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空間效應

Ⅰ 西方經濟學：為什麼生活必需品的消費者剩餘空間大

消費者剩餘是消費者願意對某商品支付的價格與實際支付的價格之間的差額。而版生活必需品是人們生活下去的權根本，很重要，沒有生活必需品，生活不下去，所以不管它的價格是多少人們願意支付，而實際支付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小，所以生活必需品的消費者剩餘空間大。

Ⅱ 空間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有何淵源關系

克魯格曼發表於1991年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一文被視為空間經濟學向主流經濟學回歸的標志，也是新經濟地理學發展的開端。20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家將馬歇爾的外部性理論、哈里斯的市場勢理論、繆爾達爾的因果循環積累效應納入到了一個統一的框架，通過廠商層次上的報酬遞增、運輸費用、要素流動和相互作用分析，為傳統的空間分析和區域科學分析產業空間集散提供了新的啟發。

Ⅲ 從經濟學論述空間的重要性

空間經濟學是根據時間、層次、傳統三維空間相互轉化原理研究經濟發展規律、預測經濟發展趨向、進行經濟空間布局、調整產業空間結構、取得經濟規模效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是結構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轉化的中間環節。空間經濟學與結構經濟學使發展經濟學成為科學。

空間經濟學是當代經濟學對人類最偉大的貢獻之一，也是當代經濟學中最激動人心的領域。空間經濟學是在區位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多門學科的總稱。它研究的是空間的經濟現象和規律，研究生產要素的空間布局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

既然經濟的全球化加速了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既然一國之中生產要素的流動並無更多的限制,為什麼仍有那麼多經濟活動的集聚?在經濟開放和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國經濟活動的區位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一國或一個地區是贏得「中心」地位,還是淪為「外圍」?一個國家或地區如何參與國際分工?這些問題都是十分具有現實意義的。

Ⅳ 空間經濟學的產生影響

空間經濟學是一門區域科學、城市經濟學、國際貿易學、經濟地理學、經濟史學等眾多學科融合和交叉的學科。這些不同領域的研究者,現在有了一個共同的平台,可以盡興地借他山之石攻其玉,同時也可以為這個更廣泛的研究領域貢獻各自的智慧,為新學科的發展而努力。
藉助於空間經濟理論,我們可以考慮中國區域收斂和非均衡發展問題。譬如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國已有珠三角這個製造業中心,其他地區是否還可以建成珠三角似的製造業中心?「中心—外圍」理論告訴我們有時多中心和單中心的地理都是穩定的——如果過去已有製造業中心,自然它會得到維持;如果起初沒有,則未必會形成中心。事實上亦是,長三角的製造業中心地位得以維持,而東北或中西部至今也沒有形成新的製造業中心。當然,東北和中部地區一些省份也有很好的工業基礎,強化這些基礎也有望成為次級中心。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多中心地理應是一種穩定均衡結構。中國實施開發西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有助於這種多中心地理穩定均衡的實現。
用空間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我們可以考慮在中國為什麼是在這個地方而不是在那個地方形成了諸如廣州或上海或北京的經濟體?為什麼上海周邊還會有諸如杭州、南京之類的次級城市?在中國應有多少個類似於珠三角或長三角之類的城市層級體系?隨著人口增長和變遷,經濟如何從單中心地理演化成多中心地理?中國如今的城市空間結構與改革開放前相比,與新中國建立前相比,是如何演變的?未來趨勢可否預測?空間經濟學將會大大拓展我國城市經濟學與區域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不僅是經濟學者和經濟地理學者,史學家也可以在這方面大有作為。空間經濟學的核心主線是集聚,為什麼一個特定的行業集聚在一個特定的地方?是歷史偶然事件的影響、循環累積的自我實現機制和預期的作用。歷史和偶然事件是產業區位的源頭,而循環累積過程猶如滾雪球般的效果導致產業長時期地鎖定在某個地方。城市的起源和成長也同理。城市本身就是生產要素的集聚地,是各種優質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集聚。我國史學界最近十年來對美國城市化的研究成果豐碩。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它在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城市化進程,速度之快,程度之高,令世人矚目。美國的經驗對中國目前的城市化道路很有借鑒意義。在對美國城市化的研究過程中,一些學者注意到中美部分城市和區域雖然在城市化發展的水平和程度上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但它們在城市化進程中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並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Ⅳ 空間經濟學的定義

