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庫茲

1. 幫忙解釋一下「經濟學」的功能

經濟學的客觀夢想

有關經濟學家的笑話很多，且貶遠多於褒。不過，很少有經濟學家對此耿耿於懷，因為經濟學家這個行業依然是最受關注、最有地位、最能賺錢的行業之一；也依然不斷有人試圖進入經濟學家的行列。所以，很多經濟學家自己也常常談起此類笑話，看似自嘲，實則自誇。當然，也有些此類笑話是沒有貶義的，或者對於經濟學家自己來說，不覺得是貶義的。其中一則笑話說的是，一群物理學家看到經濟學家所用的數學知識，感到大為吃驚：經濟學居然用如此復雜的數學！經濟學家看到物理學所用的數學知識，同樣大為吃驚，物理學居然用如此簡單的數學！在一些人看來，這是在嘲笑經濟學對於數學的過分使用。而對於經濟學家來說，這卻是在褒獎經濟學家所用的工具越來越先進，自然也就越來越朝著精確的自然科學的方向發展了。

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對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傾向很不以為然，認為經濟學家與他們其實並沒有什麼兩樣；自然科學家們更不認為經濟學是一門自然科學。而經濟學家們則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搖擺。經濟學家們自然希望經濟學被認為是自然科學，因為自然科學更加精確，而且更加客觀。客觀與精確正是經濟學家們自我標榜且引以為豪的地方，而且希望憑此區別於其他社會科學家。經濟學家以理性人為出發點，引入了邊際分析和廣泛的數學工具，試圖建立一個客觀、精確的經濟學帝國。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強調實證經濟學的重要性，著重就某一個現象進行解釋，認為經濟學應該說明的是「是什麼」，而不是「應該是什麼」，因為後者往往帶有太多的價值判斷，而價值判斷難免包含太多的個人利益。

到了今天，計量經濟學更是如日中天，在中國尤其如此。翻開中國最有名的經濟學學術期刊，絕大多數都是計量文章，甚至某些期刊已經到了沒有計量的文章便不能發表的地步。中國經濟學家在國外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也幾乎全部是計量文章。為什麼計量經濟學會如此興盛呢？說到底無非是經濟學追求所謂客觀、真實與精確的結果。計量經濟學通過不斷改進的工具、大量的數據和嚴謹的方法為經濟學建立起了一個看似精確與客觀的經濟學帝國。但是，事情果真如此么？

經濟學家的客觀

2004和2005年是中國經濟學的多事之秋。從郎咸平炮轟格林科爾開始，中國大陸的一些著名經濟學家與郎咸平展開了激烈交鋒，甚至很多具有人身攻擊意味的詞語從一些名經濟學家的口中說出。這場爭論最後幾乎演變成了全民參與的爭論。從網路上看，郎咸平幾乎是大獲全勝，但是，也有人統計說，學習經濟學的人大多反對郎咸平。眾所周知，與一般人相比，學習過經濟學的人多半更加右傾，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也絲毫不奇怪。在這場爭論中，毫無疑問，很多經濟學家和學經濟學的學生是從「客觀」的角度來論述的，而經濟學的所謂客觀就是「效率」。對於自我標榜為客觀的經濟學而言，選用效率作為評價經濟政策或者經濟表現的標准沒有絲毫的意外。因為，從經濟學的核心假定——人是自私和理性的出發，最終的結果只能用「效率」來衡量，而且，用公平來衡量經濟政策或表現的好壞總是充滿了「價值判斷」，是極其主觀的。

但是，從效率出發也不一定能夠保證經濟學的客觀。特別是2005年格林科爾最終倒閉，其董事長也因為涉嫌犯罪被捕之後，很多人對經濟學家的客觀與中立越來越懷疑。這本身不奇怪，也不能說明大陸的經濟學家就失敗了。但是，隨後傳出的消息無疑讓人吃驚。在與郎咸平的爭論中力挺格林科爾的部分經濟學家曾經在格林科爾的資助下召開過一個學術會議批判郎咸平，並且將爭論上升到改革路線的高度。這其實也沒有什麼，因為郎咸平的確試圖得出一些普適性的結論，所以，將爭論上升為「改革路線」之爭也很正常。但是，在當事企業的資助下舉行的學術會議是否可信就值得懷疑了。更為重要的是，隨後的調查表示，格林科爾付給了這些經濟學家高額的出場費和稿費。而且，還有經濟學家隨後不斷出席由一些大型民營企業，尤其是由國有或者集體企業改制而來的民營企業舉辦的各種會議，高調發言，更是引發了一系列爭論。普通民眾對經濟學們的不信任似乎也在蔓延。

這種不信任是建立在經濟學家為少數人和少數既得利益集團說話的基礎之上的。不過，這種為少數人說話的經濟學家往往會很快被大多數人不信任，並不能對經濟學構成實質性的傷害。即使經濟學家們依然信任這些人，也不要緊，因為大多數民眾不信任意味著經濟學市場必然萎縮。所以，個別經濟學家沒有任何根據的發言並無損於經濟學本身的客觀，只會有損於經濟學家個人或者這個團體的客觀。不過，問題往往是，經濟學本身就是客觀的嗎？

經濟學是否客觀？

經濟學往往有很多基本的假定，經濟學中任何一個理論或者一個模型更是有非常多的假定。這些假定的本意是為了抽象與簡化現實生活，從而增強模型的解釋力。但是，這些假定往往與現實情況不符，由此導致它對現實情況的解釋力不足。事實上，經濟學的發展正是建立在對經濟學假定不斷修正的基礎之上。某種理論或模型的發展也是建立在對某個假定不斷修正的基礎之上。比如，對古典經濟學價格剛性假定的修正，得出了政府幹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完全競爭假定的修正產生了不完全競爭理論；對交易成本為零這一假定的修正產生了新制度經濟學。某個具體的理論或者模型的發展更是如此，從古諾模型到勃川德模型再到斯坦克博格模型，就是通過改變有關廠商競爭變數和競爭方式而得到的。博弈論的發展也是如此，從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到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到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再到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都是基於對一些假定的改進。當然，這些對假定的改進，很多情況下都是越來越傾向於現實。也就是說，這使得假定越來越接近現實。但是，由於一個抽象的理論與模型往往需要很多假定，而要把假定做到完全與現實相符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種不可能除給了經濟學不斷改進的空間之外，也給了經濟學家很多解釋的空間。這種空間其實就是經濟學家的「權力空間」，這個「權力空間」不但給了經濟學們改進理論的可能，也給了經濟學家們爭論和解釋的可能。

