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有什麼不同除了這兩種經濟學，現在還有其他的經濟學嗎
《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第二部分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地基：社會主觀批判[方法論和思想史批判統一形態]
第二篇馬克思主義工作地基：經濟形態歷史觀批判
第四章勞動一般的理論與實踐
楔子
價值（形式）
剩餘價值（形式）
抽象勞動——存在規定抑或存在者的形成
第五章馬克思主義概念
楔子
馬克思主義的元概念
唯物主義的全概念
唯物主義的工作統一
第六章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楔子
重提二版跋
馬克思如何逾越黑格爾——實現哲學
馬克思如何逾越李嘉圖——實現科學
反思科學抽象法
第三篇資產階級工作地基：經濟形態社會觀批判
第七章解釋學及其謬誤性
楔子
資產階級物象二重性
物的解釋學
資產階級解釋結構
第八章古典主義及其批判（同盟者·反叛者）
楔子
所謂斯密問題
被歷史難倒的李嘉圖
向康德主義的進軍
第九章新古典主義及其批判（康德主義路線之一·立的基礎）
楔子
研究對象的改造
理性主義狡辯
理論繁榮之路
第十章新制度主義及其批判（康德主義路線之二·破的基礎）
楔子
真實的科斯
虛假的科斯
廢墟中的景觀
以上是一個簡潔的對比。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是「研究對象」。一個是用解釋學說明「資源配置」，一個是用發生學說明「生產關系」。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之外，新制度經濟學「獨領風騷」，形成一個相當大的派別。
這些派別的「對立」衍生了諸多其他流派，如歷史學派、演化學派、數量學派、計量經濟學等等。
2. 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哪些 馬克思主義存在的缺陷和仍待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給你搜了一個，我覺得看來這個對你來說已經足夠了。我給你簡單總結下面的話。
簡單說，西方學者對馬克思有敵對心態，但是以前的經濟學已經解決不了現代經濟問題，而馬克思主義可以，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研究資本主義運作的學說。所以，用馬克思主義解決資本主義問題是一個非常好的渠道。
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變色後，西方比較嚴謹的學者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評價為什麼基本上沒有改變，甚至還有所提高呢？其主要原因有：（1）他們已經認識到，盡管「馬克思的名字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緊密相連」，但實際上馬克思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46]他們感興趣的是馬克思「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制度以及他的看法與斯密有何不同」[47]，因為「直到今天」，馬克思的分析「框架和見解對於理解資本主義的結構和功能仍被證明是非常有用的」。[48]所以，當蘇聯這個對西方資本主義威脅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不復存在後，他們研究馬克思經濟學的目的也就完全由攻擊社會主義轉變為挽救資本主義。最近，金融危機爆發使《資本論》在西方國家再度熱銷就是例證。（2）由於當代資本主義所遇到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西方學者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局限性也越來越不滿意，因而越來越關注曾經「改造了經濟學」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看法。馬克思「既是演化理論家又是制度理論家」[49]，在西方，不僅新制度經濟學、演化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被認為受到馬克思的影響，而且馬克思還被認為是環境經濟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3）雖然「西方經濟學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各個理論都進行了全面批判」，但「大凡對馬克思作過較深研究的人，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優點都有很高的評價」。[50]（4）冷戰結束後，由於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依然存在，「姓資姓社」的冷戰思維在西方依然存在，但畢竟能與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爭霸的蘇聯已經解體，所以，在這種「寬松」的政治環境下西方學者也可以將它們過去一些不敢或不便發表的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肯定性評價表達出來。
3. 如何預防犯罪
錢 鯤
【內容提要】法律的經濟分析在西方近年來取得的迅速的發展，成為法律哲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分支，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被應用於分析各個部門法以及重大的社會問題。犯罪問題是經濟分析的重要內容，對於如何預防犯罪，經濟學的貢獻在於將犯罪理解為理性的活動進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注重防範犯罪的司法活動的效率，提供了新的約束犯罪的思路。從而開辟了不同於社會學和犯罪學研究的新的預防犯罪研究的範式。
【關鍵詞】犯罪 預防犯罪 經濟分析
一、引言
