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要寫一篇關於「經濟發展對環境的影響」的論文
好吧，開個頭你參考以下：
經濟發展對環境的影響
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環境，這二者能否兼顧？可以說，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人類生存環境的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至少在短期存在著矛盾。
長期以來人類將自身的發展局限在經濟發展的范疇，而經濟發展需要依賴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生產力的支持，同時不可避免地要對環境質量產生不利的影響。20世紀後半葉，人類的發展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環境。
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環境，這二者能否兼顧？可以說，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人類生存環境的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至少在短期存在著矛盾。人類必須對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分配資源的問題作出取捨：在其中任何一方面增加資源的投入，在短期，必然會減少另一方面資源的投入。對資金短缺的發展中國家，這一矛盾尤其尖銳。
但是從長期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並不一定是矛盾的。環境的改善可能有助於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發展則能為環境保護提供資金和技術。
當前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人口之間的矛盾被認為是普遍存在的，但人們又注意到世界經濟發展中一些奇特的現象：從宏觀上看，在某些國家和地區，既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又保持了低通貨膨脹率和低失業率；既能在相對長的時間內實現經濟的持續繁榮，又能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而這一切都是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所難以解釋的。從微觀上看，不少經濟增長來源於新的「思想」或新的「配方」的發現，以及事物由低價值組合向高價值組合的轉型。這表明是思想技術在推動某種新的經濟增長，而這種新的經濟增長依賴的主要不是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而是智力、資訊、管理等軟資源。因此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非常小。
2. 《環境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論文1000字
只提供寫作的角度。
社會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辯證關系，以資源型經濟為主要模式的城市，現階段遭遇到的資源枯竭、產業結構不完整、產業結構低端、粗放等，以及在這種模式下造成的環境問題、經濟可持續發展等方向，從具體的城市然後引申到全國乃至全球性的經濟發展與環境關系。
從全球環境問題論述循環經濟、可持續經濟的重要性。
論述循環經濟、可持續經濟的特點，優勢以及是如何從創造價值的角度，闡述環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對立統一。
從上述角度，組織材料，闡明立場中心主題即可。
3.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相關議論文
進入二十世紀,人類進入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通過對資源的過度利用，促進經濟的飛速發展，同時也造成了諸多的環境問題。如大對資源的過度開采，也造成了一系列的污染問題，可以說人類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保護環境成為人類發展的重要問題。 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環境，這二者能否兼顧?
可以說，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人類生存環境的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至少在短期存在著矛盾。人類必須對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分配資源的問題作出取捨： 在其中任何一方面增加資源的投入，在短期必然會減少另一方面資源的投入。對資金短缺的發展中國家， 這一矛盾尤其尖銳。
但是從長期看，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並不一定是矛盾的。 環境的改善可能有助於經濟的發展， 而經濟的發展則能為環境保護提供資金和技術。 從客觀上來分析，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是彼此依託，互相推動的。一 方面 21 世紀所提倡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將環境作為經濟成本的一個部分，因而環境保護成為了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的途徑。
經濟發展速度的持續性和穩定性，依賴於自然資源的豐富程度和持續生產能力，因而保護和改善環境提供了經濟穩定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條件。另一方面，我們今天所說的環境保護，不只是單單的保護，或者是消極的防治，而是在保護的前提下， 對環境進行合理的開發和利用。
要求人類以文明倒退來保存自然的原始是荒謬可笑的。今天的環保不但不能要求經濟停滯不前。還恰恰需要經濟持續的力量為環保提供物質上，技術上的條件。
由此看來，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是相輔相成，唇齒相依，是完全可以並行不悖的。發展經濟必須保護環境是發展經濟的本質要求。 發展經濟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我國發展經濟是為了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我國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國，經濟基礎薄弱，工業 化程度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矛盾普遍存在。保護環境，包括保護人民群眾生活環境和自然環境。
老實說，在城市存在發展經濟尤其是發展工業對居民生活產生不良影響的情況，在農村更是存在破壞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的問題。 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發展過程中因破壞環境影響人民生活，則違背了發展經濟的本意。
發展經濟必須保護環境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我們生活的環境，我們的子孫後代也要在這里生活，我們發展經濟破壞了環境，有些破壞是無法彌補的， 是對子孫後代的犯罪。
現在世界各國都已高度重視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研究，大力發展綠色工業，無公害產業。我國是具有悠久歷史和文明的大國，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更應該重視環境保護，為子孫後代留下美好的生活空間。
發展經濟必須保護環境是自然規律的要求。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自然環境受到了嚴重損害，那麼我們將受到自然的嚴厲懲罰。重大的洪澇災害都是破壞環境造成的必然結果。在抗洪救災中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恐怕已超過了犧牲環境的經濟發展成果。自然規律是無情的，誰侵犯了它誰將受到它的報復。
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發展經濟過程中保護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提出，為經濟發展與環境的保護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戰略。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後代人對於自然資源、生存環境的需求。換句話說，就是指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它們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系統，既要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又要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大氣、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資源和環境，使子孫後代能夠永續發展和安居樂業。
