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人到底是誰
張培剛（1913.7.10-2011.11.23），湖北黃安（今紅安）人，中國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奠基人之一。
❷ 投資互補性（發展經濟學 張培剛）
1、國家統考的00141發展經濟學和00138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歷年試題，網上是可以查詢到的，你可自己搜索。 2、但是答案，以及如果河南大學這兩門課程不是全國統考的話，那麼網上很難找得到，基本可以說是沒有的。就需要你自己看書，好好努力了！自考真的很辛苦，很累人，在此，祝你通過努力，順利通過考試，早日自考畢業！
❸ 《中國就業問題研究》一書簡介
《中國就業問題研究》摘選
作者李敏 3.2.2 忽視經濟與人協調發展引發就業問題的理論分析 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對人的發展的關注較早見於其有關家庭農場的研究，他在研究了「交通條件決定論」、「優惠政策決定論」、「資本決定論」、「人才決定論」之後，認為辦好家庭農場的關鍵是「人」。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在張培剛先生發展經濟學未來的理論框架中，「人」這一因素占據核心地位。北京大軍經濟觀察中心特約研究員章星球先生在對張培剛家庭農場發展理論進行研究後，結合農村就業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認為忽視經濟與人協調發展的主要表現就是忽視人力資本積累，而忽視人力資本投資就是從供需兩個方面導致中國就業危機的根本原因。因此擴大人力資本投資和促進經濟與人協調發展就是解決就業危機的對症良葯。本節以「忽視經濟與人協調發展引發就業問題」為命題，著重演繹人的發展與就業問題的深層關系。 中國就業問題雖然復雜，但其核心可以歸咎於勞動力的供需關系。因此解決就業問題不外乎兩條途徑，一是拓展就業空間，一是減少就業供給。目前導致中國就業需求不足和就業供給過大都是基於同一個原因——忽視了人的發展和對人力資本投資不足。以下就這一機理展開分析： 首先，忽視人的發展導致的產業與就業崗位供給不足。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產業分工的展開，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本作為基礎，中國由於人力資本不足，導致產業升級這一擴大就業空間的宏觀手段和產業分工這一拓展就業空間的微觀手段均難以有效地發揮作用，從而導致就業需求不足。 （1）人力資本不足制約了產業升級。 經濟發展包含著產業結構從低級的、原始的狀態向高級的、現代的狀態的轉變過程。這種轉變意味著勞動力從前一類部門向後一類部門的轉移，這種轉移的順利實現依賴於人力資本。在具有需求的條件下，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和程度取決於人們的知識與技術能力、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因素，即人力資本存量水平。沒有受過教育、不具備符合現代部門要求的知識與技術，或者缺乏學習現代技術與知識的基本能力，是阻礙一個人進入現代部門的最大障礙。如果一個國家符合現代部門要求條件的人很少，或者說一個國家人力資本供給不能滿足現代部門發展的需求，那麼人力資本短缺也就成為產業結構轉變的嚴重障礙。[]產業升級是擴大就業空間的宏觀手段，新的產業醞釀新的就業機會，如果一個國家滿足於低層次產業擴張，而不及時追求產業結構升級，並不斷開辟新的產業發展空間，就會使其就業空間平面化而非立體化，從而導致就業空間總量的不足。產業升級除了需要資金以外，還有一個關鍵就是人力資本，沒有一大批具有相應技術和素質的工人和技術人員，產業升級就會遇到極大障礙。在中國目前資金已不是主要制約因素的情況下，人力資本不足是導致產業升級困難的主要瓶頸。而人力資本的不足也就在於忽視了經濟與人協調發展，關鍵在於對人力資本投資不足。 （2）人力資本不足阻礙了產業分工的進行。產業分工精細化是拓展就業空間的微觀手段，一個國家的就業空間總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產業分工的精細化程度，產業分工越細致，蘊藏的就業機會越多。這好比在一個倉庫堆放貨物，越是粗放的堆積方式容納的貨量越少，反之堆積的貨物越多。 而產業分工能否實現精細化發展，很大程度取決於「人」這一因素，人的個性和創新意識越活躍，就越善於在產業鏈條中尋找各種縫隙，從而在微觀上極大拓展就業空間。人的個性化和創新能力，不僅取決於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更取決於思想文化的自由程度。中國國民個性和創新意識的不足，主要原因也在於中國教育長期重共性而輕個性，忽視了人的自由發展，而忽視人的自由發展，也成為就業空間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忽視人的發展導致就業供給膨脹。