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經濟學論文

A. 求關於網路文化管理改革的論文5000---10000字左右

跨文化經營是企業拓展甚至生存所必然的走向。由於跨文化經營至少有二種文化在企業中存在，這樣就很有可能因文化的差異引致文化沖突進而引致經營績效受到影響。事實上，「大凡跨國公司大的失敗，幾乎都是僅僅因為忽略了文化差異——基本的或微妙的理解所招致的結果」(D.A.Richs,參見范徵，1993，第269頁)。跨文化經營的存在主要有二種形式：其一為跨域或跨國經營，企業作為子公司、分公司或合資(類似的有合營等)公司存在於非母公司所在域的其他區域（他國、他省市等）。就企業外在環境而言，人文環境為企業所在區域的人文環境，由此就存在著一個企業管理方式變革與企業外在人文環境的關系問題；就企業內在環境而言，人文環境也因所僱傭員工大都為本區域民眾，這部分員工不可能不將其自身的人文稟賦一並帶進企業，由此就存在一個企業管理方式變革與企業內在人文環境的關系問題。其二為企業僱傭非本域人文稟賦的員工。顯然，在這種情況中，只存在管理方式變革與內在人文環境的關系問題。跨文化的第二種存在形式客觀存在著，並且隨著經濟全球化，這種存在形式將愈來愈普遍，但時常被研究者及管理者所忽略。我認為，對這種存在性應該給予重視，至少不應該忽視。艾科卡曾寫道：「援引一位福特『家族發言人』的話說，我之所以被解僱，是因為我『缺乏溫文爾雅的風度』，太『盛氣凌人』，而『那個賓夕法尼亞州阿倫敦出生的義大利移民兒子的品格教養與格羅斯波因特相差甚遠』」(李·艾科卡，1984，第121頁)。且不管這段話所要揭示的或許是福特家族的偏見及歧視性，但至少可以表明，即使是高層管理者，也有可能發生不同區域文化背景的文化沖突的問題。

文化、企業文化對企業經營產生作用，就在於由文化、企業文化構成企業經營的人文環境，通過人文環境對從事企業經營的人產生激勵約束作用。用制度經濟學語言定義就是：人文環境是由許多非正式規則耦合而成的人文生態系統，它既內含著一定區域傳統觀念形態的非正式規則，又反映著現代觀念形態非正式規則；它既內含著本區域觀念體系的主體作用，又接受著外來觀念體系的滲透作用。人文環境是由人創造出來的體現人之為人意義的規則系統，這個規則系統又作為一種准外在於人的類自然力量反作用著人的行為，使人的行為在很多情況下表現為一種人本能性質的活動，這種人本能性質的活動現象，是人在組織自我活動和推動社會進步、走向人的全面發展過程中所必須認識和研究開發的課題。

開放態約束·區域文化作用弱化

開放態約束大致可從二個層面進行理解：其一為體制開放態約束，主要指政治體制的開明度，體現在行政壁壘的構建，決定著內外域文化規則能否自由交流；其二為方式開放態約束，決定著內外域文化規則怎樣自由交流，其中又包括實體層面與虛擬層面的開放態約束兩方面的內容。前者主要指貿易制度的開放度，突出體現在貿易壁壘的構建，決定著物質態商品交流方式，後者主要指以互聯網為核心的網路方式的完善度，主要體現在傳輸壁壘的構建，決定著內外域文化規則能否同時性的網路交流。用數學方程式表示即為：開放態約束是體制開放態約束與方式開放態約束的函數，方式開放態約束又是實體方式開放態約束與虛擬方式開放態約束的函數，並且均為增函數。可依次用開放度、體制開放度、方式開放度、實體方式開放度、虛擬方式開放度來表示。

方程1：開放態約束＝F（體制開放態約束，方式開放態約束）

方程2：方式開放態約束＝F（實體方式開放態約束，虛擬方式開放態約束）

方程性質：方程1與方程2均為增函數。

就中國的發展歷程看，政治體制已經由封閉走向開放，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基本上能夠自由實現；貿易制度也隨著WTO的加入和運作，平等交流也呈逐漸強化趨勢，使得中外文化交流能夠公平實現；傳輸方式已經由於以互聯網、數字化為核心的網路化的廣泛及高水平的普及，基本上達到與國際同步發展的階段，使得中外文化交流能夠同時實現。如此，就有可能推動著區域文化作用逐漸走向弱化。

1．各種人文環境在總體上並不一定內隱著封閉性。針對中國一度存在的閉關鎖國事實，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是否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內蘊著封閉性，進而引致權力中心建立和實施封閉政治體制呢?我不這樣認為，從我國傳統文化的演進過程看，其本身並沒有內蘊著封閉性。有學者將先秦到漢唐以至明情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事實詳盡羅列，最後得出結論：沒有任何理由說中國傳統文化是封閉的(趙光賢等，1986)。如果運用經濟學方法分析也不難得出，中國文化一度封閉，不能排除當時權力中心的需要。封建王朝的統治者與一般平民的效用函數肯定不一樣，體制是否開放，對統治者們經濟收益層面的引致效用增減並無多大影響，但對他們政治收益層面的引致效用則有可能因開放導致民眾觀念選擇空間增大及由此引發民眾思想不統一、政局動盪等風險而遞減，這樣預期開放的總成本將遠大於總收益，因而選擇封閉是最為明智的。類似於中國傳統文化，其他區域文化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也就是說，其他區域文化也同樣是多元的，既存在一定程度的封閉性又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開放性，至於具體體現封閉性還是開放性，主要取決於該區域的約束機制更多的傾向於封閉態還是開放態。所以說，文化是否存在封閉性，主要不在於文化本身而在於文化之外。

2．開放態約束將逐漸模糊核域環境與外域環境的邊界，使文化規則的選擇不是局限於本區域而是面向全世界。人文環境可依據對行為主體作用區域的不同分為核域和外域環境，顯然，核域環境中的非正式規則對行為人的作用更大。顯然，核域環境的擴展將會增大行為主體對非正式規則的選擇空間，那麼，核域環境的邊界與什麼有關聯呢?其一為人文環境的自控力量。任何區域的人文環境一方面供給著非正式規則，另一方面又衍生著非正式規則的解釋系統，雙向作用規控著行為人既是別無選擇的選擇，又是合情合理的選擇，於是人文環境就會驅使行為人建構對所處人文環境的偏好，甚至達到信仰的程度，由此就從內部構建著外域人文環境的拒斥心理偏好；其二為人文環境的外控力量，主要指壓力集團的導向作用。政治團體誕生於一定的人文環境之中，於是就有可能為了某種目的動用硬性的政治力量維護某類非正式規則而貶抑另類非正式規則。開明政治體制，是指政府或其他政治團體對人文環境的相互交流不設置人為壁壘，使非正式規則的流入或輸出渠道通暢。這樣，由於體制的開放，外域文化環境與核域人文環境相互滲透，逐漸模糊了內外域環境的邊界，使得外域人文環境核域化有了可能性。加入WTO及網路化約束持續和強化的作用，為各種文化規則總體上不受時空限制地低成本甚至微成本地進入行為人選擇框架提供了暢通通道和技術支撐，在各種層面推動著可能性不斷向現實性轉化。外域環境核域化無疑拓展了國民的非正式規則的選擇空間，而且非正式規則的監控約束機制也不同於封閉政治體制下的情景。封閉體制下的非正式規則的選擇和運作，基本上屬於一維的和單向的，從而使行為人只能朝著一個共同的方向構建自我的行為偏好。

不過，人文環境的核域與外域盡管在開放態約束逐漸走強的作用下模糊，但是必須明晰：（1）模糊不等於完全隔離。隔離意味著沒有溝通，核域與外域人文環境規則分別對各自所處的區域發生作用，而對非本區域沒有或只有很小的作用力和影響力，模糊則是指內外域盡管沒有完全同化為一個環境，但各人文環境的規則是可以平等交流，或曰各種人文規則有較為平等的機會出現在行為主體的選擇框中，行為主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較為自主的進行選擇；（2）模糊不等於完全消除。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區域文化依然會以各種方式作用著行為主體，特別是在整個社會大區域中，區域文化連同其政府部門運作方式、職員的處事方式等等，一起構建著一個帶有區域文化特色影響的經營環境，這個環境就前提性的決定著企業運作的部分游戲規則。
3．開放態約束將逐漸弱化文化規則選擇的強制性而強化其誘致性。文化規則的選擇可能是被動強制的，也可能是主動自覺的，前者稱之為強制性選擇，後者稱之為誘致性選擇。強制性選擇主要是指，在封閉態約束下，政府建構一個完善的更多體現約束性質的激勵約束機制，導引行為主體只能選擇政治收益極大化目標，否則將受到嚴厲的行政甚至刑事懲罰。在開放態約束作用下，行為人選擇非正式規則，全方位地接受著各方面力量的導引。行為人在選擇非正式規則時，就不會象封閉態約束下的除此之外的別無選擇，而是根據自我有限的理性，對各種選擇加以比較分析，最後選擇和運作在自己的行為之中。同時，行為人還要接受著不同人文環境的解釋系統和評價系統，更進一步地確證自我選擇的合理性。行為人在開放態約束作用下誘致性選擇建立的非正式規則系統，由於監控約束機制較為軟性，所以就有可能使自主建立的非正式規則系統較強制性選擇建立的非正式規則系統變遷要容易些。在封閉態約束作用下，強制性選擇建立的非正式規則系統，盡管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響力，但只要約束發生變革，就有可能發生裂變和重組，不過要經過一個艱苦的或長或短的轉變歷程。

