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制度經濟學

① 經濟學觀點為什麼選擇不可避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改革之初的絕對平均主義狀態演變為九十年代以來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無論是城鄉、區域之間,還是部門、企業之間,收入差距都較大。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一）價值規律作用的結果價值規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凡是存在市場經濟的地方，就有價值規律存在並發揮作用。大家知道，價值規律的主要內容和要求是：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按價值量進行等價交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既是評價一行業內的眾多生產經營者優劣的社會標准和尺度，又是催促著商品生產經營者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無聲命令和無情的鞭子。在生產同種商品的眾多生產經營者中，符合這個標准者可以獲得正常利潤；低於這個標准者，可以獲得超額利潤，發財致富；而達不到這個標准者則不能獲得正常利潤甚至要虧損或破產，變成失業者和貧困者。這就是價值規律「優勝劣汰」的作用。經過30年的市場化推進，我國已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為體制目標的改革進程，已進入由數量建設為主，即以拓寬市場機製作用空間為主，轉變為以質量建設為主，即以提升市場化競爭的公平與有效性為主。價值規律「優勝劣汰」的作用不僅表現在生產和流通領域，而且表現在城鄉關系和地區關繫上，凡是有市場經濟活動的地方都顯示出來。以家用電器行業為例，20多年前哪一種產品都有眾多生產經營者，每個省、每個大城市都有企業生產家用電器產品，而今還有幾家電視機廠、冰箱廠、洗衣機廠?只是少數幾家尚存並發財致富了，而多數都關門歇業了，並由此造成大批失業者和貧困者。因此，我國的收入差距是價值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二）按勞分配「局限性」的表現目前，我國實行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實行按勞分配，以勞動作為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尺度，等量勞動等量產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有勞動能力而不勞動者則不得食，這對於廣大勞動者來說，是從未有過的平等。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馬恩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頁。）但是，按勞分配還不是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還沒有做到按需取得消費品那種事實上的平等。也就是說，按勞分配在形式上是平等，但在事實上又是不平等的。因為按勞分配中通行的也是商品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即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按照這一原則，交換雙方是平等的，這種平等是以同一尺度去對待事實上不同的個人。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按勞分配中所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既然把勞動這同一尺度應用在不同的勞動者身上，就必然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必然出現事實上的不平等。這是因為：（1）各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是不同的，他們對社會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是不同的，以同一尺度進行分配，有的人分得多一些，有的人分得少一些。在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復雜勞動是倍加簡單勞動的倍數不斷增大，幾倍、上十倍，甚至成百倍。因此，從事復雜勞動的人與從事簡單勞動的人收入也會呈不斷擴大的趨勢。（2）即使勞動者提供同等數量的勞動，取得同樣數量的報酬，但由於勞動者的家庭負擔不同，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也是不相同的。（3）失業者、殘病者，無法就業，沒有勞動，無法實現勞動者的權力，自然無勞動報酬可言，成為靠救濟金過活的貧困者。所以，以勞動為尺度來分配個人消費品，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在事實上又是不平等的。馬克思把它看成是一種「弊病」，並認為這種「弊病」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總之，按勞分配的「局限性」是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三）制度安排的產物生產要素產權制度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認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產權問題。現代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表明，產權是資源稀缺所導致的利益沖突與協調的結果，產權配置決定收入分配。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和非勞動要素（如土地、自然資源和資本等）；產權制度既包括以所有權為核心的使用權、受益權和處分權安排，也包括國家對相關產權的限制。要素產權制度對收入分配問題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不同群體要素產權的多寡決定了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權利貧困是要素產權的貧困；二是非勞動要素（資源和資本等）的配置狀況，決定勞動者在與生產資料結合過程中的交易地位，進而決定勞動分配率的大小；三是要素產權配置決定要素配置效率，影響所分配蛋糕及利益分配矛盾的大小，影響到社會經濟的協調和持續發展。（四）收入分配不公的結果我國收入分配問題，實際上包括兩個問題，一個是收入分配不公，另一個是收入差距過大。這兩個問題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收入分配不公的是強調收入分配機會和過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差距過大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結果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並使這個差距不斷擴大。

