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宏觀經濟學的結構框架
宏觀經濟學的結構框架
宏觀經濟學是以國民經濟總過程的活動為研究對象，著重考察和說明國民收入、就業水平、價格水平等經濟總量是如何決定的、如何波動的，故又被稱為總量分析或總量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一詞，最早是挪威經濟學家弗里希在1933年提出來的。經濟學中對宏觀經濟現象的研究與考察，可以上溯到古典學派。法國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的《經濟表》，就是經濟學文獻對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初次分析。
然而，在古典經濟學家和後來的許多庸俗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對宏觀經濟現象和微觀經濟現象的分析都並存在一起，並未分清。特別是自所謂「邊際主義革命」以來，經濟學家大多抹煞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無視國民經濟總過程中的矛盾與沖突，只注重於微觀經濟分析，以致宏觀經濟問題的分析在一般經濟學著作中幾乎被淹沒了。
但隨著傳統庸俗經濟學在 二十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襲擊下破產，隨著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出版，宏觀經濟分析才在凱恩斯的收入和就業理論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為當代經濟學中的一個獨立的理論體系。
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國民收入的水平是如何決定的？宏觀經濟學認為，國民收入的水平，反映著整個社會生產與就業的水平。
宏觀經濟學在解釋經濟周期時，很強調投資的變動的關鍵作用，認為投資的變動往往比消費的變動來得大，指出投資在相當程度上既是收入變動的原因，也是它的結果。它在「解釋」投資的變動與國民收入的變動之間的關系時，提出了「加速數」和「乘數」相互作用的學說。
「加速原理」與「乘數論」所要說明的問題各不相同。「乘數論」是要說明投資的輕微變動何以會導致收入發生巨大的變動，而「加速原理」則要說明收入的輕微變動何以也會導致投資發生巨大變動。但二者所說明的經濟運動又是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的。
宏觀經濟學正是利用所謂「加速數」和「乘數」的相互作用，來「解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據說，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生產和銷售量下降，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得投資急劇下降，而乘數的作用又使得生產和銷售進一步急劇降減，後者再通過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得投資成為負數(或負投資)。
加速數和乘數的相互作用，加劇了生產萎縮的累積過程。一旦企業的資本設備逐漸被調整到與最低限度的收入相適應的水平，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負投資停止下來，投資狀況的稍許改善也會導致收入重新增長，於是一次新的周期便重新開始。收入的重新增長，又通過加速數的作用，導致新的「引致投資」；後者又通過乘數的作用，促使收入進一步急劇增長，這便開展了經濟擴張的累積過程。這個累積過程會把國民經濟推到「充分就業」的最高限，並從那裡彈回來而轉入衰退。
宏觀經濟學討論的價格問題，是一般價格水平，而不是個別產品的價格問題。按照前面講的「國民收入決定」論，一般價格水平主要取決於總需求水平。然而，總需求水平的變動一方面影響著貨幣的供求，另一方面也受貨幣供求變動的巨大影響。所以，貨幣分析在宏觀經濟學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
宏觀經濟學重視對貨幣供求的分析，不僅在於可通過對貨幣供給、利息率的調節去影響總需求，而且在於貨幣供給的變動與總的物價水平有著密切的關系。關於貨幣供給量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寵觀經濟學著作大多承襲傳統的「貨幣數量說」，只是略加修綴。
許多宏觀經濟學著作者認為傳統「貨幣數量說」過於粗糙，他們把貨幣數量說的基本觀點跟「收入決定」論的基本觀點聯系起來，認為在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以前，貨幣供給的增加，其主要影響將表現在擴大「有效需求[u/rl]」、增加生產(或收入)上對價格水平的影響很小；只有當經濟達到「充分就業」水平之後，這時閑置設備已全部使用，若再增加貨幣供給，已不能再促使產量增加，而只會產生過度需求，形成通貨膨脹缺口，導致物價水平不斷上升，釀成真正的「通貨膨脹」。
這種分析，就是所謂貨幣分析與收入分析相結合的一個重要表現。這種分析表明，不僅政府開支和稅收的變動，而且貨幣供給量的變動，都會對總需求水平(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產生影響。這就為政府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國民經濟的活動進行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
