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p計量經濟學_為什麼中國經濟發展沒有可持續性

『壹』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包括哪些方面

勞動、資本和土地三種生產要素。

全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ctivity）：「部分要素生產率」的對稱。產量同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部要素是勞動、資本和土地這三種生產要素的總稱。全部要素生產率由於把產量變動和全部要素投入量變動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因此，能全面衡量生產率變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美國經濟學家肯德里克（J.W.Kendrick）認為，經濟增長率來自要素投入量的增長率和全部要素生產率兩個方面。

(1)tfp計量經濟學擴展閱讀

計算方法比較

1、增長會計法

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方法可歸結為兩大類：一類是增長會計法，另一類是經濟計量法。增長會計法是以新古典增長理論為基礎，估算過程相對簡便，考慮因素較少，但主要缺點是假設約束較強，也較為粗糙；而經濟計量法利用各種經濟計量模型估算全要素生產率，較為全面地考慮各種因素的影響，但估算過程較為復雜。

2、索洛殘差法

索洛殘差法最早由羅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1957）提出，基本思路是估算出總量生產函數後，採用產出增長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長率後的殘差來測算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故也稱生產函數法。在規模收益不變和希克斯中性技術假設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就等於技術進步率。

3、經濟計量法

由於增長會計法存在著較多缺陷，後人提出很多經濟計量方法，以期藉助各種經濟計量模型和計量工具准確地估算出全要素生產率。

隱性變數法(LV)

隱性變數法的基本思路是，將全要素生產率視為一個隱性變數即未觀測變數，從而藉助狀態空間模型利用極大似然估計給出全要素生產率估算。具體估算中，為了避免出現偽回歸，需要進行模型設定檢驗包括數據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

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的方法很多，常見的有ADF單位根檢驗和JJ協整檢驗。由於產出、勞動力和資本存量數據的趨勢成分通常是單位根過程且三者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所以往往利用產出、勞動力和資本存量的一階差分序列來建立回歸方程。

潛在產出法(PO)

索洛殘差法和隱性變數法在估算全要素生產率時，都暗含著一個重要的假設即認為經濟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此時，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就等於技術進步率。換言之，這兩種方法在估算全要素生產率時，都忽略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能力實現改善即技術效率提升的影響。

潛在產出法也稱邊界生產函數法正是基於上述考慮提出的，其基本思路是遵循法雷爾的思想，將經濟增長歸為要素投入增長、技術進步和能力實現改善（技術效率提升）三部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就等於技術進步率與能力實現率改善之和；估算出能力實現率和技術進步率，便給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

『貳』英語太爛，跪求幫助翻譯

表1顯示第一欄的社會回報率進行產業從研發同一行業內的公司。這些估計范圍從17%,達34%。第二欄顯示社會回歸歸因於研發以一個行業,但用於另一種(例如,研發進行了在一個上游產業)。估計的社會回報率在此研發是否有顯著較高。將兩個一起意味著一種社會回報率約為100%。這些估計是很大程度上依賴數據的製造業。
實證結果的社會回報率對研發整合到宏觀經濟模型內生創新和增長由瓊斯和威廉姆(1998)。他們顯示那估計的社會回報率研發文學(如下。研究表1)實際上提供一個下界到真正的社會回報率,一旦我們採取考慮到這個動態一般均衡效果在內生此言增長的文學.
另一種方法,那就是這些模型將低估了社會回報率對研發他們認為,模仿是免費的。然而,知識是「隱性」的性格:它需要時間和努力來解釋新想法給別人,並編號的發明在手冊與新教科書。這意味著模仿本身也可以costly.6最近的工作了此言一出戲劇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發,不僅導致新的創新,而且在提高企業的能力去模仿。但是不僅刺激創新研發方面也發揮著重要的角色在採用現有的工藝。經驗證據可以支持這些觀點。
雷丁和范·Reenen(2000)給出實證的體制對研發的回報率組成的影響是通過創新和生產力通過增加潛在影響的模仿行為。這第二部分將會如何尤為重要的公司、行業、國家落後於技術邊境。創新和技術轉讓的潛在來源提供兩個生產力為國家增長背後的科技前沿。一個國家的距離技術前沿被用作一種直接測量的潛在技術轉移, 在邊境被定義為每個產業為國家擁有最高水平的嗎全要素生產率(TFP)。一個國家背後的進一步的技術前沿、更大的潛在的研發來增加TFP增長通過技術更先進的countries.7轉移格里菲斯孫俐。(2000)提供計量經濟學證據,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在研發費用研究發現別人的同化作用以及它傳統的一個來源的創新。

