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行政管理論文
《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
雖然一個社會的外部局限性在於它的經濟增長率，但經濟增長的正當性已成為壓倒一切的價值理念，成為現代各國的共同追求，並成為現代多元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因此，及時地調整公共權力的結構與運行機制，從而滿足經濟增長新形式的需要，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機，這應當是現代政治學的一個基本命題。
這一抽象命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背景下的展開，則是作為國際社會科學前沿話語的治理理論與實踐問題。前沿孕育著未來。本文立足於政治科學知識體系的變革，說明這樣一個觀點：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學研究綱領，是現代政治學本來就應該是的樣子。
一 、從上述事實性知識或判斷性知識來審理治理理論，這一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來自於公共權力結構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並出現危機，反映在治理話語中，則集中體現在三個論點上。其一是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國家已經喪失應有的行為能力，也難於預測自己的行為後果，甚至難於避免產生有害的決策；並受落後的思想束縛，不時頒布不適宜的或無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種群體接受。其二是社會結構急劇變化，地位危機、社會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眾對公共權力的效能和未來越來越不抱幻想，公眾的心靈世界碎片化，行為邊緣化日趨嚴重。其三是作為社會一致性中樞的公共行政體系能力衰減，並進一步成為公眾的負擔，中央集權、分等論級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層系統陷入了官僚主義的怪圈，公共政策無力承受大量社會需求，無法對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問題做出裁決，超優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國際市場。對於這一總體性的危機，治理話語走向了積極的知識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臘之本，在政治上重開自由主義之源，在實踐出路上擇定新制度經濟學，在技術上親和於管理主義，從而推出具有建設意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分析方法。
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治理理論是人類在尋求解決社會一致和有效性問題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認識轉折與制度突破，在一定意義上，包括近代以來在內的一切政治學知識都在這一框架下實現了新的整合，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判斷上，政治學知識體系都在悄悄地脫離統治這一核心而轉向個人對公共事物的關心這一主題，由此導致現代政治類型在三個維度上發生重大轉向：
第一，從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變遷。一般而言，高級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國際關系中意義重大、影響非凡的決策活動，如討論一國是戰爭還是結盟等等。其次高級政治是指在共同體層次上、有關民族國家問題的重大決定和政策制定，如號召種族或集團一體化，或是與產權制度有關的政治關系的變革，如私人產業國有化，或者對政府的體制和形式進行根本性變革等等。所謂低級政治也是一種政治類型，這類決策不涉及對國家或國際社會中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它涉及次要性的決策，如將大型社會系統保持在某種均衡狀態。低級政治通常由官員和管理者們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實行，一般屬於官僚政治行為，功能是在不幹擾社會政治經濟現狀的條件下為貫徹高級政治決策所進行的活動。在國內層次上，低級政治包括通過有關防止環境污染的法規；決定提高最低工資和社會福利標准；對外貿易、旅遊和投資往來的促進等等。現在應當已經到了把上述思維方式顛倒過來的時候了。
第二，從暴力政治向規勸政治變遷。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革命及各種規模的國內騷亂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個體或國家之所以發動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其目的總是在於改變或控制對手的行為。雖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脅仍被人們用於實現政治目的，那麼人們就不能否認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應當是有限的。相反，規勸政治應該是公共政治活動中的基本形式。規勸政治一般是指倫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談判、協商、立法、集體討價還價，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合作或激烈的競爭。當然，前提是這種競爭是普遍接受的，並且在預先規定其法則的基礎上進行。
第三，從等級政治向復合政治變遷。等級政治是權力和權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結構為前提的，由等級政治所決定的政治關系表現為下級單位從屬於上級單位，每個等級社會當中的頂峰都是最高權威，但這一權威並不一定總是合法的，權威的下屬是各級權力層次，每一下屬權力層次又控制著更多的下級次層次，這一系統最後通到普通公民，最後為塔基部分決大多數的人民無所抗辯地承認。與之相反，復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近平等的行為者們之間的政治關系，在這種關系當中，社會由信息暢通的、積極的和自治的政治單位組成，這些政治單位對維護自身的獨立和幸福往往採取十分戒備的態度，然而它們也承認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對自身利益有利，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利益所在。復合政治只有在具備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以滿足其成員需求的社會中才能付諸實踐。進一步推斷，復合政治應有一套自由的和競爭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統，該系統無需依賴於對大眾傳
媒介實行壟斷性控制，而等級政治的目的是通過發動具有強烈傾向性的宣傳運動來造成一種虛假的社會一致感。 政治學知識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須客觀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質與規律，但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開，真正成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異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學知識的發展與人類思維的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只有當人類的思維已經進展到能夠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時，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會消失。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和復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學知識發生重大轉變，並為治理型政治學代替統治型政治學提供了基本概念。興起於現實公共政治生活危機中的治理理論，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學知識的轉向，根本原因就在於它以新的思維回應了當代人類生活的變革。從近代從統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變遷，體現了公共權力運動發展的內在規律，當公民權利真正成為公共權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時，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於市場秩序，政府制度才會內生於市場秩序。應該說這才是民主政治本來應該有的樣子，換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學長期以來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論更體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從治理型政治學的應用或其實踐戰略來看，新公共管理的實踐是其必然的邏輯展開，是治理型政治學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形態。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學看成是一種新的政治科學研究綱領，那麼按照拉卡托思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有關硬核和保護帶的理論，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間的關系恰恰體現了科學研究綱領中硬核和保護帶的關系。因此，割裂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學科的性質，減弱治理理論在回應現實問題時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論在學術論戰中失去有效的保護帶。國外有些學者認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論有關，是因為「掌舵」是<優麥電子商務論文>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詞，簡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則框架，將有助於我們認識這一點。