如果說理論只是提供了一個想法或者解釋的話，那麼，實證經濟學，尤其是目前高度繁榮的計量經濟學則給了經濟學們證明自身的客觀與精確的機會。很多理論往往相互沖突。比如，收入效應與替代效應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哪一種效應更強呢？這需要實證檢驗。比如說，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有怎樣的影響？不同的理論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哪個理論是可信的？這也需要實證經濟學的檢驗。於是，實證經濟學成了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重要標准。

但是，對於理論經濟學家而言，這種檢驗總是值得懷疑的。就案例檢驗來說。中國的漸進式改革與俄羅斯的休克療法相比，哪個更加成功？印度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哪個更加成功？如果單從目前的經驗來看，毫無疑問，中國改革比俄羅斯改革成功，比印度的也更加成功。但是，如果我這樣說，肯定會被經濟學們認為不嚴謹，甚至被懷疑是否真的學過經濟學，至少也是沒有學好。比如，有很多經濟學家就堅持認為，中國的改革不一定比俄羅斯的成功。因為，盡管從目前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更好，但是，俄羅斯通過休克療法建立起了更好的制度與市場環境，將來的發展可能比中國更快。也就是說，經濟學告訴我們，從長期來看，中俄的發展情況還不一定。不過，正如凱恩斯所說，「長期是對目前的事情的一種誤導，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而且，從長期來看，任何事情都是不一定的，因為誰又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這些事情可能會徹底改變目前中俄經濟發展的全貌。因此，說未來不確定可能是對的，卻是毫無用處的。如果我們只會說不一定，經濟學存在的意義就值得懷疑。也許經濟學家會說，決策是領導者的事情，我們只是提供建議和信息，更加豐富的信息將有助於決策者做出更加正確的決定。但是，如果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是不確定的，而且，對於一個我們都能觀察得到的事實，我們依然說，孰優孰劣不一定。那麼，經濟學作為一門「長期的學問」就是沒有價值的。

同樣，對於實證經濟學家們而言，實證檢驗也是值得懷疑的。且不說不斷改進的計量方法會讓人發現前人所作的實證研究的缺陷，不同的計量方法之間也會產生各種爭論。如果不同的計量方法得出的結果是一致的，倒不會有什麼問題。可是，絕大部分情況下，不同的計量方法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那麼，我們該信任哪一個呢？再者，很多計量研究對數據往往非常敏感，數據的變化往往會導致結果的改變。同樣，熟悉計量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很多情況下，對變數的選擇往往會成為爭論的中心，而變數選擇不同，得到的結果也是不一致的。

再以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例。從庫茲聶茲以來，這一話題一直是經濟研究的熱點，因為這個問題對一個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含義，對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也會形成沖擊。但是，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始終在爭議中進行。國內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近幾年也有所增多。在1990年代以前，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多半表明收入差距有助於經濟增長，或者二者呈現出倒U型關系。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議自然是追求更有效率而不是更公平的經濟政策；1990年代以後，很多研究運用政治經濟模型或者帶有社會學傾向的模型，說明收入差距擴大會導致政治上對投資的抑制，或者對社會地位的過分追求會使投資受到抑制，從而會阻礙經濟增長，而且，相關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種理論分析。這些研究很多發表在很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上，比如《美國經濟評論》、《政治經濟學雜志》。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結論也是莫衷一是。由於不同的研究結果推論出的政策建議是完全相左的，決策者無疑更加疑惑。

經濟學家的解釋空間

理論研究會得到相反的結論不足為奇，實證研究得到相反的結論也很正常。如果我們得到的實證研究結果與理論相悖，我們也許會由此發現一個新的理論，或者發現另外一個藏在證據背後的東西。自然科學常常這樣發展，但經濟學很難這樣發展，原因在於，自然科學的事實只有一個，而經濟學往往能夠發現很多個「事實」。當我們發現實證研究與理論研究的結論相反時，我們多半會去改進實證研究的方法，尋找新的數據，或者提出新的解釋。但是問題隨之而來：經濟學的理論和模型眾多，對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理論提出不同的解釋，而哪個理論正確，往往依賴於實證研究的檢驗。如果實證檢驗的結果也是相反的，由於不同的檢驗結果也能得到不同理論的支撐，我們很難判斷哪一個檢驗或者說哪一個事實是成立的。從而，我們會發現，理論和事實都是不清楚的。

很多初學計量經濟學的人都會發現，數據或者方法的微小變化會使得檢驗結果大不相同。這說明結果不穩健。在很多情況下，尤其在我國的很多經濟學雜志上，我們看到的計量檢驗都是不穩健的。但是，面對這些檢驗結果，我們往往能夠看到很多似乎合乎理論的解釋與說明。或者說，對於不同的計量檢驗結果，作者擁有很大的解釋權。只要結果是顯著的，我們便總能找到「合理」的解釋。最著名的例子來自英國的一位經濟學家。他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太陽黑子的活動對英國的經濟發展周期有顯著影響。很多人都認為這個結論是荒謬的，並以此嘲笑經濟學，但是，按照經濟學家的邏輯，這事還真不一定啊。

好在，計量經濟學的工具在不斷改進，對各種因素的控制也使得計量經濟學越來越精確。但是，經濟學家對理論、對現實、對實證檢驗結果的解釋依然存在很大空間，對同一事情往往存在多種解釋，這無疑讓人煩悶。就像我們看一些小品文，同一個故事，翻來覆去地講，竟然能夠講出幾十個道理，甚至還是完全相反的道理。

