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當代中國最好的經濟學家是誰
最好的應該是：林毅夫 吧，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也是中國最有可能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 感謝您的問題，祝生活愉快！
❷ 馬克思的學說為什麼會在當代西方還是東方依然還有重大影響
馬克思在拓寬研究領域、改進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論創新三個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著某種共性，是馬克思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產生影響的前提條件；馬克思站在比所有西方經濟學者都更高的角度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則是馬克思至今仍然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的根本原因。
美國經濟學家海爾布倫納和瑟羅說，馬克思「是一位改變了社會思想方式的人」，「即使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且「當今很少有經濟學家能夠讀完馬克思所有的著作，但是，我們絕大多數人確實以一種方式或另一種方式感受到他的影響」。[1]（P38）馬克思到底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他為什麼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影響，這就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本文將依次從拓寬研究領域、改進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論創新三個方面分析馬克思對西方經濟學發展所產生的影響，進而分析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產生影響的原因。
一、馬克思在拓寬研究領域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在被西方經濟學者譽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中曾經包含有運用經濟學方法對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歷史的分析，但是，他這些具有開拓性的探索，後來逐漸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遺忘，卻被非主流的馬克思經濟學所繼承和發展。當現代西方經濟學者意識到這種缺憾，即意識到有必要重新拓展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時，他們不僅對斯密的開拓性探索產生了興趣，而且更加關注離他們更近的馬克思所進行的相關研究。馬克思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拓寬研究領域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一）將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拓展到對政治的分析--對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
簡而言之，所謂公共選擇理論，就是將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運用於政治領域。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成果直到它誕生30年、布坎南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86年--引者注）之後才得到承認」，[3]即被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接納。不過，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在布坎南獲獎的前一年就曾指出，從馬克思對「歷史的經濟解釋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選擇理論的萌芽」。
（二）將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拓寬到對制度的分析--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由於採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而最終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接納，其代表人物羅納德·科斯、道格拉斯·C·諾思和奧利弗·威廉姆森也先後獲得了1991年、1993年和200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威廉姆森在《治理機制》一書中說，歐洲「有一種較古老的制度經濟學傳統」，在這個傳統中，「當然還有卡爾·馬克思的偉大著作」。[10]（P269-270）盧瑟福在《經濟學中的制度》一書中也表示，「各種各樣的制度分析」也可以在包括「馬克思及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著作中找到。[11]（P1）恩格曼在《文化價值理念、意識形態傾向和勞動制度變遷：對三者互動關系的詮釋》一文中，則將馬克思的著作列為 「關於歐洲經濟變遷可參閱的經典著作」之一。
（三）將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研究相結合--對經濟學與社會學交叉學科的影響
現代西方興起的經濟社會學或社會經濟學，實際上是一門經濟學與社會學之間的交叉學科。正如斯威德伯格在《經濟學與社會學》一書的導論中所指出的，在20世紀末出現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的交流，只不過是「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和馬克思」當年所進行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交叉研究」的再現。
（四）將經濟學與法學的研究相結合--對經濟學與法學交叉學科的影響
通常所說的「法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實際上應當直譯為「法和經濟學」，其「歷史十分久遠，但現代法經濟學是在20世紀60年代後逐漸豐富和發展起來的」。[28]（P1-30）
美國著名法學家羅斯科·龐德在《法律史解釋》一書中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解釋始於19世紀50年代」，「這種解釋方法」在19世紀的最後10年「盛行於德國和義大利，並被應用於歷史學的每一個分支」，而在20世紀的最初10年則「滲透進了英美法律思想之中，而且至今仍是法理學中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特別是在美國」。[29]（P136）這就是說，馬克思對法律的經濟學解釋對現代西方法學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英國著名法學家戴爾斯也認為，「馬克思對法律進行的分析就是一種經濟分析」。[30]（P395）可見，「龐德和戴爾斯都承認馬克思是現代法經濟學的先行者」，或者說，「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並不是以羅納德·科斯、理查德·波斯納等為代表的現代西方法經濟學者的專利」。[28]（P153-180）波斯納本人也在《超越法律》一書中告誡讀者，「不要僅僅因為目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不那麼吃香了，就輕易拒絕了這樣的看法，即一個職業界的某些典型思想模式可能有一些經濟上的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20世紀下半葉，西方拓寬主流經濟學研究領域的兩個主要流派--公共選擇學派和新制度經濟學派，以及經濟學與社會學和法學的交叉學科的發展，都受到了100多年前馬克思的啟示或影響，可見馬克思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的影響之深遠。也可以這樣說，馬克思當年具有開拓性的研究幾乎涉及到經濟學的所有重大課題，為日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開辟了理論擴展的空間。