作為新公共管理內容的主體，它有兩個基本學術支持：管理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管理主義在這里的應用是把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門，強調直接的職業管理、明確的績效標准和評估標准、根據結果進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時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費者――公民的觀念。新制度經濟學則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勵結構引入公共服務中，通過新的激勵制度安排削減官僚機構，通過承包和准市場的運作方式實現更有效的競爭以及消費者選擇。而關鍵也最具有質感的口號是用企業家精神的政府來代替受統治結構羈旁的官僚政府，以企業家精神的政府推動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其基本的理論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權從官僚手中轉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場機制而不是官僚機制；(3)驅動政府管理者前進的是自己的目標――部門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規則和規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眾定義為消費者，並且為它們提供選擇的機會；(5)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而不是簡單地提供事後服務；(6)把精力放在贏利而不是簡單地支付財政撥款上；(7)實行分權制度，主張參與式管理；(8)；公民評估自己的代理者的績效時，關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結果(9)關注的目標不僅僅是公共服務的提供，還包括激勵所有的部門和公民，為解決他們社群中存在的問題採取行動。顯然，新公共管理的這些觀念和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及復合政治都關心競爭、市場、消費者以及結果，公共部門圍繞這些主題的轉變就是脫離統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則是更多的治理。
三 、在一個全球化和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大變革時代，各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尋找一種更好地適應環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經濟的競爭中贏得優勢並讓社會獲得有質量的增長，治理理論正成為回應這一變革的強勢政治理論話語，支持這一話語體系的價值觀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識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學的統治理論，並在全球范圍引起政治家、學者以及官員、實業家的共識。立於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理解治理理論時，我們深感這對重構中國民主政治知識體系，尋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質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擺脫市場化進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敗，在新的合法 性基礎上重建社會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論資源。從社會或區域之間競爭的可持續性來看，治理理論資源合法充足的利用，應當是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本的一種提升途徑。中國正在發展公共管理制度，開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識，以便為有效地治理中國提供基礎性條件，這一努力要趨於最後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點達成共識：
首先、要對政治學的知識類型的實行轉換，尤其在人為秩序與自然秩序、辯證理性與有限理性、意識形態與實證主義方法、形式主義運作和效率至上原則之間作出整合性選擇，從而使得政治科學知識在現代社會中的擔負真正來自於公民社會而不是意識形態。因為治理模式的選擇和善治目標的達成有一定的路徑依賴，而一個社會知識的狀況或稱之為存量結構總是形成發展與變革路徑的根本，知識狀況已成為制度學派分析社會問題時的一個重要變數。而不能掌握社會變革所需要的知識，其結果就會形成社會的創傷。因此當代社會發展的競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知識存量的長期性競爭。
通過政府制度重構推動政治制度二次正當性創新，這可能是需要達成共識的第二個重要方面。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從歷史類型來看可以說首先是<優麥電子商務論文>一種否定性民主，它否定了舊的專制政治而建立了新的人民的統治，實際上這一民主的功能僅僅在於明確由誰統治。而建設性的民主是以公民權利為邏輯起點，以公民福利和安全最大化為目的的，關注民主的憲政化即自由民主，這也是政治制度二次正當性創新的依據，因為從治理理論來看，政治制度只是公民福利和安全的一個變數。如果說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奠基是以暴力政治為途徑，政府制度是作為統治工具而存在的話，那麼通過滿足善治目標的政府制度的重構推動政治制度二次正當性創新，才能使這一創新有較准確的方向感和現實感。
最後一個需要達成共識的是在公共理性基礎上，發展以公民文化為核心的政治文化。與治理型政治相一致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礎上的，它以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為底線，其主題是關懷基於基本正義問題的公共的善，而不是政治權威的價值偏好。自由、平等、寬容、互惠互利，以及理性公民內心真實的同意是在公共理性指導下公民文化的一般內容。離開這一公共政治文化，治理的政治仍無根基，這不僅是一個公共政治秩序建立的充要條件，也是治理模式轉變的倫理支持。要在這一方面達成共識、走向善治，可能要付出許更多的艱辛。
⑵ 制度經濟學的英文論文哪裡有啊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essay I intend to briefly summarize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describe how it differs from neo-classical theory, and then to
apply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as I see it) to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⑶ 怎麼寫畢業論文，有行政管理的論文網址么（5000字左右）
三、21世紀中國政府：掌舵而非劃槳 「今天我們政府失敗的主要之處，不在目的而在手專段屬」［4］。 政府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以何種方式提供服務，是我國各級政府必須思考的關鍵問題。 1.掌舵與劃槳 現代國家的政府，既具有決策與指揮的職責，又具有執行和操作的職責。如果把決策、指揮比作「掌舵」的話，那麼具體的服務執行就是「劃槳」。掌舵是一種方向性、目標性的引導，而劃槳則是實現目標的手段。從另一方面來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針政策等宏觀方面的服務，而「劃槳」則是具體的服務。 2.掌舵而非劃槳 彼得
⑷ 一篇勞動社會學領域范圍內的任一主題的論文，題目自擬。 2500字以上。 發我郵箱 [email protected]
中國產業經濟學的回顧與展望
產業經濟學屬於經濟學中應用經濟學下設的一個二級學科。其內容體系包括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產業布局、產業關聯、產業政策、政府規制與反壟斷等主要領域。在國外，關於產業經濟學的內容體系，一直存在寬派與窄派兩種理解。以英國為代表的寬派認為產業經濟學除了產業組織理論以外，還包括產業結構理論等內容。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窄派堅持認為產業經濟學就是產業組織學。在中國，基本上是按照寬派來理解的。
一、中國產業經濟學科發展階段的回顧
從總體上說，產業經濟學作為在中國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始於改革開放之後，與國際產業經濟學主流接軌的產業經濟學研究，至今不過十多年的時間。其間經歷了從部門經濟學（工業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向以產業結構經濟學為主，到現在以產業組織理論為主的演化過程。
中國產業經濟學的發展之所以形成這樣的軌跡，是與中國經濟社會特定的發展狀況，以及人們對產業經濟理論的認識相關的。中國的產業經濟學學科體系是20世紀50年代從前蘇聯引進的，那時「產業」的概念主要指計劃經濟中的行業或部門，學科專業相應地也設立了農業經濟學、工業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門類，但沒有明確的「產業經濟學」名稱。直到改革前，一直缺乏對產業組織理論進行系統的研究，幾乎處於停滯狀態。但由於在經濟建設中我們仍然遇到與產業組織有關的一些問題需要加以解決。因此，經濟學界還是在不自覺的狀態下，對產業組織問題在蘇聯範式下進行過一些分析和研究，如對工業經濟領域的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生產與協作問題、對工業生產的聯合化和集中化等問題所進行的研究。總的來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產業經濟學研究。以市場經濟運行為制度背景的產業經濟學，在改革開放以前是不可能得到發展的。
第一階段：產業結構經濟學為主導的產業經濟學起步階段（20世紀80年代）
20世紀80年代，產業經濟學在中國迅速成為經濟學界的顯學之一，但其研究對象，卻不是國際上作為主流的產業組織理論，而是與日本相似的產業結構經濟學。長期的計劃經濟使中國的產業結構陷入極為失衡和不合理的境地，調整這種產業結構，使國民經濟走出瀕臨崩潰的境地，成為當時決策當局和整個社會最為關心的問題。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間必然經歷一個政府主導型經濟階段。在政府主導型經濟中，政府如何採用非指令性計劃的手段有效地控制經濟運行，是決策當局極為關心的問題之一。產業政策成為當時決策當局認可的調控經濟的重要政策手段。日本經濟的迅速崛起，以及80年代國際經濟學界對「通產省奇跡」的稱贊，使正處於困境中的中國看到了一個似乎可資模仿的樣板。當時的很多學者和政府官員都認為，借鑒日本產業結構調整的經驗，對中國擺脫經濟困境，實現經濟振興，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正是在以上社會經濟背景下，當時中國的產業經濟學研究，借鑒了日本產業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形成了以研究產業結構調整及其政策為主的產業經濟學研究體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等研究機構是這一時期產業結構與政策的研究重地。
