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與環境經濟學方面的論文

Ⅰ 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介紹

《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特點是從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基本問題展開構專建教材邏輯層次屬，形成從資源與環境經濟系統-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基本問題-資源與環境經濟配置分析-資源與環境經濟協調發展模式的教材結構，全書共12章，包括資源與環境經濟學概論、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系統、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基本問題、自然資源的價值評估、環境效益與損失評價、資源產權交易與生態補償、資源與環境的時空配置、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可持續消費和循環經濟。在吸收最新發展觀點的基礎上，每章前面設計了學習要求和摘要，後面設計了案例分析、本章小結、思考練習題和參考文獻，以加強理論結合實際，提高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和拓寬學生的課外閱讀的視野。為方便教學並與精品課程建設相銜接，本教材還隨書配套了教學輔助光碟，內容包括：教學大綱、教學課件、案例素材、參考文獻、參考圖片、試卷庫、網站與期刊。 本教材適合作為全國高等院校經濟類、管理類和資源與環境科學類、生態經濟以及人口、資源與環境專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作為成人教育教材，還可供其他關心資源、環境、生態、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學發展的社會各界讀者閱讀參考。

Ⅱ 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專業就業前景怎麼樣啊

就業主要考查的是個人綜合素質，此外學校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r\n但就這個專業而言，應該是一個具有長期獲利的專業。\r\n摟住說的是這個專業是一級學科的名稱，具體包括人口經濟學、環境經濟學、資源經濟學等很多二級學科。\r\n每個二級學科研究的方向和內容都有所不同，不知道樓主具體要學那個專業。\r\n實際上如果樓主不打算繼續作研究的話，在碩士階段最重要的是培養獨立處理問題的能力，強化一些基礎技能（如外語、或其它資格證書），這些會對就業有所幫助。

Ⅲ 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是什麼

資源與環境經濟學是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自然資源與環境資源配置的問題。包括七大核心理論，即環境經濟手段理論，資源環境價值核算理論，綠色國民收入核算理論，自然資源經濟理論，能源經濟理論，循環經濟理論，國際環境經濟理論，最後還有資源與環境經濟政策。參見沈滿洪著《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Ⅳ 資源與環境的經濟學問題

