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政府在經濟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談到經濟法主體的范疇，一般認為十分廣泛，包括國家經濟管理機關、企業、其他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非經濟組織以及公民。然而有的學者認為經濟法的本質就是「確認和規范政府幹預經濟之法」⑴，「是以國家對經濟干預之法為中心而形成的」。⑵依照這種觀點，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中必定有一方為國家（如未另做說明，本文所指「國家」乃是狹義的具有經濟管理職能的國家行政機關。），也就是說經濟法律關系必須由國家為一方主體構成。誠然，國家成為經濟法的主體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必須由國家作為一方主體才能構成經濟法律關系呢？一、區分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不同地位的必要性大陸法系國家將法律區分為公法(jus publicum)和私法(jus privatum)，這種劃分始於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他的劃分標準是：「規定國家公務的為公法，如有關政府的組織、公共財產的管理、宗教的祭儀和官吏選任等法規；規定個人利益的為私法，如管理家庭、婚姻、物權、債權、債務和繼承關系等的法規。」⑶這是一種以利益的差別作為劃分標準的學說，遭到後世很多學者的批判，後來資產階級學者對公法和私法的劃分與羅馬法比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標准有主體說、性質說、目的說等，而最普通的學說就是「主體說」。這種學說認為「公法所規律的法主體，最少有一方是國家或是由國家予以國家的公權者，反之，私法所規律的法主體，直接地都是個人或非『國家公權的主體』的團體，國家只當第二次的（換言之，就是在直接受規律的法主體再沒有維持那法的力量，因而得到關系者的保護請求時）才受到其規律。區別公法和私法的基本標准，即在於此。」⑷由此可見，如果肯定了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一方主體的必然性，就是肯定了經濟法本質的公法屬性。因此，明確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的地位就與明確經濟法的本質是公法還是私法等同起來，那麼區分經濟法的本質是公法還是私法是否有必要呢？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就堅決地否定公法和私法的區別，他認為公法和私法都是國家法，依據這些法律，無論是人民之間，還是國家和人民之間都是權利義務關系，因而無必要區分。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則指出凱爾森在方法論上的問題：過於強調法律的觀念性，而忽視了實在的世界，他認為「公法和私法的區別，實可稱為現代國法的基本原則。國法的一切規律，無不屬於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屬而不同其意義」。⑸「公法和私法都是屬於國家法（美濃部達吉在這里所說的「國家法」有特定的含義，他在其《法之本質》一書中談到：法的觀念或本質，和國家沒有必然的聯系，有社會就跟著有法，在與國家沒有關系的社會中也有其特定的法。但是，與國家沒有關系的社會的法，沒有區別為公法和私法的必要。）的，但其所以尚有區分之必要者，……，完全是因為私法在第一次的是關於其他社會——特別是個人相互間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則上是由那社會本身的力量維持，只當那社會的力量不足以資維持時，才第二次地由國家去當其適用維持之任的緣故。不錯，廣義地說來私法亦是國家法，但那是『第二次的』國家法，在這點，是應當和公法區別的。」⑹ 在我國，公法與私法劃分必要性的爭論一直都沒有平息。過去我國法學理論由於受前蘇聯理論的影響，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認為公法、私法的劃分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一般不作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甚至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公法，沒有私法。隨後，在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人們對於公私法的劃分及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又產生了另一種片面認識，認為搞市場經濟主要靠私法，公法可有可無，從而導致一個時期人們重私法、輕公法的現象。毫無疑問，這兩種觀點都已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要求，都是沒有正確地理解區分公法與私法必要性的表現。事實上，區分公法與私法是建立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前提，它已成為現行法律體制的一個基本假設。雖然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立法明文規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現代法以區分公法私法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識。公私法的區別，是現代法律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前提。區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於市場經濟本身的性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兩類性質不同的法律關系，一類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另一類是國家憑籍公權力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關系，由此決定了規范這兩類關系的法律法規性質上的差異，並進而決定了兩類不同性質的訴訟程序和審判機關。