宏觀經濟學認為政府應該，而且也能夠通過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手段，對總需求進行調節， 平抑周期性經濟波動，既克服經濟衰退，又避免通貨膨脹，以實現「充分就業均衡」或「沒有通貨膨脹的充分就業」。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是相互配合、支持的；但在經濟蕭條、通貨膨脹等不同時期或條件下，二者將採取擴張性或緊縮性的不同對策。
在蕭條時期，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財政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減稅和擴大政府的開支。減稅可以使公司和個人的納稅後收入增加，從而刺激企業擴大投資和個人增加消費；而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擴張將導致總需求增長，以克服經濟蕭條。
擴大政府開支，主要是擴大政府的購買或訂貨，增加公共工程經費和擴大「轉移性支付」，目的是通過擴大公私消費，以刺激投資。這種擴張性財政政策勢必導致財政赤字。根據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學說」，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是一種「小於充分就業均衡」。因而擴張性的赤字預算，也就成了戰後西方國家政府的常備政策工具。
在貨幣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擴大貨幣供給量和降低利息率。這些措施包括：在公開市場上購進政府債券，把更多的准備金注入商業銀行。商業銀行 的准備金增加後，就可擴大對企業和個人的貸款，從而擴大貨幣供給量，降低貼現率，刺激投資，從而增加總需求。
通貨膨脹時期，採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依然運用上面所介紹的那些政策工具，只是朝著和上述相反的方向，即按著緊縮性方式而不是按擴張性方式來加以運用。
現在西方經濟學界開始企圖用供給分析來補充需求分析的不足，在宏觀經濟分析中探討微觀經濟基礎，出現了一種供給分析與需求分析相綜合、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相結合的新動向。
宏觀經濟學建議採用適當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建立獨立的中央銀行等手段，以控制和解決通貨膨脹問題。
宏觀經濟學首先關注一國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指的是一國生產潛力的增長。一國生產潛力的增長是決定其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增長率的關鍵因素。
② 王勇：什麼是新結構經濟學中的「有為政府」
林毅夫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主張「有效市場，有為政府」，而學界似乎有不少人對於「有為政府」等觀點持批評態度，爭論頗多。有學術爭論是值得鼓勵的一件好事，可以促進論辯雙方思維的互相砥礪，共同提高。筆者是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學國發院碩士就讀期間的學生、世界銀行與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的前同事、新結構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合作者之一，希望對一些基本概念做出澄清，使將來的交流更加有效率。
市場力量、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引擎，中國應該繼續朝著市場經濟的大方向改革，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對於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轉型國家，政府需要在兩個大方向上同時做得比較好，即政府必須「有為」，才可能會帶來，至少容許幾十年的高速增長與社會發展。一是，政府要結合本國特徵推動在社會政治秩序比較穩定的條件下實現較優速度的試驗摸索性市場化改革，包括如何簡政放權。二是經濟學教科書意義上政府彌補市場失靈。對於中國的討論中，大家似乎不太重視第一條中的政府有為，或者將第一條完全等價於政府「無為」的市場化，我覺得這是值得商榷的。
Dani Rodrik 曾在 《經濟展望評論》上撰文試圖總結中國發展的有用經驗，其中他對於中國政府的「貓論」、「摸論」這些實用主義的試驗性的不教條的改革方式大為贊賞。要知道，比如經濟特區，它並不是能夠在所有發展落後國家都可以取得像中國這么大的成功的，非洲、印度等很多國家政府就比較弱勢，沒有政府領導人能夠願意承擔特區實驗失敗的政治風險，所以市場化改革本身就卡著動不了，其實這就是「政府無為」的失敗。值得強調的是，新結構經濟學雖然主要來源於，但並不局限於中國的發展改革的理論與實踐，而是試圖提出更加一般化的經濟發展理論。
再次強調，我認為克服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利益集團的阻撓、策略地有序地推進市場化改革，這一點本身也是我所理解的「有為政府」的內容，就在前面提到的第一層含義里。「有效市場」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學者們喊喊口號就能讓政府嚇破了膽而自動實現的，而是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政府內部官員，具有政治智慧、領導力與堅韌不拔的改革意志，朝著正確的方向積極推動的結果。最優改革過程本身就需要有魄力有擔當的改革派領導人，需要政府有為，雖然這種「政府有為」對於市場而言的表現是更加「無為」：把原來干預之手縮回去了。這個最優改革的政治經濟學過程本身就非常值得更深入的學術研究。
