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試述西方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與促進分配公平的政策
傳統經濟理論中對收入分配分析時所考慮的主要是收入、商品、效用等福利主義概念。而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在分析收入分配的內容之時，考慮的范圍不僅僅局限於收入或者商品了，自由、權利、能力等非收入和非商品信息。
㈡ 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如何分配收入
首先介紹一個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義大利經濟學家於1922年提出。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
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
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
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
一、對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的總體評價
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分配製度堅持市場取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有利因素
1、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
從農村居民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超過2000元，2002年達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
從城鎮居民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8.6％。
2、從總體上講，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型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3、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
當前，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
4、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
「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外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
5、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
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5％、16.23％、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然而必須看到，
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後，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
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
主要表現為：
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
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
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
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
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
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
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
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
特別是近兩年，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1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
2、財產的集中度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越來越大
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
當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32。
3、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
「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內部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校
與此同時，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現象。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
4、收入分配不規范
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職工工資現象；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實行工效掛鉤企業的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的4％的標准進入，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
5、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
主要表現為：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格局還遠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
二、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財稅政策
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於個人收入分配活動與財政收支有著特定聯系，財政政策可以說是政府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從我國轉軌期經濟運行和制度安排特點以及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三個角度看，
運用財稅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要妥善處理好三大矛盾：
第一，經濟增長與增長福利分配之間的矛盾
改革之後的中國在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GDP規模快速膨脹，但增長福利分配呈現出逐步拉大趨勢，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相對來講反而下降，低收入群體規模有所擴大。很顯然，現在有必要利用財稅手段調節好經濟增長的分配基矗這種調節的難點在於把握好公平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約束效率的遞增。
第二，合理解決培育中等收入階層與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的矛盾
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增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規律性傾向，對消費進步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從理論角度看，這兩者之間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約束性，其表現是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的規模勢必要影響中等收入階層的狀況，從而制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張。
第三，妥善處理創造就業機會與轉移支付資金之間的矛盾
財稅政策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有兩個切入點：一是創造就業機會，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掙取收入的機會；二是在個人之間進行收入的轉移支付。從理論上講，這兩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現是財政資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長。很顯然，確定合理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就是要在創造就業和轉移支付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配比。