第二階段：西方產業組織理論引進吸收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
西方國家產業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是產業組織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研究在英美國家已經有了一個多世紀的歷史。這個理論起源於劍橋大學教授馬歇爾提出了「馬歇爾沖突」,即自由競爭與規模經濟和壟斷的兩難選擇問題。後經1933年的「壟斷競爭革命」，到1959年產業組織理論創始人之一的哈佛大學教授貝恩《產業組織》一書出版，標志著產業組織理論的正式誕生和產業組織理論哈佛學派的形成。此後，在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又催生了產業組織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派和新奧地利學派的興起。最早介紹到我國的產業組織著作是美國學者W.G.Shepherd的《市場勢利與經濟福利導論》，該譯著於1980年出版時並未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更談不上深入研究了。1985年，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楊治編著的《產業經濟學導論》出版，是國內第一本以產業經濟學為名的著作，在國內影響較大，而且它影響了以後的產業組織經濟學的內容體系和研究框架，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1985年，世界銀行經濟發展學院和清華大學經濟學院聯合舉辦經濟管理講習班，編印了《產業組織經濟學》，比較系統地對西方產業組織理論進行了介紹。1988年，日本學者植草益的《產業組織論》出版，成為國內第一本系統介紹國外產業組織理論的譯著。隨後，國內又陸續翻譯出版了幾本西方學者研究產業組織的著作，如丹尼斯·卡爾頓和傑佛里·佩羅夫著的《現代產業組織》、J.施蒂格勒的《產業組織與政府管制》等著作的翻譯出版，對我國產業組織研究在中國的興起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學術界積極引進國外產業組織理論的基礎上，中國經濟學家也開始嘗試運用產業組織理論範式對中國現實產業組織問題（特別是壟斷與競爭問題）進行研究。蔣學模主編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專門設了一章「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競爭與壟斷」。谷書堂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也大量討論了競爭與壟斷問題。1988年出版的胡汝銀的專著《競爭與壟斷：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分析》，完全以中國經濟的競爭與壟斷為研究對象，蔣學模評價該書「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地研究社會主義競爭和壟斷的專著，填補了一個空白點」。1989年出版的鄒東濤和楊秋寶的專著《經濟競爭論》，系統論證了中國經濟競爭模式問題。與此同時，《經濟研究》1987年第10期發表了史正富的論文《產業組織的轉換與產權制度的改革》，《經濟研究》1988年第10期發表了陸德明的論文《改造產業組織，建立壟斷競爭市場》，復旦大學課題組發表了《通過產業組織的改革與創新，建立社會主義壟斷競爭市場》等專著和論文，開創了運用產業組織理論範式對中國現實產業組織問題（特別是壟斷與競爭問題）進行研究的先河。但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產業經濟學界對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還是個別的和初步的，還沒有出版一本產業組織專著，屈指可數的研究成果所涉及到的產業組織問題也是夾雜在其他問題當中。
第三階段：中國產業經濟學的初步形成階段（20世紀90年代）
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壟斷與競爭之間以及競爭與效率之間的關系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並日益引起學者的關注，因此產業組織理論研究成為產業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產業組織研究成果。1990年，陳小洪、金忠義出版的《企業市場關系分析——產業組織理論及其應用》是針對國內讀者的第一本系統介紹產業組織理論和國外產業組織狀況的專著。1991年，王慧炯主編的《產業組織及有效競爭——中國產業組織的初步研究》與1993年馬建堂的《結構與行為——中國產業組織研究》於1994年同時榮獲了第六屆孫冶方經濟學獎。1994年，夏大慰編寫的《產業組織學》是國內第一部系統介紹和分析產業組織理論、方法以及產業組織政策的教材。此外，《經濟研究》等期刊也發表了不少有關產業組織的論文。1997年，國際上最流行的泰勒爾的教科書《產業組織理論》和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斯·卡爾頓等著作的《現代產業組織》的中譯版均被出版。其中《產業組織理論》的最大特點是應用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方法分析產業組織問題，為中國產業經濟學界帶來了新的分析方法，從此，應用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方法研究中國產業組織問題的文獻逐漸增多。總之，這一時期的研究趨於多樣化，在研究的理論框架上，既有在西方正統的產業組織理論的SCP分析框架內展開的分析論著，也有在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的框架內進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規范性的分析在減少，實證和案例分析的論著增多；在分析的廣度上，既有綜合性分析，又有行業分析和專題性研究；在研究內容上，有關市場進入與退出、反壟斷、政府規制、壟斷行業引入競爭機制問題都不斷地進入了經濟學家的視野和研究工作，可以看出中國產業組織理論體系已初步形成。
第四階段：產業經濟學研究的繁榮階段（21世紀至今）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按照國際上通行的產業經濟學研究範式進行的研究越來越多，這標志著中國產業經濟學的研究漸漸與國際主流接軌。SCP分析框架是中國學者研究產業組織使用的主要研究工具，較多的研究者以中國經濟轉軌作為研究背景，引入制度變數，對特定產業的市場結構、企業行為和市場績效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實證檢驗。隨著研究的深入，產業經濟學的研究開始針對國際貿易、金融、保險、證券、中介機構、出版等具體行業領域進行研究。此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進程的深入，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和反壟斷、政府規制體制改革、產業競爭力等問題日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這方面的成果開始大量涌現。
產業經濟學繁榮與深化還體現在專業學術團體和專業期刊的繁榮上，國內目前有2個全國性的學術研究團體——中國產業經濟學會、中國工業經濟學會。主要專業出版物有《中國工業經濟》、《產業經濟研究》、《產業經濟評論》、《中國產業組織評論》、《產業組織評論》和《規制與競爭前沿問題》。在國外，眾多國際一流的經濟學家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活躍在產業經濟學領域，產業經濟學領域的論文在《美國經濟評論》等世界頂級經濟學期刊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在中國，產業經濟學經過30年的發展得以迅速普及和提高。中國經濟學界的頂級期刊《經濟研究》大量刊載有關產業經濟學領域的論文，其研究成果對政府產業政策、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價格法、WTO新一輪談判（貿易與競爭議題）、壟斷行業改革等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在學科建設上，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的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覆蓋產業經濟學）和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北京交通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山東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的產業經濟學科為國家級重點學科。全國擁有產業經濟學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有30家，擁有產業經濟學碩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達到172家（含上述30家）。此外，產業經濟學的分析範式和方法已經滲透和體現到法學、公共管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內容中。可以說，如果說經濟學已經成為社會科學中的「顯學」，那麼，產業經濟學則是經濟學中的「顯學」，成為研究生學科專業中的熱門專業。1996年，中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公布了新的研究生專業學科目錄，正式把產業經濟學列為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與國民經濟學、區域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國際貿易學、勞動學、統計學、數量經濟學、國防經濟學、勞動經濟學並列為應用經濟學的組成學科，這也標志著中國產業經濟學在學科設置上與國際慣例逐步接軌。目前，產業經濟學已成為中國綜合性大學經濟學類、工商管理類專業和財經類院校學生的專業必修課。但隨著研究生學科專業目錄的調整，產業經濟學何去何從，目前爭議分歧很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產業經濟學在學科目錄上的歸屬如何調整，產業經濟學理論與方法已經較為普及，對產業經濟學的研究一定會繼續深入下去，產業經濟學對推動經濟學的進步和推動中國產業經濟振興的作用會越來越大。
二、中國產業經濟學學科發展的展望和建議
（一）學科內容應進一步凝練和集中
目前，在產業經濟學學科建設上，由於內容體系沒有界定清晰，導致學科之間相會入侵，不僅其他大量的學科入侵產業經濟學領域，產業經濟學也大量入侵其他學科領域。如有些大學在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中，設有產業組織研究方向；如發展經濟學專家大量研究本屬於產業經濟學范圍的自然壟斷產業的競爭和規制問題；如有些大學在產業經濟學專業博士和碩士招生中，設有產業核算（會計學）、產業管理（企業管理學）、區域經濟、國際貿易、體育產業、品牌管理、期貨貿易、信息系統與電子商務、消費經濟等研究方向，均是普遍反映的現象。
