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里根經濟學」適合中國嗎
指里根總
統執政期間實行的經濟政策，其主要經濟措施包括削減政府預算以減少社會福利開支，控制貨幣供給量以降低通貨膨脹，減少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以刺激投資，放寬
企業管理規章條例以減少生產成本。由於里根經濟政策盡可能大幅度減低高收入者和
大企業的所得稅率，又大幅度減少各項社會福利開支，故有人指責該政策「劫貧濟富」。[1]
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內，所有經濟階層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年）。而同時最富有的1%美國人則提升了1萬億元的收入（ZINN，2003年）。
② 分別指出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美國、蘇聯為改變現狀尋找的新途徑及其效果
中國：
1978年底，鄧小平提出「部分先富帶後富」政策和中央作出改革開放決策之後，就開始醞釀選擇優先開放和發展的地區。根據我國的地理條件和經濟發展狀況，中央首先把東部沿海地帶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從1979年中央決定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開始，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區域逐步擴展。1984年，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分別被確定為開放城市和開放地區，使我國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擴大形成為南北全線的戰略布局；1985年，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地區又被確定為經濟開放區，隨後又擴大到山東、遼東兩個半島，從而形成了一個沿海開放地帶。
與此同時，國家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中開始專門制訂地區發展戰略。「六五」計劃把全國劃分為沿海、內陸和少數民族地區，明確提出重視東部沿海地區的優先發展和帶動作用。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並把對外開放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提到戰略高度，為制定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政策奠定了基礎。「七五」計劃進一步將全國劃分為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制定了以三大地帶梯度推移為主要內容的地區經濟發展總體計劃。按照該計劃，20世紀最後十幾年國家投資重點首先集中於沿海地區。「七五」計劃還要求沿海開放地帶要著重開展對外經濟貿易和技術交流，成為對外貿易的基地。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央明確提出實施沿海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
經過1979～1987年近1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和對「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的分析，在鄧小平關於「部分先富帶後富」思想和對外開放政策的指導下，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日趨醞釀成熟。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指出：「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我們已經在實行對外開放這個基本國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後，我們必須以更加勇敢的姿態進入世界經濟舞台，正確選擇進出口戰略和利用外資戰略，進一步擴展同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與貿易交流，為加快我國科技進步和提高經濟效益創造更好的條件。」[1]大會強調要從國民經濟全局出發，開放地區應著重發展外向型經濟。
按照中共十三大精神，中央領導人根據對外開放從外向型經濟起步和演進的成功啟示，於1988年1月正式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報告。報告認為：(1)沿海地區應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勞動密集與知識密集相結合的產業。(2)沿海加工業要堅持「兩頭在外」(指把生產經營過程的「兩頭」即原材料和銷售市場放到國際市場上去)，大進大出。(3)利用外資的重點應當放在吸引外商投資上，大力發展「三資」企業。同時，為了有助於推動沿海地區的發展，必須加快外貿體制改革的步伐，進一步搞活企業機制，充分發揮鄉鎮企業的生力軍作用；切實提高管理水平，讓外國企業家能夠按照國際慣例來中國管理企業；促進科技轉化為生產力，充分發揮我國科技開發力量強的優勢。報告強調：當前我國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正面臨著一個有利的機遇。「為了抓緊利用當前的機遇，沿海地區必須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發展戰略。總的來講，沿海一億多到兩億人口的地區，必須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走向國際市場，進一步參加國際交換和國際競爭，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這樣，「不僅沿海地區的經濟能夠加快發展，能夠提高水平，而且勢必有力地帶動中、西部的發展……這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具有戰略意義。」[2]
1月23日鄧小平在這份報告上批示：「完全贊成。特別是放膽地干，加速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3]2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4次全體會議同意上述構想，並決定把它作為一個事關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加以部署。3月25日，李鵬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進一步強調要「不失時機地加快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1](p.160)並將它列為今後五年的一項重要任務，要求沿海地區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加快發展外向型經濟。至此，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戰略決策最終確立。
二、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內涵
1988年初，有學者提出「『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構想[4]，認為中國為了實現產業結構的轉換和經濟的高度增長，必須加入「國際大循環」，即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外向型經濟，一方面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問題，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外匯資金。據此，國內外一些人把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稱為「國際大循環」，或認為其基本內容就是發展外向型經濟。其實，當時中共中央關於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包含了「國際大循環」，構想的一些合理觀點，比如，利用國際經濟結構調整這一有利時機，增加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但是這兩者不是等同的。
「國際大循環」理論有其特定的含義，即側重解決工農業二元矛盾和著眼於產業結構調整。而中共中央提出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從其形成的過程來看，則是鄧小平部分地區先富帶動各地區共富思想和改革開放政策的現實展開。包含以下兩方面重要思想：