20世紀後25年，法學理論的最重大發展也許是經濟學被不斷廣泛的應用於法學研究的各個領域[1：第三版序言]，以前，法律經濟學只是局限用於對市場交易行為的分析，應用經濟學對法律進行的分析，也限於經濟法領域，如反壟斷法和金融市場管制，現在，隨著經濟學開始對非市場行為的分析，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逐漸滲透於法律的各個領域，其中，對犯罪行為的經濟分析發展極為迅速，犯罪的經濟分析可以溯源至邊沁，在相隔二百多年後，美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第一次系統的、規范的對犯罪作了經濟分析，將犯罪行為與經濟行為如消費、生產等等同起來，認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種重要活動或產業，也存在成本與收益等典型的經濟學問題，因此犯罪可以從財富最大化的角度出發，綜合運用經濟學的概念、判斷和結論對犯罪的產生原因、運行過程、社會危害進行分析，並進而尋求實現有效率的犯罪預防和犯罪控制策略。在貝克之後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開始對犯罪學和經濟學進行交叉研究，犯罪經濟分析的方法和理論成果逐漸成熟.。犯罪經濟學的理論側重於解釋特定的刑法規則或政策存在的經濟意義，預測特定的刑事政策將會產生何種後果，以及運用經濟學分析工具提出相應的刑事政策意見，其中，犯罪經濟學對於如何預防犯罪貢獻了一些不同於其它學科的分析方法以及提出了基於效率的預防犯罪的政策意見。
二、犯罪經濟學對預防犯罪的分析
1、司法成本的運用
如同任何稀缺性資源，旨在預防犯罪的司法活動（在此採用廣義的司法概念，包括警察、法院、監獄、檢察機關的相關活動）是需要成本的，政府對於針對犯罪行為的司法活動的投入是有限度的，每一年，政府根據財政預算撥款用於預防犯罪，因此產生兩個需要運用經濟分析分析的問題，下文將分別論述。其一，投入越多的成本是否越能夠制止犯罪行為。並且投入多少政府預算到預防犯罪中才能產生最大化的收益。對於前一個問題，需要經濟學的定量分析方法，並依賴於統計學和社會學抽樣調查方法，在此，引用美國學者的研究結論，[2：150]芝加哥大學的學者斯蒂芬·萊維特在其一系列論文中探討了一個社區中警察數量和監禁人數對於犯罪率的影響，結果發現警察對暴力犯罪，比如謀殺、搶劫等有最強的威懾效果，實際上，他估計暴力犯罪對警察的彈性大約是1.0，即一個城市的警力增加10%，有望使該城市的暴力犯罪下降10%，至於財產犯罪，比如入室盜竊、偷車，擁有更多的警察影響要小一些，彈性估計是0.3，意味警力增加10％，將促使財產犯罪降低3％。這樣的研究結論無疑表明政府對於司法活動的資源投入越多就越能使犯罪數量降低。但是，政府投入成本是有限度的，投入多少成本用於預防犯罪才是最有效率的？根據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當投入的邊際成本等於獲得的邊際收益時財富最大化，也就是說，政府最後投入的一單位預防犯罪成本應該等於收益。舉例來說，當投入10000元預防犯罪能產生因為犯罪未發生而獲得的收益15000元，當繼續投入下一個10000元時，產生的收益為12000元，繼續投入下一個10000元，收益為10000元，此時如果再投入10000元成本的話，產生的收益將少於10000元。雖然繼續投入成本仍舊將減少犯罪，但是由於收益少於成本，財富使用最大化的標准將要求政府不再繼續投入，與其將這些成本用於司法活動，不如將其用於其它方面更能阻止犯罪，能產生超過成本的收益，效率更高。（請記住，經濟分析的目標就是財富使用的最大化）畢竟司法活動遠不是預防犯罪的唯一方法。教育、反貧困措施都能夠起到預防犯罪的作用，這將在下文有所涉及。其二，投入的成本如何在不同的防範犯罪的司法機關進行分配。起到預防犯罪作用的機關很多，警察、法院、檢察、監獄等機關都有預防犯罪的職能，那麼，應該給每個機關分配多少司法成本才能達到最優配置呢？微觀經濟學中的等邊際效應可以解決這個問題。[3：69]簡單的表述就是效用的最大化的基本條件是每一單位成本在每一方面的支出產生的收益相同。具體而言，某一給定規模的法律實施預算范圍之內，政府必須決定生產要素的最優組合。理想的組合是勞動力或資本投入的任一方面每增加一元，將會提供增加相同數量的法律實施效應。如果在警察部門每增加一元，就產生出比用於法院同樣一元更大的阻止犯罪效應，那麼警察就會贏得投資。顯然投入不能以如此少的數額進行衡量，但不可分割性問題或生產中的起伏，並不改變這一基本論點。
2、犯罪成本的制約
一定懲罰的方式和嚴重程度可以起到防止犯罪的效果，早在功利主義創始人邊沁的《立法理論》中就闡述了這一原理，邊沁認為刑罰產生的痛苦要大於犯罪人犯罪所獲得的快樂。否則對理性的犯罪人而言，將會產生犯罪的激勵。現代經濟學對於如何懲罰犯罪從而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的分析在邊沁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由於犯罪罪名方式繁多，犯罪經濟學的分析只是針對一般類型的犯罪進行）應用的分析工具是經濟學中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理性的犯罪人會考慮犯罪的成本和收益，當收益小於成本是，他將放棄犯罪，當收益大於成本時，他將選擇犯罪，犯罪產生兩種收益，財產收益和精神收益，[4：128]犯罪的成本來自於兩個方麵包括懲罰產生的成本和犯罪活動的機會成本。為預防犯罪，懲罰產生的成本必須大於犯罪收益，對於犯罪產生的財產收益，必須給予剝奪且可以附加相應的罰金。針對精神收益，刑罰將會產生一種精神成本，主要是恥辱成本。從這一點來看，刑罰具有不可或缺性。同時懲罰的嚴厲程度要考慮兩方面的情況，首先，懲罰幾率越低的犯罪，懲罰應當越嚴重，因為犯罪人考慮的預期懲罰的成本是懲罰嚴厲程度乘以風險機率即懲罰機率。其次，不同程度的犯罪行為必須處以不同的懲罰，舉例來說，如果普通搶劫也將面臨死刑的話，這無異於鼓勵犯罪人殺害被搶劫者，因為犯罪人此時從事其它的犯罪活動將不負擔任何成本，[5：10]並且殺害被害人可以有效降低被懲罰的機率。
犯罪的機會成本主要用於分析財產犯罪，是指從事犯罪活動而必然損失的收益，犯罪人從事犯罪活動的時間和投入和其它資本可以用於正當的職業來獲得收入，這就是機會成本。為了預防犯罪，必須增大犯罪人的機會成本，很明顯，令人絕望的貧困增多了盜竊、搶劫等的犯罪。對他們而言機會成本幾乎可以忽略，反貧困的措施比如增加義務教育的投入使人們更容易的獲得正當職業的收入，實行再分配的政策都可以有效降低犯罪。（我國一直提倡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在此方面深具經濟理性）
3、內生制度的重視
