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思想史論文

㈠ 急求論文：學習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收獲

學習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收獲

摘 要：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後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80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並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後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並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 「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後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 「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

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 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150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1929年5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30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20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M?Walras）、古諾（A?Cournot），德國的屠能（J?Thunen）和英國的傑文思（W?Jevons）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1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56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50歲的凱恩斯和一批25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J?Robinson）、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R ?Harrod）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26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1903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3篇論文。拉姆齊的這3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1926）、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1927）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1928）。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 「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W?Baumol）教授等一批學者在70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70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J?Mirrlees）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3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1922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N?Kaldor）和卡萊斯基（M?Kalecki）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30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1956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80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1948年第1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 『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1970），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50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25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1947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1966－1986年連續出版的5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388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在薩繆爾森成長的30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5年學習以及後來在MIT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1976年和1982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J?Viner）為首的反對英國30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1900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O?Lange）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1979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30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50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H?G?劉易斯（H?G?Lewis）應用價格理論解決 『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1959）和加里?貝克爾（G?Becker）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1957）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199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R?Lucas）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 「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1939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 「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R?Coase）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㈡ 經濟學論文的綜述

財政稅收 財政研究國債研究 稅收理論 稅務研討 財稅法規財政政策發展戰略國際經濟行業經濟新經濟學經濟學理論中國經濟 國際貿易地方戰略證券金融證券投資房地產。
學術經濟，顧名思義，就是經濟化的學術，或學術型的經濟。學術經濟，最早出於清代愛國學者---黃懋材「本學術經濟，不樂為外吏」一語。該詞條的現代意義，學術經濟，指具備系統專門學問的人，或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進行的經濟化的學術活動，證明其自身價值的行為。因為學術科研，可以創造精神的和物質的財富，並帶來社會效益。提高學術經濟的檔次和質量、樹立學術經濟研究成果化觀念、以實務性研究為主、促使單一型、學術型向學術經濟型產業發展、促進學術交流與產學研相結合，已是當前學術經濟活動的當務之急。學術經濟，是學人經濟、研究人員經濟，高等學府經濟。分三大類：古典學術經濟、近代學術經濟、現代學術經濟。 「管理就是決策」——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的管理學家西蒙曾經說過。
隨著人類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單純依靠經驗決策已經不能滿足人類的發展需要。人們迫切需要經驗決策活動向科學化的決策發展，從而形成一套具有完整體系的、便於他人學習和掌握並能運用的科學決策理論和方法。模糊概念和命題不僅在人們的日常思維中大量出現，而且在經濟學家們分析和預測經濟形勢時，也不可缺少。經濟生活的最大特點是模糊性，在對許多經濟問題的分析和經濟預測、決策中，精確的二值邏輯是無法解決的。而模糊邏輯無以提供了一種新的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模糊方法對於經濟工作中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有機結合，也有重要作用。模糊邏輯的綜合評判和選擇令人滿意的模糊決策方案
對一個事物的評價，常常要涉及多個因素或者多個指標。具體過程是將評價目標看成是由多種因素組成的模糊集合（稱為因素集X），再設定這些因素所能選取的評審等級，組成評語的模糊集合（稱為評判集Y），分別求出各單一因素對各個評審等級的歸屬程度（稱為模糊矩陣），然後根據各個因素在評價目標中的權重分配，通過計算（稱為模糊矩陣合成），求出評價的定量解值。上述過程即為模糊綜合評判。
一般的評判問題往往涉及多個因素，特別是在經濟工作中，對象的各因素之間普遍存在著模糊關系，因此，人們在思維中把握對象時總要充分考慮各種因素及其對事物自身類屬、性態的影響，在整體權衡中做出綜合評判，這就是模糊綜合評判。就拿商品房來說，一套住房是否為顧客喜歡，往往涉及好多因素，如地段、樣式、樓層、價格和舒適度等。如何評價住房的優劣，就是個模糊綜合評判問題。下面就以評判某套商品房為例說明模糊綜合評判方法。
設X=房屋地段（x1），樣式構造（x2），價格（x3）， Y=很歡迎（y1），比較歡迎（y2），不太歡迎（y3），不歡迎（y4）先做單因素評價。假如單就房屋地段考慮，請一些專門人員進行評價，有50%的人認為很歡迎，有40%的人認為比較歡迎，有10%的人認為不太歡迎，則對房屋地段的評價為：（0.5，0.4，0.1，0）
又假設對樣式構造來說，評價為：（0.4，0.3，0.2，0.1）
而對價格所做的評價為：（0，0.1，0.3，0.6）
這就構成單因素評價的模糊矩陣，用R表示。
不同的顧客由於職業、性別、年齡、愛好、經濟狀況不同，對商品房的三個因素給與的權數也不同，要進行綜合評價還必須加入權重系數。假如有一類顧客買商品房時主要的要求是房屋地段好，樣式構造較差不要緊，價格比較便宜，則有：
A = ( 0.5, 0.2, 0.3 )
這就是此類顧客對服裝評價的三個權數分配，即房屋地段的權數為0.5，樣式構造的權數為0.2，價格的權數為0.3。由綜合評判可得，這類顧客對商品房的評價結果為：
B=A·R (0.5, 0.4, 0.3, 0.3) (註：AR 表示兩個模糊集的合成運算，具體演算法略)
再做歸一化處理，即各項除以1.5，得：（0.33，0.27，0.20，0.20）
這一結果表明，33%的人認為這套商品房很受歡迎，27%的人認為比較受歡迎，20%的人認為不太受歡迎，20%的人認為很不受歡迎。也就是說，就整體來說有一半以上的人對這套商品房的設計是很受歡迎或比較受歡迎的，因此這套商品房的設計比較成功。
從上例可以說明，人的認識的綜合評判活動，是對各個單獨因素的模糊分析和對各個因素的整體的模糊綜合的辯證運動過程，它體現出模糊分析和模糊綜合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轉化，也體現了對事物進行的多角度、多側面、多因素、多值、多測度的立體思維考察。所以，模糊多屬性決策分析的理論、方法及其應用研究，不僅對管理科學、技術經濟理論與應用的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解決許多復雜的實際決策問題也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

