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如何預防犯罪
錢 鯤
【內容提要】法律的經濟分析在西方近年來取得的迅速的發展，成為法律哲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分支，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被應用於分析各個部門法以及重大的社會問題。犯罪問題是經濟分析的重要內容，對於如何預防犯罪，經濟學的貢獻在於將犯罪理解為理性的活動進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注重防範犯罪的司法活動的效率，提供了新的約束犯罪的思路。從而開辟了不同於社會學和犯罪學研究的新的預防犯罪研究的範式。
【關鍵詞】犯罪 預防犯罪 經濟分析
一、引言
20世紀後25年，法學理論的最重大發展也許是經濟學被不斷廣泛的應用於法學研究的各個領域[1：第三版序言]，以前，法律經濟學只是局限用於對市場交易行為的分析，應用經濟學對法律進行的分析，也限於經濟法領域，如反壟斷法和金融市場管制，現在，隨著經濟學開始對非市場行為的分析，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逐漸滲透於法律的各個領域，其中，對犯罪行為的經濟分析發展極為迅速，犯罪的經濟分析可以溯源至邊沁，在相隔二百多年後，美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第一次系統的、規范的對犯罪作了經濟分析，將犯罪行為與經濟行為如消費、生產等等同起來，認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種重要活動或產業，也存在成本與收益等典型的經濟學問題，因此犯罪可以從財富最大化的角度出發，綜合運用經濟學的概念、判斷和結論對犯罪的產生原因、運行過程、社會危害進行分析，並進而尋求實現有效率的犯罪預防和犯罪控制策略。在貝克之後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開始對犯罪學和經濟學進行交叉研究，犯罪經濟分析的方法和理論成果逐漸成熟.。犯罪經濟學的理論側重於解釋特定的刑法規則或政策存在的經濟意義，預測特定的刑事政策將會產生何種後果，以及運用經濟學分析工具提出相應的刑事政策意見，其中，犯罪經濟學對於如何預防犯罪貢獻了一些不同於其它學科的分析方法以及提出了基於效率的預防犯罪的政策意見。
二、犯罪經濟學對預防犯罪的分析
1、司法成本的運用
如同任何稀缺性資源，旨在預防犯罪的司法活動（在此採用廣義的司法概念，包括警察、法院、監獄、檢察機關的相關活動）是需要成本的，政府對於針對犯罪行為的司法活動的投入是有限度的，每一年，政府根據財政預算撥款用於預防犯罪，因此產生兩個需要運用經濟分析分析的問題，下文將分別論述。其一，投入越多的成本是否越能夠制止犯罪行為。並且投入多少政府預算到預防犯罪中才能產生最大化的收益。對於前一個問題，需要經濟學的定量分析方法，並依賴於統計學和社會學抽樣調查方法，在此，引用美國學者的研究結論，[2：150]芝加哥大學的學者斯蒂芬·萊維特在其一系列論文中探討了一個社區中警察數量和監禁人數對於犯罪率的影響，結果發現警察對暴力犯罪，比如謀殺、搶劫等有最強的威懾效果，實際上，他估計暴力犯罪對警察的彈性大約是1.0，即一個城市的警力增加10%，有望使該城市的暴力犯罪下降10%，至於財產犯罪，比如入室盜竊、偷車，擁有更多的警察影響要小一些，彈性估計是0.3，意味警力增加10％，將促使財產犯罪降低3％。這樣的研究結論無疑表明政府對於司法活動的資源投入越多就越能使犯罪數量降低。但是，政府投入成本是有限度的，投入多少成本用於預防犯罪才是最有效率的？根據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當投入的邊際成本等於獲得的邊際收益時財富最大化，也就是說，政府最後投入的一單位預防犯罪成本應該等於收益。舉例來說，當投入10000元預防犯罪能產生因為犯罪未發生而獲得的收益15000元，當繼續投入下一個10000元時，產生的收益為12000元，繼續投入下一個10000元，收益為10000元，此時如果再投入10000元成本的話，產生的收益將少於10000元。雖然繼續投入成本仍舊將減少犯罪，但是由於收益少於成本，財富使用最大化的標准將要求政府不再繼續投入，與其將這些成本用於司法活動，不如將其用於其它方面更能阻止犯罪，能產生超過成本的收益，效率更高。（請記住，經濟分析的目標就是財富使用的最大化）畢竟司法活動遠不是預防犯罪的唯一方法。教育、反貧困措施都能夠起到預防犯罪的作用，這將在下文有所涉及。其二，投入的成本如何在不同的防範犯罪的司法機關進行分配。起到預防犯罪作用的機關很多，警察、法院、檢察、監獄等機關都有預防犯罪的職能，那麼，應該給每個機關分配多少司法成本才能達到最優配置呢？微觀經濟學中的等邊際效應可以解決這個問題。[3：69]簡單的表述就是效用的最大化的基本條件是每一單位成本在每一方面的支出產生的收益相同。具體而言，某一給定規模的法律實施預算范圍之內，政府必須決定生產要素的最優組合。理想的組合是勞動力或資本投入的任一方面每增加一元，將會提供增加相同數量的法律實施效應。如果在警察部門每增加一元，就產生出比用於法院同樣一元更大的阻止犯罪效應，那麼警察就會贏得投資。顯然投入不能以如此少的數額進行衡量，但不可分割性問題或生產中的起伏，並不改變這一基本論點。
