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什麼是福利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理論分支,致力於把道德評價標准運用於經濟制度。它認為,實回際的社會經答濟目標是假設的,而不是由經濟分析所決定的。例如,從福利的觀點評價一種經濟制度的作用時,首要的社會目標可能是:個人選擇的最大自由、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每個人都能達到最適宜的生活水平,而這種生活水平決定於人們的愛好和抉擇並只受可利用的資源和技術方面的限制。福利經濟學通常認為,最好的答案是最大多數人的福利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而不是讓某個人或某個廠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潤。福利經濟學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如何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需要這一領域。在收入分配既定的條件下,只有競爭性的邊際成本定價才會使資源的分配使用達到最優狀況。只有在所消費的兩種商品之間的邊際替換率與這兩種商品在生產中的邊際變換率相等時,才有可能根據消費者的偏好對生產進行最優調整。
㈡ 庇古福利經濟學的主要命題是什麼
庇古福利經濟學主要涉及的兩個命題是:(1)國民收入的大小;(2)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間的分配狀況。。首先,庇古把「福利」區分為一般福利和經濟福利兩種。前者指人們對一般的慾望、感情和知識等方面的滿足,這已是超出了經濟學的范圍。後者專指同人們經濟生活有關的效用的滿足,這是可以用貨幣直接或間接衡量的福利,也就是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中所論述的「福利」。庇古認為這種福利「對全社會總福利有決定性的影響」,他用馬歇爾假定貨幣邊際效用不變的原則來衡量個人的經濟福利,然後加起來形成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為衡量經濟福利,庇古提出了邊際效用基數論,他認為,福利在於滿足,滿足由效用表示,而且,滿足或效用可以用人們為獲得它們而願意支付的貨幣量來計量。他又認為,由於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作用,如果一個人的慾望不變,他所持有的某種商品越多,那麼,他對於增加的單位商品量所得的效用會越少,因而他對所增加的單位商品量願意支付的貨幣量(單位價格)也就會越少。一個人為了得到最大的滿足或效用,需要合理地分配自己的貨幣收入來購買各種商品,使多購買的各種商品的邊際效用與商品的價格成比例。
㈢ 庇古和凱恩斯在哪些方面為後來福利國家理論和社會保障政策的實施提供了依據
英國經濟學家阿賽�6�1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以「基數效用論」為其研究出發點,認為社會的福利將隨國民總收入的增加和 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而增大。4′依據貨幣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貨幣收入從富人那裡「轉移」一些給窮人,就可以增加貨幣的 總的邊際效用,從而使社會滿足總量增加。2′他的論點為後來的「福利國家」理論和社會保障政策的實施提供了依據。
㈣ 為什麼說庇古是福利經濟學之父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實際上是劍橋學派經濟理論的發展,他完全是在馬歇爾等人的一般經濟的基礎上,討論福利概念以及與福利有關的各種理論。但由於研究對象的不同,庇古一味沿用馬歇爾的分析方法來研究福利經濟學,決定了這一學說存在著致命的缺點。首先,他所謂經濟福利是建立在基數效用基礎上,認定效用可以衡量,這是他的理論的根本錯誤。他以為採用馬歇爾的辦法,即假定貨幣的邊際效用不變,就可避開效用衡量的難題。但是,馬歇爾所分析的對象常是占個人總收入中比例很小的貨幣支付量,尚可勉強假定貨幣的邊際效用為常數。而庇古的研究的對象是全社會的經濟福利,就不能再假定貨幣邊際效用為常數,特別是他注重分析貨幣在富人和窮人間的轉移,並以他們對貨幣的邊際效用的變動為理論根據,如再假定貨幣邊際效用為常數,結果就會自相矛盾。其次,馬歇爾體系雖從效用出發,但事實上大都從分析供求價格出發,等於是直接考慮貨幣價格問題。而庇古的研究主題是經濟福利,必須從真實條件著手,於是如何將真實的經濟福利轉算為貨幣福利,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效用及其衡量問題。再次,他的理論以完全的自由競爭為前提,但又提出由國家採取適當調節生產的措施,將會增加社會福利,從而否定了自己的前提。總之,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在實踐上仍屬於一個「理想」狀態,對現實的社會問題不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沒有改變人們對經濟福利問題的思考方式。但是,他第一次建立起福利經濟學理論體系,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史上標志著資產階級經濟學中一個新的分支的產生,因此,庇古被譽為福利經濟學之父。
㈤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實際上是哪種理論的發展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實際上是劍橋學派經濟理論的發展,他完全是在馬歇爾等人的一般經濟的基礎上,討論福利概念以及與福利有關的各種理論。但由於研究對象的不同,庇古一味沿用馬歇爾的分析方法來研究福利經濟學,決定了這一學說存在著致命的缺點。他所謂經濟福利是建立在基數效用基礎上,認定效用可以衡量,這是他的理論的根本錯誤。他以為採用馬歇爾的辦法,即假定貨幣的邊際效用不變,就可避開效用衡量的難題。
㈥ 什麼是福利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英語:welfare economics)是對經濟體系的規范性分析,即經濟運行中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等問題的研究。
福利經濟學在簡單的自利人性的假設下,設定評價人類行為效率或效益的唯一標準是效用,它以如此簡單的聯系來評價和認識社會經濟現象,確認人必定以自利的行為來謀求效用或福利的最大化。
(6)福利經濟學庇古擴展閱讀
福利經濟學的原理
福利經濟學初始資源配置怎樣,分散化的競爭市場可以通過個人自利的交易行為達到瓦爾拉斯均衡,而這個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既符合帕累托最優效應。
