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經濟學中等收入陷阱

㈠ 簡述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並分析其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2012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1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像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賓、馬來西亞、南非以及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現在，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4000至12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截止2015年7月1日世界銀行的歸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人均GDP在4126-12735美元之間，而智利2014年人均GDP為14477美元，智利顯然已可以被認為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仍然不是發達國家。
經濟學家認為擺在東亞國家面前的陷阱是「中等收入陷阱」。東亞許多國家，近幾十年來飛速發展，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之列。但隨之而來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後，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於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為什麼發展水平和條件十分相近的國家，會出現兩種不同的發展命運，關鍵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階段的獨特挑戰。從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情況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後，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後，還是維持「舉債增長」，使進口替代戰略延續了半個世紀。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則因國內市場狹小，長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使其過於依賴國際市場需求，極易受到外部沖擊。
第二，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一國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但在中高端市場則由於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要克服這一挑戰，就需要在自主創新和人力資本方面持續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再也沒能恢復到危機前的高增長，就與經濟增長缺乏技術創新動力有直接關系。
巴西聖保羅的貧民窟
第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公平發展不僅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系數高達0.44~0.66之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一些國家還由於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盪，甚至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台高築，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都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沖擊。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間出現了16年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間。
第五，體制變革嚴重滯後。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精英集團的「現代傳統主義」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或者把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經濟財富過度集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
http://ke..com/view/892575.htm

㈡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

第一，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

第二，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的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來看，最根本的是較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發展模式轉型：

第一，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

第二，大力振興實體經濟，加快建設製造強國。要以提升產業結構為突破口，構造經濟增長新的動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這就需要構造新的增長動力。

第三，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註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是成為抵禦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

總之，進入中等收入的中國面臨著一系列發展的風險，而中國具有的特殊條件會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許多選擇。不過，所有這些選擇的實現都需要一種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予以保障。

(2)發展經濟學中等收入陷阱擴展閱讀：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但深究這個概念，可以發現其缺乏嚴謹的理論論證，存在不少「邏輯陷阱」：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等。

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並沒有經濟學方法論支撐，因而相當片面。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標准往往是與美國對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這樣的對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頗，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總產出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三是「歷史陷阱」。目前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

在這個時間段，許多發展中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彎路。因此，不能過早地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能否盡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於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目前，有的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低增長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徘徊不前。對當下的中國來說，如何營造有利於平穩健康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才是更有意義的討論話題。

㈢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

㈣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用來形容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成長到一定階段後的特別困境。其原理簡述如下：貧窮國家或曰欠發達國家雖然處境艱難，但因為貧窮，它們卻可能天然擁有某些經濟學考量上的「比較優勢」，比如低工資。這樣，出於減低成本，提高效率以更大回報股東的原因，在市場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那些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將主動或被迫遷移到適合企業生存發展的貧窮國家，為自己拿到更高的利潤率與資本回報率，效果上也為貧窮國家創造了就業機會，繳交了稅金，並激發了當地人市場意識與相應實踐...於是，貧窮國家有可能在此基礎上發展經濟，脫貧興業，而逐步成長為典型的 '中等收入國家'。
但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民眾收入的增加，該國家原有的產業比較優勢可能風光不再，隨著低端產業的利潤增收也進入瓶頸，國民收入也進入膠著階段。更高端、高技術含量的產品與服務不僅僅要求更多的投資與更高水準的人力資源（工資也相應高），更要求豐富、持續的獨有創新與變革，以及訓練有素的認識更專業的管理，以及可能更重要的，整個發展模式的變革。這些，對於一個僅僅是實現脫貧的社會來講，難度非常高。多數發展中國家（典型的如馬來西亞）就徘徊在這一水平，難以提高。而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詞本身，就是《時代周刊》亞洲商務記者Michael Schuman在他一篇近文《逃出中等收入陷阱》
（Escap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一文中首先使用的。
韓國，是全球經濟體中被這位記者看作最成功逃出陷阱的一例。盡管如此，我前些日子讀一個歐洲國家制訂的世界經濟發展排名，在大類中還是把韓國列入發展中國家，這樣的情況大約不是主流了，但還是有。
中國這樣的資源相對貧瘠大國，能夠養活13億人，實屬不易，可以想像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極高，跳出很難。但即便如此，顯然太值得想方設法跳講出來 -- 誠心希望教育深化改革，革除不適應時代發展的種種弊端，開辟更多創新空間，鼓勵更大程度社會橫向縱向流動和多樣性人才成長。教育在中國國民心中的地位非常之重，在西方主流學者眼中，這是中華文明的重要遺產，是中華民族跳離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惟願這一代兩代的朝野有識之士，應當鼎力扛起改革教育，挑戰陷阱的使命，則這個國族展開的表現，應當不在韓國人之下。