② 哈爾濱金融學院會計系的專業介紹

會計系會計學專業（金融會計方向）於2001年10月17日被教育部確定為第二批部級高職高專教育專業教學改革試點。2002年又被確立為國家級精品專業建設項目。在學校領導的關心支持下，試點專業的各項改革與建設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會計學專業（金融會計方向）本專業培養擁護黨的基本路線的，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需要的，具有本專業必備的金融、會計理論知識和較強的會計工作動手能力，掌握計算機操作技術，主要從事金融系統會計工作，又可在其它行業從事會計工作和其它經濟管理工作的，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展的，高等技術應用性專門人才。本專業學生通過學習可以通曉會計專業基礎理論，扎實地掌握會計行業基本技能，具有熟練開展會計核算工作的能力以及一定的查賬、分析、判斷和綜合評價能力，能夠承擔各級各類企、事業單位特別是金融企業會計實務工作。本專業學制三年，開設的主要課程有英語、經濟數學、計算機文化基礎、資料庫基礎、經濟學、應用文寫作、財經基本技能、會計基礎、財務會計、經濟法、成本會計、貨幣銀行學、會計綜合實驗、銀行會計、稅法、商業銀行實務、財務管理學、審計學、會計電算化、金融與保險企業會計等。本專業畢業生可以廣泛就業於各級各類企業、事業、行政機關等單位從事財務、會計及其他經濟管理工作，如中央銀行各級分支機構、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民生銀行、深圳發展銀行等國有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及地方性股份制銀行的各級分支機構，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租賃公司等非銀行金融企業的各級分支機構，會計中介機構和工商企業、行政機關、事業單位等。既可從事各種與會計相關的工作，如會計核算、現金出納、財務管理、審計、成本核算、倉儲保管等，又可從事其他經濟管理工作。 教研室簡介： 基礎會計教研建立於2001年，主要承擔《基礎會計》、《會計基礎》、《會計原理與企業會計》、《初級會計實務》、《管理會計》、《會計制度設計》和《成本會計》等課程。其中《基礎會計》課程面向全校各專業、主要培養學生掌握必要的會計基礎理論，能夠閱讀會計報表所反映的會計信息。《會計基礎》和《財務會計》等課程面向金融會計、財務管理、稅務和文秘等專業，重在培養學生掌握會計專業理論知識、實踐操作技能和會計職業素養，為將來從事會計工作和管理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基礎會計教研室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優秀團隊，2007年被評為省級優秀教學團隊。
課程介紹： 《基礎會計》、《會計基礎》、《會計原理與企業會計》、《初級會計實務》等課程為專業基礎課，主要是從原理的角度來認識會計工作的的基本內容，讓學生對會計有一個初步的認識，是所有會計專業課的理論指導課。
《管理會計》、《會計制度設計》和《成本會計》是財務會計的相關課程，學生通過學習這些課程可以不斷加深會計核算的理解，對財務工作的全面認知。
主講教師介紹： 林秀琴，女， 1969年8月生人，中共黨員，會計師，副教授，基礎會計教研室主任。1992年畢業於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財務會計（含審計）專業，獲經濟學學士學位。2008年取得了東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專業碩士學位。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財務會計理論與實務。參加工作17年，從事過會計實務工作和會計系列課程的教學工作。講授過《會計基礎》、《財務會計》、《初級會計實務》、《企業會計綜合實驗》、《成本會計》、《預算會計》、《審計學》、《會計電算化》等近10門課程，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同時，積極開展科研工作。主持了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重點課題《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與實驗》課題的子課題《高職高專會計電算化教材現行版本的比較分析與體系創新》研究工作，目前該課題已經結項，其課題成果獲得了省首屆教改課題優秀教育科研成果一等獎。還主持了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重點課題《大學生思想品德「課型」教改的理論與實踐研究》課題的子課題《「體驗型」課型在高職高專企業會計綜合實驗課中的應用與推廣研究》這一教改課題,同時還參與了多項科研課題的研究工作。近五年先後主編、副主編、參編了《財務會計操作實務》、《電算化會計》、《會計電算化實用教程》和《電算化會計實訓與練習》、《會計基礎》和《成本會計》等教材，公開發表教學研究論文多篇。
崔仙玉，女，1965年2月生人，會計師，副教授，畢業於東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專業、碩士學位。1985年來校工作以來，先後講授了《會計原理》、《中級財務會計》、《管理會計》、《成本會計》、《企業會計綜合實驗》、《財務管理》、《國際會計》、《高級財務會計》、《會計制度設計》等多門課，教學效果好。 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同時，積極開展科研工作。主持了《啟發式教學對會計教學的影響》、《國際會計趨同對教學的影響》等課題，同時還參與了多項科研課題的研究工作。近五年在《中國經濟時報》、《中國證券報》、《當代經濟研究》等報刊雜志上發表了《世界公司治理模式趨同對中國公司的啟示》等學術論文近20篇，先後主編、副主編、參編了《會計制度設計》、《財務會計操作實務》、《資產評估》、《管理會計》、《成本會計》等教材。
張亞萍 ，女， 1963年1月生人，副教授，1984年1月畢業於東北師范大學數學系，獲學士學位。會計專業的中級職稱考試已經通過，正在復習准備注冊會計師考試。 從事教學工作二十多年，曾經講過：《基礎會計》、《初級會計實務》、《中級會計實務》、《成本會計》、《管理會計》、《會計報表分析》、《會計制度設計》、《會計實務操作》等近十門課程。 近幾年發表的論文有《或有事項的確認條件》、《現金流量表的方法探討》、《財務杠桿計算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等幾篇論文，編寫的教材有《管理會計》、《成本會計》、《現代企業管理概論》。
劉智英，女， 1977年3月生人，中共黨員，講師。1999年7月畢業於哈爾濱師理工大學會計專業，獲學士學位，2007年獲得了哈爾濱理工大學的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的經濟學碩士學位證書。目前的研究方向為作業成本管理方向。 2002年調入哈爾濱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從事教學工作。自2002年至今，所教授的課程包括：《基礎會計》、《財務會計》、《成本會計》、《會計英語》、《稅務會計》、《金融公司會計》、《預算會計》、《管理會計》等多門課程。 自2002年發表多篇論文《所得稅會計的處理》、《「案例教學」在高職高專中的應用》、《作業成本法在金融企業的應用》等。目前出版多本著作，包括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基礎會計理論與實務》、《成本會計》、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稅務會計納稅化與實務》、《管理會計》分別擔任主編、第一副主編、第二副主編。
鄔秋穎 ，女，生於1974年9月16日，中共黨員，講師，1998年7月畢業於東北農業大學財審系會計學專業，成績優良，並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同年8月分配到黑龍江銀行學校會計教研室做專職教師。2003年6月到哈爾濱金融高等專科學校會計系任教師，至今已任教10年。 2003年9月晉升講師。2005年3月考入東北財經大學在職攻讀金融學。2007年7月畢業並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 晉升講師以來，先後為中專學生、大專學生、本科學生講授《基礎會計》、《財務會計》、《初級會計實務》、《會計模擬試驗》、《保險會計》、《預算會計》等六門課程。教學總工作量2128學時，年平均教學工作量為426學時。近10年來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 2003年12月和姚旭等人共同承擔教育部立項的全國教育科學「十五」教育部規劃課題職業院校培養學生綜合素質與能力的實踐研究之子課題《在會計實驗教學中培養學生綜合素質與能力的研究》；2006年11月和李恩媛等人共同承擔黑龍江省教育廳高職高專院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稅收籌劃的探尋與研究》。近兩年，與幾位老師合作一起編寫了《成本會計》、《稅務會計與籌劃》、《財務會計學》三本書。任現職以來，先後在國家級、省級刊物上發表論文五篇。
葛寰中，男，1974年出生，講師，注冊會計師，資產評估師，土地估價師，黑龍江大學碩士。主講《基礎會計》、《財務會計計》等課程，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較強的理論研究能力。 教研室簡介： 金融會計教研室教師現有專任教師14人，其中具有副教授職稱的4人，講師7人，助教3人，全部具有碩士學位並符合「雙師型」要求。金融會計教研室承擔著全校各專業的銀行會計、審計、保險會計及會計專業的金融公司會計等課程的教學工作。《銀行會計》課程於2009年被評為黑龍江省精品課。
課程介紹： 銀行會計課面向全校開設，是會計、金融等專業必修課，具有普遍適用性和較強應用性特徵，內容涵蓋銀行存貸款業務核算、支付結算業務核算、聯行往來業務核算、外匯業務核算等內容，該課程實驗課比重較大，學生需要進行大量手工會計操作和票據傳遞的處理，從而形成會計理論知識與實務操作的有機結合。
審計面向會計、管理專業開設，是會計專業必修課，具有較強專業性特徵，內容涵蓋注冊會計師審計、國家審計及企業內部審計的產生和發展、職業道德、審計准則、審計證據、審計工作底稿等基本原理，以及銷售與收款循環、購貨與付款循環等實務知識，使學生在掌握審計基本理論和方法的前提下，全面增強動手能力。
保險會計面向保險專業開設，是保險專業必修課，具有較強專業性和實務操作性特徵，內容涵蓋財產保險、人壽保險、再保險等三大保險業務核算，以及其他保險公司業務和財務核算知識，實驗課上學生可以動手填憑證、登記賬簿和編制報表，該課程有助於學生將來從事保險公司會計、出納等崗位工作。
金融公司會計面向會計專業開設，是會計專業的選修課，具有較強適用性和一定專業性特徵，內容涵蓋保險、證券、信託、基金等各類銀行以外的金融企業會計核算知識，該課程有助於會計專業學生多方面擴充自己的會計業務知識，全面培養會計從業能力。
主講教師介紹： 盛永志，男，1974年出生，副教授，金融會計教研室主任。哈爾濱工業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畢業。主講銀行會計、審計、保險會計等課程，具有多年生產、服務類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經歷，具有較強的金融理論水平和會計實踐經驗。
李恩媛，女，1962年出生，教授，哈爾濱商業大學畢業。主講銀行會計、審計、基礎會計、稅法、稅務會計等課程，具有多年銀行從業經歷和財務會計崗位工作經驗，長期擔任校內外的會計初級職稱的經濟法課程的教學工作。
孫燁，女，1965年出生，副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管理學碩士。主講銀行會計、保險會計、金融公司會計等課程，教學經驗豐富，在多年教學工作中形成了較獨特的教學風格。
崔瀾，女，1968年出生，副教授，南開大學經濟學碩士。主講銀行會計、審計等課程，具有多年銀行工作實踐經驗，熟悉銀行實務。是《銀行會計》省級精品課的負責人。
林麗，女，1976年出生，講師，哈爾濱商業大學管理學碩士。主講銀行會計、審計、金融公司會計等課程，從事過財務工作，具有扎實的財會理論功底和較強的研究能力。
修雪丹，女，1976年出生，講師，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碩士。主講銀行會計、銀行外匯業務會計、銀行儲蓄與出納，有實際財會工作經驗，具有豐富的銀行業專業知識及企業財會工作經驗，
王學秋，女，1970年出生，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碩士。主講銀行會計、管理會計、出納實訓，具有豐富的銀行從業經驗與堅實的理論基礎。
李冬輝，女，1978年出生，東北農業大學管理學碩士。主講基礎會計、財務會計、審計學等課程，從事過財務工作，具有扎實的會計實踐能力和會計實踐能力和豐富的理論知識。 教研室簡介： 會計實務教研室現有專任教師12人，共有6人考取了會計師資格證書。任課教師中35歲以下5人，36～45歲5人；45歲以上2人；教授1人,副教授7人，講師 4人；具有碩士學位的教師10人；從年齡結構上看，中青年教師佔大多數，是教學、科研的主力軍；從職稱結構來看，比較合理，已基本形成梯隊。從學歷結構來看，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教師占專業教師人數的90%；從教師基本情況看，會計實務教研室師資力量較為雄厚，結構較為合理，教學科研的潛力較大，發展趨勢良好。會計實務教研室主要承擔全校各專業的《財務會計》、《非盈利組織會計》、《稅務會計》、《稅收會計》、《會計報表分析》等課程。其中，《財務會計》於2005年被評為黑龍江省精品課程。
課程介紹： 《財務會計》課程的教學內容主要是以培養學生的操作能力來設計的，與《成本會計》等課程相互補充，與《會計電算化》等課程的教學內容相互融通。自2000年以來，為了加強實踐教學，將《財務會計》實驗課獨立開設，實驗課內容充分考慮崗位特點，從填寫的票據開始到編制的會計報表，所有實驗材料均與企業實際會計工作中應用的票據、賬表保持一致，操作處理也與實務工作相一致。實踐教學環節的加強，對理論教學也起到了促進作用，使《財務會計》課程的整體教學效果顯著提高。本課程於2004年6月被評為校級「精品課程」，2005年8月被評為黑龍江省「精品課程」。
《預算會計》（也叫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會計）是現代會計中與企業會計相對應的另一分支，是適用於各級政府部門、行政單位和各類非營利組織的會計體系。這些單位不以盈利為目的，因而在日常運作與會計核算上，均與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大相徑庭。因而本課程是會計專業學生專業知識（較多精力放在企業會計的學習上）的一種拓展。本課程為會計學專業課（選修），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總預算會計；行政單位會計；事業單位會計。
《會計報表分析》課程是以企業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和成本費用表所提供的信息為依據,對企業的資產資本結構、償債能力、盈利能力、營運能力和企業自身發展能力等財務指標、成本費用水平的分析內容、分析方法進行闡述。
《稅務會計》課程的教學任務是通過講授現行各種稅法的基本知識和稅務會計處理的基本方法，讓學生認識稅收、稅務會計的本質特徵，理解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和政策法規，熟悉各種稅收的計算及申報，掌握稅務會計基本內容和具體處理方法，並能運用所學知識進行納稅籌劃。
《稅收會計》是一門專門研究稅務機關內部進行稅款征解核算的會計學科，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將使學生能夠結合我國國情掌握我國稅務征管機構稅收資金的運動流程和規律，稅款的徵收、解繳以及提退的核算方法等基本操作技能。
主講教師介紹： 唐麗華，女，出生於1966年，教授，東北財經大學金融學碩士，會計實務教研室主任，校骨幹教師、校級名師，會計師。主講《基礎會計》、《財務會計》、《高級財務會計》、《非盈利組織會計》等課程，近年來發表會計方向論文16篇，主編教材 4部，獲獎8項,主持科研項目4項。主要研究方向：財務會計學。
田玉蘭，女，1967年2月生人，教授，會計師，哈爾濱師范大學教育經濟與管理專業碩士。先後從事過教育教學管理工作和會計學系列課程的教學工作。講授過管理會計、會計原理、財務會計、高級財務會計等課程。主持或參與了多項教改課題研究，主編教材5部，發表論文10餘篇。
於東梅，女，副教授，東北財經大學碩士。主講基礎會計、財務會計、成本會計、高級財務會計、會計報表分析等課程，具有豐富的實踐、教學經驗和較強的理論研究能力。主持或參與了多項教改課題研究，主編教材2部，發表論文10餘篇。
郭景泉，男，1965年4月出生，副教授，1988年7月畢業於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管理專業，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8年7月起在哈爾濱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工作至今。1994年評為講師，2007年晉升為副教授。先後講授過「國民經濟管理」、「市場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貨幣銀行學」、「會計基礎」、「財務會計」、「會計報表分析」等課程。參與編寫上海財大出版社「新會計准則系列教材」，任《會計基礎》和《財務會計》副主編。先後在《經濟研究參考》、《龍江社會科學》、《金融理論與教學》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十餘篇，其中《黑龍江省雜糧區農戶經濟行為的比較分析》一文入選《中國經濟文庫》（96年），《現代制度經濟學的范疇和體系》一文被人大復印資料理論經濟學卷復印轉載（94年10月）。
季秀傑，女，1972年出生，副教授，哈爾濱商業大學碩士。主講基礎會計、財務會計、成本會計、高級財務會計、預算會計等課程，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和較強的理論研究能力。
趙麗莉，講師，碩士。黑龍江人，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生。2003年畢業於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經貿學院獲管理學學士學位，2007年獲東北財經大學金融學碩士學位。2004年起擔任會計系教師工作以來，先後講過基礎會計、財務會計、預算會計、非營利組織會計等課程，曾參與多部會計專業教材編寫，發表省級以上刊物論文數篇。 教研室簡介： 電算化會計教研室現有專任教師14名，側重學生專業技能培養，主要承擔會計系各專業的會計電算化、會計信息系統、會計綜合實驗、財經基本技能操作等課程的教學工作。教研室的各位教師都有著較強的科研水平和豐富的教學經驗，近年來各位教師在全國各類期刊上發表了幾十篇學術論文，編著了十幾本專業教材，其中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會計電算化》（第二版）一書被收錄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規劃教材；在2007年首屆「用友杯」全國大學生ERP管理信息化應用技能與創業大賽中，由我教研室幾位教師輔導的會計代表隊取得了高職高專組黑龍江省團體第一和全國第一的好成績。2008年，我系會計代表隊又蟬聯高職高專組黑龍江省團體第一和全國特別獎的佳績。
課程介紹： 會計信息系統是一門實務基礎課，主要以系統的角度來認識會計全部工作內容，有機地組織會計核算及管理的工作，是會計電算化課的理論指導課。
會計電算化是財務會計業務操作實踐課，利用計算機來完成建賬、系統初始化、憑證的處理、帳簿的的查詢及列印、自動轉帳、月末結帳、報表處理、工資及固定資產管理等核算工作。
企業會計綜合實驗課程主要是將財務會計理論課中所學習的內容進行實踐模擬練習，加強對財務會計工作具體內容的認識。
財經基本技能操作面向全系開設，著眼於提高學生運用算盤、計算器進行數學演算的技能，點鈔講座定期集中進行，計算技術、點鈔等技能的培養和鍛煉，為學生將來的就業增加必備的動手能力。
主講教師介紹： 段洪成，男，1974年9月出生，講師，電算化會計教研室主任。哈爾濱工程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考取了微軟認證工程師，用友U8企業管理軟體認證工程師。主講課程：會計電算化、企業會計綜合實驗、會計信息系統等課程。
車立秋，男，1973年10月出生，講師，從教14年，哈爾濱商業大學會計專業，管理學學士學位，哈爾濱商業大學會計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在讀。主講課程：銀行會計、農村信用社會計、銀行儲蓄與出納、財經基本技能、技能實訓等。
劉海燕，女，1975年7月出生，會計師、講師，1998年畢業於東北林業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碩士在讀，用友U8企業管理軟體認證工程師。具有財務工作經驗，講授過會計電算化、企業會計綜合實驗、財經基本技能等課程。
呂超，男，1976年10月出生，講師，工程師，2005年從哈爾濱工程大學研究生畢業，並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用友U8企業管理軟體認證工程師，哈爾濱工程大學經濟學院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博士在讀。在《技術經濟》、《科技和產業》、《科技進步與對策》、《物流科技》、《理論探討》、《經濟師》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參編《基礎會計》、《會計基礎》、《財務會計》、《企業會計實操》、《市場營銷》等教材九部。講授過會計原理、會計電算化、財務會計，財務會計實際操作、經濟學等課程。 姜明，男，1973年生，副教授，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碩士。主講會計模擬實驗、會計電算化、基礎會計，教學經驗豐富，在多年教學工作中形成了較獨特的教學風格。
張娜，女，1977年生，講師，哈爾濱工程大學經濟學碩士，主講基礎會計、財務會計、會計電算化等課程。從事過財務工作，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知識。
李娜，女，1978年11月出生，助教，東北財經大家經濟學碩士，主講基礎會計、企業會計綜合實驗、財經基本技能、會計電算化等課程。
王文秀, ，女，1984年7月出生，助教，哈爾濱商業大學會計學碩士，主講基礎會計、企業會計綜合實驗、財經基本技能、會計電算化等課程。