在福利經濟學的角度,通過政企合作改善小餐飲經營現狀,還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根據帕累托最優的福利標准,如果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能夠使得一部分人的福利狀況得到改善又同時保證沒有其他人的福利因此受到損失。
㈦ 如何理解庇古《福利經濟學》中:國民收入總量越大,福利也越大;收入越平均,福利也越多的觀點。
庇古根據邊際效用基數論提出兩個基本的福利命題: ①國民收入總量愈大,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 ②國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他認為,經濟福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國民收入的數量和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情況。因此,要增加經濟福利,在生產方面必須增大國民收入總量,在分配方面必須消除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庇古從第一個基本福利命題出發,提出社會生產資源最優配置的問題。他認為,要增加國民收入,就必須增加社會產量。而要增加社會產量,就必須實現社會生產資源的最優配置。庇古認為,增加一個單位生產要素所獲得的純產品,從社會角度衡量和從個人角度衡量並不經常相等。當邊際社會純產品大於邊際私人純產品時,國家應當通過補貼擴大生產。當小於時,國家應當通過征稅縮小生產。只有每一生產要素,在各種用途中的邊際社會純產品都相等時,才達到社會生產資源的最優配置。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以自由競爭為前提,他認為自由競爭可以使邊際社會純產品等於邊際私人純產品,從而使社會經濟福利極大化。 庇古從第二個基本福利命題出發,提出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問題。他認為,要增大社會經濟福利,必須實現收入均等化。他把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推廣到貨幣上來,斷言高收入者的貨幣邊際效用小於低收入者的貨幣邊際效用。他所說的收入均等化,就是國家通過累進所得稅政策把向富人徵得的稅款用來舉辦社會福利設施,讓低收入者享用。庇古認為,通過這一途徑實現「把富人的一部分錢轉移給窮人」的「收入均等化」,就可以使社會經濟福利極大化。
㈧ 庇古的代表作《福利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是庇古最著名的代表作。該書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影響較大的著作之一。它將資產階級福利經濟學系統化,標志著其完整理論體系的建立。它對福利經濟學的解釋一直被視為「經典性」的。庇古也因此被稱為「福利經濟學之父」。
《福利經濟學》共四篇。第一篇,「福利與國民收入」;第二篇,「國民收入的數量和資源在不同用途間的分配」;第三篇,「國民收入與勞動」;第四篇,「國民收入的分配」。庇古認為,《福利經濟學》一書的目的,就是研究在現代實際生活中影響經濟福利的重要因素。全書的中心就是研究如何增加社會福利。
㈨ 福利經濟學的歷史發展
福利經濟學作為一個經濟學的分支體系,首先出現於20世紀初期的英國。1920年A.C.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一書的出版是福利經濟學產生的標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資本主義陷入了經濟和政治的全面危機。福利經濟學的出現,是世界、首先是英國階級矛盾和社會經濟矛盾尖銳化的結果。西方經濟學家承認,英國十分嚴重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變得更為尖銳,因而出現以建立社會福利為目標的研究趨向,導致福利經濟學的產生。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後,英美等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福利經濟學進行了許多修改和補充。庇古的福利經濟學被稱做舊福利經濟學,庇古以後的福利經濟學則被稱為新福利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福利經濟學又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正在經歷著新的發展和變化。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以後,英美等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福利經濟學進行了許多修改和補充。
邊沁的功利主義原則是福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邊沁認為人生的目的都是為了使自己獲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總量。幸福總量可以計算,倫理就是對幸福總量的計 算。邊沁把利益說成是社會的普遍利益,把趨利避害的倫理原則說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則,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確定為功利主義的最高目 標。
帕累托最優狀態概念和馬歇爾的「消費者剩餘」概念是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優狀態是指這樣一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任何一個人的境 況變得更好而不使別人的境況變壞。按照這一規定,一項改變如果使每個人的福利都增進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進而其他的人福利不減少,這種改變就有利;如果使 每個人的福利都減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減少,這種改變就不利。
馬歇爾從消費者剩餘概念推導出政策結論:政府對收益遞減的商品征稅,得到的稅額將大於失去的消費者剩餘,用其中部分稅額補貼收益遞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費者剩餘將大於所支付的補貼。馬歇爾的消費者剩餘概念和政策結論對福利經濟學也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