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經濟學主張

① 林毅夫老師的論經濟學方法 pdf

② 林毅夫：供給側改革，照搬西方理論會怎樣

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與經濟學歷史一樣源遠流長，而非始於薩伊定律和供給學派，只不過薩伊和供給學派提出了較鮮明的「供給創造需求」和供給管理政策而已。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管理理論而非需求管理理論在歷史上居於主導地位。
由於供給側即生產側，勞動、資本、土地、資源、技術、知識、信息等生產要素是生產側的重要內容，下面僅從生產要素這一個角度（供給側還有生產主體、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存量調整、增量培育等角度）來看看其豐富的經濟學理論支撐。
從經濟學說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理論與整個經濟學的成長相伴隨。如重農學派（Physiocrates，18世紀後半葉）強調恢復「自然秩序」，強調土地要素供給和農產品(12.14, -0.20, -1.62%)供給的重要性；斯密（Smith，A.,1776）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薩伊（J.B.Say，1803）論證了供給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給因素主要是勞動、資本和自然力；李嘉圖（D.Ricardo，1817）強調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導致的報酬遞減對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強調了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羅雪爾（W.Roscher，1843、1854）將勞動分為「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並強調了「生產性勞動」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馬克思（1883）論證了勞動對創造價值的核心作用等；馬歇爾（A.Marshall，1890）在《經濟學原理》中強調了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發展經濟學基本是從供給側分析經濟發展的。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將技術知識的增進和規模報酬遞增看做是決定經濟進步（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哈羅德—多馬（Harrod & Domar）模型（1946、1948）論證了資本積累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張培剛（1949）將經濟發展視為工業化過程，而工業化的發動因素為企業家的創新管理才能、生產技術、（有利的）社會制度，限制因素為資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會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論證了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舒爾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強調了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關鍵性意義；丹尼森（E.Denison,1962、1967）、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喬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著索洛的思路，通過經驗實證分析發現「余值增長」（the resial growth）是由要素生產率提高帶來的；羅默（Romer.P.,1986）論證了專業化知識（知識資本）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盧卡斯（Lucas.R.,1988）將人力資本作為內生變數，論證了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等。
制度經濟學家和改革經濟學也多是從供給側研究制度問題的。其實原因很簡單：需求側主要強調發揮政府政策的調控作用，強調解決短期的宏觀經濟波動問題，而供給側則強調發揮制度的作用，強調解決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問題，因而制度經濟學家或改革經濟學家總是考慮如何改革制度，來優化各主體的權利配置，調動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益，實現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邁克爾·波特提出的「國家競爭力理論」也是一種典型的供給管理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而非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一國財富主要取決於本國的生產率和所能利用的單位物質資源，取決於動態的競爭優勢而非靜態的比較優勢。政府應放棄重點扶持某些產業的產業政策，而應盡力創造一個有利於生產率提高和產業集群的良好環境。

供給側理論與需求管理理論的博弈

重商主義鼓吹需求管理政策，強調發揮政府的作用，強調通過出口補貼和進口課稅等方式調控進出口需求，實現貿易順差。
重農學派反對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恢復「自然秩序」，強調土地要素供給和農產品供給的重要性。
古典經濟學大師斯密全面系統地抨擊了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強調政府只能發揮「守夜人」的作用。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於十八世紀初提出了最鮮明的供給管理思想——「薩伊定律」，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或者說產品生產本身能創造自己的需求；由於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不可能產生遍及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的普遍性生產過剩和就業不足，而只能在國民經濟的個別部門出現供求失衡的現象，而且即使這樣也是暫時的；貨幣僅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買和賣不會脫節。
凱恩斯於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後全面批判了「薩伊定律」，認為經濟危機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規律」決定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導致消費需求不足，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性偏好共同作用引起投資需求不足。由於經濟中存在著工資剛性等制度約束、工會和其他壟斷力量，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所強調的市場機制自發調整在短期甚至在長期都無法發揮作用，即經濟無法自動恢復充分就業的均衡，因此政府就不能僅限於「守夜人」角色，而應採取相機處置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來促使經濟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消除失業和經濟危機。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實行預算赤字政策來減少總需求；在通貨膨脹時期，政府應實行預算盈餘政策來減少總需求。羅斯福治理經濟大蕭條的主要措施就是實行以需求管理為核心的「新政」：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舉辦公共工程，增加就業機會等。
20世紀70年代初的「滯脹」宣告了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靈。於是，反對政府幹預、強調供給管理的理論，如以拉弗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科斯為代表的產權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等開始興起。