（二）產業經濟學研究水平有待提升
中國產業經濟學界在市場結構研究方面，對我國市場結構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水平、集中度和進入壁壘的實證性研究明顯不足，無法深入了解市場結構對企業行為進而對市場績效的影響；在企業行為研究方面，多數成果是沿著市場結構——企業行為——市場績效這樣一種分析範式展開研究，忽略了產權結構、治理結構、技術結構、業務結構等相關因素的深入分析。在市場績效研究上，多數成果對績效缺乏全面性和動態性的了解，忽略了績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和綜合的結果。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已有的成果研究方法較為落後，只有定性研究，缺乏實證研究，博弈論方法和計量分析方法等目前尚未被產業經濟學研究者廣泛採用。對於產業經濟學來說，不重視對計量分析和統計研究，確實很難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防止產業經濟學研究中「數學崇拜」現象，把簡單問題復雜化，「用眾所不知的語言講述眾所周知的道理」，以至於有的經濟學家發出「經濟學將興於數學也必將於數學」的感慨。因此，在今後的產業經濟學研究上，一方面需要注重形式上的規范化，同時也要強調在規范化的背後，選題是否重要，方法是否恰當，結論是否可靠等「問題導向」。相信伴隨著中國國際經濟地位的不斷提升，隨著學術界研究基礎和研究方法的提高，中國產業經濟學「命題本土化，方法規范化，水平國際化」的「三化」趨勢和特徵一定會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來。
（三）產業經濟的現實問題應受到關注
1. 產業經濟學的基本范疇研究
產業經濟學一些基本的界定和實證檢驗一直缺乏深入研究。以傳統的自然壟斷為例，人們都在廣泛使用自然壟斷概念，可究竟何謂自然壟斷，自然壟斷在質上和量上如何界定，自然壟斷的產業范圍是什麼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在國內外學術界始終是模糊不清的，以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定義自然壟斷，不僅自身難以邏輯一致，而且也難以解釋活生生的自然壟斷產業以引入競爭為主題的改革實踐。另外，產業組織學基本範式的基本邏輯關系，特別是制度范疇在其中的作用機制，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2. 結合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深化對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演變規律的研究
目前我國對產業結構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基本上是還是「舶來品」，沒有形成自己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理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被稱為「中國奇跡」。「中國奇跡」背後一定會隱含著中國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的演變動力和演變規律，對此問題的研究將會有重大理論創新的空間和可能。
3. 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和反壟斷問題
國外壟斷行業改革已經有了30年的歷史，中國壟斷行業改革也已經有了10餘年的歷史。如何總結國內外壟斷行業改革的經驗教訓，如何確立中國壟斷行業改革的模式和路徑，這些命題自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就已經提出，十七大政治報告再次提出，但總的來看，中國產業經濟學界對壟斷行業改革的研究還比較薄弱。《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即將實施，如何有針對性地禁止和反對形形色色的壟斷行為，對企業集中的審查標准如何確定等這些問題都有待於產業經濟學家提供理論依據。處在迅速發展中的中國物流，存在諸多問題，需要處理好諸多的關系，協調發展。從而，有許多政策性問題需要解決。政府需要制定相應的方針和政策，加強我國物流業的協調發展，使物流業真正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概括地說，發展中國的物流業需要採取「協調發展、穩步前進」的八字方針，並採取以下的八大協調政策：
一、現代物流業的基本內涵
物流理念被引入產業界後，其內涵一直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充。短短幾十年間，物流由最初概念的形成、發展和不斷完善，在全球迅速成長為具有無限潛力和發展空間的新型服務產業，並已進入現代物流的發展階段。所謂現代物流業，是指產品從生產地到消費地之間的整個供應鏈，運用先進的組織方式和管理技術，進行高效率計劃、管理、配送的新型服務業。它通過對物流的各個環節，包括運輸、儲存、包裝、裝卸、加工、配送和信息處理等相關活動，進行一體化管理，以達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增加企業利潤的目的。因此，國際上通常把降低物資消耗而增加的利潤稱為第一利潤源泉，把節約活勞動消耗而帶來的利潤稱為第二利潤源泉，而把通過降低物流成本挖掘的利潤稱為第三利潤源泉。著名管理權威P.F.德魯克則把現代物流業稱之為尚待開掘的「黑大陸」。
二、現代物流業的基本特徵
雖然物流活動存在已久，但在現代經濟中，物流產業及其所提供的物流服務，與傳統的物流活動或者生產、流通部門從事的物流活動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區別。具體表現為：第一，現代物流業是國民經濟中的動脈系統，它連接社會經濟的各個部分並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第二，現代物流業通過對各種物流要素的優化組合和合理配置，實現物流活動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物流總成本的降低。第三，現代物流業可以為全社會提供更為全面、多樣化的物流服務，並在物流全過程及其各個環節實現價值增值。
三、現代物流業的發展趨勢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現代物流業發展呈現出五大趨勢：一是系統化趨勢。為滿足用戶需求不斷變化的客觀要求，現代物流包含了產品從「生」到「」的整個商品流動過程，形成了一個整體的專業化的供應鏈，物流系統也就成為一個跨部門、跨行業、跨區域的社會系統；二是信息化趨勢。藉助於商品代碼、資料庫的建立和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在運輸網路合理化和銷售網路系統化的基礎上，整個物流系統實現管理電子化，物流業正進入以網路技術和電子商務為代表的信息化新階段；三是專業化趨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生產企業為精幹主業，提高效率，逐漸把物流配送業務交由專業的物流企業去做。第三方物流能夠發揮集約化、專業化的優勢，在更大程度上實現物流合理化，從而節約流通費用，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四是倉儲、運輸的現代化與綜合體系化趨勢。倉儲現代化表現為高度機械化、自動化、標准化，組織起高效的人、機、物系統；運輸的現代化則要求建立鐵路、公路、水路、空運與管道的綜合運輸體系；五是物流與商流、信息流一體化趨勢。傳統上，商流、物流、信息流是三流分離的。但現代物流的功能逐步拓展，將商品的交易、產品的位移和信息的傳遞集成在一起，實現了三流合一。
四、我國物流業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政策
基於上述分析，發展中國的物流業需要採取「協調發展、穩步前進」的八字方針，並採取以下的八大協調政策：
（一）發展物流業與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相協調的政策
物流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一個產業，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必須與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相協調。我國物流產業政策的制定，必須實現這一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物流業的跨部門和多環節以及服務業態和服務種類的多樣性特點，決定了物流產業的發展與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相協調，具有其內在的要求。物流既涉及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物流設備製造業、物流信息業等諸多產業部門，還涉及物流經濟活動中的運輸業、倉儲業、包裝業、貨運代理業、物流咨詢服務業等諸多行業，涉及國家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物流產業政策的制定具有其內在要求：一是物流產業與國民經濟其他產業部門的協調發展。根據產業結構的理論，不同的產業結構有著不同的經濟效益和經濟發展水平。結合大力發展我國物流產業的過程，有計劃地進行我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戰略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將極大地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在更高的水平上穩步發展，促進中國兩個根本性轉變的實現。二是物流產業內部各種相關產業經濟活動的協調發展和資源整合優勢的發揮。經濟學大師們對產業組織有過多方面的深入研究，產業組織理論的先驅者馬歇爾對產業的組織形態進行了分析，美國產業組織理論的鼻祖張伯倫對產業內的競爭與壟斷進行了研究，現代產業組織理論的代表人物貝恩對產業組織的市場效率進行了研究。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結果表明，實現產業內的最佳資源分配狀態是產業組織的目標。物流產業作為一種特殊的復合型產業，其產業組織的目標就是使物流產業內部資源得到最有效的整合。我國的物流產業政策，必須反映這兩方面的內在要求，使我國物流產業的發展與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相協調，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促進我國服務業的進步和發展。
（二）發展物流與工農業生產相協調的政策
