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

Ⅰ 經濟學中最激烈的問題是收入分配問題嗎

更籠統的說是稀缺性資源的分配問題 從效率和公平的取捨方面來分內析

從效率角度說容 無論是社會整體還是自然人個體 稀缺性資源分配越好 產生的福利才會越高
從公平角度說 如果決策者只從單一角度分配資源 有可能忽略外部性 導致福利分配結構或激勵有誤 導致整體福利下滑 需要考慮如何構建合理有效的激勵模式來達到帕累托最優

Ⅱ 用經濟學的原理解釋國民收入如何分配給生產要素

一個國家（地區）所有常住機構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年或季）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終成果（簡稱GNP）。一個國家常住機構單位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增加值（國內生產總值）在初次分配過程中主要分配給這個國家的常住機構單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等形式分配給該國的非常住機構單位。同時，國外生產單位所創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等形式分配給該國的常住機構單位。從而產生了國民生產總值概念，它等於國內生產總值加上來自國外的勞動報酬和財產收入減去支付給國外的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 國民生產總值與社會總產值、國民收入有所區別，一是核算范圍不同，社會總產值和國民收入都只計算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成果，而國民生產總值對物質生產部門和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成果都進行計算。二是價值構成不同，社會總產值計算社會產品的全部價值；國民生產總值計算在生產產品和提供勞務過程中增加的價值，即增加值，不計算中間產品和中間勞務投入的價值，國民收入不計算中間產品價值，也不包括固定資產折舊價值，即只計算凈產值。 國民生產總值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水平。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可以計算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經濟增長率）。國民生產總值的計算方法有三種：（1）生產法（或稱部門法），是從各部門的總產值（收入）中減去中間產品和勞務消耗，得出增加值。各部門增加值的總和就是國民生產總值；（2）支出法（或稱最終產品法），即個人消費支出+政府消費支出+國內資產形成總額（包括固定資本形成和庫存凈增或凈減）+出口與進口的差額；（3）收入法（或稱分配法），是將國民生產總值看作為各種生產要素（資本、土地、勞動）所創造的增加價值總額。因此，它要以工資、利息、租金、利潤、資本消耗、間接稅凈額（即間接稅減政府補貼）等形式，在各種生產要素中間進行分配。這樣，將全國各部門（物質生產部門和非物質生產部門）的上述各個項目加以匯總，即可計算出國民生總值。

Ⅲ 試述西方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與促進分配公平的政策

傳統經濟理論中對收入分配分析時所考慮的主要是收入、商品、效用等福利主義概念。而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在分析收入分配的內容之時，考慮的范圍不僅僅局限於收入或者商品了，自由、權利、能力等非收入和非商品信息。

Ⅳ 收入分配均等化定理的含義

收入均等化即：第一克服機會不均等，為每人提供均等機會；第二直接調節收入水平，調整收入分配差距，以實現微觀經濟政策目標之一。
「收入均等化」理論是福利經濟學家庇古等人提出的一種增進社會福利的分配理論。該理論認為 ,一個社會的福利不僅取決於國民收入總量 ,而且還取決於收入分配的狀況。應當在不影響國民收入增長的基礎上 ,通過收入均等化來實現社會公平 ,增加社會福利。
一、「收入均等化」理論的基本觀點

阿瑟·庇古是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1920年在《財富和福利》一書的基礎上出版了《福利經濟學》。該書以功利主義為基礎,以經濟福利為研究主題,探索了改進社會分配狀況,增進社會福利以及社會經濟活動對全社會和各社會、各階級的總的福利的影響等問題,開辟了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庇古接受了馬歇爾關於分配不均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嚴重缺陷,應當在不影響國民收入增長的基礎上緩解這種分配不均的觀點,提出了通過收入均等化來實現社會公平,增加社會經濟福利的問題,以後經新福利經濟學家、凱恩斯主義者和新制度主義者的發展,形成了「收入均等化」的分配理論,其基本要點如下:第一,經濟福利的大小取決於收入的分配。庇古指出:「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經濟福利的是:

第一,國民收入的大小;第二,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情況」。①在分配狀況不變的情況下,國民收入愈多,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國民收入愈低,社會經濟福利則愈小。而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國民收入的分配是決定經濟福利大小的主要因素。

第二,「收入均等化」可以增大社會經濟福利。庇古認為,貨幣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一個人的貨幣收入愈多,貨幣的邊際效用就愈小;貨幣收入愈少,貨幣的邊際效用就愈大。因此,如果將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轉移給窮人,將既定的國民收入均等地分配給社會成員,就會增加貨幣的邊際效用,就會增大社會經濟福利。