㈢ 經濟學領域比較有價值的論文研究課題

當前擺在經濟學家面前的重要艱巨的研究課題?

---《自然經濟論（人擇宇宙論）》序

人類的經濟活動是推動人類進步的永恆動力，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支撐和歸宿。可以說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創造了人類歷史。然而人的經濟活動必須是有約束的，否則人的利己本能會使每個個人的經濟活動形不成合力，因而不能形成有效的社會生產力，甚至會造成混亂和沖突，嚴重影響人類的共同發展和進步。國際法、國家體制、法律法規、企業組織體制與管理體制、宗教信仰、道德體系、文化傳統、民族習慣、乃至家庭管理方式等一切上層建築均屬於經濟活動的約束機制。其中有些是宏觀約束，有些屬於微觀約束，有的是硬約束，有的是軟約束，他們共同構成一個約束網路。人類的歷史證明，合理有效的約束機制能夠促進經濟多快好省的發展，反之不合理的或無效的約束機制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進步，而且只有合理有效的約束機制才具有存在的價值和生命力，而那些不合理或無效的約束機制必然被淘汰。這是一條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則。本書所提出的自然經濟理論正是建立在這一自然法則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它的直接任務就是研究經濟系統中各個層面的約束機制與生產力發展的適應程度。

就國家層面而言，世界上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有著各自獨特的經濟活動約束機制，但由於經濟活動的高度錯綜復雜及動態發展特徵，沒有任何一種約束機制堪稱是完美無缺和一成不變的。針對約束機制在運行過程中不斷出現的問題和故障，必須及時發現、及時修正和改進，我們稱之為約束機制的自適應能力。具有強大自適應能力的約束機制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中國經濟之所以朝氣蓬勃高速發展，主要原因是將改革視為基本國策，堅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由此可見改革是約束機制的生命線。事實證明：凡是勇於改革的國家經濟就可能快速穩定發展，凡是故步自封墨守成規的國家其經濟必然停滯不前。這又是一條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自然法則。中國的改革國策為經濟學的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自然經濟論誕生於這個國度就不足為奇了。

當今世界經濟運行日趨全球化，各國或地區之間不僅有著日益增多的貿易往來，而且各種生產要素的交互流動也越來越自由和頻繁。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應由原來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擴展到由國家或地區組成的地球村。自然經濟學理論的研究領域涵蓋了家庭、企業、國家和地球村四個層面，為現代經濟學研究搭建了一個思想構架與交流平台。在地球村層面上如何逐步建立以及建立什麼樣的合理有效的約束機制，以扼制各個成員可能出現的損人利己行為，形成各成員間互通有無、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和平發展、和諧相處的局面，是擺在經濟學家面前的重要艱巨的研究課題。