正是由於經濟學對結果的解釋空間很大，我們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小心思想背後的利益。經濟學家標榜自己的效率標准，以此說明自己的客觀和中立。可是，阿克頓勛爵的話依然在耳邊回響：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也有翻譯為，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換成經濟學的語言，有權力，就有尋租。而經濟學家對理論、對現象、對實證檢驗結果的解釋空間就是一種權力。因為有空間的存在，就有解釋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必然導致尋租。正如經濟學所認為的，經濟學家絕不是道德上一定高尚的人，相反，他們都是自私的理性人。那麼，又有什麼理由認為他們不會利用自己的解釋空間，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尋租呢？

如果經濟學只是幫助人們解釋現象存在的原因，或者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各種現象，那麼，這種解釋空間的存在沒有任何不妥。但是，每一個經濟學家總是希望自己的主張為決策者所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曾經以為國外的經濟學家可能不會如此，可是一名諾獎得主來復旦大學講演的時候，PPT（PowerPoint 的幻燈片文件）上就幾次出現與美國總統的合影，我頓時知道所有的經濟學家果然都是理性人。而且，就目前看來，經濟學對決策者和普通民眾都有著極強的影響力，如果一個經濟學家，一個理論是服務於少數人的，其後果往往會非常嚴重。所以，經濟學的解釋空間也就相對而言對社會有著潛在的危害。也正因為如此，一個充分競爭的經濟學市場、一個反對壟斷的經濟學市場、一個能夠允許而不是排斥所有人發言的經濟學市場是縮小經濟學的解釋空間、瓦解經濟學的絕對權力的必要條件。同樣，一個更為廣泛的知識市場，一個允許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等等充分表達的學術市場的存在也有利於控制經濟學解釋的空間，從而減少經濟學家尋租的空間。

所以，無論是決策者，還是普通人，當看到一種經濟理論時，請先告誡自己：警惕思想背後的利益。

2. 結合實際，說明學習產業經濟學的重要意義

經濟學的客觀夢想

有關經濟學家的笑話很多，且貶遠多於褒。不過，很少有經濟學家對此耿耿於懷，因為經濟學家這個行業依然是最受關注、最有地位、最能賺錢的行業之一；也依然不斷有人試圖進入經濟學家的行列。所以，很多經濟學家自己也常常談起此類笑話，看似自嘲，實則自誇。當然，也有些此類笑話是沒有貶義的，或者對於經濟學家自己來說，不覺得是貶義的。其中一則笑話說的是，一群物理學家看到經濟學家所用的數學知識，感到大為吃驚：經濟學居然用如此復雜的數學！經濟學家看到物理學所用的數學知識，同樣大為吃驚，物理學居然用如此簡單的數學！在一些人看來，這是在嘲笑經濟學對於數學的過分使用。而對於經濟學家來說，這卻是在褒獎經濟學家所用的工具越來越先進，自然也就越來越朝著精確的自然科學的方向發展了。

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對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傾向很不以為然，認為經濟學家與他們其實並沒有什麼兩樣；自然科學家們更不認為經濟學是一門自然科學。而經濟學家們則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搖擺。經濟學家們自然希望經濟學被認為是自然科學，因為自然科學更加精確，而且更加客觀。客觀與精確正是經濟學家們自我標榜且引以為豪的地方，而且希望憑此區別於其他社會科學家。經濟學家以理性人為出發點，引入了邊際分析和廣泛的數學工具，試圖建立一個客觀、精確的經濟學帝國。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強調實證經濟學的重要性，著重就某一個現象進行解釋，認為經濟學應該說明的是「是什麼」，而不是「應該是什麼」，因為後者往往帶有太多的價值判斷，而價值判斷難免包含太多的個人利益。

到了今天，計量經濟學更是如日中天，在中國尤其如此。翻開中國最有名的經濟學學術期刊，絕大多數都是計量文章，甚至某些期刊已經到了沒有計量的文章便不能發表的地步。中國經濟學家在國外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也幾乎全部是計量文章。為什麼計量經濟學會如此興盛呢？說到底無非是經濟學追求所謂客觀、真實與精確的結果。計量經濟學通過不斷改進的工具、大量的數據和嚴謹的方法為經濟學建立起了一個看似精確與客觀的經濟學帝國。但是，事情果真如此么？

經濟學家的客觀

2004和2005年是中國經濟學的多事之秋。從郎咸平炮轟格林科爾開始，中國大陸的一些著名經濟學家與郎咸平展開了激烈交鋒，甚至很多具有人身攻擊意味的詞語從一些名經濟學家的口中說出。這場爭論最後幾乎演變成了全民參與的爭論。從網路上看，郎咸平幾乎是大獲全勝，但是，也有人統計說，學習經濟學的人大多反對郎咸平。眾所周知，與一般人相比，學習過經濟學的人多半更加右傾，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也絲毫不奇怪。在這場爭論中，毫無疑問，很多經濟學家和學經濟學的學生是從「客觀」的角度來論述的，而經濟學的所謂客觀就是「效率」。對於自我標榜為客觀的經濟學而言，選用效率作為評價經濟政策或者經濟表現的標准沒有絲毫的意外。因為，從經濟學的核心假定——人是自私和理性的出發，最終的結果只能用「效率」來衡量，而且，用公平來衡量經濟政策或表現的好壞總是充滿了「價值判斷」，是極其主觀的。

但是，從效率出發也不一定能夠保證經濟學的客觀。特別是2005年格林科爾最終倒閉，其董事長也因為涉嫌犯罪被捕之後，很多人對經濟學家的客觀與中立越來越懷疑。這本身不奇怪，也不能說明大陸的經濟學家就失敗了。但是，隨後傳出的消息無疑讓人吃驚。在與郎咸平的爭論中力挺格林科爾的部分經濟學家曾經在格林科爾的資助下召開過一個學術會議批判郎咸平，並且將爭論上升到改革路線的高度。這其實也沒有什麼，因為郎咸平的確試圖得出一些普適性的結論，所以，將爭論上升為「改革路線」之爭也很正常。但是，在當事企業的資助下舉行的學術會議是否可信就值得懷疑了。更為重要的是，隨後的調查表示，格林科爾付給了這些經濟學家高額的出場費和稿費。而且，還有經濟學家隨後不斷出席由一些大型民營企業，尤其是由國有或者集體企業改制而來的民營企業舉辦的各種會議，高調發言，更是引發了一系列爭論。普通民眾對經濟學們的不信任似乎也在蔓延。

