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教育與經濟發展的現狀及其相互關系
科技：
1．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體系，整體科技發展水平位居發展中國家前列。
2．科技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國家確定的科技體制改革階段性目標基本實現。
3．基礎科學研究領域取得成果。人類基因測序、納米碳管和納米新材料、寒武紀生命大爆發研究、微機電系統研究、南海大洋鑽探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
4．高技術研究及產業化方面有所突破。
5．工農業科技獲得進展。農業科技方面，僅"九五"期間共培育出600多個新品種，單產增產10％左右。推廣水稻旱育稀植和節水技術、ABT植物調節劑和小麥旱地全生育期地膜覆蓋栽培等重大技術，有力地保障了我國糧食增產目標的實現。
教育：
自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政府加大了對發展教育事業的重視。國家制定了多種法律，從不同角度保障人人受教育的權利，其中特別強調少數民族、兒童、婦女和殘疾人接受教育的權利。經過三十年的偉大實踐年，中國的教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1、中國實行以政府辦學為主體、社會各界共同辦學的體制。
2、在教育經費方面，實行以國家財政撥款為主，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體制。自1978年以來，教育經費逐年增加。
3、1978年以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我國的對外教育交流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派出留學工作健康發展，來華留學人員逐年增加，對外學術交流廣泛開展。通過教育對外交流廣泛地吸取了國外的有益經驗，促進了我國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增進了我國與各國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
4、政府一直努力把實現教育機會均等作為自覺追求的目標之一，其成效也舉世矚目。
經濟：
第一：創造經濟增長速度的世界之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
第二：創造貿易增長速度的世界之最。
第三：創造外匯儲備增長速度的世界之最。
第四：創造生產增長速度的世界之最。
第五：創造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之最。
相互關系：
第一：教育優先；科技經濟互動；教育與經濟發展結合。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科學技術的發展，從根本上說取決於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養。科技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
第二：加速科技進步。首先要提高全社會的科技意識，加大對科技事業的投入，為科技進步提供強大的動力。
第三：科技需經濟投入；經濟依靠科技；市場引導推動科技。教育要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緊密結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教育的發展，要放眼世界，著眼未來。
『貳』 《現代宏觀經濟學的起源、發展和現狀》 作者：斯諾登
上人大經濟學論壇下，到處是
『叄』 教育發展應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論據!!
中國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關系的實證研究
——東部、中部與西部
賈彥東 張紅星
（西南財經大學統計學院 610074）
內容提要： 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但這種關系的每個傳遞環節並不總是必然協調的。本文通過面板數據模型（panel data）對全國31個省份的教育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後發現，中國教育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在東、中、西部三個地區的情況各有不同，差別較大。隨著經濟的增長，不同區域的教育投入均有所增加，而教育投入的增加到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發展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的過程均不協調。
關鍵詞：協調發展、經濟增長、教育發展、面板數據模型（Panel Data）
一、引 言
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促進了人力資本形成以及技術創新的速度，進而推動了整個經濟的增長。而經濟的持續增長又為教育的投入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並激發了教育投資的進一步增加。對於這種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的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關系，諸多理論與實證研究均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結論。如果這種由教育投入到經濟增長再到進一步投入的關系存在，則我們認為這種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協調的。然而，通過對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經濟、教育發展過程的回顧以及近年來國內出現的教育體制改革後的教育結構不合理、擴招帶來的教育水平的下降以及畢業生就業的困難等一系列問題的分析後我們可以發現，教育與經濟的這種協調發展關系並不總是必然存在的。蔡增正（1999）通過對194個國家三個時間段的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情況進行分析後發現，教育部門與經濟中其他部門相比生產力低；教育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並不相同，表現為先弱、後強、最後稍有降低的趨勢。陸根堯、朱省娥（2004）等則通過對中國近十幾年的數據進行分析後得到了中國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偏低等結論。由此我們認為，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隨著國家的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發展模式與環境的不同而存在差異的，而且並不總是協調的。
特別是對於處於轉軌時期的中國而言，由於制度的強制性與誘致性變遷的並存（林毅夫 1989）、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教育產品供給的特殊性，更導致了這種相互關系的表現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判斷目前中國的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狀況、如何分析中國地區之間的教育經濟協調發展關系與問題、如何處理發展過程中的教育供給和教育發展問題以及尋找不協調發展的可能成因就顯的極為重要。
二、背景與文獻
探討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大多隻關注於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是與人們的認識過程相聯系的。根據教育經濟學學者對教育經濟學發展的歷史考察，2000多年前，無論是中國的孔子，還是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思想巨人都有相關的論述(蔡增正 2003)。泰雷克(Tilak 1989)認為柏拉圖不僅最早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最早涉及教育與一國經濟增長關系問題。蔡增正(2003)等認為中國的孔子也有相似的觀點，並對此作了簡單而有效的綜述和總結。不僅如此，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威廉•配第、亞當•斯密、馬爾薩斯、卡爾•馬克思、馬歇爾、費雪等人都曾提出過教育能夠促進一國經濟增長的經濟思想（姚益龍 2004）。
從現代經濟增長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真正把教育當成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的現代學者是索羅(Solow 1957 1960)，他使用生產方程考察投入產出關系時,對除去資本和勞動力這些傳統生產要素作用之外無法解釋的「殘余」貢獻,提出了技術進步因素的觀點,實際上是間接指出了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毫無疑問，有關教育對經濟增長發生作用、提供貢獻的最全面、最詳盡、最經典的理論應當是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在1960年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發表了題為「論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系統、深刻地論述了人力資本理論,開創了人力資本研究的新領域。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有五個主要觀點:第一,人力資本存在於人的身上,表現為知識、技能、體力(健康狀況)價值的總和。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可以通過勞動者的數量、質量以及勞動時間來度量。第二,人力資本是投資形成的。投資渠道有五種,包括營養及醫療保健費用、學校教育費用、在職人員培訓費用、擇業過程中所發生的人事成本和遷徙費用。第三,人力資本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舒爾茨說,人力投資的增長無疑已經明顯地提高了投入經濟起飛過程中的工作質量,這些質量上的改進也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源泉。有能力的人民是現代經濟豐裕的關鍵。第四,人力資本投資是效益最佳的投資。人力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收益。舒爾茨對1929-1957年美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各級教育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17%；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勞動收入增長的比重為70%；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國民收入增長的比重為33%。也就是說,人力資本投資是回報率最高的投資。第五,人力資本投資的消費部分的實質是耐用性的，甚至比物質的耐用性消費品更加經久耐用。
