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經濟學發展歷程

⑴ 如何分析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摘要：由於其前期的理論沒有能夠成功地引導廣大發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發展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學科本身則面臨生存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滲透，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於19世紀20年代初。其產生之後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於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後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後的發展。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隨著二戰以後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於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完全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製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麼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於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繆爾達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徵，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並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1、在方法論上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6](P.2)這對後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並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並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採用正是源於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於抽象時空的歷史虛無主義。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於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數，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採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徵，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於抽象的不足。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徵。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徵。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於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反貧困首先始於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於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並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2](p.122)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阻礙發展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後國家尋租盛行，不僅使生產經營者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動力消失，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加了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所有這些方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民經濟的內在實力，並且使得發展經濟急需的投資或者難以形成或者投資方向和結構受到嚴重扭曲。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裡，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3、在發展政策上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藉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後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特定製度的出現與否取決於對它的需求和供給。D·菲尼認為，「對制度安排變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於這樣一種認識：既然現有安排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行為者認識到，改變現有安排，他們能夠獲得潛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變化的供給，取決於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願。」[2](p138)而弗農·拉坦則進一步闡明了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系：經濟增長一方面產生潛在的增長利潤，這是對制度變遷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促進了社會科學、組織行為等方面的知識進步，這構成了制度變遷的供給方面。兩方面綜合導致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可見，拉坦式的制度變遷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鑒於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認為，如果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來源的話，那麼一個社會中制度安排的供給將少於社會最優。所以，由政府推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於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於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總之，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從理論本身涵蓋的內容來講，新制度經濟學都汲取了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諸多積極因素，並在自己的框架內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整合，並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發展經濟學微觀實證化，內部各學派之間融合的發展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發展經濟學真正的復興之路。三、發展經濟學中制度分析方法面臨的挑戰與今後的趨勢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讓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們刮目相看的同時，其自身也因為尚處於成長階段而又有諸多不足。不可否認,制度是一個涵蓋面廣、內容極為豐富復雜的范疇，對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與之相適應，有關將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相結合的文獻還顯得駁雜和凌亂，不僅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無統一定義，而且缺乏一個公認的嚴謹邏輯體系，模型化也不夠。在邏輯實證主義依然是檢驗經濟理論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現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計量性差，取得數據的困難，也嚴重阻礙了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更為精確和深入地研究，妨礙了其在政策研究領域的定量運用。對發展經濟學來說，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來還需進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構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抨擊新古典是「無制度」分析的制度主義，其本身對制度的內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張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約安排的選擇時，就把立法機構的法律實施水平視為當然；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是將發展中國家的憲政體製作為外生變數來進行分析的。而且，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但新制度經濟學並沒有從理論上解釋市場何以產生。科斯只是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研究了企業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將「市場存在」的假定作為其分析的初始條件。20世紀80-90年代，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從計劃到市場，迫切需要一個培育市場的理論作為指導，面對這一情況，制度分析至今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對於以上的問題，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貢獻。另一個重大的挑戰，正如V·奧斯特羅姆等所承認的，是「如何理解人類社會中秩序的本質和建立」。因為「它要求學者及有關職業人士選擇使自己能夠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中所創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決這個難題往往是我們陷入不正當的文化種族中心主義，……相對生活在欠發達社會中的人，生活在發達社會中的人易於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話……」[2](pp.334-335)比如，在當今新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學融合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錢堂馮實際上認為美國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認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場制度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對於今後的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結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考察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對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響，也必將行而不遠。20世紀80年代勃興的新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已經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阿羅所說，「新制度經濟學運動」主要並不限於對經濟學的傳統問題給出答案。相反的，他還回答了新問題，即經濟制度為什麼以這種而不是那種方式出現；它與經濟史相融合，帶來了比傳統理論更加犀利的「本原經濟」的分析。諾斯也說：「我們對制度的嚴肅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可能對所有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參考文獻：[1]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2]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3]譚崇台.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4]陳宗勝.發展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5]周業安.關於當前中國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反思[J].經濟研究，2001（7）.[6]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7]埃瑞克·G.菲呂博頓、魯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⑵ 新歷史學派的基本經濟學說和政策主張