對於任何法律法規，若不究明其屬於公法或屬於私法，就不可能正確了解其內容和意義，不可能正確解釋和適用。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區別並正確劃分公法與私法為前提。但區分公法與私法的現實意義並不僅僅在於為司法的技術操作提供指導，更重要的是促進一種理性的制度建設，為社會生活提供尺度，它將與個體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發生根本的關聯。由此可見，當前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所以對經濟法而言，只有通過明確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確定其本質，從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充分發揮經濟法的作用，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二、國家在經濟法的不同分部門中主體地位不同既然法律按照主體的不同可以區分為公法和私法，那麼經濟法本質應該屬於公法還是私法呢？根據主體說的區分方法，如果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國家必須作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那麼經濟法顯然屬於公法范疇。但是筆者認為將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必然的一方主體，亦即將經濟法歸為公法，無論在法理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有不妥之處。經濟法學界一般將經濟法分為宏觀調控法與市場管理（或稱規制）法兩大部分。這種劃分方法是以經濟學上所說的國家干預理論以及相關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市場失靈理論主要是有關市場調節無法解決社會產品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的問題及其政府運用經濟政策來解決這一總量失衡問題的理論；而政府失敗理論，只要是有關政府運用經濟政策調節社會產品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問題方面出現的調控失敗及官僚主義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理論。⑺因此所謂宏觀調控法和市場管理法就是確認和規范國家分別以間接的經濟政策與直接的經濟管理手段來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關宏觀調控法的理論，學界基本達成了共識，國家的確必然作為宏觀調控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所以宏觀調控法應該屬於公法，因此本文不做贅述。但是有關市場管理法的理論卻頗受爭議，按照上述標准對經濟法進行劃分所得出的市場管理法，它的調整對象與傳統行政法調節的經濟法律關系的界限就很模糊了。因此筆者認為，由國家直接干預經濟所產生的法律關系不應該屬於經濟法調整對象，而是行政法所管理的范疇，正是因為沒有將二者區分開來，導致了市場管理法理論體系的混亂。經濟法應該分為宏觀經濟法與微觀經濟法，宏觀經濟法就是通常所說的宏觀調控法，它所調整的對象是國家為合理配置市場資源，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而採取調控措施進行利益再分配的經濟法律關系。由此不難看出，宏觀經濟法具有社會公共經濟管理的性質，因此國家必然作為宏觀經濟法調整對象中的一方主體，這是經濟法作為一種公法屬性的重要體現。至於微觀經濟法則與目前所說的市場規製法有很大差別，它的調整對象並非國家直接干預經濟活動而與市場主體之間產生的法律關系，而應該是國家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通過立法和司法的手段調整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正如美濃部達吉所言，私法是「第二次」的法，而「第一次」的法是個人相互間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則上是由個人本身的力量維持，只當個人的力量不足以維持時，才第二次地由國家通過司法手段去解決。微觀經濟法正是這種「第二次」的法，筆者認同「經濟法是調整人們在社會化生產中的增量利益關系的法」⑻的觀點，而增量利益關系的產生就在於增量利益的協作生產、競爭、消費（分享）、再協作生產、……這種循環不息的過程之中，而微觀經濟法就是直接調整協作生產、競爭、消費這三個環節中的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增量利益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根據調整對象的不同微觀經濟法主要分為企業法、競爭法、消費法三個部分。在這些法律領域中，應當由國家通過法律明確賦予市場主體平等的生產、競爭、消費增量利益的權利。在這些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市場主體可以依靠本身的力量自己解決，只有在私權利無法實現的情況下，才「第二次」地去尋求國家司法機關的保護，正是一種私法本質的體現。由此可見宏觀經濟法屬於公法，微觀經濟法屬於私法，但是經濟法與傳統公法和私法既有聯系也有區別。正如前文所說區分法律的標准有主體說和性質說、目的說等，美濃部達吉認為應該將各種不同的標准結合起來才能得出正確的結果。那麼按照主體標准劃分，經濟法確實分為公法與私法兩個部分；而按照性質說和目的說，卻體現了經濟法作為現代法與傳統法的區別所在：按照調整對象來區分，經濟法調整的是增量利益關系，這是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中才出現的新型經濟關系，是傳統法律所沒有考慮也很難以「現代化」的；按照規定利益來區分，由於現代社會大都採取協作生產的方式，經濟法所要保護的利益已不是像過去小商品生產時代那樣簡單——非國家利益則個人利益，而是與公益相關的私益——即通過社會整體利益為媒介而最終獲得的個人利益。