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經濟學

A. 為什麼恩格斯說馬克思的經濟學是德國的經濟學

雖然列寧時代就發現因為這一權力為中心的獨裁製度的暢行，十分需要防範幹部特權泛濫就是腐敗的溫床。但是這無神論的唯物制度，就如籠子里不論公的母的，只准雞可進入，其他生靈一律不準入內。那麼這籠子里繁衍出來的當然就只有雞了。所以這獨裁製度的俄羅斯，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許多黨代表就曾憤怒指責黨內的嚴重腐敗。包括：公車腐敗、住房腐敗、飲食腐敗、醫療腐敗、貪污受賄、權錢交易、盜用公款。這是世界上「無論對於誰都不是個秘密」。所以恩格斯說馬克思的經濟學是德國的經濟學。

這一制度的溫床，製造成管百姓的「中央和地方的『共產黨員』，已經成了百姓的父母。只有父母可以任意處置兒女，而沒有兒女可以違背父母，所以孩子們孝順父母理所當然。所以就成了有權就有法，官越大法也越大。就產生了只有官治民，官可以錯殺平民而無罪。而平民即使無罪而受冤枉，被官判死刑殺了，也有「政府」挑擔，「國家」賠上一點點錢了事。而且賠錢的多少，還要看為這受冤枉人家講話的後台有多大的官。沒人幫忙講話的自然只能按「國家規定」了。奇怪的是，即使受了天大的冤枉，也沒有一個平民敢叫冤，很少有受冤枉的家屬多嘴得罪官。

這一制度的自然規律，製造了斯大林時代：公然將幹部的特權腐敗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證領導幹部層特權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繼特權。平民的子女，那怕就是有一對翅膀會飛的，也只能作運輸機工作，而官的子女那怕就是獃子，也就是官。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

所以他們的行為絲毫不比老牌的資產階級遜色，當時俄羅斯的工人和農民對他們敢怒不敢言」。

雖然赫魯曉夫時代：向幹部特權腐敗體系發起首次攻擊，取消了很多官僚特權。但這一無神論特有的「官就是法」的幹部特權。官大法大，官小法小的「黨」治民的等級制組織的這一特定製度，使這些官僚特權仍然興盛不衰，無法從根本上消滅幹部特權的腐敗。

勃列日涅夫時代：蘇共腐敗幹部們最幸福的黃金期。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得力於「在赫魯曉夫手裡失去腐敗特權」的幹部們的支持；作為回報，勃列日涅夫為這些幹部們創造了蘇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極好的腐敗環境。不但恢復了被赫魯曉夫取消的所有幹部特權，還增加了新的特權項目。

勃列日涅夫任總書記之後，任用了大批親信，包括自己的許多親屬。如勃氏的女婿丘爾巴諾夫，僅10年時間就從一個普通民警一躍而成為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1976-1982年間大肆貪污受賄，釀成震驚全國的「駙馬案」。

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捲入了骯臟勾當」。高級領導人彼此勾結、濫用權力、貪污受賄的案件層出不窮。

戈爾巴喬夫時代：全面腐敗下的經濟改革只能是悲劇。在經歷了短暫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時期後，蘇聯迎來了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歷史上著名的「共青團經濟」，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權腐敗發展起來的。

自1922年到1991年，蘇聯在人類歷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這70年裡，幹部集團的腐敗，始終如附骨之疽。有人說蘇聯的歷史就是腐敗的歷史，話雖絕對，但也並非毫無道理。事實早在列寧時代，蘇聯(俄)的腐敗問題就已相當嚴重。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蘇共家族是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小到村長的小黨員都能抓到便宜）。」此言可謂對蘇聯70年腐敗史最精確的蓋棺論定，同時這一官民分化的特權制，也是留給後世不得不產生腐敗的最深刻的歷史教訓。

一，我國給俄羅斯的評價

中國教育部「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高等教育精品課程教材建設計劃項目，核心期刊之一的《末世與救贖》第二頁對俄羅斯的無神論，稱「虛無主義、唯物主義」。說：「俄羅斯的無神論的虛無主義、唯物主義，都帶有宗教色彩，俄羅斯人即使離開了東正教，也仍然會尋找神和神的真理，尋找生命的意義。」《末世與救贖》第八頁文章：俄羅斯思想為20世紀危機時代的人們指出的救贖之路：「……就是基督滲透到世界的各個細胞中去……。」。

二，俄羅斯今天一覺醒

2000年1月7日，當時還只是代總統的普京，在慶祝耶穌誕生兩千年之際，他特地向俄東正教會發出賀信。他認為，東正教在新世紀將「有助於俄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有助於國家精神 道德的復甦」。並強調指出，東正教在俄歷史及現實生活中起著「獨特作用」，它應當成為「國家和全體人民的道德准則和精神支柱。

普京如此重視東正教，其真正的目的如他所言：「糾正目前俄羅斯人民思想的混亂，克服精神空虛現象。」普京的這句話，道出了在蘇聯以及蘇聯共產黨解體之後，俄羅斯普遍出現思想混亂和精神空虛現象。普京力圖以東正教代替原先的馬列主義，成為俄羅斯「國家和全體人民的道德准則和精神支柱。

B. 惠州市博羅縣龍溪鎮銀崗村貪污幹部問題

尊敬的省市領導你們好：
我是博羅縣龍溪鎮銀崗村民,是一名讀初三學生.我有很多疑問.
現在國家富強,中央領導高度重視民農.對民農大力扶持政策,為何我村會這樣呢?
1.我村有必要開4個大型磚廠？在我村大量取泥這合法嗎？其中3個磚廠是同一老闆所有。
2.我村球書記的財富,可敵村可能嗎？天天做三陪.
3.有官員來我村處理,球書記和良仔老闆就和他們去園洲鎮御泉酒店吃飯就沒有下文合理嗎?
4.我家是以務農為生,他們強行威脅我們土地,我還上學嗎?
5.有沒有正義的官員來關心我們村嗎?
簽名: 疑問的學生上...

C. 《公共經濟學》尋租與腐敗的聯系與區別

尋租與腐敗的聯系與區別：
尋租和腐敗卻始終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首先，它們的行為主體是不同的。腐敗總是與一定的權力聯系在一起，並非人人皆可淪為「腐敗者」，只有手中握有職權的人才有腐敗的可能。在權錢交易的過程中，權力市場的供給方是官員，其需求方是作為尋租者的利益集團，均衡時的價格則為租金的價格。尋租者利用貨幣或實物來交換腐敗者手中既已存在或為謀利而設定的權力。交換活動結束後，「錢」與「權」發生易位，尋租者獲得了能夠給他們帶來更大利益的權力保障，而腐敗者通過交易使得自身慾望得以滿足，腐敗和尋租二者的行為主體構成了權利產品市場的供需雙方。此外應當注意的一點是，尋租活動未必造成資源的浪費，這是尋租與腐敗最大的差別所在。尋租活動可以採取合法的形式，也可以採取非法的形式。合法形式的活動如企業向政府爭取優惠待遇，利用特殊政策維護自身的獨家壟斷地位。非法的行為則如行賄受賄。大量的經驗事實告訴我們，如果尋租活動的目的是要改變無效率的產權結構，去促使產權的現有分配發生改變，這種改變的結果就可能對社會來說是一種有意義的或理想的結果。其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專利保護制度的形成。發明者通過游說政府等方式，建立專利制度保護，以期獲得某一時期內對專利成果的壟斷權。這一過程並不能看作是資源的浪費，而是為科技進步所必須支付的代價。假如投入巨額資本進行了創造與發明之後，人人皆可抄襲其成果，發明者不能在一定時期內享用其創造發明所帶來的壟斷利潤，發明者失去了開發、創造的利益激勵，創造發明活動將無人問津，這最終影響的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福利的提高。可見，尋租活動未必就意味著資源的浪費。但是腐敗卻不同，它不僅褻瀆了公眾的信任，損害了社會公平，而且侵蝕了社會資本，浪費了資源，降低了效率，其危害不容忽視。據有關人士測算,在90年代後半期,各種腐敗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年平均達到9875~12570億元,佔到了全國GDP總量的13.2%~16.8%.「改革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效率和腐敗在比賽」。

