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② 西方經濟學 銀行存貸款利率上升，對一下社會經濟有如何影響為什麼
我認為答案是1、2和4。
存款利率上升，存款對居民來講吸引力更大，是國專家回收過量貨幣、控制屬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宏觀手段。
而貸款利率上升，則會加大企業貸款的成本，也就是常說的貨幣政策緊縮。會降低企業申請貸款的積極性，減慢企業發展速度，拉低生產水平，降低產成品數量，控制過快的發展速度。
因為控制了通貨膨脹也就是控制了物價的上漲，所以4也選。
③ 西方經濟學資源配置方式
閣下的最後一句話讓在下不敢作答。但我很有興趣。
這里的「習慣」按我的理解大概有兩種意思。其一，社會風俗習慣；其二，消費者偏好。
三種方式中的後兩個其實不用說，計劃經濟我們再了解不過了。政府作莊。市場經濟配置方式也鮮有人不知，「看不見的手」這一理論幾乎家喻戶曉。
現在講習慣吧。摩爾根對原始社會形態有個描述，既無人計劃，也不存在市場。部落間的產品分配按照習慣，平均分配。這里要區別它和社會主義之下的平均的含義。社會主義經濟下，講平均，是按勞分配為原則，在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即共產主義時，人們高度自覺，認知和勞動便會主動達到均衡，所以即使是按勞分配，也會成為平均分配。但原始社會下的平均分配，是不按勞動而按風俗倫理的。這里它們的根本區別。做與不做都能得到部落中平等的一份（實際上這個時候估計不會有偷懶的，因為野蠻的社會下，人的動物性很強，為了生存會按自然生理習慣的遺傳，盡已可能地取得獵取食物）。
不敢掠美，這里從網上搞了一段，是社會風俗道德下的另一種情形，「在現代社會中風俗習慣也對資源配置產生重要的影響。大規模戰爭爆發後，計劃和市場均被破壞，但人們依然遵守著傳統的習慣，彼此尊重對方的財產權利，甚至互相救濟，共度難關，以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行。此外在日常生活中，先來後到原則，尊老愛幼原則等也在調節著社會資源的配置。例如，公共汽車和火車上座位有限時，人們總是遵守先來後到原則，年青人總是把座位讓給老弱病殘孕，這就是社會風俗習慣對稀缺的經濟資源（座位）發揮的配置和調節作用。」
然後，是偏好。有種偏好是由社會習慣形成的，這種既可放在上面也可放在這里。就如中國的南北方食俗。北方人主食麵，南方人主食米。這種習慣一定會導致家產品市場的南北區別。這種飲食偏好是因地理原因造成的，但偏好如果是長期的，而且是一個固定地域的話，時間久了，它會成為一種社會習慣。
還有一種純箤的偏好影響的資源分配。我就是喜歡英雄鋼筆，我就不用派克。女人天生喜歡首飾，男子則不然。這一類的習慣對資源的分配，影響是最小的。因為它始終以個體形式、小群體形式、個別商品偏好等局部方面影響資源的分配。
OVER！
④ 西方經濟學認為,所有社會都要解決什麼
從微觀角度我不太清楚，不過你說的「社會」，所以應該劃分到宏觀領域
在宏觀經專濟領域屬，經濟學家主要解決三方面問題：
1、GDP
2、CPI
3、失業率
隨便一本宏觀經濟的書都是圍繞這三方面展開的，具體說解決什麼問題，我覺得是這樣的：就是如何在保證GDP高增長的條件下，保持CPI的低速增長，並且保證失業率維持在一個低水平。
⑤ 現代西方經濟學是如何發展的
經濟學是與人類社會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一門學科，是制定各國國民經濟發展政策和措施的理論保障。20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領域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另一方面經濟危機頻繁發生。這為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變化提供了機遇和挑戰，促使經濟學家去尋找和探索解決問題的良方，由此引發了各種各樣的經濟學派和經濟理論的產生。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貨幣學派、供給學派及新制度學派等。這些學派根據當時經濟領域內出現的新問題，創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和新理論，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潮流20世紀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領域發生巨變的世紀。三十年代以前，資本主義經濟還處於私人壟斷階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尚未形成，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特徵是自由經濟，自由競爭和國家不幹預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仍是這一時期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主流。1929年—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宣告了資產階級經濟思想史上自由放任主義占統治地位的結束和政府幹預主義新思潮的開始。七十年代以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出現了停滯和通貨膨脹並發的新情況，它促使了一些新的經濟思想理論的不斷產生。客觀經濟現狀和經濟思想的急劇變化，促使人們去思考，去尋找和探索解決問題的良方，由此加快了西方經濟學界的變革。
20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學這門學科開始從主要研究如何使整個國家致富的學問轉變為主要研究個別消費者行為。個別廠商行為以及這兩方面行為對價值、價格的決定機制的學問；著重研究如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一國生產資源的有效配置；探索和解釋經濟危機和經濟波動的原因以及克服的辦法等。因此，西方國家中產生了諸多新的經濟學派和經濟理論。20世紀上半期影響最大的是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的「凱恩斯主義」。二戰後，影響最大的是新凱恩斯主義、貨幣學派、供給學派、新制度學派等。
