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經濟學實證主義

❶ 實證經濟學的邏輯貧困

實證經濟學的邏輯貧困
實證主義方法論思想的經濟學運用是在繼承西方哲學思想中企圖將科學與文化相分離、強調理性和邏輯的中心作用、進而突出科學的獨立地位和特殊功能的科學主義傳統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不過這種分離似乎正在使經濟學研究不恰當的局限在了理性分析和邏輯上自我循環論證、在經驗上相互沖突矛盾的雜亂體系。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實證主義標榜的「科學性」直指經驗現象的「可重復性」及其論證上的「實證性」，但對不同學科來說，「科學性」具有不同的含義：對於數學家來說，「科學性」是必然性的真理，是從形式有效的邏輯前提出發，通過分析而不是通過綜合或經驗描述得到的具有同義反復形式的真理；而對於歸納或經驗科學家——涉及主客體關系的學者（包括經濟學家）來說，由於「科學性」往往涉及那些既不為真也不為假的命題，比如價值判斷，因此，一些經驗性學科又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思辯性的推理而不是證明性的推理——這必然決定了實證經濟學是不可能完全消除自身在邏輯上和經驗上固有的缺陷。
1、在實證主義方法論者看來，任何科學理論都可由觀察的經驗證據給予驗證，即證實或證偽。只有可證實或證偽的命題，才是有意義的，才是科學的命題。照此觀點，經濟學理論命題之所以正確，是由於它們是由可觀察的經驗證據所證實的。但是，由於理論陳述是全稱命題，而觀察陳述是單稱命題，從邏輯上看，顯然不能從單稱陳述（不管它們有多少）中推論歸納是不可靠的，容易陷入循環論證的泥潭。
2、雖然嚴格的全稱陳述有一個顯著的邏輯特徵是，只能證偽，不能證實，但是，只能證偽不等於實際能夠證偽。因為經驗證據對理論的檢驗，並不是經驗證據和孤立的被檢驗理論之間的兩者一一對應關系，而是經驗證據、被檢驗理論和背景知識三者之間交互作用的關系。
3、在現實的世界中並不存在著客觀獨立的經驗證據。經驗證據的性質實際上是由理論對證據的解釋來決定的。一切經驗證據都是受評價者的背景知識或世界觀的影響而滲透理論的。不存在客觀獨立的經驗證據。沒有純粹的觀察，觀察總是在一定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
就像實證主義所強調的那樣，實證方法本身並不產生理論假說，只是強調對理論假說的檢驗，實證方法並不是像實證方法論者所想像的那樣「科學」和「客觀」。理論假說並不能靠實證方法來獲得。很明顯，實證方法依然只是「辯護」的邏輯，而非「發現」的邏輯。
或許最為重要的是，實證主義的方法企圖掩蓋最不可能掩蓋的事實——人們相互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在現實的利益沖突面前，事前的「科學性」往往蓋不過事後的 「道德性」，在面對不同利益群體的時候，經濟學其實並不能掩蓋它的階級立場和價值標准，科學和價值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正如瓊·羅賓遜所說的那樣，重商主義者是海外貿易商的擁護者；重農主義者是衛護地主的利益；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相信資本家（他們賺取利潤，為的是進行再投資，擴大再生產）；馬克思把他們的論點倒轉來為工人辯護；馬歇爾站出來充當食利者（財富所有者，他們借款給生意人並從貸款利息中獲得他們的收入的）戰士。

❷ 國內外都有哪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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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定量分析方法的方法論基礎是a實證主義學者b經濟學