第一，沿海地區要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並對內地產生輻射作用，實現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銜接。
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是鄧小平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思想，也是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具體說來，就是沿海地區要充分發揮優勢，抓住國際經濟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的有利機遇，積極參與國際交換和競爭，加快發展外向型經濟，並逐步把部分原材料和市場讓給內地，把國際市場上獲得的經濟信息、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轉移到內地，發揮對其他地區的帶動和輻射作用。
1984年3月，鄧小平提議進一步開放部分沿海城市，中共中央、國務院隨即批轉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提出在我國工業化、現代化建設中「要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並指出：這「是解決我們資金不足和技術落後的一條重要途徑；到我們實現了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之後，仍然是促使經濟持續高漲的一項重要措施」。[5]過去在經濟建設中，對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存在著狹隘的理解：在思維方式和工作習慣上，往往只注意國內資源、國內市場和組織國內建設這一面，而對國外資源、國外市場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方面，則重視不足。「利用兩種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的提出，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戰略轉變，對發展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有重要意義。
1985年1月召開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座談會認為，將沿海地區逐步開辟為對外開放的經濟地帶，「不但可以使沿海經濟加快發展，在全國最先建設成為內外交流、工農結合、城鄉滲透、現代化、開放式的文明富庶的地區，而且可以使內地和沿海的優勢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共同發展和繁榮」。同時，「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將通過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這樣多層次的探索和實踐，由外向內、由沿海到內地逐步推進，從而有效地把發展沿海經濟同開發內地經濟密切結合起來，解決我國東部和西部的關系問題，使我國經濟全面振興，人民普遍富裕起來」。[6]
中共十三大之後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加快發展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的重大決策，構成了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1988年3月，李鵬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當今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的相互合作、相互依賴和相互競爭日益增強。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對外投資的擴大，為我們進一步進入國際市場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沿海地區要緊緊抓住這一機遇，加快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參加國際交換和競爭，以沿海經濟的繁榮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1](p.161)報告強調，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必須繼續鞏固和發展已經形成的對外開放格局，充分發揮沿海開放地帶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更加開放的外向型經濟結構，並適應對外開放和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需要，進一步加快和深化外貿體制的改革；沿海經濟比較發達的省市要在發展外向型經濟中走在前頭，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較低的優勢，實行「兩頭在外」，積極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勞動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出口，增加出口創匯，大力發展「三資」企業；要特別重視利用沿海農村勞動力的優勢和現有鄉鎮企業的基礎，發展外向型企業和創匯農業；大力發展沿海和內地的橫向經濟聯合，積極向內地轉讓技術、管理經驗和輸送人才，帶動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1](pp.161-162)
第二，充分利用沿海地區的經濟條件使其率先發展起來，影響和帶動全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中央總結和反思建國後30年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針對中國經濟地區分布不平衡性的特點，開始改變過去優先發展內地的戰略，逐步實行支持沿海地區優先發展的政策。其突出特點是實施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區域發展政策，對沿海地區實行投資、財稅、信貸、外資外貿、價格等政策傾斜，以打破地區發展上的平均主義，促進沿海地區較快地發展起來，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共中央明確指出，沿海與內地，自然條件、經濟基礎和發展水平很不相同，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是經濟建設中的一個重要戰略問題。沿海地區經濟過去雖然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在建國以後較長的時期里，由於國際國內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這個關系擺得不夠合理，沒有取得應有的更大的成果。當前，國際環境、國內情況都已經發生重要變化，「我們應當不失時機地把沿海的經濟建設作為重點，從各方面支持其發展得更快一些，並以此為陣地支援內地的開發，推動全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6](p．647)
「六五」、「七五」計劃都明確實行了這一政策。「六五」計劃指出：要「積極利用沿海地區的現有經濟基礎，充分發揮它們的特長，帶動內地經濟進一步發展」。內陸地區應該「加快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業建設，支援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7]「七五」計劃指出要從過去強調平衡布局、重點發展內陸地區，轉變到按三大地帶東中西的序列，分階段、有重點、求效益地展開布局。中共中央關於制定「七五」計劃的建議中提出，「七五」期間以至90年代，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布局是「要加速東部地區的發展，同時把能源、原材料建設的重點放到中部，並積極做好進一步開發西部地區的准備」。[6](p.810)「七五」計劃還具體規定了三大地帶的經濟發展目標和主要任務，指出東部沿海地帶要通過加快現有企業技術改造步伐和努力開拓新興產業、開拓新技術領域等措施，加速經濟發展，帶動全國經濟振興。
由此可見，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內涵非常豐富，是一項關繫到整個國民經濟全局和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重要決策。