這種不信任是建立在經濟學家為少數人和少數既得利益集團說話的基礎之上的。不過，這種為少數人說話的經濟學家往往會很快被大多數人不信任，並不能對經濟學構成實質性的傷害。即使經濟學家們依然信任這些人，也不要緊，因為大多數民眾不信任意味著經濟學市場必然萎縮。所以，個別經濟學家沒有任何根據的發言並無損於經濟學本身的客觀，只會有損於經濟學家個人或者這個團體的客觀。不過，問題往往是，經濟學本身就是客觀的嗎？

經濟學是否客觀？

經濟學往往有很多基本的假定，經濟學中任何一個理論或者一個模型更是有非常多的假定。這些假定的本意是為了抽象與簡化現實生活，從而增強模型的解釋力。但是，這些假定往往與現實情況不符，由此導致它對現實情況的解釋力不足。事實上，經濟學的發展正是建立在對經濟學假定不斷修正的基礎之上。某種理論或模型的發展也是建立在對某個假定不斷修正的基礎之上。比如，對古典經濟學價格剛性假定的修正，得出了政府幹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完全競爭假定的修正產生了不完全競爭理論；對交易成本為零這一假定的修正產生了新制度經濟學。某個具體的理論或者模型的發展更是如此，從古諾模型到勃川德模型再到斯坦克博格模型，就是通過改變有關廠商競爭變數和競爭方式而得到的。博弈論的發展也是如此，從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到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到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再到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都是基於對一些假定的改進。當然，這些對假定的改進，很多情況下都是越來越傾向於現實。也就是說，這使得假定越來越接近現實。但是，由於一個抽象的理論與模型往往需要很多假定，而要把假定做到完全與現實相符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種不可能除給了經濟學不斷改進的空間之外，也給了經濟學家很多解釋的空間。這種空間其實就是經濟學家的「權力空間」，這個「權力空間」不但給了經濟學們改進理論的可能，也給了經濟學家們爭論和解釋的可能。

如果說理論只是提供了一個想法或者解釋的話，那麼，實證經濟學，尤其是目前高度繁榮的計量經濟學則給了經濟學們證明自身的客觀與精確的機會。很多理論往往相互沖突。比如，收入效應與替代效應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哪一種效應更強呢？這需要實證檢驗。比如說，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有怎樣的影響？不同的理論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哪個理論是可信的？這也需要實證經濟學的檢驗。於是，實證經濟學成了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重要標准。

但是，對於理論經濟學家而言，這種檢驗總是值得懷疑的。就案例檢驗來說。中國的漸進式改革與俄羅斯的休克療法相比，哪個更加成功？印度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哪個更加成功？如果單從目前的經驗來看，毫無疑問，中國改革比俄羅斯改革成功，比印度的也更加成功。但是，如果我這樣說，肯定會被經濟學們認為不嚴謹，甚至被懷疑是否真的學過經濟學，至少也是沒有學好。比如，有很多經濟學家就堅持認為，中國的改革不一定比俄羅斯的成功。因為，盡管從目前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更好，但是，俄羅斯通過休克療法建立起了更好的制度與市場環境，將來的發展可能比中國更快。也就是說，經濟學告訴我們，從長期來看，中俄的發展情況還不一定。不過，正如凱恩斯所說，「長期是對目前的事情的一種誤導，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而且，從長期來看，任何事情都是不一定的，因為誰又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這些事情可能會徹底改變目前中俄經濟發展的全貌。因此，說未來不確定可能是對的，卻是毫無用處的。如果我們只會說不一定，經濟學存在的意義就值得懷疑。也許經濟學家會說，決策是領導者的事情，我們只是提供建議和信息，更加豐富的信息將有助於決策者做出更加正確的決定。但是，如果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是不確定的，而且，對於一個我們都能觀察得到的事實，我們依然說，孰優孰劣不一定。那麼，經濟學作為一門「長期的學問」就是沒有價值的。

同樣，對於實證經濟學家們而言，實證檢驗也是值得懷疑的。且不說不斷改進的計量方法會讓人發現前人所作的實證研究的缺陷，不同的計量方法之間也會產生各種爭論。如果不同的計量方法得出的結果是一致的，倒不會有什麼問題。可是，絕大部分情況下，不同的計量方法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那麼，我們該信任哪一個呢？再者，很多計量研究對數據往往非常敏感，數據的變化往往會導致結果的改變。同樣，熟悉計量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很多情況下，對變數的選擇往往會成為爭論的中心，而變數選擇不同，得到的結果也是不一致的。

再以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例。從庫茲聶茲以來，這一話題一直是經濟研究的熱點，因為這個問題對一個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含義，對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也會形成沖擊。但是，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始終在爭議中進行。國內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近幾年也有所增多。在1990年代以前，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多半表明收入差距有助於經濟增長，或者二者呈現出倒U型關系。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議自然是追求更有效率而不是更公平的經濟政策；1990年代以後，很多研究運用政治經濟模型或者帶有社會學傾向的模型，說明收入差距擴大會導致政治上對投資的抑制，或者對社會地位的過分追求會使投資受到抑制，從而會阻礙經濟增長，而且，相關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種理論分析。這些研究很多發表在很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上，比如《美國經濟評論》、《政治經濟學雜志》。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結論也是莫衷一是。由於不同的研究結果推論出的政策建議是完全相左的，決策者無疑更加疑惑。