2、犯罪成本的制約
一定懲罰的方式和嚴重程度可以起到防止犯罪的效果，早在功利主義創始人邊沁的《立法理論》中就闡述了這一原理，邊沁認為刑罰產生的痛苦要大於犯罪人犯罪所獲得的快樂。否則對理性的犯罪人而言，將會產生犯罪的激勵。現代經濟學對於如何懲罰犯罪從而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的分析在邊沁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由於犯罪罪名方式繁多，犯罪經濟學的分析只是針對一般類型的犯罪進行）應用的分析工具是經濟學中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理性的犯罪人會考慮犯罪的成本和收益，當收益小於成本是，他將放棄犯罪，當收益大於成本時，他將選擇犯罪，犯罪產生兩種收益，財產收益和精神收益，[4：128]犯罪的成本來自於兩個方麵包括懲罰產生的成本和犯罪活動的機會成本。為預防犯罪，懲罰產生的成本必須大於犯罪收益，對於犯罪產生的財產收益，必須給予剝奪且可以附加相應的罰金。針對精神收益，刑罰將會產生一種精神成本，主要是恥辱成本。從這一點來看，刑罰具有不可或缺性。同時懲罰的嚴厲程度要考慮兩方面的情況，首先，懲罰幾率越低的犯罪，懲罰應當越嚴重，因為犯罪人考慮的預期懲罰的成本是懲罰嚴厲程度乘以風險機率即懲罰機率。其次，不同程度的犯罪行為必須處以不同的懲罰，舉例來說，如果普通搶劫也將面臨死刑的話，這無異於鼓勵犯罪人殺害被搶劫者，因為犯罪人此時從事其它的犯罪活動將不負擔任何成本，[5：10]並且殺害被害人可以有效降低被懲罰的機率。
犯罪的機會成本主要用於分析財產犯罪，是指從事犯罪活動而必然損失的收益，犯罪人從事犯罪活動的時間和投入和其它資本可以用於正當的職業來獲得收入，這就是機會成本。為了預防犯罪，必須增大犯罪人的機會成本，很明顯，令人絕望的貧困增多了盜竊、搶劫等的犯罪。對他們而言機會成本幾乎可以忽略，反貧困的措施比如增加義務教育的投入使人們更容易的獲得正當職業的收入，實行再分配的政策都可以有效降低犯罪。（我國一直提倡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在此方面深具經濟理性）
3、內生制度的重視
前述兩點的經濟分析都是基於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理論，主要是一種邊際分析方法，而關於內生制度的分析來源於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主要是經驗研究方法。制度分為外在制度和內生制度，外在制度是國家法律，內生制度包括慣例、倫理、習俗和私人規則。[6：126－127]制度可以有效約束犯罪，通常人們習慣於依賴國家法律預防犯罪，確實，刑法以及與此相關的法律有效減少了犯罪，但是，絕不能忽視內生制度的作用，慣例、倫理、習俗、私人規則對於維護社會穩定控制犯罪作用甚至超過國家法律，回想一下，古代中國鄉土社會中僅依賴慣例、倫理、習俗、私人規則就形成了超穩定的社會結構。基於此點，一方面要重視和挖掘慣例、倫理、習俗、私人規則的作用來解決糾紛，防止犯罪。另一方面，外在制度對於穩定的內生制度應該具有兼容性，即國家法律應該不違背穩定的慣例、倫理、習俗和私人規則。否則，外在制度不僅不能有效預防犯罪，反而對於犯罪有生成作用，內生制度的穩定性甚至可以迫使國家制度最終做出退讓。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例子，美國政府1920年－1933年發布的禁酒令由於違背了習俗，造成了犯罪劇增，以至聯邦政府不堪重負，結果不得不在憲法中以第十三修正案取代第八修正案，取消了禁酒。
三、結語
犯罪經濟學基於經濟學理性人假設和對資源稀缺性的認識，應用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和理論模型，對如何預防犯罪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對傳統上屬於社會學和犯罪學研究的領域以經濟學獨特的研究方法為我們樹立了交叉學科研究的典範。雖然經濟學分析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基於功利主義立場，但源於西方的犯罪經濟學仍舊有其巨大價值值得我們在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中借鑒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