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經濟學評論

『壹』 什麼是教育經濟學

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教育和經濟之間關系的經濟學分支學科。 研究對象是教育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教育投資的有效利用及其經濟收益。是介於經濟學、教育學、數學之間的邊緣學科、交叉學科。

『貳』 教育經濟學小論文

探索麵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哲學與教育經濟學
一。 引論：主導未來中國教育的基本力量文字的歷史似乎表明，人類文明自（孔子、釋伽、蘇格拉底提出『啟蒙』問題的）『軸心時代』以來，每個時代每個社會無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及自己的世界觀開啟蒙昧和施行教育。農業時代行農業的教育，工業時代行工業的教育；保守的社會張揚傳統價值，變革的社會鼓吹觀念創新；先進擴張的社會敢為『堅船利炮』提供社會達爾文主義道德觀，落後挨打的社會嘗以『科技至上』試圖救民族於危亡。真如德里達所感嘆：「一個普遍的共識是，教育的命運與社會的命運總是緊密糾纏在一起」（Egea－Kuehne，1996）。於是，教育不能不體現特定社會對自己特定生存狀況的理解和把握，此即教育的『殊相』。另一方面，道樞所指，人文所及，一切時代一切社會的教育都貫穿了『人』之為『類』所分享著的同一種精神，即對自然的尊敬和對自由的追求。前者是『天命』，是『必然』，是『神意』；後者是『問天』，是『欲求』，是『人性』。於是，出於『類』的性質，教育便非要同時在兩個方面開啟人性：（1）格物以知天命，（2）正心以安身性。前者是康德所論的『Verstand』（可譯做『認知』或『認知理性』，cognitive rationality，又可譯做『理解』或『工具理性』，參見汪丁丁，2000a），後者是康德所論的『Vernunft』（可譯做『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又對應於『知性』，或可依王國維譯做『理由』或『智性』）。此即教育的『共相』。今天，中國的教育及其改革是面向著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生存狀況的教育和改革，如上面已經指出過的，這是中國當下教育的『特殊性』，或者說，是它的『時代特徵』。二十一世紀是什麼樣的時代？我願意用兩個特徵來概括：（1）技術的迅速變化，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關系的迅速變化；（2）全球的西方化（海德格爾所謂「地球的歐洲化」），或曰「全球資本主義」（參見汪丁丁，1999）。這兩個特徵表明，一百多年以來的『西力東漸』運動仍在繼續，並且要將二十一世紀納入它的余緒。福柯在評論法蘭克福學派的貢獻時指出：「…〔這一學派〕所提出的問題仍然存在，那就是始於16世紀的，與歷史性地和地理性地被界定為『西方的』那種理性聯系在一起的權力的諸種後果。而西方人若不假以此種強權的理性，則永遠無法獲得今天這樣的經濟與文化成就」（Foucault，1978）。事實上，當鮑德里亞和福山宣告『歷史終結』的時候，他們所指的是源自希臘的『邏各斯』精神最終實現了全球化擴張，無處可去亦無以自拔（汪丁丁，2000b； Fukuyama，1989，1993；Baudrillard，1992）。面對這樣的時代，中國人的生存狀況是怎樣的呢？如我曾反復論述過的（汪丁丁，1995，1996），中國社會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徵：（1）中國社會是『發展經濟（developing economy）』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兩到三代人的時間內將『過剩勞動力』轉變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從而得以維持和改善未來『穩態人口（steady－state population）』社會的生活水平。因此，社會經濟發展的這一『根本問題』其實起源於社會的『人口生育率變遷（demographic transition）』，而後者則是漫長的農業社會知識積累過程的效果之一。由於發展問題在時間上的緊迫性，發展便成了『硬道理』，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諸領域中佔了優先位置；（2）中國社會是『制度轉型』的社會（transitional society），從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轉型。在這一轉型期內，既有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法律和行為規范、社會組織以及生產關系的其它方面，都以較以往時代快得多的速率發生變化。