弱化文化規則選擇的強制性而強化其誘致性的突出體現是弱化文化規則選擇的政治性而強化其效用性。行為人選擇每項非正式規則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獲取一定的收益，同時又要接受著多維度的激勵和懲罰。根據經濟學的一般假定，人都是有理性的。那麼，我們不難理解，在中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文環境約束機制主要體現的是封閉態，企業員工偏好的建立、企業文化的建構等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僅接收本區域文化的作用，選擇的范圍也只能限制在本區域文化內，對非本區域文化的了解只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歪曲的（經過政府設立的過濾網濾化），如此就更強化了對本區域文化規則的認同和選擇及對他區域文化規則的否定和拒斥；另一方面又受制於政治導向，使得行為主體各種選擇更多的帶有政治性影響，政治目標高於一切，效用函數也更多的取決於政治效用而排斥經濟等非政治效用。改革開放之後，人文環境約束盡管還處在由封閉態向開放態過渡的階段，但相關於文化的人為壁壘基本上被消除，特別是貿易制度的開放性、網路化的普及性等，就使國人對外域文化、經濟發展狀況等等方面都有了更為廣泛深入的了解，因此就有可能超越政治效用目標而根據自己或企業的目標函數，重新審視外域文化規則。從另一個層面來講，國人對文化規則的選擇面更寬廣了，他們就有可能超越自己本域文化規則之上而將選擇的視野拓展到全球范圍內的眾多文化規則、就有可能超越一維的政治尺度而在政治尺度與經濟等非政治尺度之間尋找到使自我效用極大化的尺度均衡點，這個均衡尺度就有可能更偏好經濟等非政治尺度。

開放態約束決定了企業經營的人文環境有一個開放的制度及技術保證，參與人基本上對所有文化規則具有可接觸性和可選擇性，即一方面參與人基本上不受約束或曰不受限制地具有接觸世界上任一種文化的可能性，並且基本上不受地理位置、距離、成本（貨幣成本、非貨幣成本，如時間、精力等）等因素的制約；另一方面參與人接觸某種文化後，基本上可以根據自己的效用函數而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必要依據政府給定的目標函數選擇某種文化規則作為自己行為指向的原則；特別是開放態約束推動著行為主體的尺度指向由一維向多維轉化，即由一維的政治指向轉化為以效用為核心的行為指向系統。依據自我效用函數自主建立的行為偏好有可能引致利己偏好，但利己偏好不一定必然蘊含著害人或損人，利己偏好同樣有可能派生利他行為，只是這樣形式的「利他」較之一般的「利己」能給行為人引致更大的效用。不難理解，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利己主義橫溢，但還是出現了許多利他事實，並且有可能在新的層次使利己與利他的演進體現為帕累托改善。
區域文化作用弱化·跨文化管理方式變革趨勢

文化沖突就行為者而言，意味著因文化沖突將引致自我效用遞減。換言之，文化沖突對行為人不是發揮激勵作用而是產生著負面效應，所以，管理方式變革就不能不把跨文化作為一維重要約束。對此，已經有諸多研究者從理論和實踐層面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並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參見科特等（1992），馮鶴鳴等（1991））。但在跨文化管理實踐中依然存在著有待探索和研究的問題。我們已經論及，文化作為一類或曰一束影響人行為的非正式規則，其之所以得到人的理解、認同以及在行為中貫注，最主要的在於由此能引致行為人總體效用水平的遞增。而開放態約束的形成和強化，引致區域文化作用弱化，就必然直接導致跨文化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發生變革，主要體現在：

1．由「全面適應」原則轉型為「部分適應」原則，即「外在適應性，內在選擇性」原則。有企業文化研究者認為，企業跨文化經營必須全面適應企業經營環境，「這種理論認為企業中不存在抽象的好的企業文化，也不存在任何放之四海而皆準、適應所有企業的『克敵制勝』的企業文化。只有當企業文化『適應』於企業環境，這種文化才是好的、有效的文化」（科特等，1992，第32頁）。應該說，這種理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對企業內外部不加區分的論述則存有偏頗，特別是在開往態約束強有力的作用下，就更顯其不足。隨著開放態約束替代封閉態約束，「全面適應」原則必將逐漸轉型為「部分適應」，即「外在適應性、內存選擇性原則」。

（1）就企業外部而言，跨文化經營的公司只有適應外在環境，才能融入其中，弱化沖突，並且有可能由此而獲取公司所在區域的廣泛認同及歡迎。當然，「外在適應性原則」並非要求跨文化公司全方位地適應所在區域的人文環境，對於這一點，在本區域內生長發展起來的公司也同樣難於全方位的適應。因為人文環境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必須通過行為人自身的理解和貫注，而每人及每公司對同一人文環境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是指適應那些被公眾所廣泛認同並內化為行為慣性和成為引致當地民眾效用水平增減的重要變數的規則。跨國公司在適應這些規則的基礎上，可以對管理方式進行變革，特別是作適應時代發展的變革，不僅不會引致沖突，反而有可能求取更佳的社會聲譽並由此給企業、各博弈參與人帶來總體效用的遞增。僅是適應，只能是進入競爭的最基礎的約束，而適應中有創新，才有可能使跨國公司具有相對於其他企業的競爭優勢。從這個層面上講，跨國企業如果沒有對人文環境的適應性就不可能求得生存，但如果沒有在適應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可以是相對於整個公司，也可以是相對於同處一地的其他公司，而且在後一種意義上的創新更為重要)，跨國企業就不可能求得發展。

（2）就企業內部而言，相對於企業外在人文環境，企業內在人文環境只能是個微小環境。微小環境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具有不同於外在環境開放性的相對封閉性，每個企業都基本上可以完全自主地構建自己的管理方式，正是由於內存環境的相對封閉性，就決定了企業可以構建不同於其他企業的富有自我個性特點的管理方式，並由此決定了企業是否能夠培植和強化得以競爭制勝的企業核心能力。在企業內部，各種不同區域的文化規則相互融通。並且，進入跨文化公司中的員工都具有自己的目標函數，可以概括地認為員工效用目標是貨幣收益及非貨幣收益的函數，貨幣收益與非貨幣收益具有替代性，這樣，即使公司中運作的管理方式與員工的人文稟賦發生沖突並引致其非貨幣收益的遞減，但只要貨幣收益能夠足夠替代非貨幣收益並驅使總效用水平遞增，那麼，員工就更有可能選擇同化策略而傾向於適應管理方式。所以，在企業管理方式建構過程中，應該區分企業內與企業外，在企業內部，管理方式的建構對跨文化的策略是以企業總體績效為標准(從另一層面講，管理方式變革主體的效用是企業績效的增函數，所以提高企業績效，必然驅使管理者效用水平遞增)。運作管理方式到一定的程度，員工有可能變革自我人文稟賦而轉向接受新的管理原則進而對新的規則產生信仰和主動地維護管理方式的運作。不難理解，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其管理方式的建構就貫注了這個原則。如果外資企業剛進入中國時也採用中國企業的管理方式，就必然走向失敗。正因為如此，我們也不難理解，在國有企業中不努力的員工一旦進入外資企業就自然而然地接受外資企業管理方式的運作而提高努力程度，在本質上，是因為這樣的選擇有助於員工總體效用水平的遞增。當然，我們強調「內在選擇性原則」，並不是由此提倡對企業所在區域人文環境的全面拒斥，管理者設計、建構、變革管理方式的過程中，適當的考慮各員工的人文稟賦並由此加以適當貫注，將對員工產生更為強大的激勵，激勵著員工更大幅度地提高努力程度從而提高著企業經營績效。

2．由「區域特色」轉型為「企業個性」，即「區域文化特色弱化，企業文化個性強化」。

（1）區域文化特色有可能同時也是其他區域文化的特色更有可能是世界文化的共同特色。許多國外較為優秀的企業文化或相關企業文化的著作，在論及企業文化構建及強化等方面基本上沒有提出要構建「有本國特色」的企業文化（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等（1999），科特等（1992）等），相反，由中國學者（趙曙明（1995），馮鶴鳴等（1991），曹元坤（1999）等）所著的企業文化或相關企業文化的著作中則大都提出了「要構建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文化」。縱觀國人所言的體現「中國特色」的條文，如「以人為本」、「誠信」等，其實在國外著述中同樣是企業文化的主旨，只不過沒有標明「本國特色」。如此，就在一定程度上導出，世界文化在總體上具有相通性和同向性，不能將在某國或某區域體現較為充分或提倡較為強烈的文化特色就理解是該區域文化的獨具特色。當然，由此並不能推出要一概否認區域文化特色的存在，只是要表明一個不可逆轉的轉化趨勢：區域文化中好的內容，或曰有助於社會發展和企業績效提高的部分，將最終自動地轉化為世界文化的強勢規則而被眾多企業在構建跨文化管理方式中汲取；區域文化中不好的內容，或曰無助於社會發展和企業績效提高的部分，將最終自動地轉化為世界文化的弱勢規則而被眾多企業放棄。由此不難理解，盡管美國與日本具有不同的文化傳統，企業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不同，但經過相互的借鑒與交流，兩國企業文化在不同層面進行交融，日本企業在汲取美國文化的精華，如「能力主義」；美國企業同樣在汲取日本文化的精華，如「團隊精神」，經過一定的時期後，兩國企業就很有可能在相當的程度上達到無差距。所以，企業跨文化管理方式就不一定要體現所謂的區域特色，更多的是不論在何處都應體現自己獨具的企業個性。