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是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三十年代在西方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經濟學派。其代表人物為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1842—1924年）是當時最負盛名的西方經濟學家，長期在英國劍橋大學執教，是劍橋學派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1890年他發表了《經濟學原理》一書，將當時的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節欲論等經濟理論整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帶有折衷色彩的經濟學體系。由於這一體系被認為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進一步延伸和創新，因而他的學派又被人稱作「新古典經濟學派」。馬歇爾也被視為該學派的創始人。
新古典經濟學是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其理論建立的前提是深信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是充分自由的，他們對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滿懷信心，認為充分的自由競爭是最理想的經濟狀態，這能保證最好地利用社會生產資源，最有效地滿足社會成員的需要。因此，他們相信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會使供求關系趨於平衡狀態，因而不可能爆發全面的和長期的經濟波動和生產過剩危機。馬歇爾提出的「均衡價格論」，就認為供給會創造自身的需求，不管供給（生產）高達何種水平，都不必擔心需求（銷路）問題，即便生產出現局部的或偶然的失調，通過市場機制的自我調節，也能自然恢復均衡。雖然他們也承認資本主義社會有時會出現失業問題，但認為那是暫時的現象。因此，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自由放任、國家不幹預是最好的一種經濟政策。
新古典經濟學適應了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還處在自由經濟發展階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尚未形成，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還沒有顯示出來。但1929年發生的經濟危機卻動搖了馬歇爾經濟學的地位，讓人們意識到新古典經濟學派存在嚴重缺陷。隨後，主張實行政府幹預主義的凱恩斯主義逐步取代了新古典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界的正統地位。
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1883—1946年）建立的以國家干預為中心，以消除經濟危機和失業為目標的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其誕生的標志是1936年凱恩斯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
凱恩斯認為導致失業和生產過剩危機的原因在於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則起因於私人投資與消費不足。對這些問題，市場機制本身沒有解決的能力。他認為在市場機制中根本不存在人們所說的一隻能將私人利益轉化為社會利益的「看不見的手」。僅僅依靠新古典經濟學派所鼓吹的自由市場力量，經濟危機和失業現象是不可能消除的，只有依靠一隻「看得見的手」，即政府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有力的、大規模的直接干預，才有可能擺脫蕭條和失業。政府幹預理論是凱恩斯經濟理論最核心的內容。
依據凱恩斯經濟理論制定的經濟政策，主要包括實行赤字財政以增加國民收入和減少失業；實行通貨膨脹以降低利息率，刺激私人投資；實行對外經濟擴張，以增加對外的投資和傾銷商品，達到增加國民收入和就業的目的。
凱恩斯主義的問世適應了當時西方國家經濟形勢的需要，是經濟理論上的一次大轉向，給新古典經濟學以毀滅性的打擊。它不僅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極大關注，而且也為深受經濟危機困擾的西方各國政府所青睞。許多西方國家的政府按照這一理論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政府幹預經濟的政策和措施，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如美國實行的羅斯福新政，效果就十分明顯，它幫助壟斷資本調整和鞏固了資本主義經濟秩序，避免了美國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凱恩斯的重大貢獻正如《現代世界文化詞典》所言：「無法講清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歸功於凱恩斯，不過從1945年—1975年的30年間，他的理論確實主宰著經濟思想和政府政策，使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獲得了新生。盡管凱恩斯並不是資本主義一勞永逸的救星。」
新凱恩斯主義凱恩斯去世後，他的門生們根據當時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出現的一些新現象，對凱恩斯理論和政策主張進行了補充和發展，使其適應歷史的變化，由此產生了新凱恩斯主義，或稱後凱恩斯經濟學派。該學派分為兩派，一派是以美國的薩纓爾遜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一派是以英國的羅賓遜為代表的「新劍橋學派」。兩派都提出了新的理論來完善凱恩斯主義，他們與凱恩斯在有效需求、國家干預調節等理論方面並無分歧，但在資本理論、收入分配理論、經濟增長理論和一些政策措施等問題上分歧較大。
保羅·安東尼·薩繆爾遜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界最出色的經濟字冢之一，1961年他在自己的名著《經濟學》第五版中首先使用「新古典綜合」一詞，該派遂得名於此。
1953年，瓊·羅賓遜發表了《生產函數和資本理論》一文，批判「新古典綜合派」的資本理論，從而引發了二者之間的長期爭論，「新劍橋學派」是在爭論過程中形成的。1956年，羅賓遜的《資本積累》與卡爾多的《可供選擇的收入分配理論》的發表，標志著「新劍橋學派」正式形成。