在過去幾十年中，隨著環境問題的上升，人們對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政策的關注程度也日益提高。對環境政策的興趣不僅吸引了眾多專門研究環境問題的專家如生態學家、自然科學家等，也吸引了經濟學家、地理學者等社會科學家的廣泛關注。當前，特別是經濟學家在西方各國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環境政策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在環境政策中經濟學的突出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環境政策決策者們對環境保護政策潛在成本的關心。因此，這也使得主流經濟學家們紛紛加入到環境經濟問題的研究領域之中。
現代環境經濟學從總體上說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對環境問題的拓展和運用，因此大部分環境經濟學家屬於新古典學派。當然，新古典環境經濟學家們在政策方法上並不一致，廣義地看，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可稱為干預學派，其出發點為「市場失靈」，以新古典經濟學家亞瑟·庇古等人為代表。第二類，主要關注「產權」的建立和分配問題，通常稱為「芝加哥學派」，以諾貝爾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為代表。在這兩類政策主張中，迄今為止還是干預學派對環境政策的影響更大。
不過，雖然新古典經濟學家在環境政策的形成中起著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已經受到廣泛的批評。最主要的批評意見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以市場為導向的環境政策主張是不恰當的。把環境問題完全交給市場去解決的觀點值得懷疑。甚至有人認為，完全市場化的環境政策其結果會適得其反，由人類活動引起的環境損害將有增無減。在傳統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資源配置的正確價格問題常常受到各種各樣的挑戰。例如，按照倫理學觀點，自然資源不可逆轉的退化，對賴以生存的後代子孫來說其代價是無限的，而且現實早己說明，這種不可逆轉的環境後果不是例外而是常例。更一般地看，新古典方法的功利主義哲學基礎本身就值得商榷。有些作者指出，功利主義迴避了人的需要差別問題，忽略了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個體的道德價值取向的影響。
盡管有這樣那樣的批評，新古典理論仍然似乎是經濟學家們唯一可行的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因此，問題的關鍵是能否找到一種在主流經濟學思想之外的可行的方法來更好地體現環境問題的特徵。目前看來，比佔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範式更有效地進行環境分析的方法是制度經濟學方法（也稱演化經濟學或社會經濟學方法）。在通常情況下，制度經濟學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圍更廣、包含的變數更多（貨幣的、非貨幣的），更側重於整體性和演化性。米勒對制度經濟學方法的特點進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制度經濟學是演化的、整體的、跨學科的和非預言性的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家的共同特點是關注沖突而不是協同，關注損害而不是效率，關注不確定性而不是完全知識。他們一致反對把市場機制看作為無偏見的資源配置和分配機制，並一貫堅持認為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和利益之間存在差別。特權與權力的客觀存在和濫用與分散的單個個體行為相比，會形成一種利益中心。」
從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在環境經濟問題爭議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看，似乎確實制度經濟學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環境問題方面提供了更加豐富更有解釋力的理論框架。卡帕、加爾布雷斯和米善等制度經濟學家對現代環境經濟理論作出了重大貢獻。近期這方面作出貢獻的制度經濟學家有布羅米雷、施密特、蘇特保坶以及斯旺內等。然而，盡管制度經濟學方法提出了與新古典方法不同的見解，但迄今為止制度經濟學文獻還主要集中在對新古典方法的批判而不是提出建設性意見上。新古典方法盡管其前提假設和研究方法都成問題，但它為環境分析提供了一個非常一貫的理論框架，並為政策決策者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藉此決策者可得到某種看似「客觀」的決策依據，這是新古典方法得以占據環境問題研究主流地位的重要法寶。因此，很明顯僅靠批判還不足於取而代之，即使這種批判是正確的也如此。制度經濟學方法在環境問題上要想取代新古典方法，必須提供一種為決策者所用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才行。因此，本文的目標是回答以下問題：
1、制度經濟學家在提供更有建設性意見建議必須做些什麼？
2、在環境問題上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制度經濟學要提倡的環境政策理論基礎是什麼？