供給學派因使用了供給這個詞而成為最鮮明的供給側理論

供給學派在強調供給管理政策方面具有代表性。其代表人物有：芒德爾、拉弗、萬尼斯基、吉爾德、肯普、羅伯茨、費爾德斯坦、埃文斯等。
他們的主要觀點有：提高稅率雖然從短期看可以提高稅收收入，但由於抑制了納稅者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從中長期看反而導致稅收收入下降；在資源稀缺世界中，所謂商品過剩只是適銷不對路的「劣等貨」過剩，其根源並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創造性供給不足；企業並不只是被動適應市場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產單位，而是在創造需求方面發揮著能動性作用；經濟增長源自供給者的創造能力和生產率的提高，戰後美國等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其說是由凱恩斯需求政策所帶來的，不如說是由於凱恩斯政策「陰差陽錯」帶來的實際供給效應以及技術創新機制所帶來的。
因此，供給學派提出如下政策主張：減稅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調動企業積極性；削減政府開支，放鬆政府管制，減少政府幹預，賦予企業經濟自由；穩定貨幣增長。供給學派學者認為，經濟主體是否擴大經濟活動或增加儲蓄和投資，要看邊際稅率的高低，即看增加活動所增加的凈收益是否合算來決定。如果邊際稅率過高，一方面人們會以閑暇代替工作，從而勞動力供給減少，另一方面人們將收入更多地用於消費，而不用於儲蓄和投資，同時經濟活動將更多地由市場轉入地下，從而損害經濟效益。
我們可以將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歸納為「四減四促」：其中，「四減」是指減稅（含減支，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或控制通脹（甚至主張恢復金本位制），旨在調動積極性，促進生產供給；「四促」是指促進私有化、促進市場競爭、促進企業家精神的發揮、促進技術創新和智力資本投資。
供給學派關於減稅不增加財政赤字、不必憂慮減稅導致貧富差距拉大、恢復金本位制等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和質疑。同時，缺乏嚴謹的理論邏輯框架也為一些學者所詬病。