人文社會學理論有三種方法論取向，實證主義、人文主義和批判主義，它們共同形成了社會學三大理論傳統。三者之間既有相通處，也有許多不同點。不同點：主要表現在各自的研究對象、邏輯起點、研究特徵以及對社會學定義的著重點等方面，下面具體闡述之：實證主義：實證主義是以孔德、斯賓塞等社會學創始者為代表，並經古典社會學的代表人物塗爾干發展後日趨成熟，他們認為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之間並無本質的區別，它們遵循著同樣的方法論准則，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說明。社會學這門學科只有在認識到把社會事實當作實在的物來研究時才能誕生。因此，在方法論取向上，社會科學應以自然科學為標准模式，建立統一的知識體系，並由此開創了實證主義社會學研究傳統，且在很長時期里成為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主流。從研究特徵來看，實證主義社會學對「科學建構」的強調依賴於把自然科學作為社會理論構造的模式，認為科學的目的就在於對現象的因果性做出說明，並在此基礎上對現象的未來發展趨勢做出預測。由於對自然科學這種因果性、精密性和普遍性的極端追求，許多社會學研究就一直是以數學和統計學為取向的，特別注重量化的研究方法，並在研究方法上盡量使研究的程序與結果合乎自然科學研究的准則——研究程序的「可重復性」和研究結果的「可驗證性」。人文主義：社會學研究的另一種理論取向以韋伯等古典社會學家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現象有其獨特的性質和規律，絕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而應確立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在他們看來，社會學是一門科學，其意圖在於對社會行動進行詮釋性的理解，並從而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及結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釋。因此，韋伯將社會學的任務規定為試圖對社會行動做出解釋性理解，並由此形成了人文的、理解的社會學研究傳統。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人文或理解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則是導致人們行動的內在意義，它強調人類行為中那種使人類能唯一進入創造性領域的性質，認為人們應該從日常的、平凡的事物出發，研究人類對社會現象做出的解釋以及賦予它們的意義，而不是簡單地還原於自然規律的水平。因為在他們這里，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目的在於「理解」而非「說明」。這就是說，社會學研究應該立足於微觀層面對社會現象進行分析，試圖站在對方的立場，來理解和解釋社會現象出現的原因。他們認為，人類的行為是多元化的，個人立足於自己實際情況來理性的決定自己的行為。批判主義：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第三種理論取向則是由馬克思開創的批判主義社會學研究傳統，它認為社會學理論知識的主要任務和作用就在於對現實社會的批判性檢視，其基本特徵就是不斷強調社會學理論批判的、革命的性質，強調理論和理論家在改造、變革現實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反對那種旨在維護、修補現存社會結構的單純解釋性的「科學」研究和把現代工業社會的既定現實當作合法的做法。批判主義理論家們主張以辯證的「總體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社會現實，即將社會現象置於社會的與歷史的總體過程中，從它們在社會的與歷史的總體過程當中所具有的地位與作用來確定它們的性質、意義，來考察它們的產生、變化和發展。我們也可以這樣來說，批判主義社會學傳統強調社會學研究的「批判」和「解放」功能，認為衡量研究質量的標准不是證實，也不是證偽，而是消除參與者無知和誤解的能力，主張對一切現實應持有批判性，通過對「社會」的批判來推動知識的反思性發展，以引導社會秩序的建立。這就是說，持批判主義理論取向的社會學家在對社會的研究上採取了兩方面的態度，一方面是在研究途徑上採用客觀的態度來認識自然界，一方面則是在研究目的上採用一種主觀的態度來批判和改造自然界。從前一個方面來說，批判主義要求對客觀社會有一種客觀性的認識，其最終目的是了解其中的深層矛盾所在；從後一方面來說，批判主義又要求對現實社會採取一種審視、批評、修正的態度，通過對這種內在的深層矛盾的了解來人為的解決這一矛盾，來達到改造現實社會的目的。相同點：這三種社會學研究傳統的存在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解釋與研究不同現象時都具有各自的優勢和劣勢，而且相互之間也並不是沒有絲毫共同點的，它們也有表現出一致的地方，如都注重在自然情景而不是人為的實驗情景下進行研究，都強調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的探究，而不是對其中的一些孤立變數進行調查。從思維源泉上來看，它們仍然都停留在傳統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束縛之中，採取的均是主觀(體)同客觀(體)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當然，這種研究上的共同點也是十分有限的，其分歧依然十分明顯。

❹ 不同的經濟學實證論文中對同一個問題的分析結果有不同正常嗎

分析如下：實證分析、規范分析是經濟學的兩大分析方法,也可以看為不同的經濟派別.實證經濟學不強調價值判斷,只分析理論假設涉及有關變數,進行證實及預測,有客觀性,即正確和錯誤之分. 規范經濟學是一定的價值判斷作為出發點,提出行為標准,力求回答」應該是什麼「因此,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利益.人們的立場都不同,利潤,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是剝削.而西方經濟學則認為,利潤是企業家才能的報酬.