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正處在由小康社會向工業化社會、信息經濟時代全面過渡的發展新階段，信息產業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現階段，工業仍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農業仍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物流業不僅是連接工業生產活動和農業生產活動的橋梁和紐帶，而且是連接工業生產各個部門、各個企業的橋梁和紐帶。通過現代物流經濟活動，應該能夠有效、及時、准確、快速地把農業生產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化肥、農葯等各種農業生產資料配送到鄉村，把工業生產所需的各種農產品工業原料、各種工業中間產品配送到工廠企業，使我國的物流產業能夠真正成為有效地連接工農業生產的橋梁和紐帶。因此，我國的物流產業政策在促進物流產業發展的同時，必須與工農業生產的發展相協調，服務於工農業生產，形成高效的現代物流服務體系，使物流產業的成長與我國工農業的發展能夠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現代物流業作為服務業的一部分，在為工農業提供有效的現代物流服務的同時，也將使本身迅速發展壯大起來，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實際上，從經濟分析的意義上說，產業經濟學的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已經給我們描述了現代物流產業進化的未來。
（三）物流基礎設施建設與物流資源整合相協調的政策
我國的「十·五」計劃已把物流業作為「十·五」時期著重發展的服務業。現在，我國各級政府，根據「十·五」規劃中大力發展物流的戰略，按照中央制定的加快發展我國物流業的大政方針，對發展本地區的物流產業進行了規劃，特別是對大規模物流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尤其是各大、中城市都在規劃投巨資建設大、中型物流樞紐、物流中心，成十億、上百億元投資的物流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比比皆是。應該說，對於各級政府大力發展物流的熱情和大動作是需要首肯的。但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搞清楚，就是物流基礎設施建設與物流資源整合相協調的問題和關系。發展我國的物流產業，具有來說就是要充分發揮物流資源整合的優勢，實現物流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在於，大批物流基礎設施的集中建設，究竟是不是合適，它們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實現充分發揮物流整合資源的優勢，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實現物流資源的最優配置。投入產出的理論告訴我們，一定的產業結構具有一定的投入產出關系。我國物流產業現在的投入產出關系如何確定，我國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現在的投入產出模型如何構造，它們之間具有什麼樣的相關性和數量關系。這些物流發展中的宏觀問題和數量關系，需要我們去認真的進行宏觀經濟數量分析。至今為止，我國物流產業的宏觀經濟模型還沒有建立。我國物流產業的宏觀經濟數量分析和參數估計問題，已經影響到我國物流產業的宏觀經濟決策的正確性和可信度。實際上，我國各地現在大規模的投資建設大批的物流基礎設施，大多是建立在各地物流發展預期基礎上的，普遍缺乏全國物流發展的理性預期和有效協調，缺乏充分可信的可行性論證和宏觀數量分析的政策指導。這樣，很容易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浪費，重復建設，結果很可能導致中國現代物流的投入產出效益比的失衡。因此，盡管我國物流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是必要的，但各地物流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適度，要有統一規劃，要進行中國物流投入產出模型的分析和論證，需要有全國物流「一盤棋」的動態規劃及決策。應該看到，加快我國物流產業的發展，建設一定數量的大中型物流中心是客觀的需要，關鍵在於，這些物流中心的建設，對於實現物流資源的最優整合需要具有充分的理性預期，是切實可行的。我國物流產業政策的制定，需要貫徹這樣一種「充分理性預期」原則，促進我國物流基礎設施建設與物流資源整合的協調發展。
(僅供參考，自己修改)
⑸ 論文大綱
原文鏈接：http://www.lwenwang.cn/news_list.asp?id=18556&p=1
「內容提要」本文運用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代表人物科爾曼的信任理論，對中國的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信任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認為，由於政府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非營利組織幫助其解決社會問題，參與公共管理，它有對非營利組織給予信任的需要。但如果非營利組織的行為超出了政府的預期范圍，政府將蒙受損失。政府對於是否應該對非營利組織給予信任存在著矛盾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通過建立某種社會結構、創立嚴格的進人制度、懲罰和獎勵機制，來監督和約束非營利組織的運行。這兩套維持信任的機制的實施，大大提高了非營利組織值得政府信任的概率。這是中國非營利組織在短期內得以迅速成長的重要原因之一。
「關鍵詞」非營利組織/信任/理性選擇
20世紀70年代以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系一直是非營利部門研究的重要主題。有的學者試圖通過國際比較，從宏觀層面提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系的類型模式。[1]有的學者深入分析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優缺點，進而指出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合作關系的內在邏輯。[2]這些研究分別涉及到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互動過程中的政策模式、法律框架、經濟過程、管制方式等，卻沒有對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信任關系給予足夠重視。事實上，相對於政府有關非營利組織成立條件和運行規則的制定、財政和稅收政策等具體內容來講，二者的信任關系處於一個更基本、但卻更為重要的層次。因為對非營利組織的信任程度，往往決定了政府在政策層面賦予非營利組織行動權利的大小，在制度層面上決定了非營利組織從社會中獲取資源的數量。從這個層面來看，政府關於非營利組織政策的制定，在某種程度上只是這種信任關系的一種反映。正如巴伯（Bernard Barber）所說，「雖然信任只是社會控制中的一個工具，但它是一切社會系統中無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種，在社會控制中權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須有信任在其中。」[3]（P31）
中國是由一個權力中心決定製度安排的基本框架、並遵循自上而下制度變遷原則的國家，在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互動過程中，二者處於明顯的權力不對等地位。「在社會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個。作為一個合法使用強制力的壟斷者，雖然國家不能決定一個制度如何工作，但它卻有權力決定什麼樣的制度將存在。」[4]（P377）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的信任程度，從根本上決定了二者的關系模式，進而直接影響到非營利組織生存的制度環境和行動權利，因此，對該主題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本文試圖運用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 ）有關信任問題的研究作為分析框架，對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信任關系作出分析，從而使該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
一、委託人與受託人：科爾曼的信任理論
1.包含委託人和受託人的信任關系
信任（trust ）是社會科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都對這個問題表示了關注。學者們對於信任的定義紛繁蕪雜。社會學對於信任問題的關注可以上溯到古典社會學家塗爾干（Emile Durkheim）對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 ）的分析[5]以及韋伯（Max Weber ）對「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區分。[6]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社會學才開始把信任作為社會學的一個專門課題來進行研究。
⑹ 商業銀行上市面臨的問題及對策《論文急用》
我國商業銀行上市面臨的問題及對策://scholar.ilib.cn/A-qyjj200207075.html
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後面臨的挑戰及對策
[摘 要]國有商業銀行上市的目的是為了逐步實現市場化經營，促進國有商業銀行改善經營管理，提高業務發展質量，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但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要從實際市場化運營中加以衡量。本文簡要分析了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帶來的積極影響，同時也指出了其面臨的提高經營績效、增強經營透明度和股市多變對穩健經營等帶來的一系列挑戰。鑒於此，作者提出了從轉變經營理念、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全面風險管理能力、強化資產負債管理、實現信貸業務均衡有效發展等方面，加強各項發展要素的整合，從不同層面提高可持續發展水平和國際競爭能力；同時，積極推進相關配套的外部環境建設。
[關鍵詞]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公司治理，國際競爭力
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不斷深化與銀行業開放市場的形成，國有商業銀行股改上市步伐明顯加快，繼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上市和中國銀行先後在香港與境內上市後，中國工商銀行也於10月27日成功在香港和上海同時公開上市，而中國農業銀行對於股改也正處於積極籌劃之中。國有商業銀行股改上市是一項新事物，面臨諸多考驗，但上市僅僅是改善產權和公司治理結構的一個開端，改革發展依然任重道遠。上市後，要嚴格按照資本市場與銀行業雙重監管標准規范運行，通過苦練內功，固本強基，找到有效發展的途徑，這是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後謀求持續科學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上市給國有商業銀行帶來的積極影響