經濟學家的解釋空間

理論研究會得到相反的結論不足為奇，實證研究得到相反的結論也很正常。如果我們得到的實證研究結果與理論相悖，我們也許會由此發現一個新的理論，或者發現另外一個藏在證據背後的東西。自然科學常常這樣發展，但經濟學很難這樣發展，原因在於，自然科學的事實只有一個，而經濟學往往能夠發現很多個「事實」。當我們發現實證研究與理論研究的結論相反時，我們多半會去改進實證研究的方法，尋找新的數據，或者提出新的解釋。但是問題隨之而來：經濟學的理論和模型眾多，對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理論提出不同的解釋，而哪個理論正確，往往依賴於實證研究的檢驗。如果實證檢驗的結果也是相反的，由於不同的檢驗結果也能得到不同理論的支撐，我們很難判斷哪一個檢驗或者說哪一個事實是成立的。從而，我們會發現，理論和事實都是不清楚的。

很多初學計量經濟學的人都會發現，數據或者方法的微小變化會使得檢驗結果大不相同。這說明結果不穩健。在很多情況下，尤其在我國的很多經濟學雜志上，我們看到的計量檢驗都是不穩健的。但是，面對這些檢驗結果，我們往往能夠看到很多似乎合乎理論的解釋與說明。或者說，對於不同的計量檢驗結果，作者擁有很大的解釋權。只要結果是顯著的，我們便總能找到「合理」的解釋。最著名的例子來自英國的一位經濟學家。他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太陽黑子的活動對英國的經濟發展周期有顯著影響。很多人都認為這個結論是荒謬的，並以此嘲笑經濟學，但是，按照經濟學家的邏輯，這事還真不一定啊。

好在，計量經濟學的工具在不斷改進，對各種因素的控制也使得計量經濟學越來越精確。但是，經濟學家對理論、對現實、對實證檢驗結果的解釋依然存在很大空間，對同一事情往往存在多種解釋，這無疑讓人煩悶。就像我們看一些小品文，同一個故事，翻來覆去地講，竟然能夠講出幾十個道理，甚至還是完全相反的道理。

正是由於經濟學對結果的解釋空間很大，我們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小心思想背後的利益。經濟學家標榜自己的效率標准，以此說明自己的客觀和中立。可是，阿克頓勛爵的話依然在耳邊回響：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也有翻譯為，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換成經濟學的語言，有權力，就有尋租。而經濟學家對理論、對現象、對實證檢驗結果的解釋空間就是一種權力。因為有空間的存在，就有解釋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必然導致尋租。正如經濟學所認為的，經濟學家絕不是道德上一定高尚的人，相反，他們都是自私的理性人。那麼，又有什麼理由認為他們不會利用自己的解釋空間，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尋租呢？

如果經濟學只是幫助人們解釋現象存在的原因，或者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各種現象，那麼，這種解釋空間的存在沒有任何不妥。但是，每一個經濟學家總是希望自己的主張為決策者所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曾經以為國外的經濟學家可能不會如此，可是一名諾獎得主來復旦大學講演的時候，PPT（PowerPoint 的幻燈片文件）上就幾次出現與美國總統的合影，我頓時知道所有的經濟學家果然都是理性人。而且，就目前看來，經濟學對決策者和普通民眾都有著極強的影響力，如果一個經濟學家，一個理論是服務於少數人的，其後果往往會非常嚴重。所以，經濟學的解釋空間也就相對而言對社會有著潛在的危害。也正因為如此，一個充分競爭的經濟學市場、一個反對壟斷的經濟學市場、一個能夠允許而不是排斥所有人發言的經濟學市場是縮小經濟學的解釋空間、瓦解經濟學的絕對權力的必要條件。同樣，一個更為廣泛的知識市場，一個允許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等等充分表達的學術市場的存在也有利於控制經濟學解釋的空間，從而減少經濟學家尋租的空間。

所以，無論是決策者，還是普通人，當看到一種經濟理論時，請先告誡自己：警惕思想背後的利益。

3. 學習經濟學有什麼意義

系統掌握經濟學基本理論和相關的基礎專業知識，了解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熟悉國家的經濟方針、政策和法規，了解中外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了解經濟學的學術動態；具有運用數量分析方法和現代技術手段進行社會經濟調查、經濟分析和實際操作的能力。

在實際經濟方面的工作中，經濟學多是通過數學模型來驗證各種經濟變數之間的關系。像保險、股票、利率這些經濟變數的預測就是通過數學模型進行預測的，所以該專業的很多畢業生進入各類金融機構（如期貨市場、外匯市場）做技術分析工作。

(3)經濟學庫茲擴展閱讀

經濟學主要課程：政治經濟學、《資本論》、西方經濟學、統計學、國際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財政學、經濟學說史、發展經濟學、企業管理、市場營銷、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線性代數、高等數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

產業經濟學關心的主要是壟斷行業的運行機制以及各壟斷公司的競爭行為，以後想去大型企業工作的考生可以選擇這個專業。很多大公司都設置有專門的市場研究部門，這些部門就是利用專業的經濟學理論來分析現有行業情況，得出分析結果，然後作出企業的決策。

4. 宏觀經濟學問題，謝謝

1、A。因為在短期自發消費大於零，即短期消費曲線有正的縱截距，同時內邊際消費傾向小容於1，即斜率小於1。
2、A。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曲線斜率變小，所以不是一條直線。
3、D。承接第二題，由於邊際消費傾向變小，在自發消費給定的前提下，平均消費傾向遞減。
4、B。過原點表明自發消費為零，這樣長期邊際消費傾向就與長期平均消費傾向相等，且為常數。
5、C。這就是所謂相對收入假說的「棘輪效應」。
6、D。持久收入假說（也叫永久收入假說）是由弗里德曼提出來的。莫迪利安尼的是生命周期消費理論，杜森貝利的是相對收入假說。

5. 學經濟學有何用

比較熟練地掌握現代經濟分析方法，知識面較寬，具有向經濟學相關領域擴展滲透的能力，能在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政策研究部門，金融機構和企業從事經濟分析、預測、規劃和經濟管理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

