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信息經濟學

A. 信息經濟學

信息經濟抄學起源於20世紀40年代，發展於50～60年代，到70年代基本發展成熟。在創建初期，研究重點多種多樣，有的學者側重於基礎理論研究，有的學者則側重於應用研究，也正是這兩種研究的互相補充和互相促進，才奠定了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進入70年代以後，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基本上達到了成熟，其標志是有大量信息經濟的論著問世。如：美國霍羅威茨的《信息經濟學》，英國威爾金森的《信息經濟學-計算成本和收益的標准》，日本曾田米二的《情報經濟學》等。

B. 信息經濟學主要研究什麼問題

未來信息經濟學研究的有關問題
從宏觀上看，信息經濟就是信息產業經濟，它具有知識性、刨造性、整台性、互聯性、緊迫性及全球化數字化、虛擬化的特點；從微觀上看，信息經濟也就是信息產品經濟，它具有綜合性、集約性高增值性、高技術性和可持續性的特點。總體而言，信息經濟是以信息技術為物質基礎，以信息產業為部門構成，以信息活動作用的強化為主要特徵的經濟。

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將不斷深入，並集中致力於以下七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研究信息產業和信息市場的結構、發展規律。它既包含對正在變化的職業和就業模式、信息產業和信息技術的地位所直接進行的實證研究，又包括對經濟基礎結構的變化及社會長期發展的理論所作的更一般的分析。潑拉特創立的信息經濟測度範式，用信息產業產值佔GMP的比重和信息產業勞動者佔全體勞動者的比重兩項指標來測定信息經濟規模，為信息經濟學在產業結構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然而，這套範式在當前新的經濟形勢下還需相應地改進，這是信息經濟學研究有待完善的。

第二，信息的經濟成本問題研究。信息成本包括信息生產成本信息傳播成本，也包括市場交易過程中獲得信息的成本。在不同環境中，信息成本會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特徵，這也是信息經濟學

研究的重點。

第三，信息商品問題。把信息當作一種生產要素來考察其特徵、功能以及對經擠系統的作用備件、作用規律，主要探索信息商品的價值產生、轉移和消費以及信息關系經濟效益問題的客觀規律，社會在信息的生產、交換和消費過程中反映出來的各種經濟關系及客觀規律。從經濟角度研究信息系統活動和信息系統經營管理，以及與信息商品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全過程有關的經濟活動。目前，信息商品和物質商品的區分仍有爭議，有形的物質商品是傳統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基礎，由此對信息經濟范圍也就有著不同的界定。

第四，信息經濟分析問題。首先，經擠學上的古典主義框架是否適台於信息的經濟分析，始終是有爭論的問題。盡管修正後的新古典理論在一些領域中容納信息現象，如在生產理論、市場行為和技術變化中已經出現「搜尋」和「信號」等概念，但缺乏系統組織研究和偏重專業知識。這種方法下的經濟分析，需要進行更進一步的實證性工作。其次，信息在系統中的作用，包括在企業系統和市場環境中的作用，一直被視為可能彌補新古典理論缺陷的分析主題。這個主題集中於揭示非完全信息的一個特殊類型一一不確定情況下決策的本質，試圖讓決策者有能力處理減小不確定性下的信息；以及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經濟活動及經濟行為的特徵及規律。

第五，信息經濟學與其它學科的關系問題。信息經濟學既有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繼承，也有現代信息價值分析方法的剖新，是一門經濟學與信息學的交叉學科。信息經濟學是經濟學理論的重要分支，是對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相應的經擠模式的描述與運行規律的揭示。它涉及經濟、信息、管理、計算機等多種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因此深刻理解其間的異同點和相互關系，有助於更好地挖掘信息經濟中有價值的對現代社會有用的東西。

第六，應用信息經濟學的研究。隨著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及人們信息經濟意識的提高，我國信息經濟恬動發展迅速，許多堀起的信息服務業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信息經濟學理論成果指導自己的實踐活動，同時也促使著信息經濟學這門學科的研究向應用性和實用性方面轉化，如信息商品的定價原則和定價策略問題、信息服務業發展過程中的管理問題和政策問題、信息服務中的區域台作問題、信息技術及其對信息服務業發展的支撐作用問題等。