可持續發展的內涵有兩個最基本的方面，即發展與持續性，發展是前提， 是基礎，持續性是關鍵，沒有發展，也就沒有必要去討論是否可持續了；沒有可持續性，發展就行將終止。發展應理解為兩方面：首先，它至少應含有人類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因此經濟增長是發展的基礎。其次，發展作為一個國家或區域內部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必經過程，它以所有人的利益增進為標准，以追求社會全面進步為最終目標。
持續性也有兩方面意思：首先，自然資源的存量和環境的承載能力是有限的，這種物質上的稀缺性和在經濟上的稀缺性相結合，共同構成經濟社會發展的限制條件。 其次，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 當代人不僅要考慮自身的利益， 而且應該重視後代的人的利益， 既要兼顧各代人的利益，還要為後代發展留有餘地。
可持續發展是發展與可持續的統一，兩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放棄發展， 則無可持續可言，只顧發展而不考慮可持續，長遠發展將喪失根基。
可持續發展戰略追求的是近期目標與長遠目標，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的最佳兼顧，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涉及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
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意味著社會的整體變革，包括社會、經濟、人口、資源、環境等諸領域在內的整體變革。發展的內涵主要是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
可持續發展是一項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期戰略。其主要包括資源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可持續發展三個方面。
首先可持續發展以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良好的生態環境為基礎。其次，可持續發展以經濟可持續發展為前提。再次，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中心是人，以謀求社會的全面進步為目標。 中國已經把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一項國策來實行，只有在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的同時，與保護環境聯系起來，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才能保證中國的不斷崛起與不斷強大。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不僅是環境經濟學的中心課題，而且也是人類社會、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經濟發展對環境變化起主導作用，但並不否定環境變化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對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要進行具體的分析。經濟的發展只有與環境的發展保持協調，才能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正確處理經濟與環境的關系，就能使兩者協調發展。為此，中國要正確制定和實施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發展戰略。
從經濟發展方針策略來看，我們不僅要在環境保護中實行對外開放，也要在對外開放中實行環境保護，因為，只有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才會為外資的流入創造條件，有了資金就會促進經濟的更進一步發展。這是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惟一正確選擇。自然生態環境是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是人類生存和發展之本，如果破壞了這一基礎，人類當前和未來的發展都要受到嚴重的制約。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量少，為發展所提供的空間有限，因此，只有使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才能使有限的自然資源不僅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且能夠保證子孫後代的永續利用。
中國實現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戰略，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和方法如下。
第一，加快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主要是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從擴大再生產方式來看，應由處延型擴大再生產向內涵型擴大再生產轉變；從速度和效益來看，應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從投入產出來看，應實現「低投入、低產出一高投入、高產出一低投入、高產出」的轉變。只有這樣，才能在實現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
第二，經濟發展目標應由單一目標型向綜合目標型轉變。傳統的發展戰略，是以追求國民總產值的增長為其目標的。單純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必然忽視環境保護，加劇生態條件惡化與環境質量下降，其結果只能是使環境遭到破壞，經濟發展也難以為繼。
因此，經濟發展目標應該由單一型向多元型轉變，即經濟發展既要有經濟目標，又要有環境目標、生活質量目標等綜合目標。只有把環境質量納入經濟發展目標，才能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起來，使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同步發展。
第三，從對自然資源的單純消耗向有效保護、合理開發和充分利用相統一的資源發展戰略轉變。中國傳統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榨取性利用和浪費性使用的基礎上的。這種只講利用，不講保護，忽視其增殖的盲目開發利用，必然導致自然資源的嚴重破壞和浪費，使人與資源的矛盾日趨尖銳化。
因此，中國的資源發展戰略，應是經濟系統對生態系統的各種自然資源的最優利用和有效保護。應在保護中合理利用，在合理利用中更新增殖，保護開發利用與更新增殖相平衡，實現生態經濟平衡，使自然資源的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都能順利地進行，把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在自然資源的穩定持續供給能力的基礎上，協調好人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協調好經濟與資源、環境的關系。
為此，要改革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樹立環境資源有價值的觀念，建立資源節約型產業，提高全民環境意識。第四，增加一定比例的環保投資，促進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一國環保投資占同期GNP的比例問題，是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關系的一個重要指標。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環境欠賬嚴重，如果不及時提高環保投資的比例，不僅舊賬難清，新賬又欠，而且勢必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為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必須適當增加並保持一定比例的環保投資。除提高環保投資水平外，還要進一步提高環保投資效益，使投資資金更好地發揮效用。
總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兩者之間既存在矛盾，又可以協調。經濟發展帶來了環境問題，卻又增強了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環境問題的解決，又增強了經濟持續發展的能力。兩者協調的目標是既能發展經濟，又能使環境質量逐步改善，以實現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三者的和諧統一。
一、經濟增長方式不僅要兼顧產業升級、社會和諧發展，還要兼顧環境保護
經濟增長方式，要涉及諸如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的調整和優化，經濟效益、質量的提高和優化，經濟體制、制度的不斷完善，生態環境的修復和保護，資源的節約利用和優化，擺脫貧困、公平分配及增加社會福利等。還要正確理解"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的關系，發展更加註重經濟、社會、生態之間的相互協調，更加註重社會公平分配與社會和諧發展。轉變鎮江的經濟發展方式，由經濟發展的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由單純追求增長速度型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轉變。