『叄』怎麼把工業企業資料庫弄成面板數據

中國工業企業資料庫的使用現狀和潛在問題聶輝華江艇楊汝岱  提要：在經驗研究中，企業級的微觀數據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成為海內外學者研究中國企業行為和績效的主要資料庫之一。但是該資料庫存在樣本匹配混亂、變數大小異常、測度誤差明顯和變數定義模糊等嚴重問題，忽視這些問題可能會導致研究結果錯誤。本文介紹了該資料庫的基本情況和使用現狀，指出了該資料庫的若幹缺陷，並根據現有研究提供了若干改進建議。關鍵詞：企業數據工業企業微觀計量製造業生產率 JEL 分類號：C33 D24 L22 L60 一、引言數據是經驗研究的細胞，因此數據質量的好壞直接決定了經驗研究的活力。最近十多年來，國際經濟學界越來越重視使用微觀面板數據（longitudinal micro-level data）的研究。相對於宏觀數據或行業數據，微觀的企業數據或個體數據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第一，微觀面板數據包含了更多信息，例如企業的所有制、規模和出口等狀態，這些信息對於企業行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微觀面板數據同時包含了時間維度和個體維度，有助於解決計量經濟學中的個體異質性問題，更容易保證估計的一致性；第三，微觀面板數據增加了觀測值個數，使得估計更有效率。對於產業組織理論、企業理論、公司金融、國際貿易、收入分配和勞動供給等研究領域來說，經驗研究的數據主要就是微觀數據。伴隨微觀計量經濟學的引入和國內外微觀資料庫的開放，中國經濟學者越來越重視微觀數據的開發和使用，並生產了很多基於微觀數據的研究成果。一些中國資料庫甚至被全世界各國學者使用，這一方面表明中國問題越來越受到國際經濟學界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數據的質量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特別是，相當多海內外學者使用了「中國工業企業資料庫」（Chinese in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① ，其研究成果廣泛發表在包括《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如Song等，2011）、《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如Hsieh和Klenow， 2009）和《經濟研究》等國際和國內著名學術期刊上。作為一個由中國國家統計局收集的資料庫，它的優點是樣本大、指標多、時間長。但是，它畢竟不是一個由學術機構發布的數據庫，因此在很多方面還不太符合學術研究的嚴格要求，其缺陷包括樣本匹配混亂、指標存在缺失、指標大小異常、測度誤差明顯和變數定義模糊等嚴重問題。我們認為，如果研究者沒有察覺到這些數據缺陷，並且採取有效的方法緩解或消除這些缺陷，那麼就會對經驗研究的結果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會導致錯誤的結果。而錯誤的結果對於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來說，不僅浪費了時間和精力，而且可能會產生誤導作用。鑒於此，我們認為有必要詳細地、嚴謹地討論中國工業企業資料庫的基本情況、使用現狀，指出其存在的問題，並盡可能提供解決問題的建議。我們希望，本文的分析不僅有助於潛在使用者了解該資料庫的研究現狀和未來  聶輝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人大企業與組織研究中心，北京市 100872；email: [email protected]。江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人大企業與組織研究中心，[email protected]；楊汝岱，湘潭大學消費研究院，[email protected]。作者感謝何帆對寫作本文提供的建議，感謝屠順傑提供的助研工作，同時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提供的有益建議。本文的研究得到姚洋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中長期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趨勢研究（09&ZD020）」和聶輝華、楊汝岱分別主持的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項目的資助，特此鳴謝。文責自負。 ① 一些英文文章將該資料庫名稱翻譯為「China Annual Survey of Instrial Firms」或「China Annual Survey of Manufacturing Firms」。 1 本文發表於《世界經濟》2012 年第5 期方向，而且有助於他們更准確地使用該資料庫，從而推進相關領域的研究。當然，作為該數據庫的使用者之一，我們並不能保證我們全面地熟悉了該資料庫，並且我們對問題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定的研究傾向。二、資料庫基本信息我們首先簡單地描述資料庫的基本情況。中國工業企業資料庫由國家統計局建立，它的數據主要來自於樣本企業提交給當地統計局的季報和年報匯總。該資料庫的全稱為「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資料庫」，其樣本范圍為全部國有工業企業以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其統計單位為企業法人。這里的「工業」統計口徑包括「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的「採掘業」、「製造業」以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三個門類，主要是製造業（占 90%以上）。這里的「規模以上」要求企業每年的主營業務收入（即銷售額）在 500 萬元及其以上，2011 年該標准改為2000 萬元及其以上。基於上述統計口徑的資料庫自1998 年開始採集，但多數學者使用的工業企業資料庫涉及的年份在1999－2007 年之間。由於該資料庫的主要成份為製造業企業，在統計口徑上與其它國家的產業分類比較一致，而且一些變數（例如資本、研發投入和出口交貨值）更容易度量，因此使用者通常析出該資料庫中的製造業企業。製造業的統計口徑包括從農副食品加工業、食品製造業到工藝品及其它製造業、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等30 個大類（二位數行業），對應於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GB/T4754—2002）中的代碼 13－43（沒有 38）。為了保持企業樣本的完整性，同時與現有研究具有可比性，我們以1999－2007 年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作為我們分析該資料庫的主要樣本。 1999－2007 年中國工業企業資料庫包括了 200 多萬個觀測值，每年的樣本企業數量從 1999 年的大約16 萬家逐年遞增到2007 年的大約33 萬家。 ① 在9 年樣本期內，總共有大約 55 萬家企業出現，包括上市公司。顯然，這是一個巨大的非平衡面板數據。由於企業關閉、改制、重組等各種原因，只有4 萬6 千多家企業（約占樣本企業總數的8%）連續出現在整個樣本期間。