空間經濟學是根據時間、層次、傳統三維空間相互轉化原理研究經濟發展規律、預測經濟發展趨向、進行經濟空間布局、調整產業空間結構、取得經濟規模效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是結構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轉化的中間環節。空間經濟學與結構經濟學使發展經濟學成為科學。

Ⅵ 空間經濟學的發展情況

四十多年前，艾薩德(Isard W.)就抨擊經濟學分析是「在一個沒有空間維度的空中樓閣中」進行的。1956年，他出版了《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書，將馮．屠能、韋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為一個統一的易駕馭的框架，把區位問題重新表述為一個標準的替代問題：廠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權衡運輸成本與生產成本，正如它們做出其它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潤最大化的決策一樣。這是一種開創性的貢獻。但艾薩德也未能將空間問題帶入經濟理論的核心，其原因是艾薩德並沒有提出一個一般區位均衡的理論，他的模型沒有考慮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只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空間模型，他沒有對這個空間模型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相反，他開創了一個折衷的應用領域——區域科學。艾薩德定義區域科學是研究」確定可在某一區域有效地從事生產並獲取利潤的單個或集團產業；改善區域內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區域內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區域內產業的集聚和分散，獲得區域內資源的最有效的利用。」當把區域的劃分看作空間資源經濟的基礎，而不是把行政劃分作為考察的限制條件，區域內資源具有近似性，其相互關系是一個空間中的密切的經濟協作關系，那麼自由貿易區（如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如歐盟）等可以看作是大區域概念，它是一種以空間資源為基礎的國家或地區的集合。為什麼二戰之後的世界經濟獲得前所未有的飛速發展，卻兩極分化更嚴重，各國之間、區域之間的差距更大了？這種區域經濟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回答這些實際問題，也有助於我們認識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但是，區域科學不是一個統一的學科，它缺乏一個完整的理論（註：克魯格曼指出：「區域科學不是一個統一的學科。准確地說，它是一個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則相當先進，它可以幫助人們解決實際中出現的涉及空間的問題，而無需等到我們有了一個出色的理論才來解決。我認為經濟學家們應該給予這種鬆散、但已盡力而為的理論化的工作更多的關注和尊敬。但同時，被標榜為區域科學的那種折衷作法絕對不能取代一個真正完整的理論；艾薩德所做的偉大工作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見貝魯格曼《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第60頁。）。
1969年，Jacbos出版了《The Economy of Cities》一書，新城市經濟學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風靡一時。它的研究對象是城市系統，城市的內部空間結構（註：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協會排出的「經濟學分類表」將城市與區域經濟學劃分為一類，城市經濟學含城市經濟學與公共政策、住宅建築經濟學、城市運輸經濟學。）。但是，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呢？沒有很好的解釋。這樣的文獻有著和馮．屠能的經典模型同樣的基本缺點，那就是假設存在一個中心，但沒有解釋為什麼存在一個中心商業區，在它的周圍形成了城市，盡管也可以用集聚經濟來做些說明；但總不是那麼令人滿意。特別是關於單中心城市的假設，與現實世界偏離太大，使得這類模型的現實解釋力很差。 空間經濟研究的是關於資源在空間的配置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問題，盡管區位理論擁有長久的歷史，但是，與時間不同，空間一直也沒有能夠成功地納入經濟學主流。
