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的特點
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解，應該從對西方學術界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涵的了解開始。在西方權威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辭典》（1990年新版）中，由阿德沃·格利恩撰寫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條目認為：「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指把其方法論和研究建立在卡爾·馬克思基礎上的那些較為近期的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心論題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具有本質上的矛盾，這種矛盾指的是由資本主義制度結構產生的根本上的失靈，而不是某些和諧機制上表現出來的『不完善性'。」其次，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結構的核心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它在本質上是一種剝削關系。這種在其結構上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關鍵性影響的沖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發展，在技術形式方面已發展到採取國家政策的形式。」再次，認為「對作為這一制度動力的資本積累，不能只從量上加以分析，它所引起的經濟結構上的變化受到階級關系的影響，反過來促進階級關系尖銳化。」最後，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盡管會發生一些變化，但「資本主義的根本邏輯仍然沒有改變，它的歷史可以區分為以一系列的特殊的階級關系、技術、國家政策和國際結構為特徵的不同階段。」這一界說，大體勾劃了自稱為或被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的基本理論取向。這也是我們「結識」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點。
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馬克思經濟學在西方的「復興」，直接推動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埃·曼德爾在1976年為《資本論》第一卷英文新譯本寫的「序言」中強調：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間，「如果說資本主義制度發生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變得比馬克思寫《資本論》時更加危機四伏。從越南戰爭到世界貨幣制度的混亂；從西歐1968年以來激進工人斗爭的高漲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對資產階級的價值和文化的拒絕；從生態危機到能源危機到周期性的經濟衰退；到處都有跡象表明，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資本論》說明了為什麼這個制度的日益尖銳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發展一樣不可避免。在這個意義上，與一般公認的觀念相反，馬克思與其說是19世紀的經濟學家，還不如說是20世紀的經濟學家。現今的西方世界，比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的世界更接近於《資本論》中的『純粹'模型。」對資本主義現實經濟關系的研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復興」的基本前提。
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拓展了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視野，他們密切結合當時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新發展，作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闡釋，如巴蘭和斯維齊的「壟斷資本」理論，以及在這一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美國「壟斷資本學派」，包括詹姆士·奧康納最先提出來的「國家的財政危機」理論；法國的保羅·博卡拉提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理論；英國的本·法因提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性質的理論；曼德爾提出的「晚期資本主義」的理論等等。此外，他們還開辟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不發達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思想形成史這兩個新的理論研究領域。
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的主要趨向，與西方自稱或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學者自身的理論傾向，有著最為直接的聯系。對這些學者的理論傾向作出嚴格的劃分可能是困難的，但是，如果從他們的政治立場、學術觀點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還是可以區分出三種主要的理論傾向或者說三種主要的理論流派。
一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們在政治上大多參加本國的或國際的工人階級或類似性質的組織、團體，有的甚至是這些組織、團體的領導人和主要的理論家。在理論研究和學術探討中，他們自視能堅持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能堅信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發展趨勢，能在堅守馬克思經濟學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研究和探討問題；但是，他們在一些最重要的理論結論及主要的研究方法上，都從屬於他們所在的組織、團體的理論上的需要，為他們所在的組織、團體的路線、方針或政策尋求理論根據。如莫里斯·多布、埃內斯特·曼得爾，就是這一類型中有代表性的學者。
二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或「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們也能夠堅持運用馬克思經濟學理論原理分析、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同時在政治上，他們同西方國家的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政黨，只在理論研究論題上有著某種聯系，在組織上是毫不相關的。他們中的一些人早年可能參加過某一無產階級政黨或激進的政治組織，但後來就完全與之相脫離了；還有一些人至多隻是通過某些「在政治上基本是邊緣性的團體」，而同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保持某些聯系。在學術觀點上，他們一般都認為：「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在理論上的推動力現已耗盡，理論上的停滯只有通過新的探討才能加以克服，這種新的探討既包括直接回到馬克思那裡，也包括直接同資產階級理論的對抗。」在研究方法上，他們與西方其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相比較，更強調對馬克思經濟學的「重新研究」（restudying）和「重新塑造」（ reshaping）。他們試圖在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的研究中，既主張恢復馬克思經濟學的「傳統」，更倡導「馬克思主義必須對世界作出重新解釋，並在這一重新解釋中，批判它過去已經提出的舊的解釋。」在這一類型的學者中，最有影響的是保羅·巴蘭和保羅·斯維齊。
第三，「教授的」或「學術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們最大特點在於，自認為是以「純粹」的學者、教授來看待和研究馬克思經濟學的。他們與西方國家的任何具有政治性質的組織或團體，沒有絲毫的聯系：在學術探討上，他們也不打算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提供什麼新的理論見解和思想基礎。他們主張「贊成」（for）馬克思經濟學的科學成就、「反對」(against)對馬克思經濟學的非科學的理解，包括剔除他們認為的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已「過時」或者「被扭曲」的成份。持這種傾向的較有影響的學者及著作有：M.C.霍華德、J.E.金及他們合著的《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兩卷本）；安·布魯厄及他的《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理論：一個評論性的考察》；查里斯·巴羅納及他的《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思想：總結和評論》等等。
『貳』 經濟學中沉澱成本
如果既無法通過生產的產品和勞務價值，也無法通過資產打撈價值得到補償，就意味著出現沉澱成本，使企業遭受財務困境。一、沉澱成本的內涵及其產生條件新古典經濟學有兩個重要的假設前提:一是人們的決策是完全理性的,總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二是人們對未來的信息完全,預期沒有偏差,不會出現預期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