二、馬克思在改進研究方法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關於馬克思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里昂惕夫曾表示贊成這樣一種觀點，「馬克思經濟思想之於現代經濟理論的意義」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36]他所說的馬克思經濟思想對於現代經濟學的方法論的意義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一）對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或哲學意義上的方法論所產生的影響
在20世紀後期，當西方學者在對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即所謂純粹經濟學方法進行反思時，他們回想起早期經濟學中所包含的哲學思維，因而也想到了馬克思。正如豪斯曼在《經濟學的哲學》一書所說:「人們對經濟學方法論的新興趣，發生在它被哲學家們忽略了幾十年之後，……我相信，應當向那些思想巨人--比如穆勒、韋伯或馬克思--認真地學習許多東西，學習他們是如何試圖解決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那些問題的。」[38]
馬克思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即「馬克思經濟學方法論的靈魂」，就是其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展與不發達理論。」[46]（P1-2）
可見，馬克思經濟學在哲學意義上的方法論對於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改進產生了主要影響。
（二）對經濟學的一般思維原理和分析方法所產生的影響
在這一層次上，馬克思對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將歷史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演化思想運用於對經濟的分析之中。
霍奇遜指出，馬克思對經濟的歷史分析表現為，《資本論》不是「從一個一般性的、非歷史的『經濟問題』開始」， 而是「從分析他所認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本質社會關系開始的」；因為，「馬克思的目的並不是想寫一篇對所有社會-經濟系統都適用的文章」，「他認為，這樣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因而只有必要「集中研究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系統，以及支配這個系統運作和演化的關系和規則」。 他認為，馬克思的這種理念「為包括歷史學派自身在內的許多其他學者提供了指導性的啟示」，而且其貢獻是「之後的理論家們難以媲美的」。[47]（P54-64）
（三）對經濟學的具體分析方法所產生的影響
如果說在上兩個層次上馬克思對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是通過西方經濟學者對所謂「純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即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進行質疑、修正或補充而產生的，那麼，在這一個層次上馬克思對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就是直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純經濟學」研究方法本身所產生的影響。
1.投入-產出分析法
里昂惕夫由於「提出了投入產出法，並建立了投入產出的理論體系」而獲得了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52]（P42）多爾夫曼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昂惕夫」辭條中說，「當里昂惕夫於1933年左右開始研究投入-產出分析法時，這種方法作為一種純理論結構已有很長的歷史」，其一是魁奈的經濟表，其二就是馬克思的兩大部類再生產圖式。[53]（P177-180）薩繆爾森則明確表示，「所有學派的經濟學者都一致認為」，馬克思「對於今天的所謂諾伊曼-里昂惕夫投入-產出成長模型做出了重大貢獻」。[54]（P326）德賽也強調：「我們現在可以表明，由於某些方面的發展，例如投入-產出分析方法，許多比馬克思做得更優雅的研究都是由馬克思自身的觀念開創的。」[55]（P68）
可見，馬克思對投入-產出分析法產生了重要影響。
2.數理分析方法
經濟學的數學化是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的一個重要特徵，或者說，是其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馬克思當然不會贊同那種「除了沒有思想什麼都有」的研究方法，但他在自己的經濟學研究中並沒有否定運用數學方法的必要性。他在《資本論》第3卷中對「利潤率和剩餘價值率的關系」進行分析時就明確指出：「當利潤和剩餘價值在數量上被看作相等時，利潤的大小和利潤率的大小，就由在每個場合已定或可定的單純的數量關系來決定。因此，首先要在純粹數學的范圍內進行研究。」[56]（P58）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這一部分手稿時也指出，馬克思「論述剩餘價值率和利潤率的關系」「是用數學的方法（用方程式）來說明的」。[57]（P9）正因為如此，恩格斯在整理這些手稿時還請了他的朋友、劍橋大學的老數學家賽米爾·穆爾來幫忙。[56]（P8）
薩繆爾森在1974年發表了一篇題為《作為數理經濟學家的馬克思：穩態和擴展的增長均衡》[58]的文章，而且，他在為《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所撰寫的「斯拉法經濟學」辭條中也明確指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馬克思是一位堪稱偉大的數理經濟學家」。[59]（P486-496）森島通夫也認為，「在我看來，在數理經濟學歷史上應該把馬克思放在同瓦爾拉一樣高的地位上」，因為「一般均衡理論是瓦爾拉和馬克思各自同時系統地提出的」，所以，「作為現代一般均衡的動態理論的起源，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和瓦爾拉的資本積累理論應享有同等的地位」，[60]（P2）並強調，「應該承認馬克思是一位數理經濟學家」。[61]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薩繆爾森和森島通夫這兩位當代著名數理經濟學家之所以稱馬克思是一位數理經濟學家並不是因為馬克思的著作中有高深的數理經濟學模型，而是因為馬克思「能夠早在數學家提出這些問題以前就發現了它們，並得到了自己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61]即「做了很多預示現代解析性經濟模型的先驅性工作」。