綜上所述，
可確立以下一些個人可支配貨幣收入財稅調節政策：
第一，在各級財政之間合理劃分收入分配調節事權
收入分配調節涉及各級財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劃分事權。由於我國是區域經濟極度不平衡的國家，收入分配調節事權不可能相對集中，確定全國范圍內相對統一的調節標准也就不是一個務實的選擇。為此，收入分配調節的基本事權應按居民屬地來劃分。但考慮到各級財政收入汲取能力的體制性和資源性差異，可把收入分配調節財力支持劃入轉移支付體系。進一步說，上級財政可從專項轉移支付角度向下級財政撥付資金彌補下級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財力不足。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為了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針對性，中央財政對向省級財政轉移扶貧資金時可指定地區和類別。省級財政則可向符合條件的下級財政確定收入調節補助。這種補助額的確定應以各地收入、物價和人口狀況為依據，而不必尋求補助標準的統一性。
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
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時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立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在於我們准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
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
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這種模式在現實情況中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葯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准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
第四，調整相關稅制
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並降低稅率，特別是3000元？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收入應採取低稅率政策，因為這一收入區間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界限，稅率過高會抑制中國的消費擴張，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在房產稅方面，可考慮在把房產分類的基礎上，把中高檔私人住房納入征稅范圍，稅率從低、征管從嚴。當然，這要以進一步規范房產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費為基礎。
第五，在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中設立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
對低收入群體子女來講，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實現收入階層轉換的基本條件。為此，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以及有條件的市級財政可在教育經費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這筆資金可通過教育部門根據一定的原則無償補助給符合特定條件的已考入大學的低收入群體子女。中央財政的這筆專項資金可向西部地區傾斜，經濟發達的省份可把此類資金更多地向省內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傾斜。參考資料：經濟日報
㈢ 發展經濟學題目什麼是工業化戰略工業化戰略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並強調信息化是我國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歷史性任務。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確定，是建立在對傳統工業化反思基礎之上的。盡管傳統工業化曾對推進國民經濟發展功不可沒，但畢竟存在經營粗放、市場要素流動受限、對外開放程度較低、忽視環境建設等問題，繼續走下去是很難完成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的任務的。因此，一個重要的問題隨之提出----
只有在充分反思我國傳統工業化道路的基礎上，才能全面把握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真正意義。很明顯，如果繼續走傳統的工業化道路，我國很難完成在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的任務。
我國工業化進程所處的階段
經過50多年的發展過程，我國的工業化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從人均GDP、工業產出在GDP的比重、就業結構、工業結構等綜合判斷，我國的工業化仍然沒有完成。
1、人均GDP或GNP的水平
我國的人均GDP，按匯率換算2001年為911美元；人均GNP，按世界銀行圖標集方法計算1999年為780美元；這兩個數字按1970年時美元換算，都還沒有進入工業化的初期階段。但如按購買力平價（PPP方法）標准，據世界銀行計算，1999年我國的人均GNP為3291美元；而我們計算結果是，2001年我國的人均GDP為3772美元；這人均收入水平如換算為1970年美元，處於工業化中期的第一階段。綜合進行國際比較，並與日本、韓國、泰國、巴西等國家的歷史數據相比較，我國人均GDP或GNP水平所對應的工業化階段，大概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與中期第一階段之間，是相對較低的。
2、工業產出在GDP中的比重
工業化進程的直接表現是工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上升，這是衡量工業化階段的一個主要指標。有人認為，一個國家的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超過了70％，就是實現了工業化。這種判斷方法顯然過於簡單，也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根據錢納里、賽爾奎因等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工業化過程中產業結構的演變有一定的規律性。在三次產業的產出構成中，工業化的演進使第一產業的比重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迅速上升，並拉動第三產業的比重提高。一般來說，當第二產業的比重上升到超過第一產業時，工業化進入了中期階段（第一階段）；當第一產業的比重下降到低於20％時，第二產業的比重上升到高於第三產業而在GDP中占最大比重，這時工業化進入中期的第二階段；當第一產業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到10％左右時，第二產業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業化到了後期階段或基本實現的階段。他們的研究還證明，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製造業產出在GDP中的比重一般模式為18％，大國模式為19％。隨著工業化階段的演進，與人均GDP從280美元到2100美元（1970年美元）的變化相聯系，製造業產出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到36％。也就是說，當以人均收入水平衡量的工業化到了中期第二階段的時候，製造業在GDP中的比重基本上達到了最高水平，這個水平也被稱為製造業比重上升的自然限制。
我國由於結構偏差的存在，第二產業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占最大比重。以當年價格計算，2001年第一產業的比重為15.2％，第二產業為51.1％，第三產業為33.6％。我國第二產業的比重高於一般模式中工業化完成階段的相應水平。我國第一產業的產出比重在1995年下降到20％以下，標志著工業化進入了中期的第二階段。也就是說，我國三次產業的產出結構所反映的工業化水平，已經達到工業化的中、後期階段。2001年工業在GDP中的比重為44.4％，其中製造業的比重為37％左右，高於一般模式中工業化中期第二階段的製造業比重。
㈣ 3.經濟學上所推崇的「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是指低收入和高收入相對較少、中等收入占絕大多數的分配結構.
C。［解析］ 我國採取措施，使收入分配朝著「橄欖型」方向發展，正是為了擴大中等收入的人群，使中等收入佔大多數，促進了社會的公平，所以選C。
㈤ 收入分配的標准,形式有哪些(經濟學)
