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芒斯制度經濟學

⑴ 有誰知道制度經濟學、法經濟學與經濟學的區別嗎

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把經濟制度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它研究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研究經濟的發展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老制度經濟學代表康芒斯、米且爾等，考察了制度，但沒有對於主流經濟學的方法上有所改進。新制度經濟學由科斯（Ronald Coase)1937年d 《企業的性質》論文所開創，它貢獻在於的將交易成本這一概念引入了經濟學的分析之中。 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張五常等人對於這么新興學科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近30年，新制度經濟學是蓬勃發展的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法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它旨在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解釋法律制度和分析法律問題
經濟學是它們的媽媽。
回答完畢，謝謝！

⑵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淵源

舊制度經濟學派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制度主義廣泛傳播時期，這是通常所說的舊制度學派。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間觀點不太一致，沒有形成統一的理論，大致可以分為三支：
(1)社會心理學派(凡伯倫為代表)，強調對社會文化心理和習慣的分析，特別是科學技術進步對這種所謂「制度」的影響；
(2)社會法律學派(康芒斯為代表)，強調集體行動在控制個體行動方面起的作用，認為法律制度是決定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
(3)經驗統計學派(米契爾為代表)，認為分析制度因素的作用要以經驗統計資料為基礎，經濟理論的研究是次要的，應當先對事實進行統計分析，然後得到結論。僅就理論思想對以後經濟理論的發展來說，凡伯倫是這三人中影響最大的一位。他的思想成為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的主要來源。
舊制度學派各個分支雖然研究的出發點、內容並不相同，但他們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有相同之處。他們在研究對象上都強調制度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汲取了德國歷史學派的觀點，採取歷史主義和制度分析的方法，一方面強調從制度的整體方面研究問題，另一方面強調從制度的演進方面研究問題，提出要建立以研究制度演進為基本內容的經濟理論，從結構上改革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對「制度趨勢」的研究既是制度學派的一個共同點，又是形成制度學派的理論基礎。
新舊過渡時期的制度學派
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是制度學派從舊到新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的經濟學家們繼續沿著凡伯倫所開辟的道路研究制度問題，從而發展了凡伯倫的理論，著重從社會和企業結構角度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問題，強調技術進步對於制度和企業權力結構的重大意義，分析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對資本主義權力機構的影響，以及工業化後的社會發展趨勢等等。這都為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准備，在制度學派的發展過程中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⑶ 什麼叫做制度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把制度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它研究制度對於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經濟發展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始於科斯 (Ronald Coase)《企業之性質》，科斯的貢獻在於的將交易成本這一概念引入了經濟學的分析中並指出企業和市場在經濟交往中的不同作用。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人對於這門新興學科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近30年，新制度經濟學是蓬勃發展的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一支。一般認為，現代西方經濟學可分為主流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由亞當·斯密發端，中經大衛·李嘉圖、西斯蒙第、穆勒、薩伊等，形成了古典經濟學體系(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紀以後，主流經濟學又歷經了「張伯倫革命」、「凱恩斯革命」和「預期革命」等,形成了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為基本理論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體系（Newclassical Economics）。盡管主流經濟學枝繁葉茂，備受青睞，但非主流經濟學一直在努力抗爭，不斷創新，仍獲得相當的發展空間。非主流經濟學流派很多，制度經濟學就是其中的一個流派。制度經濟學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是因為它的理論思想與眾不同，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獨特性質。

⑷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內部學派比較

制度經濟學派的發展已約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不同制度學派之間或多或少都存在著理論觀點上的原則性沖突。這一點不但在新制度主義學派同舊制度主義學派之間存在著，尤其在各自內部也存在著，尤其在新制度經濟學派內部尤為明顯。
1、經濟學方法論。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承襲了凡伯倫、康芒斯的傳統，普遍反對形式主義，不用數字模型和先進的計量學。他們對研究對象分析結論往往是與總結性的概念和對周圍制度背景的理解有關。而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不反對形式主義。
從研究對象上來看，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主張研究對象應放在一個整體的環境下，反對用個體來部分地解釋社會整體的本質和動力，認為個體主義研究方法范圍狹小，實際上應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及法學等。而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受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其研究對象的出發點是從個體出發，認為所有經濟現象在本質上應根據個體的性質、稟賦、目標和信仰來解釋。
2、經濟學基本假設。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設修正為「有限理性」。而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提出用「社會一文化人」來代替「經濟人」，同時也不贊同用「有限理性」對「完全理性」的修正。他們認為，這二者都沒有認識到人的心智結構是多層次的。他們也不排除理性，但認為理性是適應性意義上的，是逐漸調整過程。
綜上所述，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放棄了形式化方法一用數字或邏輯代替自然語言的表述，拘泥於描述調查、政策分析和規范性的研究方式，使其理論發展受到制約。由於制度的研究中又包含了許多不可度量的因素，所以單純用形式主義分析方法來處理紛繁復雜的經濟體系時也會受到許多的限制。除此之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是單純的個體，而是社會性的個體，而其中文化、制度對個體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都是不完整的。