㈣ 經濟學畢業論文題目

學術堂整理了十五個經濟學畢業論文題目供大家進行參考：

1、產業鏈競爭力理論研究

2、產業投資基金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研究

3、城市交通與城市空間演化相互作用機制研究

4、城鄉一體化的理論探索與實證研究--以成都市為例

5、城鎮住房分類供應與保障制度研究

6、創意產業發展與中國經濟轉型的互動研究

7、創意產業與區域經濟增長互動發展研究

8、促進中部崛起研究

9、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研究

10、低碳經濟範式下的環境保護評價指標體系研究

11、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監管研究

12、東北地區區域城市空間重構機制與路徑研究

13、東北亞區域能源安全與能源合作研究

14、都市旅遊發展與政府職能研究

15、房地產投資信託（REITs）研究

㈤ 經濟學有哪些著名的論文

很多！
以下是《美國經濟評論》甄選出對經濟學發展與實踐產生深遠、重大影響，且富有創造性的20篇最佳論文。
其實每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代表論文都是對經濟學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論文。
一、《生產理論》（1982） C.W.柯布與P.H.道格拉斯著
二、《知識在社會中的利用》（1945）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著
三、《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1955）西蒙·庫茲涅茲著
四、《資本成本、公司財務與投資理論》（1958） F.莫迪尼安尼與M.H.米勒著
五、《最優貨幣區理論》（1961） 羅伯特·蒙代爾著
六、《資本理論與投資行為》（1963）戴爾·喬根森著
七、《不確定性與醫療保健經濟學》（1963） 肯尼斯·阿羅著
八、《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國家債務》（1965）彼得·戴蒙德著
九、《貨幣政策的作用》（1968） 米爾頓·弗里德曼著
十、《移民、失業與發展：兩部門分析》（1970） J.R.哈里斯與M.P.托達羅著
十一、《最優稅制與公共產品》（1971） P.A.戴蒙德與J.A米爾利斯著
十二、《生產、信息成本與經濟組織》（1972） A.A阿爾欽與H.德姆塞茨著
十三、《代理經濟理論：委託人問題》（1973）斯蒂芬·羅斯著
十四、《產出——通脹替代的若干國際證據》（1973） 羅伯特·盧卡斯著
十五、《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1974） 安尼·克魯格著
十六、《壟斷競爭與最優產品多樣化》（1977）A.K.迪克西特與J.E斯蒂格利茨著
十七、《幾近理想的需求系統》（1980） A.S迪頓與J.米爾鮑爾著
十八、《論信息有效市場的不可能性》（1980） S.J格羅斯曼與J.E斯蒂格利茨著
十九、《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化與貿易方式》（1980） 保羅·克魯格曼著
二十、《股價過度波動能根據其後的股利變化進行解釋么？》（1981） 羅伯特·席勒著

㈥ 經濟學論文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以及我國逐步開放金融業，我國的金融體系越來越成為世界金融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紀以來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卻明白無誤地昭示著金融危機的危害性。尤其是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而言，金融危機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就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雖然我國迄今還未曾在發生金融危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結構和金融體系有多麼健全，而更多地可歸結為我國先前所處的封閉狀態。事實上，國外近年來關於中國爆發金融危機的論調幾乎就不曾停止過。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發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索（吳傳俯，2003）。更有《遠東經濟評論》2002年發表文章認為「中國金融系統在走向毀滅」。雖然這些觀點各有其出發點，但是中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金融開放已成為趨勢的當前，從其他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汲取經驗，防範金融危機並且增強自身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就更顯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論綜述
關於金融危機，比較權威的定義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給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其特徵是基於預期資產價格下降而大量拋出不動產或長期金融資產，換成貨幣。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而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
（一）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
馬克思關於金融危機的理論是在批判李嘉圖的「比例」理論、薩伊的「市場均衡法則」的基礎上建立的。馬克思指出，貨幣的出現使商品的買賣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出現分離的可能性，結果導致貨幣與商品的轉化過程出現不確定性，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在客觀上又會產生債務支付危機的可能性；因此，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關鍵在於商品和貨幣各自不同的獨立運動價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貨幣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並且會首先表現為金融危機。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而表現為一個處於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見，馬克思是將貨幣金融危機分為兩種類型：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貨幣金融危機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伴隨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主要是以市場競爭、資本積累以及信用發展等因素為現實條件，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則是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同時馬克思特別強調了銀行信用在緩和和加劇金融危機中的作用。
總的來說，馬克思認為金融危機是以生產過剩和金融過剩為條件，表現為企業和銀行的流動性危機、債務支付危機，但是其本質上是貨幣危機。
（二）西方的金融危機理論
早期比較有影響的金融危機理論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Fisher認為，在經濟擴張過程中，投資的增加主要是通過銀行信貸來實現。這會引起貨幣增加，從而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又有利於債務人，因此信貸會進一步擴大，直到「過度負債」狀態，即流動資產不足以清償到期的債務，結果引起連鎖的債務－通貨緊縮過程，而這個過程則往往是以廣泛的破產而結束。在Fisher的理論基礎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穩定」理論，Tobin（1980）提出「銀行體系關鍵」理論，Kindleberger（1978）提出「過度交易」理論， M.H.Wolfson（1996）年提出「資產價格下降」理論，各自從不同方面發展了Fisher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
70年代以後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於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於成熟化。從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金融危機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並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第二階段金融危機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分析，強調金融危機由於預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質以及經濟基礎變數對於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作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金融危機理論發展至第三階段。許多學者跳出貨幣政策、匯率體制、財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動性危機模型（J.Sachs，1998），側重於從金融體系自身的不穩定性來解釋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孿生危機」(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從實證方面研究銀行業危機與貨幣危機之間固有的聯系。