由於未來的高度不確定性，轉型期社會人們的政治、經濟、法律等諸種行為都表現出『短期化』傾向，或者『末世情結』；（3）中國社會是正在經歷『文化危機』的社會。從表面上看，這一危機緣起於百年以來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沖撞。就內因而言，這一古老文明漸漸地，連續地，從它的鼎盛期（『子學時代』），經過『中興』（大致可謂『經學時代』），進入『停滯期』，以致黑格爾意識到「中國似乎永遠停留在歷史以外」（《歷史哲學》）。但是『停滯』絕非靜止，文化傳統的『多元性』（the plurality of tradition）在例如伽達墨爾看來是文化傳統的絕對特徵（Gadamer，1975）。只要傳統保持著多元的特徵，傳統的生命就不會完結，「周雖舊邦，其命唯新。」一方面是「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又可譯做「知識就是權力」），是尼采和福柯揭示出來的『求知意志（will to knowledge）』 掩蓋下的『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將『自然』的達爾文主義轉變為『自由意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浩浩盪盪，順者昌，逆者亡；另一方面是文化認同的危機，是自由了的意志對『無根』的自由狀況的反省，是原本藝術的多元文化的人生對『單相度』的技術人生與一元文化的世界觀念的奮起反抗。『知識』與『價值』，由這兩方面的沖突所構成的『張力』，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將從根本上主導中國教育及其改革。 二。 作為『過程』的教育及其內在困境教育是一個『過程』。在考察了各主要學派的教育哲學與教育理論之後，我覺得作為過程的『教育』概念是與各種理論相容的一個出發點。從這一出發點可以導出如下兩點理解：（1） 作為過程，教育的『目的』、『方法』、『內容』，這三者構成『同一』的不同側面。換句話說，『目的』，不再是亞里士多德闡釋的那個為運動（過程）所趨向的靜止不變的『善（Good）』，不再具有柏拉圖體系中『理念（Idea）』所佔據的那種至高無上的位置。作為過程的教育不應當按照先定的『目的』來鋪設其『內容』，再根據『內容』尋找『方法』。作為過程，教育的『目的』是在教育過程的參與者群體的『社會交往行為（communicative action）』當中逐漸明確和演變的。（2） 教育過程是教育的參與者之間就每個參與者，不僅是『受教育者』的，而且是教育者的認知發展（cognitive development）與道德發展（moral development），所展開的對話和不斷闡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教育的內容－－－以基本概念的集合為主體，教育的方法－－－以人的不同特徵為根據，教育的目的－－－對特定教育過程所應當實現的認知發展與道德發展的『度』的界定，教育的參與者對教育的這三個方面的理解以及產生了這些不同理解的不同認知傳統與道德傳統的不同『視界』之間的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s），所有這些方面的演變都以社會交往為實踐基礎。在這樣的理解框架中，教育的內容，例如，幾何學的『點』概念，就不應當由「不包含任何局部」（《幾何原本》卷一）來定義，而應當由與『點』的體驗有關的一系列對話與闡釋來『定義』。於是與其它概念一樣，『點』這一概念有了自己的『歷史』－－－認識主體對概念的理解過程，而歷史中的『概念』是有獨立生命的概念，不再是一成不變的，靜止的，和停留在歷史之外的概念。借用康格海姆的科學史思想：處於『歷史』過程中的科學概念與『科學』中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預設了概念在未來的可變性，從而預設了創新和批判性思考的語境（Canguilhem，1988）。如果數學概念的演變還不足以說明這一點的話，那麼經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闡述的物理學概念的演變史充分說明了批判性思考（critcal thinking）所要求的『歷史』語境的重要性（Lecourt，1975）。事實上，至少一項權威的語言學研究指出：人類『概念體系』中絕大多數概念是通過與其它概念相『類比（metaphor）』獲得局部理解的，從而絕大多數概念只是經過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才被充分理解（Lakoff and Johnson，1980，第12章）。同樣清楚的是，在上述理解框架中，教育的方法，例如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的建立，便難以像本質主義教育學派（essentialism）所設計的那樣，首先確立教師的權威，然後向學生灌輸『正確的』經典理念。類似地，斯科納（B。F。 