③ 清朝廢除匠籍的意義

【摘要】中國的手工業者在封建社會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也就是「匠」。工匠的社會地位低下，在封建國家一系列制度壓迫下艱難的生存著，其中尤以匠籍制度為最。隨著封建制度的衰落，匠籍制度逐漸松動，直至清朝廢除。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最初就產生於手工業，作為手工業的勞動供給方，工匠，無疑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中有著獨特的作用。

【關鍵詞】匠籍 資本主義萌芽 手工業者

一、思考的起點：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一個簡單的評述

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在明朝中後期就已經初現端倪，然而遲遲處於幼稚的童年時代，無法發展壯大，其中與手工業的發展有著重大而直接的關系。經濟制度的演變過程存在著物質生產的支持，其中尤以一種主導的產業部門為基礎。在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手工業發展在推進制度變遷和社會變革中的重要作用。相反，農業的發展對於社會進步顯著性影響表現在推動封建社會的鞏固建立上，同時，農業發展對社會生產力影響的深度和廣度在社會的演進中表現出局限性。所以從一個推動社會變遷的主導產業部門來講，農業無法提供更多的剩餘，也無法催生出社會演進發展所需要的一定速度的技術進步，所以，資本主義萌芽的起點我認為應該從手工業入手研究。對比一下歐洲的封建國家，資本主義的萌芽產生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發端於手工業發達的地區。14、15世紀最先在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城市1，隨後在西北歐的尼德蘭等。威尼斯，佛羅倫薩和尼德蘭以發達的呢絨紡織業著稱，在這些地區，欣欣成長的手工業孕育了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最初形態。

這些工場手工業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步擺脫了封建行會制度的束縛，手工業者逐步擺脫了地位和行業規定的枷鎖，最終成為了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工人。馬克思在其巨著《資本論》中將資本主義定義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的特徵時擁有貨幣資金的企業主僱傭勞動從事價值生產2。因此，僱傭勞動的廣泛出現，是資本主義萌生的必要條件。從以上城市經濟發展中可以疏理出一條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成長的重要路徑。

除了農業和商業的資本主義化，手工業者成為了埋葬一個舊時代的功臣。在歐洲手工業發達的城市裡，行會手工業者在商品生產的競爭中不斷分化，少數人富裕起來，多數人日益貧困。富裕的作坊主為了多賺錢，就擴大作坊，增加幫工和學徒，而自己則脫離了勞動，專靠剝削為生，成了資本家；那些幫工和學徒淪為雇傭工人。一部分在競爭中破產的作坊主也成了雇傭工人。這樣，通過簡單的生產者的分化，資本主義的興起成為了一種可能。

對於這種分化，在我國明朝的中後期，確實也存在過，並且為催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明朝的中後葉以後，資本主義萌芽主要出現於手工業，包括一些較小規模的但需要特定「行會技巧3」的行業，如紡織業，和較大規模的集中使用勞動力的行業，如采礦，煉鐵，造船，鋸木，造紙等。

所不同的是，歐洲的手工業階層中的很多部分上升為資產階級，成為了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生產力的代表，推動了資本主義的深入發展；而中國的手工業者則在封建制度的夾縫中艱難的生存，繁榮於短暫的春天，卻始終無法逃脫漫漫長冬的煎熬。手工業者在一系列制度的束縛下始終無法將資本主義進行到底。個中原因，難以盡述，但最致命的，就是一個工匠的自由權利難以保證。對於資本主義發展而言，勞動力要素市場的形成，是非常關鍵的。這種對於工匠身份的束縛，不再是軟肋的問題，而是一個難以遮蔽的硬傷，自由僱傭勞動者同資本的分離，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從中國傳統的手工業談起

中國的傳統手工業歷史悠久，工藝精湛。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構成中國古代經濟結構的重要部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制下，傳統手工業的存在雖然在經濟基礎上不佔據主導地位，但它的作用確實不容忽視。因為，手工業的存在對於皇權下小農經濟家族結構形態的穩定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

按照生產者分為民間的手工業和官營手工業4兩大類。而民間的手工業按照產品用途又分為農村家庭手工業，和城鎮商業手工業。這三種形式的手工業存在各有其特點。

1、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作為農民家庭副業存在的手工業是中國傳統工業的主體。中國傳統的封建經濟是小農業與家庭手工也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家庭手工業一般也是為了滿足自己需要而生產。家庭手工業的存在從原因上講，有兩個：第一個是家庭內部分工的結果5。男耕女織的分工形式是中國傳統的分工形式。通過分工，達到了對於資源的合理和充分利用。現代經濟學，將「經濟人」假設與「效用最大化」引入了家庭經濟的分析。根據貝克爾的家庭內勞動分工的理論，家庭內的勞動分工是一種理性選擇的結果。在沒有進行市場交換的條件下，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勞動報酬進行內部支付的方式。夫妻雙方的不同分工，是在生產形式上的不同選擇，但在分配結果上確實雙方共同佔有。其實，就是男方用耕種得來的糧食對女方進行勞動支付，而女方用手工勞動的方式對男方進行支付。這種交換在家庭形態下被「內部化」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家庭手工業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對於家庭結構的一種穩固支撐。當然，男性也有可以從事的手工勞動，可以進行類似的分析。第二個原因，我認為家庭手工業存在是風險最小化的一種理性選擇。合理的分散經營可以有效的降低經濟風險，對於一個脆弱的小農家庭來講，通過多樣化生產，同樣可以為家庭提供一種安全感。農業生產本身的不穩定性和季節性使得家庭收益的最後結果大打折扣。在這種情況下，利用自身特別技能，為家庭帶來一份特別的收入，就頗像現代經濟中購買保險的行為。手工業的存在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小農經濟結構的穩定性。我們可以發現，家庭手工業和農業經營形成了一種互構的支撐，這種難以打破的穩定性，使得徹底的經濟變革，解放手工勞動力的過程變得異常的艱難。

2、隨著工藝水平的提高，技術和少量機器的使用，一部分原先的家庭自給手工業開始面向城市市場，由副業生產轉為專業的產品供給。這一部分人逐漸多了起來，形成了城鎮的民營手工業階層。在明朝中後期，由於技術進步，這一階層得到了擴大。到了清朝，家庭手工業同商品經濟的結合愈發明顯。乾隆時常州府的無錫縣，家庭棉紡業就同全國商品經濟交織在一起。在黃昂《錫金識小錄》中，說：「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種草棉，而棉布之利，獨勝於無邑，為他邑所莫能及。鄉民食於田者,惟冬三月,春月擇闔戶紡織，以布易米而食……及秋稍有雨澤，則機杼聲又遍村落…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槐揚高寶等處。6」可以說，這種私人市場供給手工產品的出現是對於以上家庭穩定結構的一種突破，建立了一種新的平衡機制。在這些人中，農業提供的物質基礎已經相當的豐厚，手工業成為了主導地位帶來進一步的財富積累。

3、官營手工業，是由封建政府出資創辦，以國家所有制為基礎，由國家有關部門分別管理的工場手工業。元朝，工匠大部分為身份固定的匠戶，以後還有少量的雇募的工人。官營手工業生產規模較為龐大，主要產品分為兩類：一類是奢侈品，滿足王公貴族的消費。一類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如鹽，鐵，銅，釀酒等。（也就是專賣制度）。官營手工業的存在，是一個集權國家行使強制性經濟權力的結果，從積極的角度講，是一種經濟資源的整合，將分散的人才和資本集中起來進行生產，可以實現規模經濟，形成特定的經濟力，技術力和產品力。消極的角度講，是經營過程的粗放性和強制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產的效率，不計較成本收益的現象十分明顯。明代嘉靖時，皇上「忽命燒大缸，圍至六七尺，…十無二三完好者，做事為虛費甚巨，而人莫敢言。7」自秦漢時期，官營手工業種就存在使用大量人身不自由的工匠，稱之為「官戶奴婢」，以後逐步形成了嚴密的匠籍制度。

在這三種手工業形式中，起初都存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因素。但由於匠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只有特定的情況下，資本主義才可以生存下來。

