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宏觀經濟學，在索羅模型中，技術進步是決定長期產出增長的唯一因素。判斷正誤
正確
㈡ 試分析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哪些宏觀經濟學
制約經濟增長的因素：
（1）資源約束。包括自然條件、勞動力素質、資本數額回等方面。
（2）技術約束答。技術水平直接影響生產效率。
（3）體制約束。體制規定了人們的勞動方式、勞動組織、物質和商品流通、收入分配等內容，規定了人們經濟行為的邊界。
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
調整利率政策
稅收政策
財政政策
匯率政策
㈢ 宏觀經濟學中論述經濟增長因素!從勞動、資本、技術、資源分析！！急求！期末考試題！！
經濟增長，代表的來是一國潛在的自GDP或國民產出的增加。長期以來，各國都將經濟增長視為重要的政策目標。而宏觀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的要素是：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以及技術。
人力資源，也就是勞動力，包括勞動力的規模和工人素質。提高勞工的知識水平、健康程度和紀律意識，以及提高勞工的電腦操作技能，都將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
自然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土壤和氣候等。以往，許多國家憑借豐富的自然資源而發展起來，但是，在當今世界上，自然資源的擁有量並不是經濟發展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資本，包括設備、產房和社會基本資本。資本的形成對經濟的增長產生巨大的影響。
技術變革和創新，包括科學與工程知識的質量，管理技術以及發明創造的收益。
早期的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和馬爾薩斯，強調土地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這屬於古典動態模型。但是隨著人口的增加，土地將被佔有和開發，土地變得稀缺，人口變得擁擠。到第一次工業革命，技術和資本帶來了動力機器，增加了產量，這是新古典模型。這時，資本積累和新技術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支配性力量。
㈣ 宏觀經濟學，在solow模型中,投入因素不能解釋長期經濟增長。判斷正誤
Solow-Swan模型中（請別忘記澳大利亞經濟學家Swan的貢獻，稱Solow-Swan模型好），長期經濟增長是而且僅僅由回技術進步產生。答 但是索羅-斯旺沒有解釋技術進步從哪裡來，如何推動經濟增長。所以solow模型稱為外生模型，其後的研究則轉向了內生性經濟增長模型的研究， Arrow.Uzawa.Romer等
㈤ 宏觀經濟學經濟水平的決定因素有哪些
is-lm曲線模型的利率理論
倡導者：希克斯，漢森
基本觀點：利率是由商回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達答到均衡時決定的。
主要內容：
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均衡的國民收入取決於總支出，總支出中的投資支出又取決於利率，而利率取決於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貨幣需求中由交易動機和謹慎動機引起的貨幣需求又是收入的增函數。可見，利率與收入之間存在著相互決定的關系，利率與收入是同時決定的。從利率決定收入的情況看，在儲蓄與投資相等時，利率影響投資，投資進而決定收入水平。在儲蓄與投資相等的條件下，可以得到一條利率-收入曲線，即is曲線。在這條曲線上，利率在商品市場均衡條件下引起收入反向變動；
從收入決定利率情況看，在貨幣供求均衡時，收入通過貨幣需求決定利率。在貨幣供求均衡的條件下可以得到一條收入-利率曲線，即lm曲線，在這條曲線上，收入在貨幣市場均衡條件下引起利率同向變動。只有在is曲線與lm曲線相交時，其交e上的收入和利率才是均衡的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因為這時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都是均衡的。任何偏離該e點的情況都會導致經濟的自發調節，從理論上講，將產生向e點逼近的壓力，促使利率和收入在相互決定的過程中達到均衡。
㈥ （宏觀經濟學）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有什麼區別到底哪些是外生因素哪些是內生因素
說明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區別
內生增長理論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揭示經濟增長率差異的原因和解釋持續經濟增長的可能。
盡管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為說明經濟的持續增長導入了外生的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率，但外生的技術進步率和人口增長率並沒有能夠從理論上說明持續經濟增長的問題。
內生增長理論是基於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發展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突破在於放鬆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假設並把相關的變數內生化。
