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國經濟法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有哪些
我國經濟法產生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在改革開放以及建立和加強經濟法制建設的大背景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經過長期，深入，廣泛的學術爭鳴和理論探索，我國經濟法劃清了自己與傳統法律部門如民商法，行政法之間的界限，明確了自己的價值定位，建立了系統完整的科學體系.
當前中國經濟法立法正處於中度發展狀態，有必要對經濟法的未來發展提出若干構想.重新審視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今後十幾年裡經濟法立法不可迴避的問題，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公平效率並重」是社會發展對經濟法立法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採用的經濟政策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將經濟效益放在首位，但是，在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貧富差距也隨之形成並有擴大形勢，統計數據也明確反映了這個現實.在未來的十幾年裡，我國的經濟法立法不得不關注經濟公平問題，在立法保護對象的傾向性應偏向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
我國的經濟法立法已經完成了法律部門的分化，對經濟法進行清理，匯編，編纂，並制定某種形式的法典是經濟法立法發展的趨勢，也是經濟法立法技術的最高體現.
在市場經濟初步成長的中國，法律移植仍然是未來十幾年經濟法立法的一種主要方法.首先，所移植借鑒的西方經濟法與我國當前的社會環境具有相似性.其次，植體本身較強的生命力.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法能夠回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② 經濟法產生的經濟基礎
經濟法產抄生的經濟基礎：19世紀以後，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原始積累已基本完成，市場體系得到進一步完善，商品的生產與交換比較充分，這時的市場條件已經比較接近完全的自由競爭市場，市場「看不見的手」已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要想更好地解決市場自由競爭中產生的問題，就必須要運用政府幹預經濟的手段來解決市場經濟中出現的矛盾。由於政府因素的介入，打破了傳統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界限，就不能夠單純的運用公法或私法手段來解決這些矛盾，所以，就必須要出現新的法律部門—經濟法來解決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矛盾。
③ 如何理解經濟法產生的規律
經濟法產生背景問題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論題之一，然而，我國以往對該論題的探討存在標准不一、各行其是的缺陷，動搖了經濟法體系的根基。事實上，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只能是國家針對市場缺陷進行干預，謀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公益協調共生的歷史產物。在此前提下，各國經濟法產生的具體歷史背景又不盡相同，中國的經濟法產生背景尤其復雜：一方面，市場經濟以及相應的私法精神不夠發達，另一方面，缺乏自律的干預又時有發生。
一、通說的缺陷
國內各種教材或著作在論及經濟法產生背景時，通常存在如下缺陷：
1．分別闡述不同地域或國家經濟法產生發展過程，一般是美國—德國和日本—中國，有的還涉及到東歐和蘇聯經濟法產生發展情況，但並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結論。從科學角度看，這種論述方法是不妥當的，更讓人感覺到似乎世界范圍內經濟法產生背景千差萬別，無可比性。
2．關於「經濟法」的含義標准不統一。由於「經濟法」這一概念可以在經濟法規范和經濟法部門甚至經濟法學等多重含義上來理解，因此，含義不同，結論就不盡相同，甚至相去甚遠。如果把經濟法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法規范，必然得出經濟法與國家、法律同時出現的結論。這種思路的缺陷在於，表面上以歷史沿革為主線，實際卻無視歷史事實，更無法將經濟法同其他法律部門相區分，最終喪失了經濟法的獨立性；如果把經濟法理解為法律部門，則經濟法產生不過是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的事情。
可見在明確闡述經濟法產生背景問題上，統一經濟法的含義是關鍵性的前提。否則，表面上製造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虛假的繁榮，實際上卻無益於該學科的發展。從其他法律學科研究的啟示來看，將經濟法理解為部門法，進而考察經濟法產生的背景，才是合適的。
3．論者前後標准不一。其典型的思路是將近代以前的「經濟法」界定為經濟法規范，而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界定為獨立的部門法。例如，「國家出現以後，便要對社會經濟進行一些這樣那樣的干預、管理，發生國家經濟管理關系，並以法的形式予以調整。這種調整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法，便是早期的經濟法……那時的經濟法不是作為獨立部門法而存在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嚴格地說，它只是經濟法性質的法。」[1]這種對近代以前「經濟法」採取「寬容」態度的本意也許在於表明經濟法並非在現代社會突然產生，而是有著歷史發展的漸進性和必然性。但作為科學研究的態度，這種寬容是不可取的。筆者認為，經濟法並無近代以前和現代意義上經濟法之分。