該資料庫樣本占據了中國工業企業的絕大部分比例。根據具有可比性的 2004 年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年報，當年工業企業銷售額為218442.81 億元。而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當年全部樣本企業的銷售額為195600 億元，約佔全國的89.5%。 ② 目前，除了經濟普查資料庫，中國工業企業資料庫是可獲得的最大的企業級資料庫。表1 描述了1999－2007 年企業總數和國有、集體、民營、外資企業（含港澳台企業）的份額變化。可以看出，國有和集體企業的比例在顯著減少，從1999 年的三分之二下降到2007 年的不足十分之一，而民營企業的比例從不足 20%迅速增加到超過 70%。該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市場經濟結構的劇烈變動。表1 中國工業企業的類型、數目和比例年份國有比例% 集體比例% 民營比例% 外資比例% 總數 1999 52817 32.86 53507 33.29 27757 17.27 26652 16.58 160733 2000 44665 27.66 49383 30.58 39192 24.27 28240 17.49 161480 2001 36781 21.67 42528 25.06 59208 34.89 31178 18.37 169695 2002 31570 17.55 38237 21.25 75884 42.18 34208 19.02 179899 2003 25157 12.93 32334 16.62 98698 50.74 38318 19.70 194507 ① 學者們使用的該資料庫可能有幾個不同的來源，但是內容相差很小。 ② 經濟普查的工業企業銷售額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二號）》，工業企業資料庫中的工業企業銷售額來自作者計算。 2 本文發表於《世界經濟》2012 年第5 期 2004 27403 9.89 26896 9.70 165864 59.85 56976 20.56 277139 2005 18520 6.86 23875 8.84 171603 63.53 56112 20.77 270110 2006 16209 5.40 20983 6.99 202417 67.43 60585 20.18 300194 2007 11724 3.50 19355 5.78 236823 70.68 67174 20.05 335076 來源：作者根據資料庫計算事實上，工業企業資料庫也是最全面的企業資料庫。該資料庫包括企業的兩類信息，一類是企業的基本情況，另一類是企業的財務數據。企業的基本情況包括：法人代碼、企業名稱、法人代表、聯系電話、郵政編碼、具體地址、所屬行業、注冊類型（所有制）、隸屬關系、開業年份和職工人數等指標。企業的財務數據包括：流動資產、應收賬款、長期投資、固定資產、累計折舊、無形資產、流動負債、長期負債、實收資本、主營業務收入、主營業務成本、營業費用、管理費用、財務費用、營業利潤、利稅總額、廣告費、研究開發費、工資總額、福利費總額、增值稅、工業中間投入、工業總產值和出口交貨值等指標。全部指標大約為 130 個。特別是，2004 年為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年，因此在資料庫中當年的企業指標還包括了不同學歷（研究生、本科、大專、中專、高中、初中及以下）、不同職稱（技術職稱和技師等）的男職工和女職工的相應數量，此外還包括了企業是否加入工會以及加入工會的人數等其它年份所沒有的信息。毋庸置疑，工業企業資料庫的優勢非常顯著。第一，它的樣本量非常大，涵蓋了全國所有的國有工業企業和規模以上的非國有工業企業。9 年的觀測值總數超過200 萬個。2006 年之後，每年的樣本企業數目已經超過了30 萬個。除了普查資料庫，還沒有哪個企業數據庫在樣本量上能與之匹敵。從統計學或計量經濟學的角度講，大樣本的優勢是降低估計的近似偏誤，提高估計的效率。第二，它的指標非常多，包括了企業的基本情況和企業的財務數據，能夠從多個角度比較全面地反映企業的市場進入、投資、借貸、廣告、研發、出口等行為和企業的短期與長期經營績效，並且企業加總數據能夠反映出企業所處行業或地區的市場結構。從產業組織理論的角度講，一旦可以獲得市場結構、企業行為和績效的數據，學者們幾乎就可以進行任何主題的研究！公司金融、企業理論、國際貿易和產業集聚等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們也可以對該資料庫各取所需，包括進行跨專業研究。如果將該資料庫和其它資料庫合並，那麼學者們將會發現更加豐富的研究視角。指標越多，在構建計量方程時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就越多，這樣可以減少遺漏變數問題。第三，它的時間序列比較長。工業企業數據庫最早的建立年份是1998 年，目前已經更新到了2008 年，前後跨期11 年。這使得研究者採用動態面板方法具有可行性，從而有助於反映歷史因素的作用，以及從動態的角度研究企業和產業的演化過程。相對而言，目前流行的其它幾個企業資料庫，例如萬得金融資料庫、色諾芬經濟金融資料庫、國泰安上市公司資料庫，樣本企業都是上市公司，它們的指標更全面、准確，提供指標的頻率也更高。比如，這些上市公司資料庫通常包括了主要股東持股情況、董事會成員和高管的個人特徵以及職位變動，從而可以研究公司治理結構。另外，上市公司資料庫不僅包含工業類上市公司，還包含了金融類和服務類上市公司，這也是工業企業資料庫所缺乏的。此外，一些特定的調查項目也催生了企業資料庫。例如，2006 年世界銀行和國家統計局對中國12 省的1200 多家企業進行了調查，內容涉及企業社會責任、內部管理、質量管理、勞動管理、環境管理、市場競爭以及技術改造等方面。從1991 年到2006 年，中央統戰部和全國工商聯陸續對全國民營企業的經營情況進行了抽樣調查，內容涉及企業基本情況、管理體制、企業家背景以及勞資關系等方面。 ① ① 關於其它企業資料庫，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訪問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網站。 3 本文發表於《世界經濟》2012 年第5 期三、資料庫使用現狀由於工業企業資料庫的獨特優勢，近幾年來每年都有大量的海內外經濟學者使用該數據庫撰寫和發表論文，主題涵蓋產業組織理論、企業理論、公司金融、轉型經濟學、國際貿易、勞動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等學科。下面，我們簡要介紹工業企業資料庫在上述經濟學分支中的使用現狀。一方面，我們希望這有助於感興趣的研究人員了解人們在不同領域已經用該資料庫做了什麼，還可以做什麼；另一方面，我們希望這有助於感興趣者了解現有研究者是如何做這些研究的。當然，囿於篇幅和精力，我們不可能囊括所有使用該資料庫的文獻，而是將目光聚焦於國內外的主要學術期刊或者流傳較廣的英文文章。 1、生產率在所有使用該資料庫的相關研究文獻中，企業生產率是最受關注的主題。因為生產率是最重要的效率度量，正如克魯格曼（Krugman，1997）所言：「生產率不是一切，但是長期來看生產率近似於一切。」而且，對於計算企業生產率而言，工業企業資料庫提供了加總數據所不具有的獨特優勢。利用工業企業資料庫中提供的銷售額或經濟增加值（表示Y）、固定資產（表示K）和職工人數（表示L），採取相應的價格指數進行平減，可以計算出每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s proctivity，簡稱TFP）。