（2）企業管理方式必然與區域文化相關，企業管理方式帶有區域文化特色也是必然的，問題是當開放態約束替代封閉態約束而佔主導作用時，企業文化建構或重組，就必然超越於傳統的狹小的規則選擇空間而面對的是無限放大了的規則選擇空間。企業文化的構建和強化，對構建企業文化的企業而言，本身不是終極目的，也即企業文化的構建原則在開放態約束與封閉態約束作用下都是一樣，都是以企業績效為目的，企業文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是實現企業運作目標的手段。從目的手段層面來講，企業跨文化管理方式就不一定將選擇鎖定在企業所在地的區域文化，而是根據能否提高企業績效的預期。

（3）企業跨文化管理方式有可能反作用於區域文化，從而推動著企業文化區域化。企業跨文化經營，必然帶有母體企業文化的影響，這種文化影響一旦在企業經營過程中被證明是有助於企業績效的提高，就有可能積淀為企業核心能力的組成部分而模式化。隨著其他企業及社會對該企業成功的認同，就有可能自主自覺地學習和借鑒，導致模式化的企業文化有可能由弱文化影響因子逐漸轉化為強影響因子，進而由外域文化逐漸成為文化的強勢規則而融入該區域文化之中，內化為區域文化規則。不難理解，世界500強企業入駐多的地區，如沿海發達省市，文化層面的世界性體現得特別充分。說明，企業並不一定是因區域文化而更多是以獨具的個性文化競爭制勝的，兩方面區域文化影響著企業跨文化管理方式的構建，另一方面企業個性文化規則同樣對區域文化產生強有力的作用。

應該說，跨文化對管理方式變革的約束很是復雜，我們在此僅是提供了一種探索性的理論原則，盡管有可能不全面不深入，但對業已存在的跨文化管理實踐還是有一定的解釋功能和對即將發生的跨文化經營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企業管理方式變革必須適應人文環境的規控性作用，這是最基本的要求，管理方式變革還必須超越於人文環境的規控作用，創造出富有獨異特性的新模式，創造性地動推動企業管理方式演進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B. 劉建生的主要論文

1.山西票號業務總量之估計，山西大學學報，233-239,2007-5，一B級，排名：1
2.西口文化：中國文化傳統演進中的異化與傳統，山西大學學報,第二期7-12頁，2007-3，一B級，排名：1
3.淺析西口在北路貿易中的歷史地位，中國經濟史研究，2007年總第88期第23-29頁，2007-12，一B級，排名：1
4.晉商信用制度啟示，經濟問題，2007年11月第126-128頁，2007-11，一C級，排名：2
5.中國文化傳統演進中的異化與傳承，縱論晉商與西口文化論壇論文集，2007年16-28頁，2007-10，二B級，排名：1
6.中國文化傳統演進中的異化與傳承－一個基於文化史視角的西口文化界定，山西經濟日報，2006年9月3日第8版，2006-9，二B級，排名：1
7.山西保礦運動與陽泉旅遊開發，山西爭礦運動史料與研究（論文集），2006年第271-279頁，2006-9，二B級，排名：1
8.淺談晉商與山西爭礦運動，山西爭礦運動史料與研究（論文集），2006年第285-289頁，2006-9,二B級，排名：2
9.晉商文化源遠流長<；大學里的精彩報告論文集（第二卷）>；，國防工業出版社大學里的精彩報告論文集（第二卷），151-166,2006-5，二B級，排名：1
10.試論山西票號委託代理中的信用問題，中國晉商研究（晉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4月，2006-4，二B級，排名：3
11.晉商商號治理結構中的信用決定機制，太原大學學報，第1期1-5頁，2006-3，二B級，排名：2
12.試論晉商信用的歷史制度分析模式，山西大學學報，第6期第76-81頁，2006-11，一B級，排名：1
13.對晉商股份制產生動因的探討，生產力研究，第10期82-83,2006-10，一C級，排名：2
14.乾隆年間河東鹽商經營貿易額的估算，鹽業史研究，第2期27,2005-6，二B級，排名：2
15.晉商在日本學者眼中，新晉商，2005/3-4,2005-4，二A級，排名：2
16.產業集群發展模式探析，新型工業化要走集約發展的道路（論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03,2005-3，二A級，排名：1
17.重復博弈與晉商信用機制，《晉商巨擘》晉商.常氏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70-78頁，2005-12，二B級，排名：2
18.對晉商制度變遷方式.類型的基本判斷，《晉商巨擘》晉商.常氏.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年115-125頁，2005-12，二B級，排名：2
19.偶為高僧煎茗粥，自攜修綆汲清泉——讀《多學科視野中的山西區域社會史研究》，山西大學學報，第六期51-52,2005-11，一B級，排名：1
20.淺談中國國有企業的激勵機制—— 以山西票號為例，縱論國有企改革國企的出路——改制.創新.戰略調整，2005年163-174頁，2005-11，二B級，排名：2
21.晉商.常氏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中國經濟史研究，2005/01,2005-1，一B級，排名：2
22.淺析清代晉幫茶商經營方式、利潤和績效，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03,2004-9，一B級，排名：1
23.晉商：為何走的那麼遙遠，山西經濟日報，2004/08,2004-8，二B級，排名：1
24.晉商研究的制度分析方法，經濟問題，2004/07,2004-7，一C級，排名：3
25.另一種目光回望晉商，山西經濟日報，2004/07,2004-7，二B級，排名：1
26.晉商意識形態分析，滄 桑，2004/1-2.50,2004-4，二B級，排名：2
27.如何叫響晉商文化牌，山西經濟日報，2004/02,2004-2，二B級，排名：1
28.誠信是一種經濟行為，山西經濟日報，2004/11,2004-11，二B級，排名：1
29.晉商研究述評，山西大學學報，第六期30,2004-11，一B級，排名：1
30.晉商制度變遷方式分析，稅收與企業，2003-9p60-62,2003-9，二B級，排名：3
31.晉商信用及歷史啟示，山西社科聯，2003-9,2003-9，二B級，排名：1
32.山西票號錯失變遷機遇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稅收與企業，2003-8p60-62,2003-8，二B級，排名:3
33.晉商信譽的經濟學解析，稅收與企業，2003-7p61-62,2003-7，二B級，排名：3
34.山西票號兩分離制度及歷史啟示，稅收與企業，2003-6p60-61,2003-6，二B級，排名：1
35.山西鹽商尋租行為的社會成本分析，學術論叢，2003-5,2003-5，二B級，排名：1
36.晉商開拓創新精神對現代企業的啟示，稅收與企業，2003-4p61-62,2003-4，二B級，排名：3
37.晉商非正式制度簡析，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2003-2：p41-44,2003-4，二B級，排名：1
38.山西商人近代化轉型失敗的經濟學分析，經濟問題，2003-3,2003-3，二A級，排名：1
39.明清時期山西市鎮與晉商活動簡析，稅收與企業，2003-3p61-62,2003-3，二B級，排名：1
40.晉商股份制及歷史啟示，稅收與企業，2003-5p59-61,2003-3，二B級，排名：3
41.山西鹽商尋租的成本收益分析，學術論叢，2003-2,2003-2，二B級，排名：1
42.晉商與徽商經營管理之比較-----傳統文化在商業運營中的作用，滄 桑，第2期第34-37頁，2003-2，二B級，排名：3
43.晉商制度變遷：一個分析框架，稅收與企業，2003-12p62-63,2003-12，二A級，排名：2
44.山西會館考略，中國地方誌，2003增刊，2003-12，二B級，排名：1
45.山西票號第三次合組銀行新制度經濟學分析，稅收與企業，2003-11p62-63,2003-11，二B級，排名：3
46.晉商的產權制度及其管理特色，稅收與企業，2003-10p60-62,2003-10，二B級，排名：3
47.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遷與晉商的衰落，山西大學學報，2003-1,2003-1，一B級，排名：1
48.企業傳統文化在商業運營中的作用，中國軟科學，2003-1,2003-1，一A級，排名：1
49.從晉商信用分析當前企業的信用危機，山西統計，2002-09,2002-9，二B級，排名：1
50.明清山西典商的衰落及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3,2002-9，二A級，排名：1
51.中國經濟史學會2002年年會暨市場發育與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三期150,2002-9，一B級，排名：1
52.晉商與傳統文化，晉陽學刊，2002-4,2002-7，二A級，排名：1
53.試析明清時期山西典當業對國家財政金融的歷史作用，生產力研究，2002-4,2002-7，一C級，排名：1
54.晉商與山西戲曲的關系，晉中師專學報，2002-1：p13-17,2002-3，二B級，排名：1
55.政府與山西鹽商的設租—尋租關系，學術論叢，2002-6,2002-12，二B級，排名：1
56.近代社會史的又一部力作，滄桑，2002-5,2002-10，二B級，排名：1
57.山西鹽商進行尋租活動的原因，學術論叢，2002-05,2002-10，二B級，排名：1
58.明清山西典商特點淺議，山西大學學報，2002-5,2002-10，一C級，排名：1
59.晉商及其對現代經濟的幾點作用，稅收與企業，2003-1p58-60,2002-1，二B級，排名：1
60.明清以來山西典商的發展及原因，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1,2002-1，一B級，排名：1
61.明清山西典商的歷史啟示，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2-1,2002-1，二A級，排名：1
62.換個角度看晉商，山西日報，2001-08-15,2001-8，二B級，排名：2
63.晉商消費性支出對現代民營企業發展的啟示，生產力研究，第4期第39-41頁，2001-7，二A級，排名：1
64.兩代人的情懷，山西日報，2001-6-26,2001-6，二B級，排名:1