1991年和1995年，麻省理工學院連續出版了克魯格曼的新著《地理和貿易》、《發展、地理和經濟理論》，這是克魯格曼在美國和比利時幾所大學所作的系列講座的內容。他用「地理」而不用「區位」為書名，是因為「區位理論是經濟地理學這個更加廣闊領域的一部分」。克魯格曼定義的經濟地理，是指「生產的空間區位」，它研究經濟活動發生在何處且為什麼發生在此處。為什麼研究這種經濟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魯格曼以三個理由說明之：首先，國家內經濟活動的區位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對於美國這樣的大國來說，生產的區位是和國際貿易一樣重要的問題；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國際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之間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了，譬如用標準的國際貿易範式來談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關系就越來越沒有意義了；第三，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紀80年代的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告訴人們一個新的經濟學世界觀，卻很難從貿易、增長和商業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說明這就是世界經濟實際運行方式，但研究國際國內經濟活動的區位時，這樣的證據就不難找到，因此，經濟地理為新貿易理論、新增長理論等提供了一個思想和實證的實驗室。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對經濟發展和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作用在過去的十年中異乎尋常地重新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克魯格曼引導了經濟地理和空間經濟學的復興。
1999年，麻省理工學院又出版了克魯格曼的新作（與Masahisa Fujita和Anthony.J.Venables合著）：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空間經濟：城市、區域和國際貿易》）。該書概述了過去十年來關於空間經濟及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的最新成果，不僅將經濟活動的空間定位與克魯格曼早期的「新貿易理論」聯系起來，而且也建立了嚴謹而精緻的空間基本模型。在這之前的關於空間的經濟學理論，都有一個致命的缺陷：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那種存在收益遞增時的市場結構。他們的模型均是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這些便利假設條件下的分析，沒有找到某種方式來處理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的問題，這使得空間問題過去一直是主流經濟學中的一個盲點。克魯格曼是主流經濟學派的衣缽傳人和捍衛者，又是經濟學的建模大師，他不僅常常極富原創性地先於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經濟問題，而且還會對其建立起令人驚嘆的深刻而簡潔優雅的模型，等待後來者的進一步研究，他常常是新領域的開拓者和引路人。最近十年來克魯格曼等人關於空間的研究工作，意味著空間經濟將成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 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消費者（家庭）、廠商、產業和經濟，研究這些經濟單元的存在、活動和相互作用。空間經濟學更強調的是廠商的地點，產業的區位，雖然勞動力既是廠商投入的要素，又構成產品消費的市場，作為廠商存在的基礎是不言而喻的，但空間經濟學只是把消費者（家庭）作為研究平台的基座，而不是擺在研究平台上。因此空間經濟學中廠商、產業和經濟構成三位一體的研究單元，人的定位不在研究范疇中，而公司的定位是問題的焦點。
空間經濟學與我國傳統的經濟地理學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我國，經濟地理學是大學地理學系人文地理專業下屬的一個分支，經濟學界也有研究經濟地理的，區域經濟和城市經濟實際上成了其代名詞。區域系統或城市系統的構成是十分復雜的，它包括人類社會本身以及與人類社會有關的各種基本要素、關系和行為，區域經濟或城市經濟必然與人口經濟、資源經濟、環境經濟和社會學有較高的重疊，以致於區域經濟學究竟是屬於經濟學科，還是屬於地理學科有爭議，有些定義為介於經濟學與地理學之間的邊緣學科。盡管克魯格曼的空間經濟學的模型研究中也涉及到區域和城市的概念，但那是空間與經濟單位的融合。區域經濟學和城市經濟學將區域或城市看成是既定的，研究這些既定的現存的系統運行狀態和可持續發展，而空間經濟學研究的是廠商、產業和經濟三位一體的活動和相互作用，經濟區域和城市的形成是這些活動和相互作用的過程和結果，不是既定的假設存在，而是內生變數。