鑒於勞動生產率不能反映資本的效率，因此多數文獻以TFP作為生產率的度量。又因為製造業口徑與國際產業分類更具可比性，所以現有文獻在計算TFP時幾乎都以製造業企業為樣本。在計算TFP時，一些學者採取了傳統的索洛殘差法（Solow resial），例如謝千里等（2008）、Hsieh和Klenow （2009）；一些學者採取了主流的OP方法（Olley和Pakes，1996），例如張傑等（2009）、余淼傑（2010）、聶輝華和賈瑞雪（2011）、楊汝岱和熊瑞祥（2011）、Brandt等（2012）；一些學者採取了LP方法（Levinsohn和Petrin，2003），例如周黎安等（2007）；一些學者採取了隨機邊界方法（SFA），例如劉小玄和李雙傑（2008）。 ① 2、國際貿易與生產率研究密切相關的是國際貿易，更具體地說，是考察企業出口與生產率的關系。根據著名的企業異質性假說（Melitz，2003），生產率高的企業會傾向於選擇出口，即生產率和出口是正相關的。工業企業資料庫包含了企業出口交貨值，但無法區分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企業。利用工業企業資料庫，一些學者檢驗了這一假說對於中國企業是否成立。張傑等（2009）利用1999－2003 年的製造業企業數據發現，出口有利於企業提高TFP，即存在出口的「學習效應」。而李春頂（2010）利用1998－2007 年的樣本發現，出口企業的平均TFP 或勞動生產率低於內銷企業，他認為這是「生產率悖論」。此外，趙偉等（2011）發現勞動生產率與出口選擇是負相關的，但 TFP 有時與出口選擇是正相關的。這似乎表明，利用該資料庫文獻研究還沒有明確地支持企業異質性假說，但 Lu（2010）對此提供了一個理論解釋。還有一些學者利用工業企業資料庫做了相關的研究。例如，余淼傑（2010）發現，貿易自由化（降低關稅）會提高出口企業的TFP；包群等（2011）發現，製造業企業出口後對其員工收入的改善並不明顯；楊汝岱和鄭辛迎（2011）發現行業的垂直專業化程度對企業員工工資有差異化影響。 3、外商直接投資中國加入 WTO 已經十周年了，外商直接投資（FDI）究竟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亓朋等（2008）利用1998－2001 年的製造業企業數據，考察了外資企業對內資企業 TFP 的溢出效應，發現在行業內溢出效應不顯著，行業間和地區間均存在正的溢出效應。羅雨澤等（2008）使用2000 年和2002 年的製造業企業數據，發現外商投資企業對 ① 聶輝華和賈瑞雪（2011）比較了計算TFP 的幾種方法的優劣。 4 本文發表於《世界經濟》2012 年第5 期本行業和本地區的內資企業有顯著正的溢出效應。有趣的是，路江涌（2008）利用 1998－ 2005 年的製造業企業數據，發現外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溢出效應隨地理距離而遞減，在本市內溢出效應為正，在全國范圍內為負，並且對國企為負，對民企為正。Du 等（2011）發現，外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溢出效應主要是通過前向或後向產業關聯實現的，橫向產業關聯沒有產生顯著的溢出效應；而且，來自港澳台的外資企業和來自外國的外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影響也不相同。Xu 和Sheng（2011）也得到了類似的發現。Sheng 等（2011）還發現，FDI 通過後向產業關聯提高了內資企業的出口價值，通過同行業的示範效應提高了內資企業的出口傾向。Chen 等（2011）發現，外資企業具有明顯的工資溢價，並且對內資企業的工資有抑製作用，從而加劇了企業之間的工資不平等現象。 4、研發技術創新是企業生產率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企業的研究開發（R&D）行為也備受關注。關於 R&D 的文獻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研究 R&D 或者企業創新的決定因素，主要是檢驗「熊彼特假說」；第二類是研究企業的 R&D 對績效的影響。聶輝華等（2008）利用 2001－2005 年的製造業企業數據，分析了發現企業的研發密度（度量創新）與規模、市場競爭之間均呈倒 U 型關系，而且盡管國有企業的研發密度比民營企業的更高，但是研發的效率更低。Hu 等（2009）發現FDI 和企業改制對於促進企業研發密度有正面作用。陳林和朱衛（2011）使用2005－2006 年的工業企業數據，根據國有經濟比重區分行政進入壁壘高的行業和行政進入壁壘低的行業，發現在前一類行業中創新與市場結構之間是倒U 型關系，「熊彼特假說」成立，但是在後一類行業中相反。Chesbrough 和Liang（2007）以製造業中的半導體行業為例，發現市場導向會影響企業R&D 的投資回報，即全球市場導向的企業比國內市場導向的企業能夠獲得更高的 R&D 回報。戴覓和余淼傑（2012）發現，出口前的 R&D 投資能夠促進企業在出口後的生產率提高。 5、民營化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成效之一，就是大量的國有企業進行了轉制，即從百分之百的國有企業變成了國有控股企業或者民營企業。這一點明顯地反映在國有工業企業的實收資本成份變化上。Tong（2009）利用1998－2003 年的工業企業數據，發現市場競爭的加劇、 FDI 集中度的上升以及預算約束的硬化是國企民營化的主要動因，而且績效相對好的國企更有可能民營化。Bai 等（2009）研究了國企民營化的影響，發現民營化增加了銷售額和勞動生產率，而這主要是通過減少管理費用來實現的。Dougherty 等（2007）發現，民營化通過提高企業的贏利能力和生產的地區專業化水平提高了企業的生產率。Lu 等（2010）發現，集體企業的私有化導致了銷售成本的上升，但是也導致了管理費用的下降。 6、公司金融由於中國工業企業資料庫包含了豐富的財務指標，因此很多學者用它研究企業的投資、融資和避稅行為。Cai 和 Liu（2009）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競爭是否會加劇公司規避所得稅？他們識別避稅程度的方式是，比較企業報告的利潤和根據會計規則計算的利潤之間的差額。使用 2000－2005 的工業企業數據，他們發現競爭會加劇企業的避稅行為。Cull 等（2009）認為，中國的銀行貸款（loan）和商業信用（trade credit）之間存在一種替代關系，業績差的國企會通過商業信用將銀行貸款再配置給企業客戶，而業績好的民營企業比業績差的民營企業更有可能擴展商業信用。餘明桂和潘紅波（2010）利用2004－2007 年的工業企業數據發現，企業（特別是私有企業）會將授予客戶的商業信用作為產品市場競爭的手段，這驗證了商業信用的競爭假說。Guariglia 等（2011）發現，民營企業的內部融資（現金流/ 總資產）是企業增長的重要約束條件，而國有企業則不受此類約束。 7、產業集聚利用企業層面的數據，我們可以得到行業或地區層面的加總數據，這可以反映中國工業 5 本文發表於《世界經濟》2012 年第5 期的產業集聚現象。使用1998－2005 年的製造業企業數據，Lu 和Tao（2009）考察了中國制造業集聚（用EG 指數衡量）的決定因素，發現地方保護主義（國有企業的僱傭比例）是阻礙產業地區集聚的主要因素。另外一些學者考察了產業集聚對企業的影響。Li 等（2011）發現產業集聚對企業規模有顯著的正面影響。Lin 等（2011）發現，產業集聚和企業生產率之間存在一種倒U 型關系。Yang 和He（2011）發現貿易通過信息和分工影轉載僅供參考，版權屬於原作者。祝你愉快，滿意請採納哦