C. 《大學生談戀愛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論文

大學生談戀愛的成抄本收益分析襲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對事物的認知的態度的變化和發展，經濟學的應用范圍進一步擴大，人們的行事原則越來越趨向於經濟學上的「理性」。「經濟人假說」（新經濟人假說）也越來越被證明其正確性，人是自私自利的，但在一直追逐著自身利益的同時所帶來的外部經濟很多情況下都是遠大於個人所獲私利，所以才推動了人類歷史的發展。這一點是不應該被否認的，亞當

D. 制度經濟學的英文論文哪裡有啊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essay I intend to briefly summarize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describe how it differs from neo-classical theory, and then to
apply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as I see it) to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E. 「企業內部會計制度建設」為論文題目！

相關範文：

信息化與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

[摘要]微觀層次的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是國家宏觀會計制度的執行機制之一，在會計信息化影響下面臨變革。信息化成為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的一個基本原則，它影響著企業內會計組織結構的設計，重構了企業內部會計核算基礎制度的設計，還形成了會計信息化專題制度的設計。

[關鍵詞]信息化；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

一、概念界定與問題提出

根據制度經濟學的解釋，制度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規則，其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相互作用的穩定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可見，廣義的會計制度就是用來規范會計事項的規則，包括會計法、會計准則和《企業會計制度》等，同時也應該包括企事業內部的會計規范。於是廣義的「會計制度設計」可以區分成兩層含義：宏觀層次的會計制度設計與微觀層次的會計制度設計。宏觀層次的會計制度設計，集中體現為具體會計准則和《企業會計制度》頒布實施，更一般的稱謂是「會計准則建設」或「統一會計制度建設」；微觀層次的會計制度設計，是指基層單位內部的會計制度設計，集中體現在會計本科教學「會計制度設計」課程中，為了與國家《企業會計制度》相區別，有學者採用「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來描述微觀層次會計制度設計。本文所研究的就是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問題。

企業內部會計制度一般包括會計組織結構、會計核算基礎制度（如會計資料、會計核算程序和會計政策選擇等）和若干專題會計制度（如成本核算制度、會計內部控制制度、會計電算化制度和管理會計制度等）。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必須符合宏觀會計制度，構成了宏觀會計制度的執行機制之一，同時它也是企業經營者履行宏觀會計制度所賦予的剩餘會計規則制訂權的體現。隨著宏觀會計制度改革和現代企業制度建立，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的重要性也不斷提高，其內容也處於不斷變動和擴展之中。

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沖擊著會計理論和實踐，企業信息化也成為現代企業發展的重要戰略，於是，企業會計工作也發生了變化，由會計電算化逐步向會計信息化轉型。在該轉型過程中，要求企業會計與業務緊密整合，關注流程再造和價值創造，以管理與決策支持為工作重心。企業內部會計制度的設計要適應、促進這種轉型工作，使設計出的企業內部會計制度不僅有助於有效地收集、加工、傳遞和報告會計信息，更能夠配合和促進企業會計信息化乃至企業整體信息化的進程，這構成了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的一個基本原則。會計學者已經開始重視信息化對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帶來的沖擊，認為有必要設計一個專題會計制度會計電算化制度，對企業實行電算化以後的內部控制問題進行規范。但是本文認為會計信息化對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會計組織結構、會計核算基礎制度到專題會計信息化制度都面臨著變革。

二、信息化影響企業內部會計組織機構設計

信息技術的應用改變著企業組織結構，由關注職能劃分的金字塔層級結構向關注流程的扁平化、網路化結構發展。企業內部會計組織結構也不例外，組織結構精簡與財務管理集中是比較明顯的趨勢。由於會計與業務的整合使原先集中的會計工作分散到業務處理過程，實現網路化、實時化和智能化，這就要求會計組織結構進行重新配置和精簡，一個廣為引用的案例是福特汽車北美貨款支付處，通過信息化和流程再造，把原先由應付賬款會計人員承擔的核對職能在網路上重新配置，並藉助電腦進行自動化采購結算和支票開具，從而實現把原先處理應付賬款的500名員工精簡為125名。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術和網路也能夠實現財務管理的集中統一，這一點在企業集團財務管理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藉助網路環境實現集團財務統一核算制度、統一報告制度、統一管理制度和集中監控，達到企業集團成員間資源共享、合作共贏，這種模式已經成為目前跨國企業集團普遍採用的財務管理模式。

按照信息系統組織模式改革會計組織結構，必然帶來會計崗位劃分的改變。會計信息系統主管、維護、審查、二次開發等新崗位應運而生，負責會計信息系統的運行、安全和升級維護；數據操作、數據審核和數據分析崗位取代了原先按會計職能劃分的傳統崗位，取消了記賬對賬等崗位，弱化了編制憑證崗位，強化了數據的審核、分析和利用崗位。這些崗位的變革也要求會計人員的素質發生轉變，更多地需求復合型人才、網路會計人才和軟體開發服務人才。

三、信息化重構了會計核算基礎制度設計

傳統的會計核算基礎制度按照會計職能和會計循環來設計，包括會計資料設計、會計核算程序設計和主要會計政策選擇設計等內容。信息化改變了關注職能劃分的會計循環模式，形成了關注流程的設計視角，企業內部會計核算基礎制度應該更多地從信息系統「輸入——轉換——輸出」流程角度設計。在信息化條件下，關注流程的業務事件驅動會計程序可以用圖1表示。

信息化下會計程序的特點是與業務過程整合、實時、動態和無紙化。會計信息處理程序的起點將分布在企業重組優化後的業務流程中，即業務事件觸發會計信息事件。根據REAL模型，業務事件發生，計算機信息系統應該採集基礎經濟事件的多方面信息，包括資源、事件、參與者和地點的多方面信息，然後不需要經過傳統會計信息系統中的會計科目表、借貸記賬法、日記賬和分類賬等過程，可以直接利用事件驅動的詳細數據生成財務報告，並且允許用戶自己確定需要哪些方面的信息、匯總程度如何以及以何種格式輸出。

當然，上述REAL模式是會計信息化發展的方向，目前的會計信息化處於轉型期，已經與業務過程進行整合，但是還需要對已經存儲的業務數據按照傳統會計規則要求進行轉變，使之符合會計科目表、借貸記賬法、日記賬和分類賬等過程的要求，最終產生以三大報表為核心的傳統會計信息（目前多數ERP軟體均如此）。

轉型期會計程序對企業內部會計核算基礎制度的重構性影響明顯地表現為：第一，它取消了傳統的以會計賬簿為核心的會計核算程序（如科目匯總表式核算程序等），而代之以業務事件驅動的會計程序，輸入和輸出環節得到重視，轉換環節被內化在計算機系統完成而不由企業控制；第二，弱化了記賬憑證和賬簿在會計核算工作中的地位，多數與業務過程有關的記賬憑證將由計算機系統根據存儲的業務數據和事先設定的會計規則實時自動實時產生，會計人員只需編制少數涉及資金、轉賬和估計判斷的記賬憑證，另一方面，由於原始業務數據已經存儲在企業大型資料庫中，賬簿體系不過是把這些數據按照會計格式進行整理輸出，所以在業務事件驅動的會計程序中，賬簿體系不再是核心，只是一種數據的視圖和查詢；第三，為了實現從業務原始數據轉換到會計數據，必須事先設定會計規則，這個設定傳統會計規則的過程一般稱為會計信息系統「初始化」過程，「初始化」成為會計信息化後新增工作程序，構成了企業內部會計核算基礎制度設計的重要內容，包括會計信息轉換規則（一般指企業業務活動觸發會計信息事件時遵照何種會計處理方法轉換成會計信息，如銷售業務、存貨業務和采購等各業務活動對應的會計科目、憑證樣式、主要的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會計控制規則（一般是根據企業管理和控制的要求、發揮會計的控制職能而制定的，如成本控制規則、物料控制規則、資金流控制規則和價格控制規則等）和會計報告規則（能夠採集用戶信息需求，依照用戶需求生成指定會計信息報告的規則）。這種重構性影響具體可以用表1簡要總結。

其中，擴展的會計科目表是相對傳統只包括會計科目序號、編號和名稱的傳統會計科目表而言，信息化條件下會計科目表（以用友U8為例）應包括會計科目的編號、名稱、助記碼、外幣、數量、賬頁格式、余額方向、輔助核算、受控系統、科目屬性（指現金、銀行等屬性）等，通過對會計科目多屬性的規定，實現與業務處理對接、收集非財務信息的要求。在會計憑證設計方面，原始憑證作為業務處理事件觸發會計信息轉換的觸發點，體現了信息化下業務流程優化重組的結果，同時也已轉向無紙化，原始憑證設計也成為企業內部會計信息化制度設計的重要一環；在會計信息報告方面，由於對外報告受到越來越規范的管制，其披露變得更加程序化，可以由系統自動生成，而對內報告卻可以利用信息系統強大的數據檢索和分析功能變得更加豐富，這也成為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的一個新內容，利用軟體的數據檢索函數和「二次開發」功能根據用戶需求來設計滿足特殊需要的內部報告。