㈤ 「中等收入陷阱」辨析

【內容提要】「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概念，其含義是：一個國家在躋身於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會陷入這樣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它的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會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它的產業結構不是以科技創新為基礎。其結果是，這樣的國家既不能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也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由此可見，「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道路上或現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問題，也不是指一個國家長期不能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在一定意義上，將人均GDP能否達到12196美元（或12276美元）視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完全是一個偽命題。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在增加。因此，中國必須加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力度，通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盡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國家 勞動力成本 競爭力 拉美 中國

近幾年，國內學術界極為關注「中等收入陷阱」。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中輸入「中等收入陷阱」，可獲得120萬條結果。然而，在研究這一課題時，許多學者曲解了這一概念的含義，因而提出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本文力圖從「中等收入陷阱」的定義入手，指出國內學術界在理解這一概念時出現的偏差，並回答拉美和中國是否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一、何謂「中等收入陷阱」

關於「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的由來，國內外學術界有這樣一種共識：它最初是由世界銀行提出的。通過檢索網際網路，我們發現，世界銀行在2006年11月出版過一個關於東亞如何應對全球經濟疲軟的報告。在這一報告中，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指出，「中等收入國家如要繁榮，必須採取一些與以往不同的措施。這一建議與以下事實是吻合的：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既不及富國，也不如窮國。」這些經濟學家還認為，中等收入國家處於工資水平更低和競爭力更強的窮國與富於創新的發達國家之間的夾縫中。但這一報告沒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名詞。

2007年，世界銀行曾發表了題為《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的研究報告。在這一報告中，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認為，由於缺乏規模經濟，東亞的中等收入國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長率。以生產要素的積累為基礎的戰略可能會導致持續惡化的後果。這一後果必然會出現，因為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會下降。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拉美和中東是中等收入地區，但它們無法走出這一陷阱。 這是世界銀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世界銀行發表了題為《有力的增長與不斷增加的風險》的研究報告。在這一報告中，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認為，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拉美和中東的許多經濟體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這一陷阱中，作為高產、低成本的生產國，它們力圖在工資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保持自身的競爭力，但無法提升其價值鏈，也無法進入正在不斷擴大的、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產品和服務市場。

盡管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在上述3個報告中未能明確地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確切含義，但我們從字里行間能得出這一結論：一個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後，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勞動力成本會上升,而它的產業結構及科技創新卻未出現顯著的改善或進步。其結果是，它既不能與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也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從而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換言之，世界銀行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問題，而是指勞動力成本上升後遇到的一種「進退兩難」的境況。

一些外國學者對「中等收入陷阱」定義的解析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其真實的含義。例如，秘魯學者路易斯?阿布加塔斯-馬傑魯夫（Luis Abugattas-Majluf）認為，向技能密集、技術先進和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生產活動過渡，是約旦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法。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維克拉姆?尼赫魯（Vikram Nehru）認為，只有大力發展製造業和減少對初級產品出口的依賴，印度尼西亞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學者大野健一（Kenichi Ohno）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之間的「玻璃天花板」。第一階段是外資引導下的簡單的製造業；在第二階段，支持性產業（supporting instries）開始發展，並通過從國外直接購買或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等形式獲得技術； 在第三階段，國內企業掌握了生產高質量產品所需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第四階段的特點是創新和產品設計。

美國學者愛娃?帕斯（Eva Paus）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這樣一種狀態：一方面，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在生產一般性出口產品時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另一方面，這個國家尚未建立起能夠生產以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為基礎的商品和勞務的能力。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無法向更高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她指出，經濟發展是經濟和社會變革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生產結構不斷地向增加值更高的生產活動進化。換言之，中等收入國家總是面臨這樣一種挑戰：如何從大宗商品生產向知識密集型生產活動過渡。