正如李昌麒先生所言，學者們對經濟法產生的表述並無實質區別[3]，而這正好可以作為我們探討經濟法產生背景的共同平台和基本前提。基於此，下文將進行經濟法產生一般背景比較分析，對學者達成共識的事實不再贅述，而只是針對共識本身進行更為細致的解析、梳理，總結經濟法產生背景的共性和個性。目的只是尊重事物發展的「求同存異」的基本規律，並應用於我國經濟法的基礎理論研究。
二、經濟法產生一般背景比較分析
馬克思主義認為，事物是共性與個性的矛盾統一，經濟法產生也遵循這一規律，即經濟法產生背景雖然表面看來千差萬別，但仍有共性的規律可循，分析如下：
總體上，經濟法產生有兩個淵源，即以美國為代表的暫稱之為和平主義的自然演進型經濟法與以德日等為代表的戰爭經濟法（包括蘇俄），前者常被稱為經濟法產生的「常態」，後者則為「非常態」。的確，在前者，經濟法產生與戰爭並不直接關聯，而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時期過渡的必然產物，是在和平（美國本土遠離戰爭策源地）的環境中，國家順應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調整經濟管理職能，有目的立法的結果，並與二戰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一脈相承。學界通常將競爭法比作經濟憲法和經濟法誕生的標志，而最早在美國產生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1890）便是這個論斷的注腳。而該法既與經濟危機對策無關，也與戰爭無涉。而在後者，經濟法產生卻往往直接與戰爭的蓄意發動、戰時保障以及戰後重建等戰爭諸要素相關，體現出濃重的戰爭法味道，更與戰後和平發展時期作為一種經常的國家適度干預手段的經濟法不同。
但是這樣的表述並不否認兩個經濟法產生淵源存在的共性。實際上，只要我們承認，經濟法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種新型手段，而暫不考慮具體國家基於何種目的進行干預，我們就應得出二者之間存在共性的必然結論，即經濟法產生背景源於兩個基本的前提：市場經濟和社會公益的追求。首先，不論美國還是德日等國，在經濟法產生之時都是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前提的。不同的是美國素有自由的傳統，其市場經濟在沒有外界力量介入的情況下自然生長，充分發展，至壟斷產生，負面影響凸顯，國家以「看得見的手」主動進行干預。德日等國的資本主義則是在外界力量介入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產生的，並因為其發展時間較短，又較多地具有封建色彩，因而也成為戰後經濟民主化、自由化的重要原因。前者可稱為市場主導型，後者可稱為政府主導型。其次，經濟法本質在於國家針對市場的天然缺陷進行必要干預，將個體正當利益的追逐限制在社會公益的前提下，追求二者的協調統一。表面上看，美國經濟法中才真正體現出社會公益，即維護自由競爭秩序，從而維護美國的自由傳統，而德日經濟法由於戰爭法的味道濃厚，其體現的不過是被軍閥、財閥控制的政府或國家的利益，而與社會公益有天壤之別。但本質上各國經濟法立法都是統治階級謀求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協調的反映。
④ 現代經濟法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您好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是市場缺陷的存在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1）市場缺陷的存在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的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國家並不怎麼介入經濟生活，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再加上產業革命的完成，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使社會經濟發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像的變化，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會問題的產生，人們發現，市場不是萬能的，國家應轉變職能，不能只是充當守護神，應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承擔起監督、管理的職責。具體市場的缺陷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市場障礙的存在
所謂市場障礙是指市場調節機製作用的障礙。主要指競爭秩序的問題。競爭是市場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競爭市場就沒有動力，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便不能啟動。但競爭必然伴隨著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這兩件副產品。因為競爭的過程加快了部分經營者擴大其資本與經營規模的進程，以致形成對市場的支配地位和壟斷，導致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產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驅使某些競爭者採取各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這兩種行為的後果是使某些競爭者獲得超額利潤；正當競爭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市場調節機制不能充分有效的發揮作用。
第二、市場的惟利性
市場的惟利性是指投資經營者所關注的是經濟利益，並往往表現為眼前可實現的利益；對於當前贏利率低或無利可圖甚至虧本或者投資期限長、風險大的行業或產品，人們往往不願投資。而在這些領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業、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以及其他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或可能制約國民經濟長遠發展和總體效益的行業，即使不能盈利或虧損，也應當進行適度投資。而這顯然是不能指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