二、促進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發展
在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是生態環境的基礎和動力，生態環境是經濟發展的條件和保障，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相影響的關系。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是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的辯證統一關系。推進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協調發展，要樹立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大對環境保護的資金投入，完善環境保護政策法規體系，完善政府績效評價機制、監督機制和對政府部門失職的懲處機制。
在發展理念上，在做法上，要努力構築以綠色理念為方向、以高新技術為引領、以集群發展為特徵、以現代服務業、綠色製造業、戰略新興產業為支柱的健康產業發展結構。工廠生產工藝要採用綠色的生產方式，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同時減少對傳統高耗能產業投資，加強節能、低碳、環保技術的攻關和突破，分期分批逐步淘汰污染嚴重的落後產能。嚴格限制工業園區擴張，在重點建設現有的工業園區的基礎上，力爭不再開設新的工業園區。合理開采礦產資源，控制開采規模，要讓礦產資源永繼利用。
4. 寫一篇，經濟與環保的論文
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可能脫離周圍環境而孤立地進行。環境是社會發展的經常必要的條件 之一 , 趁著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的作用環境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促進或阻延的作用體現了 生產力不斷提高和自然資源不斷開發 , 社會與其周圍環境的聯系便日益加深。 環境是人類生存 發展的基礎。也是開發利用的對象。主要功能有 :(1)提供人類活動所必需的各種自然條件和 自然資源。 環境是人類從事生產的物質、 能源的源泉 , 也是各種生物基本重要條件。 人類從自 然地理環境中開採煤、 石油、 天然氣等 , 利用土地資源生產穀物 , 從而產生一系列的經濟活動。 因而環境資源的多寡、優劣決定著經濟活動的規模和速度。當人類索取資源的速度超過自然 供給的能力時 , 便難以維系和持續發展。 (2)消納和同化人類活動產生的產品 , 同時也會有一些 一時未能被利用的副產品排入環境 , 成為廢物。而人類新陳代謝和消費活動 , 也產生各種廢棄
物歸還給周圍自然環境。當廢物排放量超過環境的自凈能力時 , 環境質量會下降 [3]。 (3)滿足 人類生存的精神享受。 環境不僅能為人類提供物質資源 , 而且還能滿足人們對舒適的要求。 清 潔的空氣和水是農業生產必需的要素 , 也是人們健康 , 愉快的生活需求。 優美舒適的環境 , 使人 們心情輕松、精神愉快 , 有利於提高人體素質 , 更有效地工作促進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保護環 境的目的在於促進社會經濟持續發展。 面對諸多的環境問題 , 我們必須加強環境保護。 環境問 題是指任何不利於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環境結構和狀態的變化 , 產生的原因包括人為、 自然兩方 面。其實質是人類不合理的社會經濟活動與環境可持續發展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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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跪求有關《環境經濟學》的論文！
http://www.lunwentianxia.com/class_sf/X196/ 摘要 環境污染和保護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本文從經濟學角度結合實例對環境污染的原因進行分析，並提出合理化建議
關鍵詞 環境污染 經濟學分析 治理建議
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的物質基礎，也是經濟系統運行的基礎，生態環境問題是由於人類長期的生產和生活等社會經濟行為所引起的生態環境破壞而反作用於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不良影響，其實質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調。目前，環境問題已成為全球社會性的問題。如何解決好這一問題，關繫到人類社會的生存。因此，採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對促進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 環境污染的經濟學分析
自然環境是人類的共同財富．環境效益具有公共性。例如，一戶人家在房前屋後種了許多花草．把屋子周圍布置得像個花園。居住環境變得十分幽雅。但實際的得益者並不只限於這戶人家．因為鄰居的居住環境也得到了改進．此類行為都產生一些沒有辦法完全收歸私有的利益。反過來說，環境被破壞帶來的影響也是公共性的。例如，各工廠排放的廢水、廢氣，建築工程形成的噪音與塵土飛揚等都污染或破壞了環境，這些行為對社會所造成的傷害，都沒有由污染者或環境破壞者本身負擔．這就是環境效益的外部不經濟或負的外部性，外部性影響導致市場失靈是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
1．1 外部不經濟(或負的外部性)
在健全的產權體系中．市場制度通過價格機制使資源達到最優的配置。但是在產權不明晰情況下，經濟活動必然產生經濟的外部性．從而導致經濟活動中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或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產生「市場失靈」。由於環境本身所固有的公共特性．其外部性表現得相當明顯。環境損害行為具有很強的負外部性，譬如，對大氣、河流的污染，其成本通常都是由全社會共同承擔．而相應的收益卻為造成破壞的市場主體所獨享。由於私人成本對社會成本的偏離．私人的最優經濟活動水平也必然偏離社會的最優狀態．其現實表現就是污染產品生產過多導致污染超標，超過環境自凈能力。假定某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排放有毒氣體。對周圍的群眾造成危害。即具有負的外部性，那就意味著私人成本(即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各種成本)低於社會成本(即社會為企業生產所付出的代價)。
1．2 外部經濟(或正的外部性)
環境保護行為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即市場主體對環境改善所帶來的利益並不能獨享卻要獨自承擔環境改善的全部成本。譬如，上游居民植樹造林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使下游居民受益．卻往往不能得到下游居民的補償。所以。如果沒有相應的激勵機制，在環境保護問題上就會產生廣泛的「搭便車」的行為．即市場主體從自身利益出發都不願為環保行動付費而會樂意坐享其成。這必然導致環境保護行為供給的嚴重不足。
如果某居民植樹造林改善環境，他獲得的私人收益是低的。但社會所得到的社會收益是大的．即具有正的外部性。那麼社會收益大於私人收益。但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下，若有外部經濟存在的話，則行為者因得不到全部好處，自然不願意生產使社會福利達到最大的產量。結果使資源配置效率低下。所以，由於外部性影響。市場機制並不能使環境質量在經濟擴張過程中得到充分的保障．從而出現「市場失靈」。這是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
2 治理環境污染的對策和建議
2．1 實行征稅或補貼的政策
對造成外部不經濟的企業，政府應征稅，其數額應等於該企業給社會其它成員造成的損失．使該企業的私人成本恰好等於社會成本． 使其因此而承擔污染成本從而消除外部影響。對造成外部經濟的居民(或企業)。政府則可以採取補貼的辦法，使居民(或企業)的私人收益與社會利益相等。無論是何種情況．只要政府採取措施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與相應的社會成本和社會收益相等。則資源配置便可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2．2 界定環境資源產權關系環境資源是一種公共產品．其產權關系界定不清晰，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外部性問題。所以，將產權途徑引入環境治理．可以有效地強化市場機制的
運行並補充政府的干預，促進環境管理優化。作為政府，主要通過設計制度、保護產權，使環境保護與私人經濟主體的利潤緊密相連。使環境保護成為人們的一種自覺行為．達到生產消費與環境保護的和諧統一。
2．2 界定環境資源產權關系
環境資源是一種公共產品．其產權關系界定不清晰，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外部性問題。所以，將產權途徑引入環境治理．可以有效地強化市場機制的運行並補充政府的干預，促進環境管理優化。作為政府，主要通過設計制度、保護產權，使環境保護與私人經濟主體的利潤緊密相連。使環境保護成為人們的一種自覺行為．達到生產消費與環境保護的和諧統一。
2．3 加大環境保護的資金投入
環保投入的實質是對環境的一種補償．是實現環境質量改善的重要保證 發達國家環境治理的經驗表明，要控制環境惡化的趨勢。環保投入須達到GDP的1．5％ ，要使環境改善須達到GDP的2．5％。而我國環保投入一直以來都低於GDP的1．5％ ．這從另一個側面表明我國的環境「透支」已相當嚴重。因此，要使環境質量得到改善，就必須加大環保資金的投入，以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贏。