為回答這些問題，本文擬安排如下：首先，概要介紹制度經濟學方法。主要描述制度經濟學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一般研究範式。其次，描述制度方法在環境問題上的運用，主要討論前面講到的制度方法主要特色在環境問題運用上的作用，回顧總結現有的制度經濟學家從理論角度對環境問題的研究和考慮，特別是卡帕所做的開創性工作。他為制度經濟學在環境經濟問題分析上提供了一個卓越的研究框架。第三，通過與新古典方法的比較，闡述用制度方法研究環境問題的政策意義。最後是總結。本文一個重要的結論是與傳統的環境經濟學方法不足相比，制度方法這種非傳統的方法涵蓋的面更廣，制度方法確實能夠提供一個比新古典的環境問題分析方法更豐富、更有說服力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經濟學研究範式概述
制度經濟學起源於對新古典經濟學及其傳統的靜態均衡價格理論的反思與批判運動，這場運動開始於20世紀初的美國，代表人物要數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米契爾（Wesley C. Mitchell）。這三位美國制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跨越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也是在那個時代，經濟學家克拉克（J.M. Clark）、阿亞雷斯（C.E. Ayres）和加爾布雷斯拓展和運用了制度研究方法。分析「古典」制度學派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契爾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他們關注的主題和研究方法都很不一致。凡勃倫主要關心經營中的權利關系以及消費者行為心理，康芒斯感興趣的是從法律基礎角度來分析經濟系統，熱衷於制度安排（私有制）的重要性和演化性質研究，而米契爾專注於統計數據的收集和分析，集中精力搞實證研究（他也是美國NBER的創始人）。實際上，不僅是美國制度學派，其它的制度學者在研究主題、方法和重點方面也各不相同，要一兩句話說清楚他們的共同特徵並非易事。
因此，米勒（Miller, 1978）指出：「制度經濟學……雖然方法和重點表現特徵迥異，但顯然有一種共同線索，有一種共同的意識形態把他們聯結成為一個學派。」要完整地分析描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原則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是對制度經濟學「共同線索」的粗淺概括：
1、制度經濟學把經濟看成是一種演化的、動態過程而不是靜態的均衡過程。因此認為經濟中的累計因素是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2、制度經濟學家喜歡用開放式模型，並以此聯結社會系統中相互關聯的各要素。因此制度經濟學即使在討論某個特定經濟問題時其模型也是整體性的。
3、制度經濟學家在分析問題時，總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變數，包括經濟的非經濟的變數都考慮在內。
4、制度經濟學家認為經濟不僅僅是市場，因此，市場也不是所有公共政策問題的解。為此，他們強調對市場產生強大影響的制度安排和權利設置的重要性。
5、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是學科間開放的，廣泛吸收和接受其它科學的成果。
6、制度主義是其研究方法的標准，並認識到經濟分析中價值的重要性。
7、制度主義者贊成某種程度的「社會控制」需要，因此也對某種程度上的政府幹預表示贊同。
8、在方法論的偏好方面，制度主義者一般選擇使用描述性模型（模式模型），反對新古典的預言性模型；把制度作為分析單位，反對新古典的個體消費者或企業最大化方法；接受行動主義心理預期，反對新古典主義者提倡的主觀主義心理預期（個人主義）。
二、環境經濟的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基本原則
制度經濟學家面對特定的研究主題在方法和重點上會有所差異，因此對問題的定義和政策建議有時也會持不同觀點。在環境問題研究上也不例外，制度經濟學家在如何解決環境問題上有時會採取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雖然有這樣那樣的不同點，但仍然可以歸納出制度研究方法在環境問題上的一些共同原則和主張。
1、作為演化過程的環境經濟問題：累積因素和共同演進原則
在制度主義提倡的演化方法中，累積因素原則是經濟研究的核心。把這種概念運用到環境經濟研究領域的第一位制度經濟學家卡帕，他在凡勃倫和繆而達爾的基礎上在環境問題研究中首先運用了累積因素原則，他把這項原則定義如下：「累積或循環因素原則強調，社會過程表現為受經濟的和非經濟諸多變數的交互影響，在其共同結果下導致系統偏離平衡和均衡狀態。事實上，社會過程不是所謂的自動自穩定化趨勢，而可以說是服從於一種社會慣性，這種慣性使系統朝著初始推動的同一方向移動。」（Kapp, 1965）。因此，他指出：「只注重物質因果鏈或脫離問題發生的制度框架孤立地看問題只能得出不完全甚至錯誤的結論。簡單地說，因果鏈既是一種物質過程同時也是一種社會過程。」（Kapp, 1970a）
既然環境問題是物質過程和社會過程的共同結果，因此卡帕認為要特別關注這兩個過程的相互關系。他強調指出，假定自然物質環境是一個特殊的生態結構並由特別的法律來監控，任何不遵守有關法律的人類行為都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那麼，雖然可能對這種行為會依法判決和處置，但這種行為造成的環境損害已既成事實。因此，自然物質系統和社會系統具有相互依賴性。與卡帕一樣，美國制度經濟學家斯旺內（James A. Swanney）也認為，作為一種整體性的環境問題研究方法，必須基於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共同進化的認識基礎上。（Swaney，1987a）。為此，斯旺內提出「可持續共同演進」原則，即「在發展路徑或知識運用上，應避免對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的兼容性造成嚴重威脅」。可持續共同演進清楚表明環境系統的演化與發展路徑的相關性。可持續演進原則是制度經濟學理論在環境問題研究上的直接運用，許多制度學家採用這種思路來研究環境問題。