[62](P62-70)他們所說的這些「先驅性工作」，就是指馬克思所做的對數理經濟學的發展或經濟學中數理分析方法的運用產生了影響的工作。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莫里斯也表示，雖然不大清楚「誰是最早應用數學的經濟學家」，但「馬克思肯定是先驅者之一」。[63]前面所說馬克思對投入-產出分析法的影響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對數理經濟學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三、馬克思在基本理論創新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馬克思不僅在拓寬經濟學研究領域和改進經濟學研究方法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於西方經濟學的某些具體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經濟增長理論所產生的影響
庫茲涅茨由於在研究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關系方面做出的貢獻，獲得197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伊斯特林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庫茲涅茨」辭條中指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看，庫茲涅茨的思想來源可以追溯到美國的制度學派，進而到德國的歷史學派，甚至到卡爾·馬克思」，他們的「共同點在於都以歷史經驗的比較研究為基礎，尋求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53]（P75-78）日本經濟學家宇澤弘文則在「增長模型」辭條中，將「馬克思和卡爾多的增長模型」與「哈羅德-多瑪模型」、「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凱恩斯經濟增長模型」等並列作為經濟增長模型加以介紹。[53]（P519-525）可見，他們認為，馬克思經濟學也是經濟增長理論的思想來源之一。
費景漢和拉尼斯在《增長和發展：演進觀點》一書中專門介紹了馬克思的經濟增長理論，並稱馬克思「對增長理論有多方面的貢獻」。[64]（P28-29）薩繆爾森則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將通常所說的索洛-斯旺經濟增長模型稱之為「李嘉圖-馬克思-索洛的資本積累模型」，[54]（P135-137）索洛和斯旺本人對此看法如何，筆者不得而知。不過，索洛在獲得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的一次演講中談到自己1940～1942年在哈佛大學學習經濟學的情況時說，他修了有關勞動經濟學的課程和斯威齊關於馬克思經濟學的課程，並稱從這些課程中「學到的知識，至今依然記憶深刻」。[65]可見，索洛這位著名經濟增長理論家確實受到過馬克思的影響。大衛·卡斯被稱之為「現代動態經濟學的核心貢獻者之一」。當有人問在他的導師宇澤弘文之前，「您知道哪些經濟增長理論」時，他回答說「宇澤弘文曾作過一個關於經濟歷史學的學術報告」，「列舉了從李嘉圖、馬克思算起的偉大的經濟學家們，並用增長模型再現了這些人的工作」，並表示「宇澤弘文的工作對我有很大的影響」。[66]也就是說，他起碼是間接地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
可見，正如吳易風先生所說，西方經濟學家現在已經認識到，「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特別是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就是經濟增長理論」，「並不諱言馬克思在經濟增長理論方面所做的開創性貢獻」。[67]這就是說，馬克思對現代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對經濟危機或經濟周期理論所產生的影響
羅爾認為，「在危機學說方面，毫無疑問，馬克思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如果馬克思的「這些貢獻」早一點「普遍地由經濟學者們繼續研究」的話，那麼，「其效果會更大些」。[68]（P286）不過，他的這種設想可能是不現實的，因為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爆發前，西方經濟學者並沒有把馬克思的警告放在心上，只是在「大危機」爆發後他們才開始對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感興趣。正如海爾布羅納所說，雖然後來發生的事件證明了馬克思「關於周期性繁榮和崩潰的預測」，「但馬克思時代的其他經濟學家卻沒有認識到危機傾向（我們稱之為商業循環）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特徵」。[69]（P155-156）
哈耶克就是在「大危機」爆發後在倫敦經濟學院開設了《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課程，並「寫了20頁的教案」，還附有一份參考文獻，上面列有馬克思和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等人的著作。[70]（P263）在1931年出版的《價格與生產》一書中，哈耶克談到自己的商業周期理論時說，「闡述的商業周期理論的核心觀點」即「產業波動本質上是由資本設備的交替性擴張-收縮構成的，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因為「在德語文獻中，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爾·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他還指出，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的研究是「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的」，斯皮特霍夫和卡塞爾的研究又是以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的研究為「起點」，他自己在這方面「所提出的理論」則「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後兩位學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論的發展」。[71]（P133）簡言之，在經濟周期理論上，馬克思的思想通過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影響到斯皮特霍夫和卡塞爾，再通過斯皮特霍夫和卡塞爾影響到哈耶克。巴克豪斯也認為，「馬克思用固定資本的積累來分析經濟周期」，正是通過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的作品，「滲透進了關注儲蓄與投資之間關系的20世紀經濟周期理論」，因而，「馬克思的經濟學即使對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而言，也是重要的」。[72]（P172-173）榮卡格利亞甚至認為，「馬克思對商業周期分析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工資和失業的反方向運動關系，它預示了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所以，「直到今天他的理論仍然為我們所關注」。[73]（P220）布勞格也將馬克思關於「商業循環的內在周期性」的理論列為「值得現代經濟學家學習的」、在《資本論》中所包含的大量「精闢分析」之一。[74]（P140-141）