『肆』如何用LP方法計算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

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方法可歸結為兩大類：一類是增長會計法，另一類是經濟計量法。增長會計法是以新古典增長理論為基礎，估算過程相對簡便，考慮因素較少，但主要缺點是假設約束較強，也較為粗糙；而經濟計量法利用各種經濟計量模型估算全要素生產率，較為全面地考慮各種因素的影響，但估算過程較為復雜。
（一）增長會計法
增長會計法(growth accounting approach) 的基本思路是以新古典增長理論為基礎，將經濟增長中要素投入貢獻剔除掉，從而得到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估算值，其本質是一種指數方法。按照指數的不同構造方式，可分為代數指數法和幾何指數法（也稱索洛殘差法）。
1. 代數指數法（AIN)
代數指數法(arithmetic index number approach,AIN) 最早由艾布拉姆威茲(Abramvitz,1956）提出，其基本思想是把全要素生產率表示為產出數量指數與所有投入要素加權指數的比率。
假設商品價格為Pt，數量為Qt，則總產出為PtQt。生產中資本投入為Kt，勞動投入為Lt，資本價格即利率為rt，工資率為wt，則總成本為rtKt +wtLt。在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假設下，有總產出等於總成本即：
PtQt =rtKt +wtLt⑴
但由於技術進步等因素的影響，⑴ 式往往不成立，可將⑴ 式改寫為：
P0Qt =TFPt[r0Kt +w0Lt]⑵
其中，r0 、w0 和P0 為基年利率、工資和價格。參數TFPt 為全要素生產率，反映技術進步等因素對產出的影響。
TFPt=P0Qt/[r0Kt +w0Lt] （3）
⑶ 式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代數指數公式。後來，經濟學家們又提出各種全要素生產率代數指數，它們的形式雖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樣的。
代數指數法很直觀地體現出全要素生產率的內涵，但缺陷也十分明顯，主要體現在它雖然沒有明確設定生產函數，但暗含著資本和勞動力之間完全可替代，且邊際生產率是恆定的，這顯然缺乏合理性。所以這種方法更多地是一種概念化方法，並不適於具體實證分析（Caves,Christensen andDiewart,1982）。 2.索洛殘差法（SR)
索洛殘差法最早由羅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1957）提出，基本思路是估算出總量生產函數後，採用產出增長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長率後的殘差來測算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故也稱生產函數法。在規模收益不變和希克斯中性技術假設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就等於技術進步率。總量生產函數為：
Yt = Ω（t)F(Xt) ⑷
其中，Yt為產出，xnt為第n 種投入要素。假設Ω（t) 為希克斯中性技術系數，意味著技術進步不影響投入要素之間的邊際替代率。
TFPt=Ω（t)=Yt/F(Xt)=Yt/(K^α)(L^β) (5)
其中TFPt為全要素生產率，F(Xt)=(K^α)(L^β)為要素投入函數。因此有全要素的增長率tfp為
tfp=(TFPt/TFPt-1)-1 (6)
lnY=lnΩ（t)+αlnKt+βlnLt (8)
這是一個雙對數模型，可以利用OLS 估算。其中資本存量需要測算，測算公式為：
Kt =It /Pt+ （1-δt)Kt-1 (7)
其中Kt 為t 年的實際資本存量，Kt -1 為t - 1 年的實際資本存量，Pt 為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It 為t 年的名義投資，δt 為t 年的固定資產的折舊率。在確定了資本存量的初值以及實際凈投資後，便可以利用⑺ 式給出各年的實際資本存量。這樣，利用回歸方程⑻，人們可以估計出平均資本產出份額α和平均勞動力產出份額β，帶入（5）和⑹ 式可以得到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索洛殘差法開創了經濟增長源泉分析的先河，是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Lucas,1988）。但它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缺陷：索洛殘差法建立在新古典假設即完全競爭、規模收益不變和希克斯中性技術基礎上，這些約束條件很強，往往難以滿足；具體估算中，由於資本價格難以准確確定，所以利用資本存量來代替資本服務，忽略了新舊資本設備生產效率的差異以及能力實現的影響。此外，索洛殘差法用所謂的「殘差」來度量全要素生產率，從而無法剔除掉測算誤差的影響。上述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導致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偏差。（二）經濟計量法
由於增長會計法存在著較多缺陷，後人提出很多經濟計量方法，以期藉助各種經濟計量模型和計量工具准確地估算出全要素生產率。本文主要比較兩種計量方法，即隱性變數法和潛在產出法。
1.隱性變數法(LV)
隱性變數法(latent variable approach,LV) 的基本思路是，將全要素生產率視為一個隱性變數即未觀測變數，從而藉助狀態空間模型(state space model) 利用極大似然估計給出全要素生產率估算。具體估算中，為了避免出現偽回歸，需要進行模型設定檢驗包括數據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的方法很多，常見的有ADF (the Augmented Dickey2Fuller) 單位根檢驗和JJ(Johanson and Juselius,1990）協整檢驗。由於產出、勞動力和資本存量數據的趨勢成分通常是單位根過程且三者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所以往往利用產出、勞動力和資本存量的一階差分序列來建立回歸方程。
2.潛在產出法(PO)
索洛殘差法和隱性變數法在估算全要素生產率時，都暗含著一個重要的假設即認為經濟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此時，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就等於技術進步率。換言之，這兩種方法在估算全要素生產率時，都忽略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能力實現改善（improvement incapacity realization) 即技術效率提升的影響。潛在產出法(potential output approach,PO) 也稱邊界生產函數法(frontier proction function) 正是基於上述考慮提出的，其基本思路是遵循法雷爾(Farrell,1957）的思想，將經濟增長歸為要素投入增長、技術進步和能力實現改善（技術效率提升）三部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就等於技術進步率與能力實現率改善之和；估算出能力實現率和技術進步率，便給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