2．4 加大審計部門對環保資金使用的跟蹤檢查
隨著環境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政府部門對環境保護投入資金也呈逐年增加趨勢。政府投入大量資金用於環保建設．同時又對環境污染單位執行排污收費制度．環保資金的一收一支構成環境審計的主要內容。審計部門要加強對環保資金使用情況的跟蹤檢查．建立環境治理項目資金使用情況反饋報告制度．對資金使用的合法合規性做出審計。通過審計，既能監督此類資金是否得到合理合法的使用．又能充分發揮環保資金的效益。
2．5 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公民的環保意識
充分利用宣傳、教育陣地、運用廣播、電視、報紙、雜志、學校、文藝、廣告牌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大力宣傳環境與資源保護的方針、政策和法規。通過宣傳，強化全民生態和環保意識。同時，還要利用植樹節、地球日、世界環境日、人口日、世界動物日等紀念日對青少年開展環保教育．加深鞏固下一代的環境意識。通過宣傳教育，提高公眾環保意識．使保護生態環境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
2．6 建立公眾社會參與環境保護監督制度
環境資源公共物品與行為外部性兩個特點。市場價格只能反映局部性私人成本．不能充分反映全部整體性成本，這樣，導致經濟行為失去制約，產生市場失靈。因此。需要充分發揮公民社會能動性的參與特點。加強對環境污染單位個人和群體的監督，利用公民社會的自主力量．建立公眾社會參與環境保護的監督制度．彌補政府管制與市場機制的不足。通過政府、市場與社會的共同努力，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實現持續發展的目標。
作為京城一名身在環保社團中的大學生，最後我想就我參加一些青年環保活動中獲得的知識和信息，結合以上理論分析來談談一些想法。
北京市的西部、北部所毗鄰的燕山，是北京的後花園，它是北京市民帶來周末休閑的好地方。北京的東南接入華北平原，是一片開闊地一直到海，水汽充足，這也就是為什麼北京的東南部常常會起霧的原因。但說到北京城裡遠眺時的霧呢，實際上天氣預報從某個時候已經改變了說法——叫「霾」，霾和霧直觀的區別就是顏色，自然的霧氣都是乳白色的，而北京的霧氣卻是灰色的，因為北京尤其是市區的大氣污染，已經從以二氧化硫等化工廢氣為主轉變成以可吸入顆粒物為主了，這也就意味著為北京的空氣污染「貢獻」最大的不是那些高聳的煙囪，而是我們身邊川流不息的車流了。這也是北京最大的環境問題——至少對一個普通市民來說是這樣。這也正如同前面的分析，北京越來越多的市民擁有私家車，他們享受便利的同時，整體上給環境造成了污染，但這種破壞又不能明確讓他們來負責和修復，所以北京市現在採取尾號限行的手段，既緩解了交通壓力，又控制了污染，使得北京近段時間經常可以看到藍天——當然我個人以為這種限制市民行車的強制性措施並不是根本方法，但目前來說大概是比較有效的。如同造紙等關系民生的污染工業一樣，我們也不可能將其一棒子打死，只能盡可能降低其污染程度。
至於北京春天的沙塵，那的確是外來因素，內蒙渾善達克沙地在北京上游，蒙古極低的植被覆蓋率也為西伯利亞寒流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沙源。所以，要想根治北京春天的沙塵暴，還要從三北防護林說起。根據一些資料，某些地方所謂的防護林，實際上僅有的幾棵小樹都細如鐵絲，這樣的林子怎麼能用來固沙呢。三北防護林，雖然一些地方初見成效，譬如多倫等等，但是任務還是很艱巨的，商都、化德、正鑲白旗一線的草原沙化不是一般的嚴重，那裡不是白色的世界就是黃色的世界。就是在水草豐美的呼倫貝爾，也有點點沙地。所以，北京的空氣問題，還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解決的，這不僅需要北京自己的努力，而且需要上游省市的配合。畢竟北京作為北方遠海的城市，可以說什麼也沒有。這也同之前的分析一樣，因為不用負責，如果上游地區的政府只顧自己轄區的經濟發展而不顧對下游城市的危害，那環境問題無法解決。
另外還有一個個人建議是之前沒有明確提出來的，針對北京來說，就是發揮北京高校環保社團和周邊環保民間組織的作用。從西方經濟學理論上看，一個理性的個體確實都在追求獲得的收益最大化，但青年人在此之外又確實對環保擁有不計收益的熱情，雖然他們能做的事情也許並不專業，但其對社會的影響力，只要官方加以鼓勵和支持，是會有不小成效的。而他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空有熱情投入，換來的卻多是鼓勵而少有實際意義上的支持，這也如同經濟學一樣，個體的收益或虧空都不足以影響整個社會群體。所以我覺得國家在採取宏觀手段的同時，也應盡可能對這些志願者們加以引導，讓環保從一個「大人物們的任務」轉變為「每一個公民的義務」。
7. 關於經濟與環境的論文~~急！！！
在我國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時空條件是處在20世紀90年代並向21世紀交替期中的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環境,其目標指向是發達的現代市場經濟。而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崇尚經濟法治，把法律作為對經濟運行實行宏觀調控和微觀調節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種手段也都必須納入法制的范圍，並要求整個社會生活的法治化與之相適應。只有這樣，才能確立一整套完備的市場規則，形成和維護高度規范化的市場秩序，保障市場機制的良性運行。所以，現代市場經濟必然是法治經濟。為此，本文特就此主題進行一些法哲學的思考和探索，以期有利於深化對這一重大問題的認識。
8. 論文 經濟環境學
一些學者指出，為減緩資源緊張與生態破壞，唯一出路是擺脫原來的發展方式。他們的計算表明：如果2010年要維持現在的生態環境水平，至少須提高資源生產效率一到二倍！但是另一些學者指出，中國剛剛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而且在這個重化工業的發展階段，能耗物耗需要大增。他們認為從情理上說，中國人均資源消費量還遠低於世界發達國家；從客觀形勢說，無論從勞動力（年齡結構和成本等），還是從解決眾多社會問題的需要看，我們都要抓住歷史機遇。只要咬住牙將中國經濟規模推上一個台階，許多問題都會像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 Curve）4的轉折點達到以後那樣迎刃而解了！令人奇怪的是，這兩種對立見解很少在重要場合正面交鋒，兩者似乎同時被尊重和承認：在輿論上，在上層，強調「可持續性」的聲勢更大一些；實際生活則基本上是強調發展的舞台。
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總是快於估計，而資源和環境形勢的嚴峻總是超過預計。當今天中國已經真的進入了一個有史以來的「最狹窄環境通道」5，而且今後又可能是以超越以往二十年的常態加速惡化之際，現實已不能容許含糊與曖昧的態度了！但是我們應怎樣選擇呢？
首先，脫離經濟的環境主義是不足為靠的。無論從甚麼原則出發，佔全球百分之二十的發達國家人口奢侈地消耗百分之八十的地球資源都是不合理、不道德的。所以首先需要關注的，不是中國從很低的人均消耗量提高的總量影響，而是美國從超高人均消耗量減少若干對地球壓力的緩解。不幸國家間的博弈，實際正繼續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劇」（The Tradegy of the Commons），而這種像「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格局，不是單方面能改變的。中國的發展本身不僅是世界公正的應有之義，而且有利於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她不可能放棄發展權利。
然而，比諸批評他國與歷史的不公，認識自身問題更為重要，也更為困難——因為這特別容易被各種借口乾擾，以及被民族感情沖淡。所以說環境決策必須納入經濟思維，決不等於說只要將環境、資源、社會問題通通託付給經濟發展就行了，或者「讓發展中的問題在發展中解決」。因為嚴峻的態勢既不會被我們的意願感動，也不會自動依著發展階段放緩。自然條件不一定能擊垮我們，但前提是我們具備改換發展方式的理念。我們現在最缺少的，恰恰是這樣的理念。那麼是甚麼在阻礙這個覺悟過程呢？
「不能用造成問題的思維方式解決問題」
的確，有不少「發展中的問題」能夠「在發展中解決」，然而如果發展本身出問題了呢？愛因斯坦說：「不能用造成問題的思維方式解決問題」。
2003年的SARS危機成為中國第一次普遍反思唯GDP增長式發展觀的契機，結果中央政府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但是，就在各地大力宣揚「科學發展觀」，要用綠色GDP取代原有GDP為主的考核體系的同時，能源短缺的考驗來了。令人擔憂的是：（1）解決能源短缺在許多地區變成了一場攀比上馬和搶占資源的運動，而不是綜合、統籌與協調的發展。盲目布點、無序開發、寡頭競爭和省級壁壘，很可能造成低效率，甚至是畸形的電力結構。（2）「需求即硬道理」的呼聲壓倒了「建立節約型社會」的理性。以當前西南地區的水電建設為例，這種以發電公司為主導，以最大程度挖掘水資源為目標的開發模式，成為「跑馬圈水」運動。地質與生態學家擔心如果只看到西南地區的水能資源，看不到它同時也是中國地質環境風險最高，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那麼高速度開發上百個大壩水庫帶來的長期影響，將是很難估量和挽回的。至於在少數民族和多民族地區製造百萬左右水庫移民，徹底改變其生活環境、文化傳統所會引發的深遠不安定就更嚴重了。而幾乎所有正在大力開發水電的市、州、縣都在發展高耗能產業，這就可能導致東部高耗能企業到西南「圈水」建自備水電站然後西遷6。
70年代，日本在應對能源危機的同時大力改革，形成了一個相對高效率的能源系統，現在是世界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一個「將挑戰變成機遇，將機遇變成進步」的案例。以此標准來看，這次考試我們能打幾分呢？