人的發展還可以從教育、社會再教育和勞動者權利三方面體現出來，這三個方面都會對社會需求乃至就業需求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而忽視人的這三個方面的發展，容易導致就業供給膨脹。 （1）對教育的忽視增加了就業壓力。 學校實際上是一個最大的就業緩沖器，人一生呆在學校學習的年限越長，他的就業時間也相對越短，而人均就業總時間越短，也就意味著同樣的工作量必須由更多的人來完成。因此，增加國民受教育機會和勞動者再教育機會，都可以起到緩解就業問題的作用。以中國教育為例，由於投資型財政擠佔了教育投資所需資金導致國家的教育投入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據《2000年世界發展指標》，從1980年到1997年，中國用於教育的公共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僅從2.5%下降到2.3%，而且始終大大低於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3.2%）和印度（3.2%），與中等收入國家（4.9%）和高收入國家（5.4%）的相距甚遠。[[ii]] 據《中國現代化報告（2003）》統計，2000年中國成人識字率為93%，高於中等收入國家（86%）；大學普及率為1998年為7%，相當於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6%）。從受教育的年限看，中國國民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主要表現在接受高層級教育人口比例過低和初中以下學歷人口比例過大。中國15歲以上國民受教育年限僅為7.85年，25歲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42年，兩項平均仍不到初中二年級水平，與美國100年前的水平相仿，比韓國低近4年。[[iii]] 很顯然，中國人均受教育年限存在大幅增長的空間，大量人口未接受足夠教育就出來工作，極大地增加了中國勞動力供給。事實上，在中國各大城市從事「打工」的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絕大多數都只具初中甚至小學文化程度，有的甚至連小學都沒讀完，這一點充分證明中國就業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未能很好地起到就業緩沖作用。 （2）對勞動者基本生活權益的忽視導致就業供給增加。 美國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曾提出一個問題——中國人為何勤勞而不富有？陳教授本人的看法是中國在以「勤勞」對沖「制度成本」。顯然，陳教授並非反對勤勞本身，而是要提醒我們，勤勞雖然是中國人的一種比較優勢，但對這種優勢的依賴可能導致我們放棄降低制度成本、追求其它優勢的努力，從這個角度延伸理解，中國人的勤勞帶來的負面作用遠不止對沖制度成本一項，實質上也是中國就業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問題可以從中國「世界工廠」中從事最低層次工作的億萬打工階層找到答案——一部分人的勤勞導致另一部分人的懶惰。 中國的投資者為什麼偏好於利用低薪勞動者這一比較優勢盲目追求低層次產業的擴張而不熱衷於產業形態的升級，甚至對企業管理與技術創新都缺少熱情呢？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中國有一大批勤勞刻苦任勞任怨的低薪勞動者，正是這種比較優勢導致了我們對它的路徑依賴。而這種依賴則導致了企業生命力的極度脆弱——據媒體報道，深圳一旦真正貫徹推行新的最低工資制，將意味著數以萬計的企業面臨倒閉。這也意味著中國以低薪競爭力為比較優勢的世界工廠模式其邊際效用已經降低到警戒線，而且這種世界工廠雖然在短期內似乎是解決了就業問題，但實際上醞釀著極大的風險，因為這種以外需為主導的低層次企業在殘酷的競爭生態中，好比生態鏈最低一級的「草本植物」，一旦遇到國際氣候的大變化，就有大面積枯死的可能，進而引發更大規模的就業危機。 這樣的一種「世界工廠」型的就業模式，並沒有給廣大的打工階層帶來寬松的生活條件。據媒體報道，在深圳一些工廠，有些打工者的工資是一小時兩塊錢，工人進門出門都要打卡，上廁所也要打卡，時間精確到幾分幾秒，因為工資的計算中必須扣除這些時間。甚至連上廁所都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去的時候必須要拉長同意。有的打工妹的收入甚至只能保持一日兩餐，因為早餐要花一元錢，中、晚餐有些人也不敢到工業區食堂吃，因為需要兩元錢。許多打工妹自己買方便麵吃，因為方便麵是六角錢一包，還有的打工妹為了省錢，到工業區的食堂打一份飯，然後兩個人一起吃，這樣開支減少了一半。在深圳關外，政府定的最低月工資標准為480元，但媒體曾報道，深圳關外的寶安區30%的企業月工資達不到深圳市規定的最低工資標准。在工作時間和勞動強度上，很多工人每周的勞動時間都遠遠超過法定標准，往往達到每周80甚至上百小時。當中國的農民工們沒日沒夜地在工廠中操勞時，他們自己的生活權利和發展權利都遭到了剝奪，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文娛生活，除了吃和睡就是工作。