：⑴新歷史學派對經濟規律的看法比歷史學派更走極端。不僅否認一般的普遍版規律，否權認經濟理論的意義，而且否認特殊規律，拒絕一切抽象的理論研究。⑵新歷史學派把舊歷史學派的「歷史歸納法」變成了「歷史統計法」，而且以「歷史統計法」來排斥一切其他研究方法。⑶新歷史學派比歷史學派更強調倫理、道德因素作用。自命「歷史倫理學派」的舊歷史學派還談到自然、技術等方面的作用，而新歷史學派則把道德倫理因素看作經濟活動中的決定因素，並以此來說明社會現象。⑷新歷史學派比歷史學派更強調國家和法律對經濟的作用。新歷史學派認為，國家是「超階級性」的。

⑶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⑷ 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的區別是什麼

19世紀初，在德國出現了以國家干預為特徵的歷史學派，這個學派與歐洲經濟自由主義相抗衡。在德國經濟學界佔主導地位長達80年左右。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先後出現了新舊歷史學派:舊歷史學派是19世紀40至60年代德國經濟學的流派;從70年代開始，歷史學派有了一些新的特點，被稱為新歷史學派。19世紀初，德國還是一個封建農奴制度占統治地位的國家，3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迅速發展起來，但是同英、法相比，差距還很大。40年代，德國產生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這就是歷史學派。這個學派最大的特點是:當本民族處於落後的情況下，能夠不甘落後，通過國家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工業.與強勢力進行抗爭，但此學派否認經濟規律的普遍意義。 制度學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先在美國產生，到30年代，在美國得到廣泛傳播。這個學派分為早期制度學派和新制度學派。早期制度學派是從歷史學派的一些觀點演變而來的。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後，其經濟思想開始在歐美流行，以凡勃倫為代表的美國早期制度學派逐漸趨於衰落。新制度學派是早期制度學派在戰後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進一步延續和發展。二戰後，凱恩斯的追隨者補充和發展起來的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20世紀40至60年代一直佔有主導地位，但是70年代初，美國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又出現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凱恩斯經濟學無法解釋這些國家存在的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新制度經濟學為適應社會需要而產生，它繼承了早期制度學派的傳統，並在制度研究方面有新的發展。所以，這套理論和主張被稱為「新制度學派」。新制度學派與早期制度學派的區別，只是時代的差別。早期制度學派處在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他們根據當時比較低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研究企業的權力結構來為壟斷資本服務。新制度學派則是處在壟斷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有了很大發展，特別是出現了混合經濟，他們根據新的情況，著重研究社會的權力結構，更加強調國家調節經濟，突出科學技術革命，提出更加具體的措施來為壟斷資本服務。

⑸ 制度變遷理論的歷史階段

制度變遷理論大體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以凡勃倫為創始人的開創性內歷史時期，制度的概念得容以創立並用」累積因果論「來解釋制度的變遷。第二個時期是以約·莫·克拉克為代表對制度變遷理論繼承和發展的時期 ,涉及到對資本主義企業的分析，制度與技術相互作用等問題。第三個歷史時期是以加爾布雷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和以科斯、諾思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蓬勃發展時期，研究成果卓著。當然還應包括馬克思、博弈論者、混沌經濟學對制度變遷理論的理論解釋。