首先，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不僅要大力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而且要促進沿海地區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提出後，許多學者認為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擴大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實際上，這只是實施這個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或者說是推動經濟全面發展的一個突破口。沿海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必然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工業化、現代化的全面推進。沿海經濟進一步走向世界，也必然為內地騰出部分原材料和國內市場，進而為內地的發展創造條件。
更為重要的是，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是促進改革和開放有機結合的有力措施。開放本身就是一場深刻的改革，同時又是推進整個改革的外部動力。中國經濟要進入國際市場，就得對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逐步實現與國際市場的銜接，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推進開放。「沿海經濟率先外向，就要率先改革，大膽突破舊體制的束縛，讓新體制更快地成長起來。這樣，沿海就應該成為探索改革、帶動全國先行區」。[8]
其次，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不僅是區域性戰略，而且是一個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國性戰略。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提出後，曾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許多學者紛紛發表見解，有人認為它是全國性戰略，也有人認為它只是區域性戰略。從上述可知，它不單是區域戰略，而且是關繫到全國的發展戰略，是貫徹鄧小平「部分先富帶後富」和對外開放思想的重大步驟，也是中共十三大經濟總體戰略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十三大政治報告指出：「在產業發展的地區布局上，既要重點發揮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的重要作用，又要逐步加快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開發，使不同地區都能各展所長，並通過相互開放和平等交換，形成合理的區域分工和地區經濟結構」。[1](p.21)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使全國地區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落到了實處，不但明確了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而且抓住了帶動內地和全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關鍵。從我國三大地帶經濟發展的關聯性來看，三者既在地域上相對分離，又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沒有沿海的率先發展，中、西部的發展和開發就受到財力、物力的制約；反之，沒有中、西部的發展，沿海的發展也缺乏後勁。實施沿海經濟發展戰略需要各地區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就是說，正確處理三個地帶的發展關系，也就成了實施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共中央關於制定「七五」計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要「把東部地區的發展和中、西部地區的開發很好地結合起來，使它們能夠互相支持，互相促進，使全國經濟振興，人民共同富裕」。[6](p.809)因此，實施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是關繫到各地區和全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全局的戰略選擇。
實踐證明，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中有的思想，如「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可能絕對了一些，但從其基本精神和總的方向看，是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和符合中國改革開放新形勢的。
美國
當時美國經濟面臨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將使得經濟計劃相當難以預料）以及20%的銀行利率（使得大多數人難以抵押貸款），將近800萬人處於失業狀態。勞工的平均時薪比起5年前下降了5％，而聯邦政府徵收的個人稅率平均則高達67％。國債則將近1萬億元。
里根的經濟政策
里根在經濟上被視為是自由意志主義者，他主張減稅、縮小政府規模、減少對商業的管制。
具體措施
里根第一屆任期的主要目標便是復甦美國的經濟，當時美國經濟處於所謂的滯脹（經濟發展停滯加上高通貨膨脹）。里根所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停止聯邦政府對石油價格的控制，以恢復國內在石油生產和探測上的市場動力。
為了解決兩位數的通貨膨脹，里根支持了聯邦儲備系統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以戲劇性提升銀行利率來達成減縮貨幣供應量目標的計劃。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描述當時里根了解到「若要成功遏止通貨膨脹，金融的管制和短暫的經濟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里根利用緊縮貨幣供應配合全面減稅的方法來刺激商業的投資（依據里根的說法：「芝加哥經濟學派、供應面經濟學，隨便你怎麼稱呼它。我注意到有些人甚至稱它為里根經濟學，直到它開始生效為止...」）。里根的對手嘲笑這是「巫毒經濟」、「涓滴效應」、和「里根經濟學」，但里根成功的展開全面減稅，1981年推行的減稅法案規模是美國史上前所未見的。減稅不但將所得稅率大幅降低，也消除了稅賦制度的許多漏洞。
為了終結通貨膨脹而緊縮貨幣的供應，使美國經濟在1981年7月開始急劇的衰退，並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衰退幾乎打破了大蕭條的紀錄。然而，美國經濟在歷經1981年－1982年的衰退後，於1983年開始了戲劇性的茁壯復甦，這波經濟成長還繼續維持了好幾年，直到里根任期結束前都還未停止，成為美國史上為期最久的經濟擴張，原本高漲的失業率於1984年中旬已經降回了1981年早期的數字，並且在接下來幾年裡也持續下降。
里根政府主張減稅幫助了經濟的復甦、製造了更多工作機會，最終將使聯邦政府獲得更多稅收，從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億美元大幅提升至超過1萬億美元。而里根政府新的軍事戰略增加了大量軍事預算，則導致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達到前所未見的地步。
米爾頓·佛利民提出了里根任內每年聯邦公文（Federal Register，紀錄了聯邦政府每年發布的法規與管制公文）的數量來說明裡根反對政府管制的政策走向。自從1960年代以來，每位總統每年的聯邦公文數都持續增加，但在里根上任後發出的聯邦公文急遽減少，證明了里根對政府管制的反對態度。聯邦公文的數量在里根任內都只維持小幅度增長，直到里根離任為止才又開始大量增加。
當時由民主黨佔多數的眾議院，則反對里根如此減縮社會福利和其他國內的支出。一些批評家則認為，里根這種將預算大幅投注軍事產業的政策事實上屬於古典的凱因斯經濟學，並認為接踵而來的經濟成長並非減稅造成的，而是政府大幅度支出的結果。
由於警覺到社會福利開支的增長，里根指派了阿倫·格林斯潘領導社會福利改革，擬出了減緩社會福利支出的計劃。隨著年齡的增長，從社會福利取得的津貼也會隨之緩慢增長（也配合著逐漸增長的國民平均壽命），使這套制度在接下來50-70年內不會超出政府的負擔能力。這套計劃也借著提升社會福利的工資稅比率來增加政府的稅收。
為了解決預算赤字，里根政府大量由國內和國外貸款國債，到里根第二屆任期時民間所持有的國債已經從1980年佔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是從1963年以來最高的紀錄。在1988年國債總計2.6萬億美元，向國外的借債總額超過了國內，美國也從原本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轉變為世界最大的借債國