2、作為開放系統的經濟：社會與生物種群的相關性
根據社會和生物種群相互關聯的觀點，許多制度經濟學方法可運用到環境問題研究上。首先，制度經濟學家一般把經濟過程描述為一個開放系統，認為經濟活動對生態系統存在各種各樣的影響，反之亦然。換句話說，制度理論在環境問題上的立論基礎是：生產和消費可能性完全依賴於當前可用的自然資源數量和質量，而當前和今後的自然資源數量和質量又受到當前生產和消費的影響。這種觀點與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在分析價格形成過程時把經濟看成為一個封閉系統，即企業銷售商品和服務，然後對各種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和資本）支付報酬。這里，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把經濟過程看成為一種封閉系統的觀點與馬爾薩斯、李嘉圖、米爾和馬克思等古典經濟學家也不同。古典經濟學也認為經濟活動的環境資源是有限的。在新古典經濟學完全忽略真實世界經濟學的重要特徵同時，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開始爭論經濟增長的社會和環境限制問題。這方面最重要的開創性工作是卡帕（1950,1963）關於社會成本的研究，他首次深入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外部性對環境所產生的長期不利後果問題。總之，制度學家把真實世界經濟看成為一種開放系統，這種系統為了發揮功能必須從環境中吸取資源並把大量的廢物又轉嫁給環境。
3、多維度思考：環境問題分析中的貨幣和非貨幣因素
對生態與經濟系統循環關聯性的認識也意味著制度經濟學方法涵蓋更廣泛的環境問題分析變數，既有貨幣的也有非貨幣的變數。這一點對注重整體性研究的制度經濟學家來說是共同的，他們強調多維度而不是單維度思考。因此，制度經濟學認為環境問題中的眾多相關因素中往往是非市場特點的因素佔主導地位，雖然這類因素難於進行價格量化和測量，但仍然必須納入到分析中。在這類「非市場」因素中通常提到的有人類、社會關系、生態系統或自然資源等等。這一點上，應注意的是雖然某些新古典經濟學家也接受這類變數的重要性並把它們納入其分析中，但他們傾向於把所有的變數簡化為貨幣形態，因而其提倡的仍然是單維度方法。而制度經濟學家一般採用分解策略，分別觀察貨幣和非貨幣影響，反對把所有因素或影響都簡化為某種貨幣等價物的觀點。因此，制度經濟學家對成本收益分析和諸如顯示性偏好或表述性偏好等估價技術並不抱多大希望。對此，卡帕（1970a, 1970b）進行了簡要評價。在他看來，由於市場的非完全性，環境突變原因的高度差異性和不可比因素，以及環境控制收益的差異性和不可比性，很難對社會成本和收益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他認為決策者應尋找市場價值之外的其它方法來評估環境問題。他認為環境決策具有明顯的政治特點，反對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來幫助決策者決定最合適的環境政策選擇。換句話說，卡帕認為成本收益分析既不能對環境變化的社會成本進行正確評價，也不能對環境控制措施的社會收益進行有意義的衡量。更進一步，制度學家認為把所有因素或影響簡化為貨幣等價物的觀點必須用分解策略來代替，也即貨幣和非貨幣影響要分別加以分析而不能混為一談。例如，瑞典制度經濟學家彼得·蘇德保坶（Soderbaum，1987）提出用環境影響綜述和各種系統分析方式來替代成本收益分析等合計方法，在他的許多文章中特別推崇「位置分析方法」。在這種方法中，他把非貨幣影響描述為「流量」（相對於時段而言）和「存量」或「位置」（相對於時點而言）。在一般條件下，位置分析的主要目標是揭示決策情形的所有沖突而不是以一種無異議的途徑「解決」問題，根據不同的價值觀結論也會不同。因此「這種方法的結果對價值和倫理都是開放的」（Soderbaum, 1987）。
4、市場背後的環境經濟問題：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對環境政策的重要性
通過供給和需求來進行市場分析是新古典方法的核心。但按照整體性方法，制度經濟學者不同意把經濟分析簡化為市場分析，反對市場能解決一切環境問題的觀點，而一貫強調對市場反應有重要影響的制度安排和權利設置問題。因此，制度經濟學在分析環境經濟問題時採用更廣泛的方法，強調所有種類的社會規則都潛在相關，這些規則和市場聯系在一起只是一種重要但特殊的情形。制度學者把市場看作為一種有用的分散機制，但他們不同意接受市場是所有公共政策問題解決之道的假設。（Bromley, 1985）。在這種保留意見的背後，在制度經濟學家眼中市場不是資源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的中性機制，相反，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會發生偏離。主要是由於市場受既存勢力控制，因此交換條件只是談判者既有優勢的反映而已（Miller, 1978）。貨幣和非貨幣成本與收益總是依附於現存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歷史背景，而制度變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確定性，因而新的制度和博弈規則意味者不同的成本收益分配。（Bromley, 1989）。