前述兩點的經濟分析都是基於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理論，主要是一種邊際分析方法，而關於內生制度的分析來源於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主要是經驗研究方法。制度分為外在制度和內生制度，外在制度是國家法律，內生制度包括慣例、倫理、習俗和私人規則。[6：126－127]制度可以有效約束犯罪，通常人們習慣於依賴國家法律預防犯罪，確實，刑法以及與此相關的法律有效減少了犯罪，但是，絕不能忽視內生制度的作用，慣例、倫理、習俗、私人規則對於維護社會穩定控制犯罪作用甚至超過國家法律，回想一下，古代中國鄉土社會中僅依賴慣例、倫理、習俗、私人規則就形成了超穩定的社會結構。基於此點，一方面要重視和挖掘慣例、倫理、習俗、私人規則的作用來解決糾紛，防止犯罪。另一方面，外在制度對於穩定的內生制度應該具有兼容性，即國家法律應該不違背穩定的慣例、倫理、習俗和私人規則。否則，外在制度不僅不能有效預防犯罪，反而對於犯罪有生成作用，內生制度的穩定性甚至可以迫使國家制度最終做出退讓。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例子，美國政府1920年－1933年發布的禁酒令由於違背了習俗，造成了犯罪劇增，以至聯邦政府不堪重負，結果不得不在憲法中以第十三修正案取代第八修正案，取消了禁酒。
三、結語
犯罪經濟學基於經濟學理性人假設和對資源稀缺性的認識，應用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和理論模型，對如何預防犯罪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對傳統上屬於社會學和犯罪學研究的領域以經濟學獨特的研究方法為我們樹立了交叉學科研究的典範。雖然經濟學分析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基於功利主義立場，但源於西方的犯罪經濟學仍舊有其巨大價值值得我們在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中借鑒和利用。
4. 論文 學習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收獲 不低於2500字
學習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收獲 摘要：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後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８０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並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後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並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１９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１７５０－１８７０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４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Ｌ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１９７６）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５２歲完成的５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１２０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１８１７）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１８１７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Ｄ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１９８１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ＭＢｌａｕｇ）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１８２３年李嘉圖死後的１０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１９５４）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ＦＫｎｉｇｈｔ）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１９５６）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 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１９世紀沒有第２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１９４２）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ＰＳｒａｆｆａ）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ＦＲａｍｓｅｙ）和馮諾伊曼（Ｊ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一樣僅靠３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１９６０年出版的僅９９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１５０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１９２９年５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Ｆ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３０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２０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１８９０）和《工業與貿易》（１９１９）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ＭＷａｌｒａｓ）、古諾（ＡＣｏｕｒｎｏｔ），德國的屠能（ＪＴｈｕｎｅｎ）和英國的傑文思（ＷＪｅｖｏｎｓ）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２０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５０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１３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１９２３）、《貨幣論》（１９３０）和《通論》（１９３６）。