林毅夫一直所說的「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其中「政府有為」應同時包括上面提到的兩個「有為」。遺憾的是，他經常被很多媒體與經濟學者誤解，似乎把他刻畫成主張「政府主導、市場失靈」的反市場改革派了。
「有為政府」在概念上並不復雜，要說復雜恐怕也主要是因為政府在現實經濟中究竟應該如何發揮作用這個問題本身很復雜。在中國的現實政策實踐中，可能的確存在政府官員將「有為政府」當作「亂為政府」的理論借口，進一步亂加干預市場，強化扭曲與管制，使得改革發生倒退。因此，不少學者對於「有為政府」這一提法的反對與顧慮其實並不在於學理上的反對，而主要是擔心政府官員將這個理論概念自由無限延伸，加以「政治口號化」，那將不利於改革實踐。這種擔心固然是值得重視的，但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釐清具體問題上「有為政府」與「亂為政府」的明確界限，而不是因噎廢食，只提倡政府無為，不去研究辨析政府如何做才是正確的有為。如果那樣，可能導致政府該為而不為，或者由於缺乏理論指導即使善意卻也胡為亂為，結果可能會更糟。
值得強調的是，新結構經濟學雖然主要來源於，但並不局限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制度改革的理論與實踐，而是試圖提出更加一般化的經濟發展理論。不能因為當下中國存在政府過度干預管制市場的問題，就否認很多其他發展中國家政府過於弱勢、過於「不為」的現實，就不允許新結構經濟學提出「有為政府」的理論概念。
此外，林毅夫經常講制度不僅重要，而且是內生的。這句話也可能經常被誤解。講制度內生並不是說現有的制度就一定都是最優的。制度變遷本身也有自身的路徑依賴，而且制度有小制度，大制度。我想，林毅夫的意思是「最優的/最合適的」制度是內生於該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當時很多具體約束的，比如當時的鄉鎮企業形式，但他並不是說所有現存的制度本身就一定是最優的制度，否則就不需要任何制度改革了。請別忘了，林毅夫是中國大陸最早那批引入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強調制度變遷重要性的學者之一。
③ 「新結構經濟學」新在哪裡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新在哪裡
「新結構經濟學」具有新意，一是因為它為廓清新自由主義思想與「華盛頓共識」政策葯方的迷霧提供了可能，二是它有潛力在更一般的理論意義上講清楚國家干預和市場機制之間的邊界，並且可以為更新穎的經濟學思路提供基礎。
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過程，每個遵循自身比較優勢的國家都有機會在每一個發展階段調整和改進該階段的最優經濟結構
就相似性而言，「新」與「舊」結構經濟學都以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結構性差異為基礎，並且都承認政府在協助經濟從較低發展階段向較高階段提升時所起的積極作用。
然而，就政府的目標和干預措施而言，新舊結構經濟學卻有著諸多根本性的差異。
舊結構經濟學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採用違背經濟體比較優勢的發展政策，通過行政手段和價格扭曲措施來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新結構經濟學則強調市場對於配置資源的中心作用，並認為政府應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對企業所面臨的外部性和協調問題起到因勢利導的作用。
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差異，植根於對結構剛性根源的不同看法：舊結構經濟學認為，導致發展中國家難以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市場失靈，是由不正確的價格信號所外生決定的，而這些價格信號又被壟斷、或勞動力對價格信號的遲緩反應、或要素的不可流動性等因素所扭曲。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無法建立起資本密集型產業，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所內生決定的；資本的稀缺、軟性和硬性基礎設置的落後都使得資源從已有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配置並不能給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帶來利潤。
同時，舊結構經濟學持有世界兩極化這種相當局限的看法，認為僅有「低收入的外圍國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國家」這兩類國家之分，因而也就相應地用兩點分布來描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反映了包括很多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在內的發展連續頻譜。
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極分化的看法，使得舊結構經濟學家們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每個遵循自身比較優勢的國家都有機會在每一個發展階段調整和改進該階段的最優經濟結構，而這一點正是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
