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霍德明得經濟學觀點
霍德明教授 ：宏觀經濟學 漫談
2006年11月30日，ccer學刊系列講座邀請到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霍德明教授進行題為《宏觀經濟學漫談》的講座。在輕松且嚴肅的氛圍中霍德明老師由Mankiw和Chari&Kehoe的兩篇討論宏觀經濟學的文獻談起，結合自身學習和教學的感受就宏觀經濟學過去三十年的發展以及外國學者的爭論對國內學者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啟示進行了生動的演講。講座還談及如何正確認識宏觀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性質和理論研究的重要性等問題。
講座第一部分首先回放了最近關於宏觀經濟學學科性質的討論的兩篇重要文獻：首先是harvard 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前白宮經濟顧問N. Gregory Mankiw的 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宏觀經濟學家，科學家還是工程師？）。這篇文章結合作者自身參與經濟政策制定的經歷，且作為一名大學教授的身份，認為經濟理論研究在現實中對政策形成的影響微乎其微。其次是Minnesota大學，芝加哥學派著名經濟學教授V. V. Chari& Patrick J. Kehoe回應mankiw在今年四月發表的這篇文章而做的Modern Macroeconomics in Practice: How Theory Is Shaping Policy？（宏觀經濟理論，束之高閣還是政策指南？）文章用50多頁的篇幅，通過回顧宏觀經濟學過去30年的變革試圖分析經濟理論研究如何影響政策制定。Chari&Kehoe作為宏觀經濟學家卻從未參與過政策制定。宏觀經濟學過去的六七十年中，從凱恩斯革命算起，已經經歷過了無數次的類似的討論：理論的研究是否重要，理論該往何處去？從二者對峙的態度能否給正在轉型中的中國，以及我們經濟系研究生正確認識宏觀經濟學提供很好啟發？
宏觀經濟理論的演進
二戰之後，John Hicks等人在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概括並建立了標準的經濟分析工具：如Keysian Cross, IS-LM model，Mundell Flemming model。五六十年代英美學者將其發揚光大，建立大規模的國家經濟模型進行宏觀經濟預測和分析，Tobin，Modigliani等人也進入政府當局成為經濟顧問。五六十年代是凱恩斯經濟學理論的巔峰時期，我們看到了宏觀經濟學從理論到政策的高度一致和融合。因此，這是的宏觀經濟研究又被稱為macroeconomics engineering。
隨後的七十年代，宏觀經濟學開始面臨嚴峻挑戰——經濟進入嚴重滯脹且伴隨凱恩斯理論的破產。然而正是由於舊理論的破產引發了新的討論，正是因為七十年代如此的混沌才給人希望。Phelps（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正是挑戰如何在傳統框架下解決凱恩斯理論遺留的難題而建立了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的奠基人 。當然，那時對於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microfundation）的理解也很片面，就連研究生的宏觀經濟學教材沒有成形的體系和固定腳本，一異再異 。從開始廣泛討論微觀基礎至今的三十年，宏觀經濟理論發展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就像淡水學派Chari &Kehoe的論文概括了過去三十年來宏觀經濟學的三個最重要發展：盧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Robert Lucas (1976)；時間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cy critique of discretionary policy）Finn Kydland and Edward Prescott (1977)；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 （quantitative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Finn Kydland and Edward Prescott (1982)。
新凱恩斯與芝加哥學派的爭論
兩篇文章對宏觀經濟學及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很不相同。Chari&Kehoe他們認為宏觀經濟政策深受過去30年來宏觀經濟理論的影響，對此持正面的看法。 Mankiw作為第三代的新凱恩斯主義者且是一位出色的宏觀經濟學家，卻認為理論對於政策的影響很小，否定了過去30年來那麼多智慧的結晶。他認為市場上主流教科書依然是五六十年代建立起來的凱恩斯學派的理論為主，Barro等人的教科書暢述keynes的內容很少且並不主流。
兩篇文章的主要篇幅都回顧了過去三十年來宏觀經濟理論的重要發展，Chari&Kehoe文章回顧了過去宏觀經濟理論的重要成就，並且提到了很多對於政策有影響的學術論文，雖然略顯牽強。他們認為至少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深受宏觀經濟理論的影響。Mankiw也對這些文章做了評論，而他的結論是過去三十年的宏觀經濟學只是在方法上有很大進步，但是在政策方面沒有太大影響。
