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根源

⑴ 論述西方國家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經濟法可分為西方經濟法和東方經濟法兩家，中國經濟法屬於東方經濟法。東西方經濟法由於興起的歷史背景不同，從而在許多方面存在差異。總的來說，中西方經濟法的基本特徵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國家為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矯正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進行干預、協調、平衡和調節，最終實現社會公平和效率的兼顧，實現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但是，由於中西方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從而決定了中西經濟法在產生發展過程中有很大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經濟法的生成背景看。我國經濟法不是生成與於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不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國的經濟法是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作為法制建設的一部分而主動的建立起來的，同時，經濟法也是國家作為主體，在應對外部挑戰與時代要求的一種回應。所以，中國經濟法不是在社會內部自發產生，而是政府自覺地「從治理到不斷放權的過程」，屬於「政府推進型」。與中國相比，西方經濟法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向壟斷市場經濟轉變的背景下產生的。一開始，出現市場失靈的狀況，這種情況用普通的民商法無法彌補，但是必須限制自由主義，由此，國家開始進行干預。可見，西方經濟法的產生，實為「市場經濟內部不斷完善的產物」，屬於「自然演進型」。

其次，從經濟法生成的法制環境看。我國由於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及相應的自給自足封閉的經濟形式，以及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扼殺市場經濟的觀念的影響，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薄弱，「橫向經濟關系萎縮」，「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微觀經濟日漸放開，政府職能也在不斷轉變，民商法經濟法等幾乎同時上馬」。回頭看西方，西方的市場經濟是不斷發展逐漸自然成熟的，所以與中國相對應，各種調控經濟行為的「法律制度也經歷了從孕育分離，到獨立成熟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發展之後，經濟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經濟法是在民商法發達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產生是為了彌補民商法行政法調節經濟關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條「反民法」「異民法」的道路。而中國經濟法是民商法缺位下發展起來，其產生並非為彌補民商法不足，而是與民商法同生同榮、共同發展。

最後，從經濟法生成的路徑看。在中國經濟法體系中，最先產生的是宏觀調控法，市場規製法是在經濟法得到初步發展後才產生的。而在西方經濟法體系形成過程中，市場規製法先於宏觀調控法產生，市場規製法產生於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宏觀調控法產生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兩者社會本位形成路徑完全不同，體現在：「西方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在個體本位上發展起來，是對個體本位的揚棄；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由國家本位發展而來，是對國家本位的修正」，另外，中國經濟法產生於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政府幹預經濟行為；西方經濟法產生於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市場競爭行為。

⑵ 簡述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一）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原則

我們強調營造平衡和諧的環境，而不是簡單地說平衡協調原則，是有深層次原因的。對經濟關系進行平衡協調是經濟法特有的功能，但如果單純將平衡協調上升到經濟法基本原則的高度就顯得不夠充分，並沒有完全揭示出經濟法的本質內容。

從字面上講，和諧與協調兩詞的含義互通，這就是在許多法學著述中「和諧」與「協調」不分的原因。但是，在意境上說「和諧」和「協調」是有很大區別的：和諧是一種相互依存與共同發展的客觀狀態，是國家和市場都要順應客觀規律、應用客觀規律的表現；

而協調更強調的是主體間相互一致的積極行為，是帶有主觀意志色彩的一種行為模式。就經濟環境狀態的描述而言，「和諧」一詞較「協調」更貼切，例如我們常說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首先，「平衡和諧」充分體現了經濟法治條件下經濟環境應有的狀態，強調的是不同主體的配合而不是對抗，又在哲學范疇「度」的問題上強調適當，而不能「過火」或「不及」。

有學者認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張將其納入經濟法的理念，但我們認為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調」之意，例如人們常說「生態平衡」。

其次，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不是一種中庸理念的體現而是建立在對客觀經濟規律認識基礎上的一種應然的狀態。在這樣一種經濟環境下，能夠實現自由與秩序、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和諧，現實利益與未來利益的平衡和諧，國家、社會與個體之間的平衡和諧。

最後，經濟法律的完善本身並不代表這種良好經濟環境已經大功告成，由於社會經濟體系是動態向前發展的，這就要求經濟法制不斷地「與時俱進」，具有前瞻性、規劃性地從立法、司法和執法等方面來建立和維持這種環境。

當前，在國際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日益突出，大都將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根本目標。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這個問題在上層建築層次已經被納入到環境保護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

而我國某些地方一級的政府和部門、行業的管理者顯然對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重要性缺乏應有的認識：地方保護主義嚴重、某些部門和行業長期壟斷，損害了普通百姓的經濟權益，也阻礙了該行業實現自身更大的發展，更有損於中國在世界的經濟民主形象。

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是我國加入WTO後與國際接軌的基本要求，是我國要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

（二）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

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兩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正常發揮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場經濟自發規律之理。

價值規律由對經濟個體的決策和行為之微觀作用實現對整個社會經濟資源的宏觀調節和配置，順利完成經濟資源的初次分配，市場規製法在其中發揮著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國家超越整個社會的優勢地位進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國家社會自覺調整之理。

國家根據市場經濟自發分配資源後產生的不公平傾向，立足於社會整體利益進行再次資源分配和調整，宏觀調控法在其中居於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資源」不僅包括國家與市場如何協調資源優化配置問題，還有進一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