Ⅶ 經濟學的最高榮譽是什麼 我是學經濟的 經濟學有什麼發展空間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的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系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的科學。

Ⅷ 幫忙解釋一下「經濟學」的功能

經濟學的客觀夢想

有關經濟學家的笑話很多，且貶遠多於褒。不過，很少有經濟學家對此耿耿於懷，因為經濟學家這個行業依然是最受關注、最有地位、最能賺錢的行業之一；也依然不斷有人試圖進入經濟學家的行列。所以，很多經濟學家自己也常常談起此類笑話，看似自嘲，實則自誇。當然，也有些此類笑話是沒有貶義的，或者對於經濟學家自己來說，不覺得是貶義的。其中一則笑話說的是，一群物理學家看到經濟學家所用的數學知識，感到大為吃驚：經濟學居然用如此復雜的數學！經濟學家看到物理學所用的數學知識，同樣大為吃驚，物理學居然用如此簡單的數學！在一些人看來，這是在嘲笑經濟學對於數學的過分使用。而對於經濟學家來說，這卻是在褒獎經濟學家所用的工具越來越先進，自然也就越來越朝著精確的自然科學的方向發展了。

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對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傾向很不以為然，認為經濟學家與他們其實並沒有什麼兩樣；自然科學家們更不認為經濟學是一門自然科學。而經濟學家們則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搖擺。經濟學家們自然希望經濟學被認為是自然科學，因為自然科學更加精確，而且更加客觀。客觀與精確正是經濟學家們自我標榜且引以為豪的地方，而且希望憑此區別於其他社會科學家。經濟學家以理性人為出發點，引入了邊際分析和廣泛的數學工具，試圖建立一個客觀、精確的經濟學帝國。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強調實證經濟學的重要性，著重就某一個現象進行解釋，認為經濟學應該說明的是「是什麼」，而不是「應該是什麼」，因為後者往往帶有太多的價值判斷，而價值判斷難免包含太多的個人利益。

到了今天，計量經濟學更是如日中天，在中國尤其如此。翻開中國最有名的經濟學學術期刊，絕大多數都是計量文章，甚至某些期刊已經到了沒有計量的文章便不能發表的地步。中國經濟學家在國外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也幾乎全部是計量文章。為什麼計量經濟學會如此興盛呢？說到底無非是經濟學追求所謂客觀、真實與精確的結果。計量經濟學通過不斷改進的工具、大量的數據和嚴謹的方法為經濟學建立起了一個看似精確與客觀的經濟學帝國。但是，事情果真如此么？

經濟學家的客觀

2004和2005年是中國經濟學的多事之秋。從郎咸平炮轟格林科爾開始，中國大陸的一些著名經濟學家與郎咸平展開了激烈交鋒，甚至很多具有人身攻擊意味的詞語從一些名經濟學家的口中說出。這場爭論最後幾乎演變成了全民參與的爭論。從網路上看，郎咸平幾乎是大獲全勝，但是，也有人統計說，學習經濟學的人大多反對郎咸平。眾所周知，與一般人相比，學習過經濟學的人多半更加右傾，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也絲毫不奇怪。在這場爭論中，毫無疑問，很多經濟學家和學經濟學的學生是從「客觀」的角度來論述的，而經濟學的所謂客觀就是「效率」。對於自我標榜為客觀的經濟學而言，選用效率作為評價經濟政策或者經濟表現的標准沒有絲毫的意外。因為，從經濟學的核心假定——人是自私和理性的出發，最終的結果只能用「效率」來衡量，而且，用公平來衡量經濟政策或表現的好壞總是充滿了「價值判斷」，是極其主觀的。

但是，從效率出發也不一定能夠保證經濟學的客觀。特別是2005年格林科爾最終倒閉，其董事長也因為涉嫌犯罪被捕之後，很多人對經濟學家的客觀與中立越來越懷疑。這本身不奇怪，也不能說明大陸的經濟學家就失敗了。但是，隨後傳出的消息無疑讓人吃驚。在與郎咸平的爭論中力挺格林科爾的部分經濟學家曾經在格林科爾的資助下召開過一個學術會議批判郎咸平，並且將爭論上升到改革路線的高度。這其實也沒有什麼，因為郎咸平的確試圖得出一些普適性的結論，所以，將爭論上升為「改革路線」之爭也很正常。但是，在當事企業的資助下舉行的學術會議是否可信就值得懷疑了。更為重要的是，隨後的調查表示，格林科爾付給了這些經濟學家高額的出場費和稿費。而且，還有經濟學家隨後不斷出席由一些大型民營企業，尤其是由國有或者集體企業改制而來的民營企業舉辦的各種會議，高調發言，更是引發了一系列爭論。普通民眾對經濟學們的不信任似乎也在蔓延。