應對能源問題的真正選擇是：究竟是「只要發展就能可持續？」還是「只有是可持續的才能發展？」然而，我們的問題是：
（1）以節約為粗放擴張的補充，一味地「以能供需」、「以水供需」、「以礦供需」……，而不能強調「量入為出」、「以水定需」等原則，結果資源浪費與短缺之不相稱大大超出一般國家水平；（2）缺乏改變奢侈與過份消費方式的決心，任憑奢華和排場俘獲消費者；（3）生態環境與「三農」之間存在深刻的共生性，而社會的補償，包括生態補償抵不上對它們的索取；（4）目前所有政策都是以本世紀前期的發展目標為前提，以GDP等經濟數量增加為硬核；趕超的願望在攀比氣氛中逐級地確定為指標，然後反過來變為發展目的，進而牽動整個社會安排，由是「趕超成為目的，指標成為命令」。
這些質疑，涉及到發展的使命和原則，很難在現有的發展框架里解決。看來需要跳出來考慮，即：為甚麼我們的思想在「分裂狀態」中？一方面深感到目前發展的風險，同時又經常做相反的事？是否真的「沒有其他選擇」？——這種「別無選擇」的觀念已統治人們多年，它一直在排斥新的發展理念，特別是拒斥對當前發展的任何深層質疑。這種觀念就是經濟至上主義。
發展的不平衡性與「主要矛盾突出」論
經濟主義的發展階段論有一個「階段主因」的邏輯：它將社會事物的共生有機關系僵化為等級關系，將經濟特權化，以之為當前發展階段中唯一決定性因素，並強制其餘的因素服從它。
50、60年代「以糧為綱」、「以鋼為綱」。鋼鐵與糧食當然重要，但是「主要矛盾論」將這些必要條件誇大為充分條件，對它「拔苗助長」。誰想這個看似可以理解的「誇張」竟如此可怕地破壞了系統各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系，結果做成大混亂。四十多年後今天實行的「退田還林還草」、「退田還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償還「以糧為綱」的代價。
以前我們認為階級斗爭是重中之重，所以全力以赴地搞階級斗爭，如今我們認為經濟發展是重中之重，所以全力以赴地發展經濟。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改正了很多錯誤，但有一點沒有改，那便是『兩點論的重點論』的思維方式。」8這導致了許多觀念上的混亂，例如（1）有些人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理解為經濟至上，以至於將文明和道德都看作發展經濟的手段。例如2003年一家大報在一個題為「文明為用，經濟為本」的報導中，贊揚某市如何改善投資環境，引來各方投資，其道理是「文明是經濟發展的需要，文明更能促進經濟發展」。這樣社會文明從一開始就失去了自主的地位9。（2）經濟建設壓倒法治建設：一些地方的執法部門為表示支持經濟改革，曾提出為它「保駕護航」的口號，但實際上不是指法律改善而是主動放寬執法；不是維護法律地位而是任意支配法律。這其中原因很多，但也反映了經濟至上理念，令整個改革付出沉重代價。（3）環境和資源管理等部門被邊緣化，那些承擔「非中心任務」者由於是「次要部分」，難免要看「主要部分」的眼色行事而不是依法行事。
「經濟突出論」是經濟活動官場化環境的產物。這體現在現代化已被一套套數量化的指標和形象工程所代表，甚至被它們所取代。於是「發展」這個本應是以「人」為目的的過程被「物化」、「硬化」、「數量化」、「形象化」（外在化）為對「增長」的追求。發展的結果很大程度上由於各級政府的「政績選擇」而變得不重質量、不重成本、不重長期、不重人的內在感受。「發展的異化」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社會、環境關系的失衡。而且即使是經濟的現代化，也是一種過份傾向於表層的現代化，就像一些窮鄉僻壤中鶴立的現代化高樓、大廣場與大馬路。
改革的不平衡性與經濟還原論
經濟還原論是指將所有問題都歸結為經濟的經濟本位觀念。
（1）泛經濟學思維使人們相信一個似是而非的循環邏輯：所有問題都可還原為經濟問題，所有問題的出路都在經濟增長。社會學家孫立平發現這種「把蛋糕做大」以解萬難的邏輯回答不了現實的悖論：90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能（像在80年代那樣）導致社會狀況的自然改善。在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勞動就業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從1997到2000的四年中，每年GDP增長在8%左右，而就業增長只在0.5%到1.1%之間），而且貧富懸殊不僅沒有改變，甚至有擴大的趨勢。同時社會治安惡化。「做大蛋糕」的意義只是在緩和種種矛盾而已10。
（2）輕視和否認非市場價值：在評估政策或項目時，只看重那些直接的、物質的、可數量化的，特別是可貨幣化的價值。這樣的分析框架在貶低和排斥了對人類生存具有重要意義的價值。本文第一節提到：目前中國許多區域性和流域性的生態系統呈現出了危害嚴重、影響深遠、難以癒合的結構性的損害和功能性的削弱。綠色GDP和其他對環境價值的評估能在一定程度上糾正經濟主義對自然價值的輕視，但是這不應理解為只有經濟（金錢）衡量過的東西才算有意義。「我們計算出自然的生態功能至少要值每年產量38萬億美元（范圍在18-61萬億）。不管人們是否承認它的貨幣價值，自然界的本質價值也並不會有所減少——它從每一個方面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野生動物的）滅絕意味著可能性的消失，它形成了思想上的貧困。」11經濟還原論有一種封閉的態度，傾向於將來自大自然和社會的新問題化解為經濟的老問題，貶低或迴避現成經濟公式不方便處理的問題，漠視人和自然的多樣性，並且用市場的稀缺性去「擺平」自然物和生命支撐系統的損毀。
（3）社會泛公司化：對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有重大影響的，是將營利性公司的觀念推廣到幾乎所有原來的事業單位。「一切向錢看」擴展到改革的一切領域，甚至提高到西方國家也未曾達到的地步。二十年來，中央政府在公營事業的投資日漸減少，公益事業的維持及發展愈來愈多地由地方各級財政和城鄉居民分攤12。社會公共事業面臨的困境特別表現在SARS暴露出的公共衛生事業減弱，也表現在「教育產業化」等做法上。上述問題已引起一些校正的做法，但2004年末引起廣泛質疑的國家級（和世界級）風景名勝區與博物館門票大幅度增加一事，再次反映經濟至上的程度：該等門票平均水平占人均GDP的比例接近1%，是其他國家的至少十倍以上，為世界第一13。自然與文化遺產固然不是國計民生的命脈，但是最能表現國家或民族的凝聚力、精神取向和品性，成為該項收費的世界冠軍決非是榮光。而且，這既不是學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不是由於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落後。
社會價值體系市場化甚至導致了政府部門公司化的傾向，這是政府定位於經濟而又沒有社會監督的結果。近年來，不少地方政府與公司聯手「圈地」、「圈水」、「圈風景名勝」，名為開發，實際上是侵佔農民權益和破壞生態。
9. 求一篇：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論文。
西方發達國家環境經濟政策實踐與啟示
內容摘要］目前，我國的環境管理還主要以行政指令管理方式為主，環境經濟政策還不
完善,環境經濟政策的地位還遠沒有真正發揮出來。因此，迫切需要廣泛借鑒發達國家的經
驗，積極開展環境經濟政策研究，使得環境經濟政策成為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的重要支撐。
［關鍵詞］環境；環境經濟政策；實踐經驗；啟示。
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把「建設生態文
明」明確列為新時期全黨全國人民的奮斗
目標，而建設生態文明社會需要強大的社會
理念、政策法規、技術手段做支撐，其中環
境經濟政策就是重要的政策和制度保
障。目前，我國的環境管理還主要以行政指
令管理方式為主，環境經濟政策還不完善,
環境經濟政策的地位還遠沒有真正發揮
出來。因此，迫切需要廣泛借鑒發達國家的
經驗，積極開展環境經濟政策研究，使得環
境經濟政策成為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的重
要支撐。
一、西方發達國家環境經濟政策的實
踐經驗
所謂「環境經濟政策」是指按照價值規
律的要求，運用價格、稅收、信貸、收費、保
險等經濟手段，調節或影響市場主體的行
為，以較低的成本達到有效控制污染的目
的，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
與傳統的指令性行政控制手段的「外部約
束」相比，它是一種「內在約束」力量，具有
降低環境治理成本與行政監控成本、促進
環保技術創新、鼓勵清潔生產、協調經濟利
益關系等優點。
早在20世紀70年代，面對日益嚴重的
環境問題，市場經濟比較完善的西方發達
國家就積極應用環境經濟政策來實現經濟
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取得很好效果，在實踐
上也積累一定的經驗。
1.確立環境經濟政策的目標和基本原
則。為實現以較低的成本達到有效控制污
染問題和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的目標，
西方各國基本確立全方位多領域的宏觀環
境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1）環境治理與污
染控制並重，治理環境污染開始由末端治
理向源頭治理轉變。如德國於1986年實施
的《廢棄物限制及廢棄物處理法》,發展方
向從「怎樣處理廢棄物」提高到了「怎樣避
免廢棄物的產生」，使生活垃圾回收率已達
70%,垃圾再利用行業每年直接創造410億
歐元的價值,約佔全國GDP的2%。（2）遵循
污染者付費和使用者付費原則，「胡蘿卜」
和「大棒」手段並用。西方各國普遍利用稅
收、信貸、價格等經濟手段引導企業將污染
成本內部化，從而達到事前自願減少污染
的目的。如通過環境保護稅的苛征加重污
染者的稅收負擔,使其外部成本內部化,促
其減輕或停止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3）由
「事後治理」向「全程監控」轉變，使產品收
費、注冊管理、補貼和押金制度等經濟手段
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如美國國家環境表