供給側理論的基本框架

供給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供給與經濟增長也成正比關系：供給增則經濟漲，反之則跌。至於經濟出現拐點則與人口結構、勞動力供給、資源環境約束、基礎設施飽和度、工業化城鎮化階段等供給側因素的變化有關。
供給也可分為宏觀供給（總供給）和微觀供給（生產者供給）、長期供給和短期供給、國內供給和國外供給、經濟供給和非經濟供給、理論供給和實際供給等。分析經濟發展這種宏觀經濟現象，也應從總供給角度進行。從時間維度看，總供給可分為短期總供給和長期總供給。
1．短期總供給
宏觀經濟學側重分析短期總供給曲線，這里側重分析影響經濟發展的短期總供給的構成和影響因素。許多人用生產函數來分析總供給，其實生產函數主要適用於分析長期總供給。從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收入法GDP＝支出法GDP」中受到啟發，可以得出：短期總供給（GDP）＝工資總額＋利息或資本利得總額＋地租或資源利得總額＋環境租或環境稅總額＋利潤總額＋間接稅總額。這才是與短期總需求（GDP）＝消費＋投資＋凈出口相對應的公式，因為短期總供給（GDP）＝短期總需求（GDP），或工資總額＋利息或資本利得總額＋地租或資源利得總額＋環境租或環境稅總額＋利潤總額＋間接稅總額＝消費＋投資＋出口。
因此，分析影響短期總供給的因素應從影響工資、利息或資本利得、地租或資源利得、環境租或環境稅、利潤和間接稅的因素中去尋找。嚴格說來，其中的工資是指稅前工資，利息是指凈利息（公債利息除外），地租包括土地和建築物的租金，利潤包括公司利潤和自我僱傭收入，另外收入法核算的GDP還應包括折舊、企業轉移支出和統計誤差等。必須指出的是，環境也是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以前被經濟學忽略了，故筆者將其加了進去。
2．長期總供給
生產函數理論、發展經濟學或增長經濟學等對長期總供給進行了深入研究。經典的公式如下：長期總供給（GDP）＝全要素生產率×f（勞動，資本，資源）。其中，f是指函數關系符號；勞動、資本、資源（含土地等）是指生產要素；全要素生產率是指所有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比較完整的長期總供給應將所有投入要素都考慮進來，應將影響供給的價格因素也考慮進來，故筆者提出以下公式：
長期總供給（GDP）＝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資本回報率、土地生產率、環境效率或碳生產率、企業經營效率、政府管理效率）×f（勞動，資本，土地等資源，環境，企業家管理，政府管理）×商品價格指數。
其中，碳生產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環境效率＝GDP／污染排放量。商品價格指數可用PPI、CPI等來衡量，價格與總供給呈正比，即價格漲，供給增加。
不難看出，影響長期總供給的因素有兩大方面：一方面，要素投入。其中勞動可用勞動力數量（受人口結構影響）、勞動時間、勞動強度等衡量；資本可用貨幣發行量、社會融資總額、新增貸款總額、發債規模等衡量；資源可用土地利用總量、資源開采和利用總量、發電量等衡量；環境可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衡量；企業家管理可用企業家和創業者人數等衡量。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決定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即筆者提出的「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
需說明的是，這「三大發動機」可同時影響長期總供給和長期總需求；制度變革又分某種體制內部的制度變革和整個體制的根本變革；結構優化又分為結構升級和某種結構內的局部結構優化，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化等；要素升級不同於要素投入，後者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前者是要素「質的提升」，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知識增長、信息化等。
必須指出的是，需求與供給是相互影響、相互決定的。在古典經濟學看來，供給創造需求，即消費和投資需求都是由供給側的生產通過分配形成的，雖然外生沖擊會造成短期波動，但市場的自穩定機制能最終實現供求平衡。凱恩斯則論證了，在經濟蕭條時期情況有所不同，由於此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投資邊際效率遞減規律、流動性偏好「三大心理規律」發生作用，導致總需求不足、供求不平衡，故需要政府幹預。供給如何影響需求？因為消費需求取決於收入，收入取決於就業，就業取決於供給側的生產及其一系列影響因素。需求如何影響供給？因為生產的產品必須賣出去才能形成價值和效用，產品賣出去則依賴於需求。

美國、英國供給側改革和供給管理的實踐經驗

在實踐中，供給學派理論和政策主張因被美國總統里根、英國總理撒切爾夫人所運用、並產生了較好的效果而聲名遠播。
里根上台後採納了供給學派的政策建議，雖然在其任期內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但為20世紀90年代柯林頓時期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奠定了基礎。「里根經濟學」和里根於1981年2月向國會提出的經濟復興計劃（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大規模減少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以刺激消費和投資；削減政府預算或財政開支特別是社會福利開支，減少財政赤字，實現預算收支平衡；放鬆政府對企業規章制度的限制，減少國家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實行穩定的貨幣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其實質是促進市場自由競爭、調動企業和民眾積極性、刺激供給、提高經濟效益、實現經濟復興。
在實踐中，里根並不為某種理論觀點所束縛，而是博採眾長、靈活運用，如同時運用凱恩斯學派所主張的通過增減政府開支調節社會總需求的政策、供給學派所主張的通過減稅和放鬆對經濟的干預來刺激供給增加的政策，以及貨幣學派所主張的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的政策，從而實現了擺脫滯脹的經濟目標。
里根供給管理政策產生了明顯的效果：在里根任期內所有經濟階層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年），而同時最富有的1%美國人則提升了1萬億元的收入（ZINN，2003年）。
與里根在同一時代，英國撒切爾夫人推出了「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 ）或「撒切爾革命」，其主要政策主張是：堅持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反對凱恩斯理論和福利國家理論；推行私有化，反對國有化；頌揚財富創造，反對平均主義；推進去監管化，取消匯率管制；鼓勵工資自由浮動，打擊工會力量；推進減稅，削減福利開支等。
在撒切爾主義的主宰下，英國經濟重新恢復了活力，通貨膨脹得到控制。英國經濟增長率在1980年以後有所提高，1982～1989年維持在年均2.8%左右的水平，高於同期歐美主要工業化國家的水平。但同時也使得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
從各國的實踐經驗來看，需求由於受收入增長和購買力的限制，表現為一種較為被動的力量，而供給則表現為一種比較主動的力量。需求管理政策實行時間長了往往產生很多副作用，如擠出私人投資、引發通貨膨脹等，而大多數供給管理政策，則由於能發揮市場作用、激發企業活力、促進技術進步等，而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健康力量。