D. 什麼是經濟學論文由哪些部分組成應怎樣寫

關於經濟的論文。
當前，腐敗已成為我國不正之風的焦點，嚴重影響著改革的進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如何有效地治理腐敗，是全國上下極為關注的重大社會問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指出：「經濟學理論並沒有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結論。它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器官、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他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1]對腐敗問題進行經濟學的考察和分析，或許會給我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腐敗的經濟學定義
什麼是腐敗？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腐敗是指國家官員為了謀取個人私利而違反公認准則的行為。」[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腐敗定義為，腐敗是濫用公共權力以謀取私人的利益。一個更為廣義的定義是：腐敗乃是通過關系而有意識地不遵從，以圖從該行為中為個人或相關的個體謀取利益。國際透明組織對腐敗含義的解釋是，公共部門中官員的行為，不論是從事政治事務的官員，還是行政管理的公務員，他們通過錯誤地使用公眾委託給他們的權力，使他們自己或親近於他們的人不正當地和非法地富裕起來。邁克爾·約翰遜採用廣義的腐敗定義，認為腐敗是指對公共角色或資源的濫用，或公私部門對政治影響力量的不合法的使用形式。戴維·H．白利認為，腐敗一詞意味著不正當地使用權威以得到個人利惠，這種利惠不一定是金錢。我國的一些學者認為：「腐敗是黨和國家公務人員濫用權力謀取私利，從而違反當時社會公認的紀律、法律和道德規范，並形成一定社會危害的一種畸型的政治行為和政治現象。」
這些從政治、法律和道德層面的研究結論，是從權力的運行角度去探討腐敗問題，把腐敗僅看成公共權力在運行過程中偏離了應有的作用方向，違背了國家法律和社會公德，損害公共利益的現象，給人一種霧里看花的感覺。正如一位政治學者所說，權力是一種使人產生神秘感的東西，是一種充滿魔力的社會現象。
如果從經濟角度去研究，把腐敗看作一種經濟活動，一種用公權謀私利的經濟活動的話，許多東西就會豁然開朗。我們是否可以這樣來定義腐敗：腐敗就是官員或官僚集團利用公共權力謀求私利的一種經營活動，他們總是期望以最低的成本做最大的買賣，獲得最大的收益。可以為腐敗者或腐敗集團設計一個計算和思考的過程：投入是多少，帶來的收益又是多少，最希望達到的目標就是拿出去少一點，拿回來多一點。
二、腐敗成因的經濟學分析
我們既然把腐敗看著一種經營活動，一種公權與私利交換的活動，那就讓我們來剖析三個問題：一是有市場可能嗎，即公權可能與私利交換嗎；二是作為公權主體，官員會拿公權去謀求私利嗎；三是利用公權謀得到私利嗎。
（一）腐敗交易[5]的市場可能：權力總是傾向腐敗
如今，腐敗是重要的新聞內容。當我們打開電視或翻開報紙收看黃金時段的新聞報道時，我們可能被大量的有關腐敗的報道弄得頭昏眼花。為什麼腐敗如此泛濫呢？這正是我們在這一部分要討論的問題。
權力傾向腐敗，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法國政治學家孟德斯鳩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定理。」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克頓也曾指出，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卡洛斯·艾伯特·羅贊斯基指出：「腐敗是一種所有社會都出現的症狀，它既可見於最龐大的上層建築，也可在最微小的團體中找到痕跡。」權力與腐敗，猶如月光下人與其影子，凡權力所在之處，腐敗必定形影不離。權力傾向於腐敗，絕對的權力傾向於絕對的腐敗，這可以從權力的交換性和供求特點得到證明。
1、權力是一種可交換的社會資源
權力是什麼呢？德國的馬克斯·韋伯認為「權力是某種社會關系中一個行動者將處於不顧反對而貫徹自己意志的概率，不管這種概率所依據的基礎是什麼。」美國的一個學者則表達了這樣的看法，「對於權力，我的直接看法是這樣的：在A能使B做本來不願做的事情這個范圍內，A對B擁有權力。」 R.H.陶奈認為，權力可以被定義為一個人（或一群人）按照他所願意的方式去改變他人或群體的行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為按照他所不願意的方式被改變的能力。可以說，權力意味著一種對其他人的一定強制、支配和控制，意味著掌權者的行為相對於其所作用對象的優位。英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帕森斯認為：「權力關系也存在互惠關系的可能性。」因此，權力從來就是不夠分配的緊俏品，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人嚮往它，覬覦它，為了它拼得死去活來。
權力的可交換性，是指權力作為一種外在型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通過權力主體的更換而發生轉換。權力主體所擁有的權力，是外在於自己的利益，當他履行相應公共職務時，他就有權力，當他離開這一職務時，則會喪失權力。這就是民間常說的「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當權力主體擁有權力時，他就能「一呼百應」；當他離開了權力，就會「風光不在」了，這會讓權力主體產生強烈的失落感，從而導致權力的異化，就是指權力主體把自己所掌握的權力作為「商品」用以交換私利，即權力腐敗。
2、權力的需求與供給的無彈性
從普遍意義上看，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任何市場的發展壯大都由需求所決定。由於權力具有凌駕於社會之上以及一定的職責范圍內具有絕對的支配力的特徵，一方面使得人們嚮往權力，追求權力，對權力產生了強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代行公共權力的人，也容易被權力所具有的特徵所迷惑，容易把人民的權力當成他自己私有的東西，並憑借著手中的權力進行權錢交易，將他人財產和公共財產據為私有。通過對公共權力的不合理使用來滿足人們對權力的需求。
我國長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及我國傳統思想和我國的社會制度，都導致黨領導下的政府成為權力壟斷主體。而一個公職人員在一定時期內擁有的權力是一定的，許可權是一定的。出於理性他為獲取更多、更高的個人利益，必將權力「價格化」。價格隨用權對象的不同是變化的，而權力擁有者又是一定的。這就形成了權力供給的零彈性。面對這種情況，「經濟人」必然會擴大許可權或提高「價格」，同時對於權力效益的需求者來說只要價格在其承受范圍內（一般以邊際成本成本=邊際收益為限）則不會顧及其高低，而權力所有者也抓住權力需求者這一心理，更多為自己創造獲取有價值事物的機會，從而使腐敗的產生成為了必然。
（二）腐敗交易主體分析：官員也是「經濟人」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性善和性惡的爭論，但無論哪派都認為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無論是信奉性善還是性惡，大家都普遍認為，政府是超越一切私利之上、專求社會福利的超然組織，政治家和政府官員都是大公無私的聖人，是以促進公共利益為惟一目的的「公共人」。但實際是否是這樣呢？現實中以人性善為假設而構建的權力運行機制由於過於信賴人的自律，由於嚴重脫離自利人性的現實，為腐敗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以至於腐敗情形泛濫。
1、「經濟人」理論簡述
現代生物學證明，生物的本性是自利的，否則無法在自然的殘酷選擇中生存下來。人作為生物的一部分，更是經歷了無數的自然選擇才進化到今天的人類。因此，人的原始本性即其自然的生物性，必定是自利的，人總是為自己著想、力圖追求自己慾望的實現。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經濟人」理論成為了西方經濟學大廈的理論基石。這一理論認為，人類存在著盡可能增加自身利益的意願，「經濟人」就是指個人以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或以極大化的個人的效用作為做事最基本動機的人。正如亞當.斯密所說：「每個人都在力圖應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生產品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來說，他並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進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個人的安樂，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在這樣做時，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一種目標，而這種目標決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11]經濟人理論主要包含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內涵：一是人的自利性，即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打算，總是在追求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東西。這種價值物，只要是個人覺得值得追求的，既可以是物質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質利益。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則，即人們總是尋求對自身利益的最大程度滿足。經濟人能夠通過成本—收益分析，權衡比較每種方案的利弊得失，採取最有利的行動，從而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三是人的理性假定，即人具有理性的知識和計算能力，能夠收集必要的信息，對備選方案進行比較，會做出能更好地滿足自身偏好的選擇。
在經濟人的適用范圍上，公共選擇學派對其發展有了重大突破，把「經濟人」假設應用於政治領域，認為個人在政治活動和集體選擇過程中，同樣追求的是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公共選擇學派的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布坎南指出，沒有理由相信，同一個人，在私人領域或經濟活動中，追求個人利益及其最大化，而到了公共領域，或政治活動中則追求公共利益及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同樣，由政治家和行政官員所組成的政府也是具有個人利益的組織。公共選擇理論將「經濟人」理論推廣到政治領域，使我們可以很好的解釋官員腐敗現象。由於公共決策者的「經濟人」特性，政策過程中，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驅使他們制定出利己的政策，導致腐敗現象的產生。
最近，一個對縣(處)級領導幹部進行的調查顯示，「理性經濟人」是領導幹部的基本人性特徵。[12]幹部隊伍為崇高理想奮斗的思想相對淡薄了，其人生價值觀有較強的功利化傾向。如急功近利的思想，不考慮實際需要和效果搞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等等做法；或者在遭受挫折情況下，變得不思進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甚至專為小集團利益和個人利益作打算等等。例如，66.6％的人認為自己的班子是「績效型班子」。如果自己主抓的工業園項目，而該項目列入國家調控的對象，那麼，真正願意清理的只佔30.6％，甚至有11.1％的人選擇「為了當地經濟甘冒風險也要繼續搞下去」。而其下級認為他們的這一傾向更強烈，即願意清理的只佔14．3％，甘冒風險做下去的佔28．6％。作風問題中最大的是形式主義，佔53．8％，功利主義為30．8％，如果認真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形式主義是做給人看的，實質上還是功利主義。
2、官員面臨選擇
一個社會無論有多少資源，總是有一個有限的量，相對於人們的無限慾望而言，資源量總是有限的，不足的，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稀缺性」，稀缺性決定了每一個社會和個人必須作出選擇。選擇就是要實現有限資源下的最大化。在按照這種思路做出選擇時，人們往往把收入最大化、利潤最大化，或者其他利益的最大化作為目標，官員也不例外，他也面臨選擇：一是公共決策與官員自身利益的選擇，二是腐敗與廉潔的選擇。
公共決策與官員的私人利益之間存在著矛盾。一方面，公共決策越正確、越及時，組織的利益越大，作為這個組織的掌權人所分享的收益也相應越大，不僅如此，官員還可以從中獲得比一般成員更高更大的收益（或效用），如對官員政績的物質獎勵、職位的晉升等。相反，公共決策的效果越差，官員的損失也許比組織內的其他成員更大。這是矛盾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公共決策與官員的私人利益之間又存在著沖突：這種沖突源於公共決策的組織成本和收益與官員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存在著差異和背離。並非每一公共決策都能同時實現公共組織的收益和具體決策人的收益最大化，因此便存在組織機構與官員兩個不同的目標：組織收益最大化和官員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缺乏有效的監督的情形下，官員會利用其手中的權力，根據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來做公共政策抉擇，這種抉擇有可能以犧牲組織機構的目標為代價。在官員的行動中有兩種表現方式：一是具體決策人的偷懶動機和搭便車行為，這屬於失職或瀆職范疇；二是具體決策人利用職權之便直接為自己謀私利，其方式包括侵吞公共財產和利益以及收受賄賂等，這便是腐敗了。
當公共利益與官員自身利益發生沖突時，就會出現腐敗機會或誘因，即官員濫用公共權力為個人或集團謀取利益。當出現腐敗機會或誘因時，官員通常有兩種選擇：腐敗或是廉潔。如果代理人選擇廉潔，他將得到相應的報酬，包括即期收入和未來的預期收入，加上作為一個廉潔官員的道德滿足感。即期收入包括官員的工資、津貼和獎金等收入，預期收入包括住房、養老金、醫療保險等。道德滿足感是一種效用函數，它與官員本人的思想品質及社會責任感有關，也與社會風氣和社會贊譽有關。對於那些具有高度「為人民服務」思想、利他型的官員來說，他們可能在腐敗問題上的立場十分堅定，這樣他們道德滿足感的效用函數就很大，甚至可能是無窮大。
如果官員選擇腐敗，他獲得直接賄賂收入，但是他將為此付出各種成本。腐敗的成本主要包括兩個部分：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顯性成本指的主要是腐敗的直接投入；隱性成本由多種因素決定，包括法律處置成本（法律成本）、經濟處罰程度（經濟成本）、精神或名譽損失（精神成本）、未來收益損失（養老金、住房和醫療保險等），以及貪污受賄所付出的道德代價。他的效用函數比較復雜，存在兩種可能的結果，這取決於被查處的概率和逃避的概率。
無論官員選擇什麼，都是基於自己條件所做出的理性選擇。腐敗是否是一種經濟理性選擇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腐敗是理性行為。我們經常在電視和報紙上看到那些身陷囹圄的腐敗分子痛心疾首地說，自己一時糊塗，做了錯事，現在追悔莫及，然後就對著鏡頭擠眼淚。腐敗分子的這番表白即是說他們從事腐敗勾當是一時失去理智的感情沖動，不是理性行為。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他們還象在台上用大話誆老百姓一樣對我們說謊。選擇腐敗或放棄腐敗是在約束條件和風險偏好既定的情況下個人的絕對理性行為。對一個人來說這是人生的很大的抉擇，不可能靠一時沖動來決定。其實，他今天選擇說謊也是理性行為，因為他試圖使自己的腐敗成本——懲罰最小化。實際上，腐敗是一系列苦心經營的商業活動，每一步都存在獲利與風險的計較，如果稍有不慎，就會蝕本，甚至埋下禍根。