二、金融危機的國際經驗與教訓
從歷史上看，早期比較典型的金融危機有荷蘭的「鬱金香狂熱」、英格蘭的南海泡沫、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國1929年的大蕭條等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僅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重大金融危機，並試圖從中找出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共同因素，以為我國預防金融危機提供借鑒。
（一）90年代一共發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機，根據時間順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歐洲貨幣危機
90年代初，兩德合並。為了發展東部地區經濟，德國於1992年6月16日將其貼現率提高至8.75％。結果馬克匯率開始上升，從而引發歐洲匯率機制長達1年的動盪。金融風波接連爆發，英鎊和義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歐洲貨幣危機出現在歐洲經濟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從表面上看，是由於德國單獨提高貼現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層次原因是歐盟各成員國貨幣政策的不協調，從而從根本上違背了聯合浮動匯率制的要求，而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又與歐盟內部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差異緊密相連。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將被擴大到15％，由於經濟中的長期積累矛盾，此舉觸發市場信心危機，結果人們紛紛拋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貶值30％。隨後股市也應聲下跌。比索大幅貶值又引起輸入的通貨膨脹，這樣，為了穩定貨幣，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結果國內需求減少，企業大量倒閉，失業劇增。在國際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在1995年以後開始緩解。墨西哥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債務規模龐大，結構失調；第二、經常項目持續逆差，結果儲備資產不足，清償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匯率機制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是泰國貨幣急劇貶值在亞洲地區形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次金融危機所波及的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大都為歷史罕見，不僅造成了東南亞國家的匯市、股市動盪，大批金融機構倒閉，失業增加，經濟衰退，而且還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區，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國家，各國爆發危機的原因也有所區別。然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不同國家存在著許多共同的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如宏觀經濟失衡，金融體系脆弱，資本市場開放與監控，貨幣可兌換與金融市場發育不協調等問題（李建軍、田光寧，1998）。

㈦ 論文 學習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收獲 不低於2500字

學習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收獲 摘要：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後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８０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並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後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並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１９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１７５０－１８７０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４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Ｌ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１９７６）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５２歲完成的５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１２０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１８１７）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１８１７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Ｄ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１９８１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ＭＢｌａｕｇ）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１８２３年李嘉圖死後的１０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１９５４）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ＦＫｎｉｇｈｔ）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１９５６）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 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１９世紀沒有第２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１９４２）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ＰＳｒａｆｆａ）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ＦＲａｍｓｅｙ）和馮諾伊曼（Ｊ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一樣僅靠３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１９６０年出版的僅９９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１５０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１９２９年５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Ｆ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３０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２０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１８９０）和《工業與貿易》（１９１９）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ＭＷａｌｒａｓ）、古諾（ＡＣｏｕｒｎｏｔ），德國的屠能（ＪＴｈｕｎｅｎ）和英國的傑文思（ＷＪｅｖｏｎｓ）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２０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５０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１３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１９２３）、《貨幣論》（１９３０）和《通論》（１９３６）。《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５６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５０歲的凱恩斯和一批２５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Ｒ Ｈａｒｒｏｄ）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２６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１９０３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３篇論文。拉姆齊的這３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１９２６）、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１９２７）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１９２８）。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學者在７０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７０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３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１９２２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萊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３０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８０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５０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２５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１９４７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連續出版的５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在薩繆爾森成長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５年學習以及後來在ＭＩＴ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ＪＶｉｎｅｒ）為首的反對英國３０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１９００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ＯＬａｎｇｅ）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１９７９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５０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３０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５０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５０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ＨＧ劉易斯（ＨＧＬｅｗｉｓ）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１９５９）和加里貝克爾（ＧＢｅｃｋｅｒ）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１９５７）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１９９２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ＲＬｕｃａｓ）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５０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１９３９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１９５８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ＲＣｏａｓｅ）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１９６０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１９９１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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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及政策取向

2003年工業生產增長農村經濟穩步發展；固定資產投資增勢強勁，居民消費繼續擴大；外貿進出口大幅增長，利用外資保持較高水平。各項改革也有序推進，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2004年，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總體上可能好於2003年。主要國際經濟組織普遍調高了對2004年的預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全球經濟增長4．1％，世界貿易增長5．5％，經合組織預計世界貿易增長7．8％，均高於2003年。國際經濟的這些新變化，對於我國加快發展是有利的。但同時也應看到，世界經濟發展也還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影響全球經濟的穩定回升。

一、2003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去的顯著成績

2003年，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突如其來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和頻繁發生的自然災害，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容應對，果斷決策，適時調控，緊緊抓住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動員和組織全國人民，克服各種困難，贏得了抗擊非典的階段性重大勝利，戰勝了各種自然災害，保持了經濟較快增長和社會事業全面發展的良好勢頭。初步預計，全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1萬億元人民幣，增長速度達到8．5％左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首次超過1000美元。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進一步改善，全年財政收入增收較多。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大幅度增長。