⑸ 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那麼，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獨特視角呢，是一種什麼樣的微觀分析方法呢？張五常在1991年的這篇關於新制度經濟學的文章中開篇就講到了這種變化。在新古典框架里，「在瓦爾拉斯（Walras）範式中，所有的行動權利被隱含地假定為自由的、簡單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賣商和監督人的服務都被假定為不花任何費用的。因此就不存在律師，沒有經紀人，沒有銀行，沒有官員，沒有企業家，沒有警察，而且實際上也沒有任何一類組織。」而新古典大家馬歇爾又過於急噪，總是太想把經濟學象心理學、生物學那樣擠入科學的殿堂，雖然他「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長期的與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迴避了許多問題。」在此以後，人們就在這樣的基礎上展開了經濟學大廈的工程建設，力圖從效用理論、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各個方面將新古典的大廈夯實，使得經濟學以一種嚴謹的形式美展現在世人面前，它自己也急不可待的自我宣稱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科學性質的社會科學，是最成熟的。然而，這一切在20世紀5、60年代開始發生變化，奈特早在1924年就已經提出了不確定性概念，西蒙（1953）的有限理性，科斯（1937）、（1960）的交易費用範式和社會成本問題，哈耶克（1937，1945）的關於知識問題的討論，以及迪克萊特對反壟斷的口述傳統都對新古典造成了沖擊。正如科斯所批評的那樣，經濟學不應該只是一堆分析工具，盡管他們也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應該是它的研究內容或論題，「我想經濟學家應最哦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度！」（1998）如此以來，我們就不難看出新制度經濟學本身正是在不滿新古典日益成為一門抽象的語言而喪失了實際內容方面而興起的，這個學派既吸收了傳統的一些經濟分析方法，又有自己的分析範式。 任何制度的運行都需要成本，價格機制也是制度之一種，它的運行同樣如此，但價格機制仍有它顯著的優越之處。
任何一個社會，人們都不再是自給自足的，人與人之間既合作又競爭，因為資源相對於人類的需要來說總是不足，所以競爭和稀缺是同義的。如果沒有一定的規則，或稱為產權或稱為制度，無疑人們是無法走出霍布斯叢林的。這是一種困境。我們姑且不在此討論霍布斯、盧梭以及洛克的思想，因為那顯然是屬於政治學的范疇，我們只來考慮分析制度的績效。討論績效，必然要假定人們已經走出了叢林狀態。
然而，即便產權確定了，卻有著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來表達產權人的需要，競爭的產權規則本身就是千差萬別的。這些方式中，價格機制只是其中的一種。只不過，它的績效最高，相對於租金消散所帶來的人們的成本來說，是最低的。我們從這里開始談起。
租金是對使用資源的一種支付，這種支付就是一定製度安排下我們為滿足最終享受收入而必須花費的成本，最早的租金概念專指地租。李嘉圖當年的概念是只土地使用的價格，它不隨人們的需求的改變而改變供給狀況，因為供給根本缺乏彈性。其實，相對於人們的需求而言，幾乎只要存在競爭就必然存在這種供給的缺乏彈性。那麼，對這些稀缺資源的分配就必須通過一種機制來完成。在歷史乃至現代，這樣的機制都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對稀缺的政治資源的分配，現在機關里的論資排輩現象等等也是如此。其實，這和男人憑氣力、女人憑容貌來排列本質上講並無二致。雖然這些制度在現實生活中一再為人們所行使，但人們的代價有的時候常常會十分高昂，這一代價就是租金的消散。我舉一個誇張的例子，在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唐伯虎為進華府親近秋香假裝賣身葬父，而另有一位則假裝賣身葬全家，二人都想進華府，但石榴姐手中卻只有一個名額，於是競爭勢在難免。石榴姐自稱心腸軟，見不得別人家慘，於是二人就制定了一個相互比誰更慘的競爭規則，結果大家都知道，兩個人的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唐伯虎為此打斷了自己的胳膊，而另一位哥們竟然因此而命喪黃泉。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租金的消散是非常之大的。這和排隊成本一樣，只不過它更誇張，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只是要達到最後分配的目的，即一個均衡狀態而已。如果石榴姐的心腸沒那麼軟，而是很黑，讓二人出價競爭，租金就不會消散，結局也不會這么悲慘。因此，我們可以說，任何不採用價格或使得價格扭曲的情況，總會有另一種規則來代替它，但是代價會十分高昂。正如哈耶克（1945）所說：價格機制是人類的一個偉大發明，也許是所有發明中最偉大的。