在數以億計的打工者當中，很多家庭都是一年到頭難得碰上一面，夫妻分別在不同工廠打工的，往往活到四十歲都沒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有的孩子因為長年見不到父母，對父母感到陌生甚至形成隔閡。而另一方面，在農民工們打工的城市，一道戶口的關卡截住了他們太多的利益，孩子的教育成為大問題，城市對外來工的學費徵收標准往往達到本地人的四、五倍，而且還不包括幾千上萬的行賄費用。就這樣，一切惡性循環，打工者本人沒有正常生活的權利，由於工作時間遠遠超過法定標准而無形中剝奪了他人的就業機會，與此同時，孩子得不到好的教育，往往很小也離家出門打工，同樣加重了就業問題，同時勞動者的素質得不到提高，又影響產業升級，使新的就業空間也增長緩慢。其實，哪怕按照以往落後社會形態的標准，讓打工者過上最基本最簡單的家庭生活，就可以大大縮短人們的工作時間，產生數以千萬計的就業機會。 （3）對勞動者社會再教育的忽視導致了就業供給增加。 從目前的社會情況來看人的發展，很大程度將取決於社會再教育。原因在於很多人在學校獲得的專業教育到了社會上卻發現很不實用，有的人發現原有的知識遠遠不夠，必須在原有基礎上繼續進修；還有的人則發現原來學的知識完全用不著，不得不改弦易轍修習其它學科門類。對於廣大隻受過低等教育的農民工而言，各種勞動技術培訓對他們的人生發展更加意義重大。因此，再教育已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人的發展。 由於人是生產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一個國家的社會再教育越有利於人的發展，人的能動因素釋放得越好，可開發的就業空間就越多；與此同時，勞動者的社會再教育又是一件需要付出時間的事情，一個人用於社會再教育的時間越多，用於生產勞動的時間就越少，一個社會中所有勞動者用於社會再教育的總時間越多，用於生產勞動的總時間就越少，這也就意味著原本一億人乾的工作必須要1.5億甚至2億、3億人來完成。例如，假設中國有2億農民工，每人每天工作12小時，如果改變發展觀，選擇經濟與人協調發展、建立學習型社會，讓每位農民工每天可以拿出4小時來學習，也就意味著每位農民工每天只能工作8小時，原來的工作量必須3億人來完成，同樣，假設我們對社會再教育或人的發展重視程度再翻一倍，每位工人每天只工作4小時，其它8小時用於學習和生活，則同樣的工作需要6億人來完成。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廣大農民工沒日沒夜地在流水線上耗散著生命，賺取微薄的工資，同時卻在犧牲著自己的發展機會的同時也排擠了別人的就業機會。 3.3忽視「經濟與人協調發展」的原因分析3.3.1 不同的財富觀導致不同的經濟發展目標取向 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中國對「經濟與人協調發展」的忽視呢？這涉及到我們所持的財富觀，即我們是如何看待財富的，又把財富歸結為一種怎樣的形式。 把金銀貨幣作為財富的唯一形式是重商主義的財富觀。由於重商主義的這一財富觀是僅僅局限在金銀貨幣上，它由此而產生的增長財富的經濟行為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持順差和海外掠奪。 亞當·斯密最早批判了重商主義的財富觀，認為實物財富才是財富的本質，任何一個政府把注意力投放在保持或增加國內的貨幣的數量上從來都不是十分必要的。並且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如果製造業的原料短缺，產業就必須停產。如果食品短缺，人民就必須挨餓。但如果貨幣短缺，以貨易貨可填補其空缺，雖然會有許多不便。通過賒賬進行買賣，商人們一月一次或一年一次清償彼此的債務以彌補貨幣的短缺，而且也比較方便。」斯密對財富外沿的拓展使得人們重新審視了財富的本質，並因此把財富的增長方式從完全的對外貿易順差，牽引回到了一國國內的勞動分工和協作生產的領域，並由此奠定了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隨著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人力資本」要素在實物財富增長上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人的智慧、技能等要素對實物財富增長的促進作用也更為突出，財富的表現形式也就越來越由物轉移到人，世界銀行1995年在對192個國家評估的結果就更表明了這一點，它將一國的國民財富的組成中的64%歸結到人力資本上。 對財富觀的不同認識，會導致兩種不同類型的發展觀。第一種類型，認為發展的本質是經濟增長，可以稱之為物本論。這種觀點將發展的指向標定為經濟增長，它認為只要經濟增長，社會就會發展。由這種觀點派生的發展戰略是以物為中心開發自然資源，利用資產投入，擴大生產規模，創造物質財富，以經濟增長推動社會發展。與物本論相適應的衡量指標為GDP，也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當地的生產總值。