里根的經濟政策拉大了貧富間的差距；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內，所有經濟階層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年）。而同時最富有的1%美國人則提升了1萬億元的收入（ZINN，2003年）
另外，里根在1983年3月23日發表「星球大戰」演說，1984年，戰略防禦計劃組織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Organization, SDIO) 成立，由曾任太空總署太空梭計劃總監的詹姆斯·亞伯拉罕森將軍 (General James Alan Abrahamson) 任首任局長，以統籌整個計劃---啟動了SDI計劃，也就是星球大戰計劃
該計劃後來刺激了美國新型經濟區的發展---如加州，為後來柯林頓時代的繁榮打下了基礎
不過該計劃在短期並沒有解決任何經濟問題
蘇聯
國民經濟中：重工業與輕工業比例失調，重工業比例過大，輕工業比例過小，造成維持國民日常生活的一些產品，供不應求，市場供應量不足。
內因：蘇聯政府過分注重重工業發展，忽視了輕工業的作用
外因：國際政治形勢處於「冷戰」後期，美國提出「星球大戰計劃」，使蘇聯與之展開軍備競賽，在經濟上拖垮蘇聯
③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於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軔於美國的供應學派是「供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並在大約10年時間里成為日後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供應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盡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台時面對的局面。
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美英的通脹和經濟停滯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應，因此引發了學界和政界的反思。供應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弊端，提出了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通過刺激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基於這個基本認識，通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供給學派最鮮明的口號。
里根上台後，於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並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
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里根時期，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在此後的30年中，美國只在柯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於5%。在更大的視野中，供給學派經濟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後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占據了主動。
不過，雜糅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里根經濟學，也有負效應。比如，減稅計劃導致里根執政期間赤字從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為大企業受普遍減稅的益處更多，里根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自柯林頓時期以來，出於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給學派失去了實踐舞台。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拾凱恩斯主義，著重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現：歐洲沒有因為貨幣刺激解決債務危機，日本「安倍經濟學」邊際效應遞減，貨幣戰隱患出現。這說明，無論哪種經濟思維，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葯。這也意味著，中國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必然要汲取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作出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詮釋。
改革只能是「中國經濟學」
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
無論是供給學派、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主義，在各國的經濟管理中都不可能單項使用。
上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這是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其一，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形勢與里根時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給學派主張時，美國經濟增長率為負，通脹率為兩位數。而今天的中國經濟仍保持著主要經濟體中相對的高增長勢頭，通脹風險尚未出現。其二，國際背景不同。里根對供給學派的應用，有冷戰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國際背景沒有冷戰因素，各經濟體之間的融合程度達到空前水平。其三，發揮空間不同。經濟形勢的差異，決定了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間，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偏靈活的貨幣政策使用的空間更大。這意味著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交叉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的空間更大。其四，著力點不同。里根時期的「供給側改革」，一個主要著力點是「減」，減少福利開支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主要著力點在於「改」，比如在福利開支方面，從目前的政策運用看，不僅不可能減，相反會繼續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
最關鍵的是，中國具有與美國不同的經濟管理傳統，面對的是不同的經濟現實情境。什麼是中國的經濟現實情境？一方面，供給側不足的弊端已經凸現。在投資面臨邊際效益遞減、出口面臨外部環境不穩定考驗的情況下，刺激消費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一駕馬車。然而，網路消費和出境消費的迅猛增長表明，消費內需已得到足夠的刺激，關鍵在於沒有轉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內需，許多消費力轉為外需。不強化供給側管理和改革，就無法聚集經濟增長的動能。另一方面，現實中還存在供給側不足的許多因素，制約了經濟增長。比如，許多低效或無效產業、企業占據了過多的生產資源，只能「賠本賺吆喝」；舊的調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費內需；滯後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業活力，等等。
這決定了，盡管在減稅、減少政府幹預、防止貨幣發放無序增長等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很可能與美國的供給學派理論和實踐有相似之處，但不會是供給學派理論的照搬照抄。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針對中國經濟現狀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點領域
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供給側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歷史經驗表明，劃定重點領域，進行重點突破是讓改革達到最高效率的最好辦法，越是針對性強的改革越是如此。那麼，「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是什麼？