這樣，在環境政策方面，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共同主題是現實社會的制度安排以及相關政策變化的影響問題。在制度研究方法中，「制度安排」主要表現為組織機構、博弈規則、權力關系等對資源的控制。對新古典經濟學家贊成認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經濟學者常常表示懷疑。例子之一是關於效率的制度經濟學觀點。新古典把效率表述為與價值無關的概念，制度經濟學家則認為效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本質上與價值有關的概念（Swaney, 1987b）。因為效率的計算依賴當前的制度安排結構，而後者決定了什麼是成本以及由誰來承擔的問題。按照布羅姆雷的說法，「沒有孤立的效率政策選擇而只有在各種可能的制度設定前提下的效率政策選擇。選擇一種效率結果也同時是選擇一種特定的制度安排結構和相應的收入分配方式。問題不是有沒有效率，而是對誰有效率？」（Bromley, 1989）。因此，有些制度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經濟學評估環境政策的結果提出質疑，因為新古典方法沒有比較不同的制度安排而是把分析建立在特定製度設定基礎之上。從這個角度看，制度理論更適合於環境政策評估，因為它提供了制度調整的分析框架。確實，按照制度理論，為了解決問題應改變制度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利益目標。在環境經濟學中，這意味著用於監督環境資源的制度安排，隨著社會關注環境問題的目標更新也必須相應作出調整。卡帕在分析環境突變的主要原因時也認識到社會過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強調，認為市場活動對環境總是有益的想法是危險的。特別地，他認為，市場經濟的決策習慣有一種「固定化」趨勢，漠視諸如空氣和水污染的負面效應，常常把它們看成是決策單位的「額外」因素（Kapp, 1970a）。因此，任何經濟單位為了減少其活動的環境負面效應，必然要提高運行成本，或必然降低其邊際利潤和盈利能力。然而，在按照投資利潤最大化原則運行的決策系統中，對任何經濟人而言，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潤，會想方設法把視為「額外」的污染治理成本轉移給其它經濟人或作為整體的社會來承擔。
5、環境經濟研究的跨學科方法
考慮到自然物質系統與社會系統的復雜性和相互關聯性，以及在環境問題分析中涉及眾多變數（貨幣和非貨幣），制度經濟學家認為任何單個學科都不能獨自勝任環境變化因果過程的研究，必須通過跨學科研究才能擔當此任。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樣，制度經濟學一直相信在經濟研究中跨學科方法的優勢，在環境經濟研究中尤其如此。對此，有些學者把制度經濟學提倡的跨學科環境問題研究方法與新古典經濟學提倡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方法進行了對照。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和經濟問題可以劃分為許多分支，在「其它情形不變」的假定下能夠在一定時期內研究一個變數。因此，環境經濟學和環境政策可以與其它經濟學和政策領域合理區分開來。關心環境問題並提出合理的環境政策建議是環境經濟學家的事，其它經濟學家勿庸多慮，原來干什麼就干什麼，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傾向於整體研究的制度經濟學則強調學科間的聯系，認為在社會科學方面並不存在明確的邊界，相互間都有交叉。蘇德保坶認為，經濟學家應力求在專業知識和綜合性的跨學科知識方面進行平衡。在環境問題研究上，按照整體研究觀點，各學科要相互滲透，要考慮到環境政策和交通政策、能源政策、食品政策等的相互交叉關系（Soderbaum, 1992）。早在蘇德保坶之前，卡帕就強調在環境經濟研究中跨學科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會經濟和物質生態系統的相互關系十分復雜，對此各傳統學科從各自特定的目的出發所進行的孤立研究遠不能揭示其內在運行規律。任何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或公共衛生專家，都只接受了本學科的訓練，只熟悉本學科範圍的狹窄概念和理論，都不足於從總體上釐清和解決錯綜復雜的環境問題因果關系，因而必須採取相互合作的方式（Kapp, 1970a）。
6、環境經濟研究的立場問題
另一個制度經濟學家十分強調的是所謂「研究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色彩」問題。這個觀點主要出自綱納·繆而達爾。繆而達爾認為，雖然新古典經濟學試圖把經濟學描繪成與價值觀無關的科學，但在經濟研究中總是帶有一定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因此，在制度學者看來，在方法論上新古典經濟學家是「天真的實證主義者」，經濟學家應該更清醒地認識到隱含的價值判斷，並在研究中把所包含的公眾利益揭示出來，使非專家的決策者（如政治團體）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在環境問題研究中，經濟學家應根據不同的價值觀、倫理觀和意識形態從多角度加以分析研究。這是制度經濟學家普遍認同的研究環境問題方法的立場。作為一種更加規范的環境問題研究方法，制度經濟學認為應該對當代留給子孫後代的自然資源數量和質量進行倫理判斷。
7、環境政策的社會控制需要