中世紀的阿奎納認為：「正義由兩部分組成：第一種是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們的地位而將不同的東西分配給不同的人』……在分配正義中，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愈突出愈顯要，那麼他從共同財產中亦將得到愈多的東西。」

這種按人們地位來分配經濟資源的思想是封建社會的分配原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該原則為按資本分配原則所取代。

從「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資分配較按地位分配無疑是人類社會分配原則的一大進步。但按資分配所帶來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一方面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出現，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對資本主義世界所要樹立的平等觀念的一種諷刺。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不僅在道義上對兩極分化、貧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從科學的角度論述了兩極分化的社會根源與危害，並在理論上提出了防止兩極分化的意義和途徑。

實踐證明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上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動盪都直接源於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因為單靠市場這一隻無形之手是無法實現將稀缺經濟資源進行合理分配的。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相對於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資源永遠是稀缺的。經濟資源既包括生產資料也包括生活資料。

生產資料資所有制最終決定了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必然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多種分配製度並存。

這樣一種復合的分配製度一方面保證了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於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這種分配製度也正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公平的體現。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決定指出「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將成為未來幾年關於如何貫徹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指導思想。

綜上所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

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產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經濟的發展，是效益優先的全面體現。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活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社會的穩定，是社會公平的最終體現。

（三）保障社會總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

「可持續發展」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在中國上升到一種治國方略的高度。

可持續發展的提出是人類認識論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突破，這一思想強調的不僅僅是人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更是人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和諧，也唯有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才能實現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會本位理念的進一步深化：不僅僅以人類社會橫向的當代利益和諧為出發點，更以人類社會縱向的代際利益和諧為出發點。這種發展不強調盲目的快速，而強調連續與穩定下的高速發展。因此可持續發展就是在穩定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穩定的辯證的邏輯統一。

(2)論述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根源擴展閱讀：

經濟法具有自己獨立的調整對象。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指經濟法所干預、管理和調控的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a.國家規范經濟組織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規范組織的法律，是為了防止壟斷組織的出現，從組織上保證市場經濟順利發展。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個人投資法等。

b.國家干預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干預是經濟法的重要調整方式，這方面的法律有證券法、票據法、破產法、金融法、保險法、房地產法、環境法、自然資源法等。

c.國家管理、規范經濟秩序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日本學者丹宗昭信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現代經濟法的核心是壟斷禁止法。這方面的法律有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和產品質量法。

d.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此種經濟關系的特點是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實行宏觀調控，使經濟各部門運行協調，使整個國家經濟運行平穩。這方面的法律有財政法、稅法、計劃法、產業政策法、價格法、會計法和審計法等。

⑶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根源

1.經濟法產生的直接根源是自由放任的商品經濟管理模式所產生的市場秩序失衡，從而要求國家公共權力的介入以維護公共利益、穩定市場秩序、促進效率與公平。 2.由於經濟法是國家利用其公權力對市場經濟主體以及運行的調控、管理、監督、引導，所以經濟法主體雙方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即一方為國家相關主管機關，另一方為經營者（包括市場被管理主體和中介組織，其中中介組織又同時具有市場主管機關授權的監管職能和接受管理的義務）。它們之間是調控和被調控、監督和被監督、管理和被管理、引導和被引導的關系，是雙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關系。 3.由於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和范圍有宏觀和微觀兩的領域（例：相關經濟法對經營者不正當競爭方面的管理就是微觀方面的管理；而相關經濟法對市場運行的管理便是宏觀方面的管理），所以經濟法可具體分為：宏觀調控法律關系；國有參與法律關系；涉外管製法律關系；市場監管法律關系。 4.由於經濟法所調整的上述對象和范圍不同於其它部門法所調整的對象和范圍，所以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5.盡管法律從整體上來說是用來維護和平衡效率與公平這兩大價值，但作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有其所側重的追求價值，即經濟法總體上追求的價值是：可持續的社會整體效益。 6.由追求價值便引出了經濟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為：經濟民主原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經濟公正原則。 7.結合綜上所述，故經濟法的概念為：經濟法是調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及其政府主管部門為了修正市場運行的缺陷、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而履行各種現代經濟管理職能時與各市場主體發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另外，有關經濟法之性質的爭論，即公法、私法抑或公私混合法，本人認為已無現實意義，皆因當今行政權力之擴張於社會生活各領域。社會本位法律觀念的回歸，所以，本人認為於現實中再討論這一性質問題已毫無意義。） 樓主，此問題實在太大，以上僅為概括敘述，並加之一些個人觀點，所以不詳之處歡迎指教。不勝感激！

⑷ 論述題：經濟法中社會利益本位的內涵是什麼

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指它在對經濟關系的調整中立足於社會整體,在任何情況下都以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為重,社會本位要求經濟法以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為最高准則,無論國家還是企業都必須對社會負責,亦即都必須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效益負責,在對社會共同盡責的基礎上處理和協調好彼此之間的關系。經濟法把社會本位作為調整原則表明，經濟法在對產業調節、固定資產投資、貨幣發行、產品質量控制、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關系進行調整時，要以社會利益為本位。
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經濟法宗旨的具體體現，是經濟法的規范和法律文件所應貫徹的指導性准則。
1、平衡協調原則
所謂平衡協調原則，是指經濟法的立法和執法要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調整具體經濟關系，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體利益目標的統一。
2、維護公平競爭原則
這是經濟法反映社會經濟之內在要求和理念的一項核心的、基礎的原則。
3、責權利相統一原則
責權利相統一原則是指在經濟法律關系中個主管主體和公有制主題所承受的權利、利益、義務和職責 必須相一致，不應當有脫節、錯位、不平衡等現象存在。