舒爾茨之後,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呈現出多樣性。一方面，以加里•貝克和丹尼森為代表的學者沿著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進行思考。另一方面，一些學者將信息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理論的一些見解用於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得到一些看似批駁人力資本理論，實際上與人力資本理論殊途同歸的結論。
國內相關的研究也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是運用計量模型，從數量上對教育投入或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剖析。主要有：蔡增正（1999）利用194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考察了教育在1965—1990年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並且分別對低收入、中等收入和工業化國家的三個樣本分別進行了估計。得到了教育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巨大而具實質性,外溢作用不僅是正的,而且頗為可觀；同時也發現，教育部門與經濟中其他部門相比生產力低；教育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表現為先弱、後強、最後稍有降低的趨勢的結論。林勇（2003）利用灰色系統的分析方法對中國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了，教育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教育的發展應注重內部的結構協調等結論；孫彩虹（2003）則應用聚類分析、主成分分析以及灰色系統方法的灰色關聯度來對不同教育水平的教育與經濟的相互關系進行分析，得到了中國省級區域教育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聯度整體水平不高，且呈現由落後類向高類逐漸提高的梯度差異的結論。另一方面的討論則主要集中在對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的測算與分析上。較具代表性的有：陸根堯、朱省娥（2004）運用教育與非教育兩部門模型，對教育部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部與外部作用以及教育部門對非教育部門的外溢作用進行了測定。李玲（2004）利用靜態指標體系計算了我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貢獻度；並通過建立動態回歸模型進一步證明了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然後從教育投資總量、教育投資結構和教育投資效益三方面詳細剖析了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低貢獻水平的成因。而劉生元、張世晨（2000）以及葉茂林等（2003）等一類的研究則主要側重於從教育部門的產出的角度，引入生產函數的方法對教育促進經濟增長的程度進行測量與分析。
從以上的綜述中我們得出，現有的相關研究一般是從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一方面出發，從理論上或方法上對教育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進行測量與分析。而且表現出了總體層面分析較多，對結構以及區域差異分析較少；單方面的相關測算為主，而教育經濟協調關系的分析不足等特點。
基於此，本文我們試圖從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出發，以全國31個省為對象通過對中國的中部、東部和西部三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投入水平與教育發展狀態的協調相關關系進行一系列的實證檢驗，以對中國的區域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狀況進行描述和判斷，並對其結構和形成特點進行一定的定量分析。
三、研究思路與實證模型
1、研究思路
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這種協調的相關關系通常表現為三個環節上協調相關。首先是從經濟的發展到教育投入的增加，這是一個政府行為的過程，反映了國家在教育經濟之間的直接作用。其次是由不斷增加的教育投入導致的教育水平的提高，這一過程反映了投入教育資源的利用率以及教育體系自身的協調發展水平與發展能力。最後一個環節是由教育水平的量上的提高促進了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一過程則不僅是教育體系培養人才能力與效率的體現，亦是一國教育體系人力資本轉化能力的反映。這種協調的相互關系的具體表現如下圖1。
在中國，教育作為一種「准公共產品」，其主要是由政府進行供給的。政府不僅通過財政支持以撥款的形式建立各種學校、提供各種學習機會促進教育產業的發展，而且通過稅收等協調機制促進個人對教育支付規模的擴大。這一過程中不僅涉及教育投入總量上的變化，同時也含有政府教育投入方式上的轉變與調整。對於教育部門而言，教育內部結構的不合理、不同層次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協調等影響教育部門資源利用效率的情況還普遍存在。因此，結合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對中國目前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不同環節的協調性進行實證檢驗就顯的十分必要。
基於以上對協調關系的認識和分析，我們將對中國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狀況的分析和判斷的過程劃分為以下三個有待驗證的基本命題：1、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教育投入的增加；1、教育投入的增加使得教育水平得到了改善；3、教育水平的改善又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本文將主要圍繞著以上三個命題進行實證檢驗。
2、實證模型的選擇
對於以上命題的檢驗，我們可以歸結為如下的待估計的關系方程：
(1)
(2)
(3)
我們採用一個動態模型來描述這種相關關系。當期的教育投入規模受到當期的經濟增長水平與上期的教育投入規模的影響；當期的教育發展水平受到黨旗缺的教育投入與以前的教育水平的影響；經濟的發展水平受到當期的教育水平的影響與以前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 為第 個省份的教育投入規模， 為教育發展水平， 第 個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 若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較為顯著，則每個方程的β系數值應該顯著異於0。
四、數據及變數的度量
本文以省（或直轄市）為單位把全國劃分為31個省（市）地區。並且按照國家中、東、西部劃分標准將省份劃分為中部、東部和西部三類（見下表1）：
表1： 區域劃分
區 域 省 份
東 部 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
中 部 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 部 重慶、四川、貴州、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陝西、內蒙古、廣西、雲南
時間上，選取了1996－2003年度的相關數據。需要說明的是，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將重慶與四川的相關指標進行了加總處理。這是因為統一口徑核算的教育投入相關指標 的時間長度為1996－2003年度，重慶的獨立數據1997年後才開始公布，為了盡量增加樣本容量，我們對1996年的四川、重慶進行了相關的合並。
1、對教育發展水平的衡量
遵循綜合性、可比性、操作性等原則以及中國的具體情況，我們按照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及教育的效果等方面選擇了如下19項指標組成教育水平衡量體系，並運用主成分加權綜合的方法分別得到中國各地區不同時期的教育總體發展水平、基礎教育水平、職業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等指標。
具體而言我們選擇了各地小學學生數、各地普通中學學生數、各地中專學生數、各地職業中學學生數、各地大學學生數、各地小學教師數、各地普通中學教師數、各地中專教師數、各地區職業中學教師數占該地總人口比重、各地大學教師數、各地區小學學校數、各地區普通中學學校數、各地區職業中學學校數、各地區大學學校數、各地非文盲及半文盲人口數、各地區擁有小學文化程度人數、各地區擁有初中文化程度人數占、各地區擁有高中文化程度人數、擁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數。在這里，我們選擇的指標均為某一時期的總量指標，在進行主成分處理之前，我們分別計算以上指標的變化率以反映該時間內教育發展變化的狀態。