Skinner）倡導的行為主義學派（behaviorism）和杜威倡導的漸進主義學派（progressivism）的教育方法的有效性也部分地變得可疑，因為對人生具有重大意義的價值觀念，典型如康德所定義的『道德』或者詹姆士研究過的『宗教觀念』，其建立過程往往不依賴於『激勵－反應』行為鏈條，也不依賴於『興趣』誘導過程。最後，教育的『目的』，同樣是演變的，而不是靜止的，是教育過程的參與者對他們之間相互適應相互影響的博弈達到均衡時的結果的預期。就理想境界而言，教育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開啟每個人的潛在能力（cognitive development）和潛在價值（moral development）。而這一終極目的意味著具體教育過程的目的設定必須以教育參與者的『個性』差異為前提，所謂「有教無類」，所謂「個性化教學（indivialized ecation）」，所謂「多智能開發」（multiple－intelligence development，Gardner，2000），所謂「自然教學法」（natural learning，Abbott，1999a）或者「去正規教育」（de－formal ecation，The Ecation 2000 Trust，1997）。但是，另一方面，以個性差異為前提所設定的教育的終極目的，在教育過程由以發生的那個具體生存狀況中，總是受到教育成本的限制（見下節的討論「教育的經濟學問題」）。正規教育以及教育的其它形式的『標准化』節約了教育成本，從而可以部分地實現教育的終極目的，從而教育的目的才變得現實可行。美國的漸進主義實驗學校的失敗在於使標准服從個性的漸進從而為懶惰和失職提供借口（Gardner，1991，頁195－199）。如果教育過程可以被劃分為階段，例如『正規教育』與『業余教育』，或者『學校教育』與『在職教育』，那麼，作為『社會交往過程』的教育也可以按照交往的側重面不同而劃分為不同階段。例如對『學校教育』來說，比物質生產實踐更加主要的教育部分是『符號交往（symbolic interaction）』的實踐，雖然符號交往也是生產過程的觀念創新的主要形式（參見汪丁丁，2000c）。與物質生產的交往實踐相比，教室里的符號交往實踐的特徵在於它基本上是圍繞『文本（text）』展開的社會交往行為，而符號交往的語境便是上面論述過的文本的觀念史。在這一過程中，參與者們從自身生存狀況出發對符號的意義加以闡述並從其他人的闡述中獲得進一步的理解（視界融合）。就這一點而言，存在主義的教育理論（existentialism）比其它諸種理論更加貼近符號交往的現實語境，更加有可能激發教育參與者的熱情，所謂「投入的理解（committed understanding）」或者「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存在主義教育哲學強調處於生存困境中的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利（命定的自由選擇，「doomed to be free」），因為它不相信任何『他者』替『我』作出的選擇（由於『理解的艱難』或者由於社會『權力結構』的不公平）。就這一點而言，存在主義教育哲學固執著與古典主義教育哲學（包括『perennialism』）相對立的另一極端。後者固執著人類作為『類』而分享的核心價值（生命、自由、財產權利）和核心能力（感覺、語言、理解力）的開啟所『必須經歷』的那些教育過程。於是，表現在教案設計（curriculum design）理論中，前者強調教案的靈活性，後者強調教案的經典性。上述存在主義教育哲學與古典主義教育哲學的矛盾恰恰表明了我所理解的作為過程的教育的內在困境－－－autonomy v。s。 authority ，自主性與權威性之間的沖突。應當指出，自主性與權威性之間的沖突在其它教育理論中沒有在「作為過程的教育」理論中來得尖銳，因為，例如對古典主義的教育理論來說，其經典著作和經典著作闡釋者的權威性是教育的不容質疑的前提。又例如對存在主義教育理論來說，生存的個人的自主性是教育的不容質疑的前提。只有當教育參與者的自主性與教育者的權威性同時被教育過程本身決定時，才會發生上述的基本的內在困境。受教育者的『自我（self）』意識，不論從發生心理學角度還是從進化認識論角度看，只要是不斷演進的，就意味著『自主性』的確立也是一個演進的過程。存在主義的教育方式，例如『契約教育制度』，經常遇到的問題是：在與老師訂立教學契約之前，學生應當獨立選擇學什麼和怎樣學，可是學生的選擇往往受到老師和家長意見的影響。德里達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一方面，文化認同不應當被〔多元化運動〕肢解。另一方面，文化〔生命〕又不能被局限於任何權威所定義的核心裏面」（Egea－Kuehne，1996）。德里達所描述的困境也是教育的權威性所面臨的困境。在這里，教育者和文化的權威闡釋者，一方面，為了維護文化傳統，必須堅持培養學生對既有文化的認同感，另一方面，為了開啟文化的生命力，又必須鼓勵學生對既有文化做批判性的思考、重新闡釋、和觀念創新。 因此，在作為過程的教育中，自主性與權威性這兩個演進過程之間存在著交互影響，這使得學生和老師在『符號交往』中的關系變為藝術的，而非機械的和可以預先確定的。也因此，上述的教育的內在緊張又同時是推動教育過程演變的內在動力。