『伍』中國經濟增長是特殊國情還是普適規律

自1978年以來，中國一直都是世界歷史上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大國，國內生活水平也急劇提升。不僅如此，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的表現也令人矚目，遠遠勝過其他的主要經濟體。從2007年第二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在這六年中，中國經濟增長78%，而美國僅有8%。根據世界銀行的界定標准，僅僅一代人，中國就從「低收入」經濟體幾乎完全轉型至「高收入」經濟體。
這種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常被稱為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但歷時30年的西方經濟研究也證實了，中國經濟增長其實根植於普世的經濟發展進程之中。進一步說，當全球范圍內的各種力量集聚在一起，共同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特色」時，這些推動中國發展的力量，其實是貫穿世界經濟發展運行之中的。
西方對經濟增長成因的計量分析研究進展，對研究中國有一定的關聯。中國的經濟學家聲稱，中國的經濟騰飛是「不同尋常的」，不符合一般的經濟理論。他們還認為，中國必須從依賴高投資高出口的增長發展模式轉向依賴高生產率，或者說是依賴全要素生產率（TFP）的經濟增長模式。然而，這種經濟學方法和概念事實上已經過時了30年，早被聯合國、美國和經合組織棄用了。
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是指全部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土地，但通常分析時都略去土地不計）的投入量不變時，而生產量仍能增加的部分，通常是指純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率的增長，因而常常被視為科技進步的指標。
現代經濟學認為，世界經濟的增長，包括中國，顯著地受高投資和全球化的驅動，後者特指國際范圍內的勞動力分工。這篇文章主要的目標便是，概述西方最新的經濟學模型及其在中國的應用。文章首先會簡要地介紹中國經濟成就的特徵，因為這些成就開拓了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含義；之後將分析西方經濟研究是如何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
這里特別要推薦一本書，新加坡經濟學家姜明武所著的《經濟增長動力:對亞洲經濟政策的比較分析》（The Dynamics of Economic：Growth:Policy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 in Asia），這本書不僅研究全球經濟增長，也是同類書籍中研究中國和亞洲經濟增長最為全面和深刻的書。
估算經濟增速要考慮人口規模
自1978年以來，中國取得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成就。如下總結幾個重要參數：
下圖所示的是處於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初期的世界最大經濟體人口佔世界人口比重。根本沒有哪個經濟體能與中國1978年經濟開始持續快速發展時的人口相比，當時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比重為22%，相當於美國或日本人口的7倍，經濟「騰飛」時期的蘇聯人口的近3倍。

中國單年經濟增長率也絕對遠遠高於歷史上任何國家。以國際可比價格，即購買力平價（(PPPs）計算，中國之外單年最高的實際GDP增長紀錄是由美國在1999年創下的，當時其產出增長總額為5670億美元。
單年最高的產出增長記錄則是由常被認為創造了戰後「經濟奇跡」的日本實現，其產出增長總額為2120億美元。但中國2010年產出增長總額高達11260億美元。
也即是說，中國單年GDP總額是美國的2倍多，日本的5倍。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已改變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事實上，由於使用了誤導性的分類和國家排名方式，中國的變化規模一向被低估了，因為這種方式未將人口因素考慮在內。
把人口不到4萬，人均GDP高於中國的摩納哥與人口分別為12億和近2.4億，人均GDP均低於中國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放置於同等位置與中國比較是有悖邏輯的。這只會弄混而不是弄清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因此，要嚴謹計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就必須要將人口因素考慮在內。
根據世界人口計算，中國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時，不到1%的世界人口居住在人均GDP低於中國的國家——以當時美元匯率計價，74%的人居住在人均GDP高於中國的國家。但到2012年時，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29%的人居住在人均GDP高於中國的國家，51%的世界人口居住在人均GDP低於中國的國家（如圖所示）。
因此，就經濟發展水平而言，中國已處於世界的中上水平，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居住在比中國經濟發達的國家。如果不做比較，就不會知道人類史上曾有如此大比例的世界人口生活得到改善。

除了長期增長率外，中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方面也遠比其他主要經濟體成功得多。在2007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間，中國經濟增長78%，美國經濟則僅增長8% ——美國是主要發達經濟體中表現最好的國家。因此，中國不僅在長期增長率方面高於其他經濟體，而且在短期應對危機時出台的宏觀經濟政策也優於其他主要經濟體。

『陸』 tfp計量是什麼

TFP（Total Factor Proctivity）即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是指「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它一般的含義為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開發利用的效率。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說，生產率與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都貢獻於經濟的增長。從效率角度考察，生產率等同於一定時間內國民經濟中產出與各種資源要素總投入的比值。從本質上講，它反映的則是一個國家（地區）為了擺脫貧困、落後和發展經濟在一定時期里表現出來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是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作用的綜合反映。全要素生產率是用來衡量生產效率的指標，它有三個來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術進步；三是規模效應。在計算上它是除去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後的「余值」，由於「余值」還包括沒有識別帶來增長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異以及度量上的誤差，它只能相對衡量效益改善和技術進步的程度。 5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洛(solow)提出了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特性的總量生產函數和增長方程，形成了現在通常所說的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含義，並把它歸結為是由技術進步而產生的。全要素生產率等於產出增長率與資本增長率和勞動增長率加權之差。

『柒』 stata下lp方法測tfp，回歸結果怎麼看

（一）增長會計法

增長會計法(growth accounting approach) 的基本思路是以新古典增長理論為基礎，將經濟增長中要素投入貢獻剔除掉，從而得到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估算值，其本質是一種指數方法。按照指數的不同構造方式，可分為代數指數法和幾何指數法（也稱索洛殘差法）。

代數指數法（AIN)
代數指數法(arithmetic index number approach,AIN) 最早由艾布拉姆威茲(Abramvitz,1956）提出，其基本思想是把全要素生產率表示為產出數量指數與所有投入要素加權指數的比率。
假設商品價格為Pt，數量為Qt，則總產出為PtQt。生產中資本投入為Kt，勞動投入為Lt，資本價格即利率為rt，工資率為wt，則總成本為rtKt +wtLt。在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假設下，有總產出等於總成本即：
PtQt =rtKt +wtLt⑴
但由於技術進步等因素的影響，⑴ 式往往不成立，可將⑴ 式改寫為：
P0Qt =TFPt[r0Kt +w0Lt]⑵
其中，r0 、w0 和P0 為基年利率、工資和價格。參數TFPt 為全要素生產率，反映技術進步等因素對產出的影響。
TFPt=P0Qt/[r0Kt +w0Lt] （3）
⑶ 式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代數指數公式。後來，經濟學家們又提出各種全要素生產率代數指數，它們的形式雖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樣的。
代數指數法很直觀地體現出全要素生產率的內涵，但缺陷也十分明顯，主要體現在它雖然沒有明確設定生產函數，但暗含著資本和勞動力之間完全可替代，且邊際生產率是恆定的，這顯然缺乏合理性。所以這種方法更多地是一種概念化方法，並不適於具體實證分析（Caves,Christensen andDiewart,1982）。 2.索洛殘差法（SR)
索洛殘差法最早由羅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1957）提出，基本思路是估算出總量生產函數後，採用產出增長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長率後的殘差來測算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故也稱生產函數法。在規模收益不變和希克斯中性技術假設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就等於技術進步率。總量生產函數為：
Yt = Ω（t)F(Xt) ⑷
其中，Yt為產出，xnt為第n 種投入要素。假設Ω（t) 為希克斯中性技術系數，意味著技術進步不影響投入要素之間的邊際替代率。
TFPt=Ω（t)=Yt/F(Xt)=Yt/(K^α)(L^β) (5)
其中TFPt為全要素生產率，F(Xt)=(K^α)(L^β)為要素投入函數。因此有全要素的增長率tfp為
tfp=(TFPt/TFPt-1)-1 (6)
lnY=lnΩ（t)+αlnKt+βlnLt (8)
這是一個雙對數模型，可以利用OLS 估算。其中資本存量需要測算，測算公式為：
Kt =It /Pt+ （1-δt)Kt-1 (7)
其中Kt 為t 年的實際資本存量，Kt -1 為t - 1 年的實際資本存量，Pt 為固定資產價格指數，It 為t 年的名義，δt 為t 年的固定資產的折舊率。在確定了資本存量的初值以及實際凈後，便可以利用⑺ 式給出各年的實際資本存量。這樣，利用回歸方程⑻，人們可以估計出平均資本產出份額α和平均勞動力產出份額β，帶入（5）和⑹ 式可以得到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索洛殘差法開創了經濟增長源泉分析的先河，是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Lucas,1988）。但它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缺陷：索洛殘差法建立在新古典假設即完全競爭、規模收益不變和希克斯中性技術基礎上，這些約束條件很強，往往難以滿足；具體估算中，由於資本價格難以准確確定，所以利用資本存量來代替資本服務，忽略了新舊資本設備生產效率的差異以及能力實現的影響。此外，索洛殘差法用所謂的「殘差」來度量全要素生產率，從而無法剔除掉測算誤差的影響。上述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導致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偏差。（二）經濟計量法
由於增長會計法存在著較多缺陷，後人提出很多經濟計量方法，以期藉助各種經濟計量模型和計量工具准確地估算出全要素生產率。本文主要比較兩種計量方法，即隱性變數法和潛在產出法。
1.隱性變數法(LV)
隱性變數法(latent variable approach,LV) 的基本思路是，將全要素生產率視為一個隱性變數即未觀測變數，從而藉助狀態空間模型(state space model) 利用極大似然估計給出全要素生產率估算。具體估算中，為了避免出現偽回歸，需要進行模型設定檢驗包括數據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的方法很多，常見的有ADF (the Augmented Dickey2Fuller) 單位根檢驗和JJ(Johanson and Juselius,1990）協整檢驗。由於產出、勞動力和資本存量數據的趨勢成分通常是單位根過程且三者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所以往往利用產出、勞動力和資本存量的一階差分序列來建立回歸方程。
2.潛在產出法(PO)
索洛殘差法和隱性變數法在估算全要素生產率時，都暗含著一個重要的假設即認為經濟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此時，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就等於技術進步率。換言之，這兩種方法在估算全要素生產率時，都忽略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能力實現改善（improvement incapacity realization) 即技術效率提升的影響。潛在產出法(potential output approach,PO) 也稱邊界生產函數法(frontier proction function) 正是基於上述考慮提出的，其基本思路是遵循法雷爾(Farrell,1957）的思想，將經濟增長歸為要素投入增長、技術進步和能力實現改善（技術效率提升）三部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就等於技術進步率與能力實現率改善之和；估算出能力實現率和技術進步率，便給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