可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有些時候人類偏就是選擇了非價格的配置規則，正如張五常（1974）所說「租金消散能導致均衡的觀點是一種機械演習，不是經濟學命題」，我們要解釋的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種制度安排，於是，接下來就引出了年輕的科斯當年的問題。 如果象我們上一節所言，那麼價格機制就應該是最佳的，「看不見的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新古典辛苦了幾十年，無非也是想把這一思想更為理論化、系統化，基礎更為堅實。然而，真實世界比理論顯然要復雜的多，人類的智慧與上帝相比，也許根本就是上帝跟人類開的一個玩笑。1930年代，一位大三的學生科斯拿到獎學金從英國來到新大陸，並巧妙的參觀了福特的汽車公司——這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公司之一，於是科斯開始問了他的兩個問題：一、既然「黑板經濟學」告訴我們價格體系如此有效，那麼為什麼現代經濟里還有依賴行政命令運行的企業的存在呢？二、企業的邊界在哪裡，也就是說企業在市場的大海中在什麼樣的規模下被確定呢？
1937年科斯在文稿寫成四年後終於發表，這就是《企業的性質》一文。科斯首先表明，其實在新古典經濟學家那裡並沒有對企業問題視而不見，新古典並不比古典經濟學更狹隘，但他認為，那些重視及解釋都不能回答他提出的問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還有奈特的觀點。
奈特利用風險和不確定性來作為工具進行分析，並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企業的產生。風險是人們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一種不確定，但是人們可以根據過去推測未來的可能性，而不確定性則意味著人類的無知，因為不確定性表示著人們根本無法預知沒有發生過的將來事件，它是嶄新的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根據這樣的分析工具，奈特認為，在現實世界中總有少數人，他們具有風險偏好的性質，勇於承擔責任，勇於拓新，勇於為利潤的生成而不懈努力；而絕大部分人是風險規避和中性的，他們願意交出自己的權利讓風險偏好者指揮他們，但條件是偏好者-企業家要確定的保證他們的薪水，於是，公司就在這樣的權利劃分中成立了。這是《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一書中的思想。但科斯不認同，他一方面認為奈特也承認管理者（非企業家）也負有日常管理的責任，這一現象奈特無法解釋，奈特的分析無法給管理者以地位；另一方面，科斯認為如果僅僅只是風險偏好不同，那麼僱主和雇員之間也完全可以通過契約的方式來以市場完成之。
科斯認為，企業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市場價格機制的運作並非是無成本的，這個成本就是價格發現的成本，只有這一成本小於企業的組織成本時，人們才會通過市場來完成。這個成本就是科斯首創，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大行其道的交易成本，這一概念我們稍後再談，下面我們還是先來科斯的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規模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是之後幾十年NIE乃至主流學者們不斷追問的一個問題。科斯的答案比較簡單，這就是那幾個著名的圈圈，他說，在一個城鎮的消費中心A的外圍有產業B、C，如果我們的企業處在外環C處，那麼在交易成本邊際上高於組織成本時，企業就在環內擴張，這就是規模效應，而這種擴張會帶來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會增加管理的難度，以至於大於了市場交易成本，那麼企業的邊界在橫向上就會被確定；而向內環B的擴張也是如此，即與B的市場交易成本與合並後的組織成本相比較，邊界也可以通過邊際分析確定。應該說，科斯的這個分析是非常清晰的，因為他借用了交易成本範式，而交易成本則是一個應該加以解釋的概念。許多經濟學家不滿意科斯的分析也常常是從這個角度來非難的，的確，如果我們不能很好的定義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這里的分析顯然會顯得空泛。後來的對縱向橫向一體化的分析幾十年間絡繹不絕，其中最有名的有威廉姆森的資產專用性分析和套牢問題（HOLD-UP），也有哈特提出的核心資產和剩餘控制權概念，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就不進一步討論了。 新制度經濟學採用的是動態分析法，而不是一般經濟學的靜態分析法，這個理論方法來自於德國歷史學派。德國歷史學派認為歷史是連貫的運動，而不是靜態的，傳統經濟學運用的是靜態分析法，這是新制度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的重要區別之一。
作為二十世紀經濟學一支突起的異軍，新制度經濟學它的起點是大家公認的科斯教授1937年的那篇短文《企業的性質》。之後幾十年間，盡管有奧利弗·威廉姆茨等經濟學家呼籲人們重視這個方法，但經濟學家似乎對這篇文章視而不見，直到1959、1960年科斯的另兩篇宏文《社會的成本》問世之後，他的思想才逐漸被大家注意，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是引用者多而深入研究者少。對此，科斯常有抱怨之詞。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一些大經濟學家認為1937年的文章太過空泛，從邏輯上看雖然無懈可擊，畢竟難以操作。當然張五常先生肯定對此觀點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篇文章是最重要的，它是後來1960年文章的源頭。
康芒斯、范博倫等老一代的制度經濟學家，對於制度的批判多是從社會道德倫理，科斯認為此舉降低了自身的價值作用，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過少。