第七，信息資源的有救利用問題。信息資源是信息經濟學之本，信息資源能否產生經濟效益以及產生多大經濟效益，涉及信息資簿計劃、組織、使用、協調等多方面的工作。由於信息資源與其它的社會資源一樣具有稀缺性，使得人類無限的需要難以滿足。因此信息經濟學就是要研究如何利用和配置稀缺的社會信息資源組織生產括動，研究如何將社會信息商品分配給社會成員以供消費，使信息資源成為經濟增長的燃料和動力。盡管信息資源的台理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有賴於政府協調和相關的信息政策，然而，研究如何確定最優信息系統，選擇對於決策者具有最大價值的信息系統，有助於解決信息資源的有效利用問題，便於掌握經濟運轉規律，在改革與發展中取得更大的成效。
當今世界的競爭是以高科技為先導，以創新為靈魂，經濟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競爭。在即將到來的2l世紀，隨著人們信息經濟意識的不斷提高，國家信息港的建設和信息產業的推進，以及人類社會將由工韭社會逐步向信息社會過渡，信息將成為人類社會不可分的基本經濟資源。因此，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經擠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信息經濟學這門學科的基本理論體系也將隨著研究的深化而豐富和完善。盡管信息經擠學在本世紀還尚不成熟，相信其前景是樂觀的。

C. 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1、信息來的經濟作用。主要研源究信息的經濟屬性及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信息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功能。

2、信息的成本和價值。主要研究信息價值的定性和定量描述；信息的價值和成本的關系；信息價值的表現形式。

3、信息的經濟效果。主要研究信息的使用價值量與勞動消耗量的比例；信息的經濟效益計算和考核。

(3)應用信息經濟學擴展閱讀：

信息經濟學把擁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稱為代理人。不了解這些信息的一方稱為委託人。因此，一般不對稱信息問題都可歸結為「委託一代理」模型。

在非對稱信息環境中。「委託一代理」關系的成立條件是委託人對代理人的支付不低於後者參與這個契約的機會成本。

非對稱信息環境是微觀信息經濟學重要的既定條件之一。微觀經濟學的完全競爭模型在現實中很難真正存在。

D. 信息經濟學與經濟學中的激勵理論有什麼關系

信息經濟學的分類2006-11-26 22:19 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經濟學最重要的發展之一是信息經濟學逐漸進入主流經濟學，進而成為其最重要的部分之一。199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3位研究與信息經濟學有關的博弈論的學者，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士·莫里斯（J A Mrrl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威廉·維克瑞（W Vckery）教授，這表明信息經濟學己成為經濟學最具發展前途的領域，它對市場經濟理論的補充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與此同時，我國國內有關信息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成果異常豐富，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不同層次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闡明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的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信息活動，有的是從信息學角度來闡述經濟活動，如暨南大學承擔的「中國信息產業發展戰略研究」項目和吉林大學信息管理系（原吉林工業大學情報工程系）靖繼鵬教授承擔的「信息商品市場運行機制與管理模式研究」（國家自然基金項目），以及由吉林工大主持的部級課題「信息經濟學理論與應用研究」、「信息市場環境分析與評價理論與方法研究」等等。此外，一些相關課題的研究也涉及到了信息經濟學。如謝康的《信息經濟學原理》一書實際上是作者參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信息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政策依據和法理基礎」和國家社會科學規劃基金資助課題「網路環境下的信息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它主要為上述信息消費課題的研究提供較為全面、完整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思路。這些都展現了我國信息經濟學研究的興旺景象．
信息經濟學研究對象多重性及研究內容的豐富多彩，使得其學科分類研究出現多樣化格局。烏家培教授按研究性質將信息經濟學學科體系劃分如下：