E. 兩位經濟學家郎咸平VS厲以寧，大家評價一下

郎咸平是一大學教授，文人風氣十足，其中還帶點不喂強權，很能代表民間心意 因在FT中文網撰文發表《與其「仇富」 不如「仇腐」》，郎咸平教授關於「中國這一輪房價和糧價上漲緣由腐敗」的觀點，目前在中國引起廣泛的爭議，一邊是主流經濟學家的「一邊倒」反對，而另一方面，網上的公眾紛紛「挺郎」。 「這只能是亂說一氣，完全沒有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袁鋼明認為，房價上漲不能很簡單地歸納為腐敗，腐敗只是房價上漲的一點因素，目前中國的土地價格確實還有不透明現象，不合理的交易還存在，但這並不是主要原因。 袁鋼明認為，目前的房價上漲主要還是調控力度不夠，而房地產調控現在無效，主要是政府在權衡，房價上漲，有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並不是調不下去，主要是政府在權衡利弊，並沒有用心去調。 袁鋼明認為，目前的房價還比較合適，不是調不動。從統計數據來看，價格還湊合，在政府的調控范圍內。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易憲容也表示，將房價和糧價上漲歸咎於腐敗這個觀點完全沒有道理，實際原因不是這個，房價上漲，腐敗僅是一點原因。 易憲容認為，房價的上漲，一方面是由於經濟增長，另外，還有外資的流入，消費者不理性，銀行的過度放貸，以及政府的業績工程，也是推動房價上漲的重要原因。 「只能說他對中國的實際情況不了解，將房價上漲歸咎於腐敗不能說明問題。」他說。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祝寶良則提出，房地產上漲有腐敗因素，但不可能全是腐敗的原因，腐敗又不只是今年，年年都有啊，為什麼前些年不漲，而這兩年上漲？他同時認為，糧價基本和腐敗沒有關系，這輪糧價上漲主要原因很多，一是國際糧價上漲，帶動了國內糧價上漲，另外前段時間糧價下跌較多，以及國家為了農民增收，也希望糧價有所上漲，這些因素都是推動糧價上漲的原因。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張力群也不贊同郎咸平的觀點。糧價和房價上漲和腐敗關系不大，房價上漲主要是需求旺盛推動，而土地又受限制，不可能很快增長。而糧價這次也漲得不多，只是短期的市場波動，不可能持續上漲。 不過，與很多經濟學家的意見不同，郎咸平的觀點在公眾得到了支持與激烈回應。 郎教授所言一語中的，道出了中國現在社會百姓住房難的瓶頸所在，希望政府能夠以更大的決心，大家團結起來，一同打擊貪官污吏。 而厲以寧則專門從事經濟領域研究，在宏觀經濟領域破有建樹，但是某些不足他批評的聲音沒有郎咸平那麼尖銳，相對圓滑一點