6. 求各位經濟學家關於「收入差距」的觀點

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尤其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這些問題，已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形成原因、帶來的影響及解決問題的對策等在理論和對策上作了許多有見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試對此類問題作一較全面的梳理。
一、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分析
（一）從總體上看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
學術理論界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總體描述通常採用兩種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數法。五等分法是將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與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數來說明總體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稱收入不良指數。這種測量收入分配公平與否的方式，目前在歐美國家中比較流行，我國也常採用。
最高檔收入佔全部國民財富比重越大，說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據曾國安的統計來觀察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紀90年代後半期，最高收入組、次高收入組、中間收入組、較低收入組和最低收入組居民的收入分別占居民總收入的47％、22％、15％、10％和6％。（註：曾國安：《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變趨勢、現狀評價與調節政策選擇》，《經濟評論》2002年第5期。）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全國4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調查顯示，20％的高收入者擁有42.5％的國民財富。（註：易鋒傑：《「基尼系數」質疑》，《財經理論與實踐》2002年第4期。）另據其他部門統計的五等分結果，我國農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與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9倍擴大到1994年的6.6倍，城鎮居民則由1983年的2.3倍擴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戶的平均收入與農村中20％的低收入戶平均收入相比較，1992年的貧富差距達11倍，1994年達到了13倍。由此可見，我國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註：張雅光：《轉軌進程中我國居民貧富差距的演變》，《中國國情國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數法來描述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數研究者經常採用的方法。基尼系數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綜合性指標。基尼系數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數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數據來源或計算方法的差異，學者之間的計算結果也存在著差異。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90年以來，我國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和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均在波動中呈現擴大的趨勢。1990、1995、1999年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分別是0.23、0.28、0.295；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分別是0.309、0.341、0.336和0.336.就全國總體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國居民基尼系數分別是0.343、0.389和0.397，接近0.4，2000年達到0.417.（註：國家統計局：《從基尼系數看貧富差距》，《中國國情國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調查，包括各種集體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內，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45.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我國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33擴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擴大至0.458，有的地區已經達到0.467.（註：李培林、朱慶芳等：《中國小康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世界銀行2003年《中國經濟報告：推動公平的經濟增長》指出，如果中國任由當前城鄉差距和省際人均收入增長速度的差距繼續不斷擴大，到2020年基尼系數將會上升到0.474.還有學者認為，0.45的基尼系數，仍可能低估了實際的收入差距水平。因為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則通常會被低估。農民家庭有相當一部分收入必須用於來年的生產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費的收入實際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體的住房等非貨幣福利收入所佔比重仍然較大，且沒有被統計到個人收入之內。（註：董建文：《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與對策》，《華東經濟管理》2001年第6期。）
綜合以上觀點，對全國基尼系數的判斷，概括起來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不同的估計：低估計為0.4左右；中估計為0.45左右；高估計為0.5左右。雖然存在著差異，但結果差別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現不同的估計，在於計算范圍的不同：第一種估計主要考慮貨幣收入，較少考慮實物收入，特別是補貼收入；第二種估計較多考慮了實物收入；第三種估計不僅考慮了貨幣收入和實物收入，也考慮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實，無論是用基尼系數還是用五等分法來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居民整體的貧富差距尚屬比較合理，但近幾年我國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如果任由當前這種趨勢發展下去，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來幾年裡將會急劇擴大。
（二）從分類上看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我國基尼系數拉大的問題，主要是由城鄉差距拉大引起的。我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值得警惕。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由縮小到擴大」的變化過程，近年來擴大速率加快。城鄉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為2.51∶1；1997年為2.47∶1；1998年為2.51∶1；1999年2.65∶1；2000年為2.79∶1.2001年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之比為2.90∶1，2002年更是上升到3.11∶1.（註：張雅光：《轉軌進程中我國居民貧富差距的演變》，《中國國情國力》2004年第1期。）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近幾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超過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一倍多，200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3.4％，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8％，2002年的城鄉收入比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值。目前農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鎮居民收入的1/3.（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任務》（下），《經濟研究參考》2004年第30期第28頁。）
其實，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的這一結論，即農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鎮居民收入的1/3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估計。實際上，這樂觀的統計結果和人們在實際中的感受並不一樣，很難讓人信服。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分別於1988年、1995年、2002年展開三次全國范圍的住戶調查，在最近完成的調查報告中得出如下結論：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一個先上升後擴大的過程。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個人收入概念計算，從1994年開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從1997年起又逐步擴大，2001年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幾乎是農村居民的三倍。但這個結論，不能真實地反映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的差別。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沒有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醫療、教育、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費救濟等等）考慮進去，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區居民收入差距
我國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特別反映在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差距的擴大上。2000年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5.39倍，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6.07倍。（註：張雅光：《轉軌進程中我國居民貧富差距的演變》，《中國國情國力》2004年第1期。）從分省的情況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東部地區，分別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廣東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從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看，中部地區達9.9％，超過了東部地區的9.4，而西部地區只增長了6.1％，其增幅遠遠落後於全國9.0％的平均速度。（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任務》（下），《經濟研究參考》2004年第30期第28頁。）從地區收入差距貢獻率來看，目前，我國地區之間收入差距貢獻率已從7.5％提升為8.7％，表明了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高達58.3％，東部地區為37％。越是相對落後的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顯。（註：2004年02月25日，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news.com.cn.）
二、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現狀的評價之爭
學界普遍承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事實，但是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程度是否已超過警戒線，是否導致兩極分化有著不同的見解，對用基尼系數作評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標准存在不同的見解。
（一）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臨近警戒線，是否已進入兩極分化狀態？
國際上衡量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標主要是基尼系數。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小於0.2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大於0.6為高度不平均，國際上通常用0.4作為警戒線。由於基尼系數給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數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重視和普遍採用。
有學者認為，目前我國0.45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數，表明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經過大，已超過「比較合理」的范圍，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如不能及時正確地對待這一問題，就可能產生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進而可能出現「失望階層」，使他們走上懶惰、犯罪的下坡路。這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引發一系列的經濟風險、社會風險和政治風險。（註：董建文：《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與對策》，《華東經濟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國家在不同的時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線」是不同的，不存在絕對的分界線。所謂「國際標准」並不是嚴格的標准，只能作為各國判別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參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並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線。同時，經驗事實也沒有提供0.4的基尼系數值作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線的充分證據。而且要確定出一個普遍適用的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絕對不可逾越的數量界限是很困難的，因為處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處在不同的歷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處在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不同階段，處在不同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所造成的影響並不相同。（註：曾國安：《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幾個問題的思考》，《當代財經》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數「的指標，只能是有彈性的參考指標，而不是絕對指標。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差距在總體上，並沒有超出社會成員的心理和經濟承受的承界線，是比較」適度「的。（註：馮招容：《」基尼系數「評判指標之我見》，《理論前沿》2002年第2期。）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均質性很低的社會，客觀上容許有較高的基尼系數，不必機械地、死死地守住0.4這條線。但突破這條線後，究竟放鬆到什麼程度比較合適，需認真研究。（註：趙人偉：《關於收入分配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中國經貿導刊》2003年第22期。）
那麼，當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兩極分化呢？對這一點學者們也有不同的認識。
一些人認為，如今人們常常談到的一些儲蓄、消費等方面的兩極化現象等等，都反映了當前社會貧富分化的嚴峻現實。（註：秦暉：《關於基尼系數與社會分化問題與張曙光先生商榷》，《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學者認為，中國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別雖然持續擴大，但仍然大致適當，沒有發生兩極分化，無論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認識主要緣於兩種觀點考察的范圍和口徑及使用的數據資料不同。認為近期居民收入差別程度大致適當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別程度；認為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的觀點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對居民收入差別的影響。不過，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確實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二）用基尼系數指標作為評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標準是否科學？
目前大多數學者考察我國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數」指標為依據，也有學者對基尼系數提出異議。那麼，基尼系數是否科學？是否能准確反映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學者堅持認為，我國是二元經濟社會，城鄉之間的收入有較大差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別計算城市或鄉村的基尼系數，而不能合起來計算全國的基尼系數。不然，就會誇大我國的收入差距。（註：趙人偉：《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經濟學動態》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數批判》，《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學者認為，「基尼系數」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標，它沒有也不可能綜合反映我國不同時期的經濟水平、社會制度、社會承受力的基本狀況。僅以「基尼系數」為評判依據，影響評判的全面性與客觀性。（註：馮招容：《「基尼系數」評判指標之我見》，《理論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學者提出，基尼系數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勻」程度，或差異（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應該用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即使能夠使用，現階段我國也並不具備使用的條件。因為，用基尼系數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勻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須有一個重要前提：收入必須是指全部實際收入，必須是真實統計。以我國目前的情況，可以說基本上無法滿足這一條件。（註：海兵：《基尼系數批判》，《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麼指標來衡量我國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學者認為，基尼系數指標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廣泛重視和普遍採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我國也可以用。不過可以根據我國的國情，修正0.4的基尼系數監控貧富差距的警戒線標准。從我國的客觀實際出發，在單獨衡量農村居民內部或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時，可以將各自的基尼系數警戒線定為0.4；而在衡量全國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時，可以將警戒線上限定為0.5，實際工作中按0.45操作。（註：吳得民：《基尼系數理論及其實證分析》，《經濟體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學者不認同上述觀點，提出，雖然用基尼系數來反映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變化狀況是可取的，但在我國基尼系數值非常混亂，對同一研究對象，不同的研究機構、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數大不一樣。並且在國際比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進行直接比較，就不可能得出確切的結論。我們不必拘泥於基尼系數來根據「國情」修改「警戒線」，而應當根據當前的實際和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來提出我們的底線標准。（註：董全瑞：《簡論貧富差距合理與否——怎樣看基尼系數說明的貧富差距》，《長白學刊》2002年第1期。）有學者提出，國際上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採用單個指標。因為單個指標的分析很難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狀況，並且單個指標存在的缺陷也影響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狀況的准確性。可以通過採取不同類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離差分析方法和分層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來盡量對分配狀況有一個全面系統的認識。（註：牛飛亮：《近20年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總體狀況》，《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年第7期。）為了客觀公正地分析評判我國現階段居民收入差距，綜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慮將基尼系數作為一個單項的基本參考指標，同時設置一套綜合指標體系作為評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綜合指標。這套指標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指標、經濟體制改革指標、社會可持續發展指標、社會安全與保障指標和社會穩定指標等幾大類。不過全部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加大力度使統計資料盡可能貼近現實，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才能進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工具如何創新。