這種不信任是建立在經濟學家為少數人和少數既得利益集團說話的基礎之上的。不過，這種為少數人說話的經濟學家往往會很快被大多數人不信任，並不能對經濟學構成實質性的傷害。即使經濟學家們依然信任這些人，也不要緊，因為大多數民眾不信任意味著經濟學市場必然萎縮。所以，個別經濟學家沒有任何根據的發言並無損於經濟學本身的客觀，只會有損於經濟學家個人或者這個團體的客觀。不過，問題往往是，經濟學本身就是客觀的嗎？

經濟學是否客觀？

經濟學往往有很多基本的假定，經濟學中任何一個理論或者一個模型更是有非常多的假定。這些假定的本意是為了抽象與簡化現實生活，從而增強模型的解釋力。但是，這些假定往往與現實情況不符，由此導致它對現實情況的解釋力不足。事實上，經濟學的發展正是建立在對經濟學假定不斷修正的基礎之上。某種理論或模型的發展也是建立在對某個假定不斷修正的基礎之上。比如，對古典經濟學價格剛性假定的修正，得出了政府幹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完全競爭假定的修正產生了不完全競爭理論；對交易成本為零這一假定的修正產生了新制度經濟學。某個具體的理論或者模型的發展更是如此，從古諾模型到勃川德模型再到斯坦克博格模型，就是通過改變有關廠商競爭變數和競爭方式而得到的。博弈論的發展也是如此，從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到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到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再到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都是基於對一些假定的改進。當然，這些對假定的改進，很多情況下都是越來越傾向於現實。也就是說，這使得假定越來越接近現實。但是，由於一個抽象的理論與模型往往需要很多假定，而要把假定做到完全與現實相符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種不可能除給了經濟學不斷改進的空間之外，也給了經濟學家很多解釋的空間。這種空間其實就是經濟學家的「權力空間」，這個「權力空間」不但給了經濟學們改進理論的可能，也給了經濟學家們爭論和解釋的可能。

如果說理論只是提供了一個想法或者解釋的話，那麼，實證經濟學，尤其是目前高度繁榮的計量經濟學則給了經濟學們證明自身的客觀與精確的機會。很多理論往往相互沖突。比如，收入效應與替代效應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哪一種效應更強呢？這需要實證檢驗。比如說，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有怎樣的影響？不同的理論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哪個理論是可信的？這也需要實證經濟學的檢驗。於是，實證經濟學成了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重要標准。

但是，對於理論經濟學家而言，這種檢驗總是值得懷疑的。就案例檢驗來說。中國的漸進式改革與俄羅斯的休克療法相比，哪個更加成功？印度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哪個更加成功？如果單從目前的經驗來看，毫無疑問，中國改革比俄羅斯改革成功，比印度的也更加成功。但是，如果我這樣說，肯定會被經濟學們認為不嚴謹，甚至被懷疑是否真的學過經濟學，至少也是沒有學好。比如，有很多經濟學家就堅持認為，中國的改革不一定比俄羅斯的成功。因為，盡管從目前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更好，但是，俄羅斯通過休克療法建立起了更好的制度與市場環境，將來的發展可能比中國更快。也就是說，經濟學告訴我們，從長期來看，中俄的發展情況還不一定。不過，正如凱恩斯所說，「長期是對目前的事情的一種誤導，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而且，從長期來看，任何事情都是不一定的，因為誰又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這些事情可能會徹底改變目前中俄經濟發展的全貌。因此，說未來不確定可能是對的，卻是毫無用處的。如果我們只會說不一定，經濟學存在的意義就值得懷疑。也許經濟學家會說，決策是領導者的事情，我們只是提供建議和信息，更加豐富的信息將有助於決策者做出更加正確的決定。但是，如果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是不確定的，而且，對於一個我們都能觀察得到的事實，我們依然說，孰優孰劣不一定。那麼，經濟學作為一門「長期的學問」就是沒有價值的。