於匠籍制度最先的產生我只是遵循了史學界最公認的說法。一般認為，匠籍制度的完善是在元朝。元朝立國，採用拘括戶口的方法，將民間的工匠強制征調，為官府手工業服務，這些工匠單獨編入戶籍，稱為匠戶8。這些工匠與普通民戶不同，他們世代承襲，不能脫籍，而且不許分戶而居。每次服役，常常弄得「奔走道路，盤費罄竭」，不堪其苦。這種制度的實行，導致了在社會中分化出一個獨特的階級，他們有著世代相傳的精湛手藝，卻無法用這種手藝為自己爭得最起碼的一些生存權利，枉為她人做嫁衣裳。中國的很多傳統工藝都是通過這種殘酷的方式得以傳承。凡是被編入匠籍的人，失去了普通人的自由，只能在官營手工業中勞動，無法另謀職業，稱為「匠不離局」。

在 蕭國亮教授的書中，詳細介紹了明代至清代的匠籍制度的演變過程。明代因襲元制，「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輪班匠「定以三年為班，更番赴京，輸作三月」。隨著明代各地手工業者的反抗，明政府於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改變了對輪班匠的剝削方式，允許「以銀代役」。清朝以後，匠籍制度逐步的松動，最終瓦解。《清文獻通考》記述其事說：「前明之例，民以籍分，故有官籍、民籍、軍籍，醫、匠、驛、灶籍，皆世其業，以應差役。至是（順治二年）除之。」這是廢除工匠制度的明文規定。然而匠籍制度帶來的一系列後續影響確遠遠沒有在順治二年（1644年）宣布廢除手工業者匠籍制度後結束9。

從一定意義上講，制度的存在有剛性，尤其是一個比較穩固和有相關支持的制度安排。匠籍制度就是如此，「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匠籍制度的陰影始終存在於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制約和影響自由手工勞動階層的形成。雖然在明朝後期，已經可以以銀代役，但匠籍制度的本質卻沒有變化，工匠們仍然受到無償剝削。而清朝時宣布廢除匠籍制度也是一個名不副實的諭令，而是以各種改頭換面的形式役使和利用者工匠。隨後歷經「一身兩役」，直至攤入地畝，匠籍制度的廢除才真正有了實際意義。這時乾隆帝說出了這樣的話：「國家興修工作，雇募人夫，原欲使小民實受價值，以為贍養身家之計。」此時，已經是18世紀中葉了，堂堂大清帝國，仍沉醉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無心於西方世界，正在蒸氣機轟鳴，紡織梭飛輪轉中孕育著一個新時代的降臨。

可以說，匠籍制度的長期存在，嚴重的影響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從最根本的角度來講，中國始終無法形成一個自由勞動力有效供給的市場，僱傭關系的一方缺失，使得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只能長期處於低級階段。而除此之外，匠籍制度帶來的一系列連鎖反映似的不良後果，同樣成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

下面從資本主義萌芽在手工業中形成的三個源頭來探討：

（一）匠籍制度的存在首先對家庭手工業中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很不利。由於匠籍制度的長期存在，匠戶的身份和地位固定不變，那麼特定的技術和手藝就長期保持在這一階層，工匠們精湛的技藝只能通過子承父業，世代相傳，而無法通過其他途徑擴散出去。這樣，市場上始終缺乏較為先進的技術供給。對於傳統的家庭手工業來講，失去了通過和工匠們交流提高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機會。從中國手工業史的發展中可以看到，由於沒有技術溝通的渠道，特定的工藝水平在民間的擴散是相當緩慢的。絲織和紡布應該是中國傳統家庭手工業中存在的最普遍最常見的生產方式。最精美的絲織產品往往來源於大規模集中生產的官營經濟體中。在明代，蘇杭均為絲織名城，機戶和織匠集中，生產規模大，品質好，花樣多。新品和上品往往產生於這樣的地方。而民間的紡織業生產，往往停留在結實和實用的層次上，在技術上突破的速度和強度都不及官營手工業。

因此手工業始終處於自給自足的狀態，產品比起官營的工藝成品，難以登大雅之堂。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往往滿足於自給自足的生存狀態，生產出的手工產品供自己消費就足夠了，向市場上供應產品的激勵很小。因此，民間手工業難以有效的擴大規模，生產出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也就難以為資本主義的萌芽提供成長的基礎。

農民做出這種決定並非是非理性的「懶惰」或是缺乏創業精神所致，而是在有限的資源和技術水平約束下作出的最大化效用的抉擇。因為如果是作為家庭補貼式的手工生產，產品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民只是利用了農閑的時間來生產，存在著一種手工生產天然的沖動；如果變成了向市場提供產品的專業化生產，一方面產品的機會成本上升，在以農業生產剩餘為最主要的物質基礎的小農家庭中，這個代價是相當昂貴的，而且也並不符合小農對於降低風險的要求。另一方面，由於產品的技術含量較低，工藝比較粗糙，產品生產具有同構性（購買和交換本身建立在產品的差別上，小農家庭生產的產品類似系數太大，彼此之間的交換沖動就不大，造成了濃重的自給自足的傾向）導致的交換的激勵不夠大。造成了市場上的需求較少，家庭生產比之於官營手工業產品的競爭力降低，產品生產必然從經濟意義不合算。（二）對於已經成長，並且不斷壯大的城鎮民營手工業來講，匠籍制度的存在始終不是件好事。因為官府仍然覬覦工匠們的好手藝，只要一個民營的工藝成品受到了市場歡迎，那麼官府會想方設法的對其進行壓榨，民營工業需要承擔專制國家的各種差役，勞動力使用得不到保證，因此，在夾縫中成長的民營手工業，無法保證穩定的商業利潤，無法進行生產規模的擴大，進而無法持久的孕育資本主義的萌芽。同時，面臨官營手工業的激烈競爭和產品市場的瓜分，他們往往無力反抗。對於這個問題我嘗試著從現代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進行一個剖析。著名經濟史學家諾思曾經說：「理解制度結構的兩個主要基石是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其理由是「國家要對造成經濟增長、停滯和衰退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在對於民營手工業生產的超經濟剝削中，很明顯，皇權政府對於民營產業的私人產權不僅沒有給予充分的保護，而且還進行了極大的扭曲。這種扭曲的結果，是市場規模的縮小和經濟績效的退減，如果扭曲到了一定階段，甚至可以把市場交換制度本身給否定了，如果交換不能帶來利益的增加，那麼破產的手工業者將退出市場，最後可能導致特定市場的消亡。這對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結果可能是毀滅性的打擊。

（三）而對於官營的手工業，工匠們除了能夠保證基本生存的水平外，勞動基本上是無償的，僱傭關系的成長必須以勞動力自由買賣為前提。因此，匠籍制度的存在，使得這一點落空。退一步來講，中國的官營手工業的規模和技術，在長期一直處於世界的先列10。在清代，礦冶業中，出現了底厚3.5丈，高約1.8丈，身厚2尺有奇，有二扇門式的鼓風設備,「下鐵礦時，與堅炭相雜，率以機車從山上飛擲以入爐」。在紡織業，更是發展迅速。乾隆時，江寧，蘇州杭州的織造局，有大量的織機和工匠8，江寧有織機600張，工匠1780名；蘇州有織機630張，織匠1932名，杭州設機600張，機匠有1800戶11。如此龐大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即使西方也自愧不如。同時有集聚了大量的能工巧匠，他們一起勞動，交流經驗，使得工匠手藝日趨精湛。如此豐富的資源，依靠國家的力量集聚起來，本可以成為資本主義孕育的良好溫床，但由於一系列封建制度下，嚴重壓抑了手工業的成長。其實在官營經濟中，存在著兩種傾向，一種是規模經濟和學習效應下的生產擴張的效率曲線。表現為向下傾斜的平均成本線。而另一種大規模的生產方式管理成本的上升導致的效率低下，努力結果和分配結果的不對等導致的生產激勵下降，博弈結果趨向於個人理性而非集體理性。這個不僅存在於封建社會下的官營經濟，就是現當代的國有經濟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兩者的競爭的結果決定了官營手工業發展的命運。如果第一種效應占上風，那麼官營經濟的整體績效就是好的，否則，官營手工業必然遭到市場的淘汰。

比較西方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發端，我覺得在手工業方面最典型的大概有兩個模式。英國模式和法國模式。

英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產生於毛紡織業，是從農民家庭手工業開始的，不斷成長擴大。作為英國的民族工業，毛紡織業的手工工場遍布了英國的各個地區。15世紀以來，英國從開始羊毛輸出國變為了毛織品的輸出國。根據17世紀有關資料估算，英國從事毛紡業的人口中90％來自農村。同時還存在大量的其他的鄉村工業。十七世紀後半期，當時英國有至少1/5的人靠毛紡織生活12。我在上文中已經提到中國家庭手工業無法成長的原因。由於技術和勞動的供給不足，導致了家庭工業的難以為繼。而英國較為寬松的環境，為技術的擴散和勞動力的自由選擇提供了很好的發展空間。當時歐洲佛蘭德爾的技術工人大量的向英國移民，將先進的紡織技術進行傳播和擴散，農村的手工業迅速成長，進入城市進行競爭，進而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對於法國來講，在16——18世紀也有一些利於手工業發展的條件。國家為了改善長期的宗教戰爭而惡化的國內財政，推行了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鼓勵和支持手工工場業的發展。

法國的官營手工業很發達，這一點同中國十分相似。法國長久以來是西歐奢侈品穩定的供應商，同樣精湛的技藝，精美的產品，但帶來的確是不同的結果。法國很好的利用了官營手工業的優點，並將其轉化成為了商業利潤。在路易十三（1610－1660年），法國創辦了「王家手工工場」，到了科貝爾執政的時候，數量已經增加到113個。法國是名副其實的珍貴商品的供應國，巴黎成為了藝術品和奢侈品的生產中心。法國將官營的手工業品大量的出口到西歐各國，獲得了大量財富，成為國家財富積累的重要來源。這一財富積累，大大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再加上，國家對於工匠採取了僱傭的關系，勞動力的生產積極性大大的發揮。

對於私營的手工業，法國政府甚至採取了補貼和給予特權的辦法來扶植13。例如在亨利四世（1594－1610年），政策中有用分賜補助金和特權的辦法來扶植私營的四肢，花氈手工業和其他奢侈品的生產。這些政策對於中國的私營手工業發展是可欲而不可求的。