最後，制度經濟學家在環境問題研究方法上的一個共同觀點是需要對環境政策進行某種形式的社會控制。這一點與制度經濟學反對由市場來解決問題的觀點一脈相承。按照制度經濟學環境問題研究方法，之所以需要進行某種程度的社會控制至少有以下兩點理由：首先，社會是個有機組織，即社會從需求總量到個人要求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社會附加到自然資源和環境上的價值不僅僅是所有個人價值的總和。社會要比任何個人的預期壽命長得多，作為整體的社會其價值與個人的價值一般來說是不一致的。另外，基於個體偏好匯總的方法可能意味著種群和生態系統不同特點的消失。第二，在一定政治經濟制度下，權力的分配對個體而言既不可能是平均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環境問題的市場方法只能反映社會當權者的利益，而當權者的利益與希望保護環境的人的利益往往並不相同。
三、制度經濟學的環境政策主張
在概述了環境問題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則之後，接下來分析這種方法對環境政策的意義。這里並不是研究針對特定環境問題的特定政策，而是試圖提出並討論制度經濟學在構建環境政策上的理論基礎。
總的看來，制度經濟學構建環境政策的理論基礎與新古典經濟學存在很大差異。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關鍵是在外生決定的偏好函數下經濟人最優選擇問題，因而基本上提出的政策基於對個體的激勵和約束措施。這種方法背後的思想是，通過可計算的貨幣激勵和約束，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的個體會改變其行為，使環境退化和資源損害降低到最優水平。換句話說，新古典環境經濟學家開出的葯方是建立經濟激勵和約束措施使得環境服務的使用者把其行為的機會成本考慮在內。這種政策主張受到制度經濟學家的廣泛批評。對這類政策的大多數批評意見集中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功利主義哲學基礎上。例如，有些學者指出，環境政策只建立在獎勵和懲罰基礎上忽視了個體的正直、守信和圍繞其身邊的社會關系等因素。換句話說，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經濟人」的定義表示懷疑。認為人的動機並非是完全自利的，其合作和利他主義也並非只是在效用最大行為基礎上產生的。制度經濟學認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利的，因而基於金錢和經濟激勵的政策手段是環境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類政策通過道德價值訴求的補充會更加鞏固。實行促進社會承諾和誠信等文化價值的政策能有效補充基於經濟激勵措施的環境政策（Hodgson, 1997）。考慮到生態系統的復雜性、相關性和脆弱性，為了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對環境採取小心謹慎的保護性政策。制度經濟學家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觀效用上，而是提倡對社會過程進行科學調查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政策措施。因此，很明顯，新古典經濟學家僅僅依據個體的慾望總和提出環境政策，而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應通過科學分析和公眾討論來制定環境政策。為此，環境問題的制度經濟學方法創始人卡帕提出了基於「人類必要需求」概念的環境和發展政策主張。他強調應站在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需求角度重新設置公眾行動的指導方針，應按照人類必需的物質要求來利用資源而不是按市場導向來運用資源。他認為可制訂出符合環境最大容量限制或可接受污染物排放濃度的客觀標准，通過這類安全限制，來決定對環境和人類構成威脅的活動的類型和程度。卡帕承認，這種「社會最小值」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狀態，也不是資源利用的「最優」狀態。然而，它為改善決策提供了某種操作性標准或指標。在沒有充分考慮社會成本和收益情況下，這種操作性指標比按照市場成本與收益分析而形成的「最優解」要好的多。卡帕認為，一旦諸如最大污染濃度許可水平等安全限制體現到決策的政治過程之中，就能將其納入到更廣泛的生產函數（或物質投資模式）中，通過投入產出模型明確投入規模和生產技術，並按照所謂的既存最小需求來確定產出規模（Kapp, 1970a）。
因此，在技術改變情況之外，還有環境引致型因素（Swaney, 1987a）。所以，斯旺內在福斯特的三項原則之外，又提出了第四項原則，即「共同演進可持續性原則」，用於強調生態環境不是給定和靜止的事實。根據斯旺內的看法，在環境政策方面，共同演進可持續性原則提出了某些特殊的政策目標和方針。
特別地，他認為共同演進可持續性發展要求：1、對個人、利益集團和企業進行特殊的環境教育；2、為了弄清可能產生的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對環境問題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3、為刺激和響應知識更新並相應地引起行為調整，需要一種更加靈活和敏感的制度結構（Swaney, 1987a）。在這些建議中，顯然新知識在環境保護領域的快速滲透對鞏固環境政策至關重要。在這一點上，Dietz和van der Straaten (1992)拓展了斯旺內的分析。他們指出，由於既得利益者的懷疑和抵制，在環境政策上新知識和新觀念不見得會被採納。因此，在環境問題上平衡各種社會勢力應引起環境經濟學家的更多重視。這一點對環境政策制度經濟學方法相當重要，因為它強調了制度經濟學在社會層面當務之急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不僅基於生態和經濟問題，也要考慮社會問題。