在引進技術創新、專業化分工和人力資本之後，內生增長理論得出以下結論：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而勞動分工程度和專業化人力資本的積累水平是決定技術創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實施的某些經濟政策對一國的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影響。
索洛模型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和改變資本一產出比率為常數的假定，發展了哈羅德一多馬模型，但索洛仍然沒將技術進步作為重要因素納入模型，這是一個重大缺陷，因為技術進步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是現實中一個明顯的事實。
內生變數是在經濟體系內部由純粹經濟因素影響而自行變化的變數，通常不被政策因素所左右，如市場經濟中的價格、利率、匯率等變數。
外生變數是在經濟機制中受外部因素主要是政策因素影響，而非經濟體系內部因素所決定的變數。
供參考。
㈦ 宏觀經濟學，在索羅模型中，技術進步是決定長期產出增長的唯一因素。判斷正誤
不是唯一而是主要因素 資本還有人口增長等都是因素
㈧ 宏觀經濟學經濟水平的決定因素有哪些
（1）在長期，一國生產物品和勞務的能力決定著該國居民的生活水平。首先，內GDP是衡量一國經濟福利容的一項重要指標。實際GDP衡量了該國滿足其居民需要和願望的能力。從一定程度講，宏觀經濟學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決定了GDP的水平和GDP的增長。其次，在長期，GDP依賴於勞動、資本和技術在內的生產要素。當生產要素增加和技術水平提高時，GDP增長。（2）在短期，總需求能夠影響一國生產的物品和勞務的數量。雖然經濟生產物品和勞務的能力是長期中決定GDP的基礎，但在短期，GDP也依賴於經濟的總需求，進而所有影響總需求的變數的變化能夠引起經濟波動。更高的消費者信心、較大的預算赤字和較快的貨幣增長都可能增加產量和就業，從而減少失業。（3）預期在決定經濟的行為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居民和企業如何對政策的變化做出反應決定了經濟變化的規模，甚至有時還決定著經濟變動的方向。（4）在長期，總產出最終會回復到其自然水平上。這一產出水平取決於自然失業率、資本存量和技術的狀態。（5）無論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還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承認，經濟的長期總供給曲線是一條位於潛在產量水平上的垂直線。
㈨ 求以 我國宏觀稅收負擔分析 為題的稅收經濟學論文
經濟學財政稅收稅收理論 - 我國宏觀稅收負擔水平的選擇和優化
據美國財經雜志《福布斯》發表的2005年度的「稅負痛苦指數（Tax Misery Index）指出 ，從2000年開始進入福布斯的統計以來，中國的宏觀稅收負擔指數便一路上揚，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位居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數躍升全球第二。，我們無法客觀評價該指數的合理性和真實性，但是，任何時候都需要合理確定政府稅收收入規模，即確定一個合理的宏觀稅收負擔水平。在這一水平下，既能滿足政府對稅收收入的需要，又在整個的承受能力之內，不會對社會產生負面。因此，理性地界定宏觀稅收負擔的合理水平並實現其優化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宏觀稅收負擔水平的界定：影響因素與國際經驗
（一）宏觀稅收負擔水平的影響因素
宏觀稅負是指一個國家的總體稅負水平，一般通過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稅收總量占同期GDP的比重來反映。准確把握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需要全面、充分、地考察和影響宏觀稅負水平高低的因素，從中找出性的認識，正確處理宏觀稅負與這些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一般說來，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高低的決定因素主要有經濟增長水平、政府職能范圍和政府非稅收入規模。
1.經濟增長水平因素。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宏觀稅負水平的高低與經濟增長水平正相關。經濟增長水平愈高，社會產品愈豐富，人均GDP的水平就愈高，這樣稅基就比較寬廣，整個社會稅收的承受能力就強。因此，經濟增長水平較高的經濟發達國家，其宏觀稅負水平要高於發展中國家。從上講，宏觀稅負水平增長應與生產力發展水平協調同步。據有關專家測定，西方國家稅收收入增長對GDP增長的彈性系數通常大於1，而這一彈性系數在我國保持在0.8左右是比較合適的。
2.政府職能范圍因素。一定時期宏觀稅負水平的高低取決於政府職能范圍的大小。政府職能范圍寬、事權多，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數量就多，宏觀稅負水平就應高一些，反之則低。社會中政府的規模和作用范圍日益擴大。政府職能范圍拓展，必將使政府支出的規模不斷膨脹，要求有較大規模的稅收來支持，這樣必然要求宏觀稅負水平不斷提高。在稅收收入成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用一定時期財政支出占稅收收入的比重來反映稅收對政府履行其職能的支持程度。根據灰色模型的測定量，稅收規模對政府履行其職能提供穩定的支持，一般應滿足：-0.03<政府職能稅收支持的發展系數<+0.03.