三。 教育經濟學及其基本問題教育的經濟學問題導源於上一節指出的在教育的終極目的與教育所受到的生存狀況的制約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可以表述為如下的教育經濟學基本問題：「就特定的教育參與者群體而言，以最小成本實現每個參與者的個性的最大程度的認知發展與道德發展。」在這一『教育經濟學基本問題』中，「個性的最大程度的認知發展與道德發展」，是教育的終極目的，這一目的同時也界定了教育的內容和教育的方法。作為教育的內容而包含在『認知發展』中的若乾重要范疇是：（1）知識，盡管當代各國教育改革的實踐都強調了教育不是單純的知識傳遞過程，強調了當代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獲取新知識的能力，而不是儲存已有知識的能力（《中國教育報》2000年10月13日；Ritchhart，2000；鄭金洲，2000a，2000b，2000c；Abbott，1999b）。但『知識』仍是教育的基本內容，學生通過知識基本概念的形成和演變過程而獲得獨立思考的能力（Paul，2000），並且，如第一節所論，時代特徵和發展的緊迫感往往使得當代科學技術知識成為學習的首要內容；（2）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的培養。教育的這一職能已經成為英美教育改革的共識（Paul，1992），也正在成為我國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之一（李建平，2000）。不論是規范化地還是個性化地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都要求建立一些外在的可觀測標准，例如思考的邏輯性，清晰程度，精確性，深刻程度，以及思路的開闊程度等等，當然，這些准則只具有相對穩定性，它們本身必須是可以改變的，演進的（Elder and Paul，2000）；（3）使用各種人際交往手段的能力。如我在其它論文里論述過的，人際交往是觀念創新的社會場所，沒有這一場所，沒有社會舞台為個人提供的表演和反思的機會，個體的思考便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Habermas，1992；汪丁丁，2000e，2000f）。因此，閱讀和寫作能力、聽和表達的能力、繪畫和表演能力、表情以及身體語言的開發、計算機語言和互聯網交往手段的利用，所有這些能力的培養都與學生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的開發密切相關。在教育的目的中，作為教育的內容而包含在『道德發展』中的若乾重要范疇是：（1）社會實踐能力，即康德所論的『實踐理性』。「不知禮，無以立也。」從『小學』知『灑掃進退』，至『大學』知『明明德』。家庭、社區、學校，三者結合起來，提供了學生社會實踐能力培養的基本環境；（2）品味修養。此即康德所論的『判斷力』及『美感』，又與叔本華之『意志』的磨煉有密切關系。例如，幽默感的培養有助於增強學生承受苦難的能力，而壯美的感召常常激發出與命運抗爭的勇氣，所謂「詩言志」，所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品味修養使教育不僅成為人力資本積累的『生產性投入』，而且成為人生幸福或『效用函數』的『參數』，當參數改變的時候，即便投入沒有變化，效用（幸福程度）也會極大地增加；（3）終極關懷，或可謂『神召』、『天道』、『浩然之氣』。沒有這種宗教情懷，便難有「究天人之際」的學問。古往今來，「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王國維視為成就大學問家的第一層境界。以上便是從教育的終極目的引申出來的教育的基本內容。這些內容不僅構成一個極為龐大的基本概念的集合，而且其中的每個概念又必須被放在觀念史的討論和闡釋中去理解。這些『文本』知識再加上述的諸種道德實踐的內容，要求學生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全部掌握。由此便導出教育的目的如何實現，這樣一個教育經濟學問題。人力資本理論家們根據大量的反復的實證研究得出結論：教育投資的回報率在多數社會中都大大高於物質資本的投資回報率。這意味著教育投資長期低於資源配置的一般均衡水平。於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經濟學問題轉化為？quot；是什麼因素使得教育投資長期低於均衡水平？「經濟學家對上面的問題給出了不少回答，可能的原因包括：」父母對子女的利他主義精神不足「，」教育貸款市場不完備「，」勞動力市場關於能力的信息不對稱「。這些研究為各國政府的教育與勞動政策提供了政策基礎。教育投資環境的改善和教育投資的增長所能夠改變的，是教育作為『人力資本』生產過程的『投入』狀況。這一生產過程內部的轉換效率則是教育經濟學必須研究的課題。 教育作為『生產過程』，包含了這樣一個獨特的經濟學問題：如何配置學生的有限的注意力使得教育的目的所涵蓋的各種教學內容能夠最大限度地被理解？首先是對認知主體的注意力資源的增長（或消耗）和注意力配置方式的經濟學描述，包括靜態和動態的圖景（見汪丁丁，2000d）。其次，需要描述教學過程中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符號交往關系，例如老師的權威性與學生的自主性之間的交互作用。最後是對教學的技術條件和社會環境的描述。只有基於對所有這些復雜關系的理解，教育經濟學研究才有可能為教案設計理論和教學標准設置提供經濟分析的基礎。在理想情況下（完備信息假設），從學生注意力的心理學和經濟學描述出發，由社會博弈的均衡給出學生願意配置在特定的人力資本生產過程中的注意力總量（參見汪丁丁，2000d）。以此為根據，教案設計和標准設置的任務是：按照學生注意力沿時間的配置方案，在給定的教育投資（技術、師資、設施、等等條件的）制約下，選擇恰當的教學內容和考核標准使得學生的認知能力與道德發展最大限度地得到實現。一般而言，給定了學生的注意力配置方案，教學的內容越密集，所需的其它投入的密度也越大，教育的成本就越高。同樣，以個性化教育與規模經濟效益之間的權衡為基礎，標準的設置越嚴格，教育的成本就越高。在完備信息假設下，總可以找到均衡的內容與標准使得教育的內容和標准達到成本限制下的『最優』。必須假定存在著關於這一動態優化問題的最優解，所謂『標准』的有效性或『效率損失』才是可以定義的。因為，由最優解決定了一套最優的標准，從而任何現實標准對最優標準的偏離都導致一定的效率損失。但是，在現實中，已如前述，除了社會博弈的均衡格局完全無法預先確定外，學生注意力沿時間的配置方案也無法預先確定。因此，教案設計與標准設置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是演變的復雜的『自適應過程』。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教育是一種藝術，而把握這一藝術的人便是『老師』。 轉