四、結 語

可以看出，中國手工業發展出成熟的資本主義關系的幾條路徑都被封建的匠籍制度無情的堵上了。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封建手工業原有的優勢無法轉化為商業性質的利潤，無法進行資本的積累，導致了長期的停滯不前。正如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中所言，「清朝的原始資本主義是屬當代經濟學家所稱的壞資本主義，其特點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壟斷特權追求其私利，不惜損害社會利益。比如政府利用鹽業官營，官窯，皇家織造與民爭利。」這樣的資本主義萌芽即使成長，也要面臨夭折的宿命。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想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來講，匠籍制度的存在是一個很重要的阻礙因素，因為它使自由勞動力的供給市場大大變小了，同時它使手工業技術走上了封閉，自產自銷的閉合循環，技術創新的腳步滿了下來，這兩個因素再加上封建制度下其他的一系列束縛資本主義的因素，就像蕭國亮教授書中所描述的中國的封建社會精耕農業和皇權下的專制統治共同構成了一個十分穩定的結構，很難打破，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難以真正的成熟起來。

④ 進入到21世紀以來，我國的收入分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居民收入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改革之初的絕對平均主義狀態演變 為九十年代以來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 無論是城鄉、 區域之間, 還是部門、 企業之間, 收入差距都 較大。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一）價值規律作用的結果價值規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凡是存在市場經濟的地方，就有價值規律存在並發揮作用。大家知道，價值規律的主要內容和要求是：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按價值量進行等價交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既是評價一行業內的眾多生產經營者優劣的社會標准和尺度，又是催促著商品生產經營者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無聲命令和無情的鞭子。在生產同種商品的眾多生產經營者中，符合這個標准者可以獲得正常利潤；低於這個標准者，可以獲得超額利潤，發財致富；而達不到這個標准者則不能獲得正常利潤甚至要虧損或破產，變成失業者和貧困者。這就是價值規律「優勝劣汰」的作用。經過30年的市場化推進，我國已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為體制目標的改革進程，已進入由數量建設為主，即以拓寬市場機製作用空間為主，轉變為以質量建設為主，即以提升市場化競爭的公平與有效性為主。價值規律「優勝劣汰」的作用不僅表現在生產和流通領域，而且表現在城鄉關系和地區關繫上，凡是有市場經濟活動的地方都顯示出來。以家用電器行業為例，20多年前哪一種產品都有眾多生產經營者，每個省、每個大城市都有企業生產家用電器產品，而今還有幾家電視機廠、冰箱廠、洗衣機廠?只是少數幾家尚存並發財致富了，而多數都關門歇業了，並由此造成大批失業者和貧困者。因此，我國的收入差距是價值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二）按勞分配「局限性」的表現目前，我國實行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實行按勞分配，以勞動作為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尺度，等量勞動等量產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有勞動能力而不勞動者則不得食，這對於廣大勞動者來說，是從未有過的平等。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馬恩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頁。）但是，按勞分配還不是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還沒有做到按需取得消費品那種事實上的平等。也就是說，按勞分配在形式上是平等，但在事實上又是不平等的。因為按勞分配中通行的也是商品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即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按照這一原則，交換雙方是平等的，這種平等是以同一尺度去對待事實上不同的個人。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按勞分配中所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既然把勞動這同一尺度應用在不同的勞動者身上，就必然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必然出現事實上的不平等。這是因為：（1）各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是不同的，他們對社會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是不同的，以同一尺度進行分配，有的人分得多一些，有的人分得少一些。在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復雜勞動是倍加簡單勞動的倍數不斷增大，幾倍、上十倍，甚至成百倍。因此，從事復雜勞動的人與從事簡單勞動的人收入也會呈不斷擴大的趨勢。（2）即使勞動者提供同等數量的勞動，取得同樣數量的報酬，但由於勞動者的家庭負擔不同，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也是不相同的。（3）失業者、殘病者，無法就業，沒有勞動，無法實現勞動者的權力，自然無勞動報酬可言，成為靠救濟金過活的貧困者。所以，以勞動為尺度來分配個人消費品，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在事實上又是不平等的。馬克思把它看成是一種「弊病」，並認為這種「弊病」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總之，按勞分配的「局限性」是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三）制度安排的產物生產要素產權制度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認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產權問題。現代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表明，產權是資源稀缺所導致的利益沖突與協調的結果，產權配置決定收入分配。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和非勞動要素（如土地、自然資源和資本等）；產權制度既包括以所有權為核心的使用權、受益權和處分權安排，也包括國家對相關產權的限制。要素產權制度對收入分配問題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不同群體要素產權的多寡決定了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權利貧困是要素產權的貧困；二是非勞動要素（資源和資本等）的配置狀況，決定勞動者在與生產資料結合過程中的交易地位，進而決定勞動分配率的大小；三是要素產權配置決定要素配置效率，影響所分配蛋糕及利益分配矛盾的大小，影響到社會經濟的協調和持續發展。（四）收入分配不公的結果我國收入分配問題，實際上包括兩個問題，一個是收入分配不公，另一個是收入差距過大。這兩個問題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收入分配不公的是強調收入分配機會和過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差距過大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結果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並使這個差距不斷擴大。

⑤ 奧利弗·威廉姆森的個人其它信息

正如他自己所說，「當我回顧我所研究過的課題時，我感到實踐十分重要」。
威廉姆森在讀書時就為今後的實踐活動打下了基礎。在蘇必利爾的夏季，每個學生都會從事某種體力勞動。在求學期間，威廉姆森曾粉刷過房屋，曾為一個挖掘工安放下水管，還做過汽車裝配工的助手，曾在當地煉油廠的試驗室里找過一份工作。這一切，形成了他今後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
1955年，由於取得了麻省理工學院學士學位後的第一份工作，威廉姆森成為美國政府的一名項目工程師。這使他能經常參觀項目所涉及到的那些政府部門和企業，那些大企業的開創者的素質，深深地打動了他，並充分了解了科層組織是如何運作的。這份工作還使他有機會去日本、韓國和台灣，以及遍訪世界各處。這為他此後的研究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實踐經驗。
他在獲得博士學位後先後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賓夕法尼亞大學從事工業組織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之後，1966年9月他再次從事了實際工作：他在華盛頓擔任了反托拉斯部長的特別助理。這11個月的工作使他有充分的機會經手了一系列重要的反托拉斯案子，也深入地了解企業兼並中會發生的種種問題。這些經驗對他今後形成自己的學術思想是必不可少的。
注重跨科學的研究。作為以為麻省理工學院的理學士，威廉姆森有著扎實的數理基礎。取得博士學位後，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工業組織。1965年夏天，當他正以最大的工作量來研究如何評價廠商規模界限問題時，他在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與阿門·阿爾欽、加里·貝克爾、哈羅德·德姆塞茨等組織的一群對產權經濟學有興趣的學者相聚了，並開始對產權理論有更大的興趣。在反托拉斯部工作期間，他與該部評價處從斯坦福和哈佛聘來的一批十分出色的年輕律師有了密切的配合關系，使他對法學有了更多的了解。當他重返賓州大學實施新公共政策分析的哲學博士計劃，需要開設的組織理論課程時，終於有了嶄新的眼界，這就使他轉向了交易費用經濟學。
他的研究是從勞工組織這一分支開始的。和他同一工作的是他的研究生傑弗萊·哈里。哈里的妻子是一位律師，她提醒說這項研究必須注意組織與勞工法律條文之間的關系。就這樣《市場與組織》一書逐漸形成。
1977—1978年，威廉姆森在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工作時，密切注意了法學界關於合同法的最新研究成果。麥克耐爾對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關於契約類型所作的區別，啟發了他的研究思路，並由此而發表了重要論文《交易費用經濟學：契約關系的管理》。
正由於他在跨科學研究中的傑出成就，1983年威氏被聘任為特意把法學院和組織管理學院合並起來，並且後來還包括了經濟學的「耶魯組織與管理學院」的院長。 威廉姆森在學術生涯中十分重視辦刊物。他從1973年，開始為《貝爾雜志》的副編輯，以後仍擔任該刊物的編輯和合作編輯。他使交易費用經濟學成了《貝爾雜志》的新方向，並由此使該雜志迅速發展。在1975—1979年的論文獲獎方面，《貝爾雜志》在各經濟學刊物中居第8位。
他在耶魯任職後，又創辦了一個新刊物《法律、經濟學和組織雜志》，以鼓勵跨學科的研究，威氏深信，法律，經濟學和組織理論的交叉，肯定是富有等國的。
當然，威氏在政治中也有不足之處。他的出版物雖然立論小心、邏輯嚴密。但文字晦澀，十分難懂。這是經濟學界公認的。連他自己也都不諱言這一點。 「新制度經濟學」一詞，來自於奧利弗·威廉姆森1975年的著作，也被叫做「數理制度經濟學」、「理論制度經濟學」、「現代制度經濟學」或「新型制度經濟學」，其主要目的在於和凡勃倫、康芒斯、米切爾等人的「老」制度經濟學劃清界限。
所謂新制度經濟學，已完全不同於傳統的以凡勃倫、康芒斯、加爾布雷斯等人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它是以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研究制度，因此成為能被當代主流經濟學派所接納的新領域。此分支的啟蒙者科斯榮獲1991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此後，道格拉斯·諾思也於1993年戴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
瑞典皇家科學院2009年10月12日宣布，將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和奧利弗·威廉姆森，以表彰他們在經濟管理分析方面所作的貢獻。
瑞典皇家科學院發表聲明說：奧斯特羅姆因為「在經濟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別是對公共資源管理上的分析」獲獎，威廉姆森則因為「在經濟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別是對公司邊界問題的分析」獲獎。

⑥ 我國發展電子商務的對策有分別是什麼

21世紀是一個數字化、網路化和知識經濟的社會,信息產業將成為國力競爭的焦點,也是國家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直接影響著國家在新世紀的生存和發展。以數字化和網路化為基礎的電子商務因其具有超越時空界限、雙向信息溝通、交易手段靈活和交貨方式快速等特點,將改變傳統的貿易形態,為經濟發展提供原動力,成為各國國民經濟發展一個重要的增長點。因此,許多國家都將大力發展電子商務作為新世紀的一項重要國策。而發展電子商務必須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並舉。

一、電子商務對現存制度的沖擊

電子商務作為網路時代的產物和知識經濟最突出的代表,它的產生和發展將在社會經濟領域引起的革命性變化,其意義將超過200年前工業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這不僅在於,電子商務是網路技術應用的全新發展方向,是網際網路的開放性、全球性、低成本、高效率的特性在商業貿易領域中的運用,從而增加了貿易機會、降低了貿易成本、提高了貿易效益。更在於,電子商務已超越了作為一種新的貿易形式所具有的價值,正在改變企業本身的生產、經營、管理活動,甚至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與結構,人類從事經濟活動的許多基本游戲規則將因此而發生深刻的變化。