3.從非稅收入規模因素。稅收並不是政府籌集財政資金的惟一方式和渠道。在衡量宏觀稅負水平時，需要考察政府通過非稅方式取得的收入規模的大小。因為一定時期內整個社會創造的可供分配使用的GDP是一個定量，政府的各種收入都來源於當期社會所創造的GDP，在滿足政府一定支出需要的情況下，通過非稅形式取得的收入規模大，通過稅收取得的收入規模必然減少。在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以上繳利潤代替稅收，從而導致稅制結構簡單，稅收數量減少，財政收入中企業利潤的份額大，而稅收的份額則相應少，宏觀稅負水平也隨之較低。但是合理的稅負，則要求稅收收入與非稅收入相結合，統籌安排。從各國財政收入構成看，都有或多或少的非稅收入。如日本、美國、法國、荷蘭、 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國中央政府的非稅收入占稅收收入的比重都在10%左右。發展中國家非稅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約為15%～25%.所以，稅收負擔並不是納稅人的全部負擔，政府取得財政收入也不僅僅只有稅收一種形式。要保證宏觀稅負水平合理化，首先應保證政府收入形式規范化。按照灰色模型的測定量，在政府收入形式較為規范的條件下，實際稅收狀態與稅收基本能力的發展系數的差距應小於0.03.
（二）宏觀稅收負擔水平的國際經驗
早在1983年，原世界銀行部顧問基思？馬斯頓採用實證分析，選擇21個國家，通過比較分析揭示了宏觀稅負水平與經濟增長的基本關系。他得出的結論是：低稅國家的人均GDP增長率、公共消費與私人消費的增長幅度、投資增長率和出口增長率、社會就業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均大於高稅國家。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變數關系是：稅收佔GDP的比值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就下降0.36%.高稅收負擔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這幾乎成為一個普遍的規律，而對低收入國家來說，提高宏觀稅負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尤為明顯。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各國在確定宏觀稅負水平時非常重視的一個重要因素。通過對各種類型國家宏觀稅負水平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是逐步上升的，目前的平均水平為30%以上；發展中國家稅負平均水平一般在16%~20%之間。
按照稅收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進行綜合分析，從發展中國家稅負水平的一般情況看，15%～25％這個區間的宏觀稅負水平較為適宜，比較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和平均利潤水平。
二、我國宏觀稅收負擔水平的分析
（一）宏觀稅收負擔水平與經濟增長水平的比較
一般認為，隨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一個國家人均GDP水平增加，宏觀稅負水平也不斷提高。我國人均GDP水平自1991年以來一直保持著6%以上的年增長率，是宏觀稅負水平提高的基礎。但是由表2可見，從1994年以後，稅收佔GDP比重的增長要高於人均GDP水平的增長速度。我國稅收收入增長對GDP增長的彈性系數在1996年以前是小於1的，即稅收增長速度低於經濟增長速度。從1996年開始，稅收收入增長對GDP增長的彈性系數超過1，在2005年達1.285.從稅收收入增長對GDP增長的彈性系數的變化，可以明顯地看出近幾年我國宏觀稅負在多年下降滯後轉向升高趨勢，具有一定的恢復性質。但是，這一上升的過程恰好發生在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時期，與宏觀經濟調控的方向相背離。
（二） 宏觀稅收負擔水平與政府執行職能需要的比較