2、對教育投入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
對於教育的投入，本文選擇了各地區人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額（包括預算內教育經費投入）進行的衡量。對於經濟發展水平而言，由於我們考慮的是某一段時期內與教育相關的經濟發展指標，因此我們選擇了地區GDP、固定資產總額、勞動生產率、第三產業總產值同樣利用主成分加權的方式進行綜合。
3、指標的主成分分析
由於本文利用的是面板數據（Panel Data），因此，在指標的主成分處理過程中我們分別對不同地區近3年的教育發展水平進行主成分分析，選取累計貢獻率達到85%以上的主成分，並按其方差貢獻率進行加權。取三年平均權重為最終權重，得到每個區域的不同年份的教育發展水平指標。對人均教育投入指標進行標准化處理，同時將GDP指標等經濟發展指標主成分加權平均，分別得到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教育投入和經濟發展水平。教育發展水平指標、經濟發展與教育投入等各項相關指標數據均來源於《中國統計年鑒》1997-2004年相關各期整理所得。
五、實證分析
接下來，利用不同地區的數據分別對方程（1）、（2）和（3）進行估計並對參數的顯著性進行檢驗。由於我們選擇了動態的滯後變數，所以在模型上並未考慮到時間維度上的異質性。
在估計方法上，我們在兩種假設下採用了兩種估計方法。第一種是固定效應，在無異方差的條件下我們選擇了LSDV來對參數進行估計；另一種是隨機效應，應用GLS進行估計，最後通過Hausman檢驗 來檢驗這兩種假設，以確定模型的具體形式。
由於是三個地區的三個方程的兩種效應的估計，涉及的方程估計與檢驗結果較多，所以我們僅以西部地區為例，其它地區的情況我們將直接給出相關結果。
1、西部地區：
經過Hausman檢驗方程（1）為固定效應模型，其具體結果如下：
T值 （1.668） （0.121）
=0.7051
經過Hausman檢驗方程（2）為隨機效應模型，其具體結果如下：
T值 （8.44） （5.12）
=0.81
命題3方程為固定效應模型：
T值 （1.51） （1.2） （18.68）
=0.93
由以上結果我們可以得出，西部地區經濟與教育的協調發展程度並不理想。經濟增長與教育投入的增加之間的相關性並不顯著，方程中參數的估計量並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也並不明顯，其中無論是包括小學與中學在內的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均不顯著。但其教育投入與教育的發展之間的相關性明顯，而且教育總體水平的發展存在著時間上的累積效果，這一點與教育產業的發展是相符的。因此，西部地區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存在著教育投入的不足以及教育產業的培養效率與人才轉化的有效性較低等弊端。
2、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的具體情況如下表：
從中部地區FE模型的估計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由經濟增長到教育投入的增加與從教育投資的增大到教育教育水平的提高均顯示了明顯的正向相關關系。而且其中的滯後效應亦較為明顯。而從方程（3）的估計來看，教育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並不清晰。其中基礎教育以及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並不顯著，高等教育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雖然明顯，但絕對值較小。因此，中部地區的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亦並不協調，存在著教育效率偏低的可能。
地區 相關關系方程 結 論
中部
=0.96 T值 （3.19） (9.35)
(固定效應)
相 關
=0.86 T值 （5.09） (10.85)
(固定效應)
相 關
=0.93 T值(1.65） (-1.95) (4.08) (7.34)
(固定效應)
較 弱
3、東部地區:
東部地區的具體情況如下表：
地區 相關關系方程 結 論
東部
=0.98 T值 （4.17） (13.4)
(固定效應)
相 關
=0.90 T值 （1.31） (22.1)
(固定效應)
弱
=0.97 T值(3.15） (0.55) (4.74) (14.75)
(固定效應)
相 關
東部地區的估計結果顯示，東部各個省份的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顯著。然而教育發展水平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教育投入之間的相關關系並不明顯。這一點與我國的現實並不矛盾。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加速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步伐，辦學主體的放開與教育收費制度的改革，使得東部發達地區的教育經費的來源日益多樣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與經濟的進一步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較為顯著，但其中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正面作用明顯，而職業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較弱。
六、若干結論
本文關心的問題是中國教育與經濟協調關系的區域特點，通過以上的實證分析，我們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教育發展之間的相互促進關系並不協調，具體而言：
第一、從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教育與經濟發展在東、中、西部的情況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從地區層面來看，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與教育投入以及教育水平提高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不強，說明政府的相關教育投入以及不同的教育投入策略的不合理以及教育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化能力較弱；中部地區則不僅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密切，而且其教育投入向教育資源的轉化能力強於西部，但教育資源的經濟轉化能力依然不強；與此相對，東部地區盡管教育投入到教育水平提高之間的轉化能力較弱，但較之中西部地區而言，其總體的相互協調關系已經得到明顯提高。
第二、從總體的橫向來看，無論那個地區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都相對較強，說明政府對於教育產品的供給行為是有利和適當的；教育投入對教育水平變動的影響則是中部強，東西部均較弱；但是對於教育向經濟轉化能力而言，從西部到東部體現出了逐漸增強的趨勢。這告訴我們，教育與經濟作用的不同環節，不同地區的發展進度不同。教育發展水平的差異並不完全來自於投入的差異，教育投入的實現以及教育向經濟生產能力的轉化方面的差距也是明顯的。不同層次教育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並不相同，但中等職業教育在全國范圍內均處於較弱的地位。
第三、從時間的方向上看，上述不同地區的相關關系的特點隨著時間的延續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有增大的跡象。這說明我們對教育經濟協調發展問題的看法還不夠全面，時至今日仍然存在著只重投入不重管理，只重數量不重質量的情況存在，及時的判斷在中國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協調情況對於經濟發展與教育產業的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基於以上實證結論，我們提出以下幾點：
其一、教育與經濟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協調發展的。任何一個環節的不合理均會導致整個發展的不協調。因此，政府應該從作用機制入手，理清相互作用的機理，才能制定出更有效的相關政策。
其二、從實證分析中我們得出，如何有效的將現有的教育投入合理的利用，增強投入向提高教育水平的轉換是解決目前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
其三、提高教育的有效性，特別是西部地區教育資源向生產能力的轉換是我們在西部發展中面臨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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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內外學前教育發展的現狀及趨勢
20 世紀後半葉， 普及幼兒教育已經成為一種社會趨勢， 也成為世界許多國家教育政策的重要內容。
一、世界性的發展趨勢： 國家財政支持幼兒教育
19 世紀中葉以前， 幼兒教育一直是私人行為，但在20 世紀逐漸發展成為公眾的責任。[1]國家介入幼兒教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發展趨勢。政府介入幼兒教育的方式很多， 制定政策、加強管理固然是重要方面( 如嚴格幼教機構的審批制度， 加強資產監控； 制定幼教質量標准並監督執行； 建立教師資格和培訓制度等) ， 但公共財政支持也是國家介入幼兒教育的重要方式。
歐洲經合組織國家( OECD) 主要是通過公共財政來支持幼兒教育。一些國家不論父母的就業狀況和收入如何， 幼兒教育都是免費的； 另外一些國家則是採用國家財政支持和根據父母收入交費並行的方式， 父母所支付的部分一般不多於費用的30%。[2]其他一些發達國家雖然沒有像OECD 國家那樣管理， 但也通過多種支持方式承擔起政府對幼兒教育的責任。這些方式包括：
1.國民教育向下延伸。這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做法。我國澳門特區已從2006 年開始將免費教育下延至學前教育1～2 年。台灣地區也已推出國民教育向下延伸一年( K 教育) 計劃， 並於2004 年從「 離島」( 澎湖、連江、金門等) 和原住民集聚地開始試行， 優先扶助資源弱勢與文化不利地區， 然後逐步向全島推進。