第三、市場調節機制的被動性及滯後性
這是因為市場調節是一種事後調節。因為從投資、生產運營到市場價格形成和信息反饋，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各個企業和個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滯後，不能適時調整其投資經營決策，往往等到市場供求嚴重失調、產品大量滯銷過剩時才作出反映，這是市場的第三個缺陷。
（2）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大型組織的產生及其影響
現代的商業組織起源於中世紀的庄園制度，以及17世紀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將企業發展起來，則是由現代的運輸業和通訊業，尤其是鐵路的發展決定的。現代企業的規模擴大、不斷的一體化，僅僅不到200年的歷史。
這個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直到19世紀中期，企業的規模受到技術、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業，主要的交易結構是生產商和代理商之間的聯系，合夥公司仍然是商業企業的標准合法形式。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隨著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管理技術的改進，降低了企業內部交易的成本，促使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項目成了人們的投資重點，融資的需要促進了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會計和信用制度也發展起來，這進一步加劇了資本集中。另一方面，為了應付由於社會整體生產缺乏計劃所帶來的危機對產業的沖擊，巨型企業開始出現，這種巨型企業採用各種形式組織起來，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業形成壟斷的同時，小企業也不甘示弱，它們組成行業協會，尋求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工人、農民等也組織起來，如1886年美國勞工聯合會成立，1870年成立了農人協進會。
越來越多的大型組織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導致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原來的二元結構發展到私人—組織—國家的三元結構。
企業組織的擴大，首先是對私人權利造成了損害。表現之一是壟斷的形成，導致了消費者利益受損和經濟生活中的公平競爭弱化。另外大組織通過對市場份額的佔有，對生產的獨占，在向他人提供產品的時候，導致契約雙方的談判實力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契約自由」導致了卡特爾協議、濫用權利等行為的膨脹，這些行為的目的在於限制競爭，從而損害了小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
而企業擴大之後，權力出現了。這不僅僅存在於企業的上下級關系、僱傭關系中，也存在於企業和個人、大企業和小企業之中。組織擴大之後，首先在生產領域獲得了權力，包括控制權，改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在競爭機制中，消費者通過價格機制來控制經濟體系，而在組織擴大之後，公司日益進入非競爭性的定價活動之中，越來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場交易發生了變化，非壟斷方的自由和權利變成了Yes、No的選擇權。大型企業同樣對國家提出了挑戰，他們在政治上操縱選舉和國家政策，財團、財閥、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國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對內控制，然後是對外影響政治生活。
（3）國家的能動反應
基於市場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組織的挑戰，國家作出了相應的反應。
如美國在羅斯福執政後，變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國家干預政策。美國在制定《謝爾曼法》的過程中，一位參議員對經濟權力集中發表了猛烈的批評「如果這種結合導致的集中權力被賦予一個人，那麼這是一種君王般的特權；這是與我們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應當遭到州和全國當局的強烈抵制。如果有什麼錯誤，這就是錯誤所在。如果我們不能忍受一個擁有政治權力的君主，我們同樣不能忍受一個對生產、運輸、生活必需品的銷售擁有權力的君王；如果我們不能服從任何帝王，同樣也不應當服從任何在貿易方面擁有阻礙競爭和固定任何商品價格的獨裁者。」經濟權力的集中和國家對不正當經濟權力的打擊，這兩個步驟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來表示這個過程是最恰當不過了。在這個過程延續了100年以後，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是從以下幾方面來作出反應的：
（1）消除市場競爭的障礙，阻止組織的擴大，限制組織的成長。這是國家的最早反映，由此出現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國的大型企業組織起源於鐵路和通訊業，國家的第一個反應也在於此。1870年伊利諾伊州在憲法中要求政府「通過各項法律去矯正鐵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貨運費方面不公正的區別對待和敲詐行為」。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法》明確表示：「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聯合、共謀、壟斷而限制貿易的行為是違法或犯罪的行為」