❺ 公共經濟學的公共經濟學的地位

公共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
微觀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變數的決定。如單個消費者、單個家庭、單個廠商、單個產品市場的經濟行為等經濟現象。微觀經濟學認為它所要研究解決的是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為誰生產這三大經濟問題。
公共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十分密切，微觀經濟學研究價格機制、生產者行為、消費者行為，而公共經濟學把政府看成一個經濟活動主體，該主體為實現其經濟利益最大化而生產和消費。因此，微觀經濟學的優化資源配置的研究目的同樣適用於公共經濟學。例如，公共經濟學把稅收看成是政府的成本與價格，通過財政收支的研究來弄清納稅人的每一筆稅金是否實現了最大化，政府的每一筆開支是否實現了最大化。
此外，公共經濟學廣泛運用了微觀經濟學的經濟分析工具，如個量分析、量-本-利分析、均衡分析、邊際效用理論、供求理論等。
公共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是以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為考察對象，研究經濟中有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化。宏觀經濟學是相對於微觀經濟學而言，它們兩者共同組成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宏觀經濟學的中心論題是對國民收入這個經濟總量作分析，研究國民經濟總量和一般價格水平決定等經濟問題。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一個國家的資源是否被充分利用，貨幣和儲蓄的購買力是否變動，生產物品的能力是否增長，這三大經濟問題。
政府的職能與宏觀經濟學有著更加密切的聯系。經濟發展是一個從非均衡到均衡的過渡，在過渡的進程中實現質和量的提高。市場機制在微觀經濟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價格調節著生產和消費。特別是在完全競爭市場中，價格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完全競爭市場的前提條件是苛刻的，市場機制在微觀經濟領域有效，在宏觀經濟領域可能會失靈。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價格調節的作用相對有限，政府調節的作用就十分必要。客觀上要求存在一個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干預、代表全民意志活動的集體，這個集體就是國家和政府。
公共經濟學與福利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它在20世紀早期形成於英國，後來在美國、法國和北歐國家得到廣泛傳播和發展。福利分為個人福利和社會福利。個人福利是指一個人獲得的滿足，它可以看作是「幸福」或「快樂」的同義語，這種滿足既包括個人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也包括個人精神生活需要的滿足。社會福利是指一個社會全體成員的個人福利的總和或個人福利的集合。在社會福利中，能夠直接或間接用貨幣來衡量的那部分社會福利，叫做經濟福利。經濟福利就是福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福利經濟學中的帕累托最優原則已經成為公共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所謂帕累托最優是指如果任何一種改變現狀的資源配置方式或措施都會至少使其中一方遭到損失，那麼原來的方式就是帕累托最優。福利經濟學以帕累托最優原則揭示了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問題，而這對於公共經濟學也十分重要。為了實現社會財富的增長和福利的增加，人們必須要打破過去的平衡而尋求新的平衡，帕累托最優原則是公共經濟學的基本原則之一。
公共經濟學與政治學和倫理學
政治學就是研究政治的科學，政治學的定義是與政治的定義聯系在—起的。政治本質上是人們在一定經濟基礎上，圍繞著特定利益，藉助於社會公共權力來規定和實現特定權利的一種社會關系。因此，政治學就是研究這種特定的社會關系即政治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
首先，政治學以政治關系作為研究對象。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政治關系具有多種外延形態，如政治行為是政治關系的行為形態、政治體系是政治關系的組織和制度形態，政治文化是政治關系的心理和精神形態，這些形態也都是政治學研究的對象。其次，政治學以探求政治關系的發展規律作為自己的目標和任務。因此，政治學既要求對於政治現象的描述和對於政治表徵的把握，更要求深入研究政治關系的本質聯系及其發展運動。第三，政治學是一門科學，它要求人們以客觀政治關系為研究對象，以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從事研究，其研究的科學成果和結論必定對於人們認識政治現象、掌握政治規律起著巨大的指導作用。
所謂倫理學，就是關於道德的科學。倫理是一種認知對錯的信念，是一種大眾認知的規范。倫，「猶分也」，引申為人與人的關系之意，理，「猶類也」，引申為道理和規則之意。 「倫理」便是處理人們相互關系所應遵循的道理和規則。政府作為一個經濟組織，其決策首先考慮到政治影響，政治因素對政府經濟行為有重要的影響力。公共經濟學與政治學、倫理學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政府的許多經濟行為是藉助政治學的框架來完成的，而隨著經濟學的發展，公共經濟學的思想及研究方法越來越多的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強調政府幹預經濟的新古典綜合派的觀點，都說明經濟學與政治學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在選擇行為過程中，必然涉及到倫理標准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問題，使公共經濟學與倫理學、社會學等有了內在的聯系。
公共經濟學與法學
法以確立人們之間權利、義務的辦法來調整人們之間的關系。在階級社會里，就階級統治的角度來說，人們之間的關系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各種關系，如國家機構各部分之間的關系，國家與統治者個人或集團之間的關系，統治者個人或集團之間的相互關系等；另一類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各種關系，這些關系的具體內容是極其廣泛的，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倫理等方面。法學為公共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法理基礎。在公共經濟學中，規范地判斷政府的經濟行為具有相當的難度，即政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作什麼，哪些是政府經濟行為，哪些不是政府經濟行為。法學可以提供解決此類問題的思路，實證主義法學把國家等同於法律規范，不承認存在一個可以了解的、人格化的國家。而且許多政府行為必須通過法律規范來實施，如反壟斷法。美國1890年就通過了反托拉斯法——謝爾曼法。