2. 國家專項撥款資助面向社會處境不利幼兒的早期補償教育。如美國的提前開端計劃和英國的確保開端計劃等。3.政府舉辦一定數量的公辦園。對政府認可的非盈利性私立幼教機構提供財政補助。4.通過各種方式( 如返還個稅、發放補助等) 為幼兒家庭提供保育和教育資助， 等等。
二、國家財政支持幼兒教育的理由
目前， 盡管一些國家將5 歲甚至4～3 歲兒童的教育納入國民教育范疇， 但總體來說， 幼兒教育還不具有強制性， 仍然屬於「 非義務教育」。既然是非義務教育， 為什麼不像我們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 完全可以交付市場」呢? 教育經濟學家從幼兒教育的正外部效益和幼兒教育市場的缺陷兩方面，論證了政府財政投資幼兒教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 一) 補償幼兒教育的正外部效益
幼兒教育是否具有正外部效益是政府應否給予財政補助的重要依據。外部性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概念， 說的是如果一項經濟行為附帶地也對其他消費者( 第三方) 形成影響( 獲益或受害) ， 而相應的成本並沒有反映到市場價格中， 就出現了外部性。使其他消費者受益的行為具有正外部性， 反之就是負外部性。按照經濟學所揭示的規律， 在存在正外部性的領域， 必然會投資不足。因為這類投資不僅給當事方帶來收益， 也給其他方帶來收益， 但當事方只能根據自身的收益來確定投資水平， 因此， 這個投資水平一定小於社會最優的投資水平。在這種情況下， 政府財政投入就變得非常必要。
那麼， 幼兒教育是否具有正外部性? 除了投資者( 家庭) 之外， 有沒有其他受益方?大量研究表明，幼兒教育的受益者除了兒童個人、家庭之外， 國家是主要的受益者。概括起來： 幼兒教育對人的各種能力的發展都有長期的積極效應， 可以提高其未來的生產能力和經濟增長能力， 提高國家的公民素質， 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和道德素養； 幼兒教育可以提高婦女就業機會， 促進男女平等， 減少貧困人口， 降低社會救助費用； 幼兒教育有利於打破「 一代貧困， 代代貧困」的惡性循環， 促進社會公平。
在各種關於早期教育成本- 效益的研究中，David Weikart 及其同事的工作最有代表性和說服力。他們自上世紀60 年代起對123 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幼兒進行了近40 年的追蹤研究。研究設置了試驗組和控制組， 實驗組幼兒接受了1~2 年的高瞻- 佩里早期教育方案。該項研究從學業成就、經濟狀況、犯罪率、家庭關系和健康5 個方面考察了優質學前教育的效果， 發現與對照組相比， 實驗組兒童學業成就高， 就業率與經濟收入高， 犯罪率低，家庭關系和睦， 吸毒率低。
佩里方案研究表明， 幼兒教育投資是一種最省錢、回報率最大的公共投資， 在兒童到27 歲時， 投資回報率為1： 7.16。該研究最近的成本收益分析發現， 這些兒童40 歲時， 投資的總體回報率已高達1： 17.07。其中， 對幼兒個人的回報率為1： 4.17， 而對社會的回報率則為1： 12.9。細致分析表明， 社會回報中88%源於犯罪率的減少； 4%源於教育開支( 特殊教育與輔導等) 的減少； 7%源於收入稅的增加； 1%來自於社會福利開支的減少。其他國家( 如加拿大) 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論。
總結同類研究的成果， 200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的James Heckman 教授在 「 促進人力資本的政策」( Policy to Foster Human Capital) 一文中指出， 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 在幼兒時期對一個人投資1 美金， 將比在幼兒期之後投入同樣的金額收益更大。最佳的投資政策是： 兒童年齡越小， 投入資金越多， 並且隨其成長過程而不斷追加。「 將人力資本的投入直接指向幼兒是對社會公共資金更有效的利用。」因此， OECD1999 年的教育政策分析指出，「 幼兒教育是向終身學習的第一筆投資， 是⋯⋯一項意義遠大的政策援助」。該年的幼兒教育總結報告的標題就是「 兒童早期教育與保育： 從投資中獲益最多的教育階段」。[5]這個獲益者不僅是兒童個人及其家庭， 也是整個社會。因此， 幼兒教育具有公益性， 是一項「 社會公共福利事業」， 國家財政給予支持是理所當然的。
美國、英國及OECD 國家都是市場經濟發展十分成熟的國家， 但都選擇了國家財政支持幼兒教育的政策， 應該說是對幼兒教育的公益性( 正外部性) 的承認和對上述經濟學原理的遵從。
( 二) 彌補幼兒教育市場的缺陷
供需雙方及其市場交換過程中存在的缺陷決定了市場機制對幼兒教育的調節作用是有限的。政府必須運用各種手段， 尤其是經濟手段加以調控， 以彌補其不足。
1.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幼教市場問題。
人們往往認為自由市場是一個平等交易的市場， 依*自由競爭必然提高產品質量。但事實並不必然如此。當買賣雙方擁有的信息不完全對等時，交易其實是不平等的。因使用不對稱信息理論對市場進行分析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美國教授發現， 現實生活中市場主體( 買賣雙方) 不可能佔有完全的市場信息。信息不對稱必定導致信息擁有方為牟取自身更大的利益而使另一方的利益受損。而且， 當賣方比買方擁有更多的有關產品的信息時， 低質量產品將會驅逐高質量商品， 使市場上的產品質量持續下降， 出現所謂「 劣幣逐良幣」現象，與此同時消費者對市場的信任也被摧毀， 最後導致市場萎縮， 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下降。幼兒教育市場與一般商品市場相比， 更可能存在著服務的提供者和購買者雙方信息的不對稱。因為幼兒家長往往缺乏專業知識， 無法分辯托幼機構的質量， 容易受供方誇大其詞的宣傳和一些表面現象的誘惑， 加上不易把握整個幼教市場的情況， 使得家長們難以做出理性的選擇， 高價並不一定能夠換得真正的高質量。特別是， 雖然較之以後的任何一個教育階段，幼兒教育投資的效益最大， 但與其他教育階段相比， 其投資收益( 特別是作為人力資源的投資收益)一來比較隱諱， 不易察覺； 二來具有「 長線性」和「 融合性」特點， 其效果往往要20 年後才可能顯示出來， 而且往往又和後續階段教育的效果融合在一起， 若非專門研究， 往往難以單獨顯現。這些特點都會直接影響家長對幼兒教育價值的判斷， 從而影響他們的選擇行為。
許多調查表明， 家長對幼兒教育的熱情盡管很高， 但真正落實到經費投入上， 其熱情還是普遍小於其他學段的， 而對其價格的敏感性卻普遍高於其他學段。總體來說， 便宜、方便、近距離是許多家長選擇幼教機構的主要原則， 質量實際上往往是被忽視的。目前在我國， 一些非法幼兒園屢禁不止， 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低質低價園擠壓價格合理而質量較高的幼兒園的情況， 究其原因， 主要是存在著這樣一個僅關注價格而忽視質量、僅要求看護而忽視教育、對質量優劣缺乏判斷能力的買方市場。
2.幼教市場不能滿足對教育公平的訴求。公平是處理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利益關系所應遵循的合理原則。在經濟學范疇內， 公平問題的核心是資源配置問題。教育公平的核心一是教育機會均等， 二是教育選擇的自由， 即「 資源分配的公平」。教育機會均等不可能由教育市場實現， 因為市場遵循的是私人利益驅動下平等交換的機制。換句話說是按質論價， 優質優價。教育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 這種投資顯然要受到每個家庭現有經濟狀況的制約。貧困家庭往往缺少投資來源， 導致其子女沒有機會接受或不能接受優質教育， 從而影響今後的學習與發展， 形成一代貧困、代代貧困的惡性循環。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在分析貧窮的原因時指出「： 收入的差別最主要是由擁有財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 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較低層的或工人階層的父母常常無法負擔子女進商學院或醫學院所需要的費用———這些子女就被排除在整個高薪職業之外。」其實， 貧困家庭和富裕家庭子女的教育機會的差別， 並不僅僅表現在對高等教育的被迫「 選擇」上， 而是從幼兒教育時就開始了。這顯然不符合促進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
不僅如此， 教育機會不均等也是有悖於效率要求的， 貧困家庭的子女可能會因為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而使其聰明才智無法充分發揮， 從而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政府從再分配的角度提供教育， 參與人力資本投資， 那麼， 將有助於提高公平程度與效率水平。政府的干預是維護教育公平、進而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手段。
以往， 教育公平( 首先是教育機會均等) 的概念往往被用在義務教育階段。但近幾十年， 這個概念已經進入學前教育領域， 因為這才是人一生的真正起點。
三、增加財政投入———我國幼兒教育發展的迫切需要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建立和諧社會， 社會公平是基礎，教育公平是起點。在完全的教育市場條件下， 人們接受教育的差距對應著收入的差距。家庭收入直接影響受教育機會， 受教育機會通過影響人的發展進而影響家庭收入。這樣一來， 貧富差距上的「 馬太效應」可能無限制地循環下去， 惡化社會的利益格局， 埋下城鄉、地區、階層間矛盾、緊張、沖突的隱患， 與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背道而馳。
就當下而言， 在我國獨生子女佔大多數的現實中， 一個幼兒至少牽動3 個家庭6 個大人( 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的心。據統計， 2003 年我國學前兒童( 3～6 歲) 約有5106 萬， 那就至少涉及到3 億多成人。幼兒教育是一項最具有社會公益性、最直接體現「 三個代表」思想的一項「 民心工程」!要「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幼兒教育的作用必須重視， 幼兒的受教育權必須從制度和政策層面加以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規定，國家舉辦各種學校， 普及初等義務教育， 發展中等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 並且發展學前教育。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十七條規定， 國家實行學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學校教育制度《。憲法》和《教育法》規定的國家發展學前教育的責任， 體現了對兒童和人民群眾的關愛。
