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識經濟學

⑴ 什麼叫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
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美國著名投資銀行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調查論文，指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
喬舒亞·庫珀指出，「北京共識」具有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如設立經濟特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如處理台灣問題）以及循序漸進（如「摸著石頭過河」）、積聚能量和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如積累4000億美元外匯儲備）等特點。它不僅關注經濟發展，同樣注重社會變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諸多方面，體現了一種尋求公正與高質量增長的發展思路。
在喬舒亞·庫珀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可算是一些落後國家如何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⑵ 宏觀經濟學家的一個基本共識是長期中物價水平不會影響一國的gdp

都是會相對應的受到影響的，上升下降都是通過實際情況綜合方面的表現來體現的

⑶ 宏觀經濟學 引致投資乘數，怎麼算，我知道共識，但是不知道用哪個值

用以前的t，t=(T-T。)/Y，這里的T。是定量稅，是外生變數，tY是比例稅，是會改變和影響y的。

⑷ 華盛頓共識和休克療法的失敗，反映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什麼問題

在有些經濟轉軌國家，政府俘獲的出現使指導改革的華盛頓共識和新公共管理理論受到挑戰。改革非但未能孕育出繁榮的市場經濟和法治與民主，卻導向了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的動盪。政府俘獲的產物――權力資本作為一種特殊的資本形態已成為阻礙落後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它不僅使市場調節失靈而且使政府公共管理失敗。本章認為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轉軌成功的關鍵是通過法治建構解決公共管理中的政府俘獲和權力資本問題，而公民有組織的維權運動是走向法治的推動力量。

⑸ 目前宏觀經濟學對於短期和長期的經濟表現有何共識

當然有用
1、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分為兩大部分：長期中經濟增長問題和短期中經濟波動問題。 2、對於長期中的經濟增長問題，當代宏觀經濟學的兩大主流學派——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是沒有分歧的。經濟增長理論經歷了哈羅德-多馬模型、索洛模型（新古典增長模型或者外生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這三個發展階段；此外經濟增長核算方法清晰地指出了各個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 3、短期中的經濟波動問題包括兩個方面：總供給和總需求。

⑹ 經濟學G20峰會關於人口和產業發展提供哪些共識

經濟學g20峰會，關於人口和產業發展的提供的共識，就是人口是絕對的生產力，人口能促進經濟的發展。

⑺ 宏觀經濟學的幾點共識

1、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分為兩大部分：長期中經濟增長問題和短期中經濟波動問題。
2、對於長期中的經濟增長問題，當代宏觀經濟學的兩大主流學派——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是沒有分歧的。經濟增長理論經歷了哈羅德-多馬模型、索洛模型（新古典增長模型或者外生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這三個發展階段；此外經濟增長核算方法清晰地指出了各個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
3、短期中的經濟波動問題包括兩個方面：總供給和總需求。

⑻ 論宏觀經濟學目前的爭論和共識

1、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分為兩大部分：長期中經濟增長問題和短期中經濟波動問題。
2、對於長期中的經濟增長問題，當代宏觀經濟學的兩大主流學派——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是沒有分歧的。經濟增長理論經歷了哈羅德-多馬模型、索洛模型（新古典增長模型或者外生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這三個發展階段；此外經濟增長核算方法清晰地指出了各個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
3、短期中的經濟波動問題包括兩個方面：總供給和總需求。
總供給方面已沒有爭議，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均一致認為總供給曲線有三種：在短期總供給曲線是水平的，因為短期內價格來不及調整，在此價格水平上可以提供任何單位的產量；在中期總供給曲線是向右上方傾斜的，因為價格和產量都是是可以改變的，事實上這也是我們最經常討論的曲線；在長期總供給曲線是垂直的，因為產量已達到最大化即潛在的GDP或者自然失業率時的GDP，產量不能改變，唯一能變的是價格水平。
當代宏觀經濟學的主要爭論集中在總需求上，新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波動的根源在於短期總需求的波動，所以需要政府實施政府幹預經濟。它的理論核心是市場非出清，即市場處於不均衡的狀態，由於粘性（包括價格粘性和工作粘性）的存在使得市場重新回到均衡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是低效率，所以政府有責任干預經濟，實施總需求管理的政策；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則認為私人經濟具有內在穩定性，市場出清和貨幣中性等，由於理性預期和工資價格的靈活調整，市場會處於持續出清的狀態，所以政府無需干涉經濟，政策是有害的餓，或者政策是無效的（由於人們的理性預期，人們會調整自己的行為而使政策無效，但是此時由於行為方式的調整，經濟已經受到損害）。
4、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作為當代宏觀經濟學的兩大主流學派，它們各自的學說各有千秋，目前誰也不能完全說服誰，勝負尚不能定論，但是值得高興的是經濟學就是在這種不斷的爭論中前進的。
PS：關於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上面所述只是很簡單而概括的粗淺總結，樓主想要學習更多內容的話，可能需要專門看看它們各自的經濟學家發表的文章了。另外樓主可以看看兩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所編寫的宏觀經濟學教材，比如曼昆、多恩布希、布蘭查德的《宏觀經濟學》和羅伯特巴羅的《宏觀經濟學》，前面三位都是新凱恩斯主義的，因此編寫的教材也是採取新凱恩斯主義的邏輯思路，後面一位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編寫的教材完全是按照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邏輯思路，與前者風格迥異，令人耳目一新。對了，高鴻業的《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是採取前者的思想編寫的。