第二種類型，認為發展的本質是人的發展，可以稱之為人本論。這種觀點將發展的指向標定為人的發展，它認為只有人的發展，社會才會發展。由這種觀點派生的發展戰略是以人為中心，開發人力資源，積累人力資本，滿足人的物質和精神需要，維護人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以人的發展推動社會發展。與人本論相適應的衡量指標為人類發展指數HDI，主要包括一個國家或地區人的知識技能、預期壽命、生活水平等。發展經濟學之父張培剛先生特別強調工業化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過程必須依靠人，即必須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要想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一方面必須為人提供好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必須為人提供好的物質條件，與此同時還必須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因此，張老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專門寫了有關《智力投資或「人力資本」投資》一文，對舒爾茨等人的人力資本投資學說給予了高度評價，論證了人力資本在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人力資本投資是發展中國家推進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最主要的發動因素，有了它，企業家創新管理才能和生產技術兩種發動因素，才得以產生出來並真正發揮作用[[iv]]。 對發展觀的這兩種區分，有助於我們尋找我們存在問題的原因，並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當前所存在的問題正是恰恰出在了對經濟與人協調發展的忽視，由此而來的問題便是接二連三，例如，在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忽略了共同富裕，導致貧富差距加大；不重視調適社會心理，化解社會矛盾，致使社會矛盾日益突出；不重視開發人力資源，積累人力資本，致使大量的人力資源非但沒有轉化成人力財富反而成了人口負擔，發展動力不足；不重視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形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在知識經濟時代，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人的發展是發展的根本目的，而經濟增長是發展的主要手段，手段服從目的，離開了人的發展，經濟增長就失去了意義；人的發展是發展的根本動力，人是生產力中最重要、唯一主動的、能夠實現其它因素保值增值的要素，沒有人的創造，經濟發展是不可能實現的。 3.3.2 不正確的財富觀導致對經濟與人協調發展的忽視 當前，中國的就業問題出現困境，其症結是忽視了經濟與人的協調發展，從而忽視「人力資本」；而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卻是我們的「財富觀」還沒有發生應有的變化。 當前，中國某些人的財富觀還仍然具有著重商主義傾向，還沒有實現財富觀的更新。在珠三角及沿海地區的「世界工廠」，它們生產的主要目的已經不是為了滿足本國的消費需要，而是為了向外出口賺取貨幣財富。很顯然，亞當·斯密的財富觀由於更加重視財富的物質形式，因此可以推導出以滿足內需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而隨著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發展，人們對財富的認識已在發生新的變化，知識財富正日益受到重視，北京大軍經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章星球先生把財富定義為「人類主觀知識及價值、產權意識與各種物質形式的結合體」，[[v]]他認為，主觀知識是構成財富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實物財富和貨幣財富。這種財富觀會自然而然地在內需型增長模式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導出以滿足人類主觀知識財富增長為目的的文化本位社會發展觀。 章星球認為，相對於就業危機而言，追求貨幣財富為主的增長模式是一種危險的模式。中國的世界工廠就是這種模式的代表，它把中國低成本的勞動力當作賺取貨幣的工具，並以此與世界其它國家競爭自身的比較優勢，而它越要保持這種比較優勢，就越要降低工資成本，降低工資成本的結果則是人們勞動時間的延長和勞動強度的增大，人的發展權以及基本權益由此受到更大抑制，當其惡性循環到達一個臨界點後，就可能導致大規模的破產，今年的「民工荒」證明了這種可能，事實上這種低層次擴張的發展模式，其邊際效用已經到達警戒線。