工業生產增長加快，農村經濟穩步發展。重工業增長繼續快於輕工業，電子信息、交通運輸設備、電氣機械等技術含量較高的製造業成為工業增長的主導力量。原煤和電力生產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工業產銷銜接水平進一步提高。農業優質化、區域化、產業化不斷推進，畜牧業和養殖業較快發展。國家進一步加大了對農村「六小」工程、農村醫療衛生和教育事業等方面的投入力度，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得到改善。

固定資產投資增勢強勁，居民消費繼續擴大。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預計增長23％。國債投資進一步向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啟動公共衛生設施建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推動技術進步等重點領域傾斜。工業企業技術改造的積極性繼續提高，民間投資更趨活躍，投資自主性增長因素有所增強。居民消費受「非典」沖擊曾一度大幅下滑，但「非典」過後很快恢復，預計全年增長9％。消費結構升級步伐加快，居民用於汽車、通訊、住房等方面的消費支出大幅度增加。

外貿進出口大幅增長，利用外資保持較高水平。預計全年外貿進出口總額將達到8400億美元。出口總額中，機電產品出口所佔比重超過50％，高新技術產品和服裝、鞋類等傳統產品出口進一步擴大。原油、成品油、鋼材和汽車等進口增加較多。全年貿易順差比上年減少。通過進一步拓寬外商投資領域和改善投資環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繼續保持在較高水平。實施「走出去」戰略取得新進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擴大。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國家外匯儲備繼續增加。

各項改革有序推進，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工作力度不斷加大。政府機構改革穩步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邁出重要步伐，金融分業監管體系框架基本形成，食品安全和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建設得到加強。電力、電信、民航等行業的改革穩步實施。農村改革進一步深化。西部開發工作取得新進展，西部地區生態環境保護和重點工程建設積極推進。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開始啟動。

各項社會事業穩步發展，人民生活繼續改善。增加國債投入，加快公共衛生體系建設，農村基礎教育辦學條件進一步改善。科技發展在一些領域又取得重大成果，首次載人航天飛行獲得圓滿成功。城鄉居民收入繼續提高。就業再就業工作取得積極成效，全年新增城鎮就業800萬人以上。社會保障工作進一步加強。

二、2004年經濟發展環境和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

2004年，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總體上可能好於2003年。主要國際經濟組織普遍調高了對2004年的預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全球經濟增長4．1％，世界貿易增長5．5％，經合組織預計世界貿易增長7．8％，均高於2003年。國際經濟的這些新變化，對於我國加快發展是有利的。但同時也應看到，世界經濟發展也還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影響全球經濟的穩定回升。

從國內來看，國民經濟仍具備較快發展的條件：（1）擴大內需政策效應會進一步顯現，經濟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不斷增強，有效供給能力顯著提高；（2）對外開放繼續擴大，使我們能夠更加充分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經濟發展空間和迴旋餘地不斷拓寬；（3）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貫徹實施，將使一些多年阻礙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逐步消除，各種所有制企業發展的潛力將得到更好地發揮，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4）經過多年的實踐，國家宏觀調控的經驗更加豐富，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進一步增強。

但也必須看到，經濟發展中還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一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特別是糧食主產區和純農戶增收困難，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拉大。糧食產量連續下降，一些地方忽視農業、忽視糧食生產的問題比較突出。二是就業形勢依然嚴峻。新增就業崗位不能滿足城鄉居民就業需要，社會保障面臨較大壓力。三是部分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低水平擴張的傾向比較明顯，一些地方盲目興辦開發區的問題比較突出，能耗高、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粗放經營的狀況比較嚴重，資源約束的矛盾日益突出。四是信貸投放偏快，貸款投向的行業結構不盡合理。五是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夠協調，公共服務發展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需要。六是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增大了我國擴大出口的難度，利用外資也將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

為鞏固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好形勢，著力解決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積極應對各種挑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04年經濟工作總體要求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按照穩定政策、適度調整，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把握全局、解決矛盾，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思路，做好各項工作。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護好、引導好、發揮好各方面加快發展的積極性，切實把工作重點轉到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益上來，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三、2004年宏觀調控政策取向和主要措施

2004年是全面貫徹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實現「十五」計劃目標的關鍵一年，必須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強化經濟監測預警和經濟運行調節，積極做好各方面工作。

（一）堅持宏觀調控政策基本取向，正確把握政策的力度和重點。2004年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根據形勢的變化，區別情況，適時適度地調整政策實施的力度和重點，有針對性地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努力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避免出現大起大落。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方面，考慮到保持穩定、促進發展、推進改革的需要，以及加強公共基礎設施和公益性項目建設的要求，應繼續發行一定數量的長期建設國債，重點發揮國債資金在調整經濟結構。促進協調發展方面的作用，加大對「六小」工程等農村基礎設施、公共醫療衛生體系、基礎教育和基層政權建設、西部大開發和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保證在建重大國債項目的建設。加大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的力度，重點向「三農」、公共衛生、就業和社會保障等領域傾斜。對一般性支出繼續實行零增長，遏制一些地方建設中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研究建立完善的政府公共投資機制，形成穩定的、與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求相適應的政府公共投資資金來源，逐步解決多年來國家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事業發展、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等方面欠帳過多的問題。