通過上市，國有商業銀行可以在資本市場獲得資金和再融資的渠道，這有利於解決困擾國有商業銀行發展的資本金不足問題，提高資本充足率；實現產權股份多元化，有利於完善公司治理結構，逐步實現市場化經營。而對信息披露的嚴格要求也提高了銀行經營管理的透明度，進一步增強銀行自身抵抗和規避風險的能力，提高經營效率和盈利能力，提升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
(一)推進產權多元化發展進程
產權是法律規定的對某一資源的所有及其使用方式，它具有明顯排他性或獨占性的特徵。現代制度經濟學也認為，通過明晰產權，可以更好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規范交易行為，提高效率。而我國現有的銀行體系，特別是處於主體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在股改上市前，產權結構單一，所有者虛置，即國家的所有權缺位。按照產權理論的要求，我們不難理解，要使產權有效地發揮作用，必須由獲得授權的個人或組織使用它，並且運用資產的全部收益和成本都應歸屬於資產的所有者。國有商業銀行的所有權屬於國家，但在實踐中，缺乏有效的代表國家行使所有者權益的董事會(或類似機構)，沒有一個真正對國有資產負責的持股主體。通過股改上市，引進國內外戰略投資者和社會公眾股東，打破這種單一的產權格局，推進多元化產權結構的進程，有利於明晰產權，標本兼治，把國有商業銀行打造為真正的商業銀行。
(二)加速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步伐
以往我國國有企業制度變遷更多的是依賴於政府的強制性推動。依靠外部強制性力量的推動固然可在短期內實現制度變革，使其適應一時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但過多地依靠行政的強制性干預，容易造成各種利益主體的短期行為，違反事物發展的規律，最終導致政策、規則、指令等經常性調整，使得執行人無所適從，影響資源的持續優化配置。通過股改上市，引入市場自發性的變革力量，實現產權主體與股份多元化的產權結構，有利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實現政企分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把國有商業銀行改造為真正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從表層看，國有商業銀行股改上市有助於解決銀行的不良資產，增加資本金，提高防範風險的能力；從深層次看，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化改造，建立經營權、所有權與監管權「三權分立」的經營管理制度框架，可以形成科學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解決國有商業銀行的軟約束問題，使銀行的市場化經營獲得制度上的保證。同時，各產權主體的管理經驗、知識水平和對商業銀行運作的了解把握程度，決定著產權主體正確行使股東權利，從而實現對經營管理者有效的激勵約束。
(三)形成良性的資本補充機制
從眾多的國際商業銀行的發展歷程來看，上市對於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提升，增加銀行的流動性以及資本實力、促進銀行的信息披露方面，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從國外情況看，商業銀行上市是一種普遍現象，世界上一些規模較大的銀行大多已經上市。英國《銀行家》雜志公布的「世界1000家大銀行」排名中，絕大多數是上市公司。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前，通過股改進行的注資、剝離及引進戰略投資者等方式，較為徹底地解決了歷史上遺留下的資本不足與不良資產問題。上市後，國有商業銀行要達到股權明晰、財務透明、管理規范等要求，增強吸收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資金的能力，依靠市場化手段形成良性的資本補充機制，通過股市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來持續壯大自身實力。
(四)有利於增強國際競爭力
經過近幾年的改革發展，國有商業銀行在觀念的轉變、經營管理水平、信息技術運用能力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經營效益、資產質量都得以大幅提高。通過上市，構建一套適應現代商業銀行管理要求，規范銀行的經營，加快與國際慣例接軌的進程，適應在境內外上市要求的財務核算、報告體系，按照監管機構要求及時進行經營管理信息的真實披露，接受市場的直接監督，必將提升公信力，擴大銀行知名度。國有商業銀行通過股改上市，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有利於增強國際國內投資者的認同，提升境內外資本市場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乃至中國銀行業改革發展的信心，從而有利於提升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後的投資價值。尤其是國際知名金融集團的加盟，有利於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借鑒國際先進管理經驗、技術。方法，促進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與國際接軌，縮小與國際先進銀行的差距，提高核心競爭力，實現建立國際一流商業銀行的目標。
二、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後面臨的挑戰
自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金融體制改革的步子一直邁得較為謹慎。多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強調了效率導向，卻沒有真正觸及產權制度的核心層面。從現在的情勢看，國有商業銀行進入了資本市場，表明已經被推到了改革的前沿，同時也證明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已取得較大成效。但是，銀行上市是一把雙刃劍，上市並不代表就必然地建立起了現代企業制度，不能為上市而引進戰略投資者，不能僅僅為籌資補充資本而上市；更不能為上市而上市。上市成功不是免費的午餐，只能看做銀行改革發展中邁出的重要而關鍵的一步，而其也必然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
(一)持續保持資產質量與盈利水平，提升經營績效的挑戰
盡管面臨利率市場化與流動性過剩的趨勢，近兩年，為適應我國全面開放金融業而進行股改上市的要求，與國內其他銀行的擴張相比，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增速明顯較低，基本控制在10%左右的水平，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處於股份制改革重組階段放貸行為謹慎有關。但隨著國有商業銀行的體制改革深入或改制完成上市，流動性過高可能獲得較大扭轉，上市後的國有銀行貸款投放有望增速。其原因在於通過上市募集資金補充資本，使得資本約束對信貸行為的影響降低，相應的作為公眾銀行，將具有更大的盈利壓力，投資者不可能長期容忍上市商業銀行把資金持續用於低收益的貨幣市場投資，也不會容忍持續過高的資本充足率和過低的資本回報率。可以預計，國有商業銀行在完成股份制改革上市之後，充足的流動性以及相對較為充足的資本金，必然會推動商業銀行更為積極地發放貸款。資料顯示，僅2006年上半年，中國銀行貸款增加了1705億元，增幅7.6%；中國建設銀行更為典型，貸款增加3570億元，增幅達14.5%，貸款總額占總資產的比重達到54.5%。
在當前我國利率市場化趨勢明朗、經濟結構加快調整帶來的流動性相對過剩的形勢下，如何實現信貸市場的有效投放並嚴格控制和規避風險，做好信貸規模增長與經營績效之間的良好平衡，則是上市後面臨的巨大挑戰。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應該努力創建良好的機制以控制新增貸款出現新的不良貸款；另一方面，要努力拓展新的業務領域、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切實提高經營績效與盈利能力，增強競爭能力與競爭意識。若沒有銀行自身經營績效的提高，就無法從根本上控制和消化潛在的新增不良貸款，從而滿足監管機構規定的撥備覆蓋率的要求。
(二)股市的多變性帶來經營穩健性的巨大挑戰
成為上市銀行後，國有商業銀行面臨的風險范圍更廣、種類更多、表現更隱蔽、性質更復雜、管理難度更大。長期以來，國有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重點集中在授信審批等信用風險領域，有的銀行雖然也構建了全面風險管理體系，但全面風險管理能力與國際大銀行的差距仍然明顯。上市後的商業銀行能否抵禦股價波動造成的沖擊，這是任何企業上市都將面臨的風險。國有商業銀行股改上市意味著經營貨幣的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的密切融合，一旦出現匯率和利率大幅度波動，極有可能相互影響。這些風險將會影響上市銀行的品牌信譽、股東收益和自身「身價」，從而對上市銀行的經營行為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在上市改革的進程中，隨著金融脫媒和流動性過剩的加速以及利率市場化的深入，加上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的同質性，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過度競爭，進一步放大信貸風險與利率風險，國有商業銀行面臨的市場風險逐漸加大。
能否建立「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以金融創新求發展」的全面風險管理體制，進一步拓展上市商業銀行運作空間，增強主動負債的能力，減少或消除面臨的流動性風險敞口，改善資產負債的期限結構和利率結構，主動應對市場風險與流動性風險，提高境內外投資者的信心指數，是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後面臨的重要課題。
(三)適應監管與信息披露要求，增強經營透明度的挑戰
新巴塞爾資本協議規定，資本充足率、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是新協議的三大支柱。商業銀行要融入國際金融體系，就必須遵守巴塞爾協議，同時接受我國銀行業更為嚴格的監督管理要求，達到銀監會按照經營績效類、資產質量類和審慎經營類三大類七項指標對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進行的評估標准。國有商業銀行在海外上市還需要嚴格按照國際會計准則的要求進行會計核算和信息披露，執行審慎的會計政策，正確處理國際會計准則接軌過程中的各項關系。同時，作為上市公司，要按照上市地證券監督管理當局和證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要求，信息披露將更加統一、嚴格、規范和透明，確保披露信息的合法性、真實性、完整性和一致性，這對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後經營管理信息的透明化是全新而嚴峻的考驗，必然要求不斷增強風險防範意識，樹立審慎、穩健、透明和合規的經營理念。
三、上市後的現實選擇及對策
通過股改上市引入境內外投資者，國有商業銀行可以初步實現股權多元化，規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但是，基於境內外戰略投資者、社會公眾投資者和市場的期望，上市成功與否，只能通過商業銀行市場化運營來衡量，只能從為投資者提供的投資回報和客戶的滿意度來評判。為此，要真正成為市場化的主體，必須具備與市場化經營相適應的經營管理能力與風險管理水平，培育和增強持續發展的能力。