其最大的危險是一旦突破警戒線，世界經濟氣候大動盪的話，由於其容納了大量就業人口，可能迅速爆發就業危機。 章星球進一步指出，追求實物財富增長的內需增長模式要比追求貨幣財富為目的的增長模式為優，在這種模式中，貨幣財富不再成為最高目的，而是服務於實物財富增長的工具，好比一種潤滑劑。在這種模式中，就業危機將不像前一種模式那樣嚴重，因為生產是以滿足內需為主，滿足外需為輔，即使外需突然因世界經濟整體氣候突變而萎縮，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就業危機。 與上述追求貨幣財富增長和追求實物財富增長的模式相比，章星球提出，實際上還有第三種追求財富增長的模式，那就是以擴大國民主觀知識財富為終極目的，以實物財富和貨幣財富為手段的模式。這種模式一方面因為可以使國民把更多的時間用於自我的發展，因而降低就業總供給，另一方面由於人的個性張揚、創新精神勃發而開辟更多就業空間，因而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有利於緩解就業危機。與此同時這種增長模式並不抑制實物財富和貨幣財富的增長，相反，它將放棄以往靠壓榨勞動力成本而賺取貨幣財富的方式，改而追求通過提升實物生產中的主觀知識含量，使實物財富的質和量均獲得極大提高，與此同時它還可以通過生產技術與管理創新、降低制度成本而不是勞動力成本來增加貨幣財富。 當一個國家擁有的生產能力已經可以完全滿足其消費需要時，其對財富的追求必然轉向貨幣財富，這和單個打工仔在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需要以後就轉向追求貨幣為主是一個道理，它本身是無可厚非的。但單個打工仔追求貨幣財富的方法至少有兩種選擇：一是拚命工作，夜以繼日，不要生活也不要學習，在兩塊錢一個小時的基礎上不斷加班加點，以實現更多的存款；其二是適度工作，把更多的時間用於生活和學習，不斷提高自己，通過改變工作方式或職業、提高賺錢效率來賺取貨幣，例如通過學習新的技能以追求更高的收入。前一種方式於己於人都不利，因為中國低端就業市場極度飽和，他過於勤勞就意味著對其它低層次就業人口構成競爭壓力，對他自己而言則是犧牲發展機會；反過來另一種選擇則於己於人皆有利，因為學習使他產生了脫離低層次就業市場的可能，因而趨向於降低對其它低層次就業人口的競爭壓力，與此同時又讓自己獲得了更好的發展機會。但對這個人而言，選擇後一種發展模式，可能意味著短期收入將下降，相對成本升高。一個國家和一個打工仔也是一個原理，選擇建設學習型社會，把大量資金投資教育和文化事業，短期內國家收入將下降，但長期而言則意味著更多的倍增的財富。 綜上所述，無論就業供給過大還是就業需求不足，內在的原因都可以歸為一點——忽視了經濟與人的協調發展，而一旦中國把人的發展放到發展的第一位，更徹底地推行國退民進戰略，省出大量資金，把公共財政的投資方向轉向人力資本，中國就業危機就會迎刃而解。而具體的措施不外乎三點，一是擴大教育福利，爭取讓每個公民都可以獲得高中以上教育、從而使教育成為最大的就業緩沖器；二是增加勞動者社會再教育機會，通過減少人均工作時間增加就業機會；三是切實保障勞動者基本生活權益，通過增加勞動者正常生活消費時間以增加社會就業機會。
❹ 什麼是發展經濟學啊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研究方法是什麼
概念：發展經濟學就是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如何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以及如何解決其中所面臨的問題及其解決途徑的一門學科。
研究任務：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如何才能從落後形態過度到現代化形態的發展過程，其影響因素如何，以及為此而應採取的戰略和政策。
研究方法：動態的和非均衡的分析、結構分析、歷史和制度分析、經驗比較模型分析方法等。
❺ 新中國完成了三大改造後 發展理論是不是張培剛老先生的《發展經濟學》 以發展重工業為主
經濟理論界普遍認為，我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因此「十五」期間要全面加快城市化。我個人卻認為，我國的城市化並沒有嚴重滯後於工業化，主要問題在於就業結構的非農化水平較低，而人口城市化與就業非農化是基本一致的，並不存在嚴重滯後的問題。如果忽視以就業結構非農化的發展為基礎，片面去加快城市化，不僅難以達到目的，還會導致以就業問題為中心的城市問題嚴重化。我國的城市化並沒有嚴重滯後於工業化認為我國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的觀點，主要是以工業產值比重來衡量工業化的。然而，由於我國的工業產值比重片面演進，以此來反映工業化水平並不恰當。根據工業化理論和國際經驗，在這種條件下，衡量工業化水平的主要指標應當是人均GDP水平或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同時，與城市化進程直接相聯系的工業化指標，也主要是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而不是工業的產值比重。