『捌』巴羅內生增長理論

題目改成：巴羅的內生增長理論就好理解了。
理論簡介
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於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
編輯本段
概述

增長理論家主要在完全競爭假設下考察長期增長率的決定。內生增長模型又包含兩條具體的研究思路。第一條是羅默、盧卡斯等人用全經濟范圍的收益遞增、技術外部性解釋經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巴羅模型等。第二條是用資本持續積累解釋經濟內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瓊斯—真野模型、雷貝洛模型等。完全競爭條件下內生增長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競爭假設條件過於嚴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釋力和適用性。二是完全競爭假設無法較好地描述技術商品的特性: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並使一些內生增長模型產生邏輯上的不一致。
為了克服上述內生增長模型存在的問題,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增長理論家開始在壟斷競爭假設下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內生增長模型。這些模型又可以根據經濟學者對技術進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種類型:產品種類增加型內生增長模型、產品質量升級型內生增長模型、專業化加深型內生增長模型。這三類模型的提出,表明內生增長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基本思想
自亞當·斯密以來，整個經濟學界圍繞著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爭論了長達200多年，最終形成的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下列三個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性資源的積累；（2）在一國的技術知識既定的情況下，現在資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術進步。但是，6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依據以勞動投入量和物質資本投入量為自變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的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等作為外生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因此就得到了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增長停止的結論。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即內生增長理論則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也就是說，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當然，許多經濟學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爾茲，1990；貝克爾，1989），但是，他們都是把它們看作是外生因素。
這樣，這兩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出現了分歧：盡管財政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財政政策能夠影響經濟增長（因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在許多方面，諸如扭曲性稅收的負效應、累進稅對儲蓄傾向的不利影響以及增加稅收動用額外資源以提高公共投資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長論卻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完全是由理論本身的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論採取什麼政策，長期增長都不變，或者說，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而不能影響長期增長；而內生增長論則認為，一國的長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內生變數決定的，這些內生變數對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是敏感的，並受政策的影響。如果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那麼，問題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能夠影響增長率的大小，因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羅默模型、盧卡斯模型和格魯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內生增長模型，還有很多其他模型側重不同的增長方面，諸如金和羅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識傳播內生增長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以及楊（Young, 1991, p. 369-405）國際貿易內生增長模型。所有這些模型表達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特別是這些模型試圖說明企業如何積累知識，這種知識廣義地包括人力資本和技術變化（Rogers, 1997, p. 43）。這種知識積累表示為增加人力資本、生產新產品和提高產品質量。這些模型表明，知識和積累過程會出現外部性或知識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預：各種政策旨在扶持研究與開發、革新、人力資本形成甚至關鍵性產業部門。
綜上所述，我們對內生增長理論所表達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作出如下簡單的非技術性陳述：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革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識運用於生產（市場條件、產權、政治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進口品等等）。
內生增長理論突出了第一個方面，而第二個方面隱含在各種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這些模型對企業面臨的市場條件、產權和經濟穩定性作了假定，同時，還強調了這兩個方面出現於企業層次上。最後一個方面按理說也穩含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從數學上講，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費者模型，用來解釋（比如說）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者配置消費的動態最適化問題。
現代發展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利用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教育支出、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從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盡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 R&D（研究與開發）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盡管目前仍存在大量問題尚未解決，但在估計方法、變數的調整、數據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一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二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數、對變數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經濟學家對於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並取得了新的進展。
這些進展主要體現在對原有的內生增長模型的精緻化方面。如自從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後，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內生淵源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將技術進步視為一種中間產品的擴大化，並且假定這種擴大來源於個體最優化決策。Young(1991)提出了一個有限的干中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干中學是有限的，因此，增長可能受到發明約束。Young(1993)針對中間產品的替代性與互補性，提出了一個具有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數量同時擴大的內生增長模型。Oritigueira（2000）將閑暇引入到人力資本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型，由於閑暇的引入，效用函數不再是單調的，因而導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長路徑不再穩定。Basu與Weil(1999)則提出了一個將技術與特定的K/L比例相聯系的增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增長由兩個方面驅動，一方面是由干中學驅動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共同驅動（技術進步要求一個改變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則對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規模效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他們認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長模型都隱含著規模效應，但這種規模效應事實上沒有經驗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規模效應，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模型的長期性質，增長亦可能從內生變成外生。因此，他們致力於建立一種沒有規模效應的增長模型。Chol-Won Li（2000）則通過建立一個具有兩個研究與開發部門（即新產品質量提高的研究與開發部門與增加中間產品品種的研究與開發模型），對增長的內生性進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內生增長（即沒有人口增長的增長）需要嚴峻的條件，半內生增長是一種更合理的解釋。在最近的一些文獻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關於內生增長模型與非線性之間關系的專刊，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討論內生增長可能導致的混沌路徑或內生增長過程中的分叉點，將經濟增長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線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討論了增長中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增長路徑中存在多個均衡點時（如Kuzuo Mino (2001)）。
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
內生增長理論在九十年代的另一個重要進展是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自Aghion and Howitt於1992年提出了增長過程中的創造性破壞的作用，在他們於1998年出版的《內生增長理論》一書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講述熊彼特方法，並對技術進步的創造性破壞作用進行詳盡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們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術使原有技術過時的概念，從而使技術進步成為一種具有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新熊彼特主義的另一個特點與技術進步的微觀機制有關。在九十年代關於增長理論的文獻中，很多模型[12]發展了市場結構與技術進步的關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筆者所見，如何建立一個市場結構內生的技術進步模型，仍是值得經濟學家努力的[13]。
以楊小凱為代表的分工驅動經濟增長思想，由於引入角點解而將分工與增長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經濟學家的認可。盡管目前來說，基於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經濟增長的研究中占據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統提出並強調的分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14]，由A.Young(1928)進行了發揚，但其間直至八十年代才重獲經濟學家的重視。對於分工的概念及與增長的關系，經濟學家的研究是沿著兩條思路進行的：第一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生產迂迴程度的加深，這是從廠商進行最優決策的角度來展開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經濟中的個體（agent）最優選擇的結果，體現為個體的專業化水平。這條思路的沿這條思路進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楊小凱（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條思路進行的分析，主要問題在於忽略了分工的生成與演進過程。雖然Romer(1987)以中間產品的品種數作為生產的迂迴程度，並假定中間產品的非完全替代性與非完全互補性（事實上，Romer所運用的模型中的生產函數是一個D—S型的生產函數），解出了一個生產迂迴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過程中沒有討論因生產迂迴程度增加而帶來的交易成本增加問題，其模型對現實的意義並不太大。楊小凱的貢獻在於其認識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將分工與交易成本聯系起來，用交易成本來解釋分工的演進。然而，從他已發表的論文與專著（如楊小凱（1998，2000，2001））來看，楊小凱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演進（evolution）的概念。在楊那裡，分工是一個演進的過程，決定分工演進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義與測度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局限了楊的模型的應用，而且，更為致命的是，在楊那裡，經濟人(AGENT)的理性是有問題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無窮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預見交易成本的演進方面卻一無所知[15]。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著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無論是沿著Romer的獨立研究與開發部門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還是沿著Lucas的人力資本溢出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都面臨著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的問題。
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沿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長周期、教育支出、創新等，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
沿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大部分實質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歸（Barro-type regressions）進行的，即以一國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為因變數，同時以一國的人均收入為自變數，對國民收入增長率是否趨同進行回歸檢驗。如Barro(1995，1996)對92個國家、美國國內各州、日本國內各縣的趨同趨勢進行了檢驗；Kremer（1993）對於全世界有史以來的經濟增長過程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與人口規模存正相關關系，這在經驗上支持了內生增長理論；Michael J.Boskin(2001)對戰後的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研究，他認為技術進步應同時體現在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調整上，據此，他得出結論，技術進步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在50%以上，而可見資本為25%以上，而70年代以後增長率的下降則應歸因於單純物質資本調整型技術進步；Greenwood等(1998, NBER，W6647)對二戰後美國的經濟增長進行了核算，認為美國的增長與技術進步之間有著很強的關聯關系，同時，他們認為，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及資本改進之間有著強互補性，得到了一些內生增長的證據；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尋找到能代表國家間差異的數據，如一國與另一國之間所存在的增長率的差異，可能是因為兩國間的文化傳統與政治經濟制度所造成的[16]，同時國與國之間的GDP差距是否如匯率所顯示的那麼大，是值得探討的，然而，對於GDP的調整，雖有PPP之類的方法，但迄今為止尚沒有能得到廣泛認同的方法。更為重要的是，沿著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並沒有找到很多對內生增長理論進行支持的經驗證據，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對美國的經濟增長事實的研究表明，設備投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進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檢驗）表明，有著遞減報酬和外生技術進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夠對經濟增長率進行解釋，而且，他們的工作也表明了條件趨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對數總量生產函數，對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進行了測算，Young的研究表明，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國台灣、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TFP的增長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釋其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增長，Young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來自於資本的大量積累、勞動力參與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國家在二戰後的R&D對生產率增長的作用，他發現，戰後OECD國家R&D開支的急劇提高，對於其生產率的提高並沒有實質性的作用。Dinopous與Thompos（1999）通過對經濟增長中規模效應進行檢驗，認為並不存在對於規模效應進行支持的經驗事實。所有這些均說明內生增長理論在與經驗事實相吻合方面尚不盡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對於增長的經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類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長理論比AK模型更能解釋趨同。
沿第二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取得了廣泛的成果，盡管這些成果之間對於各個單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結論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與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際沖突、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長、技術應用與經濟產出》，S.EDWARDS（1997）《開放、生產率與增長》[使用93個國家的數據，研究了開放與TFP增長之間關系的強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結論][17]，Engen etc.（1996）的《稅收與經濟增長》[本文使用了歷史數據分析方法、國別分析方法、微觀分析方法等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內稅收近似中性，而在長期內的累積結果顯著的結論]等，分別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詳盡分析。但從總體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許多內生增長理論的經驗分析工作仍然與舊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寬泛地解釋，以包含產生增長的因素，這樣，能夠在一個微觀的基礎上，對市場不完全背景下所產生的增長更深刻地進行刻劃[18]。
新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另一個方向是研究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之間的互動關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討論了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儲蓄率內生地上升，因此，經濟增長率也隨之發生變化。John Laitner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是對九十年代後興起的兩部門（或多部門）增長模型的一個重要擴展。
從九十年代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盡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R&D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長理論的實證研究面臨著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變數的獨立性（模型的檢驗假設了數據的獨立性，但在實際上，變數之是相互影響的，獨立性無法保證）；數據基於模型所進行的選擇性，這種選擇忽略了增長過程而注重增長的結果；數據的隨機性與變數的隨機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隨機變數，但現實中的數據卻是各種隨機沖擊的後果。但是，90年代在估計方法（如對於Barro型回歸的突破）、變數的調整（如多國的長時期數據，見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對於教育數據的調整，見Barro and Lee(1998)）、數據的調整（對各國經濟增長率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對於民主與增長關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第一個方向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另一方向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數、對變數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玖』為什麼中國經濟發展沒有可持續性