⑸ 論述題 1、經濟法的核心部門是什麼什麼 2、市場管理法與宏觀調控法的體系

1.反壟斷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就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國的經濟憲法，是經濟法的核心。 ...
經濟法的核心部門是政府

市場經濟作為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以其自身的復雜構成，其存在與發展的必然要求而言，它就是法律經濟，也必然是法制經濟，而法制經濟即經濟關系廣泛法制化的經濟。市場管理法與宏觀調控法作為經濟法的兩個核心構成要素，共同維護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是經濟關系法制化的典型代表，在市場經濟的運行中承擔不同的職能，發揮著各自的作用。

2、 市場管理法與宏觀調控法的對比分析

理論基礎 兩者都以國家干預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所不同的是市場管理法所依據的是直接干預理論，而宏觀調控法則是間接干預理論。市場經濟是以市場作為對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商品經濟，市場有著及時性、靈活性等特點，能有效地促進市場競爭，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但又有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如自發性、盲目性等，市場主體為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會採取不正當的競爭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壟斷、貧富懸殊等社會不正義問題，這些是市場自身無法克服的，也正是國家干預的根源所在，國家依法干預市場活動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壟斷、抑制貧富差距擴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場經濟必須確立政府的干預。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正是基於這樣一種理論而產生，而區別就在於：市場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預為理論依據，而宏觀調控法以政府間接干預為理論依據。