10月8日至10日，中央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在廣東考察時的講話，給出了部分回答。劉鶴表示，要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屍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把增強企業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引導好社會心理預期，重視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完善商業法制，切實發揮企業家重要作用，著力營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場環境。這預示著，在產業層面，淘汰僵屍企業，化解過剩產能，激發企業活力，將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
④ 里根經濟學和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相同點與不同點是什麼
「里根經濟學」的政策主張來源於「供給側經濟學」（或供給學派），其核心思想是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倡導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特別是把減稅作為核心政策主張。在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之後，里根總統把減稅作為經濟政策的核心，在任期內把最高邊際稅率從70%下降到30%以下。「里根經濟學」甚至認為政府促進經濟增長能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減稅。這種主張可以追溯到美國第30任總統柯立芝的政策實踐，柯立芝總統因此被視為「供給側經濟學之父」。從歷屆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來看，經濟政策具有明顯的黨派差異，而減稅是美國共和黨的傳統經濟政策主張。到了小布希時代，「里根經濟學」的政策主張再次大行其道，對富人大幅度減稅成為小布希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然而，隨著小布希任期的結束，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一直影響到現在的世界經濟。
「里根經濟學」與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經濟發展階段與政策提出背景上存在顯著差異。從發展階段來看，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與里根時代的美國經濟具有很大差異。1980年，美國城鎮化率為73.74%，服務業增加值達63.57%，服務業就業比重為65.70%，這些指標都是發達經濟體的典型標志。相比之下，我國2014年城鎮化率為54.41%，服務業增加值在GDP的比重為48.2%，就業比重為40.6%，收入水平仍處於中等收入階段。其次，從政策提出背景來看，「里根經濟學」面對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出現的「滯脹」現象；而中國當前面臨的情況是低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長率雖出現下調趨勢，但在國際上仍是高增長國家。以上兩方面差別決定了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里根經濟學」的「中國版」是一種幼稚的看法。經濟病症不同，政策葯方自然也不同。
從政策手段來看，「里根經濟學」的主要政策手段是減稅（特別是對富人階層的減稅）。而中國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工具是多元的，既要發揮市場無形之手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也要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導作用，發揮各類政策「組合拳」的合力，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從實施結果來看，「里根經濟學」盡管解決了通貨膨脹問題，但是也產生了長期性的副作用，成為美國經濟發展至今的痼疾。一方面，美國聯邦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由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另一方面，美國的收入分配狀況持續惡化，收入分配明顯傾向於富人階層。與此相對應的是，盡管美國的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但勞動者的小時工資率並沒有明顯上升，表明美國在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成果較少地惠及勞動階層。而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是要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同時，實現可持續發展與共享發展。
⑤ 為什麼中國現在不能搞「里根經濟學」
里根經濟學指里根總統執政期間實行的經濟政策，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削減版政府開支和控制貨幣供應權量的增長，降低通貨膨脹率；通過減稅和加速企業折舊，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礙於生產的規章制度，為企業經營者提供寬松的環境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政策空間，調動企業經營者和投資者各方面的積極性，擺脫停滯和膨脹，促進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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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里根經濟學和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相同點與不同點是什麼
供給側相於需求側涉及供給各面世紀70代發軔於美供應派供給側經濟研究先聲並約10間名根經濟基礎
供給派認產增決定於勞力資本等產要素供給效利用企業提供產要素事經營謀取報酬報酬刺激能夠影響經濟行自由市場自調節產要素供給利用應消除阻礙市場調節素
供給派主要代表物拉弗供給經濟解釋：提供套基於企業刺激析結構隨著刺激改變行積極性刺激所吸引見消極性刺激避政府結構任務於使用其職能改變刺激影響社行
⑦ 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變遷(1000字論文 史論結合)
因為西方忙碌戰爭，放鬆對華經濟侵略，導致短暫民族經濟復興！
⑧ 為什麼中國經濟發展不比美國好
一、美國經濟發展歷程（這里主要研究世紀30年代後的美國經濟發展）（一）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末提到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經濟，我們不得不想到此前的1929~1933的經濟大蕭條，大蕭條從美國蔓延到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造成極大的恐慌，其源於1921年哈定總統上台到1933年胡佛任期結束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1.羅斯福新政開創了資本主義世界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的先例。1934年民主黨富蘭克林-羅斯福上台後，實行了「新政」，對經濟實行強力的國家干預，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首先挽救銀行，然後開展農業復興和工業復興，制定了旨在保護窮人和勞動者的瓦格納法、社會保障法，開展大規模救助，聯邦政府興公共事業，實施美元貶值鼓勵出口等。羅斯福的新政，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摸索出了一條延長壟斷資本主義生命的可行途徑，也就是大力發展非法西斯主義的、走所謂「福利國家」道路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2.杜魯門沿襲政府幹預經濟政策，並從法律上承認並肯定這一政策。羅斯福去世後，杜魯門開展「公平施政」，在經濟政策方面仍然奉行羅斯福的國家干預政策。