F. 貪污犯罪的論文怎麼入手

首先確定論文題目，其次擬定論文體系，再者就是收集相關的論文素材進行內容勾畫即可

G. 我為什麼喜歡經濟學

我喜歡經濟學，是因為我感覺學習經濟學會給人一種用另一種眼光看世界的能力！經濟學的思維方式與其他學科有些區別，就在於它分析問題的角度與眾不同，它分析問題很抽象，但不全面。它主要是教會人們如何用一種新的角度來看問題，但我想最主要的是辨證的看問題。就像謝作詩，謝老師說的那樣：高手看世界永遠是和諧的！就是因為高手能看到事物的兩面性，所以感覺一切都是和諧的，公平的！就比如拿腐敗來說吧，相信每個人都會在公眾環境下大罵腐敗！罵腐敗正常，但是往往人們罵的不是腐敗本身而是罵腐敗的人，相信一個正常的經濟學家是不會這樣罵的，因為他頌搜們知道腐敗的心理是人的正常心理。不要否認，如果你現在當上莫莫局的局長的話，你會不會腐敗呢？（如果你可以不在我面前說的話）我敢肯定的說我會的，現實一點，在這個世界上有誰願意為別人而損害自己的利益的？！也許你會說自己愛的人，那麼如果你愛的人不愛你而註定和別人走你還會那樣只是付出嗎？是的，每個人都是利己的這是經濟學研究的基礎。既然這樣我們還有必要罵莫莫人晌悶腐敗無恥之類的話嗎？是不是很沒不要？！不過我們是可以批判腐敗的現象的，那麼我們為什麼不把視角放在社會的制度上呢？何必要針對莫些腐敗的人呢？制度搞好了還會有腐敗的現象嗎？所以我們在以後評價或是考慮莫些現象時還是把自己考慮進去能更好的把握事情的來龍去脈。所以說學經濟學的人說話能給人一種成熟而又不空洞，客宴櫻彎觀而有不散亂的感覺。有人說學經濟學的人說話少有漏洞，每一句話都很嚴密，而切很少說話（廢話）。是的就拿「也許」這個詞來說吧，學經濟學的人是不會輕易說「也許」這個詞的因為說也許就是本身就是對自己說的話的一種不肯定，那麼你為什麼還要說出來呢？你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了不是嗎？要不說「是」或是「不是」不要和我說也許！言都有散話多畢失！所以沉默也是自我的陶冶。就不再多舉例子了，所以我認為經濟學最主要的還是教人怎麼去用辨證的方法來看待事物，去為人處事。就是因為經濟學本身是研究人類行為的一門學科而不是科學。