現跟蹤計劃（NFT）是近年來實行的一項鼓
勵性的污染預防新政策。
2.多種環境經濟政策工具聯合運用。
根據政策工具的類型的不同，環境經濟政
策工具包括：（1）市場創建手段，如排污權
交易；（2）環境稅費手段，如環保稅、排污收
費等；（3）金融和資本市場手段，如綠色信
貸、生態保險等；（4）財政激勵手段，如對環
保技術開發和使用給予財政補貼；（5）其他
手段，如罰款手段、押金制度等。其中以環
境財政政策、環境稅收與收費、綠色金融與
保險、排污權交易等最為成功。如美國國會
在1990年推出涵蓋全國的二氧化硫排污權
交易政策，有效地保證環境目標的實現。據
統計，參加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的電廠
1995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
45%，而沒有參加交易體系的電廠1995年
比1990年排放量增長12%①。
3.保證環境經濟政策實施的環境法律
保障體系比較完善。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
種法治經濟，參與指導市場運行的環境經
濟政策只有在相應的法律保護下，才具有
合法性和權威性。為此，西方各國普遍建立
保證環境經濟政策實施的環境法律保障體
系。如荷蘭環境立法涉及污染控制和自然
資源保護的各個方面如地表水污染控制
法、空氣污染防治法、危險物質法、化學廢
料法、雜訊治理法、廢棄物污染防治法、核
能法等構成了荷蘭環境法比較完整的體
系，特別是1995年制定一部目前除法國《環
境法典》外世界上綜合性最強的一部綜合
性環境法———《環境管理法》，對各項法律
制度在基本法的層次上進行了協調統一。
4.環境經濟政策實現一體化，包括縱
向一體化與橫向一體化。縱向一體化是指
政策的連貫性與穩定性。橫向一體化是指
不同部門環境政策的協調性與一致性。由
於環境問題的解決是一個長期而漸進的過
程,需要多部門的參與合作,因此只有實現
環境政策一體化才能使各部門的工作圍繞
一個明確而穩定的政策核心。如荷蘭一貫
堅持環境經濟政策的連貫與穩定，並規定
實現各部門環境政策的協調是荷蘭住房、
空間規劃與環境部的重要職責。
5.環境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鼓勵公眾
參與，注重公眾環境保護意識的培養，提高
公眾執行環境經濟政策實施的自覺性。西
方各國普遍認為，僅憑政府自身是不能解
決環境問題的,只有實現政府當局與各級
部門、社會團體和民眾的攜手合作,才是實
現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途徑。如荷蘭環境政
策中目標群體的廣泛性與環境組織機構的
廣泛性使政策的推行有社會基礎,環境信
息運動更進一步提高了公眾的環境意識,
使環境價值與標准成為公眾自覺的價值判
斷,從而改善全社會的環境行為。
二、西方發達國家環境經濟政策的啟示
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環境經濟政策的成
功經驗,解決我國目前日益激化的資源與環
境矛盾,筆者認為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1.環境經濟政策的有效實施必須多種環境管理的經濟手段的聯合運用。西方發
達國家實踐經驗表明，只有建立多種環境
經濟政策工具，形成一種合力，才能保證環
境治理目標的實現。而我國目前以已實施
三十多年的排污收費制度的使用最為廣泛
和最具有影響力。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等
政策處於試點階段，環境經濟政策工具單
一，政策體系不完善，環境經濟政策的合力
還未形成。如「與國外相對完善的環境稅收
制度相比,我國缺少針對污染、破壞環境的
行為或產品苛征的專門性稅種,即環境保
護稅。現行的環境保護稅收措施不健全,規
定也比較粗糙,稅制綠色化程度比較低,多
數稅種的稅目、稅率和稅基選擇都沒有直
接考慮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對環境保
護的調節力度不夠」②。即使是排污收費制
度亦存在收費標准過低和只對超標准排放
污染物的企業徵收的問題，沒能建立資源
價格與環境稅費體系，按照「排污費高於治
理成本」的原則徵收排污費。據統計，我國
收取排污費的標准僅為污染治理設施運行
成本的50%左右，某些項目的排污費甚至
不及治理成本的10%。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這種超標排污費低於治理費的環境經濟政
策，必然導致企業選擇「超標排污、超標繳
納排污費」而不積極治理污染，無法實現企
業污染治理的內部化。
2.環境經濟政策的有效實施必須構
建完善環境經濟政策法律保障體系。為了
使環境經濟政策具有合法性和權威性，西
方發達國家普遍構建以環境基本法為基
礎的涉及污染控制和自然資源保護的各
個方面的環境法律保障體系。而我國環境
法律體系也算完備，截至2006年,已頒布
實施的環境保護法9部、資源法15部、行政
法規50件、環境標准800多項、地方性法律
900多件，但問題在於：（1）我國環境法律
的有關規定原則性強，操作性差；（2）門類
較為齊全，但環境基本法還不夠完善；（3）
法律數目較多，但執行力度遠遠不夠，影響
了法律效力；（4）特別是當前西方國家一些
新的環境保護政策思路，在我國的環境法
中還沒有得到充分體現。
3.環境經濟政策的有效實施必須實現
各職能部門的高度參與密切合作和鼓勵公
眾參與。而我國環境經濟政策在實踐中沒
有全面推行和完善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環
境經濟政策涉及到各個部門、各個行業和
各個地區之間的權能和利益調整。當理論
的前瞻性與分割管理體制下的利益格局發
生沖突時,環境經濟政策就難免「知易行
難」③。同時，雖然我國公眾的環保意識較以
前有一定的提高，但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
我國公眾參與在觀念上、機制上、深度和廣
度上都還存在一定差距，如公眾參意識和
信心不強、機制不健全、參與度較低。這都
影響環境經濟政策實施效果。
三、完善我國環境經濟政策的幾點建議
1.盡快完善環境經濟政策法律保障體
系。當前的重點是：（1）在《環境保護法》中
增加生態保護、資源循環利用和高效利用
的內容，完善法律制度和規定，協調各單項
環境和資源法律，使其真正成為一部綜合
性的環境基本法。（2）抓緊制定《環境影響
評價法》和《清潔生產促進法》，對一些關乎
全局的政策、規劃和計劃要實行環境影響
評價，真正從源頭遏制對環境的破壞。（3）
要盡快在我國環境法中體現循環經濟的思
想，把資源的高效利用和污染控制有機結
合起來，以促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
（4）尤其要確立最嚴厲的環境保護制度，包
括嚴格的法律制度、環境標准、訓練有素的
執法隊伍、行之有效的執法手段等,核心要
杜絕一切環境違法行為,要讓任何對環境
造成危害的個人和單位補償環境損失，絕
不允許「少數人發財、人民群眾受害、全社
會買單」的情況出現④。（5）注重解決環境經
濟政策實現一體化問題。令人欣慰的是，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明確要組建環境保
護部，以加大環境經濟政策規劃和重大問
題的統籌協調力度。
2.加強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盡快建
立和完善我國環境經濟政策工具體系。在
制定相關的政策時要從政府的宏觀調控職
能轉換及與其他有關政策相協調等角度考
慮，在經濟結構調整、能源發展戰略、財稅
金融、農業和交通等政策中引入有利於環
境的經濟激勵手段，改變目前以排污收費
制度為主的單一手段。但由於我國正處於
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過渡的時期,實際經濟情況與美國發達市
場經濟國家相比有許多特殊性,不可能一
蹴而就地建立完善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
而「我國嚴峻的環境形勢不允許我們在萬
事具備下再去實施那些理想的環境經濟政
策，只能邊研究、邊試點、邊算賬、邊總結，
聯合各方力量，全面推動建立有中國特色
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框架」⑤。
3.鼓勵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只有社
會公眾的廣泛參與,才能形成全社會保護
環境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減少環境經
濟政策的有效實施的阻力。為此，一要加強
全民生態科學知識的教育和普及,以戰略
性視角構建全社會生態人格教育體系,提
高全民生態意識水平。除利用大眾傳媒和
網路廣泛宣傳及通過每年的世界氣象日、
世界環境日、地球日等紀念活動日對公眾
進行宣傳和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要將生態
教育納入到教育系統,培養生態教育人才。
二要在制度上建立健全政務信息公開制度
與聽證制度。進一步加強政務公開,健全完
善聽證制度,使有關生態及環保項目在實施
前舉行聽證會制度化和程序化。尤其要進
一步擴大環境信息的「公開性」和「透明
性」,擴大公眾的知情權,把環境質量狀況、
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污染事故及處置、
環境決策的信息全面公開化,並建立和完
善生態道德教育的評估、獎懲和獎勵等方
面的機制,把環境保護作為各種評估、考
核和獎懲的重要依據。同時，注重政府、企
業、公眾加強溝通,變單向的政府監督管
理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自覺行動,形成
長效的良性互動機制。只有這樣才能為公
眾有效參與提供基本條件和前提，在最大
限度上激起公眾對於生態文明現狀的關
注熱情和支持態度。
4.轉變傳統的「兩高一低」的粗放式
經濟增長方式，大力推進循環經濟建設，
把環境治理與污染控制與我國當前「節能
減排」的約束性指標相結合，以利環境經
濟政策發揮更大作用。
10. 急求一篇關於「環境與經濟的發展」為話題的論文。