二戰後，杜魯門總統簽署並由美國國會通過了《1946年就業法》，該法案第一次在美國以法律的形式確認聯邦政府有責任運用他所擁有的一且手段干預經濟，保證最大限度的就業以及經濟增長。這意味著在法律上把促進經濟繁榮、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國威政府責任賦予了聯邦政府，這是在法律上對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的肯定，在美國歷史上有里程碑性質的意義。[1]前後2人5屆20年，體現了政府強力干預經濟並取得明顯效果的試驗，說明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並不是完全放任的，仍需政府的宏觀調控。3.艾森豪威爾政府期間（1953~1961年）1953年，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他擔心新政以來大規模的國家干預，無異於「滑向了社會主義」，因此，他們極力試圖回到「正常狀態」（也就是自由放任的狀態），但美國的現實情況最終使得艾森豪威爾政府接受了新政以來民主黨政府的社會經濟改革，走了一條完全不同於胡佛時代的新共和黨路線——一條中間路線。艾森豪威爾政府期間,面臨的主要經濟問題為通貨膨脹，所以主要的貨幣政策時緊縮性貨幣政策，但當經濟蕭條時也啟用擴張性貨幣政策。4.肯尼迪首次正式將凱恩斯主義的短期擴張性財政政策長期化的實際轉變。1961年，民主黨肯尼迪入主白宮。在經濟政策上，繼續奉行凱恩斯主義，實行以減稅為主的長期增長式財政政策，同時實行以反經濟周期和刺激經濟增長為顯著特點的增長性貨幣政策，以及在和平時期對工資和物價的非強制性管制。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聯邦政府大大加強了對勞動力再生產的干預，以適應社會會發展和科技革命提出的新需要，使「福利國家」設計的范圍迅速擴大。鑒於黑人運動來勢迅猛，國會通過了3大民權立法，從法律上取消了種族隔離制度。肯尼迪發起的阿波羅登月計劃，使美國的科技事業取得了巨大的進展。這次政府幹預，也是政府幹預的最高潮。美國經濟的滯脹局面已初露端倪。3.凱恩斯主義的總結。1969年，共和黨人尼克松入主白宮，它最初嘗試走一條完全不同於新政的保守主義路線，試圖對經濟、社會福利和政府體制進行大規模改革。在經濟政策上，他幾度採取反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在社會福利上，他削減「偉大社會」項目，並提出取代聯邦社會救濟的家庭援助計劃；在政府關繫上主張改變權力集中於華盛頓的流向，實行所謂的新聯邦主義；在民權問題上阻撓以校車接送學童方式消除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制。這些政策的實施，到了1970年，工業生產回升乏力，失業率高達5.9%。這一切使尼克松不得不採取「姑且一試」的國家干預措施。1971年1月4日，尼克松在電視上公開宣布，他要用赤字財政政策來實現充分就業。尼克松任內幾次想擺脫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但每次都不得不走回到國家干預的道路上來。1973年經濟滯脹出現，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快速上升；財政赤字達到高位。這中滯脹局面是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理論無法解釋和解決的。70年代末嚴重的滯漲局面，從事實上終結了單獨長期過度使用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能有效刺激經濟持續增長的理論。同時這個時期，復雜的滯脹經濟形態導致貨幣政策不斷更換，貨幣政策時緊時松，導致經濟基本處於「松-脹-緊-滯-停滯」的惡性循環中。卡特執政時期（1977~1971年），沃克爾任美聯儲主席，他將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從釘住聯邦基金利率改為控制M1的增長速度，來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逐步地控制了美國的通貨膨脹。但是毋庸置疑，凱恩斯主義理論在美國經濟發展起了極大作用，羅斯福新政是對凱恩斯主義的無意識嘗試，帶領美國度過大蕭條，之後的總統沿襲凱恩斯主義理論，創造了二戰後美國經濟的黃金時期，在這基礎上進一步把美國推向了「福利國家」的道路，但同時也造成財政赤字連年增加不斷擴大，導致滯脹危機。（二）20世紀80年代（里根經濟學——供給學派）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仍然是經濟滯脹。當時，無論經濟理論界還是社會其他人都認識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是導致滯脹的主要原因，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又對經濟滯脹束手無策。這種形勢下，里根就任美國總統時，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得到重視，於是，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中凸顯了供給學派的色彩。里根就任期間依據供給學派和現代貨幣主義的政策主張提出的《經濟復興計劃》和《經濟增長和機會的第二任期計劃》中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有：1.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實行「稅制改革」；2.減少聯邦政府支出，減少財政赤字。同時面對滯脹局面，該時期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抑制通貨膨脹。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指導思想主要有確立聯邦儲備系統的獨立地位、強調貨幣政策的長期性和穩定性，使貨幣供應量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需要相適應。同時也保留了一些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作為「相機抉擇性」政策手段用於經濟增長。自里根執政以來，美國的貨幣政策以現代貨幣主義為指導，使貨幣政策較充分的發揮了穩定幣值和物價的作用，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穩定的宏觀環境。但是里根經濟學也帶來了高赤字、高利率和高匯率等嚴重的「三高」現象，直接導致了美國1990~1991年的經濟衰退。（三）20世紀90年代新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實踐柯林頓（1993-2000）入主白宮初期，美國經濟復甦緩慢、失業率高、財政赤字增長失控、勞動增長率慢。面對如此嚴重的問題，柯林頓政府選擇了「折中主義」路線，既要積極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經濟運行的智能，又要充分重視市場機制對經濟運行的基礎性調節作用。這政策來源於理論上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大經濟思潮的「折中」。在政策層面上，柯林頓政府財政創新與重建的基本架構是：在美聯儲中性貨幣政策（堅決抑制通脹和促進經濟適度增長，平衡低失業率、低通脹率和適度經濟增長率）的配合下，實施以增加經濟增長潛力和削減非生產性支出，進而削減財政赤字的緊縮性財政政策；同時這種緊縮性財政政策又伴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徵，使具體的宏觀財政政策微觀化；「增收節支」也被柯林頓經濟學賦予了新的內涵。這一經濟政策去的非常明顯的經濟效果，造就了美國近十年的經濟增長，經濟呈現出「兩低一高」的良好態勢，即低失業率和高經濟增長率，號稱二戰以來美國經濟真正的「黃金時代」。但是高度繁榮背後也孕育著泡沫，泡沫破滅，經濟衰退，2001年以來美國經濟開始急轉直下。（四）2001年以來美國經濟發展2001年布希執政以來，美國經濟已經開始出現衰退跡象，加之「9.11」恐怖襲擊事件，布希採取了以減稅為核心的一系列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不斷上升，隨後由於美國經濟出現了恢復性增長，財政赤字連續三年持續縮減，但又因為石油價格過高、2007年的次貸危機等經濟波動因素，美國經濟增長開始減慢，2008年財政赤字再次出現大幅度增長。新經濟泡沫的破滅及2001年的「9.11」事件，迫使美聯儲一年內連續降息11次，一方面阻止了美國經濟崩潰但也因力度過大，使其靠繼續降息刺激經濟復甦的運作空間大為收斂。2002年聯邦基金利率進入緩降低息階段。通脹率較低，核心通脹率開始明顯降勢，美聯儲以罕見的力度放鬆銀根對於缺乏信心的市場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為消費和投資創造更寬松的流動性環境。2004年受國際油價上漲影響，美國通脹壓力有所加大，美聯儲開始連續17次提息，但通脹率並沒有明顯下降，對美國經濟產生的緊縮性影響有限。