所以說經濟法的本質既非傳統的公法也非傳統的私法，它是新型公法與新型私法的融合，也是任何傳統公法或者私法所無法取代的。三、國家不應充當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主體如前所述，在微觀經濟法中所調整的對象應該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增量利益關系，國家不應當充當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主體。然而真正意義上的微觀經濟法我國目前實在寥寥無幾：企業法中，雖然我國與企業相關的法律可謂名目繁多，但是要麼以民商法的形式存在，要麼以行政法的形式存在，而調整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協作生產關系，保證個人不因協作生產而損失其應該獲得的增量利益的法律卻幾乎沒有；競爭法中，我國現在有一部《反不正當競爭法》，但是這部法律只是民商法條款與行政法條款的簡單拼湊，其中並無實體的經濟法權利義務也沒有獨立的經濟法責任，國家在競爭法主體中占據主導地位，對於不正當競爭行為往往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之間追究，予以行政處罰，市場主體在競爭法中只是處於被動的受控狀態，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與此同時不正當競爭行為屢見不鮮；而消費法中，我國目前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產品質量法》也處於和競爭法同樣的尷尬境地。本文試圖從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切入分析，論證國家應當退出微觀經濟法主體，同時應當盡快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微觀經濟法體系。（一）反不正當競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繫到底應當是市場競爭主體之間的，還是國家與不正當競爭者之間的？為了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由國家直接採取措施對不正當競爭者主動追究法律責任，某種程度上固然可以達到目的，但是這種手段是否是最公平、最效益的呢？是否可以讓國家退出這個法律領域，而改由法律賦予每個競爭者平等的權利，當他們被不正當競爭行為損害了利益時可以直接向行為者主張自己的權利，或者向法院提起訴訟？筆者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主體應當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國家不應該過多的直接干預，而應退出這個領域，原因如下：第一，從性質上來看，市場競爭指的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的一種經濟狀態，不正當競爭也應當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的一種經濟狀態，屬於一種市場行為。而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組織者、管理者，如果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主體，顯然會使該法名不副實。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要保護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關系，將國家與經營者之間帶有隸屬性質的不平等關系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對象顯然是不合適的。第二，從成本上來看，不正當競爭行為是發生在市場競爭活動中的，而國家一般不直接參與市場競爭活動，所以對單個市場競爭行為的具體信息並無從了解，也沒有必要了解。而出於自身利益的驅動，處於市場競爭活動中的經營者卻對相互之間的行動時刻密切關注，因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最大化的利潤。所以一旦有不法經營者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最先發現的一定是利益受到侵害的其他競爭者，其敏銳程度要大大高於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因此，國家如果要及時地發現和追查市場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就需要組織專門的力量對市場進行監控，這必然造成反不正當競爭的成本大大增高。而如果由法律賦予競爭者相應的權利義務，一旦市場中出現不正當競爭行為，被侵害利益的競爭者肯定能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直接向不正當競爭者發難，其成本顯然要低出很多。第三，從效果上來看，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的目的就是為了達到禁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目的，而由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對不正當競爭者追究法律責任，往往既不能懲罰不正當競爭者也不能補償利益受損的競爭者，根本無法很好地限制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根據我國現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規定，追究不正當競爭者的法律責任，其往往簡單地處以罰款或採取其他行政措施進行處罰，而利益受損的競爭者並未得到補償，這顯然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則的。而且，實踐證明，在執行中還很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對不正當競爭者處以一定數額的罰款，不正當競爭者被處以罰款之後，繼續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甚至變本加厲，要將罰款的損失補回來。