H. 求小論文一篇 對生活中的一種現象做經濟學分析

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社會形態的漸進轉型，腐敗之風呈現蔓延、擴張趨勢。
作為一種病態（Unhealth）經濟現象，腐敗在表現形式上具有多樣化特點。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腐敗產生的經濟學根源進行了分析：腐敗主體（腐敗者）自身分析；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產生腐敗的經濟原因；體制轉換時期法制建設滯後，權力制衡約束力量軟化，缺乏獨立監督體系。
腐敗危及政府形象，影響經濟改革政策執行、實施，嚴重惡化經濟環境，導致社會經濟的「內耗」，阻礙經濟增長。
基於此，作者認為應當通過「制度創新」途徑遏制、削化腐敗，並且倡導建立一門新型經濟學科——「腐敗經濟學」，嘗試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這一人類社會的共存現象進行分析、研究。
一、腐敗——種病態經濟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社會形態的漸進轉型，腐敗，也像瘟疫一樣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從1982年起，中國共發起五次「嚴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時至今日，全國范圍的腐敗之風非但沒有抑制住，反而呈現出規模增大、頻率加快趨勢。（見圖表1、圖表2）
從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95818人，追回贓款、贓物計25．8億元，涉及縣處級638人，廳局級38人，省部級4人。
而從1993—1997年，全國共立案查處違法違紀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偵查貪污案102467件，賄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職守案22211件。通過辦案為國家和集體挽回經濟損失229.2億元。五年中共起訴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縣處級領導幹部2903人，廳局級幹部265人，省部級幹部7人。
1998年檢查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過辦案為國家和集體挽回直接經濟損失43.8億元。共立案偵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級幹部、103名廳局級幹部和1714名縣處級幹部涉嫌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等50萬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過辦案為國家挽回直接經濟損失40.9億元。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幹部2061人，廳局級幹部136人，省部級幹部3人。
世紀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敗分子「前赴後繼」、大案要案頻傳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因行賄受賄被判處死刑，繼而又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因收受3700萬元巨額賄賂而被送上斷頭台，緊接著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被公諸於眾，這是建國以來查處的涉案金額特別巨大、案情極為復雜、危害極其嚴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貨物價值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人民幣300億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處死刑，25名涉案黨員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其中包括8名廳級幹部。
這些數據警醒我們：中國的腐敗速度正以遠遠超出GDP增長速度「同步逼進」：一方面腐敗主體由中低權力層向高層甚或最高權力層蔓延、滲透、擴張；另一方面，腐敗數額呈現高額、巨額特徵，具有驚人化、高速化發展趨勢。（見圖表3）
數字，令人振聾發聵；現實，更加觸目驚心。
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為社會經濟不穩定的「重磅定時炸彈」。有識之士不無憂慮地指出：今後最有可能中斷中國改革與現代化進程的因素來自惡性腐敗。
現實的嚴峻和嚴峻的現實迫使我們從經濟學角度對腐敗這種病態（Unhealth）經濟現象進行理性分析與冷靜思考。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腐敗是指公職人員為實現其私利而違反公認規范行為。該定義的假定條件是一國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敗是違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種與權力相關的活動，適用於現代市場經濟國家。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腐敗是一種「制度化逃避」現象。這里，制度化是指社會行為符合社會規范體系（即具體社會制度和規章制度）的程度以及與之相符合的過程，亦即制度的制定與實施的狀況。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腐敗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之間的交換，實質是「權錢交易」。馬克思說，貨幣是特殊商品，其實在特定經濟條件下權力是一種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由於示範效應的結果，只要有一個人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撈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會跟著這樣干，在消
費慾望極高而消費水平極低情況下，就會出現一種被稱為「權力泛化」的社會現象。商品交換被「權利交換」所取代，而權力已經成為一種特殊商品，「權力上市」促成了權錢交易的實現，進而確立了權利交換關系。在與其它商品，包括貨幣這種特殊商品交換時，權力具有連續的交換價值。用權力和社會做
生意，百分之百賺錢，簡直可以說是一本萬利。
本世紀70年代，美國的澤.布坎南等學者提出一種「尋租理論」，他把種種生產要素供求差價及優惠條件，亦即支付給要素所有者的報酬中，超過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報酬的那一部分，稱作「租金」。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預市場的結果。「尋租活動」就是指企業為了尋求租金，向政府官員行賄以獲得這些差價。通俗地講，尋租就是用較低的賄賂成本獲取較高的收益或超額利潤。澤.布坎南認為，要克服「尋租」現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權力對市場干預和管制，通過市場開展公平競爭。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理應有明確規范，提高透明度。
腐敗雖然給尋租人帶來收益，但並不增加社會財富，相反卻增加全社會的交易成本，消耗相當部分的社會經濟資源，使得資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資源嚴重浪費，導致社會經濟的「內耗」。由於尋租活動具有示範效應，導致腐敗惡性化。尋租者不需通過市場競爭和技術創新，輕而易舉地獲得高額甚至超高額利潤，這為尋租者提供強烈激勵，同時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尋租活動，造成更大范圍的腐敗蔓延。
作為通過權力上市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資源和公共財富非理性侵吞和佔有的反經濟行為，腐敗這種病態經濟現象，不是基於對社會經濟資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會造成對經濟秩序的震盪與破壞。腐敗是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種反動。
二、腐敗的主要表現形式
在形式上，腐敗具有多樣化特點，主要有以下幾種：貪污，賄賂，以權謀私，生活腐化，揮霍國家資財，為特殊利益者提供優惠便利，任人唯親，兼職經商，嚴重失職、瀆職，徇私舞弊等。
從1988一1998年這10年中，在社會坐標圖上，貪污賄賂案件呈曲線上升趨勢，此間全國檢查機關根據群眾舉報立案偵查的各類職務犯罪案件共計64.2萬件，查處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6100餘人。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往往對以權謀私、行賄受賄等腐敗行為深惡痛絕，而對危害同樣嚴重的官僚主義、失職瀆職行為並未引導起足夠的關注和重視。
1991年，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玩忽職守案件高達3189件，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多達8.3億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有26萬余元之多。同樣，經全國各級紀檢部門處分犯有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錯誤的黨員幹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標准僅局限在10萬元以上。
據有關人士最保守評估，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等腐敗行為，一年給國家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至少也在十幾億到二十億元，加上間接經濟損失，估計約有30個億。驚人的數字意味著全國12億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錢來填補因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所造成損失的經濟「黑洞」，意味著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萬名職工一年勞動成果被付之東流。
從某種程度上說，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甚至要比貪污受賄、以權謀私行為給國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大、更多、更慘重。
三、產生腐敗的經濟學根源分析
（一）從腐敗主體（腐敗者）自身分析。
l、慾望的無限膨脹及擴張超過「慾望滿足均衡點」，此時佔有欲處於強勢、統馭狀態。
在市場經濟中，官員作為經濟人具有自利性動機，以慾望的滿足為追求目標，而人的慾望是經濟行為的原動力。在經濟學中，理性的經濟人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員具有自利動機並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費慾望極高而消費水平極低情況下，人的慾望無限擴張趨勢和社會經濟滿足慾望實際狀態之間差別不斷加劇，意味著人的「滿足慾望壓抑」的增強。為了彌補這種差別，人們便產生了「補充壓抑」需要。於是在利益動機驅動下，腐敗主體慾望逐漸逼進或超出「慾望滿足均衡點」，而這種慾望的滿足要通過權力上市和權錢交易的順利完成來得以實現。
2、自利性動機擴張一（導致）公共權力異化一（獲取）個人特殊利益一（誘導）尋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權力拜物教」（「拜權主義」）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由於公職人員自利性動機擴張，他有可能將公共目的（利益）轉變為他的個人目的（利益），當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的時候，實際上的公共權力異化便出現了，其實質是將國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變為官員個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員個人獲得了特殊利益。這種現象誘使人們去「尋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買官」，然後又以官撈本。權力和官位在這里代表著名利，在權、錢的關繫上，權力占居主導地位，從而使權力蒙上一層神秘色彩和誘人光環，權力大小和職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價值標准。於是，「權力拜物教」（「拜權主義」）在整個社會盛行開來。因為人們深信，不經濟怎麼改革，只要政府還管經濟，權力就永遠是最有價值的財富。
3、主體行為的示範效應，導致腐敗惡性化。
尋租活動具有惡性循環趨勢。由於尋租活動具有學習示範效應，其本身是企圖獲得一種壟斷和特殊利益，破壞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門就會感到「吃虧」，進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幹白不幹」，這樣促使更多的人參與尋租活動。由此出現從上到下，從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廣泛的腐敗。