帕斯還認為，中國在國際貿易領域已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因此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發現自己難以在低工資密集型生產領域與中國競爭；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尚未培養出能在高生產率領域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的生產能力。其結果是，它們面臨著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當然，我們不會同意帕斯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歸咎於中國。但從上述外國學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較為狹窄的。它不是指一個國家在發展道路上遇到的所有問題和挑戰，而是僅僅指勞動力成本提高後如何對產業結構作出相應的調整。

2013年2月16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有一篇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這一文章在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時寫道：「富國自誇擁有最好的技術，窮國則認為自己擁有最低的工資，而中等收入國家卻既沒有最好的技術，也沒有最低的工資。」 言下之意時，中等收入國家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被動局面。這一文章認為，中等收入國家可通過制度建設來避免陷入這一陷阱。

然而，在國內學術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義卻被常常被曲解為以下三種意思：第一，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在發展道路上長期趑趄不前，從而無法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第二，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有些發展中國家在低收入階段積累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會集中地爆發。除經濟增長乏力以外，這些國家還面臨著貧困化現象加劇、「三農」問題成堆、勞動力轉移困難、城市化速度過快、收入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嚴重、金融體系脆弱、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社會凝聚力弱化、腐敗司空見慣、毒品泛濫成災以及社會治安每況愈下等問題。第三，有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為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失靈，政府無法應對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中的各種挑戰和系統性風險，內需疲軟導致過度依賴外需，等等。

2010年，《人民論壇》雜志在徵求了50位國內專家、學者的意見後，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的十個特徵：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 該雜志發表的多篇文章認為，拉美國家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綜上所述，在國內學術界，許多人將「中等收入陷阱」當作一個「筐」，把中等收入國家（尤其是拉美國家）在發展進程中遇到的一切問題都「往裡裝」。

二、「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數字游戲」

世界銀行對「中等收入陷阱」所作的定義未能明確告訴我們如何判斷一個國家是否陷入了這一陷阱。但有些學者認為，世界銀行在2009年將人均國民總收入（GNI）12196年美元以上的經濟體作為高收入經濟體，996美元至12195美元為中等收入經濟體，因此，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長期不能達到這一指標，它就可被視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他們還斷言，「2011 年是南美大陸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因為根據有關國際機構的統計，2011 年智利和烏拉圭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超過了世界銀行在2011年7月公布的為高收入經濟體設定的12276 美元這一界限，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將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是否大於一個具體的數字當作其是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欠妥的。

第一，何謂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長期」顯然是一個含糊不清的時間狀語，多少年可被視為「長期」，顯然是一個眾說紛紜的時間狀語。而且，「長期」這一表達方法還低估了發展的艱難程度。美國經濟學家W. W. 羅斯托認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要經歷5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即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的階段、 「起飛」階段、向「成熟」發展的階段、民眾的高消費階段。他認為，從「起飛」階段到「成熟」發展階段的過程大約要經過60年左右。 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跨越的時間是漫長的。

世界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在世界上的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中，能夠脫穎而出的畢竟是少數國家。很難想像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能在較短時間內從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躋身於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須知，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在提高時，發達國家的這一數值也在不斷提高，高收入的「門檻」也會隨之提高。更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對而言的。沒有中等收入國家，也就不會有高收入國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總會有一些國家永遠處於追趕他國的不利地位。

第二，將人均國民總收入視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不啻為「數字游戲」。如前所述，2009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12196美元；2011年，由於高收入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提高到12276 美元，因此，跳出這個「陷阱」的高度上升了80美元。這意味著，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取決於世界銀行設定的分界線是否發生變化，不論這個國家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此其一。其二，因為世界銀行為高收入經濟體確定的指標是動態的，因此，今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許會在明年再次跌入這一陷阱。之所以有這樣的出出進進，就是因為生搬硬套了世界銀行對高收入經濟體設定的「門檻」。

我們還可提出這樣的問題：以2009年為例，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12195美元（即比世界銀行確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標准線」少1美元）或12194美元（比世界銀行確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標准線」少2美元），是不是意味著這個國家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說接近12196美元就算跳出「陷阱」，那麼這個「接近」的數字應該是多少？12000美元（比世界銀行確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標准線」少196美元）可被視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了嗎？我們甚至還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為急於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有些當政者或許會用「做假賬」的方法來提高本國或本地區的人均國民總收入。