在經濟迅速發展、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基本達到、公眾對幼兒教育的需求不斷提高的情況下， 我國幼兒教育體制改革應該怎麼改? 制度創新應該如何體現? 我國幼兒教育發展的合理走向應該是什麼? 我們認為， 我國以往幼教發展的主要問題是幼兒教育經費整體投入不足，有限的幼教資源分配嚴重不公平， 效益不高。在國家整體投入做到逐年增長， 廣泛吸納社會資金發展幼教， 滿足公眾需求的同時， 資源分配不公平、效益不高應該成為改革的主要方面。
資源分配不公平、效益不高的問題涉及到投資體制問題。應該承認， 我國幼兒教育投資體制( 僅僅投向公辦幼兒園) 是存在問題的。這或許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但發展到今天， 這種投資體制的弊端暴露得越來越明顯， 因此改革是必須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常講「 存量不變， 增量盤活」， 對幼教體制改革有一定啟示。我們建議：
1.國家投入的公辦園應切實發揮示範、培訓等多方面作用， 讓國家財政投入通過直接和間接多種途徑使更多兒童受益。
2. 作為單位福利的企事業幼兒園從單位剝離出來之後， 應該轉為社會福利， 國家在建立公共財政體系時， 應在社會福利系統中考慮用適當的方式將其加入。
3. 增量部分面向弱勢群體， 因為大量研究表明， 面向弱勢群體的幼兒教育投入效益是最高的。國家財政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 優先在農村、邊遠地區及社會處境不利人群集中的地區實行學前一年義務教育， 待條件具備後逐漸擴大至全體兒童。
『伍』 教育市場當前的發展現狀如何未來發展方向如何
目前的教育市場可以算是資本創投的最佳時機了，不少行業內和跨行業的機構進軍教回育市場，答其中最為矚目的當算是三樂優合教育了，與其他在年中或是下半年入市的企業不同，三樂優合從年初開始就進軍教育市場，在機構停課停業階段就幫助了不機構解決資金、學員接收等問題。與此同時在經營方面，致力於行業內優質教育資源的整合。
『陸』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過程為什麼會滅亡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兩個矛盾馬克思對此矛盾是如何解決的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特色
[摘 要] 西方經濟學經歷200多年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三次大的革命，已經成為一門蔚為壯觀的學科。但它始終未能擺脫其固有的理論思想和理論體繫上的致命缺陷。正是這個缺陷構成了新興古典經濟學得以產生和興起的理論條件與邏輯起點。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基本范疇、理論框架、分析範式等方面的開拓性研究取得嶄新突破，並以此為基礎，對企業成因和經濟增長長期動態模型等提出新的學說。新興古典經濟學增強了對現實經濟事實的解釋力，受到日益廣泛的認可，成為西方經濟學理論特色的最新反映。
[關鍵詞] 新興古典經濟學 經濟學 理論特色 創新
一部西方經濟學說史向我們展示的是，源自古希臘以來的經濟思想、經濟學說和經濟理論，不斷涌流與分化，不斷否定與前進，不斷創新與發展，形成了一條奔騰不息的智慧長河與信息洪流，林林總總的流派和交錯延綿的學說，彰顯著學術的勃勃生機與活力。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也許是西方經濟學這條智慧長河中最新的泉流、很有希望的一股信息流。作為前沿新學派，新興古典經濟學產生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從一開始它就受到廣泛的關注和積極的評價，產生熱烈反響。當然，從學科性質、理論體系與思想淵源上講，新興古典經濟學仍屬西方經濟學的范疇，但由於以下兩方面的原因，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對新興古典經濟學加以嚴肅的研究和積極的宣介。第一，它的首創者之一是以楊小凱(Yang)、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華人或華裔學者，因此，新興古典經濟學被認為是一個有中國背景的新興經濟學前沿學科；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注重對現實經濟事實的研究和解釋，包括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轉型與發展的研究分析，因此，新興古典經濟學有別於某些在抽象和模型化走過了頭，一股腦鑽進陰冷書齋而遠離火熱現實的純理論性或數理化的邏輯推演。也許不用多久，新興古典經濟學就會走進國內大學經濟學的講堂；事實上在1999年，楊小凱就把新興古典經濟學帶到了北京大學的講壇，並正式受邀培養碩士和博士研究生。
一、新古典經濟學的困境直接構成新興古典經濟學產生與發展的邏輯起點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系統性發展源自亞當·斯密，中經大衛·李嘉圖、西斯蒙第、穆勒、薩伊等，逐漸形成了一個經典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這就是古典經濟學(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紀以後，現代西方經濟學歷經了「張伯倫革命」、「凱恩斯革命」和「預期革命」等所謂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這個框架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區別於先前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過去100年間的研究成果和發展特徵，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證偽主義的普遍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分析工具的數理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交叉的邊緣化。
「張伯倫革命」擯棄了古典經濟學把競爭作為普遍現象，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更多的是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或「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式。他們運用邊際分析法，分析了「壟斷競爭」的成因、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從而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凱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從而在理論體繫上劃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而凱恩斯則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凱恩斯完成理論創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經濟學關於充分就業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論基礎「薩伊定律」，認為在通常情況下，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導致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均衡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於「消費傾向、靈活偏好和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據此凱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議強調，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增加投資，刺激經濟，彌補私人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實現充分就業，消除產生失業與危機的基礎。「預期革命」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貨幣供給的變化可以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並由此引起經濟波動；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的這種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變化將導致總需求的變化，而總需求的變化又將導致經濟波動。所以他們認為，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幹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無效的，因而不僅存在「市場失靈」，也存在「政府失靈」。
此外，西方主流經濟學在20世紀末，以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經濟學》教科書為代表和標志，又開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論創新在於：一是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直接奠定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從而實現對薩繆爾森《經濟學》的超越；二是加強對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新課題的研究並取得新成果和新發展；三是進一步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認為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就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上述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革命」或「整合」的實質，是後者對前者的批判、修正、補充和發展。盡管如此，歷經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經濟學，仍然無法擺脫其固有的理論思想和理論體繫上的致命缺陷。這些缺陷主要表現在：