一、理論信息經濟學與應用信息經濟學

信息經濟學按其研究的性質，可分為理論信息經濟學和應用信息經濟學。
理論信息經濟學主要研究信息及其特性對經濟主體的行為與相互關系的影響，旨在藉助信息以減少或消除不確定性因素所帶來的影響。這種不確定性因素包括市場的、技術的、政策的以及其他的不確定性因素。所以，信息與經濟間關系的研究成了理論信息經濟學的重點領域。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會起到如下幾個作用：一是分析經濟發展的成因，特別是信息（包括知識）作為經濟中重要投入要素的作用，這種作用具有邊際效益遞增的趨勢；二是了解信息的可靠性和完整程度以及披露方式對市場有效運轉的重要作用，信息失靈必然導致市場失靈；一是加深認識，越是復雜的經濟活動（如金融、環保等）越要依賴於信息，信息對這類活動的作用在增大，缺乏信息，缺乏必要的信息處理能力，都會影響這類活動的效率，甚至導向失敗；四是有助於揭示信息分布的非對稱性對激勵機制、商業談判、制度安排的影響，藉以減少風險成本，並使管理更有效。
應用信息經濟學是從研究信息產業（包括知識產業）和信息職業（包括知識職業）開始的。它主要研究信息產品（包括服務）、信息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信息系統和信息網路、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信息產業、信息市場以及信息化等方面的經濟問題。在信息革命推動下，隨著信息化進程的加快，應用信息經濟學要研究的問題越來越多。信息經濟的研究成了應用信息經濟學的重點領域。這種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先，可以認識和掌握信息產業的發展規律，通過發展信息產業來提升和優化經濟結構，以達到改造傳統經濟和發展新經濟的目的。其次，有利於加速發展生產力，促進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早日到來，為人類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演進奠定經濟基礎。
理論信息經濟學與應用信息經濟學的區分是相對的。作了這樣區分，並不等於說，理論信息經濟學不講應用，應用信息經濟學沒有理論。事實上，理論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正在走進現實生活，如委託代理理論己被廣泛應用於制度設計中；應用信息經濟學的研究也在不斷形成各種理論。如信息產業理論、信息市場理論、信息經濟理論等。信息經濟學的這一分類只是說明理論信息經濟學與應用信息經濟學研究的角度和問題各有不同而己，但它們的研究內容都可歸結為信息及其產業化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後果。

二、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

信息經濟學按其研究的層次或范圍，還可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
微觀信息經濟學是從微觀經濟學中分化、獨立出來的。由於信息在傳統的微觀經濟學中只是一個常數，以往的經濟學家們把它看作像空氣和陽光一樣，認為信息總是充分的、完備的，得到它不需要任何成本，對它的特性和作用也缺乏認識，他們就在這樣的前提下導出了一系列經濟理論的結論。隨著市場經濟的成熟和日益發達，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發現信息在經濟活動中是一個重要的變數，它常常是不充分的、不完備的，而且是有成本的，其分布還是不對稱的。因此，經濟學的信息假設改變了，隨之而來的是經濟學原有的一些結論也需加以改變。經濟學家們從信息的研究中認識到市場是有缺陷的，也會失靈。從這個意義上說，微觀信息經濟學是經濟學一種新的透視或分析方法。
微觀信息經濟學是研究在不確定、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如何尋求一種契約和制度安排來規范當事者雙方的經濟行為，又稱為不對稱信息經濟學或契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經濟人和「完備信息」。在此前提下，任何經濟行為的結果都是確定的和唯一的。換句話說，抉擇與行為後果一一對應， 「帕累托最優」(Pareto Perfect)是可以實現的。因此，微觀經濟學的任務是最優化決策問題，即如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以赫伯特?西蒙(H.A.Simon 於1978年以其《對經濟組織內決策程序所進行的開創性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和肯尼思·阿羅(K.J.Arrow於1972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主要研究領域是不確定條件下的經濟行為研究)為代表的一批歐美經濟學家在60年代率先對「充分信息假定」提出質疑，指出不確定性是經濟行為的基本特徵之一，任何決策都面臨著大量的不確定性，抉擇策略與行為後果並不存在一一對應關系。一種抉擇可能有多種不同的後果，同一個後果也可能由不同的抉擇產生。進入70年代以後，喬治.斯蒂格勒(G.J.Stigler於1982年以其在產業組織和政府管制方面的開創性研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威廉?維克里、詹姆斯?米爾利斯等人對這一問題作了進一步研究，從現實的制度安排和經濟實踐中發現，不僅行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勻、不對稱的，即同一經濟行為的當事人雙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這種狀況會嚴重影響市場的運行效率並經常導致「市場失靈」。這一重要發現(此前也許有人發現過這類問題，但並未給予充分重視和深入研究) 構成了不對稱信息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基礎。
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研究市場信息對經濟行為的影響及其後果，它與理論信息經濟學有重疊之處。但是，微觀信息經濟學還對信息進行經濟學研究。由於在經濟學中對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有兩種不同的理解。除微觀研究個量問題而宏觀研究總量問題這種理解外，還有一種理解認為微觀是研究企業問題的，而宏觀是研究企業層次以上的國家和世界問題的。根據這種理解，在應用信息經濟學中也有與企業問題相關的微觀信息經濟學研究。所以，不能把微觀信息經濟學完全等同於理論信息經濟學。
微觀信息經濟學是一個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它的主要意義並不在於理論方面，而是在於它在實踐中有著極為廣泛的應用價值。事實上，幾年前美國政府就已開始運用微觀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制訂經濟政策，一些政府機構和企業也已採用這一理論方法進行招標、拍賣等經濟活動，了解這一點，對我們開展微觀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微觀信息經濟學作為現代經濟學一個十分活躍的前沿分支，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對傳統經濟理論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質疑和挑戰，更為重要的是，它解決了許多傳統經濟理論無法解釋的問題，在實踐中有著極為廣泛的應用前景。盡管微觀信息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是從經濟研究領域中展開的，但其核心的研究對象是信息及其在經濟行為中的作用機制，因而決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它同樣應當屬於情報學研究的范疇。確切地說，微觀信息經濟是經濟學和情報學研究的交叉領域。因此，情報工作者應當拓展視野，抓住時機，迅速投入微觀信息經濟學研究，這不僅是時代的呼喚，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情報學發展的契機。
宏觀信息經濟學至今還沒有足夠的依據能被視為一種新的宏觀經濟分析方法。信息對宏觀經濟總量的影響很復雜，目前研究還不多。但是，信息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以及信息經濟對世界經濟發展的作用等這類研究，卻日益增加。宏觀信息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國家和世界的信息產業、信息貿易等經濟問題。信息經濟的研究是宏觀信息經濟學的重點領域。所以，宏觀信息經濟學與應用信息經濟學有重疊之處。然而，宏觀信息經濟學不研究企業范圍的信息經濟問題，因此，它與應用信息經濟學還是有區別的。