可見，馬克思當年對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的分析，從不同的方面、通過不同的途徑對西方經濟周期理論產生了影響。
（三） 對報酬遞增理論所產生的影響
美國經濟學家阿林?揚格1928年發表的《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一文，是報酬遞增理論的重要文獻之一。紐曼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介紹揚格時強調，「除去馬克思曾對這一問題做過有意義的討論之外」，揚格「在這篇文章中討論的內容第一次超越了亞當?斯密關於收益遞增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論述」。[59]（P1015-1018）瓦西萊斯基在「規模報酬遞增」辭條中，將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4節」、揚格的《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科斯的《企業的性質》和施蒂格勒的《市場容量限制勞動分工》並列，稱這些文獻利用斯密「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的觀點，「常常不自覺地提供了垂直一體化和生產迂迴理論的基礎」；並引用了《資本論》中的兩段話分別說明：（1）馬克思認為「垂直一體化和生產迂迴」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的方面」：前者是「社會分工」，後者是「工廠中的分工」；（2）「馬克思也看出，垂直合並的程度越高，市場不完全的程度也越高」。他還認為，對於報酬遞增原理，馬歇爾是「在斯密、馬克思和穆勒以後的唯一一個提出新的一般論點（不是應用）的人。[75]（P821-826）
可見，馬克思被認為是報酬遞增理論的重要先驅者之一。賈根良在《報酬遞增經濟學：回顧與展望》一文中對此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論證，並認為，「如果報酬遞增理論能從馬克思的思想中吸收更多的營養，將會更具說服力」。[76]
以上分析說明，馬克思對西方經濟學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和深遠的，正如林致遠所說：「在經濟學說史上，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以其獨樹一幟的風格和極其深刻的內涵，長久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學人。事實上，即使是活躍於當代經濟研究的諸多領域，如收入分配理論、經濟增長理論、公共選擇理論、產權經濟學、新經濟史等，也都難以繞開馬克思的身影。而作為馬克思經濟理論之重要組成部分的經濟周期學說，更以其宏大的架構和清晰的論證在經濟學的殿堂中永久地佔有一席之地。」[77]
（四）馬克思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產生重要影響的原因
前面的分析雖然也涉及到馬克思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影響的某些具體原因，但還不足以回答這樣一個具有根本性的問題：預言並充分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馬克思，為什麼會對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既定前提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呢？
首先，從邏輯上講，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產生影響，其原因就在於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必然存在著某種共性，否則影響就無從說起。盡管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不同，但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實際上都是「以資本主義經濟及其運行的規律作為研究對象」。[78]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就像關注斯密和凱恩斯一樣，關注馬克思在「看待資本主義時都看到了什麼」。[1]（P21）這就是馬克思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產生影響最基本的前提條件。
其次，雖然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揭示資本主義產生、發展並向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必然性，但他研究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何運行的問題，只是他研究的目的和角度與西方經濟學不同而已。正如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所說：「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絕不是對經濟學的個別章節作零碎的批判，絕不是對經濟學的某些爭論問題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開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並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資產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79]（P529）顯然，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就包括市場經濟如何運行的內容。這是馬克思能夠在改進研究方法和具體理論創新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產生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雖然西方經濟學者不可能接受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最終結論--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但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所遇到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很多西方經濟學者都對馬克思經濟史觀的具體運用產生了興趣，並對新古典經濟學以制度為不必要研究的既定前提和經濟人假定僅限於經濟領域等傳統提出質疑和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興起的包括新經濟史學在內的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以及法經濟學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馬克思經濟史觀的影響，並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逐漸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接受。這也是馬克思能夠在拓寬經濟學研究領域以及改進研究方法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產生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