⑹ 諾思的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國家理論的特色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1).眾所周知，當今世界競爭日趨激烈，無論是在經濟，軍事，科技，文化，還是政治競爭都相當的激烈。特別是在經濟方面，競爭的激烈程度是無與倫比的。在遭遇到國際金融危機後，迫使我國不得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綜合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了。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出口需求拉動，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和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維持。面對國內外經濟形勢深刻變化，面對日益突出的資源環境約束，面對產業規模的擴大和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格局，只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發展方式，才能為經濟快增長奠定堅實基礎。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去做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調整優化需求結構。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積極擴大消費需求，著力提高投資效益，努力穩定出口，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要積極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進一步做好家電、汽車摩托車下鄉工作，繼續實施家電和汽車以舊換新政策，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給，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購房需求。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為人民生產生活方式轉變提供必要支持，為擴大消費市場拓展新的空間。要適應群眾生活多樣性、個性化的需要，引導消費結構升級。在穩定政府投資的同時，要增強非公有制經濟和小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增加就業、發展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放寬市場准入，保護民間投資合法權益。與城鎮化結合，積極培育市場驅動的投資增長，增強投資的內在約束，提高投資效益。要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優化出口結構。(2).續抑制高消耗、高排放產品出口過快增長，鼓勵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產品出口，提高出口產品質量、檔次和附加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以擴大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為目標，以穩步推進城鎮化為依託，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促進經濟增長由一、二、三產業協調推動，逐步形成農業為基礎、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製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要積極促進產業由高消耗向高效率轉變，由粗加工向深加工轉變，由低端產品向高端產品轉變，促進產業做大做強。要鞏固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加快推進現代農業建設，促進第一產業由薄弱轉為穩固。要著力振興裝備製造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調整原材料工業結構，加強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和保護，加強能源、交通、水利、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第二產業由大變強。要堅持市場化、產業化、社會化方向，完善促進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措施，與城鎮化結合全面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促進第三產業更快更好發展，在經濟增長和就業增加中發揮應有作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大力推進節能減排，抑制過剩產能。當務之急是強化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制，加強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建設，堅決管住產能過剩行業新上項目，開展低碳經濟試點，努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加強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把推進自主創新作為中心環節。要依靠科技進步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不斷提高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要推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研究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3).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不斷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路。要抓緊研究提出培育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總體思路，強化政策支持，加大財政投入，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要抓緊落實國家重大科技專項，落實重點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大力推進技術改造，加快傳統產業優化升級。經濟發展方式是一項宏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綜合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各項任務密切聯系、相互包容、相互促進，只有統籌兼顧，全面完成各方面任務，才能夠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為經濟持續較快健康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了倒逼效果，為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重要契機。我們要緊緊把握這一機遇，在繼續推動經濟平穩回升的同時，全面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將我國經濟引入更加健康持久高效的發展軌道。2、答：供給側改革是國家發展的大舉措，指明了今後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和著力點，是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也是企業前進的大機遇。需求側管理認為需求不足導致產出下降，所以拉動經濟增長需要刺激政策來提高總需求，而投資、出口、消費是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我國經濟發展面對的一個大問題，就是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需求似乎嚴重不足。可是剛剛過去的「雙十一」，進口美妝再度刷新成交紀錄;不久前，中國人在日本搶購電飯煲、馬桶蓋被世界議論;長期以來，蘋果手機「霸佔」中國消費市場令國產手機眼熱進而奮起直追。中國消費者不惜重金、舍近求遠追捧國外產品，其背後不是簡單的「崇洋媚外」的消費心理，它反映了生活水平提高後中國人對消費產品質量的重視，折射出中國長期以來「供給側」的不足，造就今日難以滿足市場需求的尷尬。所以進行供給側改革是維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新動力，也是經濟新常態下的最佳選擇，進行供給側改革，應該把控大方向，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第一、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在產業層面改善供給。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促進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第二、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在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通過結構性減稅使得企業獲益，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提高生產率，擴大供給。第三、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下游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並以此推進城鎮化。第四、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在資本層面保證供給的穩定性。通過保護股票市場保證企業的直接融資更加順暢，保證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二、論述題（共1題，每題50分）第2題.1、聯系實際說明，為什麼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25分）2、理論聯系實際談一談，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特點？（25分）作答要求：在回答問題時，一定要結合實際論述。1、答：黨章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這是因為：第一，黨的領導地位是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從鴉片戰爭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現在，中國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兩個八十年。在前八十年中，封建統治者喪權辱國，社會戰亂不斷，國家積貧積弱，人民飢寒交迫。在後八十多年中，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空前團結和組織起來，沖破重重難關，革命斗爭不斷勝利；新中國成立後，經濟快速發展，國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會地位、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顯著提高。從這前後兩個八十年的比較中，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一切愛國力量深深認識到，中國能從最悲慘的境遇向著光明的前途實現偉大的歷史轉變，就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的面貌就煥然一新。這是中國人民從長期奮斗歷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結論。第二，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勝利的根本保證。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始終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方向。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走上邪路了。」這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始終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譬如，在所有制結構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分配製度上，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利於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等等。總之，我們的目標，是把中國由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中國充分體現出來。很顯然，這些都是黨的根本綱領、政治路線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具體體現。歷史經驗證明，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順利實現黨提出的戰略目標，始終保證我國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順利前進。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創造長期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穩定的社會環境。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政局不穩，社會動盪，人心渙散，不可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問題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在國際國內復雜的形勢下進行的。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並保持其連續性和穩定性，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開展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善於協調各方面的利益和矛盾，才能不斷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保持穩定的社會環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更有效地動員和組織廣大群眾投身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來，為實現祖國的富強、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黨植根於人民群眾。我們黨的最大優勢就是善於組織群眾、宣傳群眾、聯系群眾。我們黨堅持群眾路線，能夠通過制定符合中國國情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路線、

