_網路
許光偉[1]（概述圖來源[2]），《保衛〈資本論〉》一書作者。[3]當下一位寫作風格特立獨行的歷史經濟工作者、研究者。[4-5]1971年8月生於安徽滁州。[2]工作於江西財經大學，教授[1]、碩士生導師[6-7]。涉獵《資本論》[1]、當代中國經濟[1]、企業理論等多個研究領域與專業方向。[1]目前從事中國經濟學研究。[2]
本著「多路進，狹路退」的治學理念，醞釀了十載，運思了十年[8]，於2014年底推出學術成果《保衛〈資本論〉》[9]，副標題：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3]。其貫串了許光偉教授的前期成果[10-11]：各個研究路徑和類型的學術論文[12]，貫串其所喜愛之歷史和文化。[9]由於信奉中華歷史和世界歷史「和而不同」，致力於書寫「學術整史」邏輯[13]，於是演繹出「國學馬克思主義[13]+中國經濟學」[14]的相生相剋[15-16]的經濟思維來[14]，使學術呼籲成為了實實在在的話語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