⑹ 試論述我國當前經濟形勢的經濟法應對。

一、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是法制建設必須堅持的最高價值和基本精神 堅持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表明我們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1]科學發展觀必須是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因為人的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本質，人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人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人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 堅持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內容。以人為本，就是要把滿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圍繞人們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提供充足的物質文化產品、服務和制度保障，圍繞人的全面發展，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 因此，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必須堅持的最高價值和基本精神。我國法制建設追求和實現的所有價值目標都是圍繞這一最高的價值要求和取向展開的。離開以人為本，其他法的價值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離開了以人為本，依法治國就可能偏離法治的軌道。 人類政治文明從人治走向法治，並不僅僅是法律數量的增加和法律功能的擴展，也不僅僅體現在全社會對法律權威的崇尚，最根本表現就是法律價值的轉換和創新，即法律對人的主體性、人的人格尊嚴和自由權利的確認和保障。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為我國法制建設中法律的價值轉換和創新奠定了理論基礎。在依法治國過程中堅持以人為本，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發展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堅持以人為本，是我國法律發展模式真正變革的價值導向，是法律制度創新的標志，它將引導我國法制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二、科學發展觀對法制建設尤其是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在發展過程中更加註重統籌兼顧，做到城鄉協調發展、區域協調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可以看出，統籌兼顧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著眼點。法律是各種利益關系的調節器，在統籌發展的過程中充分運用法律手段，建立協調發展的機制，是促進全面發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科學發展觀「五個統籌」原則的提出也對我國法制建設提出了新要求。新的發展觀把促進全面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這將導致我國法制建設要做新的調整，尤其是我們的立法重點，必須相應地作適當調整。這種調整，在有些方面是局部的，而在若干領域，則是全方位的。 例如，要通過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依法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取消舊體制對農民的法律限制和不合理的法律義務，建立有利於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形成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健全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又如，通過立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建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目前，我國在環境保護方面已初步建立起了較完整的法規體系，但在生態立法方面迄今還是空白，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必將直接推動生態立法的進程。再如，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一方面我們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在加入WTO之後，使我國的法律更加開放並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又要從我國現階段國內發展的實際水平和特點出發，使我國的法律真正成為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的制度保障，成為協調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平衡器。 因此，五個統籌的發展模式，對我國法制建設尤其是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我們只有進一步發揮和強化法律的統籌協調功能，通過法律在社會調控、資源分配、解決糾紛等方面的作用，協調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才能最終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實現和諧社會。 三、科學發展觀進一步凸顯了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靈魂的「以人為本」，具體地講就是以公民的權利為本。所以，以人為本在法律上的表現，就是強調對公民各種具體法律權利的高度關懷。作為法律的維護者和執行者，司法機關對保障和促進人的發展起著十分重大的作用。它通過法律用自身特有的功能和方式保護公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維護公民的正常社會、家庭關系，制約公共權力維護公民合法權益，救助保護弱勢群體，穩定公民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基本行為，最終幫助人們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同時，它通過對實施侵害行為的侵權者給予懲處，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法律監督，對濫用職權、失職瀆職、貪污腐敗者給予法律制裁，從而對公民進行司法救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將使司法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進一步凸顯。司法是定紛止爭、解決糾紛、化解矛盾、調節利益沖突、實現社會和諧的特殊事業，要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司法的地位和作用顯然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的理念在司法活動中得到貫徹具有重要意義。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同樣要求我國司法機關樹立和落實以人為本的司法理念，讓司法救濟惠及全社會成員。這樣，對我國的主要司法機關人民法院和檢察院的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為了貫徹以人為本的司法理念，人民法院必須認真貫徹「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在各項審判中高度注重依法保障人權。在刑事審判中，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堅持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並重的現代司法理念，堅決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對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法定罪處刑；對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法宣告無罪。在民事審判、執行中，也應適當採取簡易審判程序、關懷弱勢群體、適度原則等人性化的做法。 同樣，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必須加強對訴訟活動的法律監督，維護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檢察機關把訴訟監督貫穿訴訟的全過程，嚴格把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和適用法律關。此外，檢察機關還必須加強對人權的司法保障，開展嚴肅查辦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侵犯人權犯罪案件專項活動，重點查辦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訊逼供、暴力取證、虐待被監管人、破壞選舉以及嚴重瀆職造成人民生命財產重大損失的案件。這樣，以人為本的文明理念讓司法更具有親和力，使人們感受到司法的力度和溫度、剛性和柔性，從而真正的彰顯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四、科學發展觀在相關法律制度上的體現 當今法律和法學正在發生變化。傳統的對法律和法學的狹隘理解，無益於法學的發展和法制建設。只有具備正確的、科學的發展觀，並緊密地結合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實際，才能使法學研究能夠更好地反映制度發展變化的需要，使法律制度能夠更好地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服務。為此，就必須轉變傳統的法學觀念，對整個法學體系進行結構性改造，以更好地發揮其功能。無論是法律的發展還是法學的發展，主要地都是通過問題推動的。事實上，隨著經濟和社會的迅猛發展，對於許多復雜的新興問題，傳統的法律理論在解釋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因此，就需要經濟法理論等現代法理論來作出相應的解釋。下面主要結合經濟法來談科學發展觀在相關法律制度上的體現。 如果說，對於局部的、靜態的問題，傳統部門法比較有解釋力和決斷力的話，則對於整體性的、動態發展的問題，其解釋力就較為欠缺。經濟法包含的相關法律制度所應對的是一系列"非均衡的二元結構"，它要在現實的差異性的基礎上，解決整體上的一般均衡問題，解決發展中的不均衡問題，確保實質上的平等與公平。由於經濟法在推進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因而發展觀也體現在具體的經濟法制度的形成過程中，同時，在經濟法理論的發生論、本體論、價值論、規范論、運行論等各個領域，也都有具體的顯現。比如，從經濟法的價值論來看，經濟法所追求的效率、公平、秩序等價值，都同經濟與社會的穩定發展直接相關。同時，經濟法的宗旨，包括了經濟宗旨和社會宗旨，都涉及到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並且，經濟法的最高宗旨，就是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3]體現的就是科學的發展觀。可見，從整個經濟法的價值追求到具體的宗旨體現，都離不開一定的發展觀。 在經濟法領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當務之急就是要盡快制定反壟斷法，規范公用企業濫用優勢的行為、限制行政壟斷、建立有效的競爭秩序，最終促使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觀與反壟斷法在價值追求、根本宗旨、最終目的和基本原則上具有本質的一致性，反壟斷法的制定和實施就是在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內核。 科學發展觀在社會保障法制建設中也有一定體現。有學者指出，社會法學應體現對社會和經濟的雙重關注，做到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由此看出，我們要重視對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社會權利和訴訟權利實現中的弱勢群體的利益保護，並從司法、行政、社會等多層面構建法律保障的機制。我們還應根據科學發展觀的精神與原則，通過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形成的根源和表現的分析，盡快制定農業現代化促進法、小城鎮法、就業法等與城鄉居民分別相適應的社會保障法律，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縮小城鄉差距，最終達到城鄉協調發展。 科學發展觀尊重人與自然的關系，其目標在於建立個人與社會、經濟與生態之間和諧發展的秩序，因而，環境資源法制建設中，科學發展觀也有體現。這方面，發達國家有循環經濟立法的成功經驗，我們可以採取借鑒的方法完善我國的環境法制建設。我們還應該通過對地方立法可持續發展影響評估制度的研究，提出可持續發展指導地方立法的總體構想，並在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環境領域和相互之間的關聯度上，設計相應的評估體系。應該指出，在目前的環境保護立法中，存在著種種誤區，諸如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輕資源價值的提升，重產品生產者的責任、輕消費者的責任，重國家的責任、輕社會其他各界的責任，重城市環境的治理、輕農村環境的保護等情況，必須及時得到扭轉。因此，在社會主體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平台上，對經濟發展與生態平衡進行整體的把握，健全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環境資源法律體系。 在我國過去的法律制度中，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的關注非常少。歷史經驗一再表明：當我們普遍不重視發展問題，漠視或者忽視發展問題的時候，就會直接影響相關的制度建設。放眼世界，各國在追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發展觀，而由於這些發展觀的側重點不同，就會對於相關法律制度的確立與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其中，正確的、科學的、先進的發展觀，會對法制建設產生積極而巨大的影響，並會有效地體現在相關的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之中。當前，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對我國法制建設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