⑹ 制度經濟學在生活中的應用

制度指人際交往中的規則及社會組織的結構和機制。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把制度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它研究制度對於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經濟發展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始於美國經濟學家凡勃侖的《有閑階級論》；新制度經濟學起源於科斯 (Ronald Coase)《企業之性質》，科斯的貢獻在於的將交易成本這一概念引入了經濟學的分析中並指出企業和市場在經濟交往中的不同作用。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人對於這門新興學科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近30年，新制度經濟學是蓬勃發展的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在現代西方經濟學蔚為壯觀的體系中，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一支。一般認為，現代西方經濟學可分為主流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由亞當·斯密發端，中經大衛·李嘉圖、西斯蒙第、穆勒、薩伊等，形成了古典經濟學體系(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紀以後，主流經濟學又歷經了「張伯倫革命」、「凱恩斯革命」和「預期革命」等，形成了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為基本理論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體系（Newclassical Economics）。盡管主流經濟學枝繁葉茂，備受青睞，但非主流經濟學一直在努力抗爭，不斷創新，仍獲得相當的發展空間。非主流經濟學流派很多，制度經濟學就是其中的一個流派。制度經濟學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是因為它的理論思想與眾不同，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獨特性質。

⑺ 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主義有何區別

（1）定義：老制度學派指以凡勃倫、康芒斯、米歇爾等為代表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OIE）。新制度學派一般指以科斯、威廉姆森、諾思、張五常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NIE），主要包括產權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學、新經濟史以及契約經濟學等分支，更廣義的新制度經濟學還包括奧地利學派和演化制度學派。
（2）相同點：都以制度為主要分析對象，都認為「制度是重要的」，都對新古典經濟學忽略制度的非中性以及過分的形式化表示不滿。
（3）不同點：OIE和NIE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i）OIE幾乎完全忽略形式化，反對使用數學建模，並且沒有系統的理論，更多的是對制度的歷史性和材料性描述；NIE吸取了新古典的一些分析方法，比如理性人、最大化和邊際替代等，並且有自己系統的理論和假設檢驗。（ii）OIE更強調方法論的整體主義，強調社會制度對個人行為的影響，這點在凡勃倫和米歇爾的著作中表現得非常明顯；NIE更強調方法論的個體主義，這點與新古典經濟學是一致的。（iii）對待理性主義的態度不同。OIE始終把批評理性最大化行為假設作為其主要任務，更強調規范、習俗、文化的作用；NIE一方面部分接受新古典的技術方法，但是另一方面又對其有所排斥，比如以威廉姆森為代表的交易費用經濟學就拒絕完全理性的假設。

天下滔滔，我看到象牙塔一座一座倒掉， 不禁為那些被囚禁的普通靈魂感到慶幸， 然而，當我看到， 還有少數幾座依然不倒， 不禁對它們肅然起敬， 不知堅守其中的， 是怎樣一些靈魂？

⑻ 康芒斯的主要著作

《財富的分配》（1893） 《工聯主義和勞工問題》（1905） 《勞工與管理》（1913） 《資本主義的法律基礎》（1924） 《制度經濟學：它在政治經濟學中的地位》（193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