四、形成了會計信息化專題制度

在「會計制度設計」體系中，會計學者認為要設計「會計電算化」專題制度，其內容集中在電算化以後的內部控制問題。隨著會計電算化向會計信息化轉變，會計電算化專題制度將轉變為會計信息化制度，同時其內容也將擴展。由於會計信息化基礎操作制度在會計核算基礎制度中設計，在該專題制度中主要圍繞會計信息化構成要素設計會計信息化規劃與實施制度、推進財務職能轉變的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和企業會計信息化評估制度等內容。

企業信息化和企業會計信息化都是階段性漸進的過程，而能否順利實現企業信息化構成了企業的競爭能力，於是結合企業實際與行業發展，對本企業的信息化工作做出科學規劃並實施將有利於提高企業競爭力。同理，設計一個符合企業實際的會計信息化規劃和實施制度，促進企業信息化建設也尤為重要。在會計信息化的實施過程中，還要配備設計內部控制制度和評估整改制度，以保證規劃的目標得以實現。在會計信息化建設中，會計職能也在不斷變化，從關注核算到關注管理與決策支持，如何對這種改變及時做出應對和管理，也需要制度的安排和保證。

五、主要結論與探討

信息化對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產生了重大影響，它成為企業內部會計制度設計的基本原則之一，變革著會計組織機構的設計，重構了會計核算基礎制度的設計，同時也形成了會計信息化專題制度的設計。

這些企業會計信息化實踐的變化也呼喚國家宏觀會計信息化制度的變革和會計信息系統理論的創新。我國在1994年前後出台的《會計電算化管理辦法》等規章制度，一定程度上存在不適應現實的問題，需要徹底修訂，同時還要盡快制定《信息化會計核算基礎工作規范》等新文件。會計信息化理論創新也需要進一步研究，如基於REAL模型的會計信息系統研究和構建。

主要參考文獻

[1]吳水澎，劉啟亮.會計制度公共領域與會計職業道德[J].會計研究，2005,(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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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道揚.論統一會計制度[J].會計研究，2005,(1)：11-24.

[4]徐政旦等.會計制度設計[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6.

[5]李鳳鳴.會計制度設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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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關於行政管理的畢業論文

電大行政管理專業畢業論文
淺談服務行政
摘要：政府的產生源於人民的公意達成和公意授權，這就決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務性質。21世紀，服務將是行政管理職能的必然選擇。為公民服務，為國家服務，為社會服務，將是行政服務的主要對象；而效率與效益，將是行政服務的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判斷行政服務的標准，則看其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加國家的綜合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終依據將是用「人民是否滿意」這個尺度來衡量。
關鍵詞：行政管理，服務，衡量尺度
21世紀，以服務為方向的中國政府職能選擇將成為一種必需和必然。政府將按照企業化的方式努力為公民、為國家、為社會服務，並自覺把「效率」和「效益」作為自身服務水平的內在評判尺度，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外在的評判尺度。
一、服務：21世紀中國行政管理的職能設計
管理在本質上就是服務，服務理所當然成為政府職能的必然選擇。21世紀中國政府必然也應樹立「小政府、大服務」的行政理念，進行職能的再設計。
1.管理就是服務 管理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本質上管理與服務是統一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社會主體產生分化，並逐步形成群眾組織（包括國家），各組織內部及各組織之間都存在著嚴重的利益沖突，各組織成員為避免無謂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換取最大利益，相互訂立契約，把自身的一部分權利讓渡出來，形成公共權力，由全體成員選舉的少數代表掌握。掌握權力的少數人根據其成員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務，維護組織及其成員的利益。同時，各組織之間也基於同樣原因簽訂盟約，把部分權力交給凌駕於其他組織之上的組織（國家政府），管理全體社會的公共事務，維護社會秩序，進而維護整個社會的利益。管理的實質，就是利用組織及其成員賦予的權力為公眾利益服務。因此，從本質上講，管理就是服務。
2.服務是政府職能的必然選擇 政府是公民間契約的產物，它在本質上是一種為公民和社會共同利益服務的組織。隨著社會的發展，它日益脫離並凌駕於社會之上，但這種服務性質不可能改變，只不過是服務的對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職能仍然是服務職能。政府作為眾多社會組織中的一種，也是為社會需要而存在，為社會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須為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服務，為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服務，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論上不僅僅是單純的管理制行政，而應是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的行政。服務是政府的首要職能。現代西方各國政府的職能再設計也正是出於這種選擇。
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機，引起了國際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職能進行重新定位和設計。西方各國通過多方面探索，最終選擇了服務職能，實現了由過去重管理控制輕服務、「以政府為中心」到開始注重公共服務、「以滿足人民的需求為中心」的轉變。中國的行政管理，離不開國際公共行政發展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特殊性，更何況中國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最終實現政府職能的方向性選擇，就成為一種必需和必然。
3.轉變觀念：「小政府」與「大服務」服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成為政府職能的必然取捨。但我們的政府仍然習慣於全面干預，強調行政管理。這首先是因為，我們的各級領導行政人員及公民本身還沒有意識到政府就是服務機關，政府的職能就是為公民、為國家、為社會服務。我們的政府仍然習慣於「全能」角色，不該管的也要管，結果什麼都管不好。我們的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也習慣於政府的全面干預和行政控制，不僅不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而且對政府過分依賴。公民更是「勢單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為民作主」。一方面權力主體沒意識到自己的權力，自然也不對政府提出什麼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權力，忽視了權力主體的權力。現代政府職能的轉變首先要求政府樹立新的行政理念，從制度和體制及運作機制上，使行政管理為公共利益服務。其次，還要求權力主體觀念也要有所轉變，要認識自己的權力，爭取自己的權力，限制政府的權力，主動要求政府提供服務，最終實現「小政府、大服務」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該為誰服務
既然服務是政府職能的必然選擇，那麼，政府到底該為誰服務呢？
1.為公民服務 從政治學角度理解：「契約理論」認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與政府、公民之間的政治契約的基礎上的，政府的一切權力來自公民之間的契約或公民與政府之間的權能委託，政府應保護全體公民的公共利益，維護和平的社會秩序，充當公民的忠實「奴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否則，公民有權收回委託之權能，選舉出新的政府。眾所周知，政府機關本身並不直接創造社會財富，它們的運轉和活動靠公民所交納的賦稅支持，公職人員靠納稅人來供養，公民是公職人員的「衣食父母」。政府為公民服務，反映公民的意願，為公民利益盡心工作，完全是應有之義，應有之舉，而非政府單方面的「恩賜」。
經濟學尤其是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理解模式。經濟學理論認為，政府管理過程就是基礎設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產品的生產過程。而公民則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的消費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滿足「消費者」的不同需求，以盡可能高效率、高質量的公共產品的生產與服務爭取消費者的支持〔1〕。 按照這種理解，政府不僅要為公民服務，而且要提供盡可能好的服務，否則，就難以贏得公眾的支持，從而失去存在的基礎。
各種理論雖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們都證明了這樣一個觀點：政府必須為公民服務。
2.為國家服務 行政管理是國家發展的產物，它通過自身的管理活動來發揮、實現國家的職能，執行國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脫離國家而獨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動都服從於國家、服務於統治階級。行政管理在本質上是為國家服務的，政府代表並為國家的利益開展活動。
任何國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從內外兩個方面表現出來。 內部安全是統治階級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防止政權喪失，保持國內穩定。政府為實現內部安全，維護統治，一方面要代表國家利用暴力工具強制被統治階級服從國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反抗。另一方面則採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協調和緩解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保護內部的安全和穩定，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證主權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受它國侵犯，維護國家的尊嚴。政府代表國家通過外交、戰爭等方式實現國家的這種安全需要。
在內外安全和穩定的政治環境下，統治階級還要努力發展本國的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務，以鞏固自己的經濟基礎。政府通過執行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管理職能，為國家經濟文化等發展服務。當然，政府代表國家與它國開展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競爭，進行綜合國力的較量，也是政府為國家服務的應有之義。
3.為社會服務 政府職能除了為國家服務和具有強制性的一面之外，還具有為社會服務的非強制性的一面，這是由國家和社會關系決定的。專
制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出現了顛倒，國家日益凌駕於社會之上，對社會超常控制。現代民主社會，才真正體現了社會決定國家，國家按照社會的指意運作的內在涵義。國家與社會的這種關系「具體化為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權組織與社會、國家機構與社會民眾的關系。一句話，是上層建築服務於經濟基礎的關系」〔3〕，所以， 國家要為社會服務。政府則代表國家執行這種服務職能，這種服務具體表現為政府為市場服務，如「培育市場體系、制定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進行宏觀調控、克服市場缺陷」等；為企業服務，即「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檢查監督」；為社會良性行為服務，如：環境保護、治理污染、維護生態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為公民服務，如提供公共產品、保障公民權益。
打字不易，如滿意，望採納。