（2）針對市場普通主體不願介入的公共、公益事業等行業和產品，大規模發展出國家所有權，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微觀上自由競爭和私人行為的無序性，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國有產業來替代私有組織。一來可以實現現代企業的生產和效率，二來可以填補空白，二來可避免私人挑戰國家和大企業侵犯私人權利。
（2）調整總量平衡，保持社會均衡發展。成了國家的核心職責，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規范的產生。以往的私法僅僅調整微觀主體和微觀行為，競爭的宏觀無序性往往導致總量失衡，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的產生。法律無能為力。而新的法律規范的制定，則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來引導市場這支無形之手。當然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於市場的規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聯儲降息，表面看取決於格林斯潘，實際上格林斯潘決定是否降息，取決於商業銀行之間的貼現率，他是被動的。
（4）企業內部的結構設置、權利安排、財務事宜等，成為法律規范的對象。在自由經濟時期，這些問題由企業自主安排，國家法律不予干涉。而今企業和公司法、會計法、稅法、審計法等的頒布，使這些社會關系紛紛被披上法律的外衣。
謝謝
⑤ 經濟法產生發展的原因和一般規律如何
學術探討。建議當面溝通交流。
⑥ 關於經濟法的一些問題
.2016年2月，長期向B公司提供各種產品的A公司生產的產品被有關部門認定為不合格產品，B公司要求停止進貨，A公司認為B公司停止進貨是違約行為，應承擔相應責任。問，A公司觀點正確嗎？為什麼？
⑦ 經濟法產生的根本原因是
經濟法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場本身存在缺陷而導致市場失靈。
經濟法學界普遍認為，「市場失靈」是經濟法產生的根本原因，因而也應該是經濟法價值生成的根源性因素
⑧ 經濟法興起的原因，考試的簡答題，在線等~~~~~~~~~~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是市場缺陷的存在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1）市場缺陷的存在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的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國家並不怎麼介入經濟生活，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再加上產業革命的完成，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使社會經濟發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像的變化，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會問題的產生，人們發現，市場不是萬能的，國家應轉變職能，不能只是充當守護神，應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承擔起監督、管理的職責。具體市場的缺陷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市場障礙的存在
所謂市場障礙是指市場調節機製作用的障礙。主要指競爭秩序的問題。競爭是市場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競爭市場就沒有動力，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便不能啟動。但競爭必然伴隨著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這兩件副產品。因為競爭的過程加快了部分經營者擴大其資本與經營規模的進程，以致形成對市場的支配地位和壟斷，導致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產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驅使某些競爭者採取各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這兩種行為的後果是使某些競爭者獲得超額利潤；正當競爭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市場調節機制不能充分有效的發揮作用。
第二、市場的惟利性
市場的惟利性是指投資經營者所關注的是經濟利益，並往往表現為眼前可實現的利益；對於當前贏利率低或無利可圖甚至虧本或者投資期限長、風險大的行業或產品，人們往往不願投資。而在這些領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業、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以及其他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或可能制約國民經濟長遠發展和總體效益的行業，即使不能盈利或虧損，也應當進行適度投資。而這顯然是不能指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
第三、市場調節機制的被動性及滯後性
這是因為市場調節是一種事後調節。因為從投資、生產運營到市場價格形成和信息反饋，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各個企業和個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滯後，不能適時調整其投資經營決策，往往等到市場供求嚴重失調、產品大量滯銷過剩時才作出反映，這是市場的第三個缺陷。