從我國1952年以來近50年的經驗數據看，城市化率的上升與工業產值比重上升的相關性較低，而與就業結構非農化的相關性則明顯較強。從國際比較看，以人均GNP水平作為衡量依據，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其他國家的一般變動趨勢相比，與相近收入水平國家的數據相比，特別是與亞洲國家的相應數據相比，並不存在明顯的偏差。再從非農產業就業比重與城市化率的關系看，以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為衡量依據，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相近發展水平的國家比較也不存在明顯偏低的問題。因此，可以說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並沒有嚴重滯後，城市化率較低是與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和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較低相一致的。問題在於工業化的偏差而不在於城市化的偏差與國際上的一般趨勢比較，我國的城市化率遠遠低於工業產值比重，但問題不在於城市化的偏差，而在於工業化的偏差。工業化引起產業結構的迅速轉變，並通過這種轉變帶動城市化。在這個過程中，與城市化率上升聯系密切的不是產出結構的轉變而是就業結構的轉變，因為就業結構的非農化才直接帶動了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和集中。因此，產出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關系，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帶動作用。而我國工業化中的問題，正在於產出結構工業化超前與就業結構非農化滯後的較大偏差。這種偏差主要表現在：工業產值比重片面上升，超過了人均收入水平上升所引起的需求結構轉變的要求；工業化過程中服務業發展滯後，影響了非農產業就業的增長。這些偏差導致工業化不能有效帶動就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轉變，從而帶動城市化的進程。而城市化率主要隨著就業結構的非農化而變動，則是一種符合經濟規律的現象，即使這個進程相對緩慢，也不是城市化本身的問題。工業化的偏差還表現在產業選擇和地域推進上，即改革前的片面重工業化和改革開放以來的過度農村工業化，這兩個方面導致產值結構轉變與就業結構轉變的偏離，影響了工業化的有規律演進及其對城市化的帶動作用。因此，這兩個偏差影響了工業化過程中就業結構的較快轉變及其對人口城市化的帶動效應。只有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才能加快城市化進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變動關系，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存在著較大差別。理論分析和實證考察表明，在工業化初期，工業發展所形成的聚集效應使工業比重上升對城市化率上升具有直接和較大的帶動作用；而當工業化接近和進入中期階段之後，產業結構轉變和消費結構升級的作用超過了聚集效應的作用，城市化的演進更多地表現為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上升的拉動。在這個階段，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的上升明顯快於生產比重的上升，而這主要不是工業而是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帶動的。也就是說，當工業化演進到較高階段之後，對城市化進程的主導作用逐步由工業轉變為整個非農產業，就業結構的變化也越來越不同於產出結構的變化並起著更大的作用，這使服務業的比重上升對城市化進程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我國城市化率較低的基本原因在於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較低。而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低是由於服務業發展滯後，制約了非農就業的增長及其比重的上升。服務業的比重遠遠低於同等收入國家的水平，是我國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突出結構問題，也是導致工業化與城市化偏差的主要原因。與工業相比，服務業具有明顯較高的就業彈性，並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增強對整個就業的帶動效應（而工業則由於勞動生產率的較快增長而引起就業功能的相對下降）。