❻ 如何評價一篇經濟學實證論文

怎麼給你呢。
署名科學論文應該署真名和真實的工作單位。主要體現責任、成果歸屬並便內於後人追蹤容研究。嚴格意義上的論文作者是指對選題、論證、查閱文獻、方案設計、建立方法、實驗操作、整理資料、歸納總結、撰寫成文等全過程負責的人，應該是能解答論文的有關問題者。往往把參加工作的人全部列上，那就應該以貢獻大小依次排列。論文署名應徵得本人同意。學術指導人根據實際情況既可以列為論文作者，也可以一般致謝。行政領導人一般不署名。
引言
(三)論文——引言是論文引人入勝之言，很重要，要寫好。一段好的論文引言常能使讀者明白你這份工作的發展歷程和在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寫出論文立題依據、基礎、背景、研究目的。要復習必要的文獻、寫明問題的發展。文字要簡練。

❼ 如何寫經濟學實證論文

一、整體寫作

之所以叫「整體」是因為寫經濟學論文必須有通盤考慮，否則寫出來的東西即使技術含量很高也難以發表。本文主要討論發表型論文(非學位論文)，並且僅以實證研究為例。本段的重點是寫作，故而所有技術工作全部列入前奏部分。

1.前奏

實證的文章首先要有數據，沒有數據一切都是扯淡。所以，先把數據處理好。處理數據分兩個基本步驟，第一為數據清理;第二為數據計算。這里沒有統一的標准應當如何處理數據，但有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做好Identification。技巧是，要麼你借用比較成熟的理論模型，由理論模型到計量模型。這樣ID不會有太大的偏差。如果是自己構建計量模型，那麼ID的工作要自己嚴格按照統計和計量要求做，對模型的假設前提與限制有全面准確的理解。國內的實證文章，包括刊發在《經濟學(季刊)》、《經濟研究》等「頂級」期刊的，普遍存在ID不清的問題。

2. 研究問題

假設所有模型構建、數據分析、穩健性檢驗都完成了，這個時候你要動筆寫論文。在這個階段，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搞清楚自己在研究什麼問題!

其實，確認研究問題應該在處理數據之前，否則你很難想像連問題都不知道，你如何處理龐大的原始數據。我之所以把數據處理放在確定問題之前，主要是基於現實的情況。如果我們確認了問題，但數據處理的結果不支持我們的預設問題，那麼結果可能前功盡棄。所以，很多實證文章都是先做試驗後確定論題的。

但是，一旦有了結果，你就必須嚴格界定自己的研究問題。第一，你要用簡潔但准確的經濟學規范用語表達自己的問題。第二，注意表述中問題的導向性，確保讀者看到問題不會疑惑。第三，確認這個問題是新問題!