G. 一篇勞動社會學領域范圍內的任一主題的論文，題目自擬。 2500字以上。 發我郵箱 [email protected]

中國產業經濟學的回顧與展望

產業經濟學屬於經濟學中應用經濟學下設的一個二級學科。其內容體系包括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產業布局、產業關聯、產業政策、政府規制與反壟斷等主要領域。在國外，關於產業經濟學的內容體系，一直存在寬派與窄派兩種理解。以英國為代表的寬派認為產業經濟學除了產業組織理論以外，還包括產業結構理論等內容。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窄派堅持認為產業經濟學就是產業組織學。在中國，基本上是按照寬派來理解的。
一、中國產業經濟學科發展階段的回顧
從總體上說，產業經濟學作為在中國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始於改革開放之後，與國際產業經濟學主流接軌的產業經濟學研究，至今不過十多年的時間。其間經歷了從部門經濟學（工業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向以產業結構經濟學為主，到現在以產業組織理論為主的演化過程。
中國產業經濟學的發展之所以形成這樣的軌跡，是與中國經濟社會特定的發展狀況，以及人們對產業經濟理論的認識相關的。中國的產業經濟學學科體系是20世紀50年代從前蘇聯引進的，那時「產業」的概念主要指計劃經濟中的行業或部門，學科專業相應地也設立了農業經濟學、工業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門類，但沒有明確的「產業經濟學」名稱。直到改革前，一直缺乏對產業組織理論進行系統的研究，幾乎處於停滯狀態。但由於在經濟建設中我們仍然遇到與產業組織有關的一些問題需要加以解決。因此，經濟學界還是在不自覺的狀態下，對產業組織問題在蘇聯範式下進行過一些分析和研究，如對工業經濟領域的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生產與協作問題、對工業生產的聯合化和集中化等問題所進行的研究。總的來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產業經濟學研究。以市場經濟運行為制度背景的產業經濟學，在改革開放以前是不可能得到發展的。
第一階段：產業結構經濟學為主導的產業經濟學起步階段（20世紀80年代）
20世紀80年代，產業經濟學在中國迅速成為經濟學界的顯學之一，但其研究對象，卻不是國際上作為主流的產業組織理論，而是與日本相似的產業結構經濟學。長期的計劃經濟使中國的產業結構陷入極為失衡和不合理的境地，調整這種產業結構，使國民經濟走出瀕臨崩潰的境地，成為當時決策當局和整個社會最為關心的問題。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間必然經歷一個政府主導型經濟階段。在政府主導型經濟中，政府如何採用非指令性計劃的手段有效地控制經濟運行，是決策當局極為關心的問題之一。產業政策成為當時決策當局認可的調控經濟的重要政策手段。日本經濟的迅速崛起，以及80年代國際經濟學界對「通產省奇跡」的稱贊，使正處於困境中的中國看到了一個似乎可資模仿的樣板。當時的很多學者和政府官員都認為，借鑒日本產業結構調整的經驗，對中國擺脫經濟困境，實現經濟振興，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正是在以上社會經濟背景下，當時中國的產業經濟學研究，借鑒了日本產業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形成了以研究產業結構調整及其政策為主的產業經濟學研究體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等研究機構是這一時期產業結構與政策的研究重地。
第二階段：西方產業組織理論引進吸收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
西方國家產業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是產業組織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研究在英美國家已經有了一個多世紀的歷史。這個理論起源於劍橋大學教授馬歇爾提出了「馬歇爾沖突」,即自由競爭與規模經濟和壟斷的兩難選擇問題。後經1933年的「壟斷競爭革命」，到1959年產業組織理論創始人之一的哈佛大學教授貝恩《產業組織》一書出版，標志著產業組織理論的正式誕生和產業組織理論哈佛學派的形成。此後，在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又催生了產業組織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派和新奧地利學派的興起。最早介紹到我國的產業組織著作是美國學者W.G.Shepherd的《市場勢利與經濟福利導論》，該譯著於1980年出版時並未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更談不上深入研究了。1985年，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楊治編著的《產業經濟學導論》出版，是國內第一本以產業經濟學為名的著作，在國內影響較大，而且它影響了以後的產業組織經濟學的內容體系和研究框架，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1985年，世界銀行經濟發展學院和清華大學經濟學院聯合舉辦經濟管理講習班，編印了《產業組織經濟學》，比較系統地對西方產業組織理論進行了介紹。1988年，日本學者植草益的《產業組織論》出版，成為國內第一本系統介紹國外產業組織理論的譯著。隨後，國內又陸續翻譯出版了幾本西方學者研究產業組織的著作，如丹尼斯·卡爾頓和傑佛里·佩羅夫著的《現代產業組織》、J.施蒂格勒的《產業組織與政府管制》等著作的翻譯出版，對我國產業組織研究在中國的興起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學術界積極引進國外產業組織理論的基礎上，中國經濟學家也開始嘗試運用產業組織理論範式對中國現實產業組織問題（特別是壟斷與競爭問題）進行研究。蔣學模主編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專門設了一章「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競爭與壟斷」。谷書堂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也大量討論了競爭與壟斷問題。1988年出版的胡汝銀的專著《競爭與壟斷：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分析》，完全以中國經濟的競爭與壟斷為研究對象，蔣學模評價該書「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地研究社會主義競爭和壟斷的專著，填補了一個空白點」。1989年出版的鄒東濤和楊秋寶的專著《經濟競爭論》，系統論證了中國經濟競爭模式問題。與此同時，《經濟研究》1987年第10期發表了史正富的論文《產業組織的轉換與產權制度的改革》，《經濟研究》1988年第10期發表了陸德明的論文《改造產業組織，建立壟斷競爭市場》，復旦大學課題組發表了《通過產業組織的改革與創新，建立社會主義壟斷競爭市場》等專著和論文，開創了運用產業組織理論範式對中國現實產業組織問題（特別是壟斷與競爭問題）進行研究的先河。但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產業經濟學界對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還是個別的和初步的，還沒有出版一本產業組織專著，屈指可數的研究成果所涉及到的產業組織問題也是夾雜在其他問題當中。
第三階段：中國產業經濟學的初步形成階段（20世紀90年代）
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壟斷與競爭之間以及競爭與效率之間的關系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並日益引起學者的關注，因此產業組織理論研究成為產業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產業組織研究成果。1990年，陳小洪、金忠義出版的《企業市場關系分析——產業組織理論及其應用》是針對國內讀者的第一本系統介紹產業組織理論和國外產業組織狀況的專著。1991年，王慧炯主編的《產業組織及有效競爭——中國產業組織的初步研究》與1993年馬建堂的《結構與行為——中國產業組織研究》於1994年同時榮獲了第六屆孫冶方經濟學獎。1994年，夏大慰編寫的《產業組織學》是國內第一部系統介紹和分析產業組織理論、方法以及產業組織政策的教材。此外，《經濟研究》等期刊也發表了不少有關產業組織的論文。1997年，國際上最流行的泰勒爾的教科書《產業組織理論》和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斯·卡爾頓等著作的《現代產業組織》的中譯版均被出版。其中《產業組織理論》的最大特點是應用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方法分析產業組織問題，為中國產業經濟學界帶來了新的分析方法，從此，應用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方法研究中國產業組織問題的文獻逐漸增多。總之，這一時期的研究趨於多樣化，在研究的理論框架上，既有在西方正統的產業組織理論的SCP分析框架內展開的分析論著，也有在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的框架內進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規范性的分析在減少，實證和案例分析的論著增多；在分析的廣度上，既有綜合性分析，又有行業分析和專題性研究；在研究內容上，有關市場進入與退出、反壟斷、政府規制、壟斷行業引入競爭機制問題都不斷地進入了經濟學家的視野和研究工作，可以看出中國產業組織理論體系已初步形成。
第四階段：產業經濟學研究的繁榮階段（21世紀至今）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按照國際上通行的產業經濟學研究範式進行的研究越來越多，這標志著中國產業經濟學的研究漸漸與國際主流接軌。SCP分析框架是中國學者研究產業組織使用的主要研究工具，較多的研究者以中國經濟轉軌作為研究背景，引入制度變數，對特定產業的市場結構、企業行為和市場績效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實證檢驗。隨著研究的深入，產業經濟學的研究開始針對國際貿易、金融、保險、證券、中介機構、出版等具體行業領域進行研究。此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進程的深入，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和反壟斷、政府規制體制改革、產業競爭力等問題日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這方面的成果開始大量涌現。
產業經濟學繁榮與深化還體現在專業學術團體和專業期刊的繁榮上，國內目前有2個全國性的學術研究團體——中國產業經濟學會、中國工業經濟學會。主要專業出版物有《中國工業經濟》、《產業經濟研究》、《產業經濟評論》、《中國產業組織評論》、《產業組織評論》和《規制與競爭前沿問題》。在國外，眾多國際一流的經濟學家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活躍在產業經濟學領域，產業經濟學領域的論文在《美國經濟評論》等世界頂級經濟學期刊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在中國，產業經濟學經過30年的發展得以迅速普及和提高。中國經濟學界的頂級期刊《經濟研究》大量刊載有關產業經濟學領域的論文，其研究成果對政府產業政策、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價格法、WTO新一輪談判（貿易與競爭議題）、壟斷行業改革等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在學科建設上，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的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覆蓋產業經濟學）和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北京交通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山東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的產業經濟學科為國家級重點學科。全國擁有產業經濟學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有30家，擁有產業經濟學碩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達到172家（含上述30家）。此外，產業經濟學的分析範式和方法已經滲透和體現到法學、公共管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內容中。可以說，如果說經濟學已經成為社會科學中的「顯學」，那麼，產業經濟學則是經濟學中的「顯學」，成為研究生學科專業中的熱門專業。1996年，中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公布了新的研究生專業學科目錄，正式把產業經濟學列為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與國民經濟學、區域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國際貿易學、勞動學、統計學、數量經濟學、國防經濟學、勞動經濟學並列為應用經濟學的組成學科，這也標志著中國產業經濟學在學科設置上與國際慣例逐步接軌。目前，產業經濟學已成為中國綜合性大學經濟學類、工商管理類專業和財經類院校學生的專業必修課。但隨著研究生學科專業目錄的調整，產業經濟學何去何從，目前爭議分歧很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產業經濟學在學科目錄上的歸屬如何調整，產業經濟學理論與方法已經較為普及，對產業經濟學的研究一定會繼續深入下去，產業經濟學對推動經濟學的進步和推動中國產業經濟振興的作用會越來越大。
二、中國產業經濟學學科發展的展望和建議
（一）學科內容應進一步凝練和集中
目前，在產業經濟學學科建設上，由於內容體系沒有界定清晰，導致學科之間相會入侵，不僅其他大量的學科入侵產業經濟學領域，產業經濟學也大量入侵其他學科領域。如有些大學在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中，設有產業組織研究方向；如發展經濟學專家大量研究本屬於產業經濟學范圍的自然壟斷產業的競爭和規制問題；如有些大學在產業經濟學專業博士和碩士招生中，設有產業核算（會計學）、產業管理（企業管理學）、區域經濟、國際貿易、體育產業、品牌管理、期貨貿易、信息系統與電子商務、消費經濟等研究方向，均是普遍反映的現象。
（二）產業經濟學研究水平有待提升