五、總結評價
本文試圖總結環境經濟問題制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則。通過以上回顧，概要介紹了環境經濟問題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主要觀點和價值判斷，討論了某些重要的政策基礎。可以說，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之外，在處理環境問題方面確實還存在另一種方法——制度經濟學研究範式。盡管這種研究範式至今還很不完善，在實際運用中也不斷遇到新的挑戰，但與目前佔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範式相比，它似乎提供了一種更有成效的環境經濟問題分析方法。

Ⅳ 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就業前景怎麼樣

個人感覺應該是不錯的，畢竟現在環境治理國家一向非常重視的工作，而如果你專業知識靠譜的話，完全可以進一些國家部門工作。

Ⅵ 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考研，有哪些好的方向

一般學這兩個方向的都是進行一些論文的發表，或者是做一些系統的研究，如果想要通過這兩個方面選擇研究生的話，建議把方向縮小，比如把人口資源縮小為人力資源，等到考研之後也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就業環境。

Ⅶ 求一篇：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論文。

西方發達國家環境經濟政策實踐與啟示
內容摘要］目前，我國的環境管理還主要以行政指令管理方式為主，環境經濟政策還不
完善,環境經濟政策的地位還遠沒有真正發揮出來。因此，迫切需要廣泛借鑒發達國家的經
驗，積極開展環境經濟政策研究，使得環境經濟政策成為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的重要支撐。
［關鍵詞］環境；環境經濟政策；實踐經驗；啟示。
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把「建設生態文
明」明確列為新時期全黨全國人民的奮斗
目標，而建設生態文明社會需要強大的社會
理念、政策法規、技術手段做支撐，其中環
境經濟政策就是重要的政策和制度保
障。目前，我國的環境管理還主要以行政指
令管理方式為主，環境經濟政策還不完善,
環境經濟政策的地位還遠沒有真正發揮
出來。因此，迫切需要廣泛借鑒發達國家的
經驗，積極開展環境經濟政策研究，使得環
境經濟政策成為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的重
要支撐。
一、西方發達國家環境經濟政策的實
踐經驗
所謂「環境經濟政策」是指按照價值規
律的要求，運用價格、稅收、信貸、收費、保
險等經濟手段，調節或影響市場主體的行
為，以較低的成本達到有效控制污染的目
的，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
與傳統的指令性行政控制手段的「外部約
束」相比，它是一種「內在約束」力量，具有
降低環境治理成本與行政監控成本、促進
環保技術創新、鼓勵清潔生產、協調經濟利
益關系等優點。
早在20世紀70年代，面對日益嚴重的
環境問題，市場經濟比較完善的西方發達
國家就積極應用環境經濟政策來實現經濟
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取得很好效果，在實踐
上也積累一定的經驗。
1.確立環境經濟政策的目標和基本原
則。為實現以較低的成本達到有效控制污
染問題和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的目標，
西方各國基本確立全方位多領域的宏觀環
境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1）環境治理與污
染控制並重，治理環境污染開始由末端治
理向源頭治理轉變。如德國於1986年實施
的《廢棄物限制及廢棄物處理法》,發展方
向從「怎樣處理廢棄物」提高到了「怎樣避
免廢棄物的產生」，使生活垃圾回收率已達
70%,垃圾再利用行業每年直接創造410億
歐元的價值,約佔全國GDP的2%。（2）遵循
污染者付費和使用者付費原則，「胡蘿卜」
和「大棒」手段並用。西方各國普遍利用稅
收、信貸、價格等經濟手段引導企業將污染
成本內部化，從而達到事前自願減少污染
的目的。如通過環境保護稅的苛征加重污
染者的稅收負擔,使其外部成本內部化,促
其減輕或停止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3）由
「事後治理」向「全程監控」轉變，使產品收
費、注冊管理、補貼和押金制度等經濟手段
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如美國國家環境表
現跟蹤計劃（NFT）是近年來實行的一項鼓
勵性的污染預防新政策。
2.多種環境經濟政策工具聯合運用。
根據政策工具的類型的不同，環境經濟政
策工具包括：（1）市場創建手段，如排污權
交易；（2）環境稅費手段，如環保稅、排污收
費等；（3）金融和資本市場手段，如綠色信
貸、生態保險等；（4）財政激勵手段，如對環
保技術開發和使用給予財政補貼；（5）其他
手段，如罰款手段、押金制度等。其中以環
境財政政策、環境稅收與收費、綠色金融與
保險、排污權交易等最為成功。如美國國會
在1990年推出涵蓋全國的二氧化硫排污權
交易政策，有效地保證環境目標的實現。據
統計，參加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的電廠
1995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
45%，而沒有參加交易體系的電廠1995年
比1990年排放量增長12%①。
3.保證環境經濟政策實施的環境法律
保障體系比較完善。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
種法治經濟，參與指導市場運行的環境經
濟政策只有在相應的法律保護下，才具有
合法性和權威性。為此，西方各國普遍建立
保證環境經濟政策實施的環境法律保障體
系。如荷蘭環境立法涉及污染控制和自然
資源保護的各個方面如地表水污染控制
法、空氣污染防治法、危險物質法、化學廢
料法、雜訊治理法、廢棄物污染防治法、核
能法等構成了荷蘭環境法比較完整的體
系，特別是1995年制定一部目前除法國《環
境法典》外世界上綜合性最強的一部綜合
性環境法———《環境管理法》，對各項法律
制度在基本法的層次上進行了協調統一。
4.環境經濟政策實現一體化，包括縱
向一體化與橫向一體化。縱向一體化是指
政策的連貫性與穩定性。橫向一體化是指
不同部門環境政策的協調性與一致性。由
於環境問題的解決是一個長期而漸進的過
程,需要多部門的參與合作,因此只有實現
環境政策一體化才能使各部門的工作圍繞
一個明確而穩定的政策核心。如荷蘭一貫
堅持環境經濟政策的連貫與穩定，並規定
實現各部門環境政策的協調是荷蘭住房、
空間規劃與環境部的重要職責。
5.環境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鼓勵公眾
參與，注重公眾環境保護意識的培養，提高
公眾執行環境經濟政策實施的自覺性。西
方各國普遍認為，僅憑政府自身是不能解
決環境問題的,只有實現政府當局與各級
部門、社會團體和民眾的攜手合作,才是實
現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途徑。如荷蘭環境政
策中目標群體的廣泛性與環境組織機構的
廣泛性使政策的推行有社會基礎,環境信
息運動更進一步提高了公眾的環境意識,
使環境價值與標准成為公眾自覺的價值判
斷,從而改善全社會的環境行為。
二、西方發達國家環境經濟政策的啟示
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環境經濟政策的成
功經驗,解決我國目前日益激化的資源與環
境矛盾,筆者認為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1.環境經濟政策的有效實施必須多種環境管理的經濟手段的聯合運用。西方發