（2）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大型組織的產生及其影響
現代的商業組織起源於中世紀的庄園制度，以及17世紀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將企業發展起來，則是由現代的運輸業和通訊業，尤其是鐵路的發展決定的。現代企業的規模擴大、不斷的一體化，僅僅不到200年的歷史。
這個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直到19世紀中期，企業的規模受到技術、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業，主要的交易結構是生產商和代理商之間的聯系，合夥公司仍然是商業企業的標准合法形式。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隨著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管理技術的改進，降低了企業內部交易的成本，促使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項目成了人們的投資重點，融資的需要促進了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會計和信用制度也發展起來，這進一步加劇了資本集中。另一方面，為了應付由於社會整體生產缺乏計劃所帶來的危機對產業的沖擊，巨型企業開始出現，這種巨型企業採用各種形式組織起來，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業形成壟斷的同時，小企業也不甘示弱，它們組成行業協會，尋求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工人、農民等也組織起來，如1886年美國勞工聯合會成立，1870年成立了農人協進會。
越來越多的大型組織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導致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原來的二元結構發展到私人—組織—國家的三元結構。
企業組織的擴大，首先是對私人權利造成了損害。表現之一是壟斷的形成，導致了消費者利益受損和經濟生活中的公平競爭弱化。另外大組織通過對市場份額的佔有，對生產的獨占，在向他人提供產品的時候，導致契約雙方的談判實力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契約自由」導致了卡特爾協議、濫用權利等行為的膨脹，這些行為的目的在於限制競爭，從而損害了小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
而企業擴大之後，權力出現了。這不僅僅存在於企業的上下級關系、僱傭關系中，也存在於企業和個人、大企業和小企業之中。組織擴大之後，首先在生產領域獲得了權力，包括控制權，改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在競爭機制中，消費者通過價格機制來控制經濟體系，而在組織擴大之後，公司日益進入非競爭性的定價活動之中，越來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場交易發生了變化，非壟斷方的自由和權利變成了Yes、No的選擇權。大型企業同樣對國家提出了挑戰，他們在政治上操縱選舉和國家政策，財團、財閥、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國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對內控制，然後是對外影響政治生活。
（3）國家的能動反應
基於市場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組織的挑戰，國家作出了相應的反應。
如美國在羅斯福執政後，變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國家干預政策。美國在制定《謝爾曼法》的過程中，一位參議員對經濟權力集中發表了猛烈的批評「如果這種結合導致的集中權力被賦予一個人，那麼這是一種君王般的特權；這是與我們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應當遭到州和全國當局的強烈抵制。如果有什麼錯誤，這就是錯誤所在。如果我們不能忍受一個擁有政治權力的君主，我們同樣不能忍受一個對生產、運輸、生活必需品的銷售擁有權力的君王；如果我們不能服從任何帝王，同樣也不應當服從任何在貿易方面擁有阻礙競爭和固定任何商品價格的獨裁者。」經濟權力的集中和國家對不正當經濟權力的打擊，這兩個步驟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來表示這個過程是最恰當不過了。在這個過程延續了100年以後，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是從以下幾方面來作出反應的：
（1）消除市場競爭的障礙，阻止組織的擴大，限制組織的成長。這是國家的最早反映，由此出現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國的大型企業組織起源於鐵路和通訊業，國家的第一個反應也在於此。1870年伊利諾伊州在憲法中要求政府「通過各項法律去矯正鐵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貨運費方面不公正的區別對待和敲詐行為」。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法》明確表示：「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聯合、共謀、壟斷而限制貿易的行為是違法或犯罪的行為」
（2）針對市場普通主體不願介入的公共、公益事業等行業和產品，大規模發展出國家所有權，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微觀上自由競爭和私人行為的無序性，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國有產業來替代私有組織。一來可以實現現代企業的生產和效率，二來可以填補空白，二來可避免私人挑戰國家和大企業侵犯私人權利。