中國產業經濟學界在市場結構研究方面，對我國市場結構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水平、集中度和進入壁壘的實證性研究明顯不足，無法深入了解市場結構對企業行為進而對市場績效的影響；在企業行為研究方面，多數成果是沿著市場結構——企業行為——市場績效這樣一種分析範式展開研究，忽略了產權結構、治理結構、技術結構、業務結構等相關因素的深入分析。在市場績效研究上，多數成果對績效缺乏全面性和動態性的了解，忽略了績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和綜合的結果。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已有的成果研究方法較為落後，只有定性研究，缺乏實證研究，博弈論方法和計量分析方法等目前尚未被產業經濟學研究者廣泛採用。對於產業經濟學來說，不重視對計量分析和統計研究，確實很難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防止產業經濟學研究中「數學崇拜」現象，把簡單問題復雜化，「用眾所不知的語言講述眾所周知的道理」，以至於有的經濟學家發出「經濟學將興於數學也必將於數學」的感慨。因此，在今後的產業經濟學研究上，一方面需要注重形式上的規范化，同時也要強調在規范化的背後，選題是否重要，方法是否恰當，結論是否可靠等「問題導向」。相信伴隨著中國國際經濟地位的不斷提升，隨著學術界研究基礎和研究方法的提高，中國產業經濟學「命題本土化，方法規范化，水平國際化」的「三化」趨勢和特徵一定會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來。
（三）產業經濟的現實問題應受到關注
1. 產業經濟學的基本范疇研究
產業經濟學一些基本的界定和實證檢驗一直缺乏深入研究。以傳統的自然壟斷為例，人們都在廣泛使用自然壟斷概念，可究竟何謂自然壟斷，自然壟斷在質上和量上如何界定，自然壟斷的產業范圍是什麼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在國內外學術界始終是模糊不清的，以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定義自然壟斷，不僅自身難以邏輯一致，而且也難以解釋活生生的自然壟斷產業以引入競爭為主題的改革實踐。另外，產業組織學基本範式的基本邏輯關系，特別是制度范疇在其中的作用機制，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2. 結合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深化對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演變規律的研究
目前我國對產業結構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基本上是還是「舶來品」，沒有形成自己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理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被稱為「中國奇跡」。「中國奇跡」背後一定會隱含著中國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的演變動力和演變規律，對此問題的研究將會有重大理論創新的空間和可能。
3. 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和反壟斷問題
國外壟斷行業改革已經有了30年的歷史，中國壟斷行業改革也已經有了10餘年的歷史。如何總結國內外壟斷行業改革的經驗教訓，如何確立中國壟斷行業改革的模式和路徑，這些命題自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就已經提出，十七大政治報告再次提出，但總的來看，中國產業經濟學界對壟斷行業改革的研究還比較薄弱。《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即將實施，如何有針對性地禁止和反對形形色色的壟斷行為，對企業集中的審查標准如何確定等這些問題都有待於產業經濟學家提供理論依據。處在迅速發展中的中國物流，存在諸多問題，需要處理好諸多的關系，協調發展。從而，有許多政策性問題需要解決。政府需要制定相應的方針和政策，加強我國物流業的協調發展，使物流業真正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概括地說，發展中國的物流業需要採取「協調發展、穩步前進」的八字方針，並採取以下的八大協調政策：
一、現代物流業的基本內涵
物流理念被引入產業界後，其內涵一直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充。短短幾十年間，物流由最初概念的形成、發展和不斷完善，在全球迅速成長為具有無限潛力和發展空間的新型服務產業，並已進入現代物流的發展階段。所謂現代物流業，是指產品從生產地到消費地之間的整個供應鏈，運用先進的組織方式和管理技術，進行高效率計劃、管理、配送的新型服務業。它通過對物流的各個環節，包括運輸、儲存、包裝、裝卸、加工、配送和信息處理等相關活動，進行一體化管理，以達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增加企業利潤的目的。因此，國際上通常把降低物資消耗而增加的利潤稱為第一利潤源泉，把節約活勞動消耗而帶來的利潤稱為第二利潤源泉，而把通過降低物流成本挖掘的利潤稱為第三利潤源泉。著名管理權威P.F.德魯克則把現代物流業稱之為尚待開掘的「黑大陸」。
二、現代物流業的基本特徵
雖然物流活動存在已久，但在現代經濟中，物流產業及其所提供的物流服務，與傳統的物流活動或者生產、流通部門從事的物流活動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區別。具體表現為：第一，現代物流業是國民經濟中的動脈系統，它連接社會經濟的各個部分並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第二，現代物流業通過對各種物流要素的優化組合和合理配置，實現物流活動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物流總成本的降低。第三，現代物流業可以為全社會提供更為全面、多樣化的物流服務，並在物流全過程及其各個環節實現價值增值。
三、現代物流業的發展趨勢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現代物流業發展呈現出五大趨勢：一是系統化趨勢。為滿足用戶需求不斷變化的客觀要求，現代物流包含了產品從「生」到「」的整個商品流動過程，形成了一個整體的專業化的供應鏈，物流系統也就成為一個跨部門、跨行業、跨區域的社會系統；二是信息化趨勢。藉助於商品代碼、資料庫的建立和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在運輸網路合理化和銷售網路系統化的基礎上，整個物流系統實現管理電子化，物流業正進入以網路技術和電子商務為代表的信息化新階段；三是專業化趨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生產企業為精幹主業，提高效率，逐漸把物流配送業務交由專業的物流企業去做。第三方物流能夠發揮集約化、專業化的優勢，在更大程度上實現物流合理化，從而節約流通費用，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四是倉儲、運輸的現代化與綜合體系化趨勢。倉儲現代化表現為高度機械化、自動化、標准化，組織起高效的人、機、物系統；運輸的現代化則要求建立鐵路、公路、水路、空運與管道的綜合運輸體系；五是物流與商流、信息流一體化趨勢。傳統上，商流、物流、信息流是三流分離的。但現代物流的功能逐步拓展，將商品的交易、產品的位移和信息的傳遞集成在一起，實現了三流合一。
四、我國物流業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政策
基於上述分析，發展中國的物流業需要採取「協調發展、穩步前進」的八字方針，並採取以下的八大協調政策：
（一）發展物流業與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相協調的政策
物流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一個產業，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必須與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相協調。我國物流產業政策的制定，必須實現這一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物流業的跨部門和多環節以及服務業態和服務種類的多樣性特點，決定了物流產業的發展與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相協調，具有其內在的要求。物流既涉及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物流設備製造業、物流信息業等諸多產業部門，還涉及物流經濟活動中的運輸業、倉儲業、包裝業、貨運代理業、物流咨詢服務業等諸多行業，涉及國家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物流產業政策的制定具有其內在要求：一是物流產業與國民經濟其他產業部門的協調發展。根據產業結構的理論，不同的產業結構有著不同的經濟效益和經濟發展水平。結合大力發展我國物流產業的過程，有計劃地進行我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戰略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將極大地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在更高的水平上穩步發展，促進中國兩個根本性轉變的實現。二是物流產業內部各種相關產業經濟活動的協調發展和資源整合優勢的發揮。經濟學大師們對產業組織有過多方面的深入研究，產業組織理論的先驅者馬歇爾對產業的組織形態進行了分析，美國產業組織理論的鼻祖張伯倫對產業內的競爭與壟斷進行了研究，現代產業組織理論的代表人物貝恩對產業組織的市場效率進行了研究。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結果表明，實現產業內的最佳資源分配狀態是產業組織的目標。物流產業作為一種特殊的復合型產業，其產業組織的目標就是使物流產業內部資源得到最有效的整合。我國的物流產業政策，必須反映這兩方面的內在要求，使我國物流產業的發展與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相協調，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促進我國服務業的進步和發展。
（二）發展物流與工農業生產相協調的政策
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正處在由小康社會向工業化社會、信息經濟時代全面過渡的發展新階段，信息產業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現階段，工業仍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農業仍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物流業不僅是連接工業生產活動和農業生產活動的橋梁和紐帶，而且是連接工業生產各個部門、各個企業的橋梁和紐帶。通過現代物流經濟活動，應該能夠有效、及時、准確、快速地把農業生產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化肥、農葯等各種農業生產資料配送到鄉村，把工業生產所需的各種農產品工業原料、各種工業中間產品配送到工廠企業，使我國的物流產業能夠真正成為有效地連接工農業生產的橋梁和紐帶。因此，我國的物流產業政策在促進物流產業發展的同時，必須與工農業生產的發展相協調，服務於工農業生產，形成高效的現代物流服務體系，使物流產業的成長與我國工農業的發展能夠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現代物流業作為服務業的一部分，在為工農業提供有效的現代物流服務的同時，也將使本身迅速發展壯大起來，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實際上，從經濟分析的意義上說，產業經濟學的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已經給我們描述了現代物流產業進化的未來。
（三）物流基礎設施建設與物流資源整合相協調的政策
我國的「十·五」計劃已把物流業作為「十·五」時期著重發展的服務業。現在，我國各級政府，根據「十·五」規劃中大力發展物流的戰略，按照中央制定的加快發展我國物流業的大政方針，對發展本地區的物流產業進行了規劃，特別是對大規模物流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尤其是各大、中城市都在規劃投巨資建設大、中型物流樞紐、物流中心，成十億、上百億元投資的物流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比比皆是。應該說，對於各級政府大力發展物流的熱情和大動作是需要首肯的。但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搞清楚，就是物流基礎設施建設與物流資源整合相協調的問題和關系。發展我國的物流產業，具有來說就是要充分發揮物流資源整合的優勢，實現物流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在於，大批物流基礎設施的集中建設，究竟是不是合適，它們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實現充分發揮物流整合資源的優勢，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實現物流資源的最優配置。投入產出的理論告訴我們，一定的產業結構具有一定的投入產出關系。我國物流產業現在的投入產出關系如何確定，我國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現在的投入產出模型如何構造，它們之間具有什麼樣的相關性和數量關系。這些物流發展中的宏觀問題和數量關系，需要我們去認真的進行宏觀經濟數量分析。至今為止，我國物流產業的宏觀經濟模型還沒有建立。我國物流產業的宏觀經濟數量分析和參數估計問題，已經影響到我國物流產業的宏觀經濟決策的正確性和可信度。實際上，我國各地現在大規模的投資建設大批的物流基礎設施，大多是建立在各地物流發展預期基礎上的，普遍缺乏全國物流發展的理性預期和有效協調，缺乏充分可信的可行性論證和宏觀數量分析的政策指導。這樣，很容易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浪費，重復建設，結果很可能導致中國現代物流的投入產出效益比的失衡。因此，盡管我國物流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是必要的，但各地物流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適度，要有統一規劃，要進行中國物流投入產出模型的分析和論證，需要有全國物流「一盤棋」的動態規劃及決策。應該看到，加快我國物流產業的發展，建設一定數量的大中型物流中心是客觀的需要，關鍵在於，這些物流中心的建設，對於實現物流資源的最優整合需要具有充分的理性預期，是切實可行的。我國物流產業政策的制定，需要貫徹這樣一種「充分理性預期」原則，促進我國物流基礎設施建設與物流資源整合的協調發展。