⑺ 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史上的六次革命具有哪些重要含義

西方經濟學從16至17世紀的重商主義開始，到現在經歷了六次理論突破，即所說的六次革命，其中前二次發生在古典經濟學說中，後四次為現代經濟學說史中。
西方經濟學是從重商主義開始的。時代背景為海盜式帝國主義，貿易與殖民相聯系，它作為一個體系，從宏觀角度考慮問題，基本內容為出口壟斷，外匯管制和貿易順差，核心思想君主掌握最高權力，統治經濟和鑄造貨幣，控制對外貿易，主張國家干預和參預經濟，並對經濟進行調節，認為國家財富就是金銀，輸入金銀可以潤滑工商業的齒輪，所以鼓勵出口，實行補帖，限制進口，以此擴大貿易順差，換回金銀，金銀的積累導致國家財富的增長。但實際執行中卻無美妙前景，最終出現了生產力的危機。如法國出口製成品越多，換回金銀越多，結果越窮；而英國，反而民富國強。重商主義重點在商品流通領域。
現代經濟學只是在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才開始。時代背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下，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主張經濟自由主義，擺脫封建和國家的干預。1776年《國富論》第一次劃時代革命。其矛頭指向重商主義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斯密繼承和發展了以前經濟研究成果，特別是重農主義對供給和微觀重視，第一次創立比較完備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他認為重商主義犧牲了消費者而利於生產者，帶來經濟效益差的後果。因此，斯密提出，要增加國民財富，一靠勞動分工，提高生產效率，二靠資本積累，增加儲蓄，形成投資，擴大市場。為增加生產，積累財富，反對國家干預，放任經濟自由，經濟「受看不見的手的指導」，發揮市場自由競爭、自由調節作用，國家只需保衛人民和國家的安全，社會秩序公平等。任何一個生產部門的勞動都是國家財富的來源，勞動創造價值，利潤來自剩餘勞動，反對重商主義只有貿易、重農義義只有農業勞動才是創造財富的觀點。還提出了一些微觀經濟的分析方法。其片面性在，對需求重視不足，分析方法上不夠精細，勞動價值論有利於工人而不利於資本家等。
1870年，發生了第二次革命，出現三名學者：法國的瓦爾拉斯、英國的傑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他們三個人，住在不同地方，長在不同國家，但幾乎同時提出邊際效用價值論。強調供給和生產轉變為強調需求和消費。提出商品的價值不是取決於勞動的消耗量，而是取決於主觀評價，進行邊際主義分析。西方常把1871年稱為」邊際革命「年，直到馬歇爾最後形成的所謂的」新古典學派「。完全用邊際分析方法，利用邊際效用和邊際生產力的概念分析經濟問題，提出存在競爭市場上的產品、勞務和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都是決定於邊際供求的關系。強調產品和生產要素在市場上的定價與資源的稀少性有關。由於稀少有關，因此，對各種產品用途的估價帶來效用遞減，人和廠商都受著理性行為原則的支配。如個人怎樣用有限錢得到最大效用的滿足，而廠商利用有限資源設備來得到最大的利潤，這種方法就是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古典學學派關心的是整個經濟的長期發展，關心剩餘產品在各個集團之間的分配問題，而邊際主義者關心的是微觀經濟問題。所以，從邊際主義者到馬歇爾，才建立起微觀經濟學體系。邊際概念成為關鍵性工具，效用與消費者需求成為出發點和推動力，關心的是在資源稀少情況下來進行生產、分配，消費。同時他們認為，只要自由競爭，通過市場力量，經濟就能達充分就業均衡，不會發生生產過剩或經濟危機。總之，他們以主觀根據供求而決定價格的價值理論來代替勞動價值論；以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來代替古典學派由社會力量決定收入的分配理論；用和諧經濟體系代替階級沖突理論。新古典經濟學比古典經濟學更合理、更精緻，為現代微觀經濟學奠定理論基礎。但面對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一籌莫展，無能為力。新舊古典經濟學偏重於微觀方面的研究。