三、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與不同分類的關系

我們在前面討論了信息經濟學兩種分類方法的異同，從中看到，理論信息經濟學與微觀信息經濟學之間，應用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之間，互有交叉，既有相互重合的部分又有不重合的部分。從我們列舉的信息經濟學研究的問題，還可以看出，無論是信息的經濟研究，還是信息經濟的研究，或者信息與經濟間關系的研究，每個部分都兼有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的內容。

E. 大家對信息經濟學了解多少啊前景怎麼樣

信息經濟學出路可抄以是襲搞研究，在高校或者科研院所，所以有一些其他的背景或者特殊機會的話，可以進入國家相關部門，從事國家政策研究，參考下面：

國民經濟信息化有技術問題，但主要是經濟問題，因為它意味著對企業和產業進行現代化改造，以提高其素質、生產率和競爭力。黨中央和國務院十分重視國民經濟信息化工作，多次強調要「加快國民經濟信息化進程」，「推進國民經濟信息化」，使「國民經濟信息化的程度顯著提高」。我國是在工業化任務尚未完成的情況下迎來信息化新使命的，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正確處理信息化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問題。當然，與此同時，還需要研究信息化內部不同要素、不同環節、不同方面之間種種關系問題。例如信息技術與信息資源的匹配磨合問題，信息採集、加工、傳遞、應用之間的動態平衡問題，政府信息化、企業信息化、家庭信息化的合理順序問題等等。