舊結構經濟學家總認為，外在的、政治和經濟都佔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讓初級大宗商品的價格進入下降的惡性循環，使得高度依賴資源出口的發展中國家成為依附於發達國家的受害者；而新結構經濟學卻否定了這種依附理論，認為在全球化不斷加深的世界裡，參與世界復雜多樣的分工正是發展中國家克服不利的歷史趨勢的機遇，藉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加速經濟增長，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另一主要區別，在於對經濟管理中關鍵工具的運用方式不同。舊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系統性干預是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為「工業化國家」、實現現代化目標的核心手段，泛保護主義（如政府強加進口關稅以保護國內幼稚產業）、嚴格控制的匯率政策，以及在大多數產業部門設立國有企業等都是這種系統性干預的組成部分。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視進口替代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順產業階梯而上的自然現象，只要替代的產業符合變化後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新的比較優勢。
然而，對於在低收入的、勞動或資源密集的經濟中推行傳統進口替代戰略，即通過財稅政策或其他扭曲政策來發展並不符合經濟體比較優勢、成本較高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則被新結構經濟學所否定。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過程，必須與反映物質人力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結構變化的比較優勢變化相一致；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新產業中的企業具備自生能力。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在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過程中的作為，應被限制在為新產業提供信息、為同一產業中不同企業的相互關聯投資提供協調、為先驅企業補償信息外部性，以及通過鼓勵外商直接投資來培育新產業這四個方面。政府必須有效承擔起在提供硬性和軟性基礎設置過程中的領導作用，以降低單個企業的交易費用，促進經濟體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過程。
④ 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的主要觀點有哪些它與之前的理論有何不同之處
新結構主義經濟學在結構經濟學的範式框架中提出結構經濟學的新的基回礎理論，包括新的結構答經濟學概念、范疇與新的結構經濟學原理。新結構經濟學是用時間、空間、層次統一的五維空間結構方法解釋經濟現象、認識經濟結構、把握經濟規律、揭示經濟本質的經濟學。
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結構是基本的經濟結構，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關系是經濟發展的最根本動力。
⑤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哪一年出版的
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的「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在北京大學舉，這次論壇的主題為「全球變革時代的中國」。中國2015年GDP增速為6.9%，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6年下滑，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試圖解答這個問題。他認為，要從全球變革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經濟的此輪下行，國際環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問題不可忽視。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內部動力主要在擴大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林毅夫認為，世界經濟整體下行是導致這輪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他列舉了金磚國家、東南亞國家、發達國家三組數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比如中國2010年時GDP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時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東南亞地區中，新加坡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2%。