《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５６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５０歲的凱恩斯和一批２５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Ｒ Ｈａｒｒｏｄ）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２６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１９０３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３篇論文。拉姆齊的這３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１９２６）、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１９２７）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１９２８）。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學者在７０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７０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３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１９２２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萊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３０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８０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５０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２５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１９４７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連續出版的５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在薩繆爾森成長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５年學習以及後來在ＭＩＴ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ＪＶｉｎｅｒ）為首的反對英國３０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１９００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ＯＬａｎｇｅ）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１９７９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５０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３０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５０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５０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ＨＧ劉易斯（ＨＧＬｅｗｉｓ）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１９５９）和加里貝克爾（ＧＢｅｃｋｅｒ）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１９５７）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１９９２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ＲＬｕｃａｓ）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５０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１９３９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１９５８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ＲＣｏａｓｅ）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１９６０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１９９１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滿意請採納
5. 西方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有什麼關系
現代西抄方經濟學可分為主襲流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由亞當·斯密發端。西方經濟學是所有經濟學科的基礎，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部分。
制度經濟學只是經濟學的一個方向，是西方經濟學市場理論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衍生出來的。制度經濟學是從科斯開始的，科斯想啊，為什麼會有企業存在呢？他認為，企業實際上是市場的一種替代，可以節約交易成本。所謂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正如科斯所說，就是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經濟學。