近代以來的經濟發展，主要是以市場制度為依託的發展。市場制度的有效性無疑已被近代 的經濟奇跡所證明了。然而，經過數百年的現代化過程，人們逐漸發現，經濟賴以發展的資源在逐漸耗竭，人類與其它生物賴以生存的環境在不斷惡化，這些都不能不和以市場制度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聯系在一起。那麼，在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上，市場出了什麼錯呢？
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經濟主體，他們可能是個體農民，也可能是鄉鎮企業，也可能是國有企業或者政府部門。他們之間在進行交易，通過多次的交易，逐漸形成了多個市場的均衡價格。在任何一對交易者看來，他們達成的價格，恰恰落在自己的需求函數（或供給函數）曲線上。由於賣者的產品是用多種要素生產出來的，其中一些要素需要向別人購買，所以該產品的成本也是由交易決定的。經濟學證明，在沒有外部性的情況下，市場中的交易是有效率的。所謂外部性，是指一個人的行為，或兩個人的交易所帶來的成本或收益，對第二個或第三個人的成本或收益產生直接影響。或者說，一個人並沒有承擔或獲得他自己行為所引起的所有成本或收益。在社會層次上看，所謂外部性，是指這樣一種情境，即因為成本和收益不能在個人或組織間恰當地分配，以至人們寧肯放棄他們本來應該獲得的利益（盛洪，1996）。
導致外部性有很多原因。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產權制度。比如，在一條河邊上的造紙廠的產權有明確的歸屬，但這條河沒有明確的歸屬；或者有名義上的歸屬，如歸集體或國家，但產權的行使效率較低。當造紙廠將污水排入這條後，河裡的魚就無法生存。由於沒有人擁有這條河（或不關心這條河），所以沒有人因為魚的損失而向造紙廠索賠。因此，造紙廠將不承擔污染河導致的經濟成本（這里暫時不考慮環境成本）。但河裡沒有了魚，實實在在地就是社會的損失。因此，造紙廠的「個人成本」低於「社會成本」。它的成本曲線比真實成本向右下角移動了（如圖1所示）。這導致造紙廠的均衡價格低於「真實價格」，而產量卻高於「真實產量」。在極端情況下，從社會角度看，建立這個造紙廠也許是得不嘗失。因為它給社會帶來的「福利增量」（即比按真實成本生產多獲得的「生產者剩餘」和「消費者剩餘」，）大約是BEE'C所包括的面積），幾乎就是它給社會帶來的損失（也大約等於BEE'C所包括的面積，即因污染而無法生存的魚的市場價值）；況且由於成本低估導致資源過多地進入造紙業，使得社會失去了將這些資源配置到其它更有效的用途時所獲得的利益。
一條河沒有明確的歸屬，可能是由於制度的或觀念的原因，也可能是由於技術上的原因。在我國，前一種原因還是大量存在。因為我們剛剛從計劃經濟中走出來，國有企業的民營化還剛剛開始，人們還不習慣將一條河想像為私人所有。但在更多的情況下，河不是在鄉村中的小河，可以在技術上由某些個人所有，而是很大的河，如長江，有上游、中游、下游，擁有一整條河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分段擁有又不能互相不受影響。很大的湖，如太湖，滇池，等等，更進一步，海洋，以至說到極端，整個大氣層，整個地球，就更不可能由私人擁有了。因此環境的不可分性，是外部性、從而是市場價格體系失靈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使是人們知道破壞環境的現時成本，也還是無法擺脫外部性問題。因為對環境的損害，從時間上看，往往不是均衡的。在相當長時間內，環境被損害的程度的增長是緩慢的，但當超過一定的閥值後，損害程度就會迅速增長，但這時再補救已為時晚矣。所謂為時晚矣，是指對環境和可再生資源的破壞，有時具有不可逆性，或至少具有不對稱性。不可逆，即是指不可恢復；如某種物種一旦滅絕，就不復存在；或一旦臭氧層的漏洞大過一程度，就永遠無法修復。不對稱，即是指很難恢復；如一旦將森林砍伐殆盡，雖然可以重新種植，卻要經歷很長時間、付出很大代價；又如由於過度捕撈，我國沿海的黃魚曾一度絕跡，經過很多年以後才重新恢復過來。但是由於在達到臨界點之前，人們不會將即將到來的供給的突然減少計算到與他人的討價還價中，因而在市場中，沒有一種價格信息會提醒人們節約使用該種資源。這是信息在時間上的不均勻導致的外部性問題。而這種時間上不均勻的信息，又會因為人們在空間上的分散，更不容易在災難發生前知道。人們一般不會把以後的成本算在目前的賬上，但一旦按以前的成本進行交易，就必然會將對環境或可再生資源的破壞推過閥值。
再退一步，即使所有的人都真切地知道他們的行為將給環境帶來的損害程度，也仍然無法阻止外部性問題的發生。這主要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並不一致。這里講的人既可以是生活在同一時期的，又可以是不同時期的人。在同一時期的人中，任何個人或集團若要考慮環境或資源問題而自覺地約束自己，將環境成本或資源成本加到自己的生產成本中去，他或它將會在與同行的競爭中敗北。因為那些沒有考慮環境和資源的企業將會由於成本較低而具有競爭優勢。人們不得不破壞環境，不得不加快耗竭不可再生資源，不得不毀滅自然物種。即使在一些國家內部制定了保護環境與資源的法律，由於不存在一個世界政府，國與國之間的行為很類似於上述的行為。美國人不會因為石油將要耗竭而減少對石油的消費，因為他們知道，即使他們節約了石油，也許只是給中國人多使石油創造了條件。在另一方面，國與國之間還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將一些局部性的污染和環境破壞「出口」到它國。由於有些窮國有較低的環境標准，一些富國通過進口或投資，使窮國生產更多的污染嚴重和消耗資源較多的產品，同時享受較便宜的（沒有計算環境和資源成本的）產品。在不同代的人之間，由於環境的破壞和資源的耗竭一般需要較長的、跨越世代的時間，又由於後代人既不能與當代人談判，也不能抗議他們的所為，當代人就有可能將環境和資源的成本轉嫁給後代人。而市場價格，以及代表對時間看法的市場利率，恰恰是由當代人對未來的看法形成的。就生物資源（如樹木）而言，當代的價格低於保證樹木生長的長期均衡價格，而市場利率則高於樹木的自然生長率。這必然導致即使是私人所有者也會砍伐樹木的結果。
因此，可持續發展問題，即保護環境、生物多樣性、和合理使用生物資源與不可再生資源的問題，就可以歸結為外部性問題。而一旦存在著外部性問題，市場價格體系就會失靈。在這種囚徒困境中，政府管制和政策也許是眾多可能的選擇之一。
二、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原則
既然可持續發展問題涉及到外部性問題，而外部性就意味著市場制度的失靈，政府作為一種天生克服外部性問題的制度安排，就可以作為一種解決方案。
關於政府的起源，有很多說法。一種說法是，當社會中有關產權的保護和承認的制度不能通過個人之間的談判建立起來時，政府就作為一種有暴力後盾的第三方加入進來，從而克服了在產權制度形成方面的囚徒困境。如果這個社會中只有兩個人，他們可能通過長期的互動形成對對方產權的尊重，但如果這個社會的人很多，如有N個人，要達到他們彼此都互相尊重產權，就相當困難了。一旦有一個人不願就尊重別人的產權作出承諾，甚至任意侵犯別人的利益，這整個社會的產權制度就建立不起來。在這時，政府的強制性的對產權的保護就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我們在上一節討論時說到，外部性與產權制度的不完善相關，因而解決外部性問題的方法，首先應該是政府對產權制度的改進。在人類歷史中，產權制度也是不斷進步的，從而不斷地在解決外部性問題。例如，對知識產權的確認和保護是在很晚的時候才實現的。當知識產權確立以後，有關知識生產的外部性得到克服，從而促進了技術的進步。在今天我們討論克服破壞環境和耗竭資源的問題時，首先也應該依賴於對產權制度的改進。尤其是在我國這樣的社會里，我們剛剛告別計劃經濟，產權制度還很不成熟，所以還有通過改進產權制度解決環境問題的大量空間。例如，在一些鄉村中的較小的河流的污染問題。在一般情況下，由於河流沒有明確的歸屬，或者名義上歸集體所有，但「集體」沒有有效行使產權的機制，河流被岸邊的造紙廠污染了。在這時，如果將河流的所有權個人化，或者將河流在一定時間內的收益權拍賣給個人，就會給這條河帶來一個代理人。擁有這條河的產權的個人就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與排污的造紙廠談判或抗爭，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藉助於政府的力量來阻止污染的排放。在我國，已經有一些地方這樣做了。
從某種程度上講，將森林樹木的產權個人化，也會改進我國森林資源的保護狀態。因為一旦樹木的產權由個人或組織擁有，產權擁有者就會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去安排樹木的砍伐和種值。當樹木的自然生長率高於市場利率時，擁有者就會根據樹木的市場現貨價格與凈現值之比，有計劃地砍伐樹木。在這時，木材的生產成本必然高於當樹木沒有明確歸屬時的成本，從而會部分解決砍伐森林的問題。
當然應該看到，產權制度的改進也是有邊界的。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還無法將大環境分割開來、並且個人化。所以產權制度的改進還無法將環境成本納入到個人成本中去。例如上述的森林產權個人化，雖然將砍伐生物資源的機會成本算入了個人成本，卻還是沒有考慮環境成本。所以由個人擁有森林，個人成本仍然會低於社會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對森林的砍伐就會超過考慮環境成本時的均衡水平。這就需要政府的政策來補救。這個政策就是征稅。即對砍伐的樹木徵收稅賦，而對活木的買賣不徵收稅賦。其結果是，出售一定體積的活木比同等體積的木材要能獲得更多的收益。這是因為，對木材價格的需求具有彈性，當砍伐稅加到木材交易中去的時候，價格會上升，需求者會因價格上升而減少其需求，這等同於木材產權擁有者支付一部分砍伐稅。而進行活木交易則無需交納砍伐稅，從而價格會比木材交易為低。由於沒有砍伐稅，賣者可以獲得較出售木材為高的收益，而買者則可以買到較木材便宜的活木。這就鼓勵較多地進行活木的交易，而較少地進行木材的交易。當出售木材比出售活木收入更少時，砍伐樹木所獲得的市場現值就會較低，用價格計算的樹木的自然生長率就會較高，就更有可能高於市場利率。當活木生長的預期收益率超過市場利率時，樹木擁有者就更不願意砍伐樹木了。由於可以出售活木，森林擁有者就有一個變現的市場，也不會因為急於變現而砍伐森林。