（二）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基於經濟特權與壟斷權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競爭，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造成的價格扭曲和價格雙軌制，國有經濟產權模糊形成產權虛置、資產流失，以及市場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誘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投機心理等，都是腐敗產生的經濟原因。
l、權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競爭。
前面講過，權力上市促成了權錢交易的實現，進而確立了權利交換關系。一旦這種違反公平競爭原則、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經濟特許權或壟斷權作為市場要素投入市場，便具有連續的交換價值，並且保證百分之百賺錢。
而這一切與經濟學中的「機會均等」原則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場經濟中，競爭是創造個人收入的機制，只有在平等基礎上的競爭所帶來的收入才能被認為是真正符合「等量貢獻獲得等量報酬」的第二平等原則。競爭，通俗地說就是人們在市場上的競相爭先以及人們為此付出的努力。所謂的「競爭基礎」其實是指個人參與競爭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產要素產權的大小，個人找到和進入競爭場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競爭過程中「裁判」的執法在每個人之間保證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們又把競爭基礎的平等稱之為獲勝機會的均等，即「機會均等」。
權力作為市場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經濟的強暴力造成了機會不均等和不公平競爭，它使各經濟主體一開始便處在不同的起跑線上，因此獲勝機會對不同主體來說是不可能均等的。
2、價格扭曲和價格雙軌制。
改革以來，在市場經濟轉型條件下，政府過度干預造成價格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仍存在少數商品價格雙軌制。隨著市場化程度的迅速擴大，商品價格雙軌制正趨於向市場價格單軌制過渡。目前農副產品價格、社會商品零售額價格、生產資料價格中由國家直接控制或者計劃指導的比重已經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這就為尋租者提供了相應的市場活動空間。
3、國有經濟產權模糊，導致產權空置和資產流失。
這里產權指的是企業資產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的統稱，即企業資產的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相分離。現實中由於國有經濟產權關系的模糊，導致「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落空，而國有資產運營及保值、增值有效監督機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業對出資者不承擔資產的保值增值責任，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浪費現象。傳統的國家所有是理論上的公有（所有權虛置），現實中的空有（造成經營者對生產資料的離異），這種產權責任主體模糊不清，是與現代市場「企業所有，經營者權、責、利界定明確，二者各司其職，共同配合，保證企業有效營運」要求相悖的。
4、市場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勢必使人們在心理上存在著個人慾望膨脹與擴張，誘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投機心理。
（三）體制轉換時期法制建設滯後，權力制衡約束力量軟化，缺乏獨立監督體系。
在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過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規已不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規尚未出台，導致法律空缺滯後，直接影響經濟秩序和經濟主體行為的規范化。加之受部門利益比較均衡化的驅使，司法機關一些掌權人利用手中的權力以法謀私、貪污受賄，走上執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導致司法腐敗。
體制轉換時期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權力制衡外部力量軟化，約束機制懸空，使得權力失去有效的監督制約，從而導致權力泛化、濫用，使其作為要素進入市場，權錢交易盛行，造成尋租活動和腐敗的滋生與蔓延。
四、腐敗的經濟破壞性與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響經濟改革政策執行、實施。
貪污、賄賂、以權謀私等腐敗行為，扭曲政府的經濟政策、國家法律法規，破壞其執行、實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壞改革開放聲譽。而行業不正之風，又使作為經濟主體的企業和勞動者重負難堪，進而挫傷其生產積極性，在社會上產生動盪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場經濟轉型中腐敗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經濟污染，嚴重惡化經濟環境。
市場經濟是商品化、貨幣化經濟。一切商品是由金錢來衡量、買賣，金錢往往越界，對權力產生極大的腐蝕性。由於權力的上市，使得市場經濟秩序和經濟主體行為扭曲，導致市場競爭一開始就處在不同的起跑線，機會均等原則在權力要素麵前顯得無可奈何、蒼白無力。這種非經濟的強暴力直接導致市場化改革步伐與進程放緩，嚴重惡化經濟環境，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經濟污染。腐敗的惡性化趨勢甚至可以斷送中國改革與現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導致社會經濟的「內耗」，資源配置低效和嚴重浪費，並使公共財富受到掠奪和破壞，公眾利益直接受損。
腐敗雖然會給尋租者帶來個人收益，但卻增加了全社會的交易成本，消耗相當部分社會經濟資源。它不是以「看不見的手」來對經濟資源進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來獲得部門壟斷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經濟主體在競爭中受損。經濟資源配置低效和嚴重浪費，使得社會財富在不均等競爭中受到破壞和掠奪，而公眾利益直接受損。
（四）腐敗現象妨礙私人投資，阻礙經濟增長。
腐敗造成經濟環境污染，使得投資者對市場望而卻步，一些本應付諸實施的投資項目也因此「流產」。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在不平等競爭機制下顯得猶豫不決，投資曲線呈左下趨勢，而經濟的增長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敗的經濟學途徑
（一）「制度創新說」
一些學者認為，現行中國社會腐敗是與市場經濟轉型過程相關的，包括制度缺陷、體系變動、法制不完善等，當腐敗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時，必須以制度創新鏟除滋生腐敗的溫床和土壤。
所謂「制度創新」，就是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包括取消價格雙軌制，取消經濟特權，取消經濟壟斷，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和貿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糾正政府過度干預，減少政府失效程度。通過堵塞經濟體制中的漏洞，鏟除滋生腐敗現象的溫床。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反腐敗與市場化改革並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對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
（二）「標本兼治，綜合治理」說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所謂「標」就是已經形成的腐敗現象，所謂「本」就是腐敗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體制、機制、法制、思想、世界觀問題，是帶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標就是懲治腐敗現象，治本就是消除腐敗現象產生的基本原因，鏟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標和治本，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促進。
而在治標與治本的著力點上，又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應加大治本力度，以「預防為主」；第二種觀點認為，應根據腐敗現象的特點與反腐敗斗爭的形勢，確定治標與治本的對策以及各工作機構的任務，做到各有側重；第三種觀點認為，在當前腐敗還沒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夠的情況下，要繼續著重治標，同時，要加大治本力度，並使兩者緊密結合。
（三）「國際反腐敗協議公約」說
由於腐敗問題正在國際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國際上採取有力的反腐敗措施，達成國際反腐敗協議，對成員國國內企業賄賂外國政府官員也要進行懲罰。而持反對觀點的學者則認為，雖然誰都明白腐敗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後果，但國際社會難以採取共同行動，因為在國際性腐敗中存著一種經濟學家所說的「囚徒困境」，所有有關方面都可以從沒有腐敗的世界得到好處，但是，促使一個國家單方面採取反腐敗措施的刺激卻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國社會現階段尋租活動的猖獗，從制度上講，主要是源於資源分配權掌握在各級政府手中。與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相比，資源配置不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承擔，而是由各級政府代行市場功能來進行資源配置，從而使權力這只嚴重變形的手介入國家資源配置，導致腐敗現象叢生，尋租活動蔓延。
基於此，本文認為，應當通過「制度創新」途徑來遏制、削化腐敗。這里的『制度創新」包含五個層面：一是經濟制度創新，即推進市場化改革，創造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二是政府行為改革，即政治權力從經濟活動中退卻，或者如哈耶克所講，社會與國家應分開；三是法律體系的健全與完善，即加強法制建設，真正朝「依法治國」方向邁步；四是構建強有力的權力制衡機制和新聞監督體系，對尋租活動說「不」；五是國民意識創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體素質，樹立、倡導國民「納稅人」意識、民主意識、憂患意識。
作為現代化與現代市場經濟的後來者，中國可以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花費上百年時間，付出巨大代價不斷發展完善的制度創新經驗，包括制度框架、經濟體系和法律規范，為我所用，發揮所謂的「後發優勢」。
六、創立「腐敗經濟學」的緊迫性
在當今文明社會，貪污腐敗現象被人們視為公敵，稱作「灰色瘟疫」。環顧全球，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也無論是在哪一種社會制度下，腐敗現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嚴重地危害著社會和公眾利益。
當中國政府高舉「反腐倡廉」大旗向腐敗現象毫不妥協宣戰的時候，世界上其他國家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驚呼「狼來了！」。德國《經濟周刊》曾以「賄賂風行全球」為題向世人警示——腐敗問題正在國際化。面對腐敗的滋生與蔓延，國外的經濟學家們不無堪憂地指出，腐敗現象妨礙私人投資和經濟增長，會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後果。因此國際社會應當採取強有力的反腐敗措施，進而達成國際反腐敗協議，向腐敗這種病態（Unhealth）經濟現象舉起「達摩克利斯劍」。
腐敗，危及政府形象，影響經濟政策的執行、實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為社會經濟不安定因素。腐敗的滋生與蔓延，成為最大的社會經濟污染，嚴重惡化社會經濟環境。正如投資風險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樣，腐敗作為一種經濟現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將其控制在最小范圍、最低程度之內，使社會經濟資源在市場化、規范化基礎上得到較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經濟學界應該像醫生那樣，對處於病態的社會機體及時進行治療，使之早日恢復健康。
由此看來，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這一人類社會的共存現象進行分析、研究，已勢在必行，而作為研究腐敗現象產生根源、表現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徑的新型經濟學科——「腐敗經濟學」的創立，應該真正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I. 軟性腐敗會給公司完成哪些損失和危害