（2）調整總量平衡，保持社會均衡發展。成了國家的核心職責，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規范的產生。以往的私法僅僅調整微觀主體和微觀行為，競爭的宏觀無序性往往導致總量失衡，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的產生。法律無能為力。而新的法律規范的制定，則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來引導市場這支無形之手。當然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於市場的規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聯儲降息，表面看取決於格林斯潘，實際上格林斯潘決定是否降息，取決於商業銀行之間的貼現率，他是被動的。
（4）企業內部的結構設置、權利安排、財務事宜等，成為法律規范的對象。在自由經濟時期，這些問題由企業自主安排，國家法律不予干涉。而今企業和公司法、會計法、稅法、審計法等的頒布，使這些社會關系紛紛被披上法律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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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 | 2006-5-21 18:06 超超2008 | 十二級
您好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是市場缺陷的存在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1）市場缺陷的存在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的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國家並不怎麼介入經濟生活，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再加上產業革命的完成，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使社會經濟發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像的變化，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會問題的產生，人們發現，市場不是萬能的，國家應轉變職能，不能只是充當守護神，應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承擔起監督、管理的職責。具體市場的缺陷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市場障礙的存在
所謂市場障礙是指市場調節機製作用的障礙。主要指競爭秩序的問題。競爭是市場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競爭市場就沒有動力，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便不能啟動。但競爭必然伴隨著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這兩件副產品。因為競爭的過程加快了部分經營者擴大其資本與經營規模的進程，以致形成對市場的支配地位和壟斷，導致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產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驅使某些競爭者採取各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這兩種行為的後果是使某些競爭者獲得超額利潤；正當競爭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市場調節機制不能充分有效的發揮作用。
第二、市場的惟利性
市場的惟利性是指投資經營者所關注的是經濟利益，並往往表現為眼前可實現的利益；對於當前贏利率低或無利可圖甚至虧本或者投資期限長、風險大的行業或產品，人們往往不願投資。而在這些領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業、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以及其他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或可能制約國民經濟長遠發展和總體效益的行業，即使不能盈利或虧損，也應當進行適度投資。而這顯然是不能指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
第三、市場調節機制的被動性及滯後性
這是因為市場調節是一種事後調節。因為從投資、生產運營到市場價格形成和信息反饋，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各個企業和個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滯後，不能適時調整其投資經營決策，往往等到市場供求嚴重失調、產品大量滯銷過剩時才作出反映，這是市場的第三個缺陷。
（2）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大型組織的產生及其影響
現代的商業組織起源於中世紀的庄園制度，以及17世紀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將企業發展起來，則是由現代的運輸業和通訊業，尤其是鐵路的發展決定的。現代企業的規模擴大、不斷的一體化，僅僅不到200年的歷史。