⑺ 經濟法興起的原因，考試的簡答題，在線等~~~~~~~~~~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是市場缺陷的存在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1）市場缺陷的存在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的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國家並不怎麼介入經濟生活，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再加上產業革命的完成，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使社會經濟發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像的變化，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會問題的產生，人們發現，市場不是萬能的，國家應轉變職能，不能只是充當守護神，應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承擔起監督、管理的職責。具體市場的缺陷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市場障礙的存在

所謂市場障礙是指市場調節機製作用的障礙。主要指競爭秩序的問題。競爭是市場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競爭市場就沒有動力，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便不能啟動。但競爭必然伴隨著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這兩件副產品。因為競爭的過程加快了部分經營者擴大其資本與經營規模的進程，以致形成對市場的支配地位和壟斷，導致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產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驅使某些競爭者採取各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這兩種行為的後果是使某些競爭者獲得超額利潤；正當競爭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市場調節機制不能充分有效的發揮作用。

第二、市場的惟利性

市場的惟利性是指投資經營者所關注的是經濟利益，並往往表現為眼前可實現的利益；對於當前贏利率低或無利可圖甚至虧本或者投資期限長、風險大的行業或產品，人們往往不願投資。而在這些領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業、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以及其他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或可能制約國民經濟長遠發展和總體效益的行業，即使不能盈利或虧損，也應當進行適度投資。而這顯然是不能指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

第三、市場調節機制的被動性及滯後性

這是因為市場調節是一種事後調節。因為從投資、生產運營到市場價格形成和信息反饋，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各個企業和個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滯後，不能適時調整其投資經營決策，往往等到市場供求嚴重失調、產品大量滯銷過剩時才作出反映，這是市場的第三個缺陷。

（2）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大型組織的產生及其影響

現代的商業組織起源於中世紀的庄園制度，以及17世紀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將企業發展起來，則是由現代的運輸業和通訊業，尤其是鐵路的發展決定的。現代企業的規模擴大、不斷的一體化，僅僅不到200年的歷史。

這個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直到19世紀中期，企業的規模受到技術、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業，主要的交易結構是生產商和代理商之間的聯系，合夥公司仍然是商業企業的標准合法形式。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隨著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管理技術的改進，降低了企業內部交易的成本，促使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項目成了人們的投資重點，融資的需要促進了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會計和信用制度也發展起來，這進一步加劇了資本集中。另一方面，為了應付由於社會整體生產缺乏計劃所帶來的危機對產業的沖擊，巨型企業開始出現，這種巨型企業採用各種形式組織起來，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業形成壟斷的同時，小企業也不甘示弱，它們組成行業協會，尋求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工人、農民等也組織起來，如1886年美國勞工聯合會成立，1870年成立了農人協進會。

越來越多的大型組織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導致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原來的二元結構發展到私人—組織—國家的三元結構。

企業組織的擴大，首先是對私人權利造成了損害。表現之一是壟斷的形成，導致了消費者利益受損和經濟生活中的公平競爭弱化。另外大組織通過對市場份額的佔有，對生產的獨占，在向他人提供產品的時候，導致契約雙方的談判實力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契約自由」導致了卡特爾協議、濫用權利等行為的膨脹，這些行為的目的在於限制競爭，從而損害了小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

而企業擴大之後，權力出現了。這不僅僅存在於企業的上下級關系、僱傭關系中，也存在於企業和個人、大企業和小企業之中。組織擴大之後，首先在生產領域獲得了權力，包括控制權，改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在競爭機制中，消費者通過價格機制來控制經濟體系，而在組織擴大之後，公司日益進入非競爭性的定價活動之中，越來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場交易發生了變化，非壟斷方的自由和權利變成了Yes、No的選擇權。大型企業同樣對國家提出了挑戰，他們在政治上操縱選舉和國家政策，財團、財閥、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國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對內控制，然後是對外影響政治生活。

（3）國家的能動反應

基於市場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組織的挑戰，國家作出了相應的反應。

如美國在羅斯福執政後，變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國家干預政策。美國在制定《謝爾曼法》的過程中，一位參議員對經濟權力集中發表了猛烈的批評「如果這種結合導致的集中權力被賦予一個人，那麼這是一種君王般的特權；這是與我們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應當遭到州和全國當局的強烈抵制。如果有什麼錯誤，這就是錯誤所在。如果我們不能忍受一個擁有政治權力的君主，我們同樣不能忍受一個對生產、運輸、生活必需品的銷售擁有權力的君王；如果我們不能服從任何帝王，同樣也不應當服從任何在貿易方面擁有阻礙競爭和固定任何商品價格的獨裁者。」經濟權力的集中和國家對不正當經濟權力的打擊，這兩個步驟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來表示這個過程是最恰當不過了。在這個過程延續了100年以後，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是從以下幾方面來作出反應的：

（1）消除市場競爭的障礙，阻止組織的擴大，限制組織的成長。這是國家的最早反映，由此出現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國的大型企業組織起源於鐵路和通訊業，國家的第一個反應也在於此。1870年伊利諾伊州在憲法中要求政府「通過各項法律去矯正鐵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貨運費方面不公正的區別對待和敲詐行為」。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法》明確表示：「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聯合、共謀、壟斷而限制貿易的行為是違法或犯罪的行為」

（2）針對市場普通主體不願介入的公共、公益事業等行業和產品，大規模發展出國家所有權，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微觀上自由競爭和私人行為的無序性，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國有產業來替代私有組織。一來可以實現現代企業的生產和效率，二來可以填補空白，二來可避免私人挑戰國家和大企業侵犯私人權利。

