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與經濟學思維

Ⅰ 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尋根與中國化的道路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裡，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一規律之下，那麼，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
在《<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證法》中，恩格斯講明：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因此，關於思維的科學，也和其他各門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是關於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這一點對於思維在經驗領域中的實際運用也是重要的。因為，首先，思維規律的理論並不像庸人的頭腦在想到「邏輯」一詞時所想像的那樣，是一種一勞永逸地完成的「永恆真理」。王亞南則說：為了喚起大家共同向這方面努力的注意，我曾提出「中國經濟學」這個名詞來。我無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樣，要建一個什麼學派，而且這個學派也不是用名詞建立起來的。
《資本論》的邏輯與方法論規定是發生學。其指向於研究與言說「歷史」 ，旨在弘揚與推進對歷史學發動「哥白尼革命」 意蘊之經濟學建構道路, 使范疇落實在批判原則之上, 貫徹於歷史規定性之中。但是， 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對這種道路和理論實踐行動進行了「逆轉」，推行庸俗化的解釋學與非批判的科學主義主張，旨在相反將經濟學淪落為特殊門類的自然科學。其理論工作特徵是進行世界——社會認識預設構圖全面玩弄解釋學語言實踐謀求自然科學主義最高形式和規范是數學主義規劃。由於存在種種問題，—— 就中國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維與語言工作體式出現「錯位」 之上，馬克思之後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實現「反逆轉」。真正的出路在於實現「重構政治經濟學」 意蘊的經濟學建構。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提出歷史和實踐化的工作原則與主張，以免除中國經濟學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中國化重新鎖入「解釋學困境」 危局之可能。首先，應繼續堅持歷史科學基礎上的實踐化的建構之路。其次，需要確實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學化」 之名，行「去歷史化」 理論實質之企圖。再次，應進而體會到「回到馬克思」 的口號其實是偽的，因為，與馬克思交會的真實性途徑乃是通過歷史和實踐，絕不是文本本身。最後，政治經濟學實踐之路歸根結底旨在沖破資產階級科學主義思維束縛之牢籠，而又始終能夠在於最終解除解釋學語言束縛之牢籠。
В.С.維戈茨基在《〈資本論〉創作史》中談到：「在馬克思以前，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是把研究中的歷史方面作為自己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毫無疑問，創立政治經濟學第一個真正科學歷史的功勞，應屬於馬克思。而且，馬克思的創造性方法的重要特點之一在於，制定經濟科學的歷史在他那裡始終同創立自己的理論相並行，構成科學研究的統一過程……因此，政治經濟學史可以說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反面。它必然存在於馬克思經濟研究的一切階段上，既是這種研究的起點，又是這種研究的結果。」《管子·乘馬》篇曰：「地者，政之本也。朝者，義之理也。市者，貨之准也。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為之有道。」
中國經濟學是多路向研究的合流。以《資本論》研究體系為工作地基，在多學科的融會貫通中突出「中國元素」。所以中國元素，就是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體系下的獨有的「思維方法」和「語言表達方式」。中國化的《資本論》解讀的要點有三：一是區分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二是從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上區分物和事，三是區分物的科學和事的科學。概言之，就是堅持以「事的科學」審查《資本論》邏輯，真正做到作為人類文明成果的「現代經濟理論體系」為我所用，實現兼容並蓄。針對這一點，所以我們說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講述「歷史發生學」，《資本論》第二卷研究講述「系統發生學」，《資本論》第三卷研究講述「現象發生學」，《資本論》第四卷研究講述「認識發生學」。

關於中國經濟學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重視傳統，服務現代，堅持走古今、中西結合發展的道路的建設思路，王亞南很早就有清醒認識，他說：「由上面的說明，我們已經知道在中國經濟研究的創建階段，有接續的兩大任務必須完成：（1）在消極方面，需要對阻礙中國經濟認識的諸種理論，特別是同商業資本一樣猖獗的那些商人意識，加以無情地批判；（2）在積極方面，需要依據正確的經濟理論，就中國經濟過渡的轉型性質，採用發展的、全面的以及比較的方法，從中發掘中國經濟的若干基本運動的傾向與規則。這兩個任務顯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 這是一個長期化的奮斗過程，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但是，中國經濟學建設的基本方向已經確立了。根據這種思路，重建「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就是我們的任務和具體奮斗目標。