第三,收入轉移需要用不同的措施進行。庇古認為,從富人那裡轉移出收入,包括富人自願拿出部分收入來興辦社會福利事業及一些科學文化機構的自願轉移和政府徵收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等的強制轉移兩種措施。前者的效果優於後者,但不能滿足社會對轉移收入的需要,因此,必須有政府對收入的強制轉移,但這種轉移應以無損於資本的積累為限。向窮人轉移的收入,包括直接轉移和間接轉移兩種辦法,前者如舉辦一些社會保險和社會服務設施等;後者如對窮人基本生活用品和生產這些用品的企業的補貼等等。

第四,收入的轉移不應當影響國民收入的增長。庇古認為,收入的轉移即富人收入的減少窮人收入的增多應與國民收入的增加相一致。他強調收入的均等化和收入的轉移是以不損害資本增殖和積累為前提的,否則,就「會引起目前提供大部分資本的人的投資能力和投資興趣下降」,導致「國民蛋糕」的縮小。②正因為如此,庇古反對實行無條件的施捨性救濟,如普遍養老金制度、最低收入水平補貼等,而主張「能鼓勵工作和儲蓄」補貼。

二、「收入均等化」理論評析

第一,「收入均等化」試圖通過將富人的部分收入轉移給窮人的辦法來實現社會公平是可取的。在市場機制下,人們通過擁有的資源來取得收入,而資源的價格取決於資源的質量及其稀缺程度,由於人們所擁有的資源數量和質量存在很大的差別,由此所獲得的收入差別就特別懸殊。這種懸殊的收入差別自然是「有欠公平合理」的。③人類不同於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她需要依據一定的道德規范來維系。講求社會公平,實現人類社會的共同福利,是人類社會區別於動物界的一個標志,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那種由市場機制所帶來的收入懸殊的情況,社會「在政治上或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社會沒有必要把市場競爭的結果———能生存的人才生存,當作神聖的權利或世俗的正義而接受下來。看不見的手可以引導我們達到生產可能性邊緣的外圍極限,但是,它不一定是以可接受的方式來分配那些產品的。」④因此,為了克服市場機制帶來的收入差別過於懸殊的缺陷,「收入均等化」的收入轉移設想是可行的。

第二,「收入均等化」理論,不僅提出了收入轉移的措施,而且進一步分析了各種措施的利弊。「收入均等化」理論將從富人那裡轉移收入的措施分為自願轉移和強制轉移,並指出前者的效果優於後者,為社會或政府選擇收入轉移的方式提供了參考;同時它還將向窮人轉移的收入分為直接轉移和間接轉移,為收入的轉移開辟了新的途徑。它特別強調的應當消除導致懶惰和浪費的收入轉移措施的觀點,提出了應注重收入轉移效果的問題。

第三,「收入均等化」理論,再一次提出了平等與效率的關系問題,為二者關系的進一步探討奠定了基礎。早在庇古之前,馬歇爾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中就曾經論述了增加國民收入和改善國民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涉及到了平等與效率的關系問題。他認為,不能因國民收入的分配,而使另一些人受到損害,所以那些不會大大限制國民收入增長,而又能減少分配不均的辦法,對社會是有利的。⑤這里雖然沒有將平等與效率作為一對范疇來分析,但已經涉及到平等與效率的關系問題。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庇古進一步強調,不能由於窮人在國民收入中分配比重的增加,而使國民收入總量減少,窮人收入的增加應當與國民收入的增長相一致,公平的工資意味著與效率成比例。後來,新福利經濟學將平等與效率的問題作為福利經濟學的一個主要難題加以研究,並為此進行了長期的爭論。

「收入均等化」理論一方面對於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增進社會經濟福利具有進步意義,另一方面,這一理論也存在一些缺陷:第一,「收入均等化」理論只看到了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沒有分析導致這種現象的根源。其實,收入分配的差別主要來自人們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不平等,來自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只要生產資料私有制不廢除,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就不會存在。第二,「收入均等化」可以實現社會公平,增加社會福利,但這一理論的收入在富人與窮人之間轉移的論據不夠充分。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只能說明「收入均等化」的必要性,而不能說明其合理性。其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分配本質上是價值的分配,而價值本是由雇傭工人即所謂的窮人創造的,富人(生產資源的所有者)所以致富,是因為他們無償地佔有了雇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將富人的收入的一部分轉移給窮人不僅僅是為了增加社會總的經濟福利,而且這也是將工人創造價值的一部分還給工人自己的一種手段。它不僅必要,而且合理。第三,「收入均等化」理論強調只能對資本家「工作」征稅,收入的轉移應以不損害資本積累為前提,是不妥的。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收入差別,在很大程度上不在於他們「工作」收入的差別,而在於資本收入利潤的差別,而「資本的利潤同所謂監督指揮這種勞動的數量、強度和技巧不成比例。利潤完全受所投資本的價值的支配,利潤的多少與資本的大小恰成比例。」⑥僅對「工作」收入征稅,很難改變貧富差別懸殊的現象,兩極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不可能改觀。第四,不通過轉移購買力而達到收入轉移的「間接轉移」措施,實際上不必轉移富人的收入給窮人,這就從實質上否定了「收入轉移」理論。