（2）調整總量平衡，保持社會均衡發展。成了國家的核心職責，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規范的產生。以往的私法僅僅調整微觀主體和微觀行為，競爭的宏觀無序性往往導致總量失衡，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的產生。法律無能為力。而新的法律規范的制定，則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來引導市場這支無形之手。當然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於市場的規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聯儲降息，表面看取決於格林斯潘，實際上格林斯潘決定是否降息，取決於商業銀行之間的貼現率，他是被動的。

（4）企業內部的結構設置、權利安排、財務事宜等，成為法律規范的對象。在自由經濟時期，這些問題由企業自主安排，國家法律不予干涉。而今企業和公司法、會計法、稅法、審計法等的頒布，使這些社會關系紛紛被披上法律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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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是市場缺陷的存在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1）市場缺陷的存在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的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國家並不怎麼介入經濟生活，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再加上產業革命的完成，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使社會經濟發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像的變化，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會問題的產生，人們發現，市場不是萬能的，國家應轉變職能，不能只是充當守護神，應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承擔起監督、管理的職責。具體市場的缺陷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市場障礙的存在

所謂市場障礙是指市場調節機製作用的障礙。主要指競爭秩序的問題。競爭是市場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競爭市場就沒有動力，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便不能啟動。但競爭必然伴隨著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這兩件副產品。因為競爭的過程加快了部分經營者擴大其資本與經營規模的進程，以致形成對市場的支配地位和壟斷，導致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產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驅使某些競爭者採取各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這兩種行為的後果是使某些競爭者獲得超額利潤；正當競爭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市場調節機制不能充分有效的發揮作用。

第二、市場的惟利性

市場的惟利性是指投資經營者所關注的是經濟利益，並往往表現為眼前可實現的利益；對於當前贏利率低或無利可圖甚至虧本或者投資期限長、風險大的行業或產品，人們往往不願投資。而在這些領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業、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以及其他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或可能制約國民經濟長遠發展和總體效益的行業，即使不能盈利或虧損，也應當進行適度投資。而這顯然是不能指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

第三、市場調節機制的被動性及滯後性

這是因為市場調節是一種事後調節。因為從投資、生產運營到市場價格形成和信息反饋，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各個企業和個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滯後，不能適時調整其投資經營決策，往往等到市場供求嚴重失調、產品大量滯銷過剩時才作出反映，這是市場的第三個缺陷。

（2）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大型組織的產生及其影響

現代的商業組織起源於中世紀的庄園制度，以及17世紀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將企業發展起來，則是由現代的運輸業和通訊業，尤其是鐵路的發展決定的。現代企業的規模擴大、不斷的一體化，僅僅不到200年的歷史。

這個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直到19世紀中期，企業的規模受到技術、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業，主要的交易結構是生產商和代理商之間的聯系，合夥公司仍然是商業企業的標准合法形式。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隨著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管理技術的改進，降低了企業內部交易的成本，促使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項目成了人們的投資重點，融資的需要促進了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會計和信用制度也發展起來，這進一步加劇了資本集中。另一方面，為了應付由於社會整體生產缺乏計劃所帶來的危機對產業的沖擊，巨型企業開始出現，這種巨型企業採用各種形式組織起來，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業形成壟斷的同時，小企業也不甘示弱，它們組成行業協會，尋求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工人、農民等也組織起來，如1886年美國勞工聯合會成立，1870年成立了農人協進會。

越來越多的大型組織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導致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原來的二元結構發展到私人—組織—國家的三元結構。

企業組織的擴大，首先是對私人權利造成了損害。表現之一是壟斷的形成，導致了消費者利益受損和經濟生活中的公平競爭弱化。另外大組織通過對市場份額的佔有，對生產的獨占，在向他人提供產品的時候，導致契約雙方的談判實力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契約自由」導致了卡特爾協議、濫用權利等行為的膨脹，這些行為的目的在於限制競爭，從而損害了小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

而企業擴大之後，權力出現了。這不僅僅存在於企業的上下級關系、僱傭關系中，也存在於企業和個人、大企業和小企業之中。組織擴大之後，首先在生產領域獲得了權力，包括控制權，改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在競爭機制中，消費者通過價格機制來控制經濟體系，而在組織擴大之後，公司日益進入非競爭性的定價活動之中，越來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場交易發生了變化，非壟斷方的自由和權利變成了Yes、No的選擇權。大型企業同樣對國家提出了挑戰，他們在政治上操縱選舉和國家政策，財團、財閥、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國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對內控制，然後是對外影響政治生活。

（3）國家的能動反應

基於市場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組織的挑戰，國家作出了相應的反應。

如美國在羅斯福執政後，變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國家干預政策。美國在制定《謝爾曼法》的過程中，一位參議員對經濟權力集中發表了猛烈的批評「如果這種結合導致的集中權力被賦予一個人，那麼這是一種君王般的特權；這是與我們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應當遭到州和全國當局的強烈抵制。如果有什麼錯誤，這就是錯誤所在。如果我們不能忍受一個擁有政治權力的君主，我們同樣不能忍受一個對生產、運輸、生活必需品的銷售擁有權力的君王；如果我們不能服從任何帝王，同樣也不應當服從任何在貿易方面擁有阻礙競爭和固定任何商品價格的獨裁者。」經濟權力的集中和國家對不正當經濟權力的打擊，這兩個步驟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來表示這個過程是最恰當不過了。在這個過程延續了100年以後，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是從以下幾方面來作出反應的：