Ⅱ 經濟理論的經濟學的思維方式

在提倡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新時代，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是人們認知經濟活動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工具。贊成西方經濟學的人通常認為，所謂經濟理論，就是從某些前提假設出發，經過一定的邏輯推理，預測到某些經濟現象發生的語言假說體系，是對現實客觀條件下經濟運行狀態的一種理論假設。簡要地說，這種理論是由兩種元素（理論、假說）構成的復雜的混合體。一方面，它是一種旨在促進「系統的、有組織的推理方法」的語言。另一方面，它是一種旨在抽象出復雜現實的本質特徵的實質性假說體系。這是把理論當成地地道道的「假說」，從而經濟理論滿足於探求「市場經濟學」，即作為微觀組成的市場價格理論和作為宏觀組成的國民收入理論。
資產階級的思維方式是解釋學的。馬克思沒有這么認為，作為對比，我們轉到馬克思寫在《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當中那些明快的工作段落（思想材料由《保衛<資本論>》提供）：
即使不談僱傭勞動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隸狀態，工人階級也不應誇大這一日常斗爭的最終效果。他們不應當忘記：在日常斗爭中他們反對的只是結果，而不是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他們延緩下降的趨勢，而不改變它的方向；他們服用止痛劑，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們不應當只局限於這些不可避免的、因資本永不停止的進攻或市場的各種變動而不斷引起的游擊式的搏鬥。他們應當懂得：現代制度給他們帶來一切貧困，同時又造成對社會進行經濟改造所必需的種種物質條件和社會形式。他們應當摒棄「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僱傭勞動制度！」
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為了救贖自己，必須明了三個基本問題，作為行動議案：
第一，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會引起一般利潤率的降低。但整個說來並不影響商品的價格。
第二，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提高工資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這個水平。
第三，工聯作為抵制資本進攻的中心……總的說來，它們遭到失敗是因為它們只限於進行游擊式的斗爭以反對現存制度所產生的結果，而不同時努力改變這個制度，不運用自己有組織的力量作為杠桿來最終解放工人階級，也就是最終消滅僱傭勞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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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終其一生，對資產階級理論進行批判，循其固有傳統，盡量地凸顯資產階級工作的自我批判性，馬克思可謂匠心獨運！馬克思擔任《萊茵報》編輯後寫的第一篇文章即公開表明自己這種對待共產主義的自覺的解放實踐態度。 他說：
構成真正危險的並不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實際試驗，而是它的理論闡述；要知道，如果實際試驗大量地進行，那麼，它一旦成為危險的東西，就會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們心智的、支配我們信念的、我們的良心通過理智與之緊緊相連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無法掙脫的枷鎖；同時也是魔鬼，人們只有服從它才能戰勝它。
可見，馬克思打破了資產階級解釋學的壇壇罐罐，目的在於闡明「我的辯證方法」，即唯物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發生的認識論和批判理論。這和中華思維方式是高度契合的。
馬克思對於唯物主義「發生學」 的創造性闡釋和運用， 在於確立《資本論》的典範性研究文獻，以供後人的研究作為基礎和出發點。猶如列寧所言：「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 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 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這一問題。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於一門科學，這種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裡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並發展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