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標志著第三次革命。其背景 ：社會化大生產進一步發展，政治上國家壟斷資本的產生。資本主義處於自由競爭時期，社會對宏觀需求不強，國家也沒有掌握足夠大的資本實現這種控制，而當它進入國家壟斷之後，這種要求和可能都具備了。理論、方法和政策都不同於傳統。理論上反對薩伊定律。薩伊定律就是供給本身就能創造需求，需求是供給的函數，因此，經濟自身能夠達到充分就業、均衡，沒有生產過剩的危機。凱恩斯認為，供給是需求的函數，拋棄「儲蓄會自動轉化為投資」傳統觀點，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存在自動調節的性質，因而沒有充分就業的可能，往往是小於充分就業狀態。由於三大心理規律（消費傾向規律、資本邊際效率規律和流動性偏好規律）作用，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必然會產生大規模失業、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在方法上，回到重商主義研究的宏觀經濟問題，開創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即總量分析。關心經濟總量行為活動，特別是總支出（投資支行、消費支出和政府支出）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強調決定經濟活動水平的是投資部分。只有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增加，才能刺激生產，增加生產。還將實物經濟與貨幣經濟密切結合為一體，現在宏觀經濟分析都取自於《通論》的開創，這是凱恩斯在方法論上的革命。在政策上，凱恩斯反對「自由放任」，強調國家干預、參預經濟調節。所以，有人說凱恩斯又回到重商主義，因為他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獎勵出口，與重商主義相同。三個最重要政策：1、政府預算的平衡應聯系經濟中需求狀況來加以評價。如存在大規模失業，預算應增加赤字。2、降低實際工資不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而可能會相反
；3、貸幣政策如不藉助於財政措施，則不可能終止大規模失業。二戰後，特別是50、60年代，凱恩斯理論成為西方正統。凱恩斯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跳了價格分析的限制，創立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具有劃時代意義。
上世紀50，特別是60年代後期，出現反對「凱恩斯革命的革命」，貨幣學派崛起。其背景是，當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進入」滯脹「，奉行已久的凱恩斯主義遭到質疑，因為按凱恩斯理論，低增長與高通脹不可能同時出現，貨幣學派自由主義理念抬頭。以弗里德曼為代表，其內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所以不穩定，主要原因不是凱恩斯所說的三大定律影響的總需求不足，而是由於貨幣方面受到干擾。核心是貨幣，貨幣是支配資本主義產量、就業和物價變動的唯一重要因素。因此貨幣政策最重要，財政政策除了起負作用，不可能影響產出率和就業率。其主張貨幣穩定、有節制增長，即長期貨幣政策，除此之外，國家減少支出，不幹預私人經濟，市場完全、充分發揮作用。現在西方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接收貨幣主義向凱恩斯挑戰的兩個思想：1，貨幣供應的增加是通貨膨脹的根源；2、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對產出量具有更大的效應。
1960年斯拉法《用商品生產商品》出版。書只有100頁，便很精煉，思想深刻。書中把生產看作同樣商品既表現為生產資料又表現為最終產品的一種循環過程，是從基礎理論上進行革命。主要影響：1、商品價格反對邊際分析，回到李嘉圖，再生產周期性循環過程中，用成本價格和平均利潤的方法計算商品價格。2、在一定技術條件下，聯立方程完全有可能計算出每種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而不是馬克思抽象的社會必要勞動，補充發展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3、斯拉法的商品價格決定理論，解決了馬克思商品價值轉形商品生產價格的問題。
在反對凱恩斯主義思潮中，出現了理性預期理論，為第六次革命。理性預期假說由美國經濟學者約翰穆斯於1960--1961年首創，70年代盧卡斯把理性預期理念結合到貨幣主義模型中，應用於穩定性經濟政策的研究。他們認為無論凱恩斯主義，或是貨幣主義，都把理性預期排除在模型之外，財政金融政策往往是不起作用的，因為公眾勢必預料到這些政策的後果。如政府試圖加快貨幣增長經濟，人們就料到通貨膨脹而抬高價格，於是額外的貨幣更加抬高昂貴的物價而不是導向經濟增長，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帶有欺騙性，但是，可以在一段時期內欺騙所有人，決不能在長期中欺騙所有人。以前人都以過去經驗來推測預期，理性的是綜合更多因素來進行預期，過去僅是一部分因子。
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的圖示
發展階段
時間
時代背景
代表人物
理論觀點
政策主張
著作
重商主義
15世紀下半葉至17世紀下半葉
資本主義原始積累
安徒萬·德·蒙克來田
財富就是金銀，金銀就是財富，財富的真正來源是對外貿易的順差。
從流通領域研究財富的增長
國家積極干預經濟，國家的一切經濟活動統統歸結為攫取金銀