（1）消除市場競爭的障礙，阻止組織的擴大，限制組織的成長。這是國家的最早反映，由此出現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國的大型企業組織起源於鐵路和通訊業，國家的第一個反應也在於此。1870年伊利諾伊州在憲法中要求政府「通過各項法律去矯正鐵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貨運費方面不公正的區別對待和敲詐行為」。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法》明確表示：「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聯合、共謀、壟斷而限制貿易的行為是違法或犯罪的行為」

（2）針對市場普通主體不願介入的公共、公益事業等行業和產品，大規模發展出國家所有權，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微觀上自由競爭和私人行為的無序性，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國有產業來替代私有組織。一來可以實現現代企業的生產和效率，二來可以填補空白，二來可避免私人挑戰國家和大企業侵犯私人權利。

（2）調整總量平衡，保持社會均衡發展。成了國家的核心職責，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規范的產生。以往的私法僅僅調整微觀主體和微觀行為，競爭的宏觀無序性往往導致總量失衡，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的產生。法律無能為力。而新的法律規范的制定，則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來引導市場這支無形之手。當然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於市場的規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聯儲降息，表面看取決於格林斯潘，實際上格林斯潘決定是否降息，取決於商業銀行之間的貼現率，他是被動的。

⑻ 請論述經濟法屬於公法的原因。

二者追求的利益目標不同：民法追求民事主體的個體利益、微觀利益，經濟法追求的是社會整體經濟利益，是宏觀的經濟利益，民法是通過具體分配過程來實現利益的平等而不是將不平等的評價納入自己的評價體系，因此民法注重個體利益、微觀利益的平等、公正，而經濟法更兼顧社會意義的合理；經濟法認為某些經濟行為即使不造成特定的損害後果，卻對整體社會經濟存在一種泛化損害時，該行為就是不公平的。這時就需要國家的力量介入去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公平，經濟法總是以個體經濟活動與社會總體經濟的對比效果為參照來評價公平的實現，因此經濟法總是以對社會公平的維護為其公平價值的核心。所以經濟法不能被劃分為私法。

⑼ 論述經濟法的概念和調整對象

經濟法存在嗎？它能與民法、行政法相區分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嗎？要回答這些問題無疑要先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有一個較為准確的界定。因為通常人們判斷一個法域是不是獨立的法律部門，關鍵是看它有沒有自己獨特的調整對象。事實上，我國許多經濟法學者也都將此作為整個經濟法理論的邏輯起點和認知入口，可見對於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確實非常重要。本文從分析國外兩大法系中所存在的經濟法現象的經濟社會根源和目前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經濟法所擔負的特殊的歷史使命入手，試圖逐步揭示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找到一個較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從各國經濟法學流派的主要觀點中分析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一） 簡述各國經濟法學界的主要觀點

通常我們都認為現代經濟法產生於德國。在經濟法學創立之初，德國的經濟法學家就對經濟法有兩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認為，經濟法不是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只不過是企圖指出當時各種經濟關系有趨向於法制化的觀點而已；另一派則認為經濟法是獨立的法律部門，其中「企業法」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企業管理或完成經濟企業者的事業而產生的關系：「社會法」說認為經濟法是把「社會」作為調整對象的法，介於公私法之間：「組織經濟法」說則認為經濟法是同經濟政策相適應的一個獨特的法律部門。「統制經濟法」說則認為經濟法是統制經濟固有之法。

日本也是一個經濟法學較為繁榮的國家。其中較為著名的學者金澤良雄認為經濟法是「為了彌補民法調整所不及的法律空白狀況，即其中包含的與市民社會私人方面相對的公共社會方面」的內容而形成的法。 丹宗昭信則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是國家為了維持競爭秩序而介入市場的一系列法規。

英美法系的國家因其傳統不強調公私法的劃分，所以也不關注與此劃分密切相關的經濟法。雖然在英美法學界絕大多數人迄今為止不主張使用「經濟法」這一獨立的概念，但並不代表這些國家就沒有經濟法現象，如今被稱為「經濟憲法」的反壟斷法，就首先誕生於美國。

（二） 分析各國經濟法現象和經濟法產生的社會背景

不管各國對經濟法承認與否或所持的觀點有多大差異，事實上在生產高度社會化，壟斷出現以後，以上各國都存在需要由公權力介入自由市場進行調整的特殊的經濟關系，這種實際上的由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

既然客觀上有了調整的對象，那麼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能否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就要從法律部門形成的條件上看，我們知道，任何法律部門的形成，都需要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在客觀方面，需要由社會環境造就出具有某種特殊性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領域，而當時的德國，由於一戰的戰時經濟政策，經濟領域出現了新的立法活動和法律現象。在戰後，又開始出現有關戰後經濟復興的法令，有了刺激新的法律部門產生的法律現象。在主觀方面，學者們對一系列的經濟法規進行匯總分類，使經濟法有了學術的土壤。所以，在筆者看來，經濟法在德國產生，並形成一個法律部門決非偶然，而有著其深刻的社會背景。而從其產生的背景中我們又不難看出，經濟法源於特別時期政府對於經濟的無奈的干涉，其調整對象最初就是在非常時期需要國家介入干預調整的一種經濟關系。