最後，馬克思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產生、發展和消亡這樣一個超長期的角度分析資本主義經濟」，而不是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既定前提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何運行，以及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如何發揮作用。[80]這就是說，雖然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者所研究的都是資本主義經濟，但馬克思比西方經濟學者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因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解更加深刻，其影響也就更加深遠。這就是馬克思至今仍然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根本原因。所以，此次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歐洲再次成為暢銷書；[81]英國路透社稱 「馬克思對金融危機的預測太准了」；[82]就連英國聖公會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恩·威廉斯也表示，「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觀察到了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如何變成一種神話。在這一點上他是正確的」。[83]這就是馬克思至今仍然能夠對西方經濟學以至西方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根本原因。也正因為如此，在西方國家評出的「千年偉人」中，既沒有被譽為「經濟學之父」的斯密和曾「挽救了資本主義」的凱恩斯，也沒有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泰斗」薩繆爾森或弗里德曼等人，卻有預言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馬克思。
❸ 當代著名經濟學家
吳敬璉和厲以寧，北大光華的兩個泰斗。他們對我國的經濟各個方面都有著深入的研究。
❹ 世界經濟與政治分析的當代知名人士有哪些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後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 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150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1929年5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30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20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M·Walras）、古諾（A·Cournot），德國的屠能（J·Thunen）和英國的傑文思（W·Jevons）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1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56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50歲的凱恩斯和一批25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J·Robinson）、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R ·Harrod）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26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1903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3篇論文。拉姆齊的這3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1926）、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1927）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1928）。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W·Baumol）教授等一批學者在70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70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J·Mirrlees）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3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1922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N·Kaldor）和卡萊斯基（M·Kalecki）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30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1956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80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1948年第1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1970），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50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25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1947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1966－1986年連續出版的5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388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薩繆爾森成長的30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5年學習以及後來在MIT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1976年和1982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J·Viner）為首的反對英國30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1900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O·Lange）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1979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30