2007年，8月，美國爆發次貸危機，為穩定市場遏制經濟衰退，美聯儲開始採取積極的流動性注入為主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並積極拓展貨幣政策的工具和途徑，以增大其貨幣政策的效果。（暫不討論奧巴馬執政，因為其政策效果並未完全顯現，所以不予評論）二、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經濟政策制定的啟示根據以上對美國經濟發展歷程的探究，美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其實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實際經濟情況，另一方面是經濟理論。可以看出，每一階段美國經濟政策都是根據上一階段遺留的經濟問題來制定的，針對性十分強，無論是財政還是貨幣政策都能落到每一個經濟問題。如通脹率高時，一般採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以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從而降低通脹率同時除了羅斯福新政是對凱恩斯主義的無意識實踐，每一經濟政策的制定也是有其理論根源，如里根政府背後的里根經濟學或者說供給學派和現代貨幣主義。除此之外，經濟學是一種理論科學，大多數情況並不能指導實踐，從美國實際可以看出，每屆政府經濟政策並不完全依靠理論制定，是要去試，只有勇於嘗試才能逐漸發展甚至解決問題，羅斯福新政正是解決大蕭條的偉大嘗試的證明。另一角度，給我們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制定的啟示有：在解決市場的周期性波動問題時，政府也不是萬能的，關鍵是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場二者的職能范圍，是市場機制保持其強大的生命力。其次，貨幣政策隨著經濟的變化而變動，但政策的變動始終是在一個不變的目標框架內，即盡力培養一種金融環境以促進或穩定經濟發展。歷史證明，最好的經濟持續增長需要穩定的物價，因此，盡管經濟環境復雜多變，但貨幣政策的基本目標還是落實與非通脹的經濟增長政策。
⑨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什麼啟示
一、美國經濟發展歷程（這里主要研究世紀30年代後的美國經濟發展）
（一）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末
提到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經濟，我們不得不想到此前的1929~1933的經濟大蕭條，大蕭條從美國蔓延到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造成極大的恐慌，其源於1921年哈定總統上台到1933年胡佛任期結束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
1.羅斯福新政開創了資本主義世界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的先例。
1934年民主黨富蘭克林-羅斯福上台後，實行了「新政」，對經濟實行強力的國家干預，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首先挽救銀行，然後開展農業復興和工業復興，制定了旨在保護窮人和勞動者的瓦格納法、社會保障法，開展大規模救助，聯邦政府興辦公共事業，實施美元貶值鼓勵出口等。羅斯福的新政，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摸索出了一條延長壟斷資本主義生命的可行途徑，也就是大力發展非法西斯主義的、走所謂「福利國家」道路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2.杜魯門沿襲政府幹預經濟政策，並從法律上承認並肯定這一政策。
羅斯福去世後，杜魯門開展「公平施政」，在經濟政策方面仍然奉行羅斯福的國家干預政策。二戰後，杜魯門總統簽署並由美國國會通過了《1946年就業法》，該法案第一次在美國以法律的形式確認聯邦政府有責任運用他所擁有的一且手段干預經濟，保證最大限度的就業以及經濟增長。這意味著在法律上把促進經濟繁榮、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國威政府責任賦予了聯邦政府，這是在法律上對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的肯定，在美國歷史上有里程碑性質的意義。[1]前後2人5屆20年，體現了政府強力干預經濟並取得明顯效果的試驗，說明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並不是完全放任的，仍需政府的宏觀調控。 3. 艾森豪威爾政府期間（1953~1961年）
1953年，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他擔心新政以來大規模的國家干預，無異於「滑向了社會主義」，因此，他們極力試圖回到「正常狀態」（也就是自由放任的狀態），但美國的現實情況最終使得艾森豪威爾政府接受了新政以來民主黨政府的社會經濟改革，走了一條完全不同於胡佛時代的新共和黨路線——一條中間路線。艾森豪威爾政府期間,面臨的主要經濟問題為通貨膨脹，所以主要的貨幣政策時緊縮性貨幣政策，但當經濟蕭條時也啟用擴張性貨幣政策。
4.肯尼迪首次正式將凱恩斯主義的短期擴張性財政政策長期化的實際轉變。
1961年，民主黨肯尼迪入主白宮。在經濟政策上，繼續奉行凱恩斯主義，實行以減稅
為主的長期增長式財政政策，同時實行以反經濟周期和刺激經濟增長為顯著特點的增長性貨幣政策，以及在和平時期對工資和物價的非強制性管制。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聯邦政府大大加強了對勞動力再生產的干預，以適應社會會發展和科技革命提出的新需要，使「福利國家」設計的范圍迅速擴大。鑒於黑人運動來勢迅猛，國會通過了3大民權立法，從法律上取消了種族隔離制度。肯尼迪發起的阿波羅登月計劃，使美國的科技事業取得了巨大的進展。
這次政府幹預，也是政府幹預的最高潮。 美國經濟的滯脹局面已初露端倪。 3.凱恩斯主義的總結。
1969年，共和黨人尼克松入主白宮，它最初嘗試走一條完全不同於新政的保守主義路線，試圖對經濟、社會福利和政府體制進行大規模改革。在經濟政策上，他幾度採取反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在社會福利上，他削減「偉大社會」項目，並提出取代聯邦社會救濟的家庭援助計劃；在政府關繫上主張改變權力集中於華盛頓的流向，實行所謂的新聯邦主義；在民權問題上阻撓以校車接送學童方式消除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制。 這些政策的實施，到了1970年，工業生產回升乏力，失業率高達5.9%。這一切使尼克松不得不採取「姑且一試」的國家干預措施。1971年1月4日，尼克松在電視上公開宣布，他要用赤字財政政策來實現充分就業。 尼克松任內幾次想擺脫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但每次都不得不走回到國家干預的道路上來。1973年經濟滯脹出現，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快速上升；財政赤字達到高位。這中滯脹局面是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理論無法解釋和解決的。70年代末嚴重的滯漲局面，從事實上終結了單獨長期過度使用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能有效刺激經濟持續增長的理論。
同時這個時期，復雜的滯脹經濟形態導致貨幣政策不斷更換，貨幣政策時緊時松，導致經濟基本處於「松-脹-緊-滯-停滯」的惡性循環中。卡特執政時期（1977~1971年），沃克爾任美聯儲主席，他將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從釘住聯邦基金利率改為控制M1的增長速度，來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逐步地控制了美國的通貨膨脹。
但是毋庸置疑，凱恩斯主義理論在美國經濟發展起了極大作用，羅斯福新政是對凱恩斯主義的無意識嘗試，帶領美國度過大蕭條，之後的總統沿襲凱恩斯主義理論，創造了二戰後美國經濟的黃金時期，在這基礎上進一步把美國推向了「福利國家」的道路，但同時也造成財政赤字連年增加不斷擴大，導致滯脹危機。 （二）20世紀80年代（里根經濟學——供給學派）
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仍然是經濟滯脹。當時，無論經濟理論界還是社會其他人都認識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是導致滯脹的主要原因，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又對經濟滯脹束手無策。這種形勢下，里根就任美國總統時，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得到重視，於是，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中凸顯了供給學派的色彩。