三、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層原因

關於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擴大的原因，學界從歷史沿革、經濟結構、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進行了分析和探討。雖然認識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歷史沿革、資源稟賦及發展階段的影響。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特徵非常明顯。新中國成立後，城鄉不同的發展政策以及城鄉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戶籍制度」等的實施，加重了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我國國土面積較大，由於各地區位置、自然資源條件等差別很大，造成我國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明顯地呈現出東、中、西階梯式發展的格局。加上改革開放以來採取由東向西的經濟梯次推進和區域不平衡發展戰略，客觀上拉大了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這是導致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呈現出地區差別的直接原因。（註：馬海濤、姜愛華：《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對策》，《財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從一二三產業的發展規律來看，個人收入差距拉大與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我國經濟正處於由傳統的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過程中，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也會帶來個人之間、行業間和城鄉間的收入差距。（註：馬海濤、姜愛華：《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對策》，《財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經濟體制改革及體制變遷的影響。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不斷發展完善，市場競爭機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競爭的結果導致不同勞動者或生產要素擁有者之間的收入差別。（註：馬海濤、姜愛華：《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對策》，《財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體制變遷過程中，一方面，由於我國採取了漸進改革的方式，在體制轉軌中出現了雙重體制並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使得經濟改革或體制變遷中發生了許多無序的問題，集中到尋租和設租行為、內部人控制、壟斷、腐敗等方面，成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註：趙人偉：《轉型期中國的收入分配製度》，《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經濟體制轉軌期間，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單位的市場化程度有差異，形成相應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註：邢成、韓麗娜：《財政稅收杠桿對我國基尼系數的主要影響》，《現代財經》2001年第9期。）