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發揮好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職能，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注重「預調」和「微調」，促進貨幣信貸總量合理增長。加強信貸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協調配合，鼓勵和引導商業銀行調整信貸結構，增加對促進結構調整、擴大消費、增加就業等方面的信貸支持。擴大直接融資比重。加強金融監管。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基礎上的基本穩定。

（二）努力增加農民收入，高度重視糧食安全。統籌城鄉發展，繼續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多地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1）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開展全國性的基本農田保護執法大檢查，制止亂占濫用耕地。（2）堅決糾正忽視糧食生產的傾向，增加糧食播種面積，保持和提高主產區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加大對中低產田改造和現有大型商品糧生產基地等建設的投入，對農村中小型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要重點向糧食主產區傾斜。主銷區也要保護基本農田和保持必要的糧食綜合生產能力。（3）穩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加快農產品優質化和區域化的步伐，加強農業科技儲備、良種繁育和科技推廣，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積極發展畜牧業。促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的發展。（4）努力增加農民現金收入。重點做好對農民外出務工的服務，加大對拖欠、剋扣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檢查和處罰力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國家支持的農村項目建設投資中要專門列支農民報酬一項。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把通過流通環節的間接補貼改為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加快推進農村稅費改革，除煙草稅外，全部取消農業特產稅，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降低1個百分點。力爭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5％，稅費負擔比上年有所減輕。

（三）加強引導和調控，遏制盲目投資和低水平擴張。堅持以市場為導向，更加註重運用信息手段加以引導，經濟手段加以調節，法律手段加以規范，並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進鋼鐵、汽車、電解鋁、水泥等行業健康發展。（1）加快制定和完善行業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完善並嚴格執行行業准入標准，建立行業信息發布制度，引導地方和企業的投資方向。（2）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優勝劣汰的作用，推進企業實施聯合重組，加快結構優化升級，促進優勢企業發展，淘汰落後生產能力。（3）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嚴格用地管理，對不符合行業規劃和產業政策、達不到行業准入標準的建設項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繼續清理整頓各類開發區。（4）加強金融機構與宏觀調控部門的協調配合，引導商業銀行依據產業政策和產業發展指導目錄，對有市場、有效益、符合環境和生態保護要求的生產企業和建設項目，積極予以支持；對盲目投資、低水平擴張問題比較突出的領域的建設項目，要嚴格審貸。

（四）將擴大就業放在更加突出的住置，努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切實落實中央已確定的各項政策措施，繼續把就業再就業工作抓緊抓實。（1）各級政府要建立健全就業和再就業工作責任制，加大對再就業的扶持力度。完善就業和失業統計制度。（2）在稅收、融資和市場准入等方面創造有利條件，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積極扶持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充分挖掘和發揮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的潛力。（3）加大對國有大中型企業主輔分離、輔業改制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企業非主業資產、閑置資產和關閉破產企業的有效資產，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安置下崗分流職工。（4）深化勞動管理、戶籍制度和社保體制改革，加快培育全國統一規范的勞動力市場。完善就業服務和培訓體系，鼓勵靈活就業和自主創業，健全再就業援助制度。

（五）促進和擴大居民消費，繼續增強國內需求增長。要積極創造條件，進一步發揮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潛力，為經濟持續平穩發展打下穩固的基礎。一是增強中低收入者的消費能力。既要多渠道促進農民增收，又要努力增加城鎮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完善並嚴格執行不同地區的最低工資標准，加大對收入再分配的調節力度和對困難群體的扶持力度。二是大力改善消費環境。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商品流通設施、商業網點建設，加快推進城鄉用電同網同價。繼續擴大消費信貸規模。推行醫療服務價格、非義務教育收費決策聽證制度，合理確定價格和收費標准。繼續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嚴厲打擊制假售假、商業欺詐活動，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三是培育和擴大消費熱點，滿足不同層次、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增加中低價位普通商品住房供應，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推動存量住房交易。鼓勵居民汽車消費。推行電信普遍服務，促進農村和邊遠地區電信消費。繼續改善旅遊基礎設施和旅遊服務，發展體育和文化產業，鼓勵居民擴大旅遊、體育健身和文化消費。

（六）堅持以結構調整為主線，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繼續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增強經濟發展的後勁。引導各方面量力而行，克服經濟發展中單純追求速度、急於求成、過度消耗資源的傾向，切實把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重點。（1）以市場為導向加快產業升級步伐。採用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大力發展裝備製造業。積極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化，逐步形成掌握核心技術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業。（2）努力緩解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制約。加快電源電網建設，做好電力調度，增加電力供應；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設，加大重要礦產資源勘探開發力度；合理調配運輸能力，加快重要交通干線和樞紐的建設。（3）按照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要求，使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適應，突出抓好土地、水、能源、重要原材料的節約和綜合利用，加快冶金、石化、建材、造紙等重點行業節水、節能技術改造。