Ⅲ 中國經濟學的學科發展

中國人創立的高度原創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王亞南在經濟研究方法論上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他極力倡導「應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來研究經濟」。他認為經濟科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應該面對中國的實際，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建立「中國經濟學」。王亞南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中國經濟原論》，被譽為中國的《資本論》。這些給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學者的研究以極大的啟發。
同時，陳世清認為，中國經濟學是由中國人自己創立經濟學理論體系與經濟學研究範式。它具有高度原創性，在理論基礎、體系結構、實踐功能方面比現有的西方經濟學流派更具備科學性，並且能夠有效解釋中國經濟的特殊現象，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科學本身沒有國界的，但科學發展有時空層次統一的規律。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本來不應該有「西方經濟學」、「中國經濟學」之分。「中國經濟學」概念的提出，反映出人們認識到現有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許多缺陷，很難解釋和應用於中國經濟實踐。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應當能夠帶來理論上的重大進展。中國學者應當能夠對經濟學做出特殊的、重大的貢獻，從而建立以「中國經濟學」命名的新的經濟學範式代替西方經濟學成為經濟學的主流。這是人類經濟思想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也是中國經濟學家對人類的貢獻。
中國經濟學範式，應當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維方式所蘊含的對稱邏輯、對稱哲學萌芽運用到現代成熟的經濟學中，經濟學範式，是通過中國經濟學範式體現出來的人類經濟學的範式。所以，中國經濟學範式就是由中國人自己創立的，在理論基礎、體系結構、核心價值、實踐功能方面同現有的西方經濟學各個流派有本質不同的具有高度原創性的新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核。中國經濟學範式是用生產力發展代替GDP增長，用知識運營增長方式代替資本運營增長方式，用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代替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用再生型經濟發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經濟發展模式，用價值機制代替價格機製作為市場核心機制，用國民創新體系、國民創業體系代替國民產業化體系，用福利型國民經濟系統代替貨幣型國民經濟系統，用對稱代替均衡、對策代替博弈作為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用主客體對稱的對稱經濟學代替主客體對立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既反映人類一般經濟規律、又反映中國經濟特殊規律，能有效解釋中國經濟現象、指導中國經濟發展、成為中國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理論基礎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深層結構。
歸結起來認識，中國經濟學是多路向研究的工作合流，以《資本論》研究體系為地基，在多學科的融會貫通中突出「中國元素」。所以中國元素，就是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體系下的獨有的「思維方法」和「語言表達方式」。中國化的《資本論》解讀的要點有三：一是區分對象和研究對象，二是區分物和事，三是區分物的科學和事的科學。概言之，就是堅持以「事的科學」審查《資本論》的邏輯，真正做到作為人類文明成果的「現代經濟理論體系」為我所用，實現兼容並蓄。針對這一點，《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講述「歷史發生學」，《資本論》第二卷研究講述「系統發生學」，《資本論》第三卷研究講述「現象發生學」，《資本論》第四卷研究講述「認識發生學」。
對稱經濟學的中國經濟學範式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學應是西方經濟學合乎邏輯的發展與批判，並且是對後者的相容和超越。
對稱經濟學是以對稱哲學、五維空間理論、復雜系統論為理論基礎，吸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的最新成果，通過對現有世界上經濟學三大流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揚棄和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綜合，建立起來的真正科學的經濟學。對稱經濟學的產生結束了人類經濟學的史前史，奠定了新常態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也奠定了新常態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確立了中國經濟學的話語權。
《對稱經濟學》是以對稱哲學、五度空間理論、復雜系統論為理論基礎，吸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的最新成果，通過對現有世界上經濟學三大流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揚棄和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綜合，建立起來的真正科學的中國經濟學。 中國經濟學範式，就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維方式所蘊含的對稱邏輯、對稱哲學萌芽運用到現代經濟學中，是通過中國經濟學研究體現出來的人類的一般經濟學範式和特殊經濟學範式的總稱。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學應是西方經濟學合乎邏輯的發展，是對後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國經濟學代替西方經濟學成為人類經濟學的主流，是通過空間交替展示時間之矢的人類經濟思想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中國經濟學範式是幸福經濟學範式。幸福經濟學就是以主客體對稱的對稱辯證法和對稱經濟學為基礎理論、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則為理論出發點、以共有制為經濟基礎、以價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以合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以和諧經濟為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以人的幸福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以對稱思維方式和整體論思維方法為方法論特徵、擅長五度空間分析的經濟學的基本模式、基本結構與基本功能。對稱性、具體性、全面性，是幸福經濟學範式的基本特徵。幸福經濟學範式本質上就是對稱經濟學範式。從所滲透的思維方式特徵來看，幸福經濟學範式本質上只能是中國經濟學範式——西方經濟學範式與幸福經濟學範式在思維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幸福經濟學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前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幸福經濟學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正好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代替一樣，西方經濟學範式被對稱的、系統的、五度空間模式的中國經濟學範式所代替，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學以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當代中國經濟學家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