三、「收入均等化」理論的啟示

「收入均等化」是西方經濟學家針對資本主義條件下收入差別懸殊這一社會現象而提出的一種分配理論,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局限性,但在分析問題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涉及市場經濟條件下所共有的分配難題,並開出了解決這些難題的葯方,有許多合理的成分。我們應該用科學的態度對待它,並在批判的基礎上大膽借鑒。根據我國目前收入分配的狀況和存在的問題,「收入均等化」理論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給我們啟示:

第一,縮小過於懸殊的收入差別,避免兩極分化,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要求,是實踐「三個代表」的最終結果。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並由此造成社會成員收入水平的差別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對此結果,一方面不能人為消除;另一方面不能聽之任之。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級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⑦「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先富」政策打破了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格局,極大地調動了社會成員的生產積極性,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但在收入分配領域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其突出表現是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過於懸殊。這不僅傷害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感情,而且也制約了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收入均等化」理論告訴我們,收入的均等化可以改變收入分配過於懸殊的狀況,增加社會福利。如果我們能採用稅收、捐助等多種形式,將過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轉移」給低收入者, 就會縮小收入差距,滿足全體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在這一點上,「收入均等化理論」與鄧小平提出的「先富」政策是基本統一的。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指出:「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富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⑨

第二,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高社會保障基金的使用效率。「收入均等化」理論提出的轉移收入的一個很重要的措施是對低收入者進行社會保障。社會保障是收入轉移的一種手段,是實現社會公平的一種方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以及人們進入市場條件的巨大差別,會使人們的收入差別相當懸殊,這難免造成部分社會成員的生活困難。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的基本生活保障不僅是勞動者的切身利益,而且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因此,必須建立健全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個人儲蓄積累保障等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以滿足市場經濟發展對社會保障制度的需要。為此,政府應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管理機構,做到政策統一、管理法制化,採取切實可行措施,提高社會保險的效率。由於我們國家的生產力水平低,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不能急於求成,而應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分階段、分步驟地穩步進行。如果社會保障水平過高,超出生產發展的承受能力就會影響經濟的增長。

第三,疏通收入轉移渠道,創造良好的收入轉移環境。「收入均等化」理論將從富者那裡轉移出的收入分為自願轉移和強制轉移。我國具有救濟貧者、幫助弱者的良好傳統,長期的儒家文化影響和幾十年的社會主義教育,使收入的自願轉移具有良好的社會土壤。但是也應該看到,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人們向錢看的傾向日益強化,而同情心卻日益淡化,因此,加強人道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對於收入的自願轉移變得尤為重要。同時,還應當看到人們的思想覺悟只能根植於他們所生活的社會環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的自願轉移必定會受到種種限制,因此,強制轉移仍然是收入轉移的強有力的手段。當然,這里的強制主要的不是政策強制,而是經濟強制。就我國目前來說,由於稅收制度和轉移支付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許多該集中起來的收入沒有集中上來,該轉移的收入不到位,影響了收入轉移的規模與速度,因此,健全與完善稅收制度和轉移支付制度就成了疏通收入轉移渠道的關鍵環節。

第四,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正確處理平等與效率的關系。「收入均等化」理論提出了在收入均等化過程中的平等與效率問題,這正是我國目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最棘手的問題。對平等與效率的關系,不同的經濟學家有不同的解釋,由此導致了他們對平等與效率誰先誰後問題的不同回答。有人主張效率第一,有人主張公平第一,也有人主張公平與效率必須兼顧。我們認為,平等與效率盡管存在矛盾,但從長遠的觀點看二者是統一的,因此,公平與效率之間不應當存在誰先誰後的問題,兩者必須兼顧。正如阿瑟·奧肯所說:「如果平等和效率受到同等對待,分不出孰高孰低,在兩者發生沖突時,就必須尋求調和。在有些時候,為了效率就要放棄一些平等,另一些時候,為了平等,必須犧牲一些效率,但無論哪一方面做出犧牲,必得以另一方的增益為條件,或者為了獲得別的有價值的社會目的。」⑩這就是說,平等與效率既是互相替代的,又是不能偏廢的,唯一的辦法是二者兼顧。目前,我國生產力水平較低,快速發展國民經濟,加速經濟增長是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提出效率優先的原則也是人之常情,但決不應該是在強調效率優先的同時,忘記了兼顧平等。同時,面對收入差別過於懸殊的社會問題,也不應簡單地削富濟貧,搞平均主義,丟掉了效率。