統籌區域發展，逐步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的格局。完善西部開發的政策措施，繼續加強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努力發展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有效發揮中部地區的區位優勢和經濟優勢，支持中西部加快改革和發展。繼續加大東部地區對外開放力度，提升產業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積極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集中力量進行重點地區、重點優勢產業以及重點行業和企業的調整改造。大力推進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

（七）加大改革和投入力度，促進社會事業發展。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突出重點，加快發展科教文衛事業。（1）抓好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和衛生執法監督體系等建設。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村醫療衛生體系，做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2）將農村教育作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投入力度，保障農村適齡少年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加快推進西部地區「兩基」攻堅，加大農村中小學危房改造力度。推進高等教育學科專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加快緊缺人才培養。（3）做好中長期科技規劃的編制工作。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國家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逐步提高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支持民營科技企業發展。（4）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鼓勵多渠道資金投入，引導和促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協調發展。（5）做好人口和資源、環境保護工作。

（八）努力擴大外貿出口，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水年。統籌國內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關系。（1）進一步做好進出口宏觀調控。培育國內優勢品牌，提高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改革進出口商會體制，完善對企業的服務。加強重要商品進出口的平衡和管理，繼續嚴厲打擊走私、販私活動。健全產業損害預警系統。加強對外談判工作，有效地應對國際貿易摩擦。（2）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注重提高引資質量，把利用外資與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及國有企業改組改造結合起來。研究規范開發區發展的政策措施，促進開發區健康發展。（3）加強對境外投資合作的規劃指導，推動我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積極發展我國的跨國公司。全面落實並逐步完善內地與我國港澳地區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

（九）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三中會會的部署，進一步深化各項改革。利用當前經濟增長較快、發展環境比較寬松的有利時機，抓緊研究解決深層次的體制和機制問題。要協調好改革進程中各方面利益，注意把握好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程度的關系，有重點、有步驟地推進各項改革。（1）加快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繼續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推進國有企業規范的股份制改造，發展混和所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完善電信、電力、民航等行業管理體制改革，穩步推進郵政、鐵路等行業的改革，加快市政公用事業市場化步伐。（2）認真實施行政許可法，繼續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做好投資體制改革工作，進一步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允許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3）穩步推進財稅、金融和價格改革。逐步推行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改革出口退稅機制。健全金融企業監管機制，深化金融企業改革，建立健全內控機制。選擇有條件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實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進一步做好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工作。出台電價改革配套辦法，完善水、石油、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4）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積極探索機關和事業單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十）關心群眾生活，維護社會穩定。堅持以人為本，把保護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作為經濟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問題入手，千方百計地幫助群眾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和問題。（1）繼續鞏固「兩個確保」，規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妥善解決城市困難家庭在子女入學、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實際困難。（2）加大農村扶貧開發力度，擴大以工代賑規模，規范農村社會救濟制度。做好災區和貧困戶的稅費減免，切實解決好災區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3）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安全生產的各項制度和措施，堅決遏制重大安全事故的發生。（4）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嚴厲打擊各種刑事犯罪。做好人民群眾來信來訪工作，把解決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工作引上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

第二篇： 關於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及政策的討論述評

[摘要]經濟理論界對我國經濟是否過熱問題的爭論，自2003年第2季度開始就一直不絕於耳，媒體炒作的介入和境外傳來的聲音更是使這個熱點變得沸沸揚揚。到了去年底至今年初以來，隨著2003年全年的經濟增長格局基本明了，圍繞著2004年宏觀經濟的走勢與宏觀政策的取向，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再度「熱」起來。由於這種討論對於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決策層都會產生影響，對其中的主要觀點和主張進行梳理綜述，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

經濟理論界對我國經濟是否過熱問題的爭論，自2003年第2季度開始就一直不絕於耳，媒體炒作的介入和境外傳來的聲音更是使這個熱點變得沸沸揚揚。到了去年底至今年初以來，隨著2003年全年的經濟增長格局基本明了，圍繞著2004年宏觀經濟的走勢與宏觀政策的取向，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再度「熱」起來。由於這種討論對於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決策層都會產生影響，對其中的主要觀點和主張進行梳理綜述，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

一、關於經濟是否過熱的不同判斷

大多數爭論不休的問題，多半與問題的含義或邊界不清晰有關。這次關於是否「經濟過熱」問題的爭論也是這樣。從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看，宏觀經濟是「過熱」還是「不過熱」，即總需求（增長）是不是超過總供給（增長），只能有兩種不同的判斷。但是，當前對這個問題卻產生了多種不同的看法。其中的主要觀點可概述如下：