古典經濟學

重農主義
17世紀下半葉
資本主義上升時期
英國 法國
威廉·配第 阿吉爾貝爾
亞當·斯密 西斯蒙第
大衛·李嘉圖
魁奈
從生產領域研究財富的增長
看不見的手
勞動價值理論
把對經濟制度本質的分析與對既定製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數分析相結合的研究

自由放任
亞當·斯密
《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1776年
庸俗經濟學
18世紀末至19世紀70年代
（1830年）
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1832年英國通過議會改革案）
薩伊（法）
馬爾薩斯（英）、詹姆斯·穆勒、麥克庫洛赫、西尼耳、巴師夏、凱里
薩伊定律：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
把注意力集中於既定製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數的研究

邊際革命
19世紀70年代（1870年）
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
門格爾（奧地利 奧地利學派）
傑文斯（英 英國學派）
瓦爾拉斯（瑞士 洛桑學派）
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來與勞動價值論相抗衡

新古典經濟學（微觀）
19世紀末期
馬歇爾（英 劍橋學派）

瓦爾拉斯
庇古、克拉克、威克斯迪特
生產成本價值論
供求理論
邊際效用論
節欲論
一般均衡、帕累托最優

自由放任、國家不幹預經濟
馬歇爾
《經濟學原理》1890年

1933年

張伯倫、羅賓遜
壟斷問題

1939年

希克斯
價值論（提出了序數效用論，馬歇爾的是基數效用論）
一般均衡論：起到推廣與普及的作用

希克斯
《價值與資本》1939年
凱恩斯革命（宏觀）
20世紀30年代
經濟大危機
凱恩斯
失業和經濟的周期波動是因為全社會的有效需求不足
國家干預經濟
凱恩斯
《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1936年
對凱恩斯的解釋與補充
新古典綜合派→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10版）→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新綜合（12版）
二戰後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
二戰後凱恩斯主義的流行使得整個西方經濟學的體系出現了顯著的漏洞，產生了干預和反干預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種矛盾和不調和之處
薩繆爾森
庫茨涅茨、托賓、哈羅德、索洛
漢森（20世紀40年代理論和政策建議方面進行補充和發展，奠定新古典綜合派的某些基礎）
傳統西方經濟學——微觀
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宏觀