同樣，對於實證經濟學家們而言，實證檢驗也是值得懷疑的。且不說不斷改進的計量方法會讓人發現前人所作的實證研究的缺陷，不同的計量方法之間也會產生各種爭論。如果不同的計量方法得出的結果是一致的，倒不會有什麼問題。可是，絕大部分情況下，不同的計量方法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那麼，我們該信任哪一個呢？再者，很多計量研究對數據往往非常敏感，數據的變化往往會導致結果的改變。同樣，熟悉計量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很多情況下，對變數的選擇往往會成為爭論的中心，而變數選擇不同，得到的結果也是不一致的。

再以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例。從庫茲聶茲以來，這一話題一直是經濟研究的熱點，因為這個問題對一個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含義，對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也會形成沖擊。但是，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始終在爭議中進行。國內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近幾年也有所增多。在1990年代以前，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多半表明收入差距有助於經濟增長，或者二者呈現出倒U型關系。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議自然是追求更有效率而不是更公平的經濟政策；1990年代以後，很多研究運用政治經濟模型或者帶有社會學傾向的模型，說明收入差距擴大會導致政治上對投資的抑制，或者對社會地位的過分追求會使投資受到抑制，從而會阻礙經濟增長，而且，相關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種理論分析。這些研究很多發表在很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上，比如《美國經濟評論》、《政治經濟學雜志》。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結論也是莫衷一是。由於不同的研究結果推論出的政策建議是完全相左的，決策者無疑更加疑惑。

經濟學家的解釋空間

理論研究會得到相反的結論不足為奇，實證研究得到相反的結論也很正常。如果我們得到的實證研究結果與理論相悖，我們也許會由此發現一個新的理論，或者發現另外一個藏在證據背後的東西。自然科學常常這樣發展，但經濟學很難這樣發展，原因在於，自然科學的事實只有一個，而經濟學往往能夠發現很多個「事實」。當我們發現實證研究與理論研究的結論相反時，我們多半會去改進實證研究的方法，尋找新的數據，或者提出新的解釋。但是問題隨之而來：經濟學的理論和模型眾多，對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理論提出不同的解釋，而哪個理論正確，往往依賴於實證研究的檢驗。如果實證檢驗的結果也是相反的，由於不同的檢驗結果也能得到不同理論的支撐，我們很難判斷哪一個檢驗或者說哪一個事實是成立的。從而，我們會發現，理論和事實都是不清楚的。

很多初學計量經濟學的人都會發現，數據或者方法的微小變化會使得檢驗結果大不相同。這說明結果不穩健。在很多情況下，尤其在我國的很多經濟學雜志上，我們看到的計量檢驗都是不穩健的。但是，面對這些檢驗結果，我們往往能夠看到很多似乎合乎理論的解釋與說明。或者說，對於不同的計量檢驗結果，作者擁有很大的解釋權。只要結果是顯著的，我們便總能找到「合理」的解釋。最著名的例子來自英國的一位經濟學家。他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太陽黑子的活動對英國的經濟發展周期有顯著影響。很多人都認為這個結論是荒謬的，並以此嘲笑經濟學，但是，按照經濟學家的邏輯，這事還真不一定啊。

好在，計量經濟學的工具在不斷改進，對各種因素的控制也使得計量經濟學越來越精確。但是，經濟學家對理論、對現實、對實證檢驗結果的解釋依然存在很大空間，對同一事情往往存在多種解釋，這無疑讓人煩悶。就像我們看一些小品文，同一個故事，翻來覆去地講，竟然能夠講出幾十個道理，甚至還是完全相反的道理。

正是由於經濟學對結果的解釋空間很大，我們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小心思想背後的利益。經濟學家標榜自己的效率標准，以此說明自己的客觀和中立。可是，阿克頓勛爵的話依然在耳邊回響：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也有翻譯為，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換成經濟學的語言，有權力，就有尋租。而經濟學家對理論、對現象、對實證檢驗結果的解釋空間就是一種權力。因為有空間的存在，就有解釋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必然導致尋租。正如經濟學所認為的，經濟學家絕不是道德上一定高尚的人，相反，他們都是自私的理性人。那麼，又有什麼理由認為他們不會利用自己的解釋空間，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尋租呢？