而且，以美元計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很容易受匯率因素的影響。我們完全可以作出這樣一個的大膽的想像：由於匯率發生重大變化，世界上或許會有一些國家的國民總收入會從中等收入經濟體躋身於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或從高收入經濟體行列跌落到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而伴隨著這樣的「跳出」或「跳進」，這個國家的產業結構、競爭力和科技創新能力可能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如將人均收入引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或許還能鬧出天大的笑話。例如，我們假設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因種種原因而長期無法躋身於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這個國家某天遇到了一次極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災害，無數人失去了生命。毋庸置疑，由於這個國家的人口大量減少，其人均國民總收入也就隨之快速上升，達到或超過了高收入經濟體的標准線，因此它就會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一個自然災害居然會使一個國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實不可思議。又如，2009年利比亞的總人口是642萬，國內生產總值為588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91589美元。 由此可見，利比亞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們假設2011年的戰爭提前到2009年爆發，再假設這一戰爭使利比亞的人口減少160萬，那麼利比亞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會達到12199美元。 一場戰爭居然使一個國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豈非令人捧腹大笑。

第三，人口大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要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標准，需要很長時間的艱苦努力。例如，中國的人口早已大大超過13億。無論是根據世界銀行在2009年確定的高收入經濟體指標（12196美元）還是參照2011年確定的新標准（12276 美元），中國的經濟總量只有在超過16萬億美元以後才能成為高收入國家。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不足7萬億美元。從7萬億美元增加到16萬億美元，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可以斷定，世界銀行確定高收入的指標必然會「水漲船高」的。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將長期陷於「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三、如何正確理解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國內學術界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時，拉美常被當作反面教材。例如，有人認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馬來西亞等國在上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在同一時期，只有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少數國家和地區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還有人認為，拉美國家「在經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快速發展之後，出現了長達三十多年的經濟停滯。當時，這些國家主要是走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著重發展大型企業，城市化進程過快，貧富不均現象非常嚴重。而經濟高速增長使得民眾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經濟的增長速度還要快，這給政府的社會保障帶來巨大壓力，最終導致外債和財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貨膨脹嚴重，金融危機迭起，給經濟發展帶來重創。」

將拉美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標本」或「典型」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大多數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後，其經濟並非長期停滯不前。誠然，20世紀80年代，由於受到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打擊，拉美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很低，有些年份甚至是負增長；但所謂「停滯不前」的持續時間不足十年。在進入90年代後，拉美經濟重新走上了復甦之路。除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2009年以外，其餘年份均為正增長，而且大多數年份的增長率都比較高，有些年份甚至接近6%。

第二，經濟增長緩慢、貧困化現象加劇、「三農」問題成堆、城市化速度過快、收入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嚴重、社會凝聚力弱化、腐敗司空見慣、毒品泛濫成災以及社會治安每況愈下等等問題，不僅僅是拉美國家的「專利」，而且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消除的痼疾，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國家也不難找到。

第三，當年在討論「拉美病」、「拉美化」、「拉美陷阱」和「拉美現象」時，拉美國家在其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被當作典型的「症狀」；在討論「一千美元門檻」時，這些問題被說成是拉美未能逾越這一「門檻」的論據； 在討論拉美現代化道路或拉美的發展時，這些問題被視為其「失敗」的反面教材；在討論拉美經濟改革的成效時，這些問題被定性為「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必然後果；而今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這些問題又被奉作有力的證據。這樣的研究方法顯然是不足取的。

當然，我們不能無視以下兩個事實：一是拉美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在上升，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如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將大量工廠從墨西哥等國轉移到中國和亞洲的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二是大多數拉美國家難以減輕對初級產品出口的依賴。曾在創建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委內瑞拉前石油部長胡安?巴勃羅?佩雷斯?阿方索在1970年說過，「十年後，二十年後，你會看到，石油帶給我們（委內瑞拉）的是（經濟上的）毀滅，……石油是魔鬼的興奮。」

由此可見，如果非要說拉美已跌入這個陷阱，那麼，我們應該指出，這個陷阱是指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過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導致造成的不良後果，不是該地區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中遇到的無所不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