二、從經濟法的經濟根源中分析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一）凱恩斯主義的法律體現

在筆者看來，法律作為一個社會制度的上層建築，都有其相應的經濟制度為基礎。如果說民法的繁榮是基於經濟自由主義，那麼經濟法所體現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無疑來自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凱恩斯的經濟理論。

古典經濟學代表亞當。斯密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個人追求的僅僅是個人的利益，但「在這樣做時，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決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於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得的效果大。」這就是著名的「看不見的手」原理。他主張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應是「無為」，崇尚經濟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幹預。但在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沖擊後，凱恩斯行動主義逐漸興起，凱恩斯認為，亞當。斯密的理論是建立在完全市場機制的前提下的，但這在實踐中並不存在，並非所有的經濟當事人都有對稱的市場信息和完全的理性且生產社會化和壟斷的出現會使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機制失靈。所謂市場失靈，按照西方經濟學家的觀點，是指由於許多因素使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呈現出低效率運行的一種非理想狀態，用博弈論的觀點解釋市場失靈的原因就是「個人理性與團體理性」的沖突。 而凡是市場可能失靈的地方，都是政府監管幹預的地方，都可以攬入經濟法管轄的范圍內。

（二） 對市場經濟在不同狀況下的調整-分析經濟法與民法異同

筆者認為，民商法與經濟法的本質區別在於前者是在市場運作良好時以個體為本位的私法，而後者則是市場失靈時以社會為本位進行補救的公法。但最終殊途同歸，兩者在目標上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共同維護市場的穩定，促進經濟的繁榮和發展。

民商法的性質和特點適合當時社會經濟自由競爭和市場調節機制的需要，它通過個體自由和權益的維護，不僅促進微觀領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於它維持了市場的公平自由的競爭秩序，使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能充分發揮作用因而使社會經濟在宏觀和總體上得到調節。所以有人說，民商法是市場調節的法律保障。

但19世紀末以後，生產社會化和壟斷的出現使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機制失靈，其所引發的生產過剩、社會投資結構失調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是民商法所無能為力的。 此時，經濟法作為市場失靈時的一種救濟措施和國家的調節機制就應運而生了。從這一角度來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只能是在市場失靈時需要靠國家公權力介入干預才能恢復正常自由市場秩序的經濟關系。如果說民商法是保障市場自由、公平競爭的第一道防線，那麼經濟法就是進一步在需要的時候對市場秩序進行保護的第二道防線。

三、 從我國社會轉型期的現狀分析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一） 從我國行政法的現狀來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目前，我國行政法意義上的行政，僅指公共行政或國家管理，並沒有表示私營管理的意思，是相對於立法、司法的一個概念。行政法所調整的也主要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行政關系。 應該說，行政法對我國這樣一個有著傳統「官本位」思想的國家來說，其產生和發展都是十分艱難的，所以其當務之急也是限制行政權的濫用，規范行政行為。在今後很長的日子裡，恐怕還無暇顧及研究行政法在經濟領域的適用問題。畢竟，目前我國政府的主要職能依然是發揮其政治職能而非經濟干預職能。所以雖然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需要國家干預的特殊的經濟關系，但它與目前我國的剛剛起步的行政法依然是涇渭分明，各有一片天地的。

當然，隨著國家職能的演進即經濟調節職能的逐漸發達，國家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筆者相信，總有一天，政府職能的重心將從政治職能逐步轉移到經濟調節和社會福利保障等更趨社會化的職能上來。但目前來看，還過於理想化。

（二） 從我國目前社會的焦點問題來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改革開放碩果累累，但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以及在市場經濟繁榮的今天，其所隱藏的社會問題卻嚴重困擾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比如在企業轉制過程中大量的下崗工人如何安置；如何解決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惡化的矛盾；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這些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的解決，靠追求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競爭是不行的，還要靠經濟法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政府直接干預社會分配，發展「預算、稅收、社會保障」。 保護市場自由競爭中淘汰下來的弱者的利益，使經濟法和民商法成為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衡平點。從這一點看來，經濟法還是大有作為的。

四、結語

行文至此，應該可以下個結論，說經濟法的確存在，其調整對象就是一切需要由國家介入干預的特殊的經濟關系，且在我國目前的社會條件下經濟法存在的意義重大。為了明天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為了更為公平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為了人們在經濟上的公共利益，我們還是要好好發揮今天經濟法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楊心明主編《當代經濟法學》（第二版） 同濟大學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10頁。

[2] [日]金澤良雄《經濟法概論》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24-29頁。

[3] 楊心明主編《當代經濟法學》（第二版） 同濟大學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12-13頁。

[4] 周林彬《經濟法的經濟根源》 載楊紫烜主編《經濟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

[5] 漆多俊《論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根源》載楊紫烜主編《經濟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65頁。

[6] 楊解君、肖澤晟《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2頁。

[7] 李昌麒《論市場經濟、政府幹預和經濟法之間的內在聯系》，載楊紫烜主編《經濟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66-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