如果有門路的話，爭取去做公務員吧！

F.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在信息經濟學中如何應用才能學好這門課程

研究劃定想延伸方法，但心系經濟學當中要發展兩者之間的關系掌握好。

G. 學習信息經濟學

1990年前蘇聯東歐劇變以來，比較經濟學的學科建設在我國一直都處於低潮，有人認為，由於前蘇聯東歐已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比較研究的對象之一業已消失。然而，近兩年對中俄轉軌經濟比較研究所提供的經驗材料卻揭示了比較經濟學非但沒有隨前蘇聯東歐的劇變而消失，而其重要性卻大大提高了。s0100
一、傳統比較經濟學的缺陷
比較經濟學在20世紀30年代的誕生，在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義」比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說明，在當時比較經濟學家的心目中，比較經濟學的存在是以與資本主義制度相對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為基礎的。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由於受到兩大「主義」制度所出現的各種不同變種的「刺激」，比較經濟學才開始擺脫本質論思維的支配。1967～1968年西方學者召開專門會議討論比較經濟學的對象與方法，打破以「主義」劃分經濟體制的傳統（張仁德，1998），比較經濟學才開始「真正地」繁榮起來。由於意識到傳統比較經濟學所存在的局限性，青木昌彥等人試圖用「比較制度分析」取代「比較經濟學」這種傳統的學科稱謂（青木昌彥、奧野正寬，1999）。筆者認為，傳統比較經濟學存在著三個嚴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滿足於運用已有的理論對各國經濟體制進行分類和比較，而忽視了比較經濟研究通過經驗性的工作對現有理論提出挑戰，從而為運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說奠定最重要的基矗
第二，傳統比較經濟學仍受主流經濟學所謂理性最大化和必然進步這種觀念的支配，因而是前達爾文的。達爾文革命徹底擊碎了必然進步的觀念，否決了理性最優範式的科學性。在比較經濟學中，不論「研究經濟體制的一個原因是發現那種體制是最好的體制」（艾登姆等，1987），還是論證社會主義的內在優越性，這些研究目標都是理性最優和必然進步這種思維的反映。比較經濟學作為研究人類經濟社會體制多樣性的科學，只有徹底放棄先驗的理性最優和必然進步的觀念，才能為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提供較為健全的知識基矗
第三，傳統比較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結構主義的，這嚴重製約著比較經濟學對經濟體制的變異、多樣性和演化過程的研究。傳統比較經濟學只關注結構的經濟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視為外生變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有可能深究為什麼同一經濟制度，可能因為生產力的變化，經濟環境的差異，政治的、歷史的、文化傳統的甚至地理條件的不同而表現為極不相同的經濟體制呢？我們怎麼有可能對經濟體制的變異、多樣性和演化過程做出歷史性的說明呢？
二、比較經濟學新的研究任務
通過以上對傳統比較經濟學內在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比較經濟學的未來發展面臨以下新的研究任務。第一，揭示結構性制約條件及其與能動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結合導致了社會經濟體制的變異、多樣性和演化；識別、理解和進一步闡釋多樣化體制下人們的無意識動機、意會性知識和技能，為政策制定提供來自於不同經驗的知識基矗比較研究不僅有助於對已有的或剛剛發生的不同經驗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對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結構和意會性知識，它可以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識基矗
第二，發現新奇事物對社會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有可能帶來的重大影響。新奇事物的出現及其擴散通過社會經濟結構與能動作用交互作用導致了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於技術變遷所帶來的物質環境的變化、生態環境的退化、政治和經濟環境的演變、外部沖擊等因素的影響，在個體思維與行為模式上所發生的突變。與經濟學其他學科對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專業背景知識不同，比較經濟學的任務就是進行復雜系統思維的訓練，把它放在更廣闊的時空背景之下進行比較評估，因此它更能發現新奇事物對社會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有可能帶來的重大影響。
第三，促進跨國制度學習。比較經濟史的深入研究業已說明，制度學習是導致德國、美國以及日本後來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國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從世界各國成功與失敗的經驗中進行學習的結果。成功的制度學習關鍵在於其精神而非具體形式，外國制度的引進、修改和創新是以國家或當地的情境和脈絡為條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夠成功。比較經濟學可以通過對制度原生國與引入國進行比較分析，從而為跨國制度學習與創新提供健全的知識基矗