《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主題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選題依據：首先，從理論到實踐，不管是新古典增長理論還是內生增長理論都強調資本和技術的重要性，因為技術創新和資本積累都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其次，《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對三個決定因素——資本、技術和能源的選擇還受到了林毅夫、薩繆爾森的影響，薩繆爾森將技術、資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稱為經濟增長的四個輪子；最後，更由於中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資源與環境約束的實際狀況，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確定資本、技術、能源是中國經濟增長是否可以持續的決定因素。《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既不是從需求的角度也不是從供給的角度，在理論上曾經感到困惑，幸虧有先輩指點迷津：不從需求的角度、也不是從供給的角度全面分析，立足點就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研究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還有從楊瑞龍主張的直面現象」研究方法受到的啟發：有的時候為了揭示問題的實質，需從現象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出發展開研究。
《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研究內容和結論：作者首先通過對基本概念的討論，結合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實際問題，給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做出定義。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是指：經濟增長能夠保持適度高速，比如9%左右，速度不要大起大落，並且各主要決定因素能夠支撐經濟增長在中長時期內（比如10年以上）保持這種平穩高速增長態勢的可能性。這個定義可以概括為速度高、運行穩、時間長三個要點。然後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目前的狀況，探討了中國經濟可持續性增長的突出矛盾和關鍵制約因素，從而引出《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接下來的研究重點。
投資增長——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首要因素。《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認為，投資在中國經濟連續27年的高速增長中起到了第一位的作用，投資必須而且能夠繼續保持快速增長：處於加速增長階段的中國經濟現在需要大規模的投資，技術進步需要藉助於資本積累才能得以實現，計量檢驗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顯示固定資產投資增加1億元，則可以引起GDP增加約0.6635億元，高投資對應高增長是一條規律。中國現在的投資中超過20%是住房投資，近30%的投資是基礎設施投資，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投資構成中約50%的投資增長是可以看作消費的，是短期、也是長期經濟增長和消費的需要，因而是可以持續的。中國的儲蓄率在總體上呈現緩慢的上升趨勢，儲蓄率在短期內仍然在40%以上，在中長期內也將會保持在40%左右，不會低於35%，中國所具有的較高的儲蓄率極其緩慢上升趨勢，為滿足較高的投資率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計算發現IcoR的數值變化趨勢與中國經濟增長趨勢相反，說明投資效率與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正相關性。《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提出，政府應當加大教育投資、改革教育體制，加強新農村建設的投資和環境保護投資。只要政府在宏觀調控中對投資的控制更具科學合理性，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調控的手段越來越制度化、規范化，投資增長在目前仍然能夠支撐中國經濟增長持續下去。作者認為，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或建設現代服務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依靠技術進步等等方法和手段帶動經濟增長都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等到增長方式轉變了再去帶動經濟增長，只能在增長的過程中逐步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並通過增長方式的轉變繼續推動經濟增長。所以，作者特別強調通過投資增長維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性。
技術進步——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經濟增長理論闡明，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可持續的發動機」。本章首先通過TFP分析研究中國技術進步狀況，進行TFP分析的目的並非是要發現其絕對量，而是要探求其相對變化的程度。《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研究結論是中國的技術進步貢獻率在最近時期以來呈現出上升趨勢。1992年峰值以前，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總體呈現出漲跌互現的波動情形且波動較為劇烈頻繁，1992年以來則呈現出逐年下降趨勢，直到1999年穀底才得以緩解，此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總體上呈現出攀升勢頭。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變化與宏觀經濟波動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這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在前一章總結的、使用ICOR反映的投資效率與我國經濟波動也是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類似。
雖然我國已經是經濟大國、貿易大國，但中國的科學技術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較多採用模仿、購買等方式來實現技術進步。這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在中長期內持續增長的瓶頸環節。中國一些產業的核心技術受制於人，許多產業基本處於國家產業價值鏈條的末端，80%以上採用的是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我國科技投入佔GDP的比重2000年為1%.明顯低於發達國家2.3%的水平。「十五」時期研發支出佔GDP的比例逐年增長，2005年達到了1.34%，說明研發支出的增長速度快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這是個令人鼓舞的趨勢。
筆者認為，技術進步是中國經濟中長期內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但促進技術進步的制度改革是背後的決定性因素，制度改革只有「把激勵搞對」，技術進步和持續的經濟增長才能發生。文章批評政府基礎教育投入不足以及高等學校太過於行政化、政府統的太死、高等學校缺乏創新精神。預算內教育經費占財政支出比例從20世紀90年代的20%左右下降到現在的15%稍多，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總也達不到4%。《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否定政府直接組織科技攻關的有效性，技術進步必須依靠市場機制的利益激勵才能取得，技術進步只能依靠企業在完善的市場體系、法律環境、制度保證以及利益激勵的引導下才能實現。對產權的界定和保護，進而對知識產權進行嚴格的保護，這些制度方面的激勵取向直接決定著人們是否進行投資，是否有能力進行投資以及是否進行技術創新的決策。只有當市場激勵充分時，廣泛的創新和經濟增長才會發生。《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根據增長極理論提出汽車、房地產等高增長行業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帶動作用。汽車產業不僅具有很強的關聯效應，而且科技含量高，對主要的工業行業技術水平提升有著非常大的促進作用。根據增長極理論，經濟的快速增長通常不是各個產業均衡增長的產物，當部分產業的增長速度脫離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而顯著提高時，整體的經濟增長速度也隨之提高。因此，中國必須在中長期內找到數個增長極，抓住足以支撐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支柱產業。而這個支柱產業，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只能由汽車工業來擔當。作為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極的住宅、汽車等產業，具有20～30年的相當長的高速增長周期。另外，《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還提出，汽車產業的快速增長是我們體制和政策調整「把激勵搞對」了的一個突出例子，政府放鬆進入管制是中國汽車產業飛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制度的激勵和保障與政府的政策導向決定了技術進步，也在更深的層次上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隨著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必定會有一個自然減速的過程，這就需要技術進步逐步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創新型國家」建設，《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研究結論表明，只要政府「把激勵搞對」，中國的經濟增長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為主要驅動力量必定可以實現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認為，技術進步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
能源消耗——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約束因素。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於能源需求快速增長的階段，能源問題關系國民經濟建設的全局，有無充足的能源供應，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硬約束條件，能量守恆定律是不能打破的。作者認為，只要不超出資源承載能力的限度，不超出環境承載能力的限度，我國的經濟增長就是可以持續的。耕地資源、淡水資源短缺以及環境保護在一定的限度內不是經濟持續增長的硬約束因素，筆者提出能源消耗才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硬性約束因素。《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能源消費強度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8.67一直下降到2000年2.60的最低值，所以說中國以相對較低的能源消費支持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也因此使得中國能源經濟關系的真實性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成為國內外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十五」期間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能源強度有了小幅回升，2004年和2005年分別是2.84和2.83。能源強度的上升是因為「十五」期間中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的快速增長期，固定資產投資迅速增長，重工業的比重出現了增加的趨勢，鋼鐵、建材、電解鋁等高能耗產業急劇擴張，由此導致了能源消費量的迅速增長。2004～2005年，中國部分地區出現能源供應緊張的局面，中國的能源生產總量和消費總量在「九五」時期平均每年增長0.0%和1.1%，但在「十五」時期卻陡升至平均每年增長9.8%和9.9%。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和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在近幾年快速增長，其中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在2000年、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在2003年都處於大於1的水平，而且2003年和2004年兩者都越過了1.5。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之下在2005年才開始下降。能源形勢的嚴峻也是懷疑中國經濟增長是否可以持續的一個主要原因。中國的能源生產與能源消費在總量上是大體平衡的，但相對而言煤多油少的結構性矛盾非常明顯。中國石油進口大幅增加的同時煤炭出口卻在迅猛增長，石油進口依存度達到了43.9%，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在2005年的2.47萬億千瓦時發電量中，火力發電佔到了其中的81.55%，由於煤炭燃燒必然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氣體，於國際國內帶來了很大的環境壓力。
突破能源瓶頸首先必須「開源」，即大量進口各種能源，因世界石油探明可采儲量在增長。而且中國的能源外交和中國石油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已經初步實現，已經成功的建設完成了「中哈輸油管線」和已經簽約的俄羅斯「遠東輸油管線——大慶支線」將為中國帶來穩定的每年至少5000萬噸的石油。「節流」，即節約能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結合起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強調制度的作用，強調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機制。政府可以通過改變市場的贏利預期，引導企業從「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舊增長方式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新增長方式轉變。建議政府用指標施行總量控制，分配「水權」、「排污權」等權利，並且建立交易市場，政府「把激勵搞對」就行了。對煤、油、氣以及電力等能源則務必遵循市場價值規律，《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舉例政府扭曲電價導致電解鋁行業爆發式增長的後果說明，政府不能扭曲能源的市場價格，要依靠價格機制調節能源的供求。
筆者強調，經濟的持續增長並不必然伴隨著環境質量的持續下降，市場經濟的發展也並非必定要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欲使我國經濟持續性的增長和發展，必須首先研究怎樣使各相關主體在致力於經濟增長的同時，投入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積極性也可持續。這就需要制度建設並且嚴格地執行法律法規，用制度建設使消費者（公眾）的需求，生產經營者（企業）的利益及社會管理者（政府）的目標得到三重「激勵兼容」，這樣中國經濟才可能「內生」出可持續性的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研究結論是：在除了投資、技術、能源三個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條件和環境沒有大的變化的情況下，在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夠深入、政府職能轉變有所突破、不斷「把激勵搞對」的條件下，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能夠在中長期內持續下去，即中國經濟增長具有可持續性。

『拾』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方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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