（一）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的漠視或做外生假設。新古典經濟學只是假定分工與專業化的問題已經解決，並把給定的消費者與廠商作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對立交換關系作為最基礎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礎上僅作產品之間的邊際選擇分析。
（二）經濟增長模型存在嚴重缺陷。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及其模型，始終不能解釋經濟的長期增長與發展，不能從理論上闡明窮國越窮、富國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從而無法建立起經濟增長的微觀模型。
（三）對經濟規模的錯誤定義。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規模無止境的定義，無法解釋許多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廠商平均規模並不存在越來越大的趨勢。經驗數據表明，有的越來越大而有的越來越小，總體呈倒U型變化趨勢。
（四）對企業成因的迴避。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中，企業和企業制度都被預先假定為外生給定，他們不能解釋或迴避了對企業和企業制度的解釋，更無法解釋諸如生產外包、特許連鎖經營、電子商務等現代商業社會中種種新現象。
總之，新古典經濟學在理論框架、分析範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經濟學的發展，同時又成為催生新的理論的恰當條件。正是在這樣的理論基礎前提和思想淵源背景下，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澳大利亞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用非線性規劃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古典經濟學中關於分工和專業化的精彩經濟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現代分析工具復活古典經濟學的思潮。比如，他們以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決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進為基礎，重新闡述斯密的分工理論及其對國際貿易原因的論述。他們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學的尋找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建立起宏觀經濟增長的微觀模型；他們將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在多種經濟用途之間進行合理配置的學問」的定義，改變為「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中的各種兩難沖突的學問」，其主要任務是對技術與經濟組織的互動關系及其演進過程的研究。楊小凱等人提出的新學說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可，並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經濟學流派，這個流派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區別於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實現理論創新和研究方法的超越
（一）糾正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向上偏離，重新定義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建立起「消費—生產者」的基本概念，奠定分析框架的新基礎。
他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向上偏離了古典經濟學，使經濟學的研究從專業化和分工問題轉向了給定組織下的資源分配問題，使專業化經濟被規模經濟所取代，使資源配置的Pareto最優總是與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可能性邊界相聯系。他們認為，這種偏離是導致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須糾正這種偏離，把經濟學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正軌上來。因此，新興古典經濟學重新定義了研究對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強調了「分工」和「專業化」的概念，改變了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消費者與生產者對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費－生產者」的概念，將分析框架建立在以個人自利決策交互作用的基礎之上，同時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費用，又內生出企業制度、經濟增長、遞增報酬、廠商規模等現象。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增長模型將企業制度在分工中內生，在企業理論中直接注入了經濟增長的含義，從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缺陷。
（二）在研究方法上實現了揚棄和超越。新古典經濟學慣用的分析方法是邊際分析方法，而新興古典經濟學不僅運用邊際分析方法，而且運用超邊際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實現了研究方法上的創新。
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模型中，通常假定社會由2個人組成，每個人必需消費食物和衣服2種產品，同時每個人在每種產品上有3個變數可選擇：一是自給自足量，二是購買量，三是銷售量。這樣，2種產品就有6個變數。每個變數的取值既可為正也可為零，由此，全社會成員（2個人）對所有產品（2種產品）的最優決策，共計有23*2=64個可能的角點解和內點解。所謂角點解是指當一個決策變數的最優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為0）時的點解，而內點解則是指當決策變數最優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為0）之間時的點解。在上例64個解中，有1個內點解和63個角點解。如果產品數量增加，其可能的角點解將變成一個天文數字。然而，楊小凱運用庫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優化的角點解和內點解，使可能的最優解范圍大大縮小，而後文玫（Wen,1996）將這一方法推廣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數和非常一般的生產條件，形成的方法被稱為「文氏定理」（Wen Theory）。根據文氏定理，可能成為最優決策解的數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點解和內點解之和少得多。在上例中，實際上只有基於3種選擇組合的3個角點解為最優解：第一種組合是食物和衣物都自給自足，沒有專業分工，也沒有交易和交易成本；第二種組合是專業生產食物，用出賣食物的錢購買衣物；第三種組合是專業生產衣物，用出賣衣物的錢購買食物。除此以外，其他的組合都不是最優解。
以文氏定理為基礎，超邊際分析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為最優的角點解；第二步，對剩下的每一個組合（角點解）用「邊際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個局部最優值；第三步，比較各組合之間的局部最大目標函數值，整體最優解就是一般均衡最優解。由此可見，超邊際分析方法既脫胎於邊際分析，包含了邊際分析，更超越於它。由於新興古典經濟學假定人們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所以根據超邊際分析，他們不但在消費各種產品之間作邊際選擇，更要在專業生產何種產品上作超邊際選擇。實際上，他們的選擇還要涉及出售多少產品、是否雇傭工人等等，這些就是多項超邊際選擇了。
（三）重新定義重要基本范疇，為建立新的理論框架和分析範式鑄成了所必需的理論基石。這些基本范疇包括：分工，專業化，兩難沖突，交易費用，交易效率（與交易費用成反比），內生和外生等。新興古典經濟學運用這些基本概念對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提出新的解釋，並由此發展出新的理論學派。
例如關於交易費用的研究。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應將交易費用區分為外生的交易費用和內生的交易費用，並由此建立其新的產權理論。他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只是研究了外生的交易費用，而未涉及內生的交易費用。外生交易費用是交易過程中直接或間接發生的、非由於決策者利益沖突導致的交易費用，包括運輸過程中的資源消耗、用於生產、通訊、運輸及交易過程中的交易設施等。新興古典經濟學著重研究和定義了內生交易費用的新概念，提出內生交易費用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廣義內生交易費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參與者都已做出決策之後才能確定的交易費用；狹義內生交易費用則是指市場均衡與Pareto最優之間的差別，即人們在交易中爭奪分工好處的機會主義行為引起的交易費用，包括外部性、壟斷權以及扭曲等，它與個體的決策、制度及合約的安排有關。他們認為，研究內生交易費用的意義在於：可根據兩難沖突將壟斷和外部性程度內生化，有助於研究道德風險和信息不對稱引起的交易費用，可用博弈模型直接研究策略行為之間的交互作用等。