第四，創造性的闡釋文化傳統，並揭露現有的經濟理論所存在的缺陷。技術和制度創新，特別是從國外所引入的創新，它所蘊含的意會性知識與傳統觀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沖突，這就需要對文化意義系統進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闡釋，使產生創新的意會性知識納入到演變著的文化傳統之中，從而為導致結構轉變的能動作用提供基矗比較研究通過揭示同種技術、特定製度與不同文化背景之間的歷史淵源，在這種文化闡釋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老制度主義與社會經濟本體論的重大意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老制度主義者各自試圖用其理論範式重塑比較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在新制度經濟學家斯韋托扎爾·平喬維奇1990年出版的《產權經濟學——一種關於比較體制的理論》和老制度主義者皮垂(Petr,J.L.,1994)撰寫的「比較經濟體制」辭條中，他們都把比較經濟體制看作是其理論範式的應用，而避免提起與之相對立的另一種制度主義。與新老制度主義相關，但又有區別，在西方傳統比較經濟學研究領域之外，出現了兩種相互之間幾乎從不交流但卻進行比較研究的文獻。1990年，青木昌彥等人在斯坦福大學開設「比較制度分析」這門新的研究生課程，而不再沿用比較經濟學或比較經濟體制這樣的學科名稱，它受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較大。另一與老制度主義具有某種聯系的「比較創新體系」也開始濫觴，1993年出版了尼爾遜(Nelson,R.)主編的《國家創新體系：一項比較研究》。簽於這種情況，對新老制度主義研究綱領及其在比較經濟學中的應用做出較為恰當的評價，就成為比較經濟學新發展的基本工作之一。然而，對新老制度主義研究綱領進行評價是一項非常復雜的工作，因為在其內部，各自包括了許多不同的種類以及歷史演變，兩個學派之間現在也出現了某種融合的跡象。但是，作為其主流，新老制度主義之間所存在的分歧仍是很明顯的，正如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所指出的，新制度主義是對正統新古典理論的補充而非替代，老制度主義當代代表人物霍奇遜也寫道：「新制度主義不是通過傳統的制度主義的再現，而主要是在現代正統理論的心臟中成長起來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凡勃倫等最初的制度主義主要是通過對正統理論的假設進行批判而產生的。」(Hodgson,1989)
在老制度主義者看來，個人與制度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其中，個人行為不是給定的，制度作為社會結構的一種特定類型，它能夠潛在地改變行為者的目標或偏好。社會結構在人類社會的復雜層級上處於個人之上，與這個較高層級相關的因果力量不只是簡單地約束而且也能影響和改變個人的特徵、力量和傾向，這就稱作是重組的向下因果關系()，在社會結構的組成要素中，具有這種能力的要素就被稱作制度。
新制度經濟學則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有關人類行為的基本假定，即個人被看作是給定的。「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註：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7頁。），抽象的、先驗的和普適的人性假定即源於這種本體論。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經濟學的本體論預設中並不存在作為突現層級的社會結構觀念，制度只被看作是個人創造的結果，這是諾斯在分析國家和秩序產生時之所以遭遇困難，並逐漸轉向老制度主義的重要原因（賈根良，1999a）。
新老制度主義社會經濟本體論對公共政策具有什麼含義呢？稱爾奈認為，「休克療法」的設計師們受到科斯很大影響，大規模私有化戰略就是對科斯定理的誤用（科爾奈，2000）。科斯定理認為，只要交換是自由的，交易費用為零，並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進行，那麼，合法權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無關緊要。實際上，這隱含地揭示了社會經濟結構的制約作用，要求賦予制度以本體論的地位。然而，由於新制度經濟學的主流把制度變數參數化，所以，盡管科斯強調要按世界的本來面目認識和研究經濟問題，但在評估產權制度時，流行的看法仍然是，無論歷史和社會條件有何不同，私有產權總是普遍有效的。
制度變遷路徑依賴過程的性質說明，人們的能動作用只有通過與既定的結構交互作用才能導致後者的轉變，制度創新只有在利用傳統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註：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03頁。）。因此，公共政策作為能動作用，在推動結構轉變時，要因時因地而異，要以解決問題的實用性而非預先假定的意識形態或目標為標准。由於意識到制度變遷是一個充滿風險並往往產生意外結果的過程，意識到政策及其制度選擇對人性的塑造作用，老制度主義者主張，政策應以實驗和過程為導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只希望暫時的改進。特別是由於經濟變化基本上是一個自組織過程，制度創新的真正源泉來自於民間，所以公共政策應該鼓勵而非壓制多樣化的嘗試。