如果經濟學只是幫助人們解釋現象存在的原因，或者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各種現象，那麼，這種解釋空間的存在沒有任何不妥。但是，每一個經濟學家總是希望自己的主張為決策者所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曾經以為國外的經濟學家可能不會如此，可是一名諾獎得主來復旦大學講演的時候，PPT（PowerPoint 的幻燈片文件）上就幾次出現與美國總統的合影，我頓時知道所有的經濟學家果然都是理性人。而且，就目前看來，經濟學對決策者和普通民眾都有著極強的影響力，如果一個經濟學家，一個理論是服務於少數人的，其後果往往會非常嚴重。所以，經濟學的解釋空間也就相對而言對社會有著潛在的危害。也正因為如此，一個充分競爭的經濟學市場、一個反對壟斷的經濟學市場、一個能夠允許而不是排斥所有人發言的經濟學市場是縮小經濟學的解釋空間、瓦解經濟學的絕對權力的必要條件。同樣，一個更為廣泛的知識市場，一個允許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等等充分表達的學術市場的存在也有利於控制經濟學解釋的空間，從而減少經濟學家尋租的空間。

所以，無論是決策者，還是普通人，當看到一種經濟理論時，請先告誡自己：警惕思想背後的利益。

Ⅸ 空間經濟學的融合創新

—中心—外圍」模式
「中心—外圍」模式考慮的是一個只有農業和製造業兩個部門的經濟,農業是完全競爭的、生產單一的同質產品,而製造業部門是壟斷競爭的、供給大量的差異化產品,具有收益遞增的特徵;兩個部門分別使用一種資源:勞動力;農業僱傭勞動力要素不可流動,而製造業工人可以自由流動;農產品無運輸成本,而製造品則存在 「冰山成本(icebergcost)」。經濟的演化將可能導致「中心—外圍」格局:製造業「中心」和農業「外圍」,條件有三個:當運輸成本足夠低時;當製造業的差異產品種類足夠多時;當製造業份額足夠大時。較大的製造業份額意味著較大的前向關聯和後向關聯,它們是最大的集聚力(克魯格曼特別提倡這種金融外部性是集聚的驅動力)。關鍵系數的微小變化會使經濟發生波動,原先兩個互相對稱的地區發生轉變,起初某個地區的微弱優勢不斷積累,最終使該地區變成產業集聚中心,另一個地區變成非產業化的外圍。也就是說,經濟演化使得對稱均衡在分岔點上瓦解,區域性質發生突變。當然,「中心—外圍」模式能夠發生並不表示必然發生,即便發生是否可以維持也是有條件的。在一定條件下,一個地區形成的產業集聚可以自我維持,但在同等條件下,產業在兩個地區的分布也可能是穩定的。這也表明真實世界中的空間地理結構要比想像的復雜得多。 —城市層級體系的演化
城市究竟是如何出現的?為什麼在人口和企業不斷流動的情況下,城市仍然持久不衰?為什麼城市會形成不同層級?經濟究竟是如何從單一中心地理向多城市地理發展的?形成城市層級體系的組織結構是如何演化的?一個優化的經濟體中城市規模應有多大又該如何分布?這都是空間經濟學中城市模式所探討的問題。
在單一地理中心中,有一個製造業集聚而成的孤立城市,四周被農業腹地包圍。但當人口不斷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此時孤立城市中某些製造業會向城市外遷移,從而導致新城市的形成。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又會生成更多的城市,然後繼續向下發展。一旦城市的數量足夠多,城市規模和城市間的距離在離心力和向心力的相對強度下將在某一固定水平穩定下來。如果經濟中有大量規模各異和運輸成本不同的行業,經濟將形成層級結構。這種城市結構的未來趨勢取決於「市場潛力」參數。經濟演化的過程可看作是市場潛力與經濟區位的共同作用,市場潛力決定經濟活動的區位,而區位的變化進而重新描繪了市場潛力。紐約之所以成為紐約,就因為一條運河的作用,這條運河在最近150年裡已沒有什麼經濟價值;矽谷之所以成為矽谷,起源於大約60年前斯坦福大學決策者的先見之明。
當然,自然地理對經濟地理的作用不容忽視,譬如河流和港口的作用。區位優勢有催化作用:當一個新的中心出現時,一般情況下會是在這個地區而不是在其他地區形成,而一旦中心形成,它便通過自我強化不斷擴大規模,起初的區位優勢與集聚的自我維持優勢相比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這就是空間經濟的自組織作用。 —國際模型