通俗點說就是這樣了。很學術化的區別可以找度娘。
6. 西方現代病不包括經濟發展
教育部學科目錄中理論經濟學下分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但國際上是叫現代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是馬歇爾之前經濟學（economics）的稱呼。改開之初引入現代經濟學時叫「西方經濟學」是有意識形態原因的權益之計，結果一直到現在還在用這個名字。
說到「西方經濟學」這個名稱我還有個故事。我剛開始讀碩士時，父母不知道西經是相對馬政經而言的，以為「西方經濟學」就是研究西方的經濟學，很困惑我在中國為什麼要學西方經濟學，擔心我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我也很困惑：你們為什麼有這種奇特的認識？
改革開放初期，西方經濟學被認為是和蘇聯的政治經濟學相對應的，概括英美各國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名稱。
我認為應該以學派的名稱進行稱呼，新古典經濟學比較合適。畢竟，現在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理性預期學派都試基於新古典經濟學的範式，而且包括新制度經濟學也沒能完全逃出新古典的根基。
可以叫新古典經濟學，取代西方經濟學。
有人認為「經濟學」或者是「現代經濟學」來取代西方經濟學，這個我認為非常不可行。這樣就人為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排擠出經濟學體系之外，因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經濟學的一種，也是一種現代經濟學，所以堅決反對某些研究西經人的觀點和態度。
歡迎和我互關的朋友加微信聊天，我相信有趣的人終究是會相遇的。
只要思想禁區還存在，那各種掛羊頭賣狗肉名不副實的事情就會層出不窮。中國的經濟學學生應該都對高鴻業老先生的那本貌似「精神分裂」的書很有印象吧？真是佩服高老先生那走鋼絲的本事！
7. 有誰上過西方經濟學流派這門課嗎
當代西方經濟學主要流派：新古典綜合派新劍橋學派 貨幣主義供給學派 新凱恩斯主義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主流經濟學派： 主要研究市場是如何運行的、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價值是如何決定的、如何有效率地在各種用途中配置既定的資源。 西方經濟學主流派代表有： 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新凱恩斯主義。 非主流經濟學派： 主要研究市場是如何產生的、非市場選擇是如何運行的、市場是否是組織經濟活動的唯一途徑、不同於市場的選擇是什麼、非市場決策是如何進行的。 西方經濟學非主流派代表有： 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演進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奧地利學派、新奧地利學派、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英國新劍橋學派）、激進政治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倫敦學派、弗萊堡學派、斯德哥爾摩學派（瑞典學派）。
8.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有制理論與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理論的區別及評價。
二者的比較分析:
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都是以產權和制度為研究對象的，兩種理論具有許多共同的地方。例如，二者都強調產權和制度在經濟中的重要性，把產權結構和制度安排視為影響經濟績效的重要因素；都認為產權具有社會強制性，是以法律形式確定或界定的，以此來形成個人的各種行為約束；都認為產權是一種社會工具，把產權關系看作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把利益問題當作產權關系的核心問題等等。
但是，從總體上說，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和西方經濟產權理論分屬於不同的經濟學流派，是兩個不同的產權理論體系和理論範式，二者之間還是存在主要區別的。
（一）研究目的不同
馬克思產權理論是以剖析資本主義制度為目的，並揭露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中資本對僱傭勞動的剝削實質，進而揭示資本主義根本產權制度的本質，說明資本主義產權關系的虛偽性和不合理性，闡明它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指出西方產權理論必然被更合理的產權理論所取代的必然性。
而西方產權理論的目的和任務是要表明產權的內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預期的方式來影響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它是為了維護完全自由的市場制度，並藉助於產權去解決市場運行中的問題，提高經濟效率。它的核心是考察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損益關系及其影響，探尋如何更好實現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二）理論基礎不同
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它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關繫上的運用，既是指導制度研究的方法論，也是關於社會制度變化、發展的基本理論。歷史唯物主義把社會的發展和制度的演變看成是社會基本矛盾不斷發展的自然過程，分析了人類社會各種制度的演變，深刻地闡述其變化、發展的原因、動力、過程和將來的趨勢，構建了全面、系統的制度發展理論。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理論，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闡明產權起源的，詳細地分析了人類歷史上最初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的建立或起源。他認為，公有產權的產生是由原始共同體所處的自然條件決定的。