四、新老制度主義比較研究方法豐富的內涵
由於新制度主義在本體論上的缺陷，其方法論對比較研究的意義是相當貧乏的。
老制度主義者凡勃倫早在1898年就批評新古典經濟學是前達爾文的，他認為，經濟學應該以達爾文革命所產生的進化生物學為原型，所謂演化經濟學實質上就是用動態的、在生物學意義上不斷變化的眼光來考察人類行為，從而拒絕包括新制度主義在內的主流經濟學所使用的均衡方法。演化方法的核心是「累積因果」的概念，盧瑟福指出，這個概念含有明確的路徑依賴思想，在凡勃倫看來，初始條件的微小差異可能會產生明顯不同的後果；即使起點差不多，不同的文化還是會按不同的方式發展。老制度主義對制度演化路徑依賴和多樣性的強調為比較方法的運用提供了堅實的基矗
累積因果的概念必然反對個人主義方法論，因為累積因果的變化過程是以社會經濟系統的演進和整體性質為條件的。整體論的基本含義是研究制度必須考慮整個人類社會系統，只考慮經濟部分就無法理解制度的內生演進過程，這就是為什麼老制度主義對技術變遷、權力結構和文化價值觀給予很大關注的原因，而這在正統的新制度主義那裡是缺乏的，正如盧瑟福(1999)所指出的，「新制度經濟學不去分析系統的內部動力，它只考慮理性如何對人口、技術、貿易機會或者意識形態外生既定變化做出反應」，這樣它自然就把制度或體制的多樣性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外了，比較研究就成了無本之木了。
老制度主義者反對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模型，因為他們認為形式化模式必然會丟失掉對制度特定的情境和脈絡這些重要的因素。威爾伯和哈里森認為，能夠抓住老制度主義整體、系統和演化方法論特徵的是由某些科學哲學家所稱作的「型態模型」。型態模型與形式化模型在解釋結構上是相當不同的，形式化模型按照演繹方法，在解釋結構上呈現為從解釋變數到被解釋變數的層級，而型態模型則是由幾個相對獨立的部分連結在一起。每一部分的理論獨立於其他部分，並首先在特定情境與脈絡中被發展、理解和檢驗，然後以某種形態連結在一起，它對研究主題提供了多層面的和復雜的圖景，而形式化模型則是單面的，它從有機整體中抽出某部分進行邏輯研究(WilberwithHarrison,1978)。
威爾伯和哈里森指出，大多數老制度主義者停留在基於案例研究的型態模型上，只有少數老制度主義者如凡勃倫、繆爾達爾等試圖以型態模型為基礎建立更一般的理論，這就需要比較法。正如老制度主義者斯坦費爾德(1990)所指出的，比較方法「是建立制度分析的合適的方法」，它的基礎是運用型態模型對不同地區或國家等進行案例研究，把其政策和制度與特定社會條件聯系起來。比較研究通過對特定製度的不同情境和脈絡進行相互參照，運用回溯法，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因果假設（即經濟理論）。
五、比較制度分析與比較創新體系發展前景的比較
與制度主義密切相關，比較制度分析與比較創新體系這兩個很少進行交流的研究領域給比較經濟學的新發展帶來了活力。從這兩個領域重要人物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它們之間所具有的四個共同特點。第一，它們一致認為，比較研究的對象是多樣化的經濟體制。全球化不會導致各國經濟體制的趨同，相反，「今後的世界經濟將成為不同的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競爭場所」（青木昌彥，1997），「為對付創新體系中的新範式，可能的制度形態是多樣化的，這意味著國民經濟持久趨異的可能性」(Ebner,1999)。第二，它們都強調制度重要。尼爾遜認為國家創新體系是一組制度，制度是創新體系效率高低的關鍵。第三，它們都採用了歷史與比較的分析方法。青木昌彥雖然把比較制度分析與格雷夫等人建立的歷史制度分析區分為比較現行制度和從過去的歷史制度中尋求資料來分析制度，但因為歷史方法的核心是把經濟過程視作路徑依賴、不確定和不可逆的，這無疑包容在青木昌彥所定義的比較制度分析之中。在創新體系的文獻中，愛伯納(Ebner,1999)認為，制度的多樣性說明了比較研究的重要性，作為補充，歷史觀具有實質性的重要，這就是創新體系的歷史與比較方法，稱作比較創新體系。第四，它們都使用了情境與脈絡特定的方法。青木昌彥指出，對於制度的多樣性「不能由新古典經濟學的演繹法得到滿意的解釋，而必須通過新的、相互聯系的比較制度分析來研究。這種方法一方面需要收集不同經濟的比較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在近年來發展起來的博弈論、合同理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基礎上建立『情境和脈絡特定的』微觀模型」（青木昌彥，1997）。在創新體系文獻中，倫德瓦爾認為，在歷史經驗、語言和文化上的基本差別反映了在創新體系諸要素如企業內部組織、企業關系類型、公共部門的作用、金融制度的結構、研究與開發的性質、組織和數量上的國家特異性(Lundvall,1992)；愛伯納指出，通過把多樣化與情境和脈絡化(Contextualisation)的方法聯系起來，創新體系文獻持有這樣的信念：如果從整體的和不可分的「格式塔」形態中觀察經濟現象，經濟行為就鑲嵌於具有多種變化可能性的社會關系之中。
但是，比較制度分析與比較創新體系存在著明顯的不同。首先，即使是同樣地使用了情境和脈絡特定的方法，比較制度分析研究的是制度多樣性的微觀成因，而比較創新體系則著重於體制多樣性對科技創新路徑有何影響的比較研究。筆者認為，它們分別發展了前述型態模型的兩個不同側面。其次，比較制度分析主要是在技術給定條件下，研究制度多樣性的起源；而比較創新體系則以技術變化為核心，研究新知識和技術變化與體制多樣性的關系。最後，比較制度分析大量地使用了博弈論，而比較創新體系則幾乎從不使用形式化的分析工具。這些差異說明兩者具有很強的互補性。然而，由於所承繼的學術傳統不同，它們在未來發展的潛力上將會產生差異。