也就是說,電子商務最深刻的意義在於,它正在改變企業的主要經營模式和市場競爭的游戲規則,甚至正在沖擊和改變人類社會在工業化時代賴以生存的許多制度。事實上,這種沖擊是多方面的,無論是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還是社會文化和生活制度,都在經受或將經受電子商務的挑戰。其中,商貿制度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產權制度、分配製度、金融制度、稅收制度、企業管理制度等都是電子商務直接沖擊的對象。

就商貿制度而言,「電子商務的應用正在產生的新的交易過程和新的交易方式。一方面企業利用電子商務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擴大選擇面、提供新的勞務、使購買過程流水化並降低了成本,以此來獲得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由於顧客能通過互聯網從各種渠道獲得許多價格和產品信息,互聯網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價格約束」[1](p22)。具體來說,首先,電子商務通過網路技術,建立互動式的電子商務平台,實現虛擬的商務平台與物理的商務運作的對接,使市場的空間形態、時間形態和虛擬形態融為一體,使傳統的貿易方法進入到了電子化時代,在網上建立完成產、供、銷全部商業流程的虛擬市場;其次,互聯網和IP協議(Internet協議)使遠處的成本和近處的成本相同,使交易不因范圍和距離的變化而遞增交易成本,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現代化信息環境,改變了人類記錄和傳播信息的符號,使信息成為了電子商務交易過程的核心,誰掌據了最新最全的產品信息和市場信息,誰就在這種虛擬的市場上掌握了主動權。再次,電子商務是平等競爭的最有效的工具和載體,它改變了企業競爭的基礎和方式,使交易規范化,防止暗箱操作,減少賄買賄賣,凈化流通領域。最後,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沖擊著傳統經濟結構和貿易方式,對國際貿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主導國際貿易的重要因素,加速了世界經濟全球化和貿易投資一體化的進程。

就財產分配製度而言,電子商務將使產權制度特別是財富分配製度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網路時代特別是電子商務為知識作為資本提供必要的說明和範例。甚至可以說,社會財富將會因電子商務的存在而進行重新分配。那些掌握了先進的網路技術和最能感悟電子商務的知識英雄們,將以自己的知識資本迅速地獲得較大份額的社會財富。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先生將電子商務視為「世界正在關注著國家財富再創造關系間的一場革命」[2](p40)。

就勞動制度而言,隨著電子商務的擴展,就業需求效應將傳遞到經濟各領域。提供運輸和裝運服務、網上目示、桌面出版等服務的工作出現需求而且發展迅速。同時,其它一些職業的需求將下降,包括旅行代理人、股票經紀人、銀行出納員和通訊設備操作人員。其原因在於消費者將增加網上采購及其它網上交易活動,以繞過額外的傳送方式或是選擇一條直接路線來收集信息。

就管理制度而言,「電子商務正在成為企業管理和政府管理的戰略手段」[3](p282)。具體來說,電子商務將徹底改變人類的管理思想,它要求企業從以生產為中心的管理思想,轉變為以市場需求為中心的管理思想。縱橫交錯的計算機網路改變了信息傳遞方式,原來起上傳下達作用的中層組織逐漸消失,高層決策者可以與基層執行者直接聯系,企業的組織結構和職能,從層次的指令控制結構轉向基於信息的扁平結構,企業內部的信息交流、管理職能、工作群體的結構都將發生變化。原來的供應鏈將形成一個端到端的關系式的管理模式,這種集成的或擴展的供應鏈管理著連接客戶、生產商、供應商、銷售商、競爭對手的網路。

所有這些都說明我們正處於一場由數字處理推動的技術革新之中,並在經受因這種技術變革而產生的制度改革。

二、電子商務的發展需要優化制度環境

電子商務產生和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是因網路技術革命而產生的全新的商業形式,技術革命是其產生的根源和基礎。因此,最初從事電子商務的大都是那些具有網路知識的技術精英。他們的主要注意力是如何將網路技術商品化和電子商務的技術創新上。然而,隨著電子商務向縱深發展,技術精英們越來越感到,電子商務主要的問題還是商務,無論技術如何先進,面對傳統的商務規則都會變得有些力不能及。於是,人們不得不從技術以外的視角來審視電子商務的發展問題了。那些有遠見的政府和經濟學家已經認識到,電子商務作為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許多問題都需要用制度的方式確定下來,「新的組織形式和新技術一樣的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p97)。

在一定的意義上,電子商務對現存制度的沖擊程度就是現存制度規則對電子商務進一步發展的制約程度。事實上,目前電子商務的最大障礙是制度環境。這種障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建立在工業化時代的許多制度嚴重阻礙著電子商務的發展。人類社會現存的許多制度都是基於工業化時代的要求和特性建立的。電子商務卻是以網路時代和知識經濟為基礎。這兩者的差異十分明顯。正是這種基礎性的差異,構成了電子商務與現存制度規則的沖突。另一方面,人們還沒有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建立新的規則體系。電子商務是Internet爆炸式發展的直接產物,人類對自己創造的電子商務缺乏必要的理論認識。這正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所說,「一種最新的發明創造——我們稱之為信息技術——正在以一種我們未曾預料到的方式開始改變我們的貿易方式,並創造價值,這種方式在5年前還是不可想像的」[1](p10)。也就是說,由於電子商務發展迅猛,造成了各國政府及經濟學家們認識上的不足,尚不能為電子商務的發展提供適當的制度環境。

現代制度經濟學認為,人是在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的。由於人都是自私而有理性的,他們總是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競爭也就成為現實客觀的存在。而無約束的競爭行為必定加劇交易活動的不確定性,增加交易成本。為了減少這種成本支出,人們建立了許多要求行為人共同遵循的契約關系或交易規則,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約束條件。這些規則的存在,使社會變得有序,使社會各種資源的配置更為合理,從而提高了人類活動的效率和改變人類生活的經濟環境。制度就是被用於支配特定的行為模式與相互關系的一系列行為規則。制度通過界定和限制交易主體的選擇集合減少交易活動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交易成本,使來源於交易活動的潛在收益成為現實。人們通過這一系列規則來界定自己的選擇空間和約束相互關系,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減少專業化和分工帶來的交易費用的增加,進而創造有效的組織運行條件,促進生產性活動。正因為如此,人類社會創造了許多有效的經濟制度,以解決人類面臨的各種合作問題。可以說,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創造新制度來適應新的經濟條件的過程。而科學有效的制度,是人們對制度資源充分認識和合理開發運用的結果。

要優化電子商務發展的制度環境,就必須清除那些嚴重阻礙電子商務發展的舊制度,同時,也是最為重要的是,要創造能促進電子商務發展的新制度。因為,網路時代和電子商務這種通過虛擬市場來進行交易的商貿形式,有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需要依靠制度創新來予以解決。比如目前人們普遍關注的與交易安全相聯系的商業信譽問題。中國有學者指出,電子商務的問題不僅僅是電子問題,也不僅僅是商務問題,而且是一個商業信用問題,以及商業信用賴以確立的道德問題。毫無疑問,這種觀點是正確的。然而,如果要進一步深究,我們會發現,信用的基礎雖然有文化和道德基礎,但其真正的依託應該是信用制度的建立。

制度影響人類選擇是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通過塑造力以及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則而實現的。制度創新是通過提供更有效率的組織經濟活動的途徑而對發展作出貢獻,而這些途徑通常導致經濟基礎性的調整。要建立更有效率的組織經濟活動的途徑,首先就要建立能影響信息和資源的更為有效率的組織,要建構這些組織原則和方式,也就是要創建系統而科學的制度規則。這種意義上的制度創新,對於新興的、代表著未來經濟發展方向的電子商務特別重要。

三、網路時代制度創新的特徵

網路時代和知識經濟的特性決定了電子商務制度創新的模式、方式和路徑。

網路時代,制度創新將以技術主導型的創新模式進行。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經濟制度重新安排或新的經濟制度的產生有兩種基本的理論模式,即需求誘導型與供給主導型。所謂需求誘導型是指制度的重新安排是在單個行為主體為謀求在現存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即外在利潤)而產生制度變遷的需求所引發的。這種模式假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單個主體總是力圖在給定的制度約束下,謀求確定預期對自己最為有利的制度安排和權利界定。一旦行為人發現制度的不均衡和外在利潤的存在,就會產生制度變遷的需求。這種需求能否轉變為新的制度安排,取決於贊同、支持和推動這種制度變遷的行為主體集合與其它利益主體的力量對比中是否處於優勢地位。如果力量優勢明顯,則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權利界定將被新的制度安排和權利界定所替代,最後國家通過法律等形式確立有利於占支配地位的行為主體的制度安排和產權規則,從而導致制度變遷。而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則是在一定憲法秩序和行為的倫理道德規范下,權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願是決定製度變遷的主導因素,而這種能力和意願主要決定於一個社會的各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結構或力量的對比。顯然,這兩種有關制度變遷的理論模式在互聯網時代需要修改了。電子商務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是因技術變革而引起的歷史性的商貿革命,技術主導的作用超過了利益主導的作用。當然,這並不是說,技術主導下的制度創新沒有利益因素。我們在這里強調的只是,人們在利用互聯網進行商貿活動時,首先而且主要的是以技術手段為條件的,也許並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努力可能產生的利益格局。

網路時代,制度創新的方式是開放式契約方式。這是「由於普通合約按照比較優勢促進了有效的專業化,因而對於隊生產進程來說,一些在聯合投入間的特別合約被共同用於隊生產。不是由於所有聯合投入的所有者的多邊合約,而是一個集中的共同團體促進了隊生產中的聯合投入的有效組織。合約形式形成了所謂企業尤其是適合於組織隊生產進行的實體的基礎」[4](p85)。網路經濟的本質和發展形式及方法都要求,有關主體的經濟權利特別是產權的交換和安排,都應該是一種自願的契約選擇過程,是按價值規律和公正公平原則進行的交換過程。因此,網路時代的制度創新應該以契約選擇為電子商務的靈魂,將具體的產權選擇進行科學的量化,並以標准化合約形式反映這種量化產權,以經濟行為主體的自願選擇來最終實現利益的市場交換和產權安排。這就是,「競爭和革新的陳舊的制度性障礙應該由那些不特別偏袒某一技術和行業的『開放構架』的原則來取代」[1](p94)。對於這種開放式的制度結構,已有經濟學家給定了許多原則性的意見。在美國具有廣泛影響的先進政策研究所就認為,以電子商務為核心的新經濟的革新政策應立足於四項基本原則:在新經濟基礎領域投資,尤其是在教育、培訓、科學和技術研究方面;建立一套靈活、開放、支持革新和發展的貿易規章制度,包括信息技術革命的政策;確保工人能夠得到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中順利前進的必要技能;政府的重組和數字化,保證它的迅速、靈活、反應快速。顯然,並不只這些。起碼還需要將全球一體化作為原則和標准。因為網路時代是全球真正一體化的時代。任何創制,任何標准,如果不能適應這一特點,就不可能在網路中生存。但是,這並不是說,全球所有的網路企業制定的標准都是一致的。制度標準的全球一體化,是指各種制度和標準的兼容性。這種兼容性表明,網路時代的制度體系應該在共同的基本原則前提下進行。電子商務規則體系的這些基本原則應該是網路時代所具有的基本特徵。