1．認為經濟存在著過熱的趨勢或苗頭

最初引起對經濟過熱問題爭論的，就是有些經濟學家提出了這種觀點。提出這種觀點的主要依據是經濟增長速度過快，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其背後則是貨幣供應和貸款增加偏多。如到2003年7月底，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20．7％，金融機構各項貸款同比增長23．2％，均達到了偏高水平。對此，連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也於2003年7月15日在華盛頓舉行的國會聽證會上明確提出，中國需要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以避免出現通貨膨脹。同時，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國外經濟學家也發表文章，指出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的兆頭。

2．認為經濟只出現局部過熱

另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只是出現了局部過熱，而不能說是全面「過熱」或總體過熱。局部過熱的主要表現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投資增長速度超過了30％）；一些行業（如房地產、鋼鐵、建材、汽車等）投資和發展過熱；很多地區的開發區建設（圈地）過熱；地方政府主導性投資過熱。這種觀點可能是比較主流的觀點。大多數國外報刊和國外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評論也傾向於這種觀點，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的過熱主要是一種投資性過熱。

局部過熱論的另一種看法是過量供應的貨幣流向了資產市場，導致以房地產為首的資產市場過熱和價格上漲，而消費品市場則不出現過熱和價格上漲問題。

3．認為當前的經濟過熱是一種「非典型」過熱

有些學者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過熱狀態，但這種過熱與過去不同，與世界多數國家的過熱也不同，是一種無通脹的經濟過熱。

這種觀點提出，不要籠統地講經濟過熱，要將經濟過熱區分為合理性經濟「過熱」和非理性經濟過熱；要弄清究竟是合理性經濟「過熱」占上風，還是非理性經濟過熱占上風。並且，從目前經濟「過熱」的微觀機理看，內生性的市場推動型是主要的，外生性的政府推動型是次要的，這是此次經濟過熱與以往的不同之處。從總體上看，目前出現的經濟「過熱」既有合理性也有非理性，但前者超過了後者；它既屬於內生性的市場推動型的經濟過熱，又屬於外生性的政府推動型的經濟過熱，但前者超過了後者；它既與以往的經濟過熱有很大不同，又與以往的經濟過熱有某些相同，但前者超過了後者；因此，是一種與以往的經濟過熱有較大區別的非典型性的經濟過熱。

不過，這種看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將「經濟過熱」問題這種對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增長的客觀現象的判斷，轉變為一種主觀的、微觀的分析，似乎已經偏離了宏觀經濟學的分析軌道，不完全是在討論同一個問題。

4．認為經濟不存在過熱問題

不同意或堅決否定經濟存在過熱問題的，也有一大批經濟學家。他們的主要觀點和依據如下：

----現在說經濟過熱不符合實際。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物價上漲水平，根本不存在著過熱的問題。中國有廣闊的市場和投資空間，開發西部現在只是起步階段，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也才剛剛開始，如此廣闊的市場完全可以使投資增長持續下去，中國經濟將保持高速增長。

----中國經濟的這一輪擴張，與10年前的情形大不相同。2003年與1992年經濟擴張的機理不同；前三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尚未達到改革開放以來9．4％的年均水平，不能對當前經濟運行總體上做出「過熱」的簡單判斷。炒作經濟「過熱」對經濟的運行非常有害。

----判斷經濟過熱的依據不存在。如：經濟增長速度低於潛在增長能力；價格上漲水平仍然較低；作為經濟晴雨表的股市處於低迷狀態，股票價格持續下降；生產資料價格的短期內上漲屬於恢復性上漲；最終消費增長乏力，居民消費傾向較弱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資金供給沒有出現緊張，利率仍處於歷史最低水平；貸款增長快是前幾年因惜貸而導致的存貸差太大的結果，是貸款緊縮後的恢復性增長，而貨幣供應（從M0到M2）的變化離開貸款的變化並不能說明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問題；固定資產投資的高速增長沒有引起投資價格的明顯上漲；國民經濟運行整體的供求格局仍是供大於求；除了電力、鋼鐵等供應相對較緊張外，沒有出現明顯的「瓶頸」制約；經濟運行領域沒有出現明顯的「泡沫」；處於高增長期的房地產、汽車、鋼鐵等產業供求協調增長，發展速度雖高但沒有出現過熱，更沒有引起經濟運行的過熱；個別能源、原材料產品價格短期內大幅度上漲有特定的原因，更多的是結構問題，而不是經濟過熱的問題。

----從經濟增長過程本身否定「經濟過熱論」。理由是：我國經濟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周期，相對於前幾年增長速度的連續下降，現在的反彈是經濟自身發展規律性的表現，不能人為地迴避甚至違背這種勢頭；看宏觀經濟形勢不能只盯著一年、一個季度，不能對短時間的變化妄下結論，而應看到長期趨勢；要在今後20年實現全面小康，必須保持年平均7．2％的增長速度，而有些年份高速增長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不能拿我國經濟的增長同國外簡單類比，我們的經濟增長中有水份，有重復計算的問題；目前的經濟增長中存在著五個同步現象，包括：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同步、與經濟效益提高同步、與國家財政收入增長同步、與城市居民收入增長同步，以及國內經濟增長與涉外經濟增長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