沒有標准
收入分配是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包含：工資性收入、資產性收入、政府補貼、公共福利等。
㈥ 經濟學問題：從收入分配角度分析，對通貨膨脹的影響。
如果是通貨膨脹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分析，這算是經濟學中一個有意思的問題：
第一、通貨膨脹使得資產（實物資產、金融資產）價格和消費品價格升高，使得擁有較多資產的人群相對富裕，而五資產的人群則相對貧困，造成收入差距拉大。一般而言，擁有較多資產的都是社會上經濟地位較高者，因此，可能造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第二、在債權債務關繫上，由於債權債務關系本質上就是誰借了誰的資產，當資產價格升高時，表明債務人將以高於原來的價格償還資產並付息，使得這種經濟關系變得不公平，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原則；
第三、如果通貨膨脹得厲害，那麼會造成存款利率低於通脹率，造成負利率的情況，使得金融機構的債權人不僅沒有得到付出資金使用權的報酬，而且還為通貨膨脹埋單，也違背了資金使用原則，間接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資本要素分配不公），為擠兌、搶購商品的現象出現埋下隱患。
㈦ 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增長有什麼聯系
在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資源有效集中，尤其是地區與地區之間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於增長極的形成，對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帶動作用，地區經濟經濟發展到一定時候必然產生輻射效應，最終對整體經濟增長產生積極作用。
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人民收入的提高，只是在提高的過程中，可能存在高收入者收入增長速度更快，從而造成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事實上，當經濟水平足以為低收入者提供必要支持時，市場與政府都會對縮小收入差距產生積極作用。
經濟增長使企業成本結構發生變化，僱傭高收入者的成本越來越高，競爭性企業開始尋求更低的勞動成本，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之間的競爭，使低收入者獲得更高的工資，同時也限制了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長速度，最終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地區差距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發達地區資源枯竭，使企業在市場作用下到開發不足的落後地區生產，利用當地資源，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增長，從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此外，政府的政策促進落後地區的發展，改變經濟環境，吸引更多的企業到落後地區生產，推動其經濟增長，縮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整體經濟發展使政府擁有更多的財力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給低收入者提供享受高水平教育的機會，提高他們的未來收入，最終縮小與高收入者的差距。
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並不明確，但可以肯定的是，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可以通過傳導機制互相影響。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統計上的相關關系，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率在一定程度上有負的影響，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機制研究表明，在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互相影響中，傳遞變數為政策提供了可操作性，「由於經濟增長不能自動地惠及窮人，不能自動地改善分配狀況，經濟增長只能是貧困減少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④因此，政府通過政策制定可發揮重要作用，即通過影響這些傳遞變數來實現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調控
http://..com/question/77945823.html
㈧ 結合經濟學回答收入分配理論問題。
看一看經濟學的定義就不難解答你的這個問題了：「面對稀缺的資源，如版何建立一種制度，使得它們權能夠充分地發揮效用，達到以較小的消耗獲得較大的產出以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需求的目的。」
好了，上述定義中的兩個主題詞：稀缺和效用，就是你問題的答案。詳解如下：在中國市場上，普通的勞動力並不缺乏，缺乏的是高智能和高技能的勞動者。這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的矛盾，即勞動力的結構性矛盾。解決的辦法就是發展高等職業教育，使勞動者掌握更多的適應市場需求的技能和智能，掌握所謂一技之長或幾技之長，這樣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就有充分的競爭能力，就能得到重用並贏得較高的工資收入。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一個「一招鮮吃遍天」的說法，上述所講，就是這個樸素道理的經濟學版本。
㈨ 如何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權力框架
一、短期決定及對策
1、總需求曲線 -產品市場 -貨幣市場 -國際市場 2、總供給曲線——勞動市場 二、長期決策及對策——經濟增長論和經濟周期理論 三、有關國民收入的短期決定的不同意見和對策
宏觀經濟學研究了兩個大的問題，一個是經濟波動的問題，一個是經濟增長問題。針對這兩個大問題的分析，存在著三大強有力的分析工具：
第一個是IS-LM模型，
第二個是AD-AS模型，
第三個是預期。
在研究經濟的波動問題時，其側重點是研究短期和中期內各個經濟總量如何隨宏觀經濟政策及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其中短期內的研究無須考慮預期，而中期內總產出的動態調整就需要考慮預期的不斷調整，正是因為預期在中期內可以隨時間而不斷調整，才會有兩大模型的不斷調整（注意兩大模型就指IS-LM、AD-AS，二者的變化有著緊密的邏輯關系），才會有中期內產出恢復到自然產出、失業率恢復自然失業率的說法。因此，在中期內分析經濟總量的變化時，三大工具都應用上了。由此，我們也理解了宏觀經濟研究的第一個大問題——波動，所謂波動，是指經濟總量由於宏觀經濟政策及形勢的變化而改變原有均衡，及其經濟總量隨時間而發生動態調整的過程。到此，宏觀經濟學短期和中期的研究任務就完成了。
再談宏觀經濟研究的第二個大問題——經濟的增長。經濟增長是宏觀經濟學在長期內研究的問題，經濟增長重點研究了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到底主要由什麼來決定？什麼因素能夠支撐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什麼因素導致了各個國家經濟增長有如此大的差異？研究這些問題的目的正是為了對我國的長遠發展起指導作用，什麼因素才能使我國經濟增長率長期保持在較高水平呢？在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中就試圖給出了一些答案，對我國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如儲蓄率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不同影響，其中技術進步才能真正維持一個國家長期較高的增長率對我國是有現實意義的，至少激勵我們要重視高科技和高技術含量產業的發展，增強我國的國際競爭力。當然，在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時，出現了許多的模型，如哈羅德多馬、新古典增長等，這些模型本身都是為了說明改變和支持經濟增長的因素究竟是什麼。明確了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及其這些因素對增長是如何影響的，宏觀經濟學的第二個大問題就算是明晰了。
以上就是對如何把握宏觀經濟學框架的一點看法，掌握了這個框架，就能使我們對宏觀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在自己的頭腦中形成清清楚楚的一條線，這樣就不容易將所學的東西迅速忘掉。當然，在這個大框架下有許多的細節問題，若有不清楚的細節的問題，一定要扎扎實實地去看書，只有扎實地去看書，才可能有自己的一些體會。對宏觀經濟學框架的認識也同樣是建立在扎實看書的基礎上的，看了書再加上自己的思考自然就會有對整個框架體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