網路時代,制度創新的路徑是從制度整合到新制度的確立。網路時代的制度創新是在對現行制度規則體系的確認和劃分的基礎上,實現制度邊際效應的重組。這種制度邊際效應的重組,首要目的是要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減少交易費用,實現制度規則體系在更高層次的均衡。因此,考慮制度創新的約束條件也是十分必要的。這些約束條件將決定製度規則邊際效應重新安排的成本和實施的費用,是在理論創新的基礎上所作的制度選擇。但是,制度創新不可能象理論創新那樣,可以完全自由地進行。事實上,一定的制度規則代表著一定的利益,制度之間的沖突反映了利益之間的沖突,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會千方百計阻礙新事物的發展,因而,也就從來不可能有完全自由的制度整合體系存在,任何制度邊際效應的重新安排必定要受到各種條件的約束。其中,現行法律對制度創新的影響和制度邊際效應綜合體的運行成本的約束是最主要的。現行法律特別是憲法決定了選擇空間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製度變遷的進程和方式。國家一定時期的法律秩序,是國家基本制度的具體體現。法律確立並保護它認為必要和應該的社會規則。這並不是說,法律反對一切制度變動,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在事實上規定了制度創新的方向。為了控制由法律界定的制度創新方向,協調好現行制度利益的既得者與新制度利益的獲得者之間的平衡,國家權力中心一般不願意採用激進的創新辦法。尤其在中國這樣實施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的國家,維護權力中心的政治權威,將有助於穩定有序地完成制度創新的實施,減少談判成本。可以說,個體收益是誘發微觀經濟主體對制度創新的需求,但它不是正式制度供給的依據。經濟制度真正的供給者是代表國家權力的法律。也就是說,我們在規范電子商務時,要充分考慮國家法律對各種制度規則體系的界定。凡是國家法律明文禁止的行為,都不能作為電子商務的規則而予以確認和許可,否則,將直接觸犯國家的法律規定,給電子商務的發展製造新的障礙。只有對國家肯定的行為和保護的經濟關系進行重組,才能得到國家法律的認可,起碼不會造成直接的法律沖突。

⑦ 如果我想讀一本與本專業的相關《現代制度經濟學》的圖書,能通過什麼途徑獲取至少兩種方法

如果我想一朵醫保與本專業有關的現代制度經濟學的出色，能通過什麼途徑獲取可以在選擇手機上擦一擦，然後呃就可以找到。

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生活中出現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有哪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改革之初的絕對平均主義狀態演變為九十年代以來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無論是城鄉、區域之間,還是部門、企業之間,收入差距都較大。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

（一）價值規律作用的結果

價值規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凡是存在市場經濟的地方，就有價值規律存在並發揮作用。大家知道，價值規律的主要內容和要求是：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按價值量進行等價交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既是評價一行業內的眾多生產經營者優劣的社會標准和尺度，又是催促著商品生產經營者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無聲命令和無情的鞭子。在生產同種商品的眾多生產經營者中，符合這個標准者可以獲得正常利潤；低於這個標准者，可以獲得超額利潤，發財致富；而達不到這個標准者則不能獲得正常利潤甚至要虧損或破產，變成失業者和貧困者。這就是價值規律「優勝劣汰」的作用。經過30年的市場化推進，我國已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為體制目標的改革進程，已進入由數量建設為主，即以拓寬市場機製作用空間為主，轉變為以質量建設為主，即以提升市場化競爭的公平與有效性為主。價值規律「優勝劣汰」的作用不僅表現在生產和流通領域，而且表現在城鄉關系和地區關繫上，凡是有市場經濟活動的地方都顯示出來。以家用電器行業為例，20多年前哪一種產品都有眾多生產經營者，每個省、每個大城市都有企業生產家用電器產品，而今還有幾家電視機廠、冰箱廠、洗衣機廠?只是少數幾家尚存並發財致富了，而多數都關門歇業了，並由此造成大批失業者和貧困者。因此，我國的收入差距是價值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

（二）按勞分配「局限性」的表現

目前，我國實行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實行按勞分配，以勞動作為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尺度，等量勞動等量產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有勞動能力而不勞動者則不得食，這對於廣大勞動者來說，是從未有過的平等。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馬恩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頁。）但是，按勞分配還不是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還沒有做到按需取得消費品那種事實上的平等。也就是說，按勞分配在形式上是平等，但在事實上又是不平等的。因為按勞分配中通行的也是商品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即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按照這一原則，交換雙方是平等的，這種平等是以同一尺度去對待事實上不同的個人。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按勞分配中所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

既然把勞動這同一尺度應用在不同的勞動者身上，就必然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必然出現事實上的不平等。這是因為：（1）各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是不同的，他們對社會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是不同的，以同一尺度進行分配，有的人分得多一些，有的人分得少一些。在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復雜勞動是倍加簡單勞動的倍數不斷增大，幾倍、上十倍，甚至成百倍。因此，從事復雜勞動的人與從事簡單勞動的人收入也會呈不斷擴大的趨勢。（2）即使勞動者提供同等數量的勞動，取得同樣數量的報酬，但由於勞動者的家庭負擔不同，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也是不相同的。（3）失業者、殘病者，無法就業，沒有勞動，無法實現勞動者的權力，自然無勞動報酬可言，成為靠救濟金過活的貧困者。

所以，以勞動為尺度來分配個人消費品，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在事實上又是不平等的。馬克思把它看成是一種「弊病」，並認為這種「弊病」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總之，按勞分配的「局限性」是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三）制度安排的產物

生產要素產權制度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認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產權問題。現代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表明，產權是資源稀缺所導致的利益沖突與協調的結果，產權配置決定收入分配。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和非勞動要素（如土地、自然資源和資本等）；產權制度既包括以所有權為核心的使用權、受益權和處分權安排，也包括國家對相關產權的限制。要素產權制度對收入分配問題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不同群體要素產權的多寡決定了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權利貧困是要素產權的貧困；二是非勞動要素（資源和資本等）的配置狀況，決定勞動者在與生產資料結合過程中的交易地位，進而決定勞動分配率的大小；三是要素產權配置決定要素配置效率，影響所分配蛋糕及利益分配矛盾的大小，影響到社會經濟的協調和持續發展。

（四）收入分配不公的結果

我國收入分配問題，實際上包括兩個問題，一個是收入分配不公，另一個是收入差距過大。這兩個問題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收入分配不公更多的是強調收入分配機會和過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差距過大更多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結果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並使這個差距不斷擴大。

⑨ 網路時代 意義 作用

21世紀是一個數字化、網路化和知識經濟的社會,信息產業將成為國力競爭的焦點,也是國家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直接影響著國家在新世紀的生存和發展。以數字化和網路化為基礎的電子商務因其具有超越時空界限、雙向信息溝通、交易手段靈活和交貨方式快速等特點,將改變傳統的貿易形態,為經濟發展提供原動力,成為各國國民經濟發展一個重要的增長點。因此,許多國家都將大力發展電子商務作為新世紀的一項重要國策。而發展電子商務必須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並舉。

一、電子商務對現存制度的沖擊

電子商務作為網路時代的產物和知識經濟最突出的代表,它的產生和發展將在社會經濟領域引起的革命性變化,其意義將超過200年前工業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這不僅在於,電子商務是網路技術應用的全新發展方向,是網際網路的開放性、全球性、低成本、高效率的特性在商業貿易領域中的運用,從而增加了貿易機會、降低了貿易成本、提高了貿易效益。更在於,電子商務已超越了作為一種新的貿易形式所具有的價值,正在改變企業本身的生產、經營、管理活動,甚至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與結構,人類從事經濟活動的許多基本游戲規則將因此而發生深刻的變化。

也就是說,電子商務最深刻的意義在於,它正在改變企業的主要經營模式和市場競爭的游戲規則,甚至正在沖擊和改變人類社會在工業化時代賴以生存的許多制度。事實上,這種沖擊是多方面的,無論是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還是社會文化和生活制度,都在經受或將經受電子商務的挑戰。其中,商貿制度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產權制度、分配製度、金融制度、稅收制度、企業管理制度等都是電子商務直接沖擊的對象。

就商貿制度而言,「電子商務的應用正在產生的新的交易過程和新的交易方式。一方面企業利用電子商務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擴大選擇面、提供新的勞務、使購買過程流水化並降低了成本,以此來獲得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由於顧客能通過互聯網從各種渠道獲得許多價格和產品信息,互聯網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價格約束」[1](p22)。具體來說,首先,電子商務通過網路技術,建立互動式的電子商務平台,實現虛擬的商務平台與物理的商務運作的對接,使市場的空間形態、時間形態和虛擬形態融為一體,使傳統的貿易方法進入到了電子化時代,在網上建立完成產、供、銷全部商業流程的虛擬市場;其次,互聯網和IP協議(Internet協議)使遠處的成本和近處的成本相同,使交易不因范圍和距離的變化而遞增交易成本,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現代化信息環境,改變了人類記錄和傳播信息的符號,使信息成為了電子商務交易過程的核心,誰掌據了最新最全的產品信息和市場信息,誰就在這種虛擬的市場上掌握了主動權。再次,電子商務是平等競爭的最有效的工具和載體,它改變了企業競爭的基礎和方式,使交易規范化,防止暗箱操作,減少賄買賄賣,凈化流通領域。最後,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沖擊著傳統經濟結構和貿易方式,對國際貿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主導國際貿易的重要因素,加速了世界經濟全球化和貿易投資一體化的進程。

就財產分配製度而言,電子商務將使產權制度特別是財富分配製度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網路時代特別是電子商務為知識作為資本提供必要的說明和範例。甚至可以說,社會財富將會因電子商務的存在而進行重新分配。那些掌握了先進的網路技術和最能感悟電子商務的知識英雄們,將以自己的知識資本迅速地獲得較大份額的社會財富。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先生將電子商務視為「世界正在關注著國家財富再創造關系間的一場革命」[2](p40)。

就勞動制度而言,隨著電子商務的擴展,就業需求效應將傳遞到經濟各領域。提供運輸和裝運服務、網上目示、桌面出版等服務的工作出現需求而且發展迅速。同時,其它一些職業的需求將下降,包括旅行代理人、股票經紀人、銀行出納員和通訊設備操作人員。其原因在於消費者將增加網上采購及其它網上交易活動,以繞過額外的傳送方式或是選擇一條直接路線來收集信息。