（三）原有體制的政策慣性及部分宏觀政策的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在相當程度上同原有體制下的「政策慣性」有著密切的聯系。長期存在的城鄉分割是原有體制下的一種政策產物。農產品的低價收購政策、限制農民進城政策、對農民的稅收政策、對農民的稅外負擔政策、對城市居民的福利補貼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以來，這些政策有所松動和改變，但離根本性改變尚有距離。（註：趙人偉：《轉型期中國的收入分配製度》，《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實施的一些宏觀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顯走偏，它不是將增加就業和吸引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作為主要目標，而是將大量資金、土地等資源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建設方面，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給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帶來的機會不平等。依靠國債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對大中城市關注過多，對小城鎮和農村關注不夠。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當。「嫌貧愛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農民貸款無門，極大地限制了農民的發展機會和增收空間。（註：馬曉河：《宏觀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經濟參考報》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響。由於我國所進行的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現在新舊體制並存、體制缺位、體制錯位、體制虛設、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規制力度不夠、政策規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規貫徹落實不力或受到干擾等。正是這些體制和政策的缺陷為尋租活動設置了大量租金。應當說在體制轉軌期間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難避免的，因而在我國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現行政策法規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與財產轉移、灰色收入與灰色財產轉移由此大量出現，特別是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等嚴重腐敗問題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販私、偷稅漏稅、投機欺詐等各種非法手段獲取高額收入的現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擴大。（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任務》（下），《經濟研究參考》2004年第30期，第30頁。）

（五）社會保障乏力、教育機會不均等因素的影響。社會保障的功能在於它通過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方面的運作，縮小居民間收入差距，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然而，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面太窄，只有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部分大型集體所有制職工享受，而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的中方員工卻很少享受。這種在享受社會保險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註：何莉：《庫茲涅茨倒U 假說與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國外財經》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響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項重要因素。現實社會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員的收入水平普遍高於未受過教育或受過很少教育的成員。我國目前教育投資明顯不足，特別是農村地區、西部地區，由於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於教育方面的投資不多，而教育投資的不足又會進一步加劇城鄉之間以及東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註：何莉：《庫茲涅茨倒U 假說與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國外財經》2001年第4期。）

四、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長期變動趨勢

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分析，牽涉到庫茲涅茨的「倒U 型」假說理論的爭論。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在1955年一篇經典論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演變趨勢為「在從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極為快速轉變的經濟增長早期，不平等擴大；一個時期變得穩定；後期不平等縮小」。也就是說，在經濟增長的長期階段，個人收入分配不均的變動，是沿著一種「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 型軌跡進行的。這種「先惡化後改善」的整個過程大約需要50——100年時間。這就是著名的「庫茲涅茨假說」（Kuznets hypothesis）。庫茲涅茨的「倒U 型假說理論」是否適合中國，學者們持不同意見。

從文獻考查看來，大多數的橫向國別研究支持倒U 假設：時序資料分別證明了在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差別擴大，而在發達國家收入差別下降的現實：微觀分解資料也並不否認倒U 假設的成立。不過，我國這樣一個處於轉軌經濟的國家，其收入差別的變動趨勢是否符合庫茲涅茨倒U 假設有待進一步驗證。有學者認為，庫茲涅茨效應具有普遍性。當然，各國庫茲涅茨效應也會因其不同的歷史、文化、體制等原因有不同的表現，如初期增長的時間長短可能不一致，收入分布差距的上限和下限也可能不相同。（註：劉萌芽：《對庫茲捏茨效應及其成因的思考一兼談我國當前分配政策的取向》，《衡陽醫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期。）因此，庫茲涅茨假說在中國存在，中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擴大主要是由經濟不平衡發展引起的。（註：郭熙保：《從發展經濟學觀點看待庫茲涅茨假說—兼論中國收入不平等擴大的原因》，《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也有學者利用省份橫截面數據對庫茨涅茲「倒U 型」假說進行經驗驗證，從經驗分析中得出庫茲涅茨假說在中國不成立的結論，但認為，對於「倒U 型」假說，要持較為謹慎的態度，中國現在的數據不支持並不意味著將來的數據也不支持庫茨涅茲「倒U 型」假說。（註：李實：《對收入分配研究中幾個問題的進一步說明——對陳宗勝教授評論的答復》，《經濟研究》2000年第7期。）也有學者認為，雖然橫截面的經驗研究有其價值，但以橫截面的經驗研究來否定倒U 形變化的結論在方法上是有問題的。判定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是否呈倒U 形變化應該依據的是歷史序列分析。（註：曾國安：《關於居民收入差距的幾個問題的思考》，《當代財經》2002年第6期。）

總的來說，學者們比較認同我國收入差距的變動軌跡與經濟改革的進程相關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向發達國家的過渡的長期過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惡化」、後改善的變動趨勢是不可避免的。我國目前正處於從起步階段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的前期，隨著改革的深化、市場的完善、法律體系的健全，部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將會得到糾正或縮小。因此，庫茲涅茨「倒U 型假說」對我國的收入分配變動研究仍有借鑒意義。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正處在倒U 型曲線的前半部分，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還會加大。我們應堅持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促進居民收入的變動及早走向倒U 的後半段，縮小居民收入差距。

五、關於縮小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對策建議

（一）發展經濟是縮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徑。

（二）加強法治建設是解決收入差距問題的保障。
（三）必須注意實行正確的政策選擇。

（四）發展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機會均等。

（五）建立、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體

7. 為什麼我們要學經濟學

除了專門學經濟學的外，我們學的基本都叫做政治經濟學,而經濟放在了政版治的後邊沒有發現么權?另外政治前邊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當然學習各種知識對自己以後人生的發展都是有好處的，經濟常識也是應該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