同時，從我國「 十五」至2010年期間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動的趨勢看，工業就業比重上升的空間已經較小，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的較快上升只能主要依靠服務業的迅速擴張。因此，要加快城市化的進程，必須通過加快服務業的發展，來帶動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的上升。這是我國推進城市化的基本途徑，也是促進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發展的中心內容。服務業發展與城市化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服務業發展拉動非農就業增長而帶動城市化率的上升，而城市化的加快也能夠促進服務業的較快擴張。不過，從二者發展的邏輯順序和長期進程來看，主要趨勢是先有服務業的發展和就業的增加，再有農村人口的轉移和城市化率的上升。而且，未來10年我國城市服務業擴張的空間很大，而城市人口的增長則受到城市就業增長的制約。從這個角度看，處理兩者關系的基本思路應當是，主要通過加快服務業發展來帶動城市化，而不是反過來，將重點放在依靠加快城市化來促進服務業發展上。否則，就可能導致城市化進程不能有效加快反而使現有城市問題（尤其是城市就業問題）嚴重化的後果。
❻ 大家有知道發展經濟學創始人張培剛老先生的嗎他的學生現在都有誰謝謝
張培剛老先生知道
經濟學屆泰斗級人物。
❼ 想要知道,發展經濟學是誰寫的,勞駕嘍
發展經濟學開創者 張培剛
❽ 發展經濟學讀書筆記
發展經濟學讀書筆記
記得我念本科的時候，發展經濟學還是一門比較核心的課程。隨著經濟學學術主流的認知和中國經濟格調的確立，發展經濟學似乎的確是開始消停了。
從學術來看，似乎經驗與試驗下來，是進口替代也不成，出口導向也不成；大推進也不成，非平衡增長也不成；失敗的大多數國家固然不成，而成功的小部分也隨先後爆炸出破綻。於是最後得出一些結論，比如人力資本之較資本，金融之較產業，農業之較工業，市場之較計劃，等等，兩端對立到最後辨證統一，卻不免還是廢話。由而導出路徑多元來，導出制度的人本意義來，就轉向了新制度經濟學去。
後發展經濟學可以用現代方法論來重寫範式，可以用數學技術來精細種植課題，但這並不能給予發展經濟學以新的生命力，因為缺乏政策意義的建設性。中國似乎是從極左矯枉過正到了極右去，既有的發展經濟學成就被置若罔聞，就如同張培剛先生在躍進時代的荒廢。新左的反動缺乏力量，不僅僅是偏激，文化、歷史、政治、法律的影響固然已經為國外前沿所關注，卻仍然未完整且傳遞隔閡於國內的平均知識水準。
譚崇台先生力主新興古典發展經濟學的三階段劃分說，是不以人雲，不執兩分，看清楚了淵源的。進一步說，發展經濟學實際回到了經濟學本原上，不妨將之視為一個大概念，將狹義定義的國家發展命題作為應用，而在理論上將之包容起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貿易政策，制度、技術，生產、分配，乃至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的融合與分解。如此解構了發展經濟學，才是真正的顛覆了發展經濟學，也才能確定經濟學在發展問題上的邊界。
此次重讀了一遍發展經濟學的通用教材，得到兩點領悟。首先是進一步理解了相對價格與序數偏好的意義；理解了效用和需求的意願約束與能力約束；理解了起於人、止於人的供給本質和供需的轉化；理解了邊際遞減作為一個自然規律和作為一個現實約束的細分。其次是由將技術和制度對立，意識到了技術被制度誘致，技術是要素組合下的選擇。技術是人和自然的組合，但制度卻不只是人和人的契約。
對於制度概念理解的繼續深入是何其艱深，現在越來越了解汪丁丁的學術路徑，但分工下對生理學、心理學、生物學一難窮盡和動態更新，二難這些學科本身尚未成熟到能與經濟學印證、互助。物理學的不可測、混沌、相對論，似乎是蘊涵了經濟與發展的核心，但這就抹殺了意義，除非定義意義只在於解釋。當然或許如何科學與非科學都是只是解釋。說法而已。那麼看來，唯一能做一下的，還只是運用經濟學去切入基因糧食種植之類的冷門罷了。
❾ 經濟學獎，但是發展經濟學之父張培剛先生為什麼沒得
張培剛先生確實是發展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但是在寫完了《農業與工業化》這本書後，張培剛先生對於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停頓了很長時間，以致於當國外同行特地從國外來中國與張培剛先生交流學術時，張培剛先生無發展成果可以交流，無不失望而歸，當然這也跟當時的十年事件有關。而且發展經濟學大概在五六十年代是比較熱門的，現在發展經濟學並不算是主流的經濟學。所以某種角度講張培剛先生沒有得諾獎其實是情有可原的。
❿ 貴州大學農林經濟管理專業研究生復試加試科目
復試科目：農業經濟學
參考書：農業經濟學（第五版）（鍾甫寧）、中國農回業出版社；
加試：發展經答濟學+微觀經濟學
參考書：發展經濟學，張培剛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西方經濟學(微觀經濟學)高鴻業主編,中國人民大學2012年第5版；
如果還有不清楚的地方，到搜索我的名字到裡面找貴大考研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