我國尚處於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政府和市場的分工尚不完全清晰，政府職能的界定還存在不規范之處，這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調整。但應看到，雖然我國財政收入逐年增長，仍不能完全保證政府職能部門運轉及公共支出的基本需要。不少基層政府仍是「吃飯財政」。我國財政在增加農業、、等重點支出方面雖然盡了很大努力，但仍然難以滿足各方面發展的需要。以教育為例，我國財政用於教育的支出佔GDP的比重1994年為2.19%，到2005年為2.54%，仍然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從發展的需要看，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需求也會不斷地增加，公共支出佔GDP比重的不斷擴大已是被許多國家發展實踐證明了的一個規律。目前我國在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環境、縮小地區發展差異、促進要素流動、提高國際競爭能力等各方面都對公共支出水平有著越來越高的要求。
我國財政除了公共支出增長的壓力以外，還存在著相當大的潛在的財政支出負擔。多年的國債已經積累到相當規模，每年的國債還本付息支出已經佔了財政收入一個不小的比例。雖然1997年以後國債規模的擴大與宏觀經濟調控的需要有關，並不完全是因為財政困難所致，但是財政每年要承擔相當數量的國債還本付息任務。以2005年為例，國債還息支出達730億元，占財政支出的13.2%；國債還本支出為1579.82億元，占當年債務收入的37.8%.在新的社會保障制度運行和人口的老齡化過程中，為支付改革前參加工作的老職工的社會保障開支和承擔越來越多的老齡人口的社會保障負擔，也形成財政潛在負債。沖銷部分國有銀行呆賬和地方政府償還債務也將是財政不可迴避的一個負擔。從這些方面看，我國目前稅收佔GDP比重水平與政府職能履行所要求的財力水平是不夠適應的。
（三）宏觀稅收負擔水平與企業負擔的比較
宏觀稅負水平與企業稅負有關，但兩者又是不同的。企業稅負水平主要取決於其適用稅種的實際稅率的高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稅負水平的高低是影響宏觀稅負水平高低的基礎性因素。宏觀稅負水平除了受稅種和稅率的影響之外，還受到稅基和稅源范圍的影響，即使稅種和稅率不變，甚至有所減少和下降時，如果稅基和稅源擴大，也有可能導致宏觀稅負水平上升。如歐盟各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持續採取降低稅率的措施，但其宏觀稅負仍不斷上升，歐盟經濟貨幣聯盟區域2005年稅收佔GDP比率高達45%，使宏觀稅負達到新高，比美國和日本高出14%.其原因就是歐盟各國在降低稅率的同時，採取了擴大稅基和加強征管的措施。因此企業的稅負輕重並不能簡單地看這個國家的稅收／GDP比率，而且要看這個國家基本稅種的稅率。
我國近幾年宏觀稅率上升，但企業基本稅種的名義稅率並沒有變化，工商稅收各稅種的法定稅率仍然保持在1994年稅制改革時的水平上。企業的實際稅率則是有升有降，一方面由於財稅部門加強稅收征管，糾正地方政府隨意減免稅收等措施而使實際稅率上升；另一方面，1994年以來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新的稅收優惠措施，如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稅收優惠、對西部地區的稅收優惠、提高出口產品的退稅率等，則起到了降低企業實際稅率的作用。當然，在不同產業、不同類型企業之間，實際稅率的這種升降分布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比較客觀地看，近年宏觀稅負上升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增加了企業的稅負。
通過上述分析，作者得出以下幾點結論：（1）我國政府制度內的收入（指預算內和預算外收入的總和）佔GDP的比重與國際上相近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接近，尚在正常范圍內。但是還存在相當大的制度外政府收入，加大了政府實際集中資源的比例。（2）我國宏觀稅負上升的過程中，企業的法定稅率並未提高，總體上講是屬於恢復性和發展性的上升。但是企業確實存在基本稅率較高與制度外非規范負擔過重的。（3）雖然宏觀稅負上升，稅收收入有了較大的增長，但政府為執行基本職能和滿足基本公共需要的財力仍然存在不足現象。（4）我國近年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高於GDP的增長速度，稅收彈性系數提高較多，與經濟低速增長時期擴張性財政政策目標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宏觀稅負水平的合理化並不單純是稅率水平調整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