而在一次罰款之後，面對不正當競爭者的行為，國家機關往往保持沉默，二者保持一種微妙的「默契」。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歸根結底國家經濟管理機關與不正當競爭者之間不但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反而通過罰款，雙方處於一種「雙盈」的局面：通過罰款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獲得了利益，而不正當競爭者所承擔的責任可能遠遠低於獲得的非法利潤。國家與不正當競爭者各取所需，而二者所獲得的利益，恰好卻是那些合法競爭者的！如果能夠由法律賦予競爭者平等的權利，讓競爭者之間自行調節經濟關系，則可能更加公平合理。因為競爭者參與市場競爭活動就是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天然對立的。只要一方被發現實施了不正當競爭的違法行為，被侵害利益的一方就絕不會手下留情，肯定會充分利用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盡可能地保護自己的利益，從而在實質上體現了法律的公平理念。（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情況類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調整的對象應當是經營者與消費者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而我國目前該法所調整的對象卻主要是國家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對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人，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干預結果往往是一罰了事，而至於罰款的數目是否令經營者受到了處罰，又或消費的利益是否得到了補償就不是經濟管理職能范圍之內的事了。實際上，為什麼我國損害消費者權益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愈演愈烈？因為很多情況下，一方面侵害消費者利益的人即使受到法律制裁還是有利可圖；另一方面被侵害權益的消費者即使提起訴訟卻得不償失。此消彼長之下，現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又如何能夠達到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目的？與競爭法中所述理由相似，無論從性質、成本還是效果上來說，國家都不應該充當消費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但是由於消費者相對與經營者身份的特殊性——其弱勢地位，所以要求國家以特殊的形式作為消費法律關系主體出現。由於經營者通常是以利潤最大化為基本目標；而消費者則通常是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兩類市場主體之間在追求的目標上是存在沖突的。經營者為了營利，極可能置誠實信用等商業道德於不顧，通過非法的、不正當的手段去侵害消費者的利益。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向消費者隱瞞有關商品或服務的質量、價格等各方面的信息，從而會導致在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出現「信息偏在」或稱「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由於這種問題的存在，消費者與經營者雖然在形式上處於平等地位，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消費者始終處於弱勢。一旦國家退出調節這種法律關系之後，僅僅依靠國家制訂消費者保護政策和立法是遠遠無法改變消費者這種弱勢狀態的。那麼是否有一種新的經濟法主體的出現來幫助或者代理普通的消費者處在一種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對抗經營者呢？有學者提出經濟法主體中應當包含一種名為「社會中間層」的組織，即一種社會中介性質的組織，這種組織具有一部分的國家經濟管理職能。在我國，消費者協會應該屬於這種組織，但是現在的消費者協會，基本上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對於侵犯消費者權益的案件一般是「不告不理」的，這顯然不符合現今消費者權益受損嚴重的狀況。同時，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組織——「打假公司」，以營利為目的為消費者提供打假服務，這應該也可以成為「社會中間層」，但是這種新興的組織顯然還缺乏規范，難以達到與經營者對抗的目的。筆者認為，可以將消費者協會與打假公司相結合，官方組織與民間團體取長補短，形成一種專業化、商業化的消費者保護組織。正是由於它的專業化和商業化，保證了這種中介組織有能力去收集市場信息，幫助消費者擺脫「信息偏在」的狀態，使消費者和經營者達到一種平等的地位。相較於國家和個體消費者，這種「社會中間層」應該能更好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Ⅱ 經濟法的主體結構
經濟法主體結構，是在一國的經濟法的基本框架內，按照一定的標准劃分和歸納所形成的各類經濟法主體，基於各自在本國經濟法律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形成的一種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模式。簡言之，經濟法主體結構就是一種由各類經濟法主體有機組合所形成的關系模式。經濟法主體結構的構建，首先須對經濟法主體進行系統劃分和歸納；然後基於各自在本國經濟法律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將各類經濟法主體加以有機組合，進而形成一種較為科學、合理的關系模式暨經濟法主體結構。
