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名人讀書故事 200字
顧炎武自督讀書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個家喻戶曉的名言，是由明版末清初的愛國權主義思想家、著名學者顧炎武最先提出的。
顧炎武自幼勤學。他6歲啟蒙，10歲開始讀史書、文學名著。11歲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讀完《資治通鑒》，並告誡說：「現在有的人圖省事，只瀏覽一下《綱目》之類的書便以為萬事皆了了，我認為這是不足取的。」這番話使顧炎武領悟到，讀書做學問是件老老實實的事，必須認真忠實地對待它。顧炎武勤奮治學，他採取了「自督讀書」的措施：首先，他給自己規定每天必須讀完的卷數；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讀完後把所讀的書抄寫一遍。他讀完《資治通鑒》後，一部書就變成了兩部書；再次，要求自己每讀一本書都要做筆記，寫下心得體會。他的一部分讀書筆記，後來匯成了著名的《日知錄》一書；最後，他在每年春秋兩季，都要溫習前半年讀過的書籍，邊默誦，邊請人朗讀，發現差異，立刻查對。他規定每天這樣溫課200頁，溫習不完，決不休息。
『貳』 《快樂經濟學》的讀書報告
首先，相對於傳統經濟學而言，快樂經濟學更加傾向於主觀效用論，它們認為人們的快樂更多的是一種主觀評價，這種觀點盡管在歷史上也受到客觀效用論的挑戰（以收入為基礎的傳統快樂理論就是建立在客觀效用論的基礎上，因為收入更加客觀和容易衡量），但由於當代的快樂研究採用了實證的大樣本統計和計量經濟學工具，因此相對於歷史上的純粹理論思辨而言就更加具有說服力。
其次，快樂經濟學承認收入確實是帶來快樂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基本的需要滿足以後，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開始凸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期望值的升高。羅加斯（Rojas,2004）發現，有很多高收入者認為自己不快樂，也有很多低於貧困線的人認為自己很快樂，原因就在於他們有著不同的預期。這類似於心理學中的「拐點」理論，也就是說，收入的增加會抬高人們的期望，反過來又導致快樂水平下降。這意味著，要想在長期提高人們的快樂水平是非常困難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美國和歐洲等富裕國家人們的快樂水平也並不像我們預想中那樣高的原因。
再次，人們對不同來源的快樂具有不同的適應性，收入和財富帶來的快樂比較短暫，而非財富帶來的快樂則較為持久。同樣，相對於非金錢的損失而言，人們更容易適應金錢損失帶來的痛苦。然而，現有的政策大多建立在物質獎勵和懲罰的基礎上，在快樂經濟學看來，這顯然降低了獎勵和懲罰的長期力度。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納曼（Kahneman,etc.,1999）則發現，同樣數量的損失給人們帶來的痛苦要大於同樣數量的獲得給人們帶來的快樂，因此，至少不要讓人們變得更差對於公共政策制定就非常重要。
最後，快樂對收入具有反作用。很多研究發現，一些偶然性的不幸和痛苦會極大地降低人們的工作動力和收入，導致一種惡性循環；相反，快樂的人在工作中的業績更加突出，因此更容易獲得較高的收入，形成一種良性循環。這顯示了不論在社會還是在企業中營造快樂的氛圍的重要性。
『叄』 《政治經濟學批判宣言 》的讀書心得
寫作背景和發表經過 1857年，爆發了席捲歐洲各國和美國的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這次危機，促使馬克思加快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寫作進程。馬克思利用過去積累的材料,在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間寫出了總標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手稿，即《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導言》是這部未完成手稿的一部分。1859年出版《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時,馬克思沒有利用這篇《導言》,另寫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說：「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導言》在馬克思生前未發表,1903年3月,考茨基首次把它刊登在《新時代》雜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