說明：當政府不征木材砍伐稅時，森林所有者的成本曲線為S,木材的均衡價格為P0，均衡砍伐量為Q0；而征砍伐稅後，相當於成本曲線則為S'均衡價格上升為P1，而均衡砍伐量則減少到Q1；其中消費者承擔的砍伐稅為面積>P1 E'E'' P0，森林所有者承擔的砍伐稅則為面積P0E''HG,如A圖所示。對於活木交易，政府不征任何稅賦，但考慮到購買者未來仍以獲取木材為主要目的，因此未來仍要交納砍伐稅，所以需求曲線移至D'；而出售者已經免去此次交易的稅賦，則均衡價格應為P2，而均衡交易量則為Q2；顯然比木材的均衡交易量為多。
只要政府對環境的價值有一個恰當的估價，徵收環境稅的辦法就可以部分地避免信息在時間上分布的不均勻問題。無論是砍伐還是捕撈，都不會出現過度問題。這個恰當的估價，就是要通過相應的征稅，使價格上升到使資源供給或環境水平保持在長期均衡的水平上。所謂長期均衡，是指資源存量不會減少，並且生長的速度與消耗的速度基本一致；也是指環境水平不會降低，對環境的損耗的速度與環境的自我修復的速度基本一致。這需要對生物資源和環境的長期成本，尤其對環境破壞的臨界點有一個有遠見的估計。
上面的討論同時意味著，若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存在著一個政府，因為只有政府才能收稅，也才能把它的意志強加給交易雙方。然而，當我們涉及全球問題時，這一條件不存在了。因為沒有一個世界政府。世界上有二百多個國家，類似於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之間不是不能就環境問題達成一致，但談判成本會很高。在談判者較少時，如只有兩個國家談判，涉及兩個國家的局部環境時，談判容易成功；但如果世界所有國家都參加談判，討論有關全球環境問題時，就很難達成一致意見。在這時，就要依賴於一種起作用的世界政治結構。在其中，「大國」就要發揮作用。一方面，「大國」有保護全球環境的動機，因為它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比重較高，它的利益更接近於全球利益；另一方面，「大國」有維持達成的環境秩序的實力。看來，中國應該算得上是一個「大國」了。她既可以在雙邊談判中抑制以鄰為壑的行為，更應該在全球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努力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從投票制度今天的效率來看，我們恐怕不能指望，可以通過一個所有國家都同意的涉及全球問題的方案，如減少排放二氧化碳的方案。如果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哲學行事，也許人類永遠不可能解決全球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人的基本行為規則和文化取向就有著重要的意義。例如，如果人們更為關注後代的幸福，重視人類作為一個物種、以及其它物種作為人類的共生物的延續，人們就會提高對未來的評價，從而降低市場利率。因為市場的自然利率是由人們對未來的判斷形成的。當市場利率降低後，生物資源、環境資源的自然生長率和自然修復率就會相對較高，就會引導人們減少對這些資源的耗用。更一般地，如果人類社會都能夠接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文化，即使沒有一個全球政府，也會在全球問題上採取互相合作、而不是以鄰為壑的行為，從而為最終解決全球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奠定基礎。
三、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手段
盡管政府是以強制性為特徵的，但不意味著政府只是強制地改變人們的行為，來達到可持續發展和保護環境的目的。政府政策的目的，是通過政府的行為改變幾個經濟變數，從而改變經濟當事人的成本收益計算，最後使他們自動地做出有利於可持續發展和保護環境的事情來。強制只是政府的最後手段，而不是全部手段。如果社會的大多數成員都與政府對著干，鑽政策的空子，政府政策就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如果政府隨時隨刻都要提防別人，政府政策的成本就會太高，以至不可能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來支持政策。因此，選擇正確的政策手段，使政策「惠而不費」，是實現政策目標的重要環節。
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提到要通過改進產權制度，來達到可持續發展和保護環境的目的。在我國的具體情境中，產權制度的改進需要許多政策上的藝術。例如，在我國現在的政治條件下，將一條河「私有化」顯然是較難被接受的。因此，所謂產權制度的改革，還要在現有產權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比如遵循我國農業的土地承包制度，將小河在一個時期的使用權承包給個人或組織，都可以起到「改進產權制度」的作用。因為正如許多文獻已經指出的那樣，產權是可以分割的。使用權也是一種產權。只要擁有這種產權的時間足夠長，就會激勵人們去捍衛自己的利益，從而能夠去與（比如）造紙廠去談判或抗衡。利用一些人去與另一些人抗衡，最後達到保護環境的均衡，就會不成比例地放大政府政策的作用，以較小的政策投入獲得較大的結果。
類似的設想，就是成立一個「擁有」局部環境的公司。例如，成立一個「太湖環境公司」。當然，這是一家由政府特許的公司。它可以在最初由政府出一部分資金牽頭建立，以後也可以通過股權轉讓，改變資本結構，甚至（不一定非得）成為一家私人企業，更好的形式應該是變為一家上市公司，受到公眾和傳媒的關注。這家公司的業務，就是太湖可能產生的利益。粗略想來，應該包括在太湖中捕魚撈蝦、養殖水產，水上旅遊，以及沿岸的旅遊、渡假和一些房地產。它的最大利益，就是保證太湖的生態平衡和環境優美，合理地利用生物資源。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它就會主動地與太湖邊上的那些排放污水的廠家去交涉，責令它們停止排污。在爭執不下時，就可以藉助於政府以及傳媒的力量。這樣，太湖就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它會日夜監視岸邊的動靜，而不會象現在那樣，中央政府的檢查組一走，工廠照樣排污。它的存在，將使政府實現政策的成本大大降低。實際上，這家公司是在經營環境。它可以根本不去捕魚或蓋房，它只需要第一改善環境，第二控制對生物資源的捕撈量。它所做的事情，一方面是為改善環境而與排污者做斗爭，一方面是根據長期均衡價格計算的最佳捕撈量，拍賣在太湖的捕魚的特許權，出售或出租水面或沿岸地面。只要太湖的環境變好，水質改善，太湖的環境價值就會變為商業價值。這樣，利用人們的逐利動機，通過政府政策的作用，就可以使人們努力地去改善環境，而無需政府再與排污企業進行「貓捉老鼠」的游戲。
上面通過改進產權制度以達到治理污染的目的，其實質是將外部性內部化，將公共物品「改變為」私人物品。實際上，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的重要區別，即可否排他地佔有或消費，可以轉換為是否可以單個地向消費者收費。有些看來不可排他地消費的物品，經過巧妙地設計，可以單個地、或近乎單個地向消費者收費，從而「變為」私人物品。例如看電視。播放電視節目的電磁波在空中傳播，任何人有一台電視接收機都可以看電視，電視台很難辨別是誰、在什麼地方接收了電視節目，以及接收了多少；即電視節目似乎是無法排他地佔有和消費的物品。然而，當電視台將一部分播放電視節目的時間賣給一些廠家，這些廠家利用這些時間播放廣告，當消費者在看電視節目時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廣告，而看廣告一方面要佔用消費者的時間，另一方面又能起到促銷商品的作用，就等同於消費者為看電視付了費。他付費的多少，一般與他看電視的時間長短、以及電視節目的優劣成正比。類似的例子還很多。例如，科斯教授曾經提到過，原來人們普遍認為燈塔是公共物品，但他後來發現，在英國早期，燈塔多是私人擁有的。原來人們解決了燈塔收費問題，即在船隻經過燈塔後到達的港口收費。因為經過特定燈塔的船隻一定是要抵達附近特定的港口的（科斯，1994，第215-239<頁）。這樣的想法顯然是可以用到為治理污染的收費上。一個例子是有關處理污水的收費。污水是由下水道匯集到一起排出的，如果分辨出每戶居民排了多少污水是很困難的。並且由於污水被視為被消費過的物品，人們不會將重新凈化的污水買回來，所以為處理污水收費似乎並不可能。但現在在許多國家中，這一問題已經解決。具體的辦法是，將處理污水的費用加到自來水的收費中。因為一個家庭如果用了多少自來水，就必定製造了多少污水；並且由於人們總是要使用自來水的，所以他們不能迴避交納費用。
實際上，無論是改進產權制度，還是發現收費方式，都是通過改變人們的成本和收益改變了人們的行為，從而達到保護環境和資源的目標。當上述辦法都無法解決問題時，最後就要用政府的看家本領，即征稅了。實際上，征稅的核心思想，也是要通過改變成本和收益，改變人們的行為，使之朝著政策目標的方向努力。例如，對於利用我國很稀缺的自然資源生產的產品，可以調低或者免除進口同類產品的關稅，使進口產品的價格降低，從而壓低國內廠家的收益，迫使它們收縮規模以至停產。當然，進口國應該是該種資源豐裕的國家。這種政策，相當於將過剩的自然資源輸出到資源貧瘠的國家。具體的例子，比如造紙業。當然，征稅要注意不同物品的價格彈性。當某種資源彈性過小時，征稅所導致的價格上漲不會引起消費量的顯著下降，同時消耗資源的企業也不會減少收入，因為由於價格彈性很小，稅收負擔幾乎全部轉嫁給了消費者。因此，採用征稅的方法，要選擇在那些價格彈性較大的產品或資源物品領域使用。
另一個經常使用的操作手段，就是數量控制。這包括對獲取資源的數量（如砍伐樹木或捕撈魚蝦）直接控制，也包括對進入某一行業的企業數量的限制。如果能夠測算出來保證生物資源持續生長的最佳捕撈量或最佳砍伐量，按照這個數量進行拍賣，可以使價格從短期均衡價格上升為長期均衡價格，從而改變供給者與消費者的行為。如果企業的生產能力是基本不變和穩定的，也可以採取拍賣經營特許權的方式，控制進入的企業數量。這樣可以直接避免具有擁擠性質的問題。
總之，只有不僅有政策目標和政策原則，而且有成本較低、切實可行的政策手段時，才能實現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的任務。在這方面，不斷地探索新的、更有效的政策手段，將是走向可持續發展新世紀的重要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