(一)徹底轉變經營管理理念
1.樹立為股東創造價值的經營管理理念。對於公開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而言，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就是海內外市場提出的資本回報要求，即實現股東價值的最大化。傳統的「以規模效益為中心」的管理模式顯然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競爭環境。為此，上市商業銀行要樹立市值最大化的觀念，逐步將價值管理的理念引入到經營管理當中，運用價值管理理念指導經營管理實踐，通過對價值的管理實現業務長期持續的有效發展。
2.強化「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的經營管理理念。「以客戶為中心」體現了現代金融服務的必然要求，體現了一種經營理念的轉變，即面向市場，以市場運作方式來管理客戶關系，通過有效的分層管理，發現優質客戶，爭取優質客戶，培育優質客戶，並根據客戶的不同需求提供多樣化的服務。
3.樹立資本約束的經營管理理念。變資產約束為資本約束，促進經濟資本配置的不斷優化。上市後要以實現市值最大化為導向，兼顧短期效益與長期戰略目標，將有限的經濟資本在各類風險、各個管理層級和各種產品之間進行合理分配，有效引導業務發展方向，實現最優化的收益風險組合，實現銀行價值的增值。同時，真正建立以EVA為核心的績效考核和薪酬分配體制，將價值管理的理念深入到各層級，引導其將價值實現作為各項具體業務決策的依據，並以此衡量業務的風險與收益是否匹配，在客戶取捨、產品定價等方面做出正確的選擇。
(二)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1.不斷促進股權結構合理多元化。在確保國有控股的前提下，實現股權結構多元化，促進現代企業制度下公司治理結構的建立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上市後，要進一步借用資本市場機制，通過資本的並購和控制，使公司治理中的財產權能靈活地進入或退出交易領域，通過股權或資產的收購、贖買等方式來解決委託—代理關系，形成多元產權主體，規范其運作行為，從而降低非經濟目標在總目標中的權益，真正實現建立國際一流商業銀行的宏偉目標。
2.不斷推進建設「流程銀行」目標。按照「精簡、高效、扁平化」和「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的原則，進行條塊組織機構變革，重組經營網點，解決產品部門與客戶營銷的對接問題，全面整合經營流程，建立嚴明的內部權責制度，走出機構重疊、業務混雜、效率低下的粗放式經營模式，實現組織體系扁平化、業務功能綜合化、業務處理集中化、經營管理國際化；建立和完善以董事會(包括下設專門委員會)為主的決策機構、以總經理(行長)為主的執行機構以及以監事會為主的監督機構的有效聯系與制衡機制。
3.改善管理和激勵機制。將管理者的業績和收入掛鉤，採用獎金、分紅、期權等多種激勵手段，實現資本回報也是對管理層股權激勵機制的要求；將員工的業績和收入掛鉤，除了直接獎勵，如業務獎勵、年終獎金等外，還應引人員工持股計劃和期權制度，激勵員工尤其是管理層提高績效，同時著力營造尊重才智的氛圍，創造發揮才智的舞台，培育和鞏固核心競爭力。
(三)提高全面風險管理能力
風險管理是商業銀行永恆的主題。在現代金融領域中，能否建立良好的風險管理架構和體系，對風險進行全面有效的管理，是影響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實施價值管理的必然要求。
1.加強風險分析和預警機制，建立健全風險識別和評估體系。一是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並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逐步建立覆蓋所有業務風險的監控和評價預警系統，並進行持續的監控和定期評估；二是建立完善的稽核審計體系，完善專業監督檢查制度，把風險控制在最小范圍的同時將風險由國家獨自承擔轉化為由個人及機構投資者等共同承擔；三是建立有效的資本約束、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約束和風險管理約束機制，增強防控風險能力。
2.強化風險的全員全過程管理。風險管理不僅僅是風險管理部門的職責，銀行運營流程和管理流程的每一個環節都要滲透風險管理，各級管理層和全體員工要把風險管理活動整合到業務活動中。這種整，合建立在細化管理流程的基礎上，特別要研究運營過程中的所有崗位，細化對相關風險的識別、評估、分析、控制和報告等流程，制定具體的實施程序和步驟，增強流程的可操作性。風險管理部門和業務部門要相互學習，相互促進，加強溝通，共享信息，通過全員全過程管理提高風險管理能力。
3.提高全面風險管理能力，保持持續的價值創造能力。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將全面風險管理概括為對商業銀行各個業務單位和各種類型的風險進行統籌管理，這種管理要求將包含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和其他風險的各種金融資產與資產組合以及承擔這些風險的各個業務單位納入到統一的管理體系中，對各類風險依據統一的標准進行測量並加總，依據全部業務的相關性對風險進行全程式控制制和管理。銀行上市後，任何資產質量的變化都將被真實披露，並直接體現為風險與收益的調整，資產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到銀行經營的安全性、盈利的真實性和在市場上的信譽，進而影響到銀行的市場價值。無論從滿足日益嚴格的監管要求還是從促進銀行穩健發展和良性運作的角度，都需要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後在夯實資產質量方面下工夫。
(四)強化資產負債比例管理
現代意義上的資產負債管理，概括而言是商業銀行為了在可控制的風險程度內實現既定經營目標，而對其整體資產負債組合進行計劃、協調、控制並據此進行客戶和產品選擇的過程。銀行經營方向和策略的選擇不是憑主觀臆測得出的，要科學測算每一種金融產品的風險和收益，必須依靠資產負債管理來實施。
1.計量和管理各類市場風險，建立和完善市場風險計量系統。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和匯率風險的產生，主要是由於資產負債項目錯配和金融市場要素波動引起的，因此也統稱市場風險。如果過度承擔市場風險或風險管理不善，將有可能給商業銀行造成滅頂之災。資產負債管理的首要任務就是建立一套風險計量系統，對市場風險進行准確計量和科學管理。
2.實現科學的預期獲利，穩步提高市值。追求盈利是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根本出發點，也是資產負債管理的最終目標。但是，商業銀行不應簡單追求短期盈利，而必須實現有戰略目標的持續穩定增長。目前，國際銀行業通常以凈利息收人為短期『盈利目標，而以市值也就是資產負債表未來凈現金流量的折現值為長期盈利目標。隨著我國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資產負債管理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在判斷市場利率走勢的基礎上，謀求短期和長期盈利目標之間的平衡。
3.優化資產負債結構的平衡關系。借鑒國際先進銀行資金缺口管理方法，通過調整利率敏感和非利率敏感的資產負債組合結構，改變資金缺口的大小，以達到盈利最大化的目的。此外，為保證獲得金融市場上存在的比較利益，規避利率風險，創新對沖利率風險的金融衍生工具產品，從而有助於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調整資產負債結構的失衡，實現資產負債結構的總量平衡和期限結構平衡。
4.全面實施資產負債比例管理。隨著我國金融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著手整合管理架構，即由目前以分行為核算主體的橫向管理體制，漸次過渡到以業務線為核算主體的縱向管理體制，全面推行內部資金轉移定價體系，完全實現市場風險集中管理；同時，要進一步完善資產負債管理的組織結構，理順管理流程，建立以風險調整為中心的營運決策機制、績效衡量體系和激勵約束機制，全面實施資產負債管理。
(五)把握信貸業務均衡有效和階段性發展
在當前和今後一個較長時間內，信貸業務仍然是我國商業銀行經營利潤的主要來源，也是拓展其他業務的基礎。股改上市後資本約束和不良貸款控制的硬性要求得以舒緩，高度重視並著手加快信貸創新，拓展優質信貸市場，在支持客戶發展中提高資產收益；是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後面臨的現實選擇。
1.創新信貸經營觀念。必須把握信貸經營主線，找准市場定位，樹立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思想。當前，我國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推進產業結構升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點，這為今後一個時期的信貸結構調整和優質信貸市場拓展帶來新的機遇。在確保已有的優質大
客戶和高端客戶群體的同時，要淡化客戶身份觀念，積極培養優質中小客戶群體，拓展優質信貸市場增長點。
2.創新信貸產品與服務。積極創新信貸產品，實現信貸產品的多元化和個性化。在信貸產品的研發、創新方面，既要根據市場需求有機地組合金額、利率、期限及擔保方式等要素，根據客戶階段性需求為客戶提供多種信貸產品組合的結構性融資動態服務，更要在貸款審批流程、貸款發放前提條件及附加服務等方面尋找突破。要提高信貸產品技術含量，形成核心產品，提供特色服務，拓展和延伸信貸產品功能，提高信貸業務競爭力。
3.大力構建信貸文化。信貸文化對銀行信貸經營業績有重大促進作用，是信貸業務競爭力的主要資源之一，是減小信貸風險、提高資產質量的重要手段。建設信貸文化的根本點是倡導「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營造客戶經理、信貸人員之間以及銀行與客戶之間的和諧關系，增強信貸隊伍的凝聚力和信貸人員對銀行的歸屬感，建立管理制度化、經營規范化、審貸專業化，重視人才培養和能力提升的新型信貸文化是防範信貸風險的一道有力屏障。
另外，為加大我國金融市場改革的步伐，促進經濟金融的和諧發展，將上市後的國有商業銀行打造為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銀行，同時要積極推進外部環境的配套建設：一是促進健全金融監管職能。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後，政府應破除嚴格分業經營的抑制性金融政策，努力推動利率市場化，政府金融職能與商業職能分離，加強對金融業市場約束。特別是證監會和銀監會應聯合加強監管，建立有效的監管協調機制，防範和化解國有商業銀行上市風險。證監會加強對股市的監管，避免過度投機導致的股市大幅波動；銀監會加強對上市銀行的監管，規范外資銀行參股中資銀行的行為，避免紀福星：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後面臨的挑戰及對策間接控股或收購。而這就需要政府通過行政和法律手段改革現有的監管制度安排，對業務日益交叉和融合的金融機構進行統一監管，營造大銀行與小銀行公平競爭的環境，在實施監管中要注重監管程序的規范化和全程化。這樣，既能控制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後的制度風險，又能保證金融運行的高效與公平。二是大力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與完善。我國金融體系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資本市場的不發展。只有資本市場發展了，銀行體系積聚的風險才能最終得到化解。因此，在我國金融開放過程的同時，必須立足國內，加快資本市場的發展，改變企業的融資結構和資本結構，進而有效地將儲蓄轉化成投資，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三是積極促進研究出台相應政策措施。用法律手段明確界定限制國有上市銀行的公共性經營范圍，國家對上市銀行承擔的公共性業務給予補償；更加明確與上市銀行中國有股產權相關的「責任約束機制」，明確國有產權代表與監管者的職能定位，真正形成上市銀行的所有者和監管者職能分開；變行政方式選擇銀行管理者為市場選擇方式，建立科學的經理人績效評價和激勵機制，從用人制度和評價機制上促使經理人注重銀行的逐利性，注重銀行盈利能力的提高；在稅收等政策方面，也應使國有商業銀行在上市後享受與一般法人企業同等稅收待遇等。