這個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直到19世紀中期，企業的規模受到技術、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業，主要的交易結構是生產商和代理商之間的聯系，合夥公司仍然是商業企業的標准合法形式。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隨著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管理技術的改進，降低了企業內部交易的成本，促使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項目成了人們的投資重點，融資的需要促進了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會計和信用制度也發展起來，這進一步加劇了資本集中。另一方面，為了應付由於社會整體生產缺乏計劃所帶來的危機對產業的沖擊，巨型企業開始出現，這種巨型企業採用各種形式組織起來，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業形成壟斷的同時，小企業也不甘示弱，它們組成行業協會，尋求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工人、農民等也組織起來，如1886年美國勞工聯合會成立，1870年成立了農人協進會。
越來越多的大型組織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導致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原來的二元結構發展到私人—組織—國家的三元結構。
企業組織的擴大，首先是對私人權利造成了損害。表現之一是壟斷的形成，導致了消費者利益受損和經濟生活中的公平競爭弱化。另外大組織通過對市場份額的佔有，對生產的獨占，在向他人提供產品的時候，導致契約雙方的談判實力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契約自由」導致了卡特爾協議、濫用權利等行為的膨脹，這些行為的目的在於限制競爭，從而損害了小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
而企業擴大之後，權力出現了。這不僅僅存在於企業的上下級關系、僱傭關系中，也存在於企業和個人、大企業和小企業之中。組織擴大之後，首先在生產領域獲得了權力，包括控制權，改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在競爭機制中，消費者通過價格機制來控制經濟體系，而在組織擴大之後，公司日益進入非競爭性的定價活動之中，越來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場交易發生了變化，非壟斷方的自由和權利變成了Yes、No的選擇權。大型企業同樣對國家提出了挑戰，他們在政治上操縱選舉和國家政策，財團、財閥、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國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對內控制，然後是對外影響政治生活。
（3）國家的能動反應
基於市場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組織的挑戰，國家作出了相應的反應。
如美國在羅斯福執政後，變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國家干預政策。美國在制定《謝爾曼法》的過程中，一位參議員對經濟權力集中發表了猛烈的批評「如果這種結合導致的集中權力被賦予一個人，那麼這是一種君王般的特權；這是與我們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應當遭到州和全國當局的強烈抵制。如果有什麼錯誤，這就是錯誤所在。如果我們不能忍受一個擁有政治權力的君主，我們同樣不能忍受一個對生產、運輸、生活必需品的銷售擁有權力的君王；如果我們不能服從任何帝王，同樣也不應當服從任何在貿易方面擁有阻礙競爭和固定任何商品價格的獨裁者。」經濟權力的集中和國家對不正當經濟權力的打擊，這兩個步驟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來表示這個過程是最恰當不過了。在這個過程延續了100年以後，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是從以下幾方面來作出反應的：
（1）消除市場競爭的障礙，阻止組織的擴大，限制組織的成長。這是國家的最早反映，由此出現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國的大型企業組織起源於鐵路和通訊業，國家的第一個反應也在於此。1870年伊利諾伊州在憲法中要求政府「通過各項法律去矯正鐵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貨運費方面不公正的區別對待和敲詐行為」。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法》明確表示：「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聯合、共謀、壟斷而限制貿易的行為是違法或犯罪的行為」
（2）針對市場普通主體不願介入的公共、公益事業等行業和產品，大規模發展出國家所有權，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微觀上自由競爭和私人行為的無序性，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國有產業來替代私有組織。一來可以實現現代企業的生產和效率，二來可以填補空白，二來可避免私人挑戰國家和大企業侵犯私人權利。
（2）調整總量平衡，保持社會均衡發展。成了國家的核心職責，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規范的產生。以往的私法僅僅調整微觀主體和微觀行為，競爭的宏觀無序性往往導致總量失衡，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的產生。法律無能為力。而新的法律規范的制定，則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來引導市場這支無形之手。當然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於市場的規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聯儲降息，表面看取決於格林斯潘，實際上格林斯潘決定是否降息，取決於商業銀行之間的貼現率，他是被動的。
⑨ 關於經濟法的問題
1）募集設立的，發起人認購股份不得少於35%
2）發行股票溢價收入計入資本公積-股本溢價，資本公積不得用於發放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