我國經濟法的「三層框架」其本身就隱含了三類經濟法主體（即政府、市場和社會中間層）之間的三種關系模式：①「政府←→市場」的關系模式；②「政府←→社會中間層」的關系模式；③「市場←→社會中間層」的關系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三層框架」就是以上三種關系模式有機組合而成的一種關系模式（即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有學者認為，理想的「三層框架」應該是對稱互動的「三層框架」，在這中理想的關系模式下，社會中間層有適度獨立的地位，政府通過社會中間層協調市場的力度與市場通過社會中間層作用與政府的力度大體均衡。理想的「三層框架」，是一種以「社會中間層」為中點，以「政府」和「市場」為端點，左右對稱互動的（直）線型的關系模式。在中國的現實中，社會中間層尚未成為與政府、市場相對獨立的第三種力量，在許多領域還不存在社會中間層或者只有其名而無其實，政府通過社會中間層協調市場的力度遠遠超過市場通過社會中間層作用與政府的力度。因而，在中國的經濟法律關系的現實中，線型的左右對稱的「三層框架」的關系模式是尚未定型的。但是，組成「三層框架」基礎的三類經濟法主體（即政府、市場和社會中間層）又是客觀存在的。中國現階段的經濟法主體結構是非線型的關系模式
這種「三角」型的關系模式是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等三大類經濟法主體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所共同組成的一種較為合理的經濟法主體結構。
Ⅲ 如何理解經濟法的本位性（急求答案）
樓主學什麼專業的。呵呵。
我暈倒，樓主學音樂專業的竟然要選修經濟法，這兩樣八稈子打不著啊。辛苦辛苦了。
Ⅳ 分別舉例經濟法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分別有什麼作用
市場失靈是指市場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的情況。另一方面，市場失靈也通常被 用於描述市場力量無法滿足公共利益的狀況。市場失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成本或利潤價格的 傳達不適切，進而影響個體經濟市場決策機制。拿現在的房地產來說，以普通的價格收購地皮，然後再高價出售在此地皮上建造的房屋，這個成本和利潤之間相差太大，進而影響個體 經濟市場決策機制，甚至導致市場失靈。又由於許可權困難、有限性困難、作為司法的困境等 原因致使市場失靈由民法無法克服；由於行政法價值（公平與效率）的困難、法域歸屬(公權與私權)的困難、行政偏好睏境（全力設組與過度干預）市場失靈也無法由行政法克服困 難。而經濟法具有克服市場失靈的作用：
1、經濟法可以直接限制市場主體的私權。
這源於國家的存在，它能合法取走市場主體的財產而不侵犯財產權，從而擁有干預 財力，它能賦予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說明義務而不侵犯商業秘密，從而強制性地實現信息分布 均衡；它能對壟斷企業進行強制性解散而不侵犯經營權，從而確保市場競爭態勢。
2、經濟法可以直接改變市場主體的利益結構。
如對環境污染問題，經濟法通過徵收排費和環境稅等途徑讓企業價格中真正反應出 產品生產過程中對環境造成損害的成本。
3、經濟法具有公共利益優勢和遠視優勢。
政府失靈是指個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現代化議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滿足，公共 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趨向於浪費和濫用資源，致使公共支出規模過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 的活動或干預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說政府做出了降低經濟效率的決策或不能實施改善經濟效 率的決策。政府失靈的原因有政府幹預不到位、干預錯位、干預不起作用。
經濟法具有克服政府失靈的作用：
對干預程序的規范；
對干預領域的規范；
對干預方法的規范；
對干預責任的規范；
如政府對股市的干預，股市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通過與實體經濟的內在聯系，影響實體經 濟的正常運行。在虛擬經濟規模龐大、股市交易量大大超過實體經濟總量的今天，股市運行亟須政府幹預。政府幹預股市，就是要保持股市平衡運行，發揮其帶動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限制其對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
Ⅳ 經濟法有哪些基本屬性
關於經濟法的概念、法律屬性及其與其他的法律部門(特別是與經濟法又諸多相似的社會法) 有著何種關系等問題,在經濟法理論界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迄今為止仍未形成比較一致的認識。從傳統的法律部門劃分的立足點切入,分析經濟法產生的基本假設和原因,最後得出經濟法的法律屬性是第三法域法、現代法。
關鍵詞:經濟法;公私二元結構;第三法域;社會本位
1 傳統法律部門劃分的立足點從人類的慾望出發,來研究各個學科的問題,往往被認為是一個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點和入口。在基本的人類慾望方面,可以分為公共慾望和私人慾望兩類。私人慾望是獨立的私人主體為滿足自身的某種需要而產生的願望;公共慾望則是在各種私人慾望的基礎上而形成的各類私人主體所共有的願望。在政治學、社會學領域,同私人慾望與公共慾望的「二分法」相聯系,存在著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其中,政治國家的存在,往往被認為是實現人類公共慾望的需要;而市民社會的存在,則至少在客觀上具有同政治國家相抗衡的功用,從而有助於保護私人慾望的實現,進而使市民社會成為實現私慾的主要領域。
傳統法律部門劃分是以公私二元結構為基礎的,公法和私法的劃分是大陸法系的歷史傳統,起源於古羅馬法。