Ⅳ 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如何分配收入

首先介紹一個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義大利經濟學家於1922年提出。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
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
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
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
一、對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的總體評價

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總體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分配製度堅持市場取向，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分配體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有利因素

1、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

從農村居民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超過2000元，2002年達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

從城鎮居民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8.6％。

2、從總體上講，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型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3、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

當前，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

4、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

「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外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

5、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

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5％、16.23％、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然而必須看到，

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後，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

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

主要表現為：

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

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

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

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

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

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

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

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

特別是近兩年，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1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

2、財產的集中度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越來越大

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

當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32。

3、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

「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內部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校

與此同時，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現象。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

4、收入分配不規范

一是工資支付不規范，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職工工資現象；二是工資提取不規范，實行工效掛鉤企業的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的4％的標准進入，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

5、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

主要表現為：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格局還遠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它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

二、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財稅政策

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節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於個人收入分配活動與財政收支有著特定聯系，財政政策可以說是政府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從我國轉軌期經濟運行和制度安排特點以及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徵三個角度看，

運用財稅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要妥善處理好三大矛盾：

第一，經濟增長與增長福利分配之間的矛盾

改革之後的中國在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GDP規模快速膨脹，但增長福利分配呈現出逐步拉大趨勢，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相對來講反而下降，低收入群體規模有所擴大。很顯然，現在有必要利用財稅手段調節好經濟增長的分配基矗這種調節的難點在於把握好公平個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約束效率的遞增。

第二，合理解決培育中等收入階層與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的矛盾

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增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規律性傾向，對消費進步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規模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從理論角度看，這兩者之間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約束性，其表現是擴大向低收入階層轉移支付的規模勢必要影響中等收入階層的狀況，從而制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張。

第三，妥善處理創造就業機會與轉移支付資金之間的矛盾

財稅政策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有兩個切入點：一是創造就業機會，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掙取收入的機會；二是在個人之間進行收入的轉移支付。從理論上講，這兩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現是財政資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長。很顯然，確定合理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就是要在創造就業和轉移支付之間選擇一個適當的配比。

綜上所述，

可確立以下一些個人可支配貨幣收入財稅調節政策：

第一，在各級財政之間合理劃分收入分配調節事權

收入分配調節涉及各級財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劃分事權。由於我國是區域經濟極度不平衡的國家，收入分配調節事權不可能相對集中，確定全國范圍內相對統一的調節標准也就不是一個務實的選擇。為此，收入分配調節的基本事權應按居民屬地來劃分。但考慮到各級財政收入汲取能力的體制性和資源性差異，可把收入分配調節財力支持劃入轉移支付體系。進一步說，上級財政可從專項轉移支付角度向下級財政撥付資金彌補下級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財力不足。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為了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針對性，中央財政對向省級財政轉移扶貧資金時可指定地區和類別。省級財政則可向符合條件的下級財政確定收入調節補助。這種補助額的確定應以各地收入、物價和人口狀況為依據，而不必尋求補助標準的統一性。

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

建立居民收入監測體系時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立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在於我們准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

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

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這種模式在現實情況中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葯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准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

第四，調整相關稅制

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並降低稅率，特別是3000元？5000元這一區間內的收入應採取低稅率政策，因為這一收入區間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界限，稅率過高會抑制中國的消費擴張，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在房產稅方面，可考慮在把房產分類的基礎上，把中高檔私人住房納入征稅范圍，稅率從低、征管從嚴。當然，這要以進一步規范房產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費為基礎。

第五，在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中設立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

對低收入群體子女來講，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實現收入階層轉換的基本條件。為此，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以及有條件的市級財政可在教育經費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體子女高等教育補助金。這筆資金可通過教育部門根據一定的原則無償補助給符合特定條件的已考入大學的低收入群體子女。中央財政的這筆專項資金可向西部地區傾斜，經濟發達的省份可把此類資金更多地向省內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傾斜。參考資料：經濟日報

Ⅵ 閱讀下面材料，回答問題。收入分配理論是李嘉圖經濟學說的中心，他很重視收入的分配問題，提出了相對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