而西方產權理論的理論基礎則是交易費用理論，它從交易費用出發，以交易成本為基本分析工具，根據交易成本的大小來確定和調整產權關系、產權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西方經濟學的產權理論大多是從外部條件入手研究產權起源的。他們認為，產權就是指私有產權，產權的起源也就是私有產權的起源。產權是在產權主體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經濟活動中自然演變產生的。甚至認為人類迄今為止只經歷了一種產權形態，即起源於中世紀晚期的私有產權。
（三）研究方法不同
馬克思產權理論的方法論是科學抽象法、邏輯與歷史統一法、有機整體方法論，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為產權理論研究提供了科學的哲學背景，使產權理論形成了系統、整體、動態的理論體系。按這種系統、整體、動態的方法，一定社會的所有制形式和產權結構不是個人之間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約的結果，而是社會結構的整體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矛盾運動的產物，不是理性的個人自由選擇導致了產權制度的變遷。相反，是社會結構和產權制度的變遷決定個人的行為方式和選擇空間。因此，產權制度首先不是個人之間的一種交易關系，而是不同階級或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一種生產關系。
現代西方產權理論則採取的是個體主義的方法。西方產權經濟學家認為，產權關系首先是個人對財產的～種排他性的佔有關系，這種佔有關系在給經濟主體帶來利益的同時，也產生交易成本；產權制度的形成和變遷是個人在交易成本約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進行自發交易的產物。可見，西方產權理論對產權問題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以成本一收益分析為核心的新古典經濟學理性經濟人範式之上。
（四）對於產權績效的評價不同
馬克思對產權績效的評價主要以生產力為基礎。認為不同所有制或產權結構的合理性只能到社會歷史運動的規律，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中去找尋。馬克思強調所有制既可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也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如果財產關系和利益關系合理，這種合理的經濟制度必將促進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反之，則會阻礙生產力的進步。因此，應調整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的要求，從而使產權制度發揮其最大的績效。
西方產權理論是以交易為基礎的，因而其對產權的經濟績效的評價主要是以交易費用的高低為依據的。西方經濟學的產權理論由於從抽象人性論出發，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合乎理性，私有產權能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內部化的激勵，是最優的、最具效率的。而公有產權的不明晰必然導致公有產權的濫用，使資源配置達不到最優狀態。因為判定一種產權結構是否有效率，關鍵看它能否為它支配下的人們提供比外部性更大的內在刺激。在公有產權下，由於共同體的每個成員都有權分享共同體所具有的權利，人們在公有產權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是公共財產的低效率。
（五）產權變遷的原因、動力不同
馬克思把所有制的產生、發展和變遷放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中去考察，即放到歷史發展規律中去考察，認為制度變遷的原因或根源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社會制度變遷首先是生產關系的變化，生產資料所有制又是其前提。當生產力的發展受到舊的生產關系的束縛時，就要求突破舊制度，建立起符合它的性質、適應它發展的新的產權制度，進而引起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科技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為主要標志的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性質的變化及其發展要求，是決定一種產權制度形成和演變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客觀條件。促使產權制度變革的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這種必然性通過代表新生產力、反映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階級加以實現。
西方經濟學的產權理論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論和個人主義方法論基礎上，他們根據成本一收益分析，從效率去尋找產權制度變遷的原因，以人們追求高效率，認知和選擇高效率制度作為產權制度變遷的動力。西方產權理論認為產權制度是人類的一種創造，當制度變革帶來的預期收益大於預期成本時，行為主體便會推動制度變遷。因此，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財產制度不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而是歷史發展的起點；不是生產發展的結果，而是生產發展的前提；不是客觀經濟條件生成的，而是人的自然本性規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