『叄』 教育經濟學的發展

進入20世紀70年代，教育經濟學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國際學術界也有了一定的地位，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學習和借鑒西方的教育經濟學，世界各國涌現出一批研究教育經濟學的學者，有關教育經濟學的著作及論文層出不窮。
但是，就在教育經濟學傳播到世界各國的同時，西方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危機，許多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受此影響，經濟開始蕭條。一些國家把資金投入到教育，希望通過教育帶動經濟的復甦，但是並沒有取得成功。不景氣的經濟狀況與教育的不斷擴張發生矛盾，出現了種種人力資本理論不能揭示和解決的問題，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力資本理論的局限性並試圖擺脫它的束縛，採取新的方法分析教育與經濟的關系，這刺激了人力資本理論的新發展。
由此，一些有關教育經濟的新學說應運而生，影響較大的主要有三種：篩選假設理論、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和社會化理論，它們並稱為第二代人力資本理論。

『肆』 學習《教育經濟學》這門課程的性質、目標、內容、所得、建議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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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教育和經濟之間關系的經濟學分支學科。 研究對象是教育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教育投資的有效利用及其經濟收益。是介於經濟學、教育學、數學之間的邊緣學科、交叉學科。
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有：教育與經濟的關系的表現形式及規律性；教育的投資方向及內部結構；教育領域中勞動的特點與分配原則；教育投資的經濟效果；教育經濟學的方法論等。
教育經濟學以教育在經濟增長和教育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支出的宏觀和微觀經濟效果作為研究對象。教育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教育經濟學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方法論基礎，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闡述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系的原理和規律。同時，它根據設定的前提，運用數量分析方法，對數據資料進行計算、分析，檢驗有關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和預測這一關系的變動趨勢。
附學習感受一篇：
手頭有兩本靳希斌老師的《教育經濟學》，一本是大學時候買的，一本是不久前在學校一個考研同學轉讓，後者是修訂本。雖然我早已想深入認識教育經濟學這門當前的熱門學科，但前後相隔有三年多之久，我卻未能真正拜讀，對這門學科還缺乏總體認識。及至現在粗略地翻閱了一遍，認識還是比較膚淺。
教育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中國可以說是從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研究。從字面上我們可以看出，它是介於教育學和經濟學之間的交叉學科。這本書是這樣表述的：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教育和經濟相互作用，以及教育領域內經濟現象和規律，並且要用數量的形式來表示的一門邊緣科學。
首先，我們可以從宏觀上來認識教育和經濟的相互作用關系。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社會再生產理論、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理論等，都直接地論述了教育與社會經濟的關系，這成為這門的理論基礎。西方經濟學中以舒爾茨為代表的人力資本理論也是重要的理論基礎，並對我國的教育經濟學有深刻的影響。所謂人力資本就是指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人力資本就是人口質量投資，主要包括：教育資本、健康資本、流動資本、遷移資本和提高企業能力並幫助決策增強競爭力的資本。它的主要觀點是：人口質量重於人口數量；人力資本投資作用大於物力資本投資的作用；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的核心；教育投資收益率高於物力投資的收益率；教育投資收益率是可以測算的，基本同物力投資的收益率的測算相同。本書還對教育與經濟、教育與科學技術、市場經濟與教育改革、教育結構與經濟結構等宏觀問題做了詳細的探討。對於我們分析現實中的教育現象與其實質問題提供了途徑。
其次，我們可以從微觀上認識教育和經濟的交互作用。這主要涉及教育投資及比例、教育成本、教育經濟效率、教育規模經濟、教育經濟效益及其計算、教師勞動及其報酬等等。教育投資具有周期長、彈性大、間接性和長效性等特點，在我國主要實行國家撥款、社會團體和群眾多渠道籌集等途徑。增加教育投資可以改善教育辦學環境，提高教師工資待遇，發展教育事業，但是教育投資比例受到經濟、政治、人口和科學技術等因素制約。目前我國主要是側重義務教育的投資，而且隨著經濟發展投資的比例在逐年增長。教育成本量化是考察教育經濟效益的前提條件。教育成本分析要考慮直接成本又要考慮間接成本。教育經濟效率是指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為取得同樣的教育成果，教育資源佔用和消耗的程度，可以採用一定的指標。教育產業在運用資源時需要運用適度規模，這樣才能有效利用資源，協調好人、財、物，取得最佳經濟效益。教育經濟效益是指教育領域內的勞動消耗同教育所得到的經濟報酬在數量上的對比。教育創造財富，具有外部的經濟價值，依據相應的計算公式我們可以得出經濟效益的數值。教師是教育過程的組織者和實現者，教師勞動具有一定的工作效率，應該得到一定的報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促進教師的合理流動，優化師資配置，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
總之，研究教育中的經濟規律，對我們當前的教育改革發展有重要意義，也有助於我們認識教育產業、教育市場以及教育中的人力資源開發、智力開發、智力投資、教育消費等概念。對於我們優化教育結構，指導教育方針政策的制定，減少教育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提高教育經濟效率和經濟效益有重要作用。
當前國家在提倡教育社會化、市場化，發展大教育，促進教育的產業化。充分運用社會民間資本，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使國家的財政運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同時要搞活教育，推進教育的可持續發展。目前高校後勤社會化、民辦教育等的蓬勃發展都說明教育改革的效果是顯著的，傳統而陳舊的教育觀念在改變。優化教育結構，充分利用並且合理配置有限的資源，積極利用社會資金，做大做強教育產業是我們教育工作者應該繼續探討的問題。

『伍』 教育經濟學家有哪些

1、肖昊。湖北雲夢人，研究生學歷，武漢大學教育經濟與管理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經濟學家。
2、黃育雲，男，1937年出生。教育學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教育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全國優秀教師（1989年），中國心理網特聘職業教育顧問。我國著名教育經濟學家和職業教育家。
3、吳敬璉，男，1930年出生，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國際經濟學會（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執委會成員、國際管理學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IAM）會員；《改革》、《比較》、《洪範評論》雜志主編；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4、厲以寧，教授、博士生導師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1955年畢業後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現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博士生導師。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八，九屆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5、樊綱，男，漢族，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會副會長，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6、張維迎，男，陝西人。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前任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同時兼任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還有很多