3. 方法論

當你有了實證結果又確認了自己的研究問題是不是就萬事俱備了呢?不，至少，在這個階段，你還不能動筆寫論文。

你必須要明白，論文的成功不僅僅依靠「完美」的實證結果!任何實證結果都是大廚做出的菜，一位廚藝高超的師傅可以用普通原料烹制出美味佳餚。所以，「完美」的結果有時候只能蒙外行，卻不能欺騙審稿人。這里，我強調邏輯推理與闡述問題時的語言流暢性。不要小看這兩個問題，用什麼樣的敘事結構去組織文章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章的檔次。

每個人有不同的方法論，但在這里應該大致上趨同。被普遍接受的方法無外乎是「提出問題，解釋問題，闡述問題的重要性，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突出你的貢獻」。在論文主體部分，應當注意，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必須嚴格按照邏輯順序，要有寫「小說」的心態，做好鋪墊，突出重點，善於總結。時時刻刻注意論文的走向，並且確保讀者(甚至是外行)可以通過你的引導輕松抓住文章的重點要點(即使他們未必理解所有經濟學術語和計量方法)。

4. 提綱與計劃

在解決了數據、論題、方法論之後，你可以開始制定計劃。這種計劃不是國內寫的那種空而無物的標題式提綱，必須在每一個段落明確寫作目的，明確所用模型(或其他方法)的假設與限制，明確寫作的要點。

完成計劃初稿後，不要動筆。兩天之後修改計劃。再兩天之後交給其他人修改。一周之後自己再修改，與導師(或者其他有經驗的同行)商議定稿。

5.寫作與發表

接下來，按照提綱擴充論文，具體步驟將在下一段中詳細展開。論文完成之後，不要立刻修改。等兩周，等自己把一些固有想法淡忘之後再復讀論文進行第一次修稿。將第二稿給同事修改，返回後再次修改。這個過程中可以舉行seminar或者workshop，一定要得到反饋意見。梳理和總結意見，進行第三(N)稿的寫作。

嚴格地說，在大修改之後，應該再次做presentation以確認修改是成功有效的。

隔一段日子，對論文重新進行修改，定稿。一般論文從初稿寫作完成到投遞刊物應該有3-6個月。投遞之後，如果通過初審那麼一般會要求作者再次修改(一次就刊發的稿子很少很少)，那麼接下來就是漫長的修改與等待了。

二、細節與步驟

一般實證論文分為：「摘要、引言、理論框架、實證部分、總結」五大部分，其中實證部分可以分為「數據描述、實證模型、實證結果、穩健性檢驗」。

最後寫作摘要和引言，這是慣例。一般應該先寫作理論框架，隨後可以確定ID的方法，然後解釋模型的設定和數據情況，最後報告結果與穩健性結論。

這些問題一般國內談得比較多，也不需要太多的贅述。我想著重談談引言部分。

引言部分應該包括(按順序)：

問題的提出、文獻綜述、方法選擇、結果報告、文章結構安排

1、要提出問題，並且解釋問題的重要性。

2、告訴讀者現存文獻研究到了什麼程度，有什麼局限，你的研究有何種貢獻。

3、介紹方法，闡述清楚自己的研究思路。

4、簡單明了地把結果或者結論告訴讀者，如果他們有興趣會認真去看論文的主體部分，否則。。。

5、例行公事，要把後文的結構安排預告

不要在論文中單獨出現文獻綜述部分，除非是學位論文寫作，不然沒有必要。第一，沒有人去看文獻回顧，對於外行來說這就是天書，對內行而言這些都是廢話。文獻回顧的價值是突出自己研究的貢獻，告訴讀者你做了哪些前人沒有做的工作。

如果我們仔細去看國內所謂頂級期刊的論文引言，有一些真的寫得非常爛，根本不符合基本的寫作規范，也達不到引言的作用。首先，讀者不關心過於「宏觀」的事情(比如，彩旗迎風、鑼鼓齊鳴，xxxx發表講話)，這種政治性高調在論文中沒有意義。其次，讀者不關心學派之爭，不要去批評某些和你不屬於一個流派的作者。最後，讀者關心論文的方法和結果，但很多作者在引言里隻字不提。

三、尾聲

實證性文章的結果是報告參數，但其實這些參數的具體值並不重要。這話也許很矛盾，既然我們的工作是圍繞著參數進行的，為什麼具體值又不要緊呢?

第一，這些參數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它們不是圓周率的pai值，也不是物理中的g值。就算你計算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參數，又能如何呢?