近代法體系關於公法和私法的區分雖然是對羅馬法的繼受,但更應該說是19 世紀以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分離為背景的產物,是為了確保與國家支配相對立的市民社會為基礎的自由的私法秩序的自主性。公法和私法的劃分背後,是法學家們對國家權力的恐懼和反感。最富於代表性的是霍布斯,他將國家比作是「利維坦」,以及孟德斯鳩提出的「三權分立」、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出的權利屬於人民,托克維爾、盧梭、伏爾泰這些偉人毫無例外對國家和極權持一種對抗的態度。一般認為公法主要是調整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權利稱為公權,公法通常包括憲法、行政法、刑法、訴訟法和軍事法等;私法主要調整私人之間的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權利稱為私權,私法特指民法。以公私法劃分為基礎的傳統法律體系的特點就是:高度抽象的主體制度,整個法律體系中只有兩個主體,私人(包括法人) 和國家。
通過美國學者梅利曼的論述,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公法和私法:「在私法關系中,當事人彼此平等,國家作為公斷人;在公法關系中,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或作為君王權力的繼承者,他是一方當事人,但具有高於其他人的權威) 。公法、私法這兩個極不相同的觀念的發展進一步把這種區分牢牢地紮根於法律制度中」。
2 經濟法學的基本假設法學研究之深入,端賴於範式轉換,對於假設的重要價值,紐拉特曾指出:「在社會科學中,我們看到的只是假設之網。」第一部分所論述「公私二元結構」可以認為是法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中的共通性的基本假設。而在經濟法學領域還有獨特價值的基本假設。
2. 1 雙手並用假設雙手並用假設的基本含義是:調節經濟或配置資源的手段有兩個,一個是市場的無形之手(通稱「看不見的手」) ,另一個是國家(或稱政府) 的有形之手( 通稱「看得見的手」) ,一個國家對於經濟的調節需要雙手並用,從而構成一個二元結構假設。我國得憲法修正案實際上已經默認了這一假設。我國憲法修正案第七條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這些規定表明,我國已經在憲法上承認了市場經濟體制,因而也就承認了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以及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於宏觀調控的普遍需求和國家規制的不可或缺。即要使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發揮基礎性作用,而國家則要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在現代國家雙手並用的情況下,才會產生協調雙手、解決其中可能存在的雙手失靈等不足的經濟法。絕對的計劃經濟不需要經濟法,絕對的市場經濟容不得經濟法。通過雙手並用假設,可以更清楚地說明在經濟學上長期爭論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也有助於更好地說明私法和公法的關系、民法與經濟法的關系等問題。
2. 2 兩個失靈假設在運用市場的無形之手進行調節的情況下,隨著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妨害競爭、外部效應、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從而使市場調節的無形之手很難有效地發揮作用;與此同時,諸如公平分配、幣值穩定等問題,也是市場機制不能有效解決的,由此提出了市場失靈的假設。一般認為,市場的缺陷只能由市場以外的力量來彌補。
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講,市場失靈為政府進行某種形式的干預提供了空間。但「對那些提議對市場失靈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採取政府幹預的人們,經濟學家提醒他們也不要忘記政府同私人市場一樣有缺陷」,「當政府政策或集體行動所採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靈便產生了。」正是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邏輯下,才有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餘地。
3 經濟法的產生在論述經濟法學的基本假設時,其實已經可以看出經濟法產生的原因。這里筆者試圖從社會結構的角度闡述這個問題。
3. 1 社會結構的變化為什麼需要經濟法? 這個答案非常簡單:是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變動,導致傳統法律部門無法正確有效地應對社會現實,促使了經濟法的出現。
隨著社會化分工,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之間出現了融合的地帶。著名的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描述到,新的社會經濟思想,即國家義務或者在於有規律地干預各種力量的自由放任,從而保護經濟上的弱者,這種思想雖然還沒有深入到私法觀念。一種新結合的經濟形式,不再使個人主義經濟力量任意發生作用,而是通過愈益包容廣泛的經濟單位組合聚集而加以組織和確定的經濟本身,已經躊躇遲疑地、偶爾不時地向新的社會法律思想伸出。市場的擴展,大規模的生產成為可能,大規模的資本聚集,在資本主義發展到19 世紀末產生了巨型的企業或組織。
「經濟結構的迅猛迅猛變化和新的利益的組織和成員,兩者的結合給政策議程和政治特性帶來了顯著的影響。盡管許多群體都支持改革,它們的具體目標差別顯著。所有的群體都認為地方市場體系的衰落和大公司的不斷增長的權力,構成了對財產權的重大威脅」。正是這些大型組織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導致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於傳統法律體系而言,二元結構形成的公法和私法是其根本立足點和基礎,傳統法律中不考慮組織的大小,而當社會基礎性結構發展到政治國家———團體社會———市民社會的三元結構,主體變為國家———組織———私人時,法律的調整就顯得力不從心了。