『陸』 教育經濟學好就業嗎

教育經濟學好就業嗎？這個專業應該現在不是很好就業。

『柒』 教育經濟學的啟示

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需要漫長的過程
教育經濟學從古代教育經濟思想的萌芽到20世紀 50年代教育經濟學的形成再到當今教育經濟學的發展，經歷了大約兩個多世紀的時間，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實任何一個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知識的建構和社會的認可，這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教育經濟學與教育學和經濟學相互制約
教育經濟學是一門邊緣性交叉學科，它既有經濟學的部分又有教育學的部分，它的發展與這兩門學科的發展密不可分。縱觀教育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教育經濟學的每一個時期的發展都是在經濟學或教育學發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受經濟學和教育學的制約，反過來又促進經濟學和教育學的發展。
教育經濟學的發展與社會發展相聯系
一門學科的成立需要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為依託，什麼樣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思想和理論。古代生產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低下，制約著教育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教育經濟關系的認識也是粗淺的、不成熟的，只能停留在萌芽階段；二是20世紀50～ 60年代由於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人們開始重視科技在生產當中的應用，所以產生了對教育的需要，這樣的社會背景促進了教育經濟學的創立；70年代至今社會的發展迎來了新的時代，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教育經濟學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完善不斷發展。
由教育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任何一門學科的形成和發展都需要經過漫長的歷程，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認識程度的不斷提高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他們在理論上不斷補充，在實踐上應用於社會並解決問題，一門學科的發展過程就是它自身不斷完善的過程。教育經濟學從創立發展至今，也在不斷的修正。社會在發展，還會出現很多新的問題，教育經濟學也會隨之不斷的發展和豐富下去。
教育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
教育經濟學研究在20世紀20、30年代的中國曾出現過萌芽，但由於後來連年的戰爭，教育經濟學並沒 有在當時的基礎上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普遍的觀點認為教育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對其系統的介紹和專門的研究在中國開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 80年代初。
隨著中國教育經濟學研究的發展，其研究分支也開始出現。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按照考察的層面和角度，教育經濟學可分為宏觀的、微觀的、結構的、制度的四個研究方面。宏觀的教育經濟學著重分析教育與宏觀經濟運行的關系、教育與國民生產總值的關系、教育投資與財政收支的關系。微觀的教育經濟學研究著重運用教育投資的投入產出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研究教育經費的合理使用、受過教育的勞動者報酬確定的依據、教育單位的規模經濟、家庭教育支出的變動趨勢等問題。結構的教育經濟學是對教育的區域結構和各級各類學校之間的合理比例關系問題的研究。這兩類結構又同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就業結構和地區經濟結構的調整有關。制度的教育經濟學研究著重分析教育經濟方面的制度環 境、制度條件，以及在制度結構上所引起的後果。
筆者認為，按照研究對象，教育經濟學可分為高等教育經濟學、基礎教育經濟學、職業和成人教育經濟學等。按照研究的領域，教育經濟學包含教育財政學和教育規劃的經濟學研究。教育財政學既屬於教育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也屬於財政學的分支學科，主要研究教育活動中的財政問題。教育規劃的經濟學研究以經濟學、社會學和規劃學的研究為理論基礎，從勞動力需求、社會和個人需求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對教育發展的規模、結構、經費需求等，以及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等實際問題進行研究。高等教育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蓬勃發展 中國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不僅吸納和借鑒了西方教育經濟學的成果，而且結合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所處階段的實際情況，建立和發展了明顯有我國特色的教育經濟學研究，肯定了教育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其中針對高等教育領域的研究，在不同時期涌現出了很多高質量的高等教育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為我國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於高等教育經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
教育投資是生產性投資的觀點在系統的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得到了鞏固和完善。對教育經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的研究發現，我國教育經費的投資水平以及高等教育經費的投資水平均低於國際平均水平和同等發達程度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要使教育投資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與三級教育規模以及高等教育規模的發展相適應，應加大各級教育投資 的力度，盡快與國際平均水平接軌。
這些研究為我國政府應達到的教育投資水平提供了有力的參考依據，積極地推動了增加教育投資的國家宏觀決策。以此為依據，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 的《中國改革與發展綱要》指出了到20世紀末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應達到4%的政策目標，並規定了教育經費「三個增長」的原則。
關於高等教育的發展形式和內部效率
1978—1989年我國的高等學校校數的增長率略低於高校在校生數的增長率，而高等學校的校均在校生規模的年增長率大大低於校數和在校生數的年增長率。這種高等教育的「外延式」發展使得有限的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率低下。1988年，我國高等學校的校均規模約為1922名在校生，平均生師比為5.25∶1。在當時的條件下，如果把生師比提高到10∶1，在平均學生規模不變的情況下，生均經常性經費支出可以下降24%。如果平均學生規模提高到4000名在校生，生師比提高到10∶1，每個學生平均每年的經常性開支可以縮減418元。進一步的研究還發現，4000名在校生的校均規模比較接近當時條件下的高等學校的適度規模。據此，研究提出了高等教育應採取內涵式發展的道路，依據規模效益的理論進行高等學校結構調整的辦學體制改革等政策建議。這些研究和結論都有力地影響了高等教育總體規模以內涵式發展為主、小規模院校合並、辦學結構調整等政策的制定。
關於高等教育經費的撥款體制模式
在對教育投資的內部效率進行廣泛討論和研究的基礎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究者們認識到，我國高等教育不僅存在投入低、資源短缺的問題，而且存在資源配置不合理、使用效率較低的現象，於是提高教育資源使用效率成為解決資源不足的又一方法和途徑。在這一階段，教育經濟學者們對教育經費在三級教育中的分配、在學校之間的分配、在學校內部的分配，以及高等教育投資體制等問題進行了規范研究和實證研 究。
以成本行為為基礎的多政策參數的高等教育撥款模式以透明、公正、有效為基本原則，以高等教育事業費中的政府撥款為對象，吸取了國際高等教育撥款的有益經驗，重新建構了高等教育的成本結構，提供了一 種在高等學校之間進行資源配置的科學模式。
鑒於公平、公正、有效、透明的撥款方式必須以相應的撥款體制為依託，一些研究考察了國際高等教育撥款體制的經驗，提出了建立我國高等教育基金制的設想。研究認為，高等教育基金制的建立，可以逐步改變高等學校的附屬地位，使其真正成為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法人實體；可以促進政府轉變職能，由對高等教育條塊分割式的直接管理逐步改變為政策引導、宏觀調控；可以促使政府撥款充分體現公平、透明和有效的原則；可以確立中央和地方分級管理、分級負責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來源：南豐公益書院）