新古典綜合派將凱恩斯的就業理論同馬歇爾的新古典學派綜合在一起，試圖形成一個集宏觀經濟理論和微觀經濟理論之大成的經濟理論體系。
新古典綜合派繼承了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認為只要通過政府運用財政政策，使總需求等於總供給，即可實現充分就業平衡，強調通過市場機制，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增長，尤其重視勞動增長、資本增長和科學技術進步等因素在經濟均衡增長中的決定作用；將凱恩斯的「乘數原理」和西方經濟學中流行的「加速原理」結合起來，建立了動態經濟循環模式，對主要經濟變數相互關系進行動態結構分析，以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原因和幅度；用微觀經濟理論對凱恩斯關於消費、投資等方面的理論進行補充和發展，以解釋現代資本主義發展中所遇到的「滯脹」危機。
新劍橋學派主張回歸古典經濟學傳統，特別是在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的基點上，提出了自己的價值論和分配論，提倡把經濟增長理論同收人分配理論融為一體，著重研究經濟增長過程中國民收入分配的變化，主張政府實施某種社會經濟政策，改革收入分配製度。
貨幣學派貨幣學派又稱貨幣主義，是20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的一個反凱恩斯主義的主要經濟學派。其名稱來自該派代表人物之一布倫納的《貨幣和貨幣政策的作用》一文。該派主要的倡導者和代表人物是美國的米爾頓·弗里德曼。
貨幣學派的基本思想源於西方傳統經濟學說中的貨幣數量學說。弗里德曼反對凱恩斯簡單否定貨幣具有重要作用的觀點，重申了貨幣的重要性，提出了「貨幣規則」即貨幣的增長率應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一致的理論。同時，還主張實行自由貿易和浮動匯率，寧可保持一定的失業率，也不要搞通貨膨脹。該派於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逐漸取代了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地位，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各國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之一。弗里德曼也因此獲得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貨幣學派是現代自由主義經濟流派中影響最大的一支，弗里德曼被視為現代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傑出代表。其代表作有《資本主義與自由》、《實證經濟學論文集》和《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等。弗里德曼的學說從1975年開始被美、英等主要國家付諸實施。
貨幣學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西方經濟的矛盾之後，漸漸在失業率、高利率、增長緩慢等方面暴露出新的矛盾。例如，美國採用貨幣主義政策，把通貨膨脹率從1980年的13％降至1982年的約4％，其結果卻創下戰後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紀錄。
供給學派供給學派是20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國出現的一個與凱恩斯主義相對立的經濟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為費爾德斯坦、拉弗門德爾等。該學派是和凱恩斯的合理需求理論相對立的，強調經濟結構中供給方面的重要性，並從中尋求對策的理論，主張大幅度降低稅率，提高企業投資能力和積極性，取消國家干預，控制貨幣增長以達到預算平衡，削減社會福利等。
供給學派產生後發展很快，二十年代已開始成為發揮政治影響和提供決策理論依據的學派。里根執政時期就吸取了供給學派的一些觀點，構成了他的經濟復興計劃的理論基礎。
新凱恩斯主義、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三者之間的關系較為復雜。從基本出發點看，前者與後兩者的分歧點是要國家干預還是要市場調節，以及誰為主的問題。在具體政策方面，三者之間存在著明顯分歧。凱恩斯學派著眼於干預需求，貨幣學派著眼於控制需求，供給學派著眼於干預供給。
新制度學派新制度學派產生於20世紀五十年代末，其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包爾丁，法國的別魯，瑞典的繆爾達爾等。該學派是相對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的制度學派而得名的。他們認為經濟活動並不受經濟規律支配，而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卻發揮重要作用，所以特別重視和強調對制度因素的研究，重視制度制約經濟的各要素。新制度學派基本繼承了制度學派的理論，用以分析現代資本主義，揭露並抨擊它的弊端，對主流經濟學持批評態度，其中不乏合理之處，成為西方最具有批評色彩的經濟學派。
⑥ 水泥價格下跌對於整個社會的房屋供給有何影響為什麼（大學西方經濟學微觀題目）
供給曲線右移，均衡點向右下方移動，結果是價格下降，銷售量上升
⑦ 社會經濟學對個人指導意義
看到一個講的微觀的還不錯，分享給大家：
舉個例子，我們的父輩們中很多人（比如我爸）吃飯的時候不管是不是已經飽了，一定要把東西吃完。買了一聽易拉罐的飲料，就算很難喝，也要把它喝掉。我問他為什麼，他的回答總是，不吃完（不喝掉）不就浪費了嗎。
這就是典型的在做決策時考慮沉沒成本。
什麼是沉沒成本呢？就是已經花掉了，無法挽回的成本。比如你這個菜做都做了，這飲料買都買了。無論是你吃完，還是扔掉，都不會改變你在這上面花了多少錢和時間了。
所以我們永遠不應該讓沉沒成本影響到我們的決策。
正確的思考方式應該是，我已經吃飽了，再吃會讓我得到更多的營養，但是我會胃不舒服會長胖，所以就不吃了。這個飲料太難喝了，喝完是一種煎熬，所以就不喝了。
或者說，有些人的感情明明都繼續不下去了還要苦苦堅持。你問他，他說都在一起這么久了，分開了多可惜。這又是被沉沒成本影響了決策。正確的思考方式應該是，分開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