Ⅵ 經濟法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處理
經濟法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處理，應該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彌補市場不足。
Ⅶ 如何理解經濟法中的政府角色
政府的經濟角色，是經濟管理員與服務員的角色，是政府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的手段干預和調控經濟，達到促進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目的的行為。現代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育，離不開國家力量的推進和組織。政府是上層建築的核心，擁有對經濟管理的權力和權威。權威是政府經濟行為的基礎，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政府以其權力的威力，參與經濟活動，彌補市場不足。
Ⅷ 政府機關作為經濟法主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哪些方面
作為經濟法主體的國家機關,主要是指國家經濟管理機關。
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權利主要是經濟管理權，它是指國家經濟管理機關依法對經濟活動進行計劃、組織、調節和監督的權利經濟管理權的權利主體，只能是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經濟管理權是國家權利的一部分，是國家權利在經濟領域中的運用所產生出的一種特殊的權利；經濟管理權是具有命令與服從性質的，僅憑單方意思表示即能實現的權利；經濟管理權是與職位相對應的權利。
經濟管理權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一．計劃權
這是指經濟管理機關依法決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 戰略、目標和行動方案的權利
二．組織權
這一權利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指經濟管理機關對市場領域內微觀單位的組建和存續進行組織和管理的權利；二是指經濟管理機關對市場領域內微觀單位的重大經濟活動進行組織、管理和 領導的權利；三是指經濟管理機關對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組織和部署的權利
三．調節權
這是指經濟管理機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平衡與協調，調節各地區、各部門、各行業和各 企業之間 經濟關系的權利
四．監督權
Ⅸ 經濟法中的政府應當是一種怎樣的政府
政府是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國家行政機關。
政府是國家公共行政權力的象徵、承載體和實際行為體。政府發布的行政命令、行政決策、行政法規、行政司法、行政裁決、行政懲處、行政監察等等，都應符合憲法和有關法律的原則和精神，都對其規定的所有適用對象產生效力，並以國家武裝力量為後盾的強制執行。
Ⅹ 經濟法中財政的職能有哪些
財政的三大職能
1.資源配置職能
（1）資源配置職能的含義。人類的生產活動離不開資源的使用。隨著社會經濟年復一年的發展，人們對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大。而資源是有限的，在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資源卻日益顯得匱乏甚至稀缺，因而優化資源配置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所謂優化資源配置，就是指通過資源的優化組合，使有限的資源能形成最佳的資產結構、產業結構、技術經濟結構和地區結構。換句話說，就是通過某種經濟手段或組織方式，使資源能夠達到充分利用。
資源配置的方式有多種，如計劃配置、市場配置、財政配置等。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起主導作用的配置機制是不同的。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起主導作用的是計劃配置。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配置起基礎作用，但必須以完全競爭為條件。然而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假想，由於投機、壟斷、信息失真等現象的作用，現實中普遍存在的是不完全的市場機制。此外，一部分非生產領域也消耗資源，而市場配置對這部分領域是失效的。例如，公共物品和勞務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不能通過市場提供的。因此，無論是計劃配置還是市場配置都不是完美的，不能單獨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需要有其他配置方式的協調和補充。在政府的經濟職能日益增強的今天，由政府運用財政手段進行資源分配就成為資源配置的一種有效補充方式。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就是通過財政的收支活動，安排或調整一部分社會資源的分配狀況，彌補市場的缺陷，最終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在市場經濟中，財政不僅是一部分社會資源的直接分配者，而且是全社會資源配置的調節者。
（2）資源配置職能的范圍。財政配置資源的范圍取決於政府職能的范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發揮基礎性資源配置的作用，政府對經濟活動主要是參與、調節、引導、補充，因而財政配置的范圍，一是市場配置失效而社會又需要的公共產品方面，如外交、國防、治安、行政管理、教育、衛生、科技、環保、大型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以及對公共資源的管理；二是對外部效應的干預，如控制和治理廢水、廢氣、廢料等環境污染，實施森林保護、城市綠化等；三是介入自然壟斷行業，如城市供水、供電、供氣、公共交通等；四是對短缺資源進行保護或調配。