中國台灣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長速度只有0.7%。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6.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6%。發達國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2.4%。他強調，「這些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增。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⑥ 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的主要觀點有哪些
在結構經濟學的範式框架中提出結構經濟學的新的基礎理論，包括新的結構經濟學概念、范疇與新的結構經濟學原理。新結構經濟學是用時間、空間、層次統一的五維空間結構方法解釋經濟現象、認識經濟結構、把握經濟規律、揭示經濟本質的經濟學。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結構是基本的經濟結構，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關系是經濟發展的最根本動力。
在結構經濟學的範式框架中提出結構經濟學的新的基礎理論，包括新的結構經濟學概念、范疇與新的結構經濟學原理。新結構經濟學是用時間、空間、層次統一的五維空間結構方法解釋經濟現象、認識經濟結構、把握經濟規律、揭示經濟本質的經濟學。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結構是基本的經濟結構，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關系是經濟發展的最根本動力。
新常態經濟是經濟學範式轉換、經濟發展模式轉軌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新常態經濟是穩增長調結構的經濟，而不是總量經濟；著眼於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及在對稱態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新常態經濟學是結構經濟學。結構經濟學是用結構方法解釋經濟現象、研究經濟發展的經濟學。結構經濟學分為舊結構經濟學與新結構經濟學。舊結構經濟學運用靜態的、純客體的三維結構方法分析經濟、研究經濟發展，新結構經濟學運用動態的，主客體對稱、時間空間層次對稱的五維結構方法解釋經濟現象、認識經濟結構、把握經濟規律、揭示經濟本質、研究經濟發展。因此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對稱經濟學。在新結構經濟學——對稱經濟學看來，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結構是基本的經濟結構，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關系是經濟發展的最根本動力，所以新結構經濟學又可以稱為發展經濟學。
⑦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 新在哪兒
王見定教授挑戰諾貝爾經濟學獎
最近，英文版《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專著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並陸續向國內外發行。這為王見定教授挑戰諾貝爾經濟學獎掃清了文字上的障礙，將此巨大成就展現於全球，並接受全球大眾的檢驗，這是一項百年不遇的成就。王見定教授經過30年的學習與研究，發現了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內在聯系與區別，運用這種嶄新的理論，對近400年歷史的統計學進行了科學的梳理，規范了整個統計學的發展，結束了100多年來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爭論。
由於經濟是通過統計學進行計量和分析的，所以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必將全面提升經濟學的分析水平，根據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宗旨：在於獎勵以科學研究發展靜態和動態的經濟學理論以及對提高經濟學分析水平有積極貢獻的人士。「顯然，王見定教授的《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理論完全具備了挑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水平。事實上，王見定教授已正式向瑞典皇家科學院遞交了申請201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全部材料。鑒於我國的歷史和現狀，為了使這項世紀成就不被埋沒，王見定教授建議由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為其提供推薦人。
註：王見定教授是我國早期的國際統計學會會員，國際著名數學家，具體內容可參見網路數學家欄目和」前沿科學「2008年第2期。
⑧ 金融結構的經濟學分析
交易成本的問題倒是相對比較好解決，主要是利用規模經濟原理，利用規模達到一定廣度後，平攤到每單位的成本會降低，金融中介就在這個過程中應運而生，其主要的作用之一：降低交易成本，這相當給投資者提供了流動性，直接促進了市場的運作，提高市場效率。