第二，參數的解讀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經濟學問題或者現象。從這個角度說，解讀比數字本身重要。

第三，由於國別(或者地區)差異，很多參數並不具備普遍性，也很難真正解釋世界。不能誇大參數的作用，這一點國內研究做得非常不好。為了達到某種效果，無限誇大參數估計的力量，使得很多人迷失了方向。

小小的總結：

從結構看，摘要和引言最要緊。因為審稿人不看內容，單憑這兩部分就可以拒搞。

從內容看，數據描述和模型設定最重要。因為這部分往往是錯誤最集中的地方。

❽ 經濟學對你的影響

摘 要：由於其前期的理論沒有能夠成功地引導廣大發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發展經濟學自20世紀70 年代末起，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學科本身則面臨生存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滲透，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 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於19 世紀20 年代初。其產生之後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於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後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後的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
隨著二戰以後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
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於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
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完全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製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麼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
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於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繆爾達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徵，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並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更多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1、在方法論上
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 [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6](P.2)這對後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並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 。」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並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採用正是源於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於抽象時空的歷史虛無主義。
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於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數，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採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徵，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於抽象的不足。
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徵。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徵。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於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
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
反貧困首先始於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於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
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並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2]( p.122)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阻礙發展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後國家尋租盛行，不僅使生產經營者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動力消失，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加了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所有這些方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民經濟的內在實力，並且使得發展經濟急需的投資或者難以形成或者投資方向和結構受到嚴重扭曲。
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裡，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
3、在發展政策上
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藉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後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
特定製度的出現與否取決於對它的需求和供給。D·菲尼認為，「對制度安排變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於這樣一種認識：既然現有安排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行為者認識到，改變現有安排，他們能夠獲得潛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變化的供給，取決於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願。」[2]( p138)而弗農·拉坦則進一步闡明了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系：經濟增長一方面產生潛在的增長利潤，這是對制度變遷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促進了社會科學、組織行為等方面的知識進步，這構成了制度變遷的供給方面。兩方面綜合導致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可見，拉坦式的制度變遷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鑒於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認為，如果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來源的話，那麼一個社會中制度安排的供給將少於社會最優。所以，由政府推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於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於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
總之，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從理論本身涵蓋的內容來講，新制度經濟學都汲取了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諸多積極因素，並在自己的框架內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整合，並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發展經濟學微觀實證化，內部各學派之間融合的發展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發展經濟學真正的復興之路。三、發展經濟學中制度分析方法面臨的挑戰與今後的趨勢
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讓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們刮目相看的同時，其自身也因為尚處於成長階段而又有諸多不足。不可否認,制度是一個涵蓋面廣、內容極為豐富復雜的范疇，對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與之相適應，有關將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相結合的文獻還顯得駁雜和凌亂，不僅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無統一定義，而且缺乏一個公認的嚴謹邏輯體系，模型化也不夠。在邏輯實證主義依然是檢驗經濟理論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現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計量性差，取得數據的困難，也嚴重阻礙了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更為精確和深入地研究，妨礙了其在政策研究領域的定量運用。對發展經濟學來說，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來還需進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構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抨擊新古典是「無制度」分析的制度主義，其本身對制度的內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張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約安排的選擇時，就把立法機構的法律實施水平視為當然；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是將發展中國家的憲政體製作為外生變數來進行分析的。而且，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但新制度經濟學並沒有從理論上解釋市場何以產生。科斯只是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研究了企業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將「市場存在」的假定作為其分析的初始條件。20世紀80-90年代，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從計劃到市場，迫切需要一個培育市場的理論作為指導，面對這一情況，制度分析至今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對於以上的問題，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貢獻。
另一個重大的挑戰，正如V·奧斯特羅姆等所承認的，是「如何理解人類社會中秩序的本質和建立」。因為「它要求學者及有關職業人士選擇使自己能夠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中所創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決這個難題往往是我們陷入不正當的文化種族中心主義，……相對生活在欠發達社會中的人，生活在發達社會中的人易於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話……」[2](pp.334-335)比如，在當今新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學融合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錢堂馮實際上認為美國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認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場制度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對於今後的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結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考察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對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響，也必將行而不遠。
20世紀80年代勃興的新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已經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阿羅所說，「新制度經濟學運動」主要並不限於對經濟學的傳統問題給出答案。相反的，他還回答了新問題，即經濟制度為什麼以這種而不是那種方式出現；它與經濟史相融合，帶來了比傳統理論更加犀利的「本原經濟」 的分析。諾斯也說：「我們對制度的嚴肅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可能對所有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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