⑼ 規范經濟學的相關資料

米爾頓.弗里德曼在著名的《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一文中闡述了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的關系。在弗里德曼看來，實證經濟學的結論似乎是、並且確實是與重要的規范問題，與「應該做什麼」和「如何達到既定目標」等問題直接相關。而且，「規范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工程學也不能獨立於實證經濟學。任何政策結論都必然基於對做某事而不做另一事的後果的預測，而預測必然或隱或顯地依賴於實證經濟學。」 這里強調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即實證研究是服務於規范目標的，規范政策要想達到效果必須利用實證結論。人們對於「應該是什麼？」的規范目標的看法不同導致爭議是正常的，因為處於不同地位的人們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的價值觀不同，例如，有的人認為政府應該幫助處於困境中的窮人，而另一些人認為他們貧窮活該，政府沒有義務幫助他們。但是，弗里德曼認為這不是爭論的焦點，他大膽提出一個命題，「在當前的西方世界，特別是在美國，無偏見的公民之間存在的有關公共政策方面的分歧，主要根源於對按照政策採取行動所導致的經濟後果的不同預測。從原則上說，通過實證經濟學的發展，我們就能消除這些分歧；因為，這些分歧不同於基本價值觀方面的根本分歧，後者最終只能導致爭斗。」然後，弗里德曼以最低工資立法為例闡述了這一命題。無偏見的人能夠就「所有人都應該獲得生存工資」達成共識，但是對於最低工資立法能否實現這一目標有分歧，也就是說「最低工資立法在實現人們一致同意的目標的功效如何。」支持者相信最低工資立法能夠既提高工資線以下工人的工資也能夠提高工資線以上工人的工資，而反對者則認為最低工資立法導致就業條件惡化，使貧困情況更加嚴重。 這里有兩個問題。首先，人們是否能夠就目標達成共識？如果不能達成共識，肯定分歧出現。現實中的人們由於有不同的倫理立場和價值觀念，對於政策或法律目標很可能達不成共識。盡管弗里德曼的論證中暗含了這一點，但他強調的是無偏見的人能夠達成共識。其次，在目標是一致的情況下，對於立法能否實現目標會不會有分歧？現實情況是有分歧，正像人們對最低工資立法的分歧一樣。弗里德曼指出，門外漢像專家一樣，不可避免地試圖改造實證結論以適應他們所極力主張的規范性的先入之見，當實證結論的規范含義——或者說所謂的規范含義——不合其口味時，他們就會拒絕接受這些實證結論。 也就是說，包括專家在內的很多人經常不尊重實證規律而「心想事成」，甚至於「掩耳盜鈴」。但是，弗里德曼認為，這種分歧是由於人們對實證經濟學規律認識上的分歧，但是，「由於有著一致的目標，經過漫長的道路，人們終將達成一致意見。」 由此，弗里德曼斷定，「人們在『正確的』問題上達成的一致意見，與其說源於規范經濟學的進步，不如說源於實證經濟學的發展，後者可以得出能夠且值得被廣泛接受的結論。而且，對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進行嚴格區分的主要原因就在於，這種區分可以促進人們在經濟政策方面達成一致意見。」因為弗里德曼認為，實證經濟學原則上獨立於任何特定的倫理立場或價值判斷，實證經濟學的任務是要提供一套一般化體系，用來對環境的任何變化所導致的後果作出准確預測，並對它所作出的推測的精確度、范圍和一致性進行評估。簡言之，實證經濟學是，或者說能夠成為一門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客觀」科學。 這樣一來，弗里德曼將無偏見的人在規范層面上能夠達成共識，而把人們之所以在實證經濟學實現規范目標上不能達成共識歸結為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問題，在建立了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之後，一切經濟學問題就變成客觀的科學問題。由此，盡管弗里德曼討論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但他利用人們對這兩者的混淆，驅斥規范經濟學，追隨凱恩斯傳統，將經濟學僅僅定位為實證經濟學研究。
規范經濟學關注「應該是什麼？」，例如，應該實行最低工資標准嗎？應該減稅嗎？個人所得稅應該實行累進稅制嗎？政府應該實行環境控制嗎？等等。我們應該區分「應該是什麼」中的目標和規則，減稅本身是一種政府行為，具體表現為減稅規則，但減稅的目標是另一個問題，有可能是為了刺激經濟，也有可能是藏富於民。再如，我國當前所進行的推進城鎮化政策可以是作為未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和拉動內需 ，也可以是解決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城鄉差別。規則與目標密切相關，不同的目標意味著不同的規則。規范經濟學的目標要麼是民主的具體操作表決問題，就是所謂的「共識」，要麼是政府作為新的主體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當然後者在民主社會中仍然受到民主制度的制約。不同的民主制度所得到的共識是不一樣的，例如，美國的代議制民主和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就不同。