一些研究建議實行教育經費預算單列。教育經費預算單列的目的在於：實現教育事權與財權的統一，確保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使教育發展的經費需求與政府的投入更為協調，更好地提高教育資源配置的效率。實 行教育經費預算單列，也有利於高等教育基金制的建立和實行。這一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七章第五十五條的規定中得到體現，其法律條文闡述如下：「各級人民政府的教育經費支出，按照事權和財權相統一的原則，在財政預算中單獨列項。」
關於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
在一定時期內，我國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不合理現象，表現之一就是受教育程度與勞動收入不成比例，出現「腦體倒掛」現象。造成「腦體倒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來自製度層面的，也就是說，在80年代我國的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工資收入主要由人事工資政策確定，並不反映其勞動生產率。
20世紀90年代後期，對高等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腦體倒掛」的不合理現象從總體上已經得到了扭轉，高等教育是一項能夠給個人帶來收益的投資。教育收益率呈連年上升趨勢，大學本科畢業生的年明瑟收益率1996年為8.23%，1997年為9.68%，1998年為11.35%。這表明1998年我國大學本科的明瑟收益率已經超過了物質資本投資通常的10%的收 益率。
在研究教育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時，我國教育經濟學者將工作努力程度理論結合進了傳統的人力資本模型，把工作滿意度作為中介變數引入教育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的回歸模型中，對組織行為因素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這不僅極大地豐富了人力資本理論，而且對組織管理理論在社會生產中的應用也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重 要的意義。
這些研究為我國制定更為合理的勞動工資政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同時也為勞動力配置從以政府直接管理為主到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市場經濟形式提供了有益的理論基礎。
關於高等教育經費的多渠道籌措和成本分擔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人們對高等教育需求的持續增長以及各國政府投資高等教育的熱情下降，高等教育經費出現了全球性的財政緊縮。與各國三級教育注冊生數不斷增長的情況不相適應的是，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在1985—1994年間穩定在5%左右。而中國的情況更是不容樂觀，在整個90年代，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二點幾，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與此同時，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政府財政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相對減少，家庭和企業所佔的份額相對增大。教育經費來源的渠道由單一渠道轉向多種渠道，包括政府撥款、教育費附加、學雜費、校辦產業和社會服務用於教育的費用、個人或社會組織的捐 贈、教育基金、科研經費等。
其中，受益者個人或其家庭分擔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成為非財政性渠道中的重要途徑。對人口年齡結構構成變化、居民家庭收入變化、高等教育私人收益率以 及高等教育成本補償的公平性效果等的深入研究，清晰地表明了在高等教育這一非義務教育階段實行成本分擔和成本補償政策的理論和實證依據。
關於高等教育的個人需求
隨著我國居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程度的增強，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越來越旺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適齡人口在持續增長並在今後一段時間內仍將繼續增長。這些方面均促進了居民個人及其家庭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實行高等教育成本補償之後，受教育者個人及其家庭雖然為接受高等教育負擔了一部分成本，但對提供教育的機構而言，學費無疑成為了一項重要的私人投資高等教育的資金來源，繼而增大了機構提供教育供給的能力。而與此同時，對受教育者個人及其家庭而言，學費和學生資助作為一類重要的財政因素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未來預期收益一起成 為了影響個人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經濟特徵。
研究表明，伴隨著高等教育收取學費水平的逐年提高，學費已逐漸成為人們進行高等教育選擇時的重要影響因素，而且不同收入階層受教育者對學費的反應隨著學費水平的提高表現出差異。這些研究結論為向弱勢群體提供教育資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為維持教育機會的公平，使得每一位有資格的求學者不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為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教育資助亦成為必然。
關於擴大高教規模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影響
1999年，在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和居民對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的雙重壓力下，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政策出台。高等教育被看作是促進經濟增長、增加消費需求、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一個生產部門。那麼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人們投資高等教育、拉動疲軟的消費需求呢?研究者採用投入產出乘數估算了高等教育部門對國民經濟總產出的拉動作用。結果表明，高等教育部門的產出乘數低於各個部門產出乘數的平均水平。與可以吸引居民私人投資的部門，諸如保險、私車消費、房地產、日用電器、電子計算機等部門比較，高等教育部門的產出乘數和影響力系數略高於房地產業，但仍不及保險業、汽車製造業、建築業、日用電器業和電子計算機業等對國民經濟總產 出的拉動力大。
在對就業的影響方面，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擴大一方面延緩了各級畢業生的就業，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需求的擴大還會直接或間接地創造新的就業崗位。
關於高等教育的運行機制
高等教育的運行機制指高等教育系統的各個構成要素之間，以及與高等教育系統運行密切相關的其他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高等教育運行機 制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高等教育運行機制正在逐漸形成。這兩種制度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系統的運行有著本質區別。計劃經濟條件下人力、物力、財力資源配置的主體是政府，由政府制定計劃，政府直接管理，高等學校、學生個人、用人單位在使用資源時都必須根據政府計劃並與政府發生聯系，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是脫節的。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主體是市場，政府起到的作用是間接管理和宏觀調控，並維持社會公平。同時由於高等教育的准公共產品特性，高等教育部門與私人產品部門不同，其資源配置不可完全依賴市場運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幹預。政府與大學的關系既不是計劃經濟 條件下的直接管理的關系，也不是完全市場化的關系。
對高等教育運行機制的研究不僅是規范性研究的范疇，而且也是實證研究的領域。研究不僅從理論上論述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運行機制的本質區別，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系統內部環節及其與外部要素間的關系，以及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系統運行規律對高等教育發展的速度、規模、結構、質量和效益產生的影響，而且實證地研究了高等教育的規模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高等教育的內部資源配置、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外部資源配置以及經濟因素對高等教育需求的影響。