(僅供參考，自己修改)

H. 一篇關於經濟危機方面的論文

三農問題已經註定要成為中國的歷史性議題。這個讓國家總理天天頭痛的難題，已經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在今年的兩會期間，三農問題是與會者們最感興趣的話題之一。而與此同時，新浪網與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聯合舉行的「你認為最需要關注的是哪個群體」的在線調查中，三農問題竟佔到近40%的比重，遠遠超出下崗工人等其它弱勢群體。而一系列的統計數字，更是在向我們表明著三農問題的嚴峻性。2000年中國的城鄉差距比例達到2.79：1，達全世界之最；農民的收入只增長2％，比GDP增長速度少了5個百分點。 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聞名的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其銷售額可高達30萬冊，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國學者們，也紛紛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如「公司＋農戶」的模式等，但是，其結果卻如楊鵬先生在《戰略與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樣，「失之千里」。對策的不適應，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回到三農問題的根源上來，因為根源是影響著對策是否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應該先試著問一下，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今天這種狀態下的三農問題？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如果失卻了這種根源性的認識，那麼，所提出來的對策也就只能是無根之枯木，從而陷進了張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邏輯」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對學者們關於三農問題根源的討論，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回顧，最終將其歸結為福柯的「人類學」的范疇之中，並指出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乃是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一在追尋三農問題的根源這一問題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經濟學，特別是產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這可能是也是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特性所決定。這方面的嘗試始於張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佃農理論》一書在分析方法上開創了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農業的一個先河。它擺脫了以往像亞當·斯密，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在土地問題上所引起了無休止的理論性爭吵，而一開始就從現存的農業現象出發，論證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從而開辟了實證經濟學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 而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產權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國內學者們也不斷地試著用這一理論武器去解釋三農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一理論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開始，即認為人是理性的，同時在理性的指導之下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穩定性（貝克爾），將產權關系看成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因素。 而產權演進的一個最大關鍵因素在於交易成本的高低（張五常），或者在於是否能夠有效地限制著搭便車的現象（道格拉斯·諾思）。在以往的公有制體制之下，中國並不存在著明確的私有產權，而只是公有制體制之外這種模糊的產權，這一模糊的產權，引發了低效率、搭便車等現象，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明確產權，在經濟學家們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引發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當中國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後，特別是對土地的管制進一步放鬆之後，中國的農村經濟卻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現過一短暫的繁榮之外，九十年代卻重新陷入困境，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顯然地，原封不動地借用傳統的產權經濟學，已經無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釋，因為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對農地的產權做出了具體的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是一種有著明確規定的產權合同。這就促使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現狀進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論體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所撰寫的「農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來，農村變革的根源已經不僅僅局限於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而是根源於一種更宏大的視野之中——全國的經濟大局。從這種視野出發，周先生將現在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視為是繼78年之後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場「遲到了十多年的」土地改革。對於70年代末的那場土地改革，周先生認為，當時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土地的產權部分地讓渡給農民，這在當時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里，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麼，是什麼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一文中，周先生給出的答案是：10年文化大革命以及由之而來的經濟破產，已經使國家失去了進一步剝削農民的可能性，而廣大農民的飢餓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國家不得不推行農村變革。而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動力已經隨之消失。一場「冬眠了十年」的農村改革的興起，其原因在於「市場大底部」的決定因素，具體地講，就是由於九十年代以來農民收入的遞減，以及由之而產生的農民購買力不足，影響內需，「農民收入增長的停滯已經把國民經濟憋住了」，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戰略部署。

I. 論文 學習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收獲 不低於2500字

學習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收獲 摘要：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後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８０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並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後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並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１９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１７５０－１８７０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４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Ｌ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１９７６）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５２歲完成的５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１２０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１８１７）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１８１７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Ｄ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１９８１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ＭＢｌａｕｇ）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１８２３年李嘉圖死後的１０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１９５４）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ＦＫｎｉｇｈｔ）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１９５６）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 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１９世紀沒有第２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１９４２）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ＰＳｒａｆｆａ）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ＦＲａｍｓｅｙ）和馮諾伊曼（Ｊ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一樣僅靠３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１９６０年出版的僅９９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１５０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１９２９年５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Ｆ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３０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２０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１８９０）和《工業與貿易》（１９１９）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ＭＷａｌｒａｓ）、古諾（ＡＣｏｕｒｎｏｔ），德國的屠能（ＪＴｈｕｎｅｎ）和英國的傑文思（ＷＪｅｖｏｎｓ）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２０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５０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１３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１９２３）、《貨幣論》（１９３０）和《通論》（１９３６）。《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５６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５０歲的凱恩斯和一批２５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Ｒ Ｈａｒｒｏｄ）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２６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１９０３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３篇論文。拉姆齊的這３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１９２６）、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１９２７）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１９２８）。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學者在７０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７０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３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１９２２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萊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３０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８０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５０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２５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１９４７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連續出版的５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在薩繆爾森成長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５年學習以及後來在ＭＩＴ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ＪＶｉｎｅｒ）為首的反對英國３０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１９００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ＯＬａｎｇｅ）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１９７９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５０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３０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５０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５０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ＨＧ劉易斯（ＨＧＬｅｗｉｓ）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１９５９）和加里貝克爾（ＧＢｅｃｋｅｒ）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１９５７）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１９９２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ＲＬｕｃａｓ）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５０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１９３９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１９５８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ＲＣｏａｓｅ）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１９６０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１９９１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滿意請採納

J. 關於經濟社會學方法論的問題，最好有論文。

其實經濟社會學和制度經濟學靠的比較緊,可以去借鑒一下他們的觀點,如科斯版,諾斯,康芒斯,威廉姆森等權人,經濟社會學本身這個東東在國內的話聽起來不錯,但事實上也沒見幾個弄得可以看得,他們一般都會從波蘭尼,澤蘭尼等人入手,方法論上面第一條:經濟學同意的我們要去懷疑一哈,首先就是理性人的假設,因為不同於傳統的經濟學上的均衡,投入產出分析等等,更主要的是考察制度,規則等一系列東西,比較有名的一些作品如<有閑階級論>,其實經濟學內部這些發展的說實話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