比較制度分析繼承了新制度主義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雖然它對後者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批評。這些批評是導致它與比較創新體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共同性的原因，這些共同性的原因實際上大部分都可追溯到老制度主義者那裡。但有所不同的是，正如青木昌彥(2000)自己所指出的，比較制度分析「試圖在一個統一的博弈論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樣性的源泉和影響，而不僅是（如老制度主義者那樣）將制度整理分類」。青木昌彥對老制度主義的批評確實擊中了要害。
比較創新體系所承繼的學術傳統來自於熊彼特、老制度主義和德國歷史學派。創新體系的概念最早是由弗里曼1987年在研究日本經濟時明確提出的，但其概念淵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國民體系》(1841)強調了科學技術、教育以及制度創新對後進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比較創新體系理論框架的形成融匯了以下三個學派的成果：新熊彼特對技術變遷問題的研究，老制度主義關於知識與制度的深刻認識，以及歷史學派對歷史與比較方法的強調。比較創新體系研究方法的發展主要是基於近十幾年來發展很快的國家和地方創新體系文獻，而後者作為演化經濟學的應用領域實際上是近年來非常流行的知識經濟和網路經濟研究的開拓者。由於知識結構的新穎以及與批判現實主義的某種一致性，它在未來更有發展前途。
六、結語
本文的基本結論是：老制度主義對比較經濟學的新發展更具理論價值，比較創新體系的方法更值得進一步發展。但相對於新制度主義在我國的流行來說，目前只有屈指可數的學者在對老制度主義進行研究，比較創新體系更是鮮為人知，這種狀況對比較經濟學在我國的新發展來說是非常不利的。實際上，老制度主義在近十幾年已得到復興並產生了重要的創新，而新制度經濟學自1998年以來的研究前沿卻與一百年前凡勃倫的主題驚人的相似（賈根良，1999b）。因此，無論是在研究重點還是研究力量上，我們早就應該從新制度主義向老制度主義轉移。
然而，老制度主義作為比較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並不能完成本文所提出的新的研究任務。從比較創新體系目前發展所展示的潛力來看，由於排除掉政治和生態地理等因素，它就無法通過比較對經濟體制的變異、多樣性和演化進行「宏大敘事」。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所承繼的學術傳統仍存在著內在的局限性。正如老制度主義者當代代表人物霍奇遜所指出的，老制度主義雖有其優點，但它過去並沒有馬克思那種提供理論體系的能力；同樣，熊彼特雖然自稱其經濟發展理論可以與馬克思內生經濟演化觀相媲美，但他不得不承認他有關經濟動力學的結構只包括了馬克思所涉及的問題范圍的一小部分，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比較創新體系沒有「宏大敘事」的能力。因此，「為了尋求經濟績效最終源泉的聖杯(HolyGrail)」，與諾斯在其學術生涯中所經歷的「一個長期且確實是未曾預料到的旅程，從馬克思主義到認知科學」(North,1997)有所不同，本文所得出的結論可能會令人吃驚：制度主義與比較經濟學的新發展突出了馬克思經濟學研究傳統創造性轉化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如果我們深刻地理解了羅根(Georgescu-roegen)的下述名言，上述結論就很平常。羅根早在1971年就指出，「確切無疑的是，關於如何超越靜態結構的課程——也許是惟一重要的課程——來源於馬克思、凡勃倫和熊彼特」。傳統比較經濟學代表人物格魯奇早就認為，馬克思主義與老制度主義的主要差別是在理論觀點而非方法論方面。現在，奧哈諾(O'hara)把馬克思與凡勃倫視作制度與演化政治經濟學的兩位奠基者（註：筆者認為，這還應包括熊彼特。），並廣泛探討了這兩大傳統在當代發展的內在聯系(O'hara,2000)。更為有意義的是，批判現實主義科學哲學家把馬克思看作是當之無愧的先驅，近兩年一些西方學者開始討論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之間的關系(Brown,2001)。由於馬克思在「宏大敘事」上無以倫比的魅力，上述研究的深入進行很可能要通過對馬克思研究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為制度與比較經濟學的新發展提供重大創新。在這方面，我國的研究還未起步，經濟理論的比較研究仍局限於馬克思與新制度主義以及新老制度主義之間，哲學界對批判現實主義似乎不感興趣或很少知曉。但筆者相信，這方面的研究作為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的國際前沿課題之一，遲早會使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發生興趣。我國經濟學界只有與哲學界同時甚至率先通過批判性吸收批判現實主義的研究成果，才能為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提供方法論的指導，才能完成本文對比較經濟學所提出的新的研究任務，才能使這些領域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H. 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解釋信息經濟學的含義

研究信息在企業運行中的現象、作用、規律等問題，以信息為研究對象的應用經濟學二級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