社會福利最大化是一個抽象概念，在舊福利經濟學中主要反映為功利主義式的社會成員效用總和的最大化，而在新福利經濟學中則反映為社會福利函數的最大化。 但是怎麼計算社會成員效用的總和並非簡單之事。邊沁在《立法原理》開篇就提出，「立法者應以公共利益為目標，最大范圍的功利應成為他一切思考的基礎。了解共同體的真正利益是什麼，乃立法科學使命之所在，關鍵是找到實現這一利益的手段。 但是「功利」的精確含義和計算功利總和的道德算術可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社會福利函數的最大化計算中，假定效用是基數可量和人際可比的和否定這兩個假設的結果肯定不同，同樣是堅持基數可量和人際可比的庇古和黃有光的計算方法也不相同。如此一來，規范經濟學變成了外在於經濟模型的價值判斷。斯蒂文?蘭德伯格試圖克服這一局面，論證社會計劃者的目標函數內生地形成且內生地形成的目標函數是唯一「正確的」，從而建立科學的規范經濟學方法論。 這也是建立實效主義經濟學的一個基礎，因為實效能否達到與規范目標的「正確性」直接相關。
弗里德曼試圖將實證經濟學從規范經濟學中獨立出來，通過科學方法研究經濟問題，以期解決關於經濟政策的爭論。但是，僅僅實證經濟學的發展並不能使人們就經濟政策達成共識。實證經濟學只是描述、解釋和預測經濟現象，它會告訴我們不同經濟政策的後果，並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怎麼選擇，因為怎麼選擇的問題依賴於經濟政策的目標。實證經濟學只是告訴我們在經濟政策的目標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不同的經濟政策與共識目標之間的距離。但是目標的確定本身與是否能夠通過經濟政策或者法律實現這一目標直接相關。在最低工資立法問題上，弗里德曼的討論過於簡單，因為由「生存工資」共識所確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的高低與能否實現目標直接相關，如果最低工資標准過高，可能符合反對者的判斷，不但沒有幫助到工人，反而使他們更加貧窮；如果最低工資標准適度，可能是支持者取勝，在沒有破壞勞資關系的情況下使得勞動者的福利得到改善。也就是說，目標能否實現與目標本身直接相關，正像理想能否實現與理想的高低直接相關，如果理想不高，可能很快就會實現，而理想很高，可能永遠也實現不了，變成「好高騖遠」。在通過立法來改變社會之時，立法目標的理性探討至關重要，立法目標的可實現性本身就需要論證，因為目標、手段和效果是三位一體的。我們要保證經濟政策和法律的實際效果，我們必須理性探討法律或者政策目標，同時探討實證經濟學規律對目標的可實現性，可以說，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是不可分離的。

⑽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歸根到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

解決環境問題，其本質就是一個如何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問題。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人與自然從遠古天然和諧，到近代工業革命時期的征服與對抗，到當代的自覺調整。

努力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現代文明，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這一矛盾運動和對立統一規律的客觀反映。

有些同志認為環保與經濟發展是對立的，認為要保護環境必然要犧牲經濟的發展。

這些年的實踐證明，正確處理環境與發展的關系，二者是可以相互促進的，可以達到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發展。

美國的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狀況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可資借鑒的範例。

(10)新共識經濟學擴展閱讀：

環境保護一般是指人類為解決現實或潛在的環境問題，協調人類與環境的關系。

保護人類的生存環境、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採取的各種行動的總稱。

其方法和手段有工程技術的、行政管理的，也有經濟的、宣傳教育的等。

十八屆五中全會會議提出：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環境質量為核心，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

深入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

包括防止由大型水利工程、鐵路、公路干線、大型港口碼頭、機場和大型工業項目等工程建設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壞。

農墾和圍湖造田活動、海上油田、海岸帶和沼澤地的開發、森林和礦產資源的開發對環境的破壞和影響。

新工業區、新城鎮的設置和建設等對環境的破壞、污染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