再例如關於貿易（包括國際貿易）的解釋。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專業化生產與多樣化消費造成貿易的兩難沖突。因為，專業化生產意味著高效率，多樣化消費則意味著高效用，而消費的效用越高實現消費的交易費用也越高。因此，由專業化生產帶來的比較優勢效益就與交易費用形成了沖突。如果交易費用很大，超過了專業化生產帶來的效益，則均衡結果就只能取消分工，選擇自給自足方式；這時效用最大，生產水平處於可能性邊界之內，水平較低。反之，如果專業化生產帶來的效益超過了交易費用，則必然出現分工，而且隨著交易費用的逐漸降低，分工呈現跳躍式發展趨勢，從局部的分工到全面的分工；這時生產水平得以提高，處於可能性邊界上。這一均衡結構是由交易雙方的相對人數、相對偏好和相對生產率所決定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帶來了勞動分工的演進，進而伴隨著諸如經濟發展、貿易增長、市場結構變化等拓撲性質的變化。
（四）構建起新的理論體系。
新興古典經濟學沿著如下主線實現理論創新，發展並建立起新的理論框架體系：產權界定、合約執行——（內生、外生）交易費用——專業化和分工——市場化、競爭程度與協調失靈的風險。他們認為，為了減少交易中的不確定性，避免高分工的協調失靈風險，可以採用三種辦法：一是構築保險市場；二是明確界定產權。他們認為，合理的產權制度選擇，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自發的內生過程，國家政府對於公共資產的產權設置，基本上決定於最終的內生和外生交易效率的替代選擇。當然，明確產權可能產生較高的外生交易費用，同時還帶來競爭程度與分工水平及協調可靠性之間難以兼顧的兩難沖突；三是加強同行競爭，包括縱向和橫向的競爭。他們認為，競爭會大大推動分工和市場的發育，增強消費者對生產者的控制能力，催生和促進私有產權制度。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構架和分析範式，可以將很多經濟發展和貿易現象解釋為分工演進的不同側面，可以解釋企業的出現和企業內部組織的均衡意義，可以解釋交易費用和制度對分工和生產力演進的意義，可以解釋貨幣出現、景氣循環等宏觀現象，因此，它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局限和缺陷。
（五）突破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在新的基礎上探索出「宏」、「微」有機聯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不外乎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人們做決策前的經濟環境。經濟學家通常用一些數學函數來描述這一基礎層次，比如，用效用函數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產函數描述生產條件，用預算約束描述制度環境，用博奕論中的游戲規則描述經濟制度等。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個體的自利行為，用自然及制度環境來解釋人的自利行為。這一層次的分析一般被稱為決策的比較靜態分析，即環境變化時最優決策會如何作出反應。第三個層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個體的自利行為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局，用自然及制度環境解釋不同人自利行為交互作用的後果。這一層次的分析一般被稱為均衡的比較靜態分析，即當環境變化時，對自利行為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局會如何變化的分析。如果在第二、三層次的分析中，加入時間因素，就可實現對動態決策和動態均衡的比較動態分析。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第一、二、三層次的分析都是實證分析。在實證分析中，經濟學家一般運用思想實驗的方法，探究在什麼條件下什麼事會發生這類實證性問題。第四個層次則是與價值判斷有關的所謂福利分析或規范分析。在這個層次上，經濟學家會提出什麼是對全社會最好的經濟狀況這類涉及價值判斷的問題。通過對自利行為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後果進行福利分析，他們會得出這種後果對全社會是否有利的價值判斷。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主要是在第一、二、三層面上進行分析，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內的靜態或動態競爭均衡，並且由於存在規模收益遞減，難以達到Pareto最優，因此其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被大大削弱了。新興古典經濟學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基於多個兩難沖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並且，這種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觀的角點均衡和資源的Pareto最優配置的基礎上的，這種整體Pareto最優既涵蓋了最優資源配置又涵蓋了最優分工結構，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釋宏觀經濟增長。這樣，新興古典經濟學就將微觀基礎與宏觀增長有機聯系起來，從而為回歸經濟學「大一統」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義的探索。
（六）找到了解釋企業產生的原因和條件的依據，對企業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釋。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企業產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為建立基本經濟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論學說，對現實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解釋力遭到很大削弱。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創新在於，用勞動的交易效率來解釋企業的產生。他們認為，勞動的交易效率與中間產品交易效率的比較是關鍵。若勞動的交易效率大於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則分工會通過勞動市場和廠商來組織，從而促使企業產生，以體現分工的要求和效率。若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交易效率小於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交易效率，則中間產品專家會成為企業的老闆；反之則由最終產品專家充當企業老闆。他們認為，作為一種巧妙的間接定價方式，企業家享有的剩餘權促進了分工，催生了企業，因而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此外，新興古典經濟學還提出了對城市化、工業化和層級結構等現象進行解釋的思路。
（七）建立起新的經濟增長動態模型。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對專業化和分工的忽視迴避，是導致新古典經濟學經濟增長模型缺乏微觀基礎、缺乏解釋力的根源；又由於其經濟增長模型是在全面均衡分析的框架內發展的，模型中只有動態競爭均衡而不存在Pareto最優，是新古典經濟學增長模型的重大缺陷。正是這種理論缺憾，促成了新興古典經濟學構建新增長模型的創新空間。新興古典經濟學重點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微觀動態模型，並取得了理論創新的突破。他們認為，作為經濟增長內在原動力的專業化和分工水平，應當是內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說，即使外界技術、環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恆定，在社會生產的條件下，分工水平也會自發的提高，從而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由此，新興古典經濟學構建起分工的內生演進模型，其內生增長理論研究的動態決策包括兩個沖突：一是專業化生產加速學習過程的動態效果與交易費用的沖突，二是當前消費與未來消費之間難以兼顧的沖突。但他們強調，演進的過程是一個良性循環：
——起點是自給自足的生產，由於很低的生產率，負擔不起交易費用；
——隨著生產經驗的積累，生產率的稍微提高，能夠負擔起一定的交易費用，這時可以選擇稍高的專業化水平；
——進一步地通過市場的自由擇業和自由價格機制，使得整個社會的分工水平得以提高；
——隨著生產經驗積累和生產技術改進的進一步加速，生產率也加速提高，使得承擔交易費用的能力增強，從而推動更高水平專業化的實現。這個循環累進過程的持續，最終必然會導致一國經濟的起飛。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這一增長模型有兩個重要突破：一是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摒棄了新古典經濟學將生產與消費絕對分開的做法；二是體現了競爭均衡和Pareto最優的一致性。