⑺ 論文 學習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收獲 不低於2500字
學習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收獲 摘要：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後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８０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並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後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並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１９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１７５０－１８７０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４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Ｌ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１９７６）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５２歲完成的５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１２０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１８１７）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１８１７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Ｄ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１９８１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ＭＢｌａｕｇ）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１８２３年李嘉圖死後的１０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１９５４）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ＦＫｎｉｇｈｔ）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１９５６）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 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１９世紀沒有第２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１９４２）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ＰＳｒａｆｆａ）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ＦＲａｍｓｅｙ）和馮諾伊曼（Ｊ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一樣僅靠３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１９６０年出版的僅９９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１５０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１９２９年５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Ｆ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３０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２０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１８９０）和《工業與貿易》（１９１９）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ＭＷａｌｒａｓ）、古諾（ＡＣｏｕｒｎｏｔ），德國的屠能（ＪＴｈｕｎｅｎ）和英國的傑文思（ＷＪｅｖｏｎｓ）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２０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５０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１３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１９２３）、《貨幣論》（１９３０）和《通論》（１９３６）。《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５６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５０歲的凱恩斯和一批２５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Ｒ Ｈａｒｒｏｄ）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２６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１９０３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３篇論文。拉姆齊的這３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１９２６）、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１９２７）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１９２８）。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學者在７０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７０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３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１９２２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萊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３０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８０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５０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２５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１９４７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連續出版的５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在薩繆爾森成長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５年學習以及後來在ＭＩＴ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ＪＶｉｎｅｒ）為首的反對英國３０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１９００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ＯＬａｎｇｅ）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１９７９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５０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３０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５０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５０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ＨＧ劉易斯（ＨＧＬｅｗｉｓ）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１９５９）和加里貝克爾（ＧＢｅｃｋｅｒ）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１９５７）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１９９２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ＲＬｕｃａｓ）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５０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１９３９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１９５８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ＲＣｏａｓｅ）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１９６０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１９９１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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