中國改革開放來的多數改革都是從供給側進行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非始自今日，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改革都是從供給側進行的。上世紀80年代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發展鄉鎮企業、允許農民在小城鎮落戶和進城打工、放權讓利改革等，90年代中期以農村綜合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價格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外匯改革等為主要內容的經濟體制總體改革，90年代後期的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發展中小企業、政府機構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推出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等，多屬於供給側改革。
特別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國經濟在美國、日本、歐盟、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等主要經濟體都不甚景氣的國際環境中，保持了相對持續穩定的增長態勢，甚至可以說處於近乎「一枝獨秀」的狀態。許多人都將其歸功於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要內容的需求政策只是導致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一股力量，以發揮企業活力為主要內容的供給政策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如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和民營中小企業、加快對電力電信等壟斷行業的改革、放鬆經濟管制、鼓勵民間投資、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等供給側改革，都是引致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主要力量。
這不難理解，凡改革都是要調整制度或體制機制，都涉及優化調整不同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關系，目的是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這正是供給側改革的要義所在。

中國當前推進供給側改革的特殊背景

與過去三十多年的供給側改革相比，目前的供給側改革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也有如下特殊性。
首先，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中國持續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結束，現已進入到經濟增速換擋期，換擋後很可能進入到年均GDP增速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階段。工業化進入到中後期階段，即中期向後期過渡的階段，主要表現是重化工業階段進入到下半場，其主要特徵是技術或知識密集型重化工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相交融發展。城鎮化進入到加速發展階段的下半場，據國際經驗，城鎮化水平處於30%-70%時屬於加速階段，其中30%-50%屬於加速階段上半場，50%-70%屬於下半場，2015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6.1%，說明城鎮化已進入下半場，下半場的主要特徵是在提高城鎮化水平的同時更強調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從收入水平來看則已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在新階段推進供給側改革任務更重，壓力更大。
其次，國際環境不同。以往當中國經濟總量排在國際相對靠後位置時，推進供給側改革相對來說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可以分享國際化或經濟全球化的紅利。但當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且開始緊追美國後，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復雜，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等問題越來越嚴重。在這種新的國際環境中，推進供給側改革就必須更多地依靠國內的力量。
再次，人口、資源和環境約束不同。自2012年開始，15-64歲之間的生產性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人口紅利」消失，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劉易斯拐點」也已於2008年前後到來。同時，在連續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後，資源日益短缺，環境污染壓力加大，霧霾等問題成為不可承受之重。這些新的約束條件，使得供給側改革不能再像過去三十多年那樣主要依靠大規模要素投入來推動，而必須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推動。
第四，技術背景不同。盡管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化就一直在取得進展，但與當前這一輪以信息化、數據化、智能化、低碳化為內容的新技術革命相比，還是明顯不在一個層次。可以說，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蓄勢待發，與蒸汽機革命、電力革命相匹配的第三次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到來。這為新階段的供給側改革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和有力支撐。
第五，部分內容不同。過去三十多年的供給側改革主要是解決經濟增量問題。而新階段的這次供給側改革，除了要解決經濟增量問題外，還要先解決累積多年的存量問題，特別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房地產高庫存、基礎設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設、地方政府高債務、銀行不良資產較多等存量問題。存量問題的解決容易引發風險，更具挑戰性，這次的供給側改革必須在化解存量問題中尋找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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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曾經說：「只有對經濟體制不斷調整和創新，才能保持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