財富說。
財富說是一種年代最早、歷史最長，持有人數最多的經濟學對象理論。^A古希臘羅馬學者的經濟思想．到新古典經濟學以前的多數經濟學家都有這種對象理論。
古希臘羅馬的思想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通篇都是研究家庭財富及其增長問胚。重商主義者對研究財富的熱情，超過了他們的先輩。他們以財富為中心研究了財富的形式(金銀)、產生(流通領域)和增長途徑(開採金銀和對外貿易)等問題。
古典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對象也多為財富說。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在著作中，把如何增加國家稅收，如何增加國家財富作為研究對象，在他的(賦稅論)中提出了「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的著名論斷。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是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以及財富增長之道的。大衛-李嘉圖遵循斯密的財富對象理論，但特別重視財富的分配問題，他把財富的分配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一書中也指出，政治經擠學是「闡明財富怎樣生產、分配與消費」的科學。
據此，他把政治經濟學分成生產、分配和消費三大部分加以論述，創立了三分法。詹姆士·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綱要)中，繼承和發揮了薩伊的三分法，提出了四分法對象論，即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歸結為研究財富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一般原理。

J. 毒賭黃、貪污腐敗、浪費污染、惡霸橫行是哪個時代的產物計劃經濟時代，還是市場經濟時代

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社會形態的漸進轉型，腐敗之風呈現蔓延、擴張趨勢。
作為一種病態（Unhealth）經濟現象，腐敗在表現形式上具有多樣化特點。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腐敗產生的經濟學根源進行了分析：腐敗主體（腐敗者）自身分析；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產生腐敗的經濟原因；體制轉換時期法制建設滯後，權力制衡約束力量軟化，缺乏獨立監督體系。
腐敗危及政府形象，影響經濟改革政策執行、實施，嚴重惡化經濟環境，導致社會經濟的「內耗」，阻礙經濟增長。
基於此，作者認為應當通過「制度創新」途徑遏制、削化腐敗，並且倡導建立一門新型經濟學科——「腐敗經濟學」，嘗試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這一人類社會的共存現象進行分析、研究。
一、腐敗——種病態經濟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社會形態的漸進轉型，腐敗，也像瘟疫一樣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從1982年起，中國共發起五次「嚴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時至今日，全國范圍的腐敗之風非但沒有抑制住，反而呈現出規模增大、頻率加快趨勢。（見圖表1、圖表2）
從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95818人，追回贓款、贓物計25．8億元，涉及縣處級638人，廳局級38人，省部級4人。
而從1993—1997年，全國共立案查處違法違紀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偵查貪污案102467件，賄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職守案22211件。通過辦案為國家和集體挽回經濟損失229.2億元。五年中共起訴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縣處級領導幹部2903人，廳局級幹部265人，省部級幹部7人。
1998年檢查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過辦案為國家和集體挽回直接經濟損失43.8億元。共立案偵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級幹部、103名廳局級幹部和1714名縣處級幹部涉嫌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等50萬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過辦案為國家挽回直接經濟損失40.9億元。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幹部2061人，廳局級幹部136人，省部級幹部3人。
世紀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敗分子「前赴後繼」、大案要案頻傳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因行賄受賄被判處死刑，繼而又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因收受3700萬元巨額賄賂而被送上斷頭台，緊接著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被公諸於眾，這是建國以來查處的涉案金額特別巨大、案情極為復雜、危害極其嚴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貨物價值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人民幣300億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處死刑，25名涉案黨員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其中包括8名廳級幹部。
這些數據警醒我們：中國的腐敗速度正以遠遠超出GDP增長速度「同步逼進」：一方面腐敗主體由中低權力層向高層甚或最高權力層蔓延、滲透、擴張；另一方面，腐敗數額呈現高額、巨額特徵，具有驚人化、高速化發展趨勢。（見圖表3）
數字，令人振聾發聵；現實，更加觸目驚心。
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為社會經濟不穩定的「重磅定時炸彈」。有識之士不無憂慮地指出：今後最有可能中斷中國改革與現代化進程的因素來自惡性腐敗。
現實的嚴峻和嚴峻的現實迫使我們從經濟學角度對腐敗這種病態（Unhealth）經濟現象進行理性分析與冷靜思考。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腐敗是指公職人員為實現其私利而違反公認規范行為。該定義的假定條件是一國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敗是違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種與權力相關的活動，適用於現代市場經濟國家。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腐敗是一種「制度化逃避」現象。這里，制度化是指社會行為符合社會規范體系（即具體社會制度和規章制度）的程度以及與之相符合的過程，亦即制度的制定與實施的狀況。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腐敗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之間的交換，實質是「權錢交易」。馬克思說，貨幣是特殊商品，其實在特定經濟條件下權力是一種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由於示範效應的結果，只要有一個人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撈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會跟著這樣干，在消
費慾望極高而消費水平極低情況下，就會出現一種被稱為「權力泛化」的社會現象。商品交換被「權利交換」所取代，而權力已經成為一種特殊商品，「權力上市」促成了權錢交易的實現，進而確立了權利交換關系。在與其它商品，包括貨幣這種特殊商品交換時，權力具有連續的交換價值。用權力和社會做
生意，百分之百賺錢，簡直可以說是一本萬利。
本世紀70年代，美國的澤.布坎南等學者提出一種「尋租理論」，他把種種生產要素供求差價及優惠條件，亦即支付給要素所有者的報酬中，超過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報酬的那一部分，稱作「租金」。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預市場的結果。「尋租活動」就是指企業為了尋求租金，向政府官員行賄以獲得這些差價。通俗地講，尋租就是用較低的賄賂成本獲取較高的收益或超額利潤。澤.布坎南認為，要克服「尋租」現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權力對市場干預和管制，通過市場開展公平競爭。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理應有明確規范，提高透明度。
腐敗雖然給尋租人帶來收益，但並不增加社會財富，相反卻增加全社會的交易成本，消耗相當部分的社會經濟資源，使得資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資源嚴重浪費，導致社會經濟的「內耗」。由於尋租活動具有示範效應，導致腐敗惡性化。尋租者不需通過市場競爭和技術創新，輕而易舉地獲得高額甚至超高額利潤，這為尋租者提供強烈激勵，同時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尋租活動，造成更大范圍的腐敗蔓延。
作為通過權力上市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資源和公共財富非理性侵吞和佔有的反經濟行為，腐敗這種病態經濟現象，不是基於對社會經濟資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會造成對經濟秩序的震盪與破壞。腐敗是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種反動。
二、腐敗的主要表現形式
在形式上，腐敗具有多樣化特點，主要有以下幾種：貪污，賄賂，以權謀私，生活腐化，揮霍國家資財，為特殊利益者提供優惠便利，任人唯親，兼職經商，嚴重失職、瀆職，徇私舞弊等。
從1988一1998年這10年中，在社會坐標圖上，貪污賄賂案件呈曲線上升趨勢，此間全國檢查機關根據群眾舉報立案偵查的各類職務犯罪案件共計64.2萬件，查處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6100餘人。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往往對以權謀私、行賄受賄等腐敗行為深惡痛絕，而對危害同樣嚴重的官僚主義、失職瀆職行為並未引導起足夠的關注和重視。
1991年，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玩忽職守案件高達3189件，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多達8.3億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有26萬余元之多。同樣，經全國各級紀檢部門處分犯有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錯誤的黨員幹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標准僅局限在10萬元以上。
據有關人士最保守評估，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等腐敗行為，一年給國家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至少也在十幾億到二十億元，加上間接經濟損失，估計約有30個億。驚人的數字意味著全國12億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錢來填補因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所造成損失的經濟「黑洞」，意味著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萬名職工一年勞動成果被付之東流。
從某種程度上說，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甚至要比貪污受賄、以權謀私行為給國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大、更多、更慘重。
三、產生腐敗的經濟學根源分析
（一）從腐敗主體（腐敗者）自身分析。
l、慾望的無限膨脹及擴張超過「慾望滿足均衡點」，此時佔有欲處於強勢、統馭狀態。
在市場經濟中，官員作為經濟人具有自利性動機，以慾望的滿足為追求目標，而人的慾望是經濟行為的原動力。在經濟學中，理性的經濟人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員具有自利動機並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費慾望極高而消費水平極低情況下，人的慾望無限擴張趨勢和社會經濟滿足慾望實際狀態之間差別不斷加劇，意味著人的「滿足慾望壓抑」的增強。為了彌補這種差別，人們便產生了「補充壓抑」需要。於是在利益動機驅動下，腐敗主體慾望逐漸逼進或超出「慾望滿足均衡點」，而這種慾望的滿足要通過權力上市和權錢交易的順利完成來得以實現。
2、自利性動機擴張一（導致）公共權力異化一（獲取）個人特殊利益一（誘導）尋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權力拜物教」（「拜權主義」）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由於公職人員自利性動機擴張，他有可能將公共目的（利益）轉變為他的個人目的（利益），當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的時候，實際上的公共權力異化便出現了，其實質是將國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變為官員個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員個人獲得了特殊利益。這種現象誘使人們去「尋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買官」，然後又以官撈本。權力和官位在這里代表著名利，在權、錢的關繫上，權力占居主導地位，從而使權力蒙上一層神秘色彩和誘人光環，權力大小和職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價值標准。於是，「權力拜物教」（「拜權主義」）在整個社會盛行開來。因為人們深信，不經濟怎麼改革，只要政府還管經濟，權力就永遠是最有價值的財富。