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50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H·G·劉易斯（H·G·Lewis）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1959）和加里·貝克爾（G·Becker）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1957）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199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R·Lucas）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1939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R·Coase）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二)管理學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爾（Gary Hamel）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是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
對於企業來說，「核心競爭力」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於：因為核心競爭力具有稀缺難以模仿這些的資源特徵，對核心競爭力的重視和研究，實際上是將企業競爭優勢的生成問題轉化為維系競爭優勢的問題，進而賦予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也就是為什麼認清、維護和加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是「性命攸關」的。
過去，多元化經營的大公司可以簡單地指示下屬的各業務單元進入某個特定的終端產品市場，並要求這些業務單元能成為世界領先者。但是，隨著市場邊界迅速變化，目標市場往往變得飄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這一簡單做法，則難以創造新市場，也難以快速進入新興市場或在成熟市場戲劇性地改變客戶選擇的模式。
競爭優勢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層整合整個公司的技術及生產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這些能力使得各項經營業務能夠迅速捕獲不斷變化的機會。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顆大樹，樹乾和主要枝杈是核心產品，較小的枝杈是些業務單元，樹葉、花朵和果實是終端產品，而提供滋潤、營養和穩定的根系則是核心競爭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縮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競爭力。
我們可以把核心競爭力視為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關於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不僅涉及技術體系的協調一致，還與工作的組織、價值觀的傳遞有關。核心競爭力還是溝通、參與，以及對跨組織邊界工作的深刻認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競爭力並不意味著比競爭對手更多的研發投資，也不意味著垂直整合。
核心競爭力的獨特之處在於，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強。核心競爭力不僅是把已有的業務抱成一團的粘結劑，而且還是新業務開發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產品背後是幾個共享的核心競爭力。各種各樣的業務從表面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處的核心競爭力看，不同的業務恰恰是脈絡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學、成像技術和微處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競爭力使它得以在復印機、激光列印機、相機和掃描儀這些看起來不同的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羅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內西（William J. Abernathy）：關注企業長遠發展
過去20年間，因美國的經濟層越來越依賴一些幾近教條的管理原則。這些管理教條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華而不實的方法，輕視基於經驗的洞察力，因而無法把握戰略決策的微妙性和復雜性。結果，追求短期經濟回報的最大化成為許多公司壓倒一切的准則。
當今世界，大多數行業的成功都要求企業重視長遠發展，從而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然而，美國管理者卻沉迷於那些看似實用的「管理教條」：鼓勵管理者重分析，輕洞察；鼓勵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減，放棄長遠的企業發展。事實上，恰恰是這些被管理者視為福音的管理教條在美國經濟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這些風靡全美的管理教條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財務控制管理。隨著企業的組織結構日益分散化，企業傾向於把利潤中心作為衡量管理者成敗的基本標准。這必然導致企業更依賴於投資回報率這樣的短期財務指標，並以此來評估管理者的業績。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人敢於嘗試創新，因為沒有人可以承受失敗帶來的後果。
企業組合管理。企業組合管理是「投資組合管理」概念在企業中的運用，即多元化經營。但是，假如運用這一理論的管理團隊缺乏實際經驗，只關注財務和控制，那就會把管理者推向一個極端：在安排資源時畏首畏尾，不敢承擔責任，不願冒風險。
市場驅動管理。1960年以來，美國公司把一個它們原本忽視的原則用得過於到家了：經營以客戶為導向。問題在於，運用市場驅動企業發展的戰略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客戶往往只看得到現有的產品，企業僅僅關注當前的客戶滿意度有可能會錯過未來的卓越產品。
事實上，企業得以生存和經久不衰的命門歷來如此：投資、創新、領先、創造從未有過的價值。只有如此，而不僅僅是充當控制者、市場分析家、企業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場先驅。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條：經濟下滑之罪魁》
亞伯拉罕·扎萊茲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領導者
管理者和領導者是非常不同的兩類人。在動機、成長歷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動方面，兩者都截然不同。
什麼是培養領導者的最佳方法？各個社會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養管理者就是培養領導者。但是這種機制雖然能夠保證控製得法、各方權力平衡和管理者勝任其職，卻不能保證組織富有想像力、創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離正軌。而且，管理者傾向於集體領導