達國家實踐經驗表明，只有建立多種環境
經濟政策工具，形成一種合力，才能保證環
境治理目標的實現。而我國目前以已實施
三十多年的排污收費制度的使用最為廣泛
和最具有影響力。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等
政策處於試點階段，環境經濟政策工具單
一，政策體系不完善，環境經濟政策的合力
還未形成。如「與國外相對完善的環境稅收
制度相比,我國缺少針對污染、破壞環境的
行為或產品苛征的專門性稅種,即環境保
護稅。現行的環境保護稅收措施不健全,規
定也比較粗糙,稅制綠色化程度比較低,多
數稅種的稅目、稅率和稅基選擇都沒有直
接考慮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對環境保
護的調節力度不夠」②。即使是排污收費制
度亦存在收費標准過低和只對超標准排放
污染物的企業徵收的問題，沒能建立資源
價格與環境稅費體系，按照「排污費高於治
理成本」的原則徵收排污費。據統計，我國
收取排污費的標准僅為污染治理設施運行
成本的50%左右，某些項目的排污費甚至
不及治理成本的10%。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這種超標排污費低於治理費的環境經濟政
策，必然導致企業選擇「超標排污、超標繳
納排污費」而不積極治理污染，無法實現企
業污染治理的內部化。
2.環境經濟政策的有效實施必須構
建完善環境經濟政策法律保障體系。為了
使環境經濟政策具有合法性和權威性，西
方發達國家普遍構建以環境基本法為基
礎的涉及污染控制和自然資源保護的各
個方面的環境法律保障體系。而我國環境
法律體系也算完備，截至2006年,已頒布
實施的環境保護法9部、資源法15部、行政
法規50件、環境標准800多項、地方性法律
900多件，但問題在於：（1）我國環境法律
的有關規定原則性強，操作性差；（2）門類
較為齊全，但環境基本法還不夠完善；（3）
法律數目較多，但執行力度遠遠不夠，影響
了法律效力；（4）特別是當前西方國家一些
新的環境保護政策思路，在我國的環境法
中還沒有得到充分體現。
3.環境經濟政策的有效實施必須實現
各職能部門的高度參與密切合作和鼓勵公
眾參與。而我國環境經濟政策在實踐中沒
有全面推行和完善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環
境經濟政策涉及到各個部門、各個行業和
各個地區之間的權能和利益調整。當理論
的前瞻性與分割管理體制下的利益格局發
生沖突時,環境經濟政策就難免「知易行
難」③。同時，雖然我國公眾的環保意識較以
前有一定的提高，但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
我國公眾參與在觀念上、機制上、深度和廣
度上都還存在一定差距，如公眾參意識和
信心不強、機制不健全、參與度較低。這都
影響環境經濟政策實施效果。
三、完善我國環境經濟政策的幾點建議
1.盡快完善環境經濟政策法律保障體
系。當前的重點是：（1）在《環境保護法》中
增加生態保護、資源循環利用和高效利用
的內容，完善法律制度和規定，協調各單項
環境和資源法律，使其真正成為一部綜合
性的環境基本法。（2）抓緊制定《環境影響
評價法》和《清潔生產促進法》，對一些關乎
全局的政策、規劃和計劃要實行環境影響
評價，真正從源頭遏制對環境的破壞。（3）
要盡快在我國環境法中體現循環經濟的思
想，把資源的高效利用和污染控制有機結
合起來，以促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
（4）尤其要確立最嚴厲的環境保護制度，包
括嚴格的法律制度、環境標准、訓練有素的
執法隊伍、行之有效的執法手段等,核心要
杜絕一切環境違法行為,要讓任何對環境
造成危害的個人和單位補償環境損失，絕
不允許「少數人發財、人民群眾受害、全社
會買單」的情況出現④。（5）注重解決環境經
濟政策實現一體化問題。令人欣慰的是，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明確要組建環境保
護部，以加大環境經濟政策規劃和重大問
題的統籌協調力度。
2.加強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盡快建
立和完善我國環境經濟政策工具體系。在
制定相關的政策時要從政府的宏觀調控職
能轉換及與其他有關政策相協調等角度考
慮，在經濟結構調整、能源發展戰略、財稅
金融、農業和交通等政策中引入有利於環
境的經濟激勵手段，改變目前以排污收費
制度為主的單一手段。但由於我國正處於
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過渡的時期,實際經濟情況與美國發達市
場經濟國家相比有許多特殊性,不可能一
蹴而就地建立完善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
而「我國嚴峻的環境形勢不允許我們在萬
事具備下再去實施那些理想的環境經濟政
策，只能邊研究、邊試點、邊算賬、邊總結，
聯合各方力量，全面推動建立有中國特色
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框架」⑤。
3.鼓勵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只有社
會公眾的廣泛參與,才能形成全社會保護
環境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減少環境經
濟政策的有效實施的阻力。為此，一要加強
全民生態科學知識的教育和普及,以戰略
性視角構建全社會生態人格教育體系,提
高全民生態意識水平。除利用大眾傳媒和
網路廣泛宣傳及通過每年的世界氣象日、
世界環境日、地球日等紀念活動日對公眾
進行宣傳和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要將生態
教育納入到教育系統,培養生態教育人才。
二要在制度上建立健全政務信息公開制度
與聽證制度。進一步加強政務公開,健全完
善聽證制度,使有關生態及環保項目在實施
前舉行聽證會制度化和程序化。尤其要進
一步擴大環境信息的「公開性」和「透明
性」,擴大公眾的知情權,把環境質量狀況、
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污染事故及處置、
環境決策的信息全面公開化,並建立和完
善生態道德教育的評估、獎懲和獎勵等方
面的機制,把環境保護作為各種評估、考
核和獎懲的重要依據。同時，注重政府、企
業、公眾加強溝通,變單向的政府監督管
理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自覺行動,形成
長效的良性互動機制。只有這樣才能為公
眾有效參與提供基本條件和前提，在最大
限度上激起公眾對於生態文明現狀的關
注熱情和支持態度。
4.轉變傳統的「兩高一低」的粗放式
經濟增長方式，大力推進循環經濟建設，
把環境治理與污染控制與我國當前「節能
減排」的約束性指標相結合，以利環境經
濟政策發揮更大作用。

Ⅷ 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相關理論有哪些

經濟學類的碩士專業分為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兩個一級學科。其中，理論經濟學包回括政治經答濟學，經濟思想史，經濟史，西方經濟學，世界經濟，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6個二級學科，有部分學校還新增了網路經濟學、企業經濟學、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等新型專業。應用經濟學包括國民經濟學、區域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產業經濟學、國際貿易學、勞動經濟學、統計學、數量經濟學、國防經濟10個二級學科。

Ⅸ 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產生對經濟科學有什麼影響

經濟科學增加了一門全新的學科，
經濟科學更加合理，
使人們認識到資源與環境對經濟的重要性。