3、主體行為的示範效應，導致腐敗惡性化。
尋租活動具有惡性循環趨勢。由於尋租活動具有學習示範效應，其本身是企圖獲得一種壟斷和特殊利益，破壞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門就會感到「吃虧」，進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幹白不幹」，這樣促使更多的人參與尋租活動。由此出現從上到下，從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廣泛的腐敗。
（二）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基於經濟特權與壟斷權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競爭，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造成的價格扭曲和價格雙軌制，國有經濟產權模糊形成產權虛置、資產流失，以及市場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誘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投機心理等，都是腐敗產生的經濟原因。
l、權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競爭。
前面講過，權力上市促成了權錢交易的實現，進而確立了權利交換關系。一旦這種違反公平競爭原則、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經濟特許權或壟斷權作為市場要素投入市場，便具有連續的交換價值，並且保證百分之百賺錢。
而這一切與經濟學中的「機會均等」原則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場經濟中，競爭是創造個人收入的機制，只有在平等基礎上的競爭所帶來的收入才能被認為是真正符合「等量貢獻獲得等量報酬」的第二平等原則。競爭，通俗地說就是人們在市場上的競相爭先以及人們為此付出的努力。所謂的「競爭基礎」其實是指個人參與競爭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產要素產權的大小，個人找到和進入競爭場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競爭過程中「裁判」的執法在每個人之間保證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們又把競爭基礎的平等稱之為獲勝機會的均等，即「機會均等」。
權力作為市場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經濟的強暴力造成了機會不均等和不公平競爭，它使各經濟主體一開始便處在不同的起跑線上，因此獲勝機會對不同主體來說是不可能均等的。
2、價格扭曲和價格雙軌制。
改革以來，在市場經濟轉型條件下，政府過度干預造成價格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仍存在少數商品價格雙軌制。隨著市場化程度的迅速擴大，商品價格雙軌制正趨於向市場價格單軌制過渡。目前農副產品價格、社會商品零售額價格、生產資料價格中由國家直接控制或者計劃指導的比重已經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這就為尋租者提供了相應的市場活動空間。
3、國有經濟產權模糊，導致產權空置和資產流失。
這里產權指的是企業資產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的統稱，即企業資產的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相分離。現實中由於國有經濟產權關系的模糊，導致「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落空，而國有資產運營及保值、增值有效監督機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業對出資者不承擔資產的保值增值責任，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浪費現象。傳統的國家所有是理論上的公有（所有權虛置），現實中的空有（造成經營者對生產資料的離異），這種產權責任主體模糊不清，是與現代市場「企業所有，經營者權、責、利界定明確，二者各司其職，共同配合，保證企業有效營運」要求相悖的。
4、市場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勢必使人們在心理上存在著個人慾望膨脹與擴張，誘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投機心理。
（三）體制轉換時期法制建設滯後，權力制衡約束力量軟化，缺乏獨立監督體系。
在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過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規已不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規尚未出台，導致法律空缺滯後，直接影響經濟秩序和經濟主體行為的規范化。加之受部門利益比較均衡化的驅使，司法機關一些掌權人利用手中的權力以法謀私、貪污受賄，走上執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導致司法腐敗。
體制轉換時期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權力制衡外部力量軟化，約束機制懸空，使得權力失去有效的監督制約，從而導致權力泛化、濫用，使其作為要素進入市場，權錢交易盛行，造成尋租活動和腐敗的滋生與蔓延。
四、腐敗的經濟破壞性與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響經濟改革政策執行、實施。
貪污、賄賂、以權謀私等腐敗行為，扭曲政府的經濟政策、國家法律法規，破壞其執行、實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壞改革開放聲譽。而行業不正之風，又使作為經濟主體的企業和勞動者重負難堪，進而挫傷其生產積極性，在社會上產生動盪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場經濟轉型中腐敗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經濟污染，嚴重惡化經濟環境。
市場經濟是商品化、貨幣化經濟。一切商品是由金錢來衡量、買賣，金錢往往越界，對權力產生極大的腐蝕性。由於權力的上市，使得市場經濟秩序和經濟主體行為扭曲，導致市場競爭一開始就處在不同的起跑線，機會均等原則在權力要素麵前顯得無可奈何、蒼白無力。這種非經濟的強暴力直接導致市場化改革步伐與進程放緩，嚴重惡化經濟環境，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經濟污染。腐敗的惡性化趨勢甚至可以斷送中國改革與現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導致社會經濟的「內耗」，資源配置低效和嚴重浪費，並使公共財富受到掠奪和破壞，公眾利益直接受損。
腐敗雖然會給尋租者帶來個人收益，但卻增加了全社會的交易成本，消耗相當部分社會經濟資源。它不是以「看不見的手」來對經濟資源進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來獲得部門壟斷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經濟主體在競爭中受損。經濟資源配置低效和嚴重浪費，使得社會財富在不均等競爭中受到破壞和掠奪，而公眾利益直接受損。
（四）腐敗現象妨礙私人投資，阻礙經濟增長。
腐敗造成經濟環境污染，使得投資者對市場望而卻步，一些本應付諸實施的投資項目也因此「流產」。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在不平等競爭機制下顯得猶豫不決，投資曲線呈左下趨勢，而經濟的增長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敗的經濟學途徑
（一）「制度創新說」
一些學者認為，現行中國社會腐敗是與市場經濟轉型過程相關的，包括制度缺陷、體系變動、法制不完善等，當腐敗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時，必須以制度創新鏟除滋生腐敗的溫床和土壤。
所謂「制度創新」，就是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包括取消價格雙軌制，取消經濟特權，取消經濟壟斷，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和貿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糾正政府過度干預，減少政府失效程度。通過堵塞經濟體制中的漏洞，鏟除滋生腐敗現象的溫床。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反腐敗與市場化改革並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對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
（二）「標本兼治，綜合治理」說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所謂「標」就是已經形成的腐敗現象，所謂「本」就是腐敗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體制、機制、法制、思想、世界觀問題，是帶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標就是懲治腐敗現象，治本就是消除腐敗現象產生的基本原因，鏟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標和治本，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促進。
而在治標與治本的著力點上，又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應加大治本力度，以「預防為主」；第二種觀點認為，應根據腐敗現象的特點與反腐敗斗爭的形勢，確定治標與治本的對策以及各工作機構的任務，做到各有側重；第三種觀點認為，在當前腐敗還沒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夠的情況下，要繼續著重治標，同時，要加大治本力度，並使兩者緊密結合。
（三）「國際反腐敗協議公約」說
由於腐敗問題正在國際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國際上採取有力的反腐敗措施，達成國際反腐敗協議，對成員國國內企業賄賂外國政府官員也要進行懲罰。而持反對觀點的學者則認為，雖然誰都明白腐敗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後果，但國際社會難以採取共同行動，因為在國際性腐敗中存著一種經濟學家所說的「囚徒困境」，所有有關方面都可以從沒有腐敗的世界得到好處，但是，促使一個國家單方面採取反腐敗措施的刺激卻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國社會現階段尋租活動的猖獗，從制度上講，主要是源於資源分配權掌握在各級政府手中。與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相比，資源配置不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承擔，而是由各級政府代行市場功能來進行資源配置，從而使權力這只嚴重變形的手介入國家資源配置，導致腐敗現象叢生，尋租活動蔓延。
基於此，本文認為，應當通過「制度創新」途徑來遏制、削化腐敗。這里的『制度創新」包含五個層面：一是經濟制度創新，即推進市場化改革，創造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二是政府行為改革，即政治權力從經濟活動中退卻，或者如哈耶克所講，社會與國家應分開；三是法律體系的健全與完善，即加強法制建設，真正朝「依法治國」方向邁步；四是構建強有力的權力制衡機制和新聞監督體系，對尋租活動說「不」；五是國民意識創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體素質，樹立、倡導國民「納稅人」意識、民主意識、憂患意識。
作為現代化與現代市場經濟的後來者，中國可以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花費上百年時間，付出巨大代價不斷發展完善的制度創新經驗，包括制度框架、經濟體系和法律規范，為我所用，發揮所謂的「後發優勢」。
六、創立「腐敗經濟學」的緊迫性
在當今文明社會，貪污腐敗現象被人們視為公敵，稱作「灰色瘟疫」。環顧全球，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也無論是在哪一種社會制度下，腐敗現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嚴重地危害著社會和公眾利益。
當中國政府高舉「反腐倡廉」大旗向腐敗現象毫不妥協宣戰的時候，世界上其他國家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驚呼「狼來了！」。德國《經濟周刊》曾以「賄賂風行全球」為題向世人警示——腐敗問題正在國際化。面對腐敗的滋生與蔓延，國外的經濟學家們不無堪憂地指出，腐敗現象妨礙私人投資和經濟增長，會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後果。因此國際社會應當採取強有力的反腐敗措施，進而達成國際反腐敗協議，向腐敗這種病態（Unhealth）經濟現象舉起「達摩克利斯劍」。
腐敗，危及政府形象，影響經濟政策的執行、實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為社會經濟不安定因素。腐敗的滋生與蔓延，成為最大的社會經濟污染，嚴重惡化社會經濟環境。正如投資風險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樣，腐敗作為一種經濟現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將其控制在最小范圍、最低程度之內，使社會經濟資源在市場化、規范化基礎上得到較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經濟學界應該像醫生那樣，對處於病態的社會機體及時進行治療，使之早日恢復健康。
由此看來，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這一人類社會的共存現象進行分析、研究，已勢在必行，而作為研究腐敗現象產生根源、表現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徑的新型經濟學科——「腐敗經濟學」的創立，應該真正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望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