薩繆爾森
《經濟學》1948年
新劍橋學派
20世紀50-60年代

瓊·羅賓遜（英）

非均衡學派
（又稱新凱恩斯學派）
20世紀60年代後期

克洛沃（美）萊榮霍夫德（瑞典）

希克斯（英）

把劍橋學派、洛桑學派的 相結合，形成一個獨特的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貨幣主義
20世紀50年代中期
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出現滯漲

弗里德曼

反對國家過多干預經濟生活，主張不同程度上加強市場機制的作用

理性預期學派
20世紀70年代後期
盧卡斯、薩金特、華萊士

供給學派
20世紀70年代後期
拉弗、費爾德斯坦、萬尼斯基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體系

哈耶克

弗萊堡學派（德國）

公共選擇學派
20世紀60年代
布坎南（美）、塔洛克（美）

新制度經濟學派

科斯、威廉姆斯、諾斯

新左派

非主流經濟學派
瑞典學派

創新理論

熊彼特

經濟成長階段論

羅斯托（美）

新制度學派

加爾布雷恩（美）

激進經濟學派

⑻ 試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發展的原因

中國的人均GDP 在過去一千年裡幾乎水平不變，而從1978年起GDP近乎垂直提升，中國經濟總量也從此步入了年均近10%的增長快車道。眾所周知，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黨的十一屆
三中全會以來，經過40年波瀾壯闊的不平凡歷程，我國已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近
40年來，中國在哪些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改革開放經歷
了怎樣的曲折歷程？經濟學原理如何闡釋和解讀這一歷
程？改革開放對未來的啟示何在？本報告擬就這些問題進
行分析，並提出政策建議.
一、改革開放40年我國取得的成就與世界各國對比
從生產力水平看，我國近40年年均經濟增速高達9.7%，比世界年均增速快 6.8個百分點，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6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躍居世界第
一，人均GDP從1978年的156美元增長至2017年的8788美元，已進入中高收入國家之列。
從經濟結構看，近40年來第一產業佔GDP比重下降了近16.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佔比下降了約7.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
佔比則上升了23.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我國城鎮化率由
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7年的58.5%，增幅之大在世界上絕無僅有。
從財政情況看，由於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近40年來我國多數年份財政收支處於赤字狀態，2016年雖略高於3%的警戒線，但仍處於可控范圍。截至2017年末，公共部門債務佔GDP比重為36.2%，低於世界主要國家，且已連續兩年下降。
從金融市場看，我國金融業佔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1%上升至2017年的8.0%，已成長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
銀行業信貸發放量佔GDP比重超過200%，高於高收入國家水平。
從基礎設施來看，人均電力消費從1978年的247千瓦時增
長至2016年的4280千瓦時，是1978年的17倍多，並已超越世界平均水平；鐵路網密度由1978年的0.5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至 1.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幅達到144.3%；高鐵運營里程超過2萬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航空總客運量由1978年的154萬人次增長到2016年的4.88億人次，總量位於美國之後列世界第二。
從醫療與基礎教育水平看，人均預期壽命由1978年的65.8歲上升至2015年的76.1歲，增加了10.3歲；每萬人專業醫師數量由1978年的10.8人上升至2015年23.1人；識字率由1982年的65.5%上升至2016年的97.4%，接近發達國家普遍99%以上的水平。

⑼ 經濟學發展史

經濟學發展史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系，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的科學。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下，進行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經濟關系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在各種經濟關系中，佔主導地位的是生產關系。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於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現代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於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復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於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學發展簡史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對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形成了某種經濟思想，但是並沒有形成系統。
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中國、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