里根就任期間依據供給學派和現代貨幣主義的政策主張提出的《經濟復興計劃》和《經濟增長和機會的第二任期計劃》中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有：1.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實行「稅制改革」；2.減少聯邦政府支出，減少財政赤字。
同時面對滯脹局面，該時期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抑制通貨膨脹。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指導思想主要有確立聯邦儲備系統的獨立地位、強調貨幣政策的長期性和穩定性，使貨幣供應量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需要相適應。同時也保留了一些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作為「相機抉擇性」政策手段用於經濟增長。自里根執政以來，美國的貨幣政策以現代貨幣主義為指導，使貨幣政策較充分的發揮了穩定幣值和物價的作用，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穩定的宏觀環境。
但是里根經濟學也帶來了高赤字、高利率和高匯率等嚴重的「三高」現象，直接導致了美國1990~1991年的經濟衰退。
（三）20世紀90年代新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實踐
柯林頓（1993-2000）入主白宮初期，美國經濟復甦緩慢、失業率高、財政赤字增長失控、勞動增長率慢。面對如此嚴重的問題，柯林頓政府選擇了「折中主義」路線，既要積極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經濟運行的智能，又要充分重視市場機制對經濟運行的基礎性調節作用。這政策來源於理論上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大經濟思潮的「折中」。
在政策層面上，柯林頓政府財政創新與重建的基本架構是：在美聯儲中性貨幣政策（堅決抑制通脹和促進經濟適度增長，平衡低失業率、低通脹率和適度經濟增長率）的配合下，實施以增加經濟增長潛力和削減非生產性支出，進而削減財政赤字的緊縮性財政政策；同時這種緊縮性財政政策又伴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徵，使具體的宏觀財政政策微觀化；「增收節支」也被柯林頓經濟學賦予了新的內涵。
這一經濟政策去的非常明顯的經濟效果，造就了美國近十年的經濟增長，經濟呈現出「兩低一高」的良好態勢，即低失業率和高經濟增長率，號稱二戰以來美國經濟真正的「黃金時代」。但是高度繁榮背後也孕育著泡沫，泡沫破滅，經濟衰退，2001年以來美國經濟開始急轉直下。
（四）2001年以來美國經濟發展
2001年布希執政以來，美國經濟已經開始出現衰退跡象，加之「9.11」恐怖襲擊事件，布希採取了以減稅為核心的一系列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不斷上升，隨後由於美國經濟出現了恢復性增長，財政赤字連續三年持續縮減，但又因為石油價格過高、2007年的次貸危機等經濟波動因素，美國經濟增長開始減慢，2008年財政赤字再次出現大幅度增長。
新經濟泡沫的破滅及2001年的「9.11」事件，迫使美聯儲一年內連續降息11次，一方面阻止了美國經濟崩潰但也因力度過大，使其靠繼續降息刺激經濟復甦的運作空間大為收斂。2002年聯邦基金利率進入緩降低息階段。通脹率較低，核心通脹率開始明顯降勢，美聯儲以罕見的力度放鬆銀根對於缺乏信心的市場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為消費和投資創造更寬松的流動性環境。2004年受國際油價上漲影響，美國通脹壓力有所加大，美聯儲開始連續17次提息，但通脹率並沒有明顯下降，對美國經濟產生的緊縮性影響有限。2007年，8月，美國爆發次貸危機，為穩定市場遏制經濟衰退，美聯儲開始採取積極的流動性注入為主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並積極拓展貨幣政策的工具和途徑，以增大其貨幣政策的效果。
（暫不討論奧巴馬執政，因為其政策效果並未完全顯現，所以不予評論）
二、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經濟政策制定的啟示
根據以上對美國經濟發展歷程的探究，美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其實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實際經濟情況，另一方面是經濟理論。
可以看出，每一階段美國經濟政策都是根據上一階段遺留的經濟問題來制定的，針對性十分強，無論是財政還是貨幣政策都能落到每一個經濟問題。如通脹率高時，一般採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以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從而降低通脹率
同時除了羅斯福新政是對凱恩斯主義的無意識實踐，每一經濟政策的制定也是有其理論根源，如里根政府背後的里根經濟學或者說供給學派和現代貨幣主義。
除此之外，經濟學是一種理論科學，大多數情況並不能指導實踐，從美國實際可以看出，每屆政府經濟政策並不完全依靠理論制定，更多是要去試，只有勇於嘗試才能逐漸發展甚至解決問題，羅斯福新政正是解決大蕭條的偉大嘗試的證明。
另一角度，給我們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制定的啟示有：
在解決市場的周期性波動問題時，政府也不是萬能的，關鍵是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場二
者的職能范圍，是市場機制保持其強大的生命力。
其次，貨幣政策隨著經濟的變化而變動，但政策的變動始終是在一個不變的目標框架內，即盡力培養一種金融環境以促進或穩定經濟發展。歷史證明，最好的經濟持續增長需要穩定的物價，因此，盡管經濟環境復雜多變，但貨幣政策的基本目標還是落實與非通脹的經濟增長政策。
⑩ 十九世紀德國社會福利思想對當代中國的借鑒意義
在德國福利模式里，公司和企業的「共同決策」既是工會強大的表現，也是工會依靠集體談判制度提高其工資福利待遇的主要手段，這是德國式「工作福利」的主要特徵。但是，德國企業「共同決策」的法律地位在日本企業里則更多地表現為長期承諾和終身僱用，這是日本式「工作福利」的主要特徵。所以，就勞資合作與工人福利來說，雖然都與職業密切相聯，但在日本，企業很重要，在工人眼裡僱主是個大家長，而在德國，階級則更重要，在工人眼裡他們是兩個對立集團。
第一個啟發是，我國福利制度建設應該有個明確目標，否則，走一步看一步，就很容易走彎路。目前我國福利制度正處於立法密度最大的重要歷史關頭，《社會保險法》和《社會救助法》正在擬議中，待各項制度都建立起來，有了剛性，就難以調頭了，這就是日本的教訓。1973年石油危機使日本「福利元年」受挫，80年代英國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在全球資本主義世界掀起的對福利制度的「革命運動」更使日本無所適從：一方面它要滿足國內的願望，應付國外的壓力，發展福利制度，另一方面，對福利制度「西化」的憂慮使它不得不採取措施以維持東亞儒家傳統文化中的家庭中心主義特色；這一矛盾表現在福利政策上，就是福利支出膨脹與福利收縮的交替出現。
第二個啟發是，從這次世界經濟危機和日本的經驗教訓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選擇性模式應對經濟波動的彈性和適應性更大一些，並且這個模式更符合儒家傳統文化，也符合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當然剛才說過，支出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不大，關鍵問題還是應該選擇一個適合中國社會和國民長期利益的模式。選擇性模式的特點是繳費型的保險制度水平要適當，非繳費型的保障制度要花大力氣去建設，不能走偏，不能走樣，不能過高，在這方面要吸取日本的教訓。選擇性模式強調支出目標群體要瞄準。很顯然，普救性制度不太適合我國國情，因為它應對外部需求和經濟波動的能力較差。
這就是第三個啟發：社保制度建設和社保立法要量力而行，不可超越經濟發展水平。否則，有些立法將會欲速則不達。我覺得，我國2008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就有一些經驗教訓。韓國也曾有過類似的兩個教訓。一是韓國早在1963年就制訂了「醫療保險法」，但因種種原因，包括認識不統一和財力不足等原因，最終沒有實施，結果是在14年後的1977年才開始部分實施，又過了12年之後的1989年才全面實施。第二是1988年韓國開始實行國民年金制度時，實行的是較低的費率標准和較高的待遇水平的方案即「低費率—高待遇」的制度目標，後來由於始終處於收不抵支的狀態，加重了國家財政的負擔。經預測，這個制度到2036年時將出現赤字，到2047年基金將會枯竭，為此，韓國不得不在1998年和2007年兩次進行「年金法改革」，以調整費率標准和待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