❺ 當代區域經濟學有哪些主要流派
目前關於區域經濟的研究對象尚未形成統一的觀點，具有代表性的專觀點主要有：屬
（1）區域經濟學是研究特定地理范圍的經濟學，它與一般經濟學並無什麼差別，只是其研究范圍是區域而不是國家，持此種觀點的多為初學者。
（2）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分布和空間組織規律，所以又將其稱為空間經濟學，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有諾斯、里查森、胡佛等。
（3）研究區域的主要問題，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有諾斯、里查森、胡佛、艾薩德(被譽為西方區域經濟學的創始人)、周起業和劉再興等。
（4）研究區際差異和聯系，持此種觀點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杜貝。
（5）研究區域與經濟相互作用規律和相互關系，持此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張敦富。
（6）從宏觀角度研究國內不同區域經濟發展及其相關關系的決策性科學，持此種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陳棟生、李京文、郝壽義和安虎森等。
❻ 為什麼當代主流經濟學又叫信息經濟學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經濟學最重要的發展之一是信息經濟學逐漸進入主流經濟學，進而成為其最重要的部分之一。199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3位研究與信息經濟學有關的博弈論的學者，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士莫里斯（J A Mrrl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威廉維克瑞（W Vckery）教授，這表明信息經濟學己成為經濟學最具發展前途的領域，它對市場經濟理論的補充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❼ 中國當代的經濟學家有哪些，要求是那種首屈一指的，還有他們的主要學說
樓主好！抄
當代中國沒有襲經濟學家，說著話不是憤青，也不是妄自菲薄，對古今中外經濟學家研究一下就會發現，凡是經濟學家都有自己的經濟理論和體系，無論是斯密、馬克思、曼昆等等都是如此。而目前中國的經濟學人都是拾人牙慧、人雲亦雲，都處於經濟學「者」的級別，還沒有成「家」。
所以，我輩當努力，歲月不待人！
對了，補充一下：已經逝世的楊小凱先生，算是經濟學家！本人對他很敬仰、
❽ 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
西方經濟學指產生並流行於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學範式，狹義指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範式，廣義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範式。西方經濟學與東方經濟學是不同的經濟學範式。西方經濟學主要是範式概念，而不僅僅是地域慨念。改革開放以來流行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屬於西方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即被運用於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學，即目前所稱的「主流經濟學」，因特別注重對市場機制的研究，而又有市場經濟學之稱。以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 的出版為標志，經濟學歷經200多年的風雨滄桑。在這個不長不短的歷史進程中，從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薩伊、穆勒、馬爾薩斯、馬歇爾到凱恩斯、米爾頓·弗里德曼、薩謬爾森、盧卡斯、斯蒂格利茨，經濟學大師輩出；從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經濟學流派林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帶來經濟學的不斷創新和發展，以致於文獻上有「經濟學帝國」之稱。
❾ 誰能介紹幾本現代經濟學叢書
以下全部是中文版的電子書，pdf格式，需要的話請留下郵箱
[財經學術文庫]新制度經濟學·[美]埃瑞克·G.菲呂博頓+魯道夫·瑞切特+編.pdf
[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地下經濟學·[美]埃德加·法伊格+編著.pdf
[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宏觀經濟學：非瓦爾拉斯分析方法導論·[法]讓-帕斯卡爾·貝納西+著.pdf
[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經濟學家和說教者·[美]斯蒂格茨+著.pdf
[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經濟周期理論-方法和概念通論·[德]G.加比希+H.W.洛倫茲+著.pdf
[當代西方主流學術名著譯叢]失控的世界·[英]安東尼·吉登斯+著.pdf
[二十世紀文庫]人力投資-人口質量經濟學·[美]西奧多·W.舒爾茨+著.pdf
[工商管理精要]兼並與收購·[美]P.S.薩德沙納姆+著.pdf
[美國資本市場運作譯叢]共同基金運作·[美]阿爾伯特·J.弗里德曼+魯斯·瓦爾斯+著.pdf
y[經濟].高績效目標管理.pdf
y[經濟]個人外匯買賣.pdf
y[經濟]管理技巧叢書--演講技巧.pdf
y[經濟]貨幣均衡論.pdf
y[經濟]競爭優勢.pdf
y[經濟]競爭戰略.pdf
y[經濟]項目融資.pdf
y[經濟]商戰護身符—企業法律實務指南.pdf
y[經濟]制度變遷與經濟利益.pdf
關於宏觀經濟政策的爭論·[美]K.卡什伯特遜+著.pdf
經濟政策的原則·[德]瓦爾特·歐根+著.pdf
❿ 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地位和前景分析
中國人很有意思，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簡稱為政治經濟學。
其實從整個經濟學內發展的歷容程來看，所謂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ic）即研究為政府制定經濟政策提供指導和建議的龐大經濟理論體系，當然不特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它源遠流長，未來也會不斷發展。
而我們通常特指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特定歷史政治條件下的產物，這個理論現在看來原始而且落後，片面強調勞動時間的作用而忽略經濟資源的其他屬性，雖然當年對世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但跟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程度不可同日而語，對如今越來越復雜的市場經濟已經沒有什麼價值可言了。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我黨執政的重要理論基礎，因此未來還會繼續承擔鼓勵人民向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世界大解放的目標努力奮斗的歷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