（3）資源配置職能的手段。一切財政分配都是通過收支活動來進行的，資源配置也不例外。財政實現資源配置職能的手段主要包括：①通過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的調整，調節社會資源在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之間的配置；②通過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搞好政府部門內部的資源配置，滿足各種社會公共需要，保證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的穩定；③通過財政資金的分配及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調節非政府部門的資源配置，特別是按照國家的發展戰略和經濟發展規劃，引導非政府部門的資金投向，鼓勵和支持基礎設施和重點項目的建設；④通過財政體制的確立和調整，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既要盡量滿足地方發展經濟的資金需求，更要保證中央為進行宏觀調控所必須掌握的財力，使資源的總體配置與區域配置相互銜接與協調。
2.收入分配職能
（1）收入分配職能的含義。收入分配是財政被賦予的基本功能，是財政本質的集中體現。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對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即集中組織收入，這是一般意義上的分配；二是指對已經完成的各種分配的結果所出現的偏差進行糾正、調整或再分配，以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
一般來說，經濟活動中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取決於生產要素的投入以及這些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要素投入與要素收入應相對稱。但是在市場經濟下，由於每個分配主體所提供的生產要素的數量不同，質量有異，所擁有的資源的稀缺程度不同，市場價格可能有偏差，加上各種非競爭性因素的干擾，使得各分配主體獲得的收入可能與其要素投入不相對稱，甚至差距較大。如果這種收入差距超出社會各階層的接受程度，則不僅導致經濟上的波動，還將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因此，需要政府對收入進行調整和再分配，這就是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可以說，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懸殊，是各國財政所普遍具有的一項職能。
（2）收入分配職能的范圍。財政在執行收入分配職能時，首先要劃分市場分配與財政分配的界限，各司其職。具體說，①凡是屬於市場分配的范圍，如企業職工工資、企業利潤、租金收入、紅利收入、股息收入等，應由市場來進行，財政不宜直接介入，更不應替代；②凡是屬於財政分配的范圍，財政則應盡力做到公平分配。就目前而言，一是要規范工資制度，對於公務員以及由預算撥款的事業單位職工，應根據國家經濟發展的狀況並參照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來確定其工資標准，並將各種工資性收入都納入工資總額，取消各種明貼和暗補，提高工資的透明度，實現個人消費品的商品化，取消變相的實物工資；二是對醫療保健、社會福利等社會保障資金，財政應履行集中分配的職責，通過各種轉移支付形式，使每個社會成員能夠享受同等的待遇。
（3）實現收入分配的手段。財政實現收入分配的手段主要有稅收、轉移支付和公共支出。①稅收是對全社會各種收入進行強制性調節的分配形式，是財政實現收入分配與再分配的最常用的手段，特別是個人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贈與稅，可以調節個人的收入和財產，把收入與財產的差距縮小到社會所能接受的范圍；②轉移支付，包括專項撥款、各種補貼、補助和社會保障支出，是將資金直接分配給特定的地區、單位和個人，有明確的受益對象和范圍，是一種直接的收入分配方式。它主要是通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來改變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③公共支出是通過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福利滿足共同需求，其受益對象范圍廣泛，通過改善人們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可以間接提高社會整體的收入水平。
3、政府經濟穩定與發展職能
政府經濟穩定與發展職能，是指通過干預、調節國民經濟運行，達到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目標，實現經濟發展的目的。政府穩定經濟職能，還意味著實現經濟增長與發展的目的。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屬不同的概念，經濟增長通常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增加，可用經濟增長率或增長額來表示。而經濟發展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經濟運行和人民生活質量得到改善，包括產業結構優化、貧富差距縮小，生產生活環境改善、人們醫療教育文化生活質量得到提高等。即經濟的增長，最終要有利於人民福利水平的改善，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重要職能。為實現經濟穩定與發展職能，政府需要運用相應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主要有：運用財政、貨幣政策工具，保證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基本平衡；運用財政制度的自動調節功能，實現經濟穩定與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