『捌』 比較范先佐和靳希斌的教育經濟學

國內最有影響的應該是這幾位:北京大學閔維方，陳學飛，北京師范大學王善邁(教育經濟學會會長)，靳希斌，北京教育學院王玉昆，華中師范大學范先佐等等。現在國內教育經濟學界中請學者比較多，也是中堅力量，主要分為北京一脈和上海一脈，陣地分別是北京師范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前者重經濟，後者重教育。國外的首推M.卡諾依,他是《教育經濟學國際網路全書》的總編。建議你買一下這本書，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閔維方帶著他的研究生翻譯的，很不錯，內容也十分豐富。

『玖』 教育經濟學的前景

自教育產生以來，就和社會經濟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早在古代，中國和外國的一些學者就對教育和經濟的相互關系作過一些論述。但限於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教育對生產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太明顯，也不可能對教育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作出量的計算。
到了近代，隨著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發展，教育對改革生產技術、促進生產發展所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從而引起了經濟學家對教育經濟效益問題的日益重視。
教育經濟學以教育在經濟增長和教育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支出的宏觀和微觀經濟效果作為研究對象。教育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在闡述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系的原理和規律的同時，並根據設定的前提，運用數量分析方法，對數據資料進行計算、分析，檢驗有關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和預測這一關系的變動趨勢。
70年代末以來，中國教育經濟學的研究者們對教育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增長和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行了廣泛的探討。目前得出的較為一致的看法是：一方面，經濟增長本身要求教育部門輸送大批有一定技術文化水平的勞動者；另一方面，教育事業的發展始終是同一國的國力相適應的，經濟越發達越有可能提供較多的教育費用，促進教育的發展。
一國可能用於發展教育的經費多少，歸根結底要受本國財力所制約。只有在經濟持續增長，財政收入不斷擴大的基礎上，才能使教育經費的絕對額，以及教育經費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增大。
教育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如下的關系，即單靠發展生產力，是不可能建成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結合的社會的。教育是培養人、造就人的事業，它既促進物質文明的發展，又促進精神文明的發展。無論是社會評價標准、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倫理關系，還是勞動者自身的發展，都離不開教育。
教育經濟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教育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而出現。關於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教育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作用、教育對勞動生產率的作用等研究，使人們清晰和實證地認識到教育的人力資本投資屬性。70年代初出現的篩選理論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以及70年代末出現的教育的社會化理論，從不同側面對人力資本理論提出了挑戰和批判，同時豐富了教育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在現實生活中，由於20世紀60、70年代的教育投資沒有帶來預期的經濟繁榮，各國的教育投資熱情在80年代中期開始有所下 降，教育財政出現緊縮。盡管如此，人力資本理論在教育經濟學中的主導地位並沒有得到根本的動搖。人們對教育投資的社會經濟效益仍然予以高度的關注，這方面的研究繼續為人力資本理論提供著有力的支持。近年來，知識經濟的出現及其與教育的關系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高等教育系統作為創造知識、傳播知識和培養有知識的人才的發源地，其在知識經濟社會中所 起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視。
遠在教育經濟學形成之前，國內國外已有很多關於教育與經濟的相互關系的思想。
在我國，先秦諸子即認識到發展教育是使經濟發展，國家富強的條件；很多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也都認識到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如孔子的「庶富教」的思想，說明了人口、經濟、教育三者之間的關系；顏元的「實學」「實行」的思想認為經濟是教育發展的基礎。在西歐，古希臘的柏拉圖也論述過教育對生產所起的作用。但是，由於當時生產力水平和科學技術水平的低下，生產勞動還基本上處於簡單的體力勞動階段，知識和科學在生產中的應用還很少，因而人們也只是認識到教育和經濟之間的一些聯系，但還不能充分認識到教育對經濟增長的重大意義，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教育經濟思想體系。
17世紀到19世紀初期間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產生並得到了發展，一些學者注意到了人的素質對生產力的影響，並根據勞動價值理論，對教育的經濟意義作了進一步的論述，提出了一些教育經濟思想。但由於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經濟學和教育學自身發展的限制，還不可能形成一門獨立的教育經濟學科。
其後近一百多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中包含了很多科學的教育經濟思想，對教育與經濟的關系作了一系列的論述，為馬克思主義教育經濟學的建立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近代我國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主要有古襟和楊賢江。古襟1934年發表《中國教育之經濟觀》，運用了經濟的觀點闡述教育問題，辯證地論述了教育和經濟的制約關系；楊賢江所著的《新教育大綱》論述了教育能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認為科學因實用而生，而進步。西方學者主要有大衛·李嘉圖和馬歇爾等。大衛·李嘉圖提出教育投資的基本思想，馬歇爾提出生產要素包括教育，教育要由國家投資等。眾多的教育經濟思想初步形成，這些教育經濟思想為以後教育經濟學的創建和發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