講座第二部分霍老師結合自身從學生到一名經濟學教授歷經宏觀經濟理論發展的重要的三十年，為我們談了他對於這些問題略微不同的看法——作為一個中國學者，首先作為一個經濟學者的看法。正是因為宏觀還不成體系，抱著尋求理論真諦的想法遠渡美國留學。大學時代，DSGE（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正在Chicago萌芽，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成型理論那時都是沒有的，甚至連宏觀經濟學的大方向都很模糊。可是清晰的是，凱恩斯經濟學已面臨絕境。七十年代是個青黃交接的時代，雖然學界聲稱新的理論即將建立並且很快會變成教科書，但是就的教材仍然在使用。30年過去了，大家都確認了宏觀經濟學需要微觀基礎，可是教科書依然沒有出現，本科生仍然在使用60年代的宏觀經濟學理論。經濟學界30年來這么多的人力資本投入卻沒有太大成效？Mankiw認為宏觀經濟學應該problem solving（解決問題），而不是躲在里self congratulating（自我欣賞）。就像30年前我們認識到需要重建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雖然kehoe的文章里認為30年的工作對政策有很大幫助，但是他們沒有接觸過政策，他們的話並沒有立足點。
兩位學者都是著名的宏觀經濟學家，而且生自名門，在學術上也很有見地。誰比較正確呢？（現場名義調查）。理論需要有用才能讓人信服。從中國過去經濟改革的過程看來，取得的成就並不是依照現成理論來實現的。宏觀經濟學理論之於中國經濟改革的貢獻在哪裡？這是我們每個學習宏觀經濟學的人都應該思考的問題。這樣的爭論有沒有意義？
觀經濟問題復雜且繁多
宏觀經濟學非常復雜，而且問題繁多。比如常常被提及的就業，收入分配，經濟發展等等問題。宏觀經濟政策則更加重要，直接影響人們的日常經濟決策。宏觀經濟問題不僅復雜而且引人注目。負責政策制定的人不會是隨隨便便的路人，而必然是學界或者是業界很有名望並且學有所成的人，比如大學教授或者是業界頂尖人物。美歐等發達國家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總統都會精心挑選政策制定顧問。政治家未必精通經濟理論，但是會選擇經濟學家來幫助制定政策。選擇的范圍並不廣泛，能夠成為候選人的必定受過嚴格的經濟學訓練。現任美聯儲(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也曾經是stanford的教授。宏觀經濟學者能夠成為政策制定者，即便他認為過去30年的宏觀經濟理論並沒有意義，但依然會成為Policymaker。這是宏觀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具有的特性。經濟學家犯錯事實上是在積累經驗，較工程學科是有所不同的。
宏觀經濟理論之於中國經濟改革
宏觀經濟學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作用應該如何看待，在我們知道過去三十年，甚至六十年的宏觀經濟學演進過程後，應當如何進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中國這樣的大國，已及全球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應當認真嚴肅看待關於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討論，宏觀經濟學的政策制定應該從中受到啟發。中國改革開放已20多年，但和美國相比，我們的經濟數據很股全面，很多經濟理論是否可以使用都不明確。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宏觀經濟問題在中國很復雜，而且我們不能夠套用現成的西方理論。如果贊同mankiw的看法，過去30年lucas和prescott等人的貢獻對我們意義不大，我們是否應該回歸到應用凱恩斯總需求和總供給理論？我們是否應該繼續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舊的大規模計量模型對中國是否有幫助？而我們看到的正是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很多都沒有依據我們現行的宏觀經濟理論。
理論學習是必經階段，注重經濟學知覺的培養
在研究生階段學習三十年來已經成熟了的宏觀經濟理論，以及前沿的文獻。回答上面的問題我們必須看到，如果有志於宏觀經濟研究的人，這是必經之路。政策的制定來源於政策建議，而這些政策建議的由來依據就是經濟理論。在眾多政策建議中鑒定檢驗，並且篩選也是需要理論依據的。理論研究的發展給我們帶來很多對理論的新的更廣泛的認識，對於經濟現實的認識已經不比從前那麼簡單了。宏觀經濟學家可能不便比喻成工程師或是科學家，而是更像臨床醫生。在象牙塔里學習到的基礎理論是必要的，但是面臨實際問題就應該依據實際情況進行決策給出建議，就像是臨床醫生面臨病痛的緊急關頭可能會跳出傳統醫學理論。需要經驗也需要理論積淀，只有深厚的基礎才可能在緊急關頭做出正確的反應。理論研究意義就在於政策制定時能夠給與一個大致的方向和指引。我們可以看到，宏觀經濟學到目前為止，發展很快，直覺得判斷越來越重要，技術上的處理和數學應用只能被認為是工具，雖然是必經過程，但不是最後的目的。學習宏觀經濟學最終目標是要培養直覺的看法。當政策需要我們的建議時需要在第一時間給出正確的直觀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