對於風險，主要指的是交易對手風險，即交易對手的信用資質和投資選擇風險，借款者為了盡可能的降低這類風險，所以必須謹慎選擇，但是由於逆向選擇的存在，導致的結果就是投資者挑選借貸對象的范圍本身就是那個違約風險較大的范圍，這就直接導致了投資者的投資興趣不高。這個是在交易前存在的風險，而在交易後又會存在道德風險，就是貸款者由於必須獲得比其支付給借款者利息更高的回報才能不至於虧損，而且本身承擔的風險不大的情況下，其有較大的動機將借款投資於風險較大的項目上，而這不是借款者想看到的結果。
由於逆向選擇的問題是由於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所以最直接的解決方式就是使信息對稱，但是在收集成本的過程中需要成本，包括時間和金錢，而且在股票市場上，由於交易都是公開的，就不可避免會出現搭便車的新問題，這就信息收集者付出了成本，但是卻和其他人共享了收益，這將直接導致其積極性下降，最終的結果就是沒有人要去收集信息，這導致市場上的投資資金不足，不利於市場的發展，所以如果可以較好的解決搭便車問題就可以間接解決逆向選擇問題。
⑨ 新結構經濟學怎麼樣
才雲鵬 當年韓偉養雞成了千萬富翁，很多大連人也開始養雞，但在那個瘋狂的階段，新的韓偉並沒有出現。個中原因就在於，他們不具備韓偉的養雞技術、資本積累和敏銳的市場開拓眼光。比較優勢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當然，這個比喻非常粗糙。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林毅夫將比較優勢的極端重要性及具體操作指向闡述得淋漓盡致，並力圖成為指導貧困國家振興的先驗性的措施文本。 從亞當61斯密開始，二百多年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在努力破解經濟增長這個世紀難題，但舊有的結構經濟學對如下問題已經無力解釋：為何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絞盡腦汁、筋疲力盡之後依然家徒四壁，盡管他們學發達國家學得像模像樣。那麼，為什麼這樣的照貓畫虎處處碰壁？在林毅夫的筆下，這樣的東施效顰，恰恰是南轅北轍，它將進一步摧毀該國的資源稟賦，使其原本具備的比較優勢喪失殆盡。正是其影響深遠的可怕性，敦促林毅夫將祛貧解困當成自己經濟學研究的首要任務，而美國的次貸危機和歐元區債務問題，並沒有在根源上動搖他的執著。 中國在幾十年間連續超過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說明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其間是有明確路徑可循的。但為什麼至今仍有許多國家處於貧困狀態？如果這條路真的存在，它的源頭在哪裡？《新結構經濟學》的寫作目的就是為了解開這個最讓經濟學家惹火的謎題。這是林毅夫在世行出任首席經濟學家四年的研究成果，不僅對發展中國家有巨大裨益，對中等收入國家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樣具有教科書般的指導性。 舊結構經濟學的捉襟見肘，新古典經濟學的廣受質疑，說明經濟學理論從來就不是一錘定音的東西。鑒於眾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現在，已經到了重新審視發展經濟學的現狀、從過去的經驗和知識中學習、提供新的思想和框架的時候了。而對新結構經濟學的實施前景，林毅夫給了一個樂觀而鮮明的藍圖，「只要政府根據本國的比較優勢採取正確的政策體系促進該國私人部門的發展，並充分發揮後發優勢，」那麼，「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包括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的國家，都能以8%或更高的增長率持續增長數十年，顯著地減少貧困，並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成為中等甚至高收入國家。」這本書，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其發展潛力的計劃指導書。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國稟賦結構升級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時刻，根據它當時給定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它的產業。」毋庸置疑，林毅夫提出的「雁陣模式」和「領頭龍模式」，將給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以充滿誘惑的機會。但，如果沒有結構轉變，持續的經濟增長將不可能實現。現在，所有仍處於貧困中的國家，都是因未能實現結構轉變而導致。 新結構經濟學是實證的。無論是六、七十年代成功上位的日本、韓國及台灣、香港，還是充分發揮後發優勢的中國、模里西斯和智利，都從正面對此學說給予了充分的驗證。而韓國曾經走過的彎路及印度當年學蘇聯招致的沉淪，從另一方向描述了新結構經濟學獨具慧眼的科學性。 與書名略有巧合的是，林毅夫在本書中將自己和他人的辯論文章一起呈上來，在表現形式上推進了「新結構」學說。而敢於將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的批評聲音放在本書中，既是亮點，更是通過這種辯論，展示作者不怕推敲、歡迎拍磚的現代學者風范。僅此一點，已足堪一贊。 新結構經濟學到底新在何處？雖然全書充滿了學術名詞和曲線圖表，但若想讀懂這本書其實也不難，只要您符合以下兩條的任一即可： 一，您的IQ超過120； 二，您多讀幾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