就管理制度而言,「電子商務正在成為企業管理和政府管理的戰略手段」[3](p282)。具體來說,電子商務將徹底改變人類的管理思想,它要求企業從以生產為中心的管理思想,轉變為以市場需求為中心的管理思想。縱橫交錯的計算機網路改變了信息傳遞方式,原來起上傳下達作用的中層組織逐漸消失,高層決策者可以與基層執行者直接聯系,企業的組織結構和職能,從層次的指令控制結構轉向基於信息的扁平結構,企業內部的信息交流、管理職能、工作群體的結構都將發生變化。原來的供應鏈將形成一個端到端的關系式的管理模式,這種集成的或擴展的供應鏈管理著連接客戶、生產商、供應商、銷售商、競爭對手的網路。

所有這些都說明我們正處於一場由數字處理推動的技術革新之中,並在經受因這種技術變革而產生的制度改革。

二、電子商務的發展需要優化制度環境

電子商務產生和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是因網路技術革命而產生的全新的商業形式,技術革命是其產生的根源和基礎。因此,最初從事電子商務的大都是那些具有網路知識的技術精英。他們的主要注意力是如何將網路技術商品化和電子商務的技術創新上。然而,隨著電子商務向縱深發展,技術精英們越來越感到,電子商務主要的問題還是商務,無論技術如何先進,面對傳統的商務規則都會變得有些力不能及。於是,人們不得不從技術以外的視角來審視電子商務的發展問題了。那些有遠見的政府和經濟學家已經認識到,電子商務作為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許多問題都需要用制度的方式確定下來,「新的組織形式和新技術一樣的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p97)。

在一定的意義上,電子商務對現存制度的沖擊程度就是現存制度規則對電子商務進一步發展的制約程度。事實上,目前電子商務的最大障礙是制度環境。這種障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建立在工業化時代的許多制度嚴重阻礙著電子商務的發展。人類社會現存的許多制度都是基於工業化時代的要求和特性建立的。電子商務卻是以網路時代和知識經濟為基礎。這兩者的差異十分明顯。正是這種基礎性的差異,構成了電子商務與現存制度規則的沖突。另一方面,人們還沒有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建立新的規則體系。電子商務是Internet爆炸式發展的直接產物,人類對自己創造的電子商務缺乏必要的理論認識。這正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所說,「一種最新的發明創造——我們稱之為信息技術——正在以一種我們未曾預料到的方式開始改變我們的貿易方式,並創造價值,這種方式在5年前還是不可想像的」[1](p10)。也就是說,由於電子商務發展迅猛,造成了各國政府及經濟學家們認識上的不足,尚不能為電子商務的發展提供適當的制度環境。

現代制度經濟學認為,人是在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的。由於人都是自私而有理性的,他們總是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競爭也就成為現實客觀的存在。而無約束的競爭行為必定加劇交易活動的不確定性,增加交易成本。為了減少這種成本支出,人們建立了許多要求行為人共同遵循的契約關系或交易規則,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約束條件。這些規則的存在,使社會變得有序,使社會各種資源的配置更為合理,從而提高了人類活動的效率和改變人類生活的經濟環境。制度就是被用於支配特定的行為模式與相互關系的一系列行為規則。制度通過界定和限制交易主體的選擇集合減少交易活動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交易成本,使來源於交易活動的潛在收益成為現實。人們通過這一系列規則來界定自己的選擇空間和約束相互關系,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減少專業化和分工帶來的交易費用的增加,進而創造有效的組織運行條件,促進生產性活動。正因為如此,人類社會創造了許多有效的經濟制度,以解決人類面臨的各種合作問題。可以說,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創造新制度來適應新的經濟條件的過程。而科學有效的制度,是人們對制度資源充分認識和合理開發運用的結果。

要優化電子商務發展的制度環境,就必須清除那些嚴重阻礙電子商務發展的舊制度,同時,也是最為重要的是,要創造能促進電子商務發展的新制度。因為,網路時代和電子商務這種通過虛擬市場來進行交易的商貿形式,有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需要依靠制度創新來予以解決。比如目前人們普遍關注的與交易安全相聯系的商業信譽問題。中國有學者指出,電子商務的問題不僅僅是電子問題,也不僅僅是商務問題,而且是一個商業信用問題,以及商業信用賴以確立的道德問題。毫無疑問,這種觀點是正確的。然而,如果要進一步深究,我們會發現,信用的基礎雖然有文化和道德基礎,但其真正的依託應該是信用制度的建立。

制度影響人類選擇是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通過塑造力以及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則而實現的。制度創新是通過提供更有效率的組織經濟活動的途徑而對發展作出貢獻,而這些途徑通常導致經濟基礎性的調整。要建立更有效率的組織經濟活動的途徑,首先就要建立能影響信息和資源的更為有效率的組織,要建構這些組織原則和方式,也就是要創建系統而科學的制度規則。這種意義上的制度創新,對於新興的、代表著未來經濟發展方向的電子商務特別重要。

三、網路時代制度創新的特徵

網路時代和知識經濟的特性決定了電子商務制度創新的模式、方式和路徑。

網路時代,制度創新將以技術主導型的創新模式進行。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經濟制度重新安排或新的經濟制度的產生有兩種基本的理論模式,即需求誘導型與供給主導型。所謂需求誘導型是指制度的重新安排是在單個行為主體為謀求在現存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即外在利潤)而產生制度變遷的需求所引發的。這種模式假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單個主體總是力圖在給定的制度約束下,謀求確定預期對自己最為有利的制度安排和權利界定。一旦行為人發現制度的不均衡和外在利潤的存在,就會產生制度變遷的需求。這種需求能否轉變為新的制度安排,取決於贊同、支持和推動這種制度變遷的行為主體集合與其它利益主體的力量對比中是否處於優勢地位。如果力量優勢明顯,則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權利界定將被新的制度安排和權利界定所替代,最後國家通過法律等形式確立有利於占支配地位的行為主體的制度安排和產權規則,從而導致制度變遷。而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則是在一定憲法秩序和行為的倫理道德規范下,權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願是決定製度變遷的主導因素,而這種能力和意願主要決定於一個社會的各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結構或力量的對比。顯然,這兩種有關制度變遷的理論模式在互聯網時代需要修改了。電子商務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是因技術變革而引起的歷史性的商貿革命,技術主導的作用超過了利益主導的作用。當然,這並不是說,技術主導下的制度創新沒有利益因素。我們在這里強調的只是,人們在利用互聯網進行商貿活動時,首先而且主要的是以技術手段為條件的,也許並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努力可能產生的利益格局。

網路時代,制度創新的方式是開放式契約方式。這是「由於普通合約按照比較優勢促進了有效的專業化,因而對於隊生產進程來說,一些在聯合投入間的特別合約被共同用於隊生產。不是由於所有聯合投入的所有者的多邊合約,而是一個集中的共同團體促進了隊生產中的聯合投入的有效組織。合約形式形成了所謂企業尤其是適合於組織隊生產進行的實體的基礎」[4](p85)。網路經濟的本質和發展形式及方法都要求,有關主體的經濟權利特別是產權的交換和安排,都應該是一種自願的契約選擇過程,是按價值規律和公正公平原則進行的交換過程。因此,網路時代的制度創新應該以契約選擇為電子商務的靈魂,將具體的產權選擇進行科學的量化,並以標准化合約形式反映這種量化產權,以經濟行為主體的自願選擇來最終實現利益的市場交換和產權安排。這就是,「競爭和革新的陳舊的制度性障礙應該由那些不特別偏袒某一技術和行業的『開放構架』的原則來取代」[1](p94)。對於這種開放式的制度結構,已有經濟學家給定了許多原則性的意見。在美國具有廣泛影響的先進政策研究所就認為,以電子商務為核心的新經濟的革新政策應立足於四項基本原則:在新經濟基礎領域投資,尤其是在教育、培訓、科學和技術研究方面;建立一套靈活、開放、支持革新和發展的貿易規章制度,包括信息技術革命的政策;確保工人能夠得到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中順利前進的必要技能;政府的重組和數字化,保證它的迅速、靈活、反應快速。顯然,並不只這些。起碼還需要將全球一體化作為原則和標准。因為網路時代是全球真正一體化的時代。任何創制,任何標准,如果不能適應這一特點,就不可能在網路中生存。但是,這並不是說,全球所有的網路企業制定的標准都是一致的。制度標準的全球一體化,是指各種制度和標準的兼容性。這種兼容性表明,網路時代的制度體系應該在共同的基本原則前提下進行。電子商務規則體系的這些基本原則應該是網路時代所具有的基本特徵。

網路時代,制度創新的路徑是從制度整合到新制度的確立。網路時代的制度創新是在對現行制度規則體系的確認和劃分的基礎上,實現制度邊際效應的重組。這種制度邊際效應的重組,首要目的是要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減少交易費用,實現制度規則體系在更高層次的均衡。因此,考慮制度創新的約束條件也是十分必要的。這些約束條件將決定製度規則邊際效應重新安排的成本和實施的費用,是在理論創新的基礎上所作的制度選擇。但是,制度創新不可能象理論創新那樣,可以完全自由地進行。事實上,一定的制度規則代表著一定的利益,制度之間的沖突反映了利益之間的沖突,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會千方百計阻礙新事物的發展,因而,也就從來不可能有完全自由的制度整合體系存在,任何制度邊際效應的重新安排必定要受到各種條件的約束。其中,現行法律對制度創新的影響和制度邊際效應綜合體的運行成本的約束是最主要的。現行法律特別是憲法決定了選擇空間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製度變遷的進程和方式。國家一定時期的法律秩序,是國家基本制度的具體體現。法律確立並保護它認為必要和應該的社會規則。這並不是說,法律反對一切制度變動,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在事實上規定了制度創新的方向。為了控制由法律界定的制度創新方向,協調好現行制度利益的既得者與新制度利益的獲得者之間的平衡,國家權力中心一般不願意採用激進的創新辦法。尤其在中國這樣實施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的國家,維護權力中心的政治權威,將有助於穩定有序地完成制度創新的實施,減少談判成本。可以說,個體收益是誘發微觀經濟主體對制度創新的需求,但它不是正式制度供給的依據。經濟制度真正的供給者是代表國家權力的法律。也就是說,我們在規范電子商務時,要充分考慮國家法律對各種制度規則體系的界定。凡是國家法律明文禁止的行為,都不能作為電子商務的規則而予以確認和許可,否則,將直接觸犯國家的法律規定,給電子商務的發展製造新的障礙。只有對國家肯定的行為和保護的經濟關系進行重組,才能得到國家法律的認可,起碼不會造成直接的法律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