在前面兩個「中心—外圍」模型和城市體系模型中,要素流動在集聚形成中都起著關鍵的作用。但在現實中,要素流動會受到種種限制,「國界」是不可避免的影響因素。國際貿易壁壘和要素流動障礙都是國界惹的禍(即便沒有正式的貿易壁壘,國界仍然會產生大量的實際的貿易壁壘)。正是因為國界,在「中心—外圍」模式中起關鍵作用的產業關聯效應並不能導致世界人口向有限幾個國家集聚,卻能產生一種專業化過程,使特定產業向若干國家集聚。那麼,關聯效應、貿易成本(涉及運輸成本和貿易壁壘)和國際不平等或世界經濟的「俱樂部收斂」之間有什麼關系?對外貿易如何影響內部地理?隨著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不同產業區域的專業化模式和貿易模式將如何改變?一個忽略國界的「無縫」世界(更完美的一體化世界)將是什麼樣子?空間經濟學力圖回答這些問題。
對一國內部來說,開放對外貿易是提升了還是抑制了國內的區域專業化水平?國際貿易的傳統理論考慮的是國際間專業化分工與貿易所得,將空間經濟理論應用到國際貿易傳統問題,更強調了外部經濟在貿易中的作用,即行業層面上的收益遞增會導致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國家專業化生產不同商品。雖然從總體上看貿易自由化會使一個國家的工業在空間上顯得更加分散,但對某些工業而言,貿易自由化卻可能帶來空間集聚。這隱喻著由於存在這些效應,使得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國民福利的增進,比通常講的貿易所帶來的福利要多得多。一般認為,國際貿易所得來自於消費者所得和生產者所得,其中後者是通過發揮比較優勢,從而改變產業結構所帶來的。但空間經濟地理的分析表明,貿易可導致內部經濟地理的重新組織,它既在總體上促使製造業活動變得更加分散,同時又促使某些產業發生集聚。當一個產業為了適應貿易方式的變化而重新組織生產時,意味著貿易也許通過更深一層的作用機制,來改變一國經濟的福利水平。 空間經濟學的領軍人物是保羅·克魯格曼和他的國際同行。克魯格曼在中國經濟界耳熟能詳,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新貿易理論,也不僅因為他的《國際經濟學》是我國許多重點大學的選用教材,在1994年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預測使他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聲譽如日中天。毋庸置疑,克魯格曼是當代最具代表性的主流經濟學傳人。為什麼當代主流經濟學家對空間經濟學情有獨鍾?其他學科的學者也覺得納悶,怎麼如今經濟學對空間問題感興趣了?一些人過去沒有聽說過空間經濟學,於是認為經濟學是否手伸得太長了,伸到別人的領域中去了。這實在是一種偏見。
過去主流經濟學研究三大問題:生產什麼?為誰生產?怎樣生產?卻忽略了「在哪裡生產」即生產活動的空間定位問題。主流經濟學之所以忽略空間問題,是因為沒有掌握描述空間的手段。由於空間經濟學本身的某些特徵,使得它從本質上就成為主流經濟學家過去掌握的那種建模技術無法處理的領域。這種特徵就是指存在收益遞增時的市場結構問題。
反過來,為什麼傳統的空間經濟理論長期以來沒有能夠融入主流經濟學?因為傳統的空間經濟理論有致命的缺陷: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所有模型都是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這些便利條件下的分析,沒有找到某種方式來處理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問題,這使得經濟的空間問題成為主流經濟學的盲點。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將英國劍橋大學羅賓遜和美國哈佛大學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理論模式化,這個模型為很多經濟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嶄新的工具,掃除了前進路上的技術障礙,從此引發了經濟學研究中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革命。這場革命有四波:第一波是產業組織理論,第二波是新貿易理論,第三波是新增長理論,第四波則是空間經濟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