綜上所述，新興古典經濟學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與困境，運用現代分析工具，對經濟學的研究發展進行了古典回歸，建立起新的學派，創制出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範式，對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提出新的解釋。這個學派正受到廣泛的關注和越來越多的認可。當然，作為一個新學派，新興古典經濟學尚有一個發展完善的過程，尚存在一些缺陷與不足，一些有待商榷的偏頗和失當。比如，他們忽視預測、計劃、制度和政府的作用，否認規模經濟的存在，熱衷於運用學說作廣泛的解釋，力圖創制出一種可以解釋一切現象和過程的全能學說。對這些缺陷或不足，與其看成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如看成是這個新興學派的發展空間。無論如何，在研究起點、研究方法、分析範式、分析工具、理論創新、經濟解釋和政策建議等方面的重大突破與跨越，對新興古典經濟學來說，是尤為重要和關鍵的。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時代特徵與創新機制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不是偶然的。20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發展加速，信息及網路技術沖擊原有的經濟格局和發展路徑，經濟結構不斷更新，經濟制度創新活躍，新經濟成分和因素不斷涌現。而隨著新經濟時代的到來，新古典經濟學卻日漸失去其鼎盛光芒，對經濟發展現狀及其過程不斷涌現的新情況、不斷呈現出的新特徵日漸解釋乏力，甚至不知所措。這是新興古典經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現代西方經濟學歷經200年延續、分化和發展，成長為一門蔚為壯觀的學科門類，在它的龐大體系中，實證分析與規范研究相得益彰，思辯推演與案例解說交相輝映，邏輯的演繹和歷史的歸納相行不悖，正是自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源源流長的思想源泉、豐厚肥沃的理論土壤和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勤奮探索取得的輝煌研究成果，為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產生的興起奠定了基礎。這個新學派產生的時間不長，人們對它的理論框架、研究範式和分析方法，以及它呈現出的理論特色，它對經濟學發展的貢獻等，也還有個認識過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產生，特別是它所反映出的對現實經濟現象及其特徵的不凡解釋力，對於經濟學的發展是一大幸事，對經濟學研究者是一大鞭策和鼓舞。我們有必要關注這一新流派的產生和發展。
緊隨社會經濟發展的腳步研究時代提出的現實和理論問題，經由各種學說充分而自由的爭辯交鋒，是西方經濟學200多年來保持活力與生機，不斷取得進步發展的動力和特色。在學術研究上，成長起來的是「大家」而不是權威，更少有迷信和盲崇。在理論發展上，後者對先人既有繼承和發展，更有修正和批判，從而營造出經濟學發展的勃勃生機，開創出突破性發展的嶄新空間。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產生和興起，是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史上的新進展，是上述理論創新機制的新體現，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對古典經濟學的傳承。從這批判與傳承中，我們看到了新興古典經濟學閃爍著創新的智慧之光。
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是研究財富增長的學說，他在《國富論》中強調分工和專業化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與途徑，而分工和專業化則是一個經濟組織問題。因此，古典經濟學主要研究的問題就是任何改變經濟組織，使分工得以擴大，專業化得以加深，從而可以生產更多的產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產產品。以對分工和專業化的深刻研究為基點，在分工理論的基礎上斯密提出了一系列經濟學說：分工效率與交易費用的比較差別，決定了工農業生產率的差別；分工水平由市場大小決定；市場可以自發協調分工，因而不需要政府幹預；分工使產量大增，從而使每一個勞動者都有大量的產品可以充分地出售，而自己所需要的產品其他人也可以充分地供給，這種由分工導致的產品逐漸充裕的過程，也就是整個社會逐步富裕的過程。李嘉圖把斯密的分工理論運用到國際貿易，提出了比較成本學說。
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形成的代表作，但它仍然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衣缽。因為《經濟學原理》在關注資源配置問題的同時，仍然關注分工與專業化問題，並提出了新的見解。只是囿於當時數學工具的缺乏，馬歇爾未能將他的新見解加以數學化。這一缺失，無論對馬歇爾還是對其後的經濟學的演化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其後的經濟學家在運用數學工具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邊際分析感到的得心應手，牽引著他們逐漸遺棄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的研究，專注於資源配置問題和理論研究範式的數理化、模型化，從而走向了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的《通論》將經濟學的基本模型從兩部門模型擴大至三部門模型，把政府作為與消費者和企業並行的經濟行為主體，提出了政府幹
『柒』 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發展和現狀
、失業的主要類型失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體到不同國家或一個國家的不同經濟發展時期，其主導因素並不完全相同。國際上一般將失業分為以下幾類：(1)摩擦性失業，指由於勞動力市場功能上的缺陷造成的臨時性失業，如新生勞動力找不到工作，工人轉換工作崗位時出現的工作中斷等；(2)季節性失業，指由於某些行業生產條件或產品受氣候條件、社會風俗或購買習慣的影響，對勞動力的需求出現季節性變化而導致的失業；(3)技術性失業，指由於使用新機器設備和材料，採用新的生產技術和新的生產管理方式，出現局部勞動力過剩而導致的失業；(4)結構性失業，指由於經濟、產業結構變化以及生產形式和規模的變化，促使勞動力結構進行相應調整而導致的失業；(5)周期性失業，指市場經濟國家由於經濟的周期性萎縮而導致的失業。2、我國的失業問題分析（1）經濟高增長與事業率高增長並存，就業彈性開始下降。所謂就業彈性系數，是指由國民經濟變動帶來的就業量的變動占國民經濟變動量的比例。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就業彈性是0.32，即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可以帶動320萬人就業。但到2002年我國的就業彈性已經下降到0.10。這種現象不同於傳統的周期性失業。（2）失業率不斷上升，再就業率不斷下降，失業回滯開始出現。失業回滯是指由於失業率長時間居高不下，自然失業率開始上升的現象。我國近幾年來的失業率（實際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而再就業率卻逐年走低，從198年的50%降至2002年的15%。失業率上升與再就業率下降的共同作用導致就業弱勢群體出現。出於就業若是的勞動者由於長期失業或者頻繁失業狀態，最終形成「失去信心的勞動者」，使得自然失業率上升，進而成為解決我國事業問題的一大障礙。（3）失業與空位並存，結構性矛盾空前突出。一方面勞動力市場總量上明顯共大於求，另一方面，高級管理人員、技術工人等技術型勞動力則呈現出供不應求的局面。結構性失業的存在造成了企業擴大再生產的障礙，進而大大削弱了企業進一步吸收就業的能力。（4）知識型失業出現。這一特點集中體現在2003年。這一年全國高校擴招後第一批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使得高學歷的勞動力供給突然增加，原來基本均衡的供求關系被打破，由此引發了高學歷低工資、高學歷低就業等許多非正常現象，並且最終造成60萬大學生不能就業，處於摩擦型失業狀態。
『捌』 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發展和現狀怎麼樣
1、失業的主要類型失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體到不同國家或一個國家的不同經濟發展時期，其主導因素並不完全相同。國際上一般將失業分為以下幾類：(1)摩擦性失業，指由於勞動力市場功能上的缺陷造成的臨時性失業，如新生勞動力找不到工作，工人轉換工作崗位時出現的工作中斷等；(2)季節性失業，指由於某些行業生產條件或產品受氣候條件、社會風俗或購買習慣的影響，對勞動力的需求出現季節性變化而導致的失業；(3)技術性失業，指由於使用新機器設備和材料，採用新的生產技術和新的生產管理方式，出現局部勞動力過剩而導致的失業；(4)結構性失業，指由於經濟、產業結構變化以及生產形式和規模的變化，促使勞動力結構進行相應調整而導致的失業；(5)周期性失業，指市場經濟國家由於經濟的周期性萎縮而導致的失業。2、我國的失業問題分析（1）經濟高增長與事業率高增長並存，就業彈性開始下降。所謂就業彈性系數，是指由國民經濟變動帶來的就業量的變動占國民經濟變動量的比例。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就業彈性是0.32，即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可以帶動320萬人就業。但到2002年我國的就業彈性已經下降到0.10。這種現象不同於傳統的周期性失業。（2）失業率不斷上升，再就業率不斷下降，失業回滯開始出現。失業回滯是指由於失業率長時間居高不下，自然失業率開始上升的現象。我國近幾年來的失業率（實際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而再就業率卻逐年走低，從198年的50%降至2002年的15%。失業率上升與再就業率下降的共同作用導致就業弱勢群體出現。出於就業若是的勞動者由於長期失業或者頻繁失業狀態，最終形成「失去信心的勞動者」，使得自然失業率上升，進而成為解決我國事業問題的一大障礙。（3）失業與空位並存，結構性矛盾空前突出。一方面勞動力市場總量上明顯共大於求，另一方面，高級管理人員、技術工人等技術型勞動力則呈現出供不應求的局面。結構性失業的存在造成了企業擴大再生產的障礙，進而大大削弱了企業進一步吸收就業的能力。（4）知識型失業出現。這一特點集中體現在2003年。這一年全國高校擴招後第一批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使得高學歷的勞動力供給突然增加，原來基本均衡的供求關系被打破，由此引發了高學歷低工資、高學歷低就業等許多非正常現象，並且最終造成60萬大學生不能就業，處於摩